2011年1月24日
北京觀察
陳困困
天安門廣場上的孔子像
孔子回來了，低調又高調。
1月11日，一個高9.5米的孔子青銅雕像被安置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側，歷史博物館北門口，面對着繁華的東長安街，斜望金水橋後的毛主席畫像。北京的媒體說：「天安門地區又添文化新地標！」
不得不說，孔子是個很厲害的老人家。50多年前，全國人民喊着口號把他驅趕出中國人的文化視野；50多年後他「雙手合十，身佩寶劍」成為在孫中山和毛澤東之後，常駐天安門廣場的「第三人」。
高調釋放出某種信號
該怎麼理解孔子的「回歸」？ 一夜之間他就那樣低調地立在了天安門廣場旁，像其他眾多的決定一樣，沒有任何說明；然而雖然他只是默默地站在那裏，卻明明又高調地釋放出某種信號，某種決策的方向。我認識的一位原美國記者在給我們總結他從七十年代開始報道中國的經驗時說：「中國人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能僅僅從表面上理解，你要學會從官方的報道裏看出細微的變化，進行合理的揣測。」
什麼才是「合理揣測」？這是中國在經濟崛起之後，為文化軟實力崛起所釋放的信號嗎？還是政府終於覺察到中國人的思想危機，以及傳統文化的巨大力量，從而開始積極地尋求認同感？或是意識形態與傳統文化終於達成一致的開始？又或者所有的這些解釋都只是過度的闡釋，它只不過是領導們眾多一拍腦門突發奇想的決定之一？這一切可以有很多理解，而且似乎每一種理解都不無道理。
鳳凰網和中國零點調查機構在2010年底共同策劃了一個叫做「中國信仰調查」的調查問卷，在開篇的導語中問道：「今天，中國人該信仰什麼？」袁嶽，零點研究諮詢集團董事長，之後在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中談到調查的結果時說，參與調查的人中，最多人選擇「信命」。命，這個飄忽不定的名詞，在中國經濟真正開始實現「趕美超英」的時候，突然成了最多人信仰。
回望過去的2010年，從富士康的「13跳」到李一鬧劇到「李剛是我爸」，代表着迷失的農二代，信仰缺失的富人階級，以及官員權力的極端外露，每一件事都在衝擊着人們脆弱的神經。這一年中國正處於一個快速轉型期，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快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仍處在討論期。
在這個社會的轉型期，人們承受着種種不適應甚至痛苦，它瓦解了人們原有各種價值觀、倫理觀與社會觀的同時，並沒有及時整合出新的價值觀與道德底線。於是一種新的生存法則生成了—它看起來自由放縱雜亂無序，其實卻控制嚴格等級明確，人們在其中已經分不清楚自己是受益者、參與者還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於是人們選擇「信命」是不是等於「認命」？
迫切需要新體系教化國人
這也許也是國家選擇讓孔子思想復興的原因：當今中國社會有愈來愈多的問題需要得到解答，人們呼喚社會責任感的同時，也日益感覺到某種道德的空白。中國也許也已經意識到某種社會價值體系的缺失，因此迫切需要一種新的體系，能夠將迅速致富的中國人教化得更為馴順得體，而不是個個性格暴戾心理失衡。
孔子在中國的復興，除歷史因素，也有其現實脈絡。戰國時期，法家獨大，儒家思想並沒有得到特別的重視。直到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才蓬勃發展。只因為儒家思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的思想，實在很合適教化天下。這一次外媒更分析官方願意重拾孔子思想的主因在於，孔子強調「和諧」。
一個國家應該有得到大家認可的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但卻絕對不能要求國人都要有共同的「信仰」。有些信仰固然更接近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但為了政治目的而去號召大家擁有某種信仰，拿來要求國人與國家，當作政治宣傳，那就很可怕了。
孔子回歸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為焦躁的北京城帶來精神上的清涼。但對於當下而言，也許正如盲人歌手周雲蓬所說，我們缺少的不是信仰，而是底線，底線比信仰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