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9日
練乙錚
大家力竭聲嘶的時候,當權派做過些什麼?
筆者昨文分析北京法院給趙連海案的判決書,指中共法院並非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偏偏是「患無詞」。年來大陸發生悲劇無數,舉其大者,一為三聚氰胺毒奶延禍,超過五萬名娃娃結了腎石、至少六名死亡,一為上訪女被北京截訪頭頭禁閉後拿槍當眾強姦;趙氏為此二事受害者奔走,卻遭北京當局視為有損政權穩定,非法禁閉七個月之後判以重刑。法院閉門審訊,判趙有罪,罪證竟是如用A4紙寫標語、喊口號等三十九條雞毛蒜皮般的「犯罪行為」,此乃一種「無詞」;判決書控趙「利用社會熱點問題……起哄鬧事,嚴重擾亂地區社會秩序」,卻隻字不提上述悲劇兇案背景,以免民情強烈反彈,此是另一種「無詞」。
不敢議論顛覆罪
不過,北京如此患無詞,似乎正好給香港的一些打算玩真假選舉遊戲的當權派一個機會,向港人顯示他們並非事事聽命中央,特別在大陸法治問題上有獨立看法。因此,一些當權派,包括葉國謙、田北辰、梁振英等,都曾以不同程度在公開場合言及北京的不是,有的還說要上書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減刑。筆者多年來對當權派人士哪怕是一丁點的開明進步,都充分贊許,這次按理不例外,但有幾個問題,提出來讓大家想想,特別讓上述三位當權派人物反省。
一、趙連海因維權投獄,但他不是第一個;十年來,便是廣為人知的,也起碼十個八個,事實上遠不止此數。民主派千方百計希望北京對維權人士手下留情,當權派不是在立法會封殺,便是明裏暗裏攻擊民主派反華反共,一面不停對國內法治唱讚歌,詞窮理屈了,便罵西方不過如是;民主派批評習近平要香港搞三權合作,當權派為他打圓場,有的更墮落到為他的言論找理論根據,曲說成直。近年,北京經濟上強大了,政治打壓變本加厲(這是中共本性,師承蘇共斯大林);國際上打高行健、打劉曉波、打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乃至打任何敢支持他們的外國政府,而本地當權派愛國派一字不易,照搬北京說法。今天輪到趙連海,北京關門打狗,更加肆無忌憚,做法簡直失了人性;港人對毒奶事件記憶猶新,對中共如此殘酷對待趙,無不反感,上述三人於此時變調。試問,這麼多年來,當大家力竭聲嘶支援維權人士的時候,這三人做過些什麼?
二、維權人士一般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97年前叫反革命,是大陸上最重的罪,03年的楊子立、06年的高智晟、08年的胡佳、去年的劉曉波、今年的譚作人,都是以此罪繫獄(中文維基網列出99年中至今共三十六人,並不完全,起碼漏了楊子立;楊01年被捕,03年審,判八年,去年刑滿)。趙連海的罪名不同,是「尋釁滋事」,表面上輕得多。與黨國議論顛覆罪,當權派不敢,但與北京一個區的法院爭一下「流氓案子」是否判重了,政治風險顯然不高。是否因為這點分別,三位當權派便夠膽向北京當局發發聲,以便在港人面前表表態?興許有的還事先跟西環打了招呼?
三、為什麼這次發聲的當權派,主要都是一些行將選舉,或是要洗底,或是要避免因政治面貌與北京太相似、利益太相近而有失票甚或落選之虞的那些人,而不是無選舉之憂的高官巨賈?
不敢向黨說句不
這三個問題都源於客觀事實,答案卻只能主觀;筆者不善臆測,疑問到此為止,讀者自己尋解可也,繼續想指出的,是上述三位當權派發聲的不同處。
先談葉國謙和田北辰。據上周六新聞報道,葉國謙日前去信內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表示關注趙連海案,「希望上訴能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對待」。就一個香港左派而言,面對北京法院一宗政治性案件,膽敢含蓄指出一審結果不盡公平公正,已屬難得,筆者讚許之餘,只想指出一點:王勝俊就是去年提出「築牢抵禦西方三權分立思想的防線」的那幾個大陸高官之一,筆者介紹過他;此人黨工出身,完全不是法律人,他的立場,一句話,就是法律必須時時處處服務政治和輿論導向(見王於去年1月14日在全國法院思想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與這樣的一個人談趙案司法公正,無異癡人說夢。再就是,共產黨素來認為黨大於法,面對政治案件,最高法院院長最終無權,葉國謙不是避重就輕,便是國情教育大處不足,「吠錯了樹」。
田北辰則謂於本周一去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對趙從輕發落。田的態度,比葉還要弱,他避開法院判決失當不談,只冀求皇恩浩蕩,讓趙連海減刑;不過,肯寫信比起不寫信,還是有差別;當今之世,有投資大陸或想投資大陸者,有哪個敢向北京說半個不?當權派商人當中,田在此事上算是還可以(但比起人大劉夢熊登報要求駁回原判、無罪釋放趙連海,便差太遠)。
不敢利用趙冤案
最後談梁振英。讀者也許記得,年前他為爭辯自己是否地下黨員一事,挾強大班底之助,向筆者發動筆戰,最後知難而退,自動休兵,筆者於是向他進了一言:要想洗脫自己身上的紅顏色,不妨試試在北京認為重大的一兩件事上按自己的信念與北京劃清局部界線。
筆者的意思是說:若連那麼一兩件事也找不到,你就可說和董建華一樣,死心塌地是中共的人了,香港人不會喜歡你,你辦事,大家不放心;你若找得到那麼一兩件事,卻不敢明說,那你就是一個出賣自己靈魂的小人,不配談領導。趙連海事件其實是梁振英政治大洗底的一個好機會,可惜,他縱想,也無法利用,因為「跟黨走」的基本立場太堅定,在此事上轉不了彎,不僅完全沒有像葉與田那樣主動向北京表態言不是,對趙案的講法也差勁得多,甚或可理解為與前兩者背馳。
大家仔細看看他講了什麼。當中大學生問及此事時,他首先說:「中國人常說,情、理、法,無論這把尺怎樣放,也不應該忽視法律外的天理、道理、人情」。最善意解讀,此話隱晦表示北京法院判決合法,只欠一點情理;其實,面對尖銳問題,此話更可能是一句用作遁詞、不着邊際的恒真話(如阿媽係女人)。跟着,他又說:「如子女的健康、權益、福利受侵犯的時候,任何父母都可能反對;在某些情況下,家長更可能作出一些過激的行為。」這句則顯然不是遁詞了,而是暗指趙連海犯法,明為北京法院的裁決辯護。為虎作倀是謂「忠」,公開不好說,到底流露了。如斯人,或者反而當得上特首。那真是太有中國特色。 二之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Friday, November 19, 2010
從趙案判決書談到梁振英 - 練乙錚
2010年11月18日
練乙錚
從趙案判決書談到梁振英
大陸專制派得勢,溫和派孤掌難鳴,京奧閉幕以來,言論空間收窄,社會上更出現一系列政治冤案,儼然一場小文革,最新受害人是北京三聚氰胺毒奶受害兒的父親、代表萬千家庭討公道的趙連海。趙的罪名是「尋釁滋事罪」,也就是說,在黨的眼中,在大陸的法律底下,在處於中國五千年文明前沿的首善之都,趙被定性為流氓。
本地左派「頂唔順」
此事在香港引起強烈反響,民心對北京的做法背向,突顯兩制核心價值分歧,以致多位本地當權派也有些「頂唔順」,如葉國謙、田北辰、梁振英等都先後開腔,有些表示未能理解當局的判決,有些更不同程度反對北京法院如此打壓趙連海,港人因此上了一堂生動的國情教育課。然而,要深化對中共法治的認識、瞭解本地當權派的中國心,最好對事件看透一些;為此,筆者從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給趙連海的刑事判決書中的獨特處談起。
大家先勿以為法官寫的東西乾巴巴,可觀之處其實多着。在普通法國家,尤其是最高法院判決重大案件之後,法官寫出的司法意見書(judicial opinion)都是力作,寫得好,意見成為法律,判決成為先例,留名後世,法學院用作教材,文筆也好的,文學院教授更給學生當範文。以美國常見的司法意見書為例,其中的「相關事實」(The Facts of the Case)和「相關法律」(The Law of the Case)這兩部分怎麼寫,前者考驗法官對案件的理解,後者讓他表演進行法律思維的能力和藝術;寫出判決(Disposition)之後,還得詳列反對意見(Dissenting Opinions),以示公允。這些司法意見書由一人全權負責撰寫,而且是署名的,有哪個法官敢怠慢?故讀者讀後,就算不再旁徵博引,對整個案件包括重要明細,庶幾可了然於胸。
筆者喜歡讀司法意見書,源於當年博士論文寫反壟斷法的經濟分析,這種閱讀已形成習慣,凡有大案判決要深入關注,首看法官寫了什麼,再看其他。至於大陸法國家,法官寫出的司法意見一般比較簡短,德國是例外,其他如法國的,便無甚精彩,多是依書(法典)直說;這個分別,與兩套法律傳統精神不同有關,這裏不詳說。
精心編撰判決書
中國大陸行使大陸法,除了法院判詞短,還高度規範化,現時讀到的刑事判決書,全部嚴格按照99年頒發的《法制刑事訴訟文書樣式》寫成,而且是審判長、審判員集體寫作,寫好後還要遞上級批准、修改,才可公報;重要或敏感的材料及意見,只可寫在「評議筆錄」裏,是為「內卷」,公眾看不到。(深圳Liu & Wang 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劉南平着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司法解釋在中國》一書,對此有詳細論述。劉是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其書由Sweet & Maxwell Asia 於1997年出版,筆者看的是網上英文本,書名略有不同。)大陸法院的判決書,可觀之處往往在於其政治性,重點有時不在於說了什麼,而在於不說什麼。
趙連海案判決書中,列出檢控當局提出趙的具體罪狀有二,其一是「利用社會熱點問題,煽動糾集多人在……等地公共場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鬧事,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其二是「利用社會熱點問題,以報案為名,煽動糾集多人在……聚集起哄鬧事,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不過,檢控當局和法院的判詞沒有說是什麼社會熱點問題給趙連海利用了。
關於第一罪狀,判決書由頭到尾根本不提「三聚氰胺」或「毒奶事件」;一個「毒」字,不僅檢控當局完全不用,連法院也只在羅列「經審理查明」的趙的罪證時用了一次:「證人李祿全證實3月4日中午,三鹿集團門口來了一戴眼鏡的男子說:『三元投毒』、『三鹿也投毒』。一女子說:『還我孩子』。這幾個人始終舉着標語(A4紙)。」多年之後,學者翻查這份法律檔,只能零碎猜測趙的「犯罪背景」。法院為奶品公司諱,竟無異中宣部於年前替黨的喉舌制訂有毒食物事件曝光之後的新聞定調大原則:不能讓一篇報道毀了一個行業一個品牌。中國大陸出現了「黨、法、金」鐵三角。
至於第二罪狀,判決書更由頭到尾不提趙連海替之打抱不平的被姦女子的名字以及那駭人聽聞事件的政治背景。為免受害女子再受傷害,名字不提,只說「李某某」,無可厚非;但那是一宗大案,是上訪女到了北京,在中南海官老爺們眼皮底下,被截訪公司截獲禁閉、失去人身自由,再被截訪頭頭用手槍指着、在大廳裏眾目睽睽之下強姦。案發後,全國震驚(筆者當時在香港,也為此案寫了文章,後來更因此與一位愛國老朋友鬧僵了)。判決書起碼應該一提是哪一宗強姦案、說半句案情梗概罷?但一個字沒有。原因很明顯:提了,國人會更加同情趙連海。
欲加之罪患無詞
當然,大陸法院不是不懂得如何抹黑的。判決書對上述要害避重就輕,卻不斷提另外毫無關聯的一點,明顯有所指:「外國記者」、「外國媒體」 、「台灣記者」、「香港傳媒」、「BBC」、「外國人圍觀」等這幾個詞,筆者作了小統計,在趙的三十九大罪證裏,反復出現二十六次。趙的行為正義,抵不上黨在外人面前丟的臉。
那麼,所謂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指什麼?判決書提到最嚴重的兩點:「證人楊建民聽門衞說,那些人把門推變了形,門口的兩塊塑膠條也給弄壞了」;「證人李鳳閣證實,情況僵持了2個多小時,伸縮自動門被推脫軌,關不嚴了,不能正常出入」。那麼,「起哄鬧事」,又是什麼回事呢?判決書提到多起例子,人數最多的是第二罪狀第四點罪證說的「約有20多人」,以及第十點的「圍觀群眾有十四五個」。
這和剛剛發生在大陸最先進城市的一宗「亂事」比,很有意思。上周三,土地被強徵、因而上訪的六十六歲老人張妹花,遭截訪員在上海活活打死,上海員警視而不見,引發一萬多人抗議。算一下,上訪申冤搞出萬人抗議,死有餘辜,員警不理;引二十人圍觀,判兩年半,便算公允。這便是大陸的法治邏輯罷?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偏偏,中共這一回的確是「患無詞」。
二之一.明天待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從趙案判決書談到梁振英
大陸專制派得勢,溫和派孤掌難鳴,京奧閉幕以來,言論空間收窄,社會上更出現一系列政治冤案,儼然一場小文革,最新受害人是北京三聚氰胺毒奶受害兒的父親、代表萬千家庭討公道的趙連海。趙的罪名是「尋釁滋事罪」,也就是說,在黨的眼中,在大陸的法律底下,在處於中國五千年文明前沿的首善之都,趙被定性為流氓。
本地左派「頂唔順」
此事在香港引起強烈反響,民心對北京的做法背向,突顯兩制核心價值分歧,以致多位本地當權派也有些「頂唔順」,如葉國謙、田北辰、梁振英等都先後開腔,有些表示未能理解當局的判決,有些更不同程度反對北京法院如此打壓趙連海,港人因此上了一堂生動的國情教育課。然而,要深化對中共法治的認識、瞭解本地當權派的中國心,最好對事件看透一些;為此,筆者從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給趙連海的刑事判決書中的獨特處談起。
大家先勿以為法官寫的東西乾巴巴,可觀之處其實多着。在普通法國家,尤其是最高法院判決重大案件之後,法官寫出的司法意見書(judicial opinion)都是力作,寫得好,意見成為法律,判決成為先例,留名後世,法學院用作教材,文筆也好的,文學院教授更給學生當範文。以美國常見的司法意見書為例,其中的「相關事實」(The Facts of the Case)和「相關法律」(The Law of the Case)這兩部分怎麼寫,前者考驗法官對案件的理解,後者讓他表演進行法律思維的能力和藝術;寫出判決(Disposition)之後,還得詳列反對意見(Dissenting Opinions),以示公允。這些司法意見書由一人全權負責撰寫,而且是署名的,有哪個法官敢怠慢?故讀者讀後,就算不再旁徵博引,對整個案件包括重要明細,庶幾可了然於胸。
筆者喜歡讀司法意見書,源於當年博士論文寫反壟斷法的經濟分析,這種閱讀已形成習慣,凡有大案判決要深入關注,首看法官寫了什麼,再看其他。至於大陸法國家,法官寫出的司法意見一般比較簡短,德國是例外,其他如法國的,便無甚精彩,多是依書(法典)直說;這個分別,與兩套法律傳統精神不同有關,這裏不詳說。
精心編撰判決書
中國大陸行使大陸法,除了法院判詞短,還高度規範化,現時讀到的刑事判決書,全部嚴格按照99年頒發的《法制刑事訴訟文書樣式》寫成,而且是審判長、審判員集體寫作,寫好後還要遞上級批准、修改,才可公報;重要或敏感的材料及意見,只可寫在「評議筆錄」裏,是為「內卷」,公眾看不到。(深圳Liu & Wang 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劉南平着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司法解釋在中國》一書,對此有詳細論述。劉是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其書由Sweet & Maxwell Asia 於1997年出版,筆者看的是網上英文本,書名略有不同。)大陸法院的判決書,可觀之處往往在於其政治性,重點有時不在於說了什麼,而在於不說什麼。
趙連海案判決書中,列出檢控當局提出趙的具體罪狀有二,其一是「利用社會熱點問題,煽動糾集多人在……等地公共場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鬧事,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其二是「利用社會熱點問題,以報案為名,煽動糾集多人在……聚集起哄鬧事,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不過,檢控當局和法院的判詞沒有說是什麼社會熱點問題給趙連海利用了。
關於第一罪狀,判決書由頭到尾根本不提「三聚氰胺」或「毒奶事件」;一個「毒」字,不僅檢控當局完全不用,連法院也只在羅列「經審理查明」的趙的罪證時用了一次:「證人李祿全證實3月4日中午,三鹿集團門口來了一戴眼鏡的男子說:『三元投毒』、『三鹿也投毒』。一女子說:『還我孩子』。這幾個人始終舉着標語(A4紙)。」多年之後,學者翻查這份法律檔,只能零碎猜測趙的「犯罪背景」。法院為奶品公司諱,竟無異中宣部於年前替黨的喉舌制訂有毒食物事件曝光之後的新聞定調大原則:不能讓一篇報道毀了一個行業一個品牌。中國大陸出現了「黨、法、金」鐵三角。
至於第二罪狀,判決書更由頭到尾不提趙連海替之打抱不平的被姦女子的名字以及那駭人聽聞事件的政治背景。為免受害女子再受傷害,名字不提,只說「李某某」,無可厚非;但那是一宗大案,是上訪女到了北京,在中南海官老爺們眼皮底下,被截訪公司截獲禁閉、失去人身自由,再被截訪頭頭用手槍指着、在大廳裏眾目睽睽之下強姦。案發後,全國震驚(筆者當時在香港,也為此案寫了文章,後來更因此與一位愛國老朋友鬧僵了)。判決書起碼應該一提是哪一宗強姦案、說半句案情梗概罷?但一個字沒有。原因很明顯:提了,國人會更加同情趙連海。
欲加之罪患無詞
當然,大陸法院不是不懂得如何抹黑的。判決書對上述要害避重就輕,卻不斷提另外毫無關聯的一點,明顯有所指:「外國記者」、「外國媒體」 、「台灣記者」、「香港傳媒」、「BBC」、「外國人圍觀」等這幾個詞,筆者作了小統計,在趙的三十九大罪證裏,反復出現二十六次。趙的行為正義,抵不上黨在外人面前丟的臉。
那麼,所謂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指什麼?判決書提到最嚴重的兩點:「證人楊建民聽門衞說,那些人把門推變了形,門口的兩塊塑膠條也給弄壞了」;「證人李鳳閣證實,情況僵持了2個多小時,伸縮自動門被推脫軌,關不嚴了,不能正常出入」。那麼,「起哄鬧事」,又是什麼回事呢?判決書提到多起例子,人數最多的是第二罪狀第四點罪證說的「約有20多人」,以及第十點的「圍觀群眾有十四五個」。
這和剛剛發生在大陸最先進城市的一宗「亂事」比,很有意思。上周三,土地被強徵、因而上訪的六十六歲老人張妹花,遭截訪員在上海活活打死,上海員警視而不見,引發一萬多人抗議。算一下,上訪申冤搞出萬人抗議,死有餘辜,員警不理;引二十人圍觀,判兩年半,便算公允。這便是大陸的法治邏輯罷?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偏偏,中共這一回的確是「患無詞」。
二之一.明天待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Monday, November 1, 2010
香港應繼續成為新意念的傳播者 - 雷鼎鳴
2010年11月1日
雷鼎鳴
香港應繼續成為新意念的傳播者
我曾在本報介紹過有望得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羅馬(Paul Romer)所倡議的「特設城市」(Charter City)及他與香港的因緣(見2010年7月12日拙作〈特設城市、羅馬與香港〉)。羅馬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是梳理出「意念」(ideas)可以怎樣推動經濟增長。
什麼是羅馬所指的「意念」?用香港人常用的說法,謂之「橋」是也。「橋王」、「絕世好橋」等詞語,香港人耳熟能詳。用羅馬自己所用的例子,近年連鎖店的一次用的咖啡杯,無論大小,所用的杯蓋大小都是劃一的,節省了不少麻煩,這正是一簡單的有價值的「意念」。當然「意念」有重要與不重要,簡單與複雜,但卻不脫離港人所稱之「橋」的範圍。
「意念」最重要的特性,便是它可被不同的人多次的抄襲重複使用而不必然損害其可用性,正是「橋不怕舊,最緊要受」(當然我們更樂意見到原創性的新「意念」)。這種可複製的特性,與一般資源不同,例如海洋中的魚類便沒此特性,太多的漁民互相仿效,加倍捕魚,很快便會使漁獲大幅減少,難以為繼。
在中國留學史上的足迹
要使有用的「意念」不斷出現,需要好幾個條件。第一是資訊自由流通,人民可隨便掌握到別人的「意念」;第二是教育普及,吸收別人「意念」或自創「意念」的能力較強;第三是社會規模較大,人口眾多,積累起來可供眾人靈活使用的「意念」的總量亦較大;第四是思想要開放,肯吸納新的「意念」。
香港本是彈丸之地,既無天然資源供其揮霍,其成就與扮演的角色往往都是靠傳播新的「意念」支撐着。而所謂新「意念」,簡單化地說,便是有意或無意地向中國傳播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與經濟、政治與科學有關「意念」,亦即「西化」思想。這些例子數不勝數,孫中山在港讀書與搞革命,八十年代開始港商把現代管理方法帶到內地等等,都為人所熟知。但歷史往往有其幽微之處,香港對中國現代化的重要貢獻,尚有一條少為人知的線索,便是港人在中國留學及教育史上所扮演過的角色。
2003年底,《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錢鋼與胡勁草出版了一本優秀的著作《大清留美幼童記》。同期,香港歷史博物館搞了個名曰「學海無涯」的「近代中國留學生展」,並把展品結集成同名的書出版。內地中央電視台也派員到美國追尋歷史,把十九世紀中國留美學生的故事重現於眼前。
我對他們所描繪的歷史感到震撼,對港人所起過的作用尤感好奇,所以也用過一些時間把線索追蹤下去。
容閎鼓吹清廷遣童留美
首先是容閎。這位1854年在耶魯大學畢業、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完成美國高等教育的留學生,其實也曾與港結緣。容閎廣東香山人,1828年生,1842年隨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從澳門搬至香港摩利臣山的馬禮信紀念學校就讀。1846年布朗身體不適決定回美,容閎被選拔隨同赴美,1847年進麻省的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其後入耶魯。我小學在東華三院第三小學、中學在華仁書院,校園都在摩利臣山腳下,知道容閎是隔代近鄰,倒也十分高興。
容閎回國後,深知西學對中國發展的重要,大力鼓吹清廷派遣學生到美國留學,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說服李鴻章玉成其事,從1872至1875年分四批共派出一百二十名十至十五歲的幼童到美國學習。這批幼童個個相貌堂堂,聰明溫雅,其中七成人都來自香港或附近使用粵語的珠三角,這與負責挑選的容閎本人的背景或許有關。據錢鋼、胡勁草一書所言,當年願意派子弟出國的家庭極少。香港附近地區受港影響,較為開放,容閎才在此較為成功說服幼童的家人。
幼童抵美後事宜由位處康湼廸格州首府哈德福(Hartford)的中國幼童「出洋肄業局」副總監容閎策劃。他們大多住入美國家庭,而當年哈德福市有兩位著名作家對幼童關懷無微不至,他們是大文豪馬克吐溫(Mark Twain)與著有《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斯陀去世後葬於位處麻省安多福(Andover)的菲利蒲斯高中(Phillips Academy)校園內,我多次到她墓前憑弔,以感她無私栽培中國人才之恩。
據安多福的校史記載,從1878至1879年,這批幼童中便有十一人進入此校就讀,其中便包含了後來香港的名人周壽臣(出生地為香港仔,香港第一位華人行政局議員,香港大學創辦人之一,壽臣山道以他為名)及梁誠(曾任中國駐美大使,其子梁世華是金文泰中學1946-57年的校長,而金文泰又出過曾蔭培及李明逵兩位警務處處長,以及議員梁國雄等多位知名人士)。
現代信念影響中國近代史
1881 年,清政府聽信讒言,要把所有幼童召回中國。除了「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等少數人不肯從命之外,未有完成學業的學生都要回國。雖則如此,他們都成為替中國帶入現代意念的信差,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深遠。他們當中有民國的第一個總理唐紹儀(曾就讀皇仁書院),天津大學、山東大學、清華大學前身的校長,中國電報業由這批幼童建立起來,甲午戰爭中的將領中也有他們的身影。
幼童中與香港關係密切而其巨大影響少為人知的是外交家梁誠。我初見他大名而不知其何許人也,是在閱讀安多福校內資料時,當時他用梁丕旭(Pi Yuk Liang)的原名,後來則用梁誠爵士(Sir Chen Tung Liang Cheng)。1903年他被清政府派到華盛頓當駐美公使,主要任務是討回義和團後中國多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
朱祖凱2002年在《美國研究》發表的「中國學生留美一百五十年」所載,《紐約時報》在1907年6月23日訪問過梁誠,在梁初上任後,他千方百計向美國爭取收回多付出的款項,但並不成功。有一次機會,他見到羅斯福總統,談話中說及在1881年一場安多福與其姊妹學校埃克塞特學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的世紀棒球大賽,當時決定勝局的是校內棒球明星梁誠(他也是把棒球帶進中國之人)的一次三壘打,羅斯福剛好是這場賽事的座上客,對此印象深刻。經此一談,二人關係「增強和接近了十倍」,以後的談判便一帆風順,美國退回了1078萬5286元1角2分。
這筆「庚子還款」一分為二,一半用作創立清華大學,一半用作支持中國學生留學美國。前者對中國的重要性不用多說,後者培育出的人才不勝計算,胡適、趙元任、竺可禎、梅貽琦、楊振寧及我的老師之一何炳棣等等名重學林的人物都是靠「庚子還款」留學的,他們對中國近代吸收西方思想的貢獻也是毋庸爭議的。若果沒有梁誠年幼時即能融入美國社會學懂棒球,並深知可以此打動愛好運動的美國人羅斯福總統,今天大概不會有清華大學及一大批近代知識界名人。安多福近年對發展內地的關係頗有興趣,年前其校方到訪清華前便問過我這段歷史。其實梁誠本人後來曾安排過四十人到安多福就讀,其校史早有記載,不用問我。
以上這段歷史,只是顯示出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曾不自覺地做過新意念與「西學」的直接間接傳播者,這種角色香港今天仍然應該扮演。香港仍是中國最開放、資訊最流通的地區,能夠幫助吸納新意念的國際網絡及學術界。香港仍較發達,若做得好的話,對中國的貢獻不可限量,香港自身的地位也可得保障。
年輕人缺乏國際視野
不過,並非每一個港人對此有清楚的認識。部分年輕人不明白香港無天然資源不可能獨立生存,對在全球化下香港必須扮演充當中國與世界橋樑的外向型角色,反而變得十分內向,把注意力都放在本地的小事中,缺乏國際視野,或對其不感興趣,這應被視為一種思想及能力上的倒退。什麼時候香港能再利用自己的開放性,在面對全球的競爭中不斷吸納到更多的新意念,再把它們轉化為有用的實踐,香港的經濟便能繼續發展下去,否則香港前途大有值得擔憂之處。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雷鼎鳴
香港應繼續成為新意念的傳播者
我曾在本報介紹過有望得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羅馬(Paul Romer)所倡議的「特設城市」(Charter City)及他與香港的因緣(見2010年7月12日拙作〈特設城市、羅馬與香港〉)。羅馬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是梳理出「意念」(ideas)可以怎樣推動經濟增長。
什麼是羅馬所指的「意念」?用香港人常用的說法,謂之「橋」是也。「橋王」、「絕世好橋」等詞語,香港人耳熟能詳。用羅馬自己所用的例子,近年連鎖店的一次用的咖啡杯,無論大小,所用的杯蓋大小都是劃一的,節省了不少麻煩,這正是一簡單的有價值的「意念」。當然「意念」有重要與不重要,簡單與複雜,但卻不脫離港人所稱之「橋」的範圍。
「意念」最重要的特性,便是它可被不同的人多次的抄襲重複使用而不必然損害其可用性,正是「橋不怕舊,最緊要受」(當然我們更樂意見到原創性的新「意念」)。這種可複製的特性,與一般資源不同,例如海洋中的魚類便沒此特性,太多的漁民互相仿效,加倍捕魚,很快便會使漁獲大幅減少,難以為繼。
在中國留學史上的足迹
要使有用的「意念」不斷出現,需要好幾個條件。第一是資訊自由流通,人民可隨便掌握到別人的「意念」;第二是教育普及,吸收別人「意念」或自創「意念」的能力較強;第三是社會規模較大,人口眾多,積累起來可供眾人靈活使用的「意念」的總量亦較大;第四是思想要開放,肯吸納新的「意念」。
香港本是彈丸之地,既無天然資源供其揮霍,其成就與扮演的角色往往都是靠傳播新的「意念」支撐着。而所謂新「意念」,簡單化地說,便是有意或無意地向中國傳播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與經濟、政治與科學有關「意念」,亦即「西化」思想。這些例子數不勝數,孫中山在港讀書與搞革命,八十年代開始港商把現代管理方法帶到內地等等,都為人所熟知。但歷史往往有其幽微之處,香港對中國現代化的重要貢獻,尚有一條少為人知的線索,便是港人在中國留學及教育史上所扮演過的角色。
2003年底,《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錢鋼與胡勁草出版了一本優秀的著作《大清留美幼童記》。同期,香港歷史博物館搞了個名曰「學海無涯」的「近代中國留學生展」,並把展品結集成同名的書出版。內地中央電視台也派員到美國追尋歷史,把十九世紀中國留美學生的故事重現於眼前。
我對他們所描繪的歷史感到震撼,對港人所起過的作用尤感好奇,所以也用過一些時間把線索追蹤下去。
容閎鼓吹清廷遣童留美
首先是容閎。這位1854年在耶魯大學畢業、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完成美國高等教育的留學生,其實也曾與港結緣。容閎廣東香山人,1828年生,1842年隨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從澳門搬至香港摩利臣山的馬禮信紀念學校就讀。1846年布朗身體不適決定回美,容閎被選拔隨同赴美,1847年進麻省的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其後入耶魯。我小學在東華三院第三小學、中學在華仁書院,校園都在摩利臣山腳下,知道容閎是隔代近鄰,倒也十分高興。
容閎回國後,深知西學對中國發展的重要,大力鼓吹清廷派遣學生到美國留學,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說服李鴻章玉成其事,從1872至1875年分四批共派出一百二十名十至十五歲的幼童到美國學習。這批幼童個個相貌堂堂,聰明溫雅,其中七成人都來自香港或附近使用粵語的珠三角,這與負責挑選的容閎本人的背景或許有關。據錢鋼、胡勁草一書所言,當年願意派子弟出國的家庭極少。香港附近地區受港影響,較為開放,容閎才在此較為成功說服幼童的家人。
幼童抵美後事宜由位處康湼廸格州首府哈德福(Hartford)的中國幼童「出洋肄業局」副總監容閎策劃。他們大多住入美國家庭,而當年哈德福市有兩位著名作家對幼童關懷無微不至,他們是大文豪馬克吐溫(Mark Twain)與著有《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斯陀去世後葬於位處麻省安多福(Andover)的菲利蒲斯高中(Phillips Academy)校園內,我多次到她墓前憑弔,以感她無私栽培中國人才之恩。
據安多福的校史記載,從1878至1879年,這批幼童中便有十一人進入此校就讀,其中便包含了後來香港的名人周壽臣(出生地為香港仔,香港第一位華人行政局議員,香港大學創辦人之一,壽臣山道以他為名)及梁誠(曾任中國駐美大使,其子梁世華是金文泰中學1946-57年的校長,而金文泰又出過曾蔭培及李明逵兩位警務處處長,以及議員梁國雄等多位知名人士)。
現代信念影響中國近代史
1881 年,清政府聽信讒言,要把所有幼童召回中國。除了「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等少數人不肯從命之外,未有完成學業的學生都要回國。雖則如此,他們都成為替中國帶入現代意念的信差,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深遠。他們當中有民國的第一個總理唐紹儀(曾就讀皇仁書院),天津大學、山東大學、清華大學前身的校長,中國電報業由這批幼童建立起來,甲午戰爭中的將領中也有他們的身影。
幼童中與香港關係密切而其巨大影響少為人知的是外交家梁誠。我初見他大名而不知其何許人也,是在閱讀安多福校內資料時,當時他用梁丕旭(Pi Yuk Liang)的原名,後來則用梁誠爵士(Sir Chen Tung Liang Cheng)。1903年他被清政府派到華盛頓當駐美公使,主要任務是討回義和團後中國多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
朱祖凱2002年在《美國研究》發表的「中國學生留美一百五十年」所載,《紐約時報》在1907年6月23日訪問過梁誠,在梁初上任後,他千方百計向美國爭取收回多付出的款項,但並不成功。有一次機會,他見到羅斯福總統,談話中說及在1881年一場安多福與其姊妹學校埃克塞特學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的世紀棒球大賽,當時決定勝局的是校內棒球明星梁誠(他也是把棒球帶進中國之人)的一次三壘打,羅斯福剛好是這場賽事的座上客,對此印象深刻。經此一談,二人關係「增強和接近了十倍」,以後的談判便一帆風順,美國退回了1078萬5286元1角2分。
這筆「庚子還款」一分為二,一半用作創立清華大學,一半用作支持中國學生留學美國。前者對中國的重要性不用多說,後者培育出的人才不勝計算,胡適、趙元任、竺可禎、梅貽琦、楊振寧及我的老師之一何炳棣等等名重學林的人物都是靠「庚子還款」留學的,他們對中國近代吸收西方思想的貢獻也是毋庸爭議的。若果沒有梁誠年幼時即能融入美國社會學懂棒球,並深知可以此打動愛好運動的美國人羅斯福總統,今天大概不會有清華大學及一大批近代知識界名人。安多福近年對發展內地的關係頗有興趣,年前其校方到訪清華前便問過我這段歷史。其實梁誠本人後來曾安排過四十人到安多福就讀,其校史早有記載,不用問我。
以上這段歷史,只是顯示出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曾不自覺地做過新意念與「西學」的直接間接傳播者,這種角色香港今天仍然應該扮演。香港仍是中國最開放、資訊最流通的地區,能夠幫助吸納新意念的國際網絡及學術界。香港仍較發達,若做得好的話,對中國的貢獻不可限量,香港自身的地位也可得保障。
年輕人缺乏國際視野
不過,並非每一個港人對此有清楚的認識。部分年輕人不明白香港無天然資源不可能獨立生存,對在全球化下香港必須扮演充當中國與世界橋樑的外向型角色,反而變得十分內向,把注意力都放在本地的小事中,缺乏國際視野,或對其不感興趣,這應被視為一種思想及能力上的倒退。什麼時候香港能再利用自己的開放性,在面對全球的競爭中不斷吸納到更多的新意念,再把它們轉化為有用的實踐,香港的經濟便能繼續發展下去,否則香港前途大有值得擔憂之處。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Monday, October 11, 2010
為劉曉波傷感 替共產黨難過 - 練乙錚
2010年10月11日
練乙錚
為劉曉波傷感 替共產黨難過
劉曉波先生獲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聽到消息,筆者有點傷感,因為由之想起我的祖國政治之野蠻,至今還處於五六十年前的蘇維埃時代。
1958 年,俄羅斯詩人、文學家巴斯特納克(Boris L. Pasternak, 1890-1960)獲諾貝爾文學獎。巴氏並非政治活躍分子,只不過不喜歡假、大、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委員會把獎頒給他,是表彰他「在現代抒情詩創作及俄羅斯史詩傳統這兩方面的貢獻」。巴氏得獎前,蘇維埃當局已得到風聲,調動一切外交和特務資源企圖阻撓,但是失敗了。委員會的決定宣布後,強大國內政治壓力四方八面襲向巴斯特納克。首先,聯共中央文化委員會派遣御用作家費顛出馬,到巴氏寓所施壓,要求他拒絕接納該獎,但巴氏不為所動,並說明自己已向挪威方面發了電報,表示接受,改口的話,影響不好。(費顛,K. Fedin,59至71年任蘇維埃文聯主席,後任黨辦首席文學期刊《新世界》總編輯,68年下令取締索仁尼津小說《癌病間》(Cancer Ward)的人,就是他。)
諾獎得主 飽遭打壓
文委會碰了釘子,馬上組織力量對巴氏無情攻擊,《真理報》、《文學報》開始打棍子,什麼「叛徒」、「內奸」、「外敵走狗」、「假道學」等(多麼熟悉的!)帽子都往巴氏頭上戴;當局更動員一些五毛到文聯辦公室門外示威,高叫「打倒賣國賊巴斯特納克」等口號,文聯於是順理成章把他開除。兩天之後,諾獎委員會收到巴氏第二封電報,說「因為文學諾獎性質與國情不合,還是不能接受,這是我自願的,請勿介意」。
趕出蘇維埃文聯之後,巴斯特納克的文章和詩作都不能出版,翻譯外國文學的工作也被停止,愛人在自己的工作單位受到殘酷打擊。心情抑鬱,巴氏59年寫下《諾獎》一詩明志:「像困獸一樣,我跑不了/獵人步步緊迫/失去了陽光與自由,親友被隔絕/……/我是賊梟?是殺人犯?/我的控罪是什麼?/我寫的,只不過讓整個世界/看到我的祖國土地之美而哭。……」翌年,他就去世了。他一死,蘇維埃當局就把他的愛人和女兒逮捕收押,後不知所終。大家看看,這個聯共野蠻不野蠻?
巴氏二十二歲出版第一部詩集即成名,52年完成的巨著《齊瓦哥醫生》還未出版即遭禁,後由一位意大利記者帶到國外於57年付梓,並譯成多國文字。他死後二十八年方獲改革派戈爾巴喬夫替他平反,諾獎委員會隨即補頒他生前不能接受的獎,由他兒子代領,那時已是1989年,即中國發生天安門大屠殺那一年。
當然,巴斯特納克還算幸運,一生未曾坐牢。受他的影響,俄國出現異見運動,不少高級知識分子都參與,其中最出名的,大概是著名物理學家沙哈洛夫。沙氏因反對核試、要求人權,75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但他不僅不能出國領獎,其後更被聯共下令逮捕,流放高爾基市(外國人禁地)凡六年。
值得留意的,還有當時蘇聯民眾的態度。原來,不少俄人受幾十年年斯大林和聯共的愛國思想荼毒,黨國不分,對諾貝爾文學及和平獎都抱敵視態度,認為是西方帝國主義拿來打擊俄羅斯的工具,以至後來戈爾巴喬夫得了和平獎的時候,在輿論壓力下也不得不推遲接受。好在,蘇維埃政權不久就垮掉了;一旦人民認清是非曲直,七十年的愛國愛黨洗腦教育便化為烏有。
囂惡嘴臉 挨向挪威
劉曉波先生獲獎之前,中共高調向挪威施壓,威脅該國政府並要求後者干預諾獎委員會,不得把和平獎頒給中國人,尤其不能頒給「罪犯劉曉波」。該獎頒出之後,中共外交部向挪威提抗議不在話下,中宣部更馬上把消息封鎖;筆者到互聯網上百度一下「劉曉波」條,發覺除了此前打他棍子的官方、憤青和五毛帖子之外,近一點的全都被綠壩掉了。中共十七大說過人民要有的知情權,原來並不管用,「維穩」壓倒一切,哪怕已經把「罪犯」關在籠子裏。當然,關一個還不夠,劉曉波的妻子已被四個公安摸上門,命令離開住處,到媒體和親朋難以接觸之地接受軟禁。敢對所有包括美帝在內的外國政府頤指氣使揮灑自如的中共,對付區區一介書生,竟須把專政法寶出盡!大家由此可見,中共這套做法,本是哪一家的招牌伎倆。如此大國崛起,就和當年蘇俄一樣,貌似強大,說穿了,可用四個字形容:「外強中乾」。
近年,中共宣傳機器不斷向人民灌輸所謂的「中國特色論」,以此否定諸如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存在和重要性,目的顯然不是追求哲學真理,而是要人民相信另一套特異價值、特異邏輯,以便在它鎮壓異見的時候,所用借口多一些人支持、接受。這種「中國特色」很可笑,與聯共當年做的野蠻一套無異,卻與優質中華文化無關。
中華文化裏頭講的哲學,都以探求「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為目的。先秦諸子辯論哲理,不分齊魯與秦楚,雖然彼此看法不同,但從來沒有哪一家提出只適用於某國某地的人倫價值;相反,所有基本價值都是普世的,不止適用於華夏文化圈,還可推廣到夷狄世界,感化野蠻人。其中,對言論自由的態度,尤其與中共說的「中國特色」不同。
中共標準 不屬中華
觀中國兩千年思想史主流,自孔夫子以降,都是主張讓人民說話的,到了韓愈,更認為「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統一特性,不能壓抑。南宋文天祥殉節之前寫的《正氣歌》傳頌後世,其中列舉中華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都是小人物向大人物敢死直言的例子,和西方文化傳統中說的「speak truth unto power without fear or favour」如出一轍;文天祥更秉承儒家思想,把這些事迹的價值推到極致,認為所蘊涵的,就是所謂「正氣」或「浩然之氣」,其重要性是根本的、跨宇宙的、泛存有的:「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要說中國特色,這便是中國特色。(不幸,這篇古文,不列大陸普及教育國文課程,反而在筆者這一代人受的奴化教育裏曾是必讀。)故筆者有兩點看法:其一,中共沒資格談價值層面的中國特色;中宣部宣揚的「中國特色論」源自哪裏,知識分子知道,有多少斤両,路人皆見,目的是什麼,它自己心知肚明。其二,按《正氣歌》裏頭的標準,劉曉波先生有浩然之氣,直追古賢人;西方人明白這種普世價值,頒獎給他完全有理。
獲獎消息 全國封鎖
可是,劉曉波先生獲獎後,中共外交部大肆抨擊諾獎委員會,指其褻瀆神聖,竟把該獎頒給一個違反中國法律的罪犯。這也是很可笑的,世人聽了,不知是對委員會的決定反感的多,還是對中國法庭把劉曉波定罪並判刑十一年反感的多?隻手可以遮天的制度之下,中國的權利法律,在自己中國人心目中,本來就沒有什麼地位可言,遑論在外國。我看,中共當局與其咒罵諾獎委員會和挪威政府,不如效法聯共當年的做法:另起爐灶設一個「斯大林和平獎」,與諾獎一決雌雄。斯獎於1949年首設,51年頒給中國詩人郭沫若(就是在自己的詩句中高呼「斯大林爺爺」那位!);56年聯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該獎改名「列寧和平獎」,89年又改稱「國際列寧和平獎」,兩年之後,蘇聯完蛋,俄政府遂把該獎取消。中國要搞,名稱大可改作「毛澤東和平獎」、「鄧小平和平獎」、「李鵬和平獎」,後者尤具針對性,比起「斯大林和平獎」之稱,絕不離譜。一搞,便可爭得這方面的「話語權」。中共有的是錢,搞幾個獎項還不容易?
扯遠了一點,話說回頭。其實,不止劉曉波先生獲和平獎的消息被綠壩掉了,上周五《明報》消息更指出,大陸互聯網上所有有關今年任何類別的諾貝爾獎消息,都被封鎖。聽到這個消息,大概連本地的一些愛國派也不禁有點意外、甚或微覺不好意思吧?這種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唯獨中共沒有。為此,筆者常常感到難過;今年則因為「居夷」,更有點難為情了。
練乙錚
為劉曉波傷感 替共產黨難過
劉曉波先生獲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聽到消息,筆者有點傷感,因為由之想起我的祖國政治之野蠻,至今還處於五六十年前的蘇維埃時代。
1958 年,俄羅斯詩人、文學家巴斯特納克(Boris L. Pasternak, 1890-1960)獲諾貝爾文學獎。巴氏並非政治活躍分子,只不過不喜歡假、大、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委員會把獎頒給他,是表彰他「在現代抒情詩創作及俄羅斯史詩傳統這兩方面的貢獻」。巴氏得獎前,蘇維埃當局已得到風聲,調動一切外交和特務資源企圖阻撓,但是失敗了。委員會的決定宣布後,強大國內政治壓力四方八面襲向巴斯特納克。首先,聯共中央文化委員會派遣御用作家費顛出馬,到巴氏寓所施壓,要求他拒絕接納該獎,但巴氏不為所動,並說明自己已向挪威方面發了電報,表示接受,改口的話,影響不好。(費顛,K. Fedin,59至71年任蘇維埃文聯主席,後任黨辦首席文學期刊《新世界》總編輯,68年下令取締索仁尼津小說《癌病間》(Cancer Ward)的人,就是他。)
諾獎得主 飽遭打壓
文委會碰了釘子,馬上組織力量對巴氏無情攻擊,《真理報》、《文學報》開始打棍子,什麼「叛徒」、「內奸」、「外敵走狗」、「假道學」等(多麼熟悉的!)帽子都往巴氏頭上戴;當局更動員一些五毛到文聯辦公室門外示威,高叫「打倒賣國賊巴斯特納克」等口號,文聯於是順理成章把他開除。兩天之後,諾獎委員會收到巴氏第二封電報,說「因為文學諾獎性質與國情不合,還是不能接受,這是我自願的,請勿介意」。
趕出蘇維埃文聯之後,巴斯特納克的文章和詩作都不能出版,翻譯外國文學的工作也被停止,愛人在自己的工作單位受到殘酷打擊。心情抑鬱,巴氏59年寫下《諾獎》一詩明志:「像困獸一樣,我跑不了/獵人步步緊迫/失去了陽光與自由,親友被隔絕/……/我是賊梟?是殺人犯?/我的控罪是什麼?/我寫的,只不過讓整個世界/看到我的祖國土地之美而哭。……」翌年,他就去世了。他一死,蘇維埃當局就把他的愛人和女兒逮捕收押,後不知所終。大家看看,這個聯共野蠻不野蠻?
巴氏二十二歲出版第一部詩集即成名,52年完成的巨著《齊瓦哥醫生》還未出版即遭禁,後由一位意大利記者帶到國外於57年付梓,並譯成多國文字。他死後二十八年方獲改革派戈爾巴喬夫替他平反,諾獎委員會隨即補頒他生前不能接受的獎,由他兒子代領,那時已是1989年,即中國發生天安門大屠殺那一年。
當然,巴斯特納克還算幸運,一生未曾坐牢。受他的影響,俄國出現異見運動,不少高級知識分子都參與,其中最出名的,大概是著名物理學家沙哈洛夫。沙氏因反對核試、要求人權,75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但他不僅不能出國領獎,其後更被聯共下令逮捕,流放高爾基市(外國人禁地)凡六年。
值得留意的,還有當時蘇聯民眾的態度。原來,不少俄人受幾十年年斯大林和聯共的愛國思想荼毒,黨國不分,對諾貝爾文學及和平獎都抱敵視態度,認為是西方帝國主義拿來打擊俄羅斯的工具,以至後來戈爾巴喬夫得了和平獎的時候,在輿論壓力下也不得不推遲接受。好在,蘇維埃政權不久就垮掉了;一旦人民認清是非曲直,七十年的愛國愛黨洗腦教育便化為烏有。
囂惡嘴臉 挨向挪威
劉曉波先生獲獎之前,中共高調向挪威施壓,威脅該國政府並要求後者干預諾獎委員會,不得把和平獎頒給中國人,尤其不能頒給「罪犯劉曉波」。該獎頒出之後,中共外交部向挪威提抗議不在話下,中宣部更馬上把消息封鎖;筆者到互聯網上百度一下「劉曉波」條,發覺除了此前打他棍子的官方、憤青和五毛帖子之外,近一點的全都被綠壩掉了。中共十七大說過人民要有的知情權,原來並不管用,「維穩」壓倒一切,哪怕已經把「罪犯」關在籠子裏。當然,關一個還不夠,劉曉波的妻子已被四個公安摸上門,命令離開住處,到媒體和親朋難以接觸之地接受軟禁。敢對所有包括美帝在內的外國政府頤指氣使揮灑自如的中共,對付區區一介書生,竟須把專政法寶出盡!大家由此可見,中共這套做法,本是哪一家的招牌伎倆。如此大國崛起,就和當年蘇俄一樣,貌似強大,說穿了,可用四個字形容:「外強中乾」。
近年,中共宣傳機器不斷向人民灌輸所謂的「中國特色論」,以此否定諸如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存在和重要性,目的顯然不是追求哲學真理,而是要人民相信另一套特異價值、特異邏輯,以便在它鎮壓異見的時候,所用借口多一些人支持、接受。這種「中國特色」很可笑,與聯共當年做的野蠻一套無異,卻與優質中華文化無關。
中華文化裏頭講的哲學,都以探求「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為目的。先秦諸子辯論哲理,不分齊魯與秦楚,雖然彼此看法不同,但從來沒有哪一家提出只適用於某國某地的人倫價值;相反,所有基本價值都是普世的,不止適用於華夏文化圈,還可推廣到夷狄世界,感化野蠻人。其中,對言論自由的態度,尤其與中共說的「中國特色」不同。
中共標準 不屬中華
觀中國兩千年思想史主流,自孔夫子以降,都是主張讓人民說話的,到了韓愈,更認為「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統一特性,不能壓抑。南宋文天祥殉節之前寫的《正氣歌》傳頌後世,其中列舉中華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都是小人物向大人物敢死直言的例子,和西方文化傳統中說的「speak truth unto power without fear or favour」如出一轍;文天祥更秉承儒家思想,把這些事迹的價值推到極致,認為所蘊涵的,就是所謂「正氣」或「浩然之氣」,其重要性是根本的、跨宇宙的、泛存有的:「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要說中國特色,這便是中國特色。(不幸,這篇古文,不列大陸普及教育國文課程,反而在筆者這一代人受的奴化教育裏曾是必讀。)故筆者有兩點看法:其一,中共沒資格談價值層面的中國特色;中宣部宣揚的「中國特色論」源自哪裏,知識分子知道,有多少斤両,路人皆見,目的是什麼,它自己心知肚明。其二,按《正氣歌》裏頭的標準,劉曉波先生有浩然之氣,直追古賢人;西方人明白這種普世價值,頒獎給他完全有理。
獲獎消息 全國封鎖
可是,劉曉波先生獲獎後,中共外交部大肆抨擊諾獎委員會,指其褻瀆神聖,竟把該獎頒給一個違反中國法律的罪犯。這也是很可笑的,世人聽了,不知是對委員會的決定反感的多,還是對中國法庭把劉曉波定罪並判刑十一年反感的多?隻手可以遮天的制度之下,中國的權利法律,在自己中國人心目中,本來就沒有什麼地位可言,遑論在外國。我看,中共當局與其咒罵諾獎委員會和挪威政府,不如效法聯共當年的做法:另起爐灶設一個「斯大林和平獎」,與諾獎一決雌雄。斯獎於1949年首設,51年頒給中國詩人郭沫若(就是在自己的詩句中高呼「斯大林爺爺」那位!);56年聯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該獎改名「列寧和平獎」,89年又改稱「國際列寧和平獎」,兩年之後,蘇聯完蛋,俄政府遂把該獎取消。中國要搞,名稱大可改作「毛澤東和平獎」、「鄧小平和平獎」、「李鵬和平獎」,後者尤具針對性,比起「斯大林和平獎」之稱,絕不離譜。一搞,便可爭得這方面的「話語權」。中共有的是錢,搞幾個獎項還不容易?
扯遠了一點,話說回頭。其實,不止劉曉波先生獲和平獎的消息被綠壩掉了,上周五《明報》消息更指出,大陸互聯網上所有有關今年任何類別的諾貝爾獎消息,都被封鎖。聽到這個消息,大概連本地的一些愛國派也不禁有點意外、甚或微覺不好意思吧?這種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唯獨中共沒有。為此,筆者常常感到難過;今年則因為「居夷」,更有點難為情了。
Thursday, October 7, 2010
民無盼望 民就放肆 - 周永新
2010年10月7日
厚生經營
周永新
民無盼望 民就放肆
上周提到低層市民的生活二十年來沒有改善,還是餐搵餐食,工作時間愈來愈長,壓在社會的最底層。文章見報後,有意見認為我並不公允——香港社會不是愈來愈進步嗎?經濟雖有波動,但整體發展仍是向前的,為什麼低層市民的生活沒有改善?前一陣子政府進行的「社會流動」研究,結果不是顯示,回歸以來階層流動還是有的嗎?怎麼說低層市民仍壓在最底層?
父母與子女的差異
低層市民的生活有否改善?這要看怎麼分析了。早前這欄也提到政府做「社會流動」研究,量度主要根據父母與成年子女工作的收入及兩代之間的教育水平作比較。以這些的指標來量度,年輕一代總較他們的父母優勝,畢竟現在四五十歲以上做父母的,並沒有得到強迫免費教育的好處,子女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如果比父母差,才真的令人感到意外。
生活有沒有改善?收入多少自然重要,但並非是唯一指標,很多時更無法反映現實。說到這裏,又要提到自己三十年前研究貧窮時的經驗。1980年、那時我在中大社工系任教,社署鑑於不少團體對公援(即今綜援)金額表示不滿,認為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於是委任中大社工系進行研究,看看公援應釐定在哪個水平,從而決定哪些市民須要幫助。研究並沒有提到要訂立貧窮線,但實際效果是這樣。研究最後由我負責執行。
三十年前,市民看貧窮還是「食不飽、着不暖」,那時擔任社會服務司的說過:「街上乞丐不見多了,可見窮人並沒有增加。」進行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怎樣看貧窮?我當時的想法是,香港應超越了「絕對貧窮」的階段,即不應那些捱飢抵餓的才算是窮人;貧窮應是相對性的,是指生活方式上的差異。
期望與現實的距離
我提出相對性貧窮的概念,並沒有得到學術界人士的接受,一些更嗤之以鼻,認為這種非傳統的量度方法,不但難有客觀標準,調查進行也很容易滲入主觀成分。不過,香港經歷六七十年代的發展,一般市民的溫飽已不成問題,如果貧窮仍等於基本的生存條件,研究有什麼意義?最後,我堅持用生活方式的量度方法。
到了今天,我的看法仍是一樣,就是分析「社會流動」,如果方法仍停留在兩代之間的收入和學歷等項目,是不足夠的,也未能反映實際情況。就以上說的,今天四五十歲以上的父母,讀書時仍未有強迫免費教育,子女學歷較他們高是意料中事,但那並不是社會流動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收入和學歷等數據只能量度兩代之間的差異,完全未能反映他們對生活和前景的感受和期望。換言之,市民的生活是否有改善?自己的階層有否改變?這些都不是冷冰冰的數字可以分析的,必須了解市民的感受,以及現實與他們期望的差距。
我說二十年來低層市民的生活沒有改善,就是根據他們的感受和期望來決定的。我沒有做過「跟蹤性」的調查,但我參考了統計處在這些方面所做的研究,也讀了社會服務聯會關於社會發展指數的報告,而中大亞太研究中心對市民的生活和期望也經常進行訪問,以上資料都有參考價值。就是根據以上的調查和研究,以及自己的親身訪問和觀察,我對低層市民的生活作出以下幾方面的分析。
今天與昨天的對比
第一是低層市民對工作的感受和期望。我不敢說,現在低層市民對工作完全沒有期望,但相對二十年前,情況確實使他們覺得做工就只有「捱」的份兒。
二十年前,低層市民還是壓在最底層,但他們知道工作是不難找的(那時失業率常維持在2%的水平),工作也較穩定,並沒有那麼多外判工;工作時間也很長,但多勞多得,有補水、有花紅,絕對不會白做。最重要的是,工作有前途,那時仍可從低做起,三數年不晉升一級,也會有人工加,不會是死路一條(dead end job)。
現在又怎樣?日做夜做,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月薪不到6000元,且還今天不知明天事:外判公司多沒有長期合約,薪水有些是日日清,怎教人對工作有熱誠?投入感更不用說了。最令低層工人失望的,是工作無論做多少年,就如保安和清潔,完全沒有上升機會,只有跳槽每月或可多賺幾百元。
第二是低層市民對子女的期望。二十年前,不要說子女進入大學(那時只有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就是預科或專上學院畢業,前途還是一片光明。我多次提過,入讀社工的學生多來自低層家庭,他們畢業後,不到幾年,連同他們的父母也可晉身中產;就算沒有能力購買私樓,從公屋遷出、申請居屋也可以吧!
今天的情況又如何?低層市民對子女根本沒有期望;「望子成龍」簡直是幻想,只要他們不走入歧途,或沉迷電腦做「隱蔽青年」,他們心願已足。至於兒女會否帶挈他們「發達」,他們連想也不敢想,更不會奢望子女飛黃騰達、光宗耀祖。
第三是低層市民對生活和未來的期望。明天真的更好嗎?低層市民雖可自力更生,但他們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幫助。二十年前,低層市民對政府還是有信心的,政府政策雖偏重大財團和大商家,但不會忽視基層需要。
今天又如何?政府對低層市民的福祉有承擔嗎?他們盼望置業安居,政府有幫他們一把嗎?我敢膽說,沒有低層市民覺得明天會更好!
特首應熟悉「民無盼望(或異象)、民就放肆」這句話,政府可以讓低層市民對工作、子女、未來無盼望嗎?
厚生經營
周永新
民無盼望 民就放肆
上周提到低層市民的生活二十年來沒有改善,還是餐搵餐食,工作時間愈來愈長,壓在社會的最底層。文章見報後,有意見認為我並不公允——香港社會不是愈來愈進步嗎?經濟雖有波動,但整體發展仍是向前的,為什麼低層市民的生活沒有改善?前一陣子政府進行的「社會流動」研究,結果不是顯示,回歸以來階層流動還是有的嗎?怎麼說低層市民仍壓在最底層?
父母與子女的差異
低層市民的生活有否改善?這要看怎麼分析了。早前這欄也提到政府做「社會流動」研究,量度主要根據父母與成年子女工作的收入及兩代之間的教育水平作比較。以這些的指標來量度,年輕一代總較他們的父母優勝,畢竟現在四五十歲以上做父母的,並沒有得到強迫免費教育的好處,子女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如果比父母差,才真的令人感到意外。
生活有沒有改善?收入多少自然重要,但並非是唯一指標,很多時更無法反映現實。說到這裏,又要提到自己三十年前研究貧窮時的經驗。1980年、那時我在中大社工系任教,社署鑑於不少團體對公援(即今綜援)金額表示不滿,認為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於是委任中大社工系進行研究,看看公援應釐定在哪個水平,從而決定哪些市民須要幫助。研究並沒有提到要訂立貧窮線,但實際效果是這樣。研究最後由我負責執行。
三十年前,市民看貧窮還是「食不飽、着不暖」,那時擔任社會服務司的說過:「街上乞丐不見多了,可見窮人並沒有增加。」進行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怎樣看貧窮?我當時的想法是,香港應超越了「絕對貧窮」的階段,即不應那些捱飢抵餓的才算是窮人;貧窮應是相對性的,是指生活方式上的差異。
期望與現實的距離
我提出相對性貧窮的概念,並沒有得到學術界人士的接受,一些更嗤之以鼻,認為這種非傳統的量度方法,不但難有客觀標準,調查進行也很容易滲入主觀成分。不過,香港經歷六七十年代的發展,一般市民的溫飽已不成問題,如果貧窮仍等於基本的生存條件,研究有什麼意義?最後,我堅持用生活方式的量度方法。
到了今天,我的看法仍是一樣,就是分析「社會流動」,如果方法仍停留在兩代之間的收入和學歷等項目,是不足夠的,也未能反映實際情況。就以上說的,今天四五十歲以上的父母,讀書時仍未有強迫免費教育,子女學歷較他們高是意料中事,但那並不是社會流動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收入和學歷等數據只能量度兩代之間的差異,完全未能反映他們對生活和前景的感受和期望。換言之,市民的生活是否有改善?自己的階層有否改變?這些都不是冷冰冰的數字可以分析的,必須了解市民的感受,以及現實與他們期望的差距。
我說二十年來低層市民的生活沒有改善,就是根據他們的感受和期望來決定的。我沒有做過「跟蹤性」的調查,但我參考了統計處在這些方面所做的研究,也讀了社會服務聯會關於社會發展指數的報告,而中大亞太研究中心對市民的生活和期望也經常進行訪問,以上資料都有參考價值。就是根據以上的調查和研究,以及自己的親身訪問和觀察,我對低層市民的生活作出以下幾方面的分析。
今天與昨天的對比
第一是低層市民對工作的感受和期望。我不敢說,現在低層市民對工作完全沒有期望,但相對二十年前,情況確實使他們覺得做工就只有「捱」的份兒。
二十年前,低層市民還是壓在最底層,但他們知道工作是不難找的(那時失業率常維持在2%的水平),工作也較穩定,並沒有那麼多外判工;工作時間也很長,但多勞多得,有補水、有花紅,絕對不會白做。最重要的是,工作有前途,那時仍可從低做起,三數年不晉升一級,也會有人工加,不會是死路一條(dead end job)。
現在又怎樣?日做夜做,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月薪不到6000元,且還今天不知明天事:外判公司多沒有長期合約,薪水有些是日日清,怎教人對工作有熱誠?投入感更不用說了。最令低層工人失望的,是工作無論做多少年,就如保安和清潔,完全沒有上升機會,只有跳槽每月或可多賺幾百元。
第二是低層市民對子女的期望。二十年前,不要說子女進入大學(那時只有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就是預科或專上學院畢業,前途還是一片光明。我多次提過,入讀社工的學生多來自低層家庭,他們畢業後,不到幾年,連同他們的父母也可晉身中產;就算沒有能力購買私樓,從公屋遷出、申請居屋也可以吧!
今天的情況又如何?低層市民對子女根本沒有期望;「望子成龍」簡直是幻想,只要他們不走入歧途,或沉迷電腦做「隱蔽青年」,他們心願已足。至於兒女會否帶挈他們「發達」,他們連想也不敢想,更不會奢望子女飛黃騰達、光宗耀祖。
第三是低層市民對生活和未來的期望。明天真的更好嗎?低層市民雖可自力更生,但他們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幫助。二十年前,低層市民對政府還是有信心的,政府政策雖偏重大財團和大商家,但不會忽視基層需要。
今天又如何?政府對低層市民的福祉有承擔嗎?他們盼望置業安居,政府有幫他們一把嗎?我敢膽說,沒有低層市民覺得明天會更好!
特首應熟悉「民無盼望(或異象)、民就放肆」這句話,政府可以讓低層市民對工作、子女、未來無盼望嗎?
Thursday, September 16, 2010
難得糊塗 - 岑逸飛
2010年9月16日
生命通識
岑逸飛
難得糊塗
提起「難得糊塗」,就令人想起「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所題的匾額。這題字有個典故。話說鄭板橋在清乾隆年間奉調在濰縣做官,據民間傳說,有一年他專程往城東南的雲峰山看石刻,因天色漸暗借宿山間一茅屋,茅屋主人自命「糊塗老人」,但言談間出語不俗,其室內陳設有一塊碩大硯台,細膩精美,世間罕見。跟着老人請板橋題字,板橋細思老人必有來歷,便提了「難得糊塗」四字,並蓋上「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的一方新刻印章。
因硯石過大,板橋請老人再作跋語,老人題了「得美石難、得頑石尤難、由美石轉入頑石更難,美於中、頑於外、藏野人之廬,不入富貴之門也」,也用一方印:「院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
板橋大驚,心知這老人不是等閒之輩,應是退隱官員,又見硯台尚有空隙,便再補寫一段:「聰明難、糊塗尤難、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放一着、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
對於板橋的「難得糊塗」,有不同解釋,有望文生義的,也有對其內涵探討的,諸說不一。鄭板橋自稱「難得糊塗」,他內心應是清醒的,其「糊塗」是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和無奈,有諷刺意味。但什麼是「糊塗」?糊塗就是不精明,可分兩種:一種是真糊塗,懵然處世,與生俱來,裝不來,也求不到;一種是裝糊塗,分明是非黑白了然,偏偏裝作不清楚,那是由「聰明轉入糊塗」了。
世人看聰明人,總是找「着數」,得好處;糊塗人則被人討便宜,常吃虧。但鄭板橋另有一匾額題為「吃虧是福」,下面加注曰:「滿者損之機,虧者盈之漸,損於己則盈於彼,各得心情之半,而得心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因此若以「吃虧是福」詮釋「難得糊塗」,這才是真聰明,大智若愚;而世俗的聰明是假聰明。
「難得糊塗」,難在哪裏?難在腦海清醒,心如明鏡,但面對官場黑暗,卻要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假裝糊塗,雖然淡然於外,卻須痛苦於內,因而有「難得糊塗」之嘆。
如今中國文化積澱的「糊塗哲學」,其精髓在於「過程糊塗、結果不糊塗;表面糊塗、心裏不糊塗;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糊塗哲學」不能濫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糊塗,原則問題不能糊塗。它體現的只是從容不迫的氣度,謙虛為人的態度。所以果真要做到「糊塗」也不容易,它需要智慧、修養和勇敢,具有超脫的心態,淡泊一切得失的心境。
在現實生活,人還真的須要裝點糊塗。人生在世,難得糊塗,凡事不要太鑽牛角尖,不要太想不開,不要太計較。退一步,海闊天空,事情會隨着時間慢慢清晰、淡化、消融,最後便免除了煩惱。
生命通識
岑逸飛
難得糊塗
提起「難得糊塗」,就令人想起「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所題的匾額。這題字有個典故。話說鄭板橋在清乾隆年間奉調在濰縣做官,據民間傳說,有一年他專程往城東南的雲峰山看石刻,因天色漸暗借宿山間一茅屋,茅屋主人自命「糊塗老人」,但言談間出語不俗,其室內陳設有一塊碩大硯台,細膩精美,世間罕見。跟着老人請板橋題字,板橋細思老人必有來歷,便提了「難得糊塗」四字,並蓋上「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的一方新刻印章。
因硯石過大,板橋請老人再作跋語,老人題了「得美石難、得頑石尤難、由美石轉入頑石更難,美於中、頑於外、藏野人之廬,不入富貴之門也」,也用一方印:「院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
板橋大驚,心知這老人不是等閒之輩,應是退隱官員,又見硯台尚有空隙,便再補寫一段:「聰明難、糊塗尤難、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放一着、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
對於板橋的「難得糊塗」,有不同解釋,有望文生義的,也有對其內涵探討的,諸說不一。鄭板橋自稱「難得糊塗」,他內心應是清醒的,其「糊塗」是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和無奈,有諷刺意味。但什麼是「糊塗」?糊塗就是不精明,可分兩種:一種是真糊塗,懵然處世,與生俱來,裝不來,也求不到;一種是裝糊塗,分明是非黑白了然,偏偏裝作不清楚,那是由「聰明轉入糊塗」了。
世人看聰明人,總是找「着數」,得好處;糊塗人則被人討便宜,常吃虧。但鄭板橋另有一匾額題為「吃虧是福」,下面加注曰:「滿者損之機,虧者盈之漸,損於己則盈於彼,各得心情之半,而得心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因此若以「吃虧是福」詮釋「難得糊塗」,這才是真聰明,大智若愚;而世俗的聰明是假聰明。
「難得糊塗」,難在哪裏?難在腦海清醒,心如明鏡,但面對官場黑暗,卻要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假裝糊塗,雖然淡然於外,卻須痛苦於內,因而有「難得糊塗」之嘆。
如今中國文化積澱的「糊塗哲學」,其精髓在於「過程糊塗、結果不糊塗;表面糊塗、心裏不糊塗;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糊塗哲學」不能濫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糊塗,原則問題不能糊塗。它體現的只是從容不迫的氣度,謙虛為人的態度。所以果真要做到「糊塗」也不容易,它需要智慧、修養和勇敢,具有超脫的心態,淡泊一切得失的心境。
在現實生活,人還真的須要裝點糊塗。人生在世,難得糊塗,凡事不要太鑽牛角尖,不要太想不開,不要太計較。退一步,海闊天空,事情會隨着時間慢慢清晰、淡化、消融,最後便免除了煩惱。
Wednesday, September 15, 2010
「次主權」是個好東西 - 練乙錚
2010年9月15日
練乙錚
「次主權」是個好東西
特首曾蔭權在人質事件中給菲國總統打了一通電話,無意中引出一個以前不曾在香港大眾空間出現的概念──「次主權」。 此概念既政治又學術,內涵相當豐富,是以評論不絕,可惜政治權勢不當介入,爭辯遂偏重在使用此概念之應與否,很快成為「立場」攻防戰。
提出此概念的年輕學者遭遇空前壓力,不得不退出辯論,繞道而行,港人思想和認知空間因之未能有效開闊,而內地在中共管治下常見的那種以政治拳頭解決學術問題、嚴防非黨學術思想影響社會的霸道行徑,在「一國兩制」運作十三年之後,亦由一些本地政學界人物牽引。遽然而至,在政治氣氛因政改方案通過而稍有緩和之際,打出震懾第一槍。此事誠屬不幸,勢將強化本地學者對治港圈子的離心傾向,並在大得多的中國統一問題上,產生不良影響,本文先討論此點。
筆者請大家看看台灣偏藍傳媒《聯合報》上周五發表的一個探究兩岸關係的當地民調結果。先先看正面的。
(一)六成九的民眾認為大陸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機會濃厚,僅二成二不看好;
(二)六成三的人樂見大陸持續發展、不擔心兩岸國力發展懸殊,有此憂慮的僅佔三成;
(三)對兩岸發生戰爭的估計,以可能性最高為十分,最低一分,則民眾的平均估計只有三點二分。對兩岸關係其他方面,包括民間交往、官方互動、經貿狀況,民眾觀感大體不錯,持非敵對看法的人都佔最多數,總的來說持平。唯獨是外交,佔四成的最大多數民眾認為,兩岸在這方面處於高度競爭甚或敵對狀況。對其緊張程度的感覺,最高為十分的話,平均是六點二分。
民調總的來說,顯示台灣人對大陸觀感一般不錯,但一涉及主權(外交最涉主權),態度卻截然不同。如果和十年前的同一民調結果相比,這個反差更加強烈。受此意念支配,島內統獨傾向十年來變化又如何呢?
是次民調顯示,台灣人的統一意識不斷減弱。希望兩岸「永遠維持現狀」者,今年達百分之五十一,首度超越半數,和十年前同一民調相比,激增接近二十個百分點;而主張急獨或緩獨的,現時合共百分之三十一,十年來亦增加超過五個百分點。相反,主張急統或緩統的,合起來今年只佔百分之十四,十年來少了二十個百分點,跌幅幾達七成;「統一」意識在台灣已明顯泡沫化!這個趨勢,並沒有因為民進黨下台、馬政府成功推動兩岸經濟融合、外交休兵而有所改變;大陸十年來經濟發展成績耀目,但台灣人依然不為所動,反向而行。
毫無疑問,在統一問題上,北京對台一向叫價過高,以老大自居,硬銷「一國兩制」,現在已經山窮水盡。除了連戰和李敖等幾個統派大好友,民間大多數人沒興趣,大陸涉台工作黨政官員還以為很有成績。其實,中共多年來在統一問題上,視黨派利益高於國人總體利益,死硬壟斷國家主權,把台灣愈推愈遠,客觀上有損民族利益、違反民族大義,大錯特錯。是時候北京放棄「主權」迷思,認識並接受「次主權」觀念,並以之建構新的兩岸統一框架。
六十年來,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建設、教育、文化、福利、環保等絕大多數方面,台灣取得的成就高於大陸、早於大陸。大陸只有在國防、航天、高速鐵路、考古等少數能享規模經濟的方面領先,故對中華民族來說,台灣的發展具指導意義,比美香港經驗;具體對大陸經濟的貢獻,甚至比香港還大。
台商在大陸生產iPhone、iPad,過程的技術含量高,管理水平先進,提供就業機會多。富士康一個廠就聘幾十萬、過百萬大陸員工。港商的最出名項目,則僅是幾個地產巨賈在北京上海等少數大城市的地皮炒作。因此,無論從哪一角度看,在兩岸統一過程中,台灣與大陸都應該是對等的,平起平坐的。香港的管治圈子裏有人不能接受這個觀點,多半是有奶便是娘之故,並非從民族大義高度看問題。
常言道:退一步,海闊天空。一個新的、且是今後唯一能夠打動台灣人心的兩岸統一框架,便是「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這個說法,李登輝、馬英九等人早就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筆者現在加上一筆: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就是兩個「次主權」。一中之下,不僅台灣享有的是「次主權」,大陸該有的,也只能是「次主權」。
在政治科學的名詞當中,「政治實體」一詞很蹩腳,來自英文「political entity」,而「entity」一字本來就十足無厘頭,如同粵語的「嘢」字,只不過聽起來多幾分莊嚴。
「次主權」一詞,不僅望文生義,而且經過學者嚴格討論之後,還可賦予重要具體內容。在上述新框架之下,對內而言,「主權」應是虛的,由全體民族成員平等而完全擁有。虛不是無,而是指精神上的東西,常常比實物更有價值。(GDP崇拜者難懂這個。)
然而,在框架之外,亦即對國際社會而言,「主權」涵蓋土地和人民,當然是實的,維護「主權」的義務便更是實的,應由兩岸通過訂定「次條約」一起承擔、遵守。兩岸分別擁有的「次主權」也是實的,界定其內涵很重要,這就牽涉香港近日的有關辯論。
香港本是一個理想的思想實驗室、體制試驗場,各種思潮概念都可在此深入討論、試行、實踐,中國其他地方可以借鑑。「次主權」概念夠新鮮、不成熟,卻很有潛力,正是本地知識界討論的好題目。
例如,筆者既把「次主權」用於描述兩岸統一框架之下、大陸和台灣在「一中」之內的授權內涵,則明顯這個概念不能用於香港,但香港特區政府享有的權力,完全可稱為再次一等的「亞主權」。這種把化學分類術語借用到政治領域的做法,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裏談殖民地性質分類時便用過,認為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後來,郭沫若在他的力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裏,更用上「亞殖民地」這個詞。如此,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引用同一方法,替和主權有關的層次概念命名呢?
如此等等,都是可以而且應該繼續深入討論的問題。可是,有些人認為,「次主權」這東西在西方學術界不起眼、不正統,本地學者無謂提。對這些人而言,似乎只有西方公認主流的東西才敢接受,潛意識裏其實是一種思想附庸,哪有半點魯迅說的「拿來主義」氣概?這些人當中有的更認為,「次主權」一詞帶有分離主義毒素,提者不懷好意,必須口誅筆伐而揭露之。
此輩即時下的一些愛國分子,調子很高,口號很響,客觀上卻是中國統一路上的絆腳石。試想:台灣人能保持現狀就覺得好好的,你要他接受「一國兩制」,據說連自己的軍隊也可擁有,卻容不得民間討論「次主權」。一提出就有官學二丑之流者出來打棍子,那你給他的「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個貨色,不是很清楚嗎?
香港是中共最拿得出來的自治樣板,更是「一國兩制示範單位」。不過,十幾年下來,經此單位管治圈子中人高水平明示暗提,台灣人愈發「走夾唔抖」了。《聯合報》上周發表的那份民調結果,就是這些人的對台示範工作成績表。
《信報》特約評論員
練乙錚
「次主權」是個好東西
特首曾蔭權在人質事件中給菲國總統打了一通電話,無意中引出一個以前不曾在香港大眾空間出現的概念──「次主權」。 此概念既政治又學術,內涵相當豐富,是以評論不絕,可惜政治權勢不當介入,爭辯遂偏重在使用此概念之應與否,很快成為「立場」攻防戰。
提出此概念的年輕學者遭遇空前壓力,不得不退出辯論,繞道而行,港人思想和認知空間因之未能有效開闊,而內地在中共管治下常見的那種以政治拳頭解決學術問題、嚴防非黨學術思想影響社會的霸道行徑,在「一國兩制」運作十三年之後,亦由一些本地政學界人物牽引。遽然而至,在政治氣氛因政改方案通過而稍有緩和之際,打出震懾第一槍。此事誠屬不幸,勢將強化本地學者對治港圈子的離心傾向,並在大得多的中國統一問題上,產生不良影響,本文先討論此點。
筆者請大家看看台灣偏藍傳媒《聯合報》上周五發表的一個探究兩岸關係的當地民調結果。先先看正面的。
(一)六成九的民眾認為大陸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機會濃厚,僅二成二不看好;
(二)六成三的人樂見大陸持續發展、不擔心兩岸國力發展懸殊,有此憂慮的僅佔三成;
(三)對兩岸發生戰爭的估計,以可能性最高為十分,最低一分,則民眾的平均估計只有三點二分。對兩岸關係其他方面,包括民間交往、官方互動、經貿狀況,民眾觀感大體不錯,持非敵對看法的人都佔最多數,總的來說持平。唯獨是外交,佔四成的最大多數民眾認為,兩岸在這方面處於高度競爭甚或敵對狀況。對其緊張程度的感覺,最高為十分的話,平均是六點二分。
民調總的來說,顯示台灣人對大陸觀感一般不錯,但一涉及主權(外交最涉主權),態度卻截然不同。如果和十年前的同一民調結果相比,這個反差更加強烈。受此意念支配,島內統獨傾向十年來變化又如何呢?
是次民調顯示,台灣人的統一意識不斷減弱。希望兩岸「永遠維持現狀」者,今年達百分之五十一,首度超越半數,和十年前同一民調相比,激增接近二十個百分點;而主張急獨或緩獨的,現時合共百分之三十一,十年來亦增加超過五個百分點。相反,主張急統或緩統的,合起來今年只佔百分之十四,十年來少了二十個百分點,跌幅幾達七成;「統一」意識在台灣已明顯泡沫化!這個趨勢,並沒有因為民進黨下台、馬政府成功推動兩岸經濟融合、外交休兵而有所改變;大陸十年來經濟發展成績耀目,但台灣人依然不為所動,反向而行。
毫無疑問,在統一問題上,北京對台一向叫價過高,以老大自居,硬銷「一國兩制」,現在已經山窮水盡。除了連戰和李敖等幾個統派大好友,民間大多數人沒興趣,大陸涉台工作黨政官員還以為很有成績。其實,中共多年來在統一問題上,視黨派利益高於國人總體利益,死硬壟斷國家主權,把台灣愈推愈遠,客觀上有損民族利益、違反民族大義,大錯特錯。是時候北京放棄「主權」迷思,認識並接受「次主權」觀念,並以之建構新的兩岸統一框架。
六十年來,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建設、教育、文化、福利、環保等絕大多數方面,台灣取得的成就高於大陸、早於大陸。大陸只有在國防、航天、高速鐵路、考古等少數能享規模經濟的方面領先,故對中華民族來說,台灣的發展具指導意義,比美香港經驗;具體對大陸經濟的貢獻,甚至比香港還大。
台商在大陸生產iPhone、iPad,過程的技術含量高,管理水平先進,提供就業機會多。富士康一個廠就聘幾十萬、過百萬大陸員工。港商的最出名項目,則僅是幾個地產巨賈在北京上海等少數大城市的地皮炒作。因此,無論從哪一角度看,在兩岸統一過程中,台灣與大陸都應該是對等的,平起平坐的。香港的管治圈子裏有人不能接受這個觀點,多半是有奶便是娘之故,並非從民族大義高度看問題。
常言道:退一步,海闊天空。一個新的、且是今後唯一能夠打動台灣人心的兩岸統一框架,便是「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這個說法,李登輝、馬英九等人早就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筆者現在加上一筆: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就是兩個「次主權」。一中之下,不僅台灣享有的是「次主權」,大陸該有的,也只能是「次主權」。
在政治科學的名詞當中,「政治實體」一詞很蹩腳,來自英文「political entity」,而「entity」一字本來就十足無厘頭,如同粵語的「嘢」字,只不過聽起來多幾分莊嚴。
「次主權」一詞,不僅望文生義,而且經過學者嚴格討論之後,還可賦予重要具體內容。在上述新框架之下,對內而言,「主權」應是虛的,由全體民族成員平等而完全擁有。虛不是無,而是指精神上的東西,常常比實物更有價值。(GDP崇拜者難懂這個。)
然而,在框架之外,亦即對國際社會而言,「主權」涵蓋土地和人民,當然是實的,維護「主權」的義務便更是實的,應由兩岸通過訂定「次條約」一起承擔、遵守。兩岸分別擁有的「次主權」也是實的,界定其內涵很重要,這就牽涉香港近日的有關辯論。
香港本是一個理想的思想實驗室、體制試驗場,各種思潮概念都可在此深入討論、試行、實踐,中國其他地方可以借鑑。「次主權」概念夠新鮮、不成熟,卻很有潛力,正是本地知識界討論的好題目。
例如,筆者既把「次主權」用於描述兩岸統一框架之下、大陸和台灣在「一中」之內的授權內涵,則明顯這個概念不能用於香港,但香港特區政府享有的權力,完全可稱為再次一等的「亞主權」。這種把化學分類術語借用到政治領域的做法,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裏談殖民地性質分類時便用過,認為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後來,郭沫若在他的力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裏,更用上「亞殖民地」這個詞。如此,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引用同一方法,替和主權有關的層次概念命名呢?
如此等等,都是可以而且應該繼續深入討論的問題。可是,有些人認為,「次主權」這東西在西方學術界不起眼、不正統,本地學者無謂提。對這些人而言,似乎只有西方公認主流的東西才敢接受,潛意識裏其實是一種思想附庸,哪有半點魯迅說的「拿來主義」氣概?這些人當中有的更認為,「次主權」一詞帶有分離主義毒素,提者不懷好意,必須口誅筆伐而揭露之。
此輩即時下的一些愛國分子,調子很高,口號很響,客觀上卻是中國統一路上的絆腳石。試想:台灣人能保持現狀就覺得好好的,你要他接受「一國兩制」,據說連自己的軍隊也可擁有,卻容不得民間討論「次主權」。一提出就有官學二丑之流者出來打棍子,那你給他的「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個貨色,不是很清楚嗎?
香港是中共最拿得出來的自治樣板,更是「一國兩制示範單位」。不過,十幾年下來,經此單位管治圈子中人高水平明示暗提,台灣人愈發「走夾唔抖」了。《聯合報》上周發表的那份民調結果,就是這些人的對台示範工作成績表。
《信報》特約評論員
Monday, September 13, 2010
港聞記者應向娛記學習 - 林天悟
2010年9月13日
林天悟
港聞記者應向娛記學習
傳媒工作者近年行內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傳媒內最有公信力的部門其實是娛樂組。明星名人傳出緋聞事必有因,而且總會走漏風聲,就算當事人誓神劈願否認,甚至聲稱要委託律師興訟,但許多傳言最終卻變成真,命中率肯定高過菲律賓警察的槍法過千倍。近者如過去一周女星林嘉欣的消息,稍遠者如「藝人瞞婚系列」,或者大眾永遠忘不了的藝人淫照事件,誰和誰戀上,誰跟誰交惡,也許表達手法或用詞值得商榷,但娛記的確以「堅料」證明誰才是「偽人」。
不乏藏龍臥虎之輩
也許是知名人士罵得太多太凶,一般市民都是一面追看娛樂新聞,一面鄙視娛記的職業。有些港聞行家亦看不起娛記,更不屑和他們相提並論,一旦在工作上相遇,兩方相處並本融洽。但是,真正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要當出色的娛記可能較港聞記者更難,除了要有驚人記憶力,認出名人相貌和複雜的人物關係背景外,寫稿時更要創意澎湃,這種人才絕對可遇不可求。
據知,娛記是行內薪金跳升得最快的崗位,只要稍有出色表現就經常被挖角,身價可以倍數飆升。當然,娛樂版是殺戮戰場,一旦未能符合市場需要,娛記被解僱的風險亦相對較高,可以說是「搵快錢」的職業。
突然談起娛記情況,是想說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一些娛記對時事的見解,也許比身處新聞圈中的行家更獨到。話說日前有一位關心政治時事的娛記翻閱民主大報,當天的頭版正是香港首富獨家獲得國家領導人胡錦濤親切會見,大題直斥首富「惡晒」,十分奪目。那位行家看罷報道,竟然開玩笑說:「寫這種稿件可能好容易。」
娛記行家解釋,他的說法並非針對某報或某一兩篇報告,而是留意到近年港聞版有一種趨勢,喜歡用匿名方式去提出「疑似」負面或敏感內容,但說穿了卻是眾所周知的陳腔濫調。他舉例說,該篇報道直指首富「惡晒」,這只能算是市井智慧,屬一般市民大眾的情緒渲泄用語,就算由議員口中說出,都是沒有實質內容。但該報的主稿連同副稿總共約三千字,當中除了一位工會議員及兩位時事評論員之外,其他人士都是隱了姓名,行文間滿是「商界人士」、「政界人士」、「官場中人」等等,連在內地設廠的「本港中小企老闆」都是姓氏都不見,而各位「隱形人」的言論,則是閉上眼都能想到的說話。
找死對頭發言易搵料
港聞行家聽到一定很不高興,這位關心時事的娛記不客氣地把那這類報道列為「隱形人說廢話」,更說早在各份報紙遍地開花,不分左中右,只待老編們各取所需。他直言曾經在另一份報紙中,看過逾千字的大篇報道中,當中除了記者署名,內裏沒有一個人是開名的,「這種稿件在娛樂組一定被老編罵死,沒有人敢交出來」。
娛記說,娛樂版雖設有「收風站」,用「揞名爆」方式去影射某些藝人,但當中亦有事實據根,「連花名都是經過精心設計,讀者可憑蛛絲馬迹猜到當事人身份」。但港聞版中那些「接近政府消息人士」有多接近?「知情者」有多知情,相信只有記者知曉了。
一名娛記朋友說,做娛樂新聞的首要秘訣,是將讀者所思所想設法由名人口中說出來。他舉例說:「若寫『許多市民』覺得模形象不正經,像妓女,那是沒有意義的廢話。但採訪到黃秋生表示『模申訴應該找紫藤』,即是映射人家是妓女,那才算是新聞。」處理報道時,重點往往不在於稿件內容,而是發言者的身份和隱喻,「例如特首曾蔭權經常受批評,但他給街邊阿伯罵跟給溫家寶罵,就算一樣的內容,但重要性完全不同」。
因此,尋求回應時,記者最好是找當事人的「死對頭」或有關連人士發言,對方一旦作出奸笑、驚訝、掩臉,甚至不聲等等,已可以用作報道材料。幸好藝人都是公眾人物,難以求記者匿名報道,「最多說人家誤會了他的意思,但往後仍能合作」。
作為新聞從業員的一分子,雖同意娛記的智慧不能少覷,當中有值得港聞行家學習之處,但卻不認同他說那些報道「很容易寫」,只因記者寫稿時,每一句說話都是盡力求證後才下筆,相信得來不易。但最終報道變得「匿名引述」,非但削弱公信力,亦可能淪為某些別有用心人士的攻擊武器,除了是記者的憾遺,亦損害了新聞從業員的尊嚴,所以行家實在要設法防止「匿名消息泛濫」。
相比起來,西方國家對匿名消息的處理更是嚴謹。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職業倫理規範》列明:「任何可能情況下,都要指明消息來源」。而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更視匿名消息為新聞大忌,如非必要不能引用,以示對讀者和稿件負責。
美國《華盛頓郵報》同樣避免採用匿名消息,在必要使用情況下,亦需向讀者交代為何確信發言者是「知情人士」,或者他有否特定立場等等;除了記者外,最少有一名編輯知悉匿名者的真實身份,再商議是否採納用作報道。這些措施既能防止記者閉門「老作」,亦能增加讀者的信心,但如此一來,許多「接近政府消息人士」就要遠離報紙版面了。
近年香港興起仇富言論或批評地產商潮,罵地產商已是具有人文價值以至市場價值,但商界中人躲在背後說一些妒忌首富的「酸溜溜」話,竟然能被多份報章大篇幅報道,那才是傳媒以至香港人的悲哀。對比起來,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先生撰文表達胡錦濤接見李嘉誠的意見,直指「對香港首富的過度重視,令人感到香港基層、中產與工商富豪的關係,在中央眼中已失去平衡。」這位左派元老清楚地道出「胡李會」在社會中造成的深層次矛盾,值得尊敬。
* * * *
辦報紙變成慈善事業?
《成報》經多番轉手後虧蝕連連,老闆楊家誠日前否認賣盤,更對表示旗下生意眾多,其中一樣虧蝕就當是「做善事」。此言論一出,弄得《成報》行家被取笑「任職慈善機構」,又或是正接受善款的「災民」,但玩笑過後有點悲涼。
報紙在流動媒體大潮下必須變革,未來將是一場淘汰賽,資本較低的報社處於不利環境,估計數年內有報紙會結業,身處黃昏行業,行家只好做一面充實自己,一面做好執包袱準備。 傳媒工作者
林天悟
港聞記者應向娛記學習
傳媒工作者近年行內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傳媒內最有公信力的部門其實是娛樂組。明星名人傳出緋聞事必有因,而且總會走漏風聲,就算當事人誓神劈願否認,甚至聲稱要委託律師興訟,但許多傳言最終卻變成真,命中率肯定高過菲律賓警察的槍法過千倍。近者如過去一周女星林嘉欣的消息,稍遠者如「藝人瞞婚系列」,或者大眾永遠忘不了的藝人淫照事件,誰和誰戀上,誰跟誰交惡,也許表達手法或用詞值得商榷,但娛記的確以「堅料」證明誰才是「偽人」。
不乏藏龍臥虎之輩
也許是知名人士罵得太多太凶,一般市民都是一面追看娛樂新聞,一面鄙視娛記的職業。有些港聞行家亦看不起娛記,更不屑和他們相提並論,一旦在工作上相遇,兩方相處並本融洽。但是,真正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要當出色的娛記可能較港聞記者更難,除了要有驚人記憶力,認出名人相貌和複雜的人物關係背景外,寫稿時更要創意澎湃,這種人才絕對可遇不可求。
據知,娛記是行內薪金跳升得最快的崗位,只要稍有出色表現就經常被挖角,身價可以倍數飆升。當然,娛樂版是殺戮戰場,一旦未能符合市場需要,娛記被解僱的風險亦相對較高,可以說是「搵快錢」的職業。
突然談起娛記情況,是想說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一些娛記對時事的見解,也許比身處新聞圈中的行家更獨到。話說日前有一位關心政治時事的娛記翻閱民主大報,當天的頭版正是香港首富獨家獲得國家領導人胡錦濤親切會見,大題直斥首富「惡晒」,十分奪目。那位行家看罷報道,竟然開玩笑說:「寫這種稿件可能好容易。」
娛記行家解釋,他的說法並非針對某報或某一兩篇報告,而是留意到近年港聞版有一種趨勢,喜歡用匿名方式去提出「疑似」負面或敏感內容,但說穿了卻是眾所周知的陳腔濫調。他舉例說,該篇報道直指首富「惡晒」,這只能算是市井智慧,屬一般市民大眾的情緒渲泄用語,就算由議員口中說出,都是沒有實質內容。但該報的主稿連同副稿總共約三千字,當中除了一位工會議員及兩位時事評論員之外,其他人士都是隱了姓名,行文間滿是「商界人士」、「政界人士」、「官場中人」等等,連在內地設廠的「本港中小企老闆」都是姓氏都不見,而各位「隱形人」的言論,則是閉上眼都能想到的說話。
找死對頭發言易搵料
港聞行家聽到一定很不高興,這位關心時事的娛記不客氣地把那這類報道列為「隱形人說廢話」,更說早在各份報紙遍地開花,不分左中右,只待老編們各取所需。他直言曾經在另一份報紙中,看過逾千字的大篇報道中,當中除了記者署名,內裏沒有一個人是開名的,「這種稿件在娛樂組一定被老編罵死,沒有人敢交出來」。
娛記說,娛樂版雖設有「收風站」,用「揞名爆」方式去影射某些藝人,但當中亦有事實據根,「連花名都是經過精心設計,讀者可憑蛛絲馬迹猜到當事人身份」。但港聞版中那些「接近政府消息人士」有多接近?「知情者」有多知情,相信只有記者知曉了。
一名娛記朋友說,做娛樂新聞的首要秘訣,是將讀者所思所想設法由名人口中說出來。他舉例說:「若寫『許多市民』覺得模形象不正經,像妓女,那是沒有意義的廢話。但採訪到黃秋生表示『模申訴應該找紫藤』,即是映射人家是妓女,那才算是新聞。」處理報道時,重點往往不在於稿件內容,而是發言者的身份和隱喻,「例如特首曾蔭權經常受批評,但他給街邊阿伯罵跟給溫家寶罵,就算一樣的內容,但重要性完全不同」。
因此,尋求回應時,記者最好是找當事人的「死對頭」或有關連人士發言,對方一旦作出奸笑、驚訝、掩臉,甚至不聲等等,已可以用作報道材料。幸好藝人都是公眾人物,難以求記者匿名報道,「最多說人家誤會了他的意思,但往後仍能合作」。
作為新聞從業員的一分子,雖同意娛記的智慧不能少覷,當中有值得港聞行家學習之處,但卻不認同他說那些報道「很容易寫」,只因記者寫稿時,每一句說話都是盡力求證後才下筆,相信得來不易。但最終報道變得「匿名引述」,非但削弱公信力,亦可能淪為某些別有用心人士的攻擊武器,除了是記者的憾遺,亦損害了新聞從業員的尊嚴,所以行家實在要設法防止「匿名消息泛濫」。
相比起來,西方國家對匿名消息的處理更是嚴謹。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職業倫理規範》列明:「任何可能情況下,都要指明消息來源」。而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更視匿名消息為新聞大忌,如非必要不能引用,以示對讀者和稿件負責。
美國《華盛頓郵報》同樣避免採用匿名消息,在必要使用情況下,亦需向讀者交代為何確信發言者是「知情人士」,或者他有否特定立場等等;除了記者外,最少有一名編輯知悉匿名者的真實身份,再商議是否採納用作報道。這些措施既能防止記者閉門「老作」,亦能增加讀者的信心,但如此一來,許多「接近政府消息人士」就要遠離報紙版面了。
近年香港興起仇富言論或批評地產商潮,罵地產商已是具有人文價值以至市場價值,但商界中人躲在背後說一些妒忌首富的「酸溜溜」話,竟然能被多份報章大篇幅報道,那才是傳媒以至香港人的悲哀。對比起來,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先生撰文表達胡錦濤接見李嘉誠的意見,直指「對香港首富的過度重視,令人感到香港基層、中產與工商富豪的關係,在中央眼中已失去平衡。」這位左派元老清楚地道出「胡李會」在社會中造成的深層次矛盾,值得尊敬。
* * * *
辦報紙變成慈善事業?
《成報》經多番轉手後虧蝕連連,老闆楊家誠日前否認賣盤,更對表示旗下生意眾多,其中一樣虧蝕就當是「做善事」。此言論一出,弄得《成報》行家被取笑「任職慈善機構」,又或是正接受善款的「災民」,但玩笑過後有點悲涼。
報紙在流動媒體大潮下必須變革,未來將是一場淘汰賽,資本較低的報社處於不利環境,估計數年內有報紙會結業,身處黃昏行業,行家只好做一面充實自己,一面做好執包袱準備。 傳媒工作者
Tuesday, September 7, 2010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 陳雲
2010年8月10日
陳雲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
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文化評論人
陳雲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
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文化評論人
Wednesday, September 1, 2010
堅持東方管理理念
2010年9月1日
堅持東方管理理念
稻盛和夫能在短短半年內力挽狂瀾,把瀕臨破產邊緣的日航拯救過來,初步實現扭虧為盈,依據的是他那具有濃厚東方特色、與西方管理截然相反的經營管理理念。
稻盛和夫在二十七歲創辦京都陶瓷株式會社 (京瓷),成立第一年即實現了盈利,其後的五十年更是年年賺錢,從未虧損。他在五十二歲時又創辦現躋身日本第二大通訊公司的KDDI,這兩家公司都曾入選《財富》雜誌全球五百強企業。
在今年初當他應政府邀請,以零薪酬執掌日航董事長職務時,他繼續採用過去的經營之道以拯救該公司,並且實現扭虧為盈。他表示,其成功之道在於作出任何經營決策時,都依據「作為人,何為正確」的判斷原則。他認為,要用「利他之心」去經營企業,而利他之心就是一顆正確的心。
在這個思想下,稻盛和夫的管理方式與西方企業可謂截然相反。例如與制度相比,他更重視人心,認為若不改變人的道德觀念,不法事件肯定會不斷發生。為此,他重視人的品行,多於人的才能。他認為優秀的人才若錯誤地使用才智,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假如沒有才能,反而想不到壞點子。此外,才智高的人容易陷入利己主義,因此在選拔人才時,他認為觀察其品格重於其能力。
此外,與物質獎勵相比,他更重視精神獎勵。他認為日本民族是一個同質的民族,擁有強烈的「隨大流」中庸意識,因此人們對於差距很大的報酬和待遇,有時會產生很大的抵觸情緒。如果日本企業也採用歐美的實用主義,始終強調「只要努力就能拿到更多獎金」,企業初期可能生機勃勃,但數年之後就會因為怨恨和嫉妒而人心渙散,業務也得不到良好發展。
最後,與股東利益相比,稻盛和夫更重視員工利益。在他看來,企業經營的目的既不是「圓技術者之夢」,更不是「肥經營者一己之私欲」,而是對員工及其家屬現在和將來的生活負責。正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在京瓷中儲備了大量現金來應付一旦出現的蕭條,而不是一味聽從歐美投資者的要求去提高股東權益報酬率(ROE)水平。
分析表示,與日航在經營層面大刀闊斧的改革相比,稻盛和夫改造員工的精神思想可能對該公司影響更為深遠。他在日航上任後,經常召開中層管理人員會議,灌輸他要在企業中培養「傳教士」的哲學思想,意即培養能夠對自己的思想理念產生共鳴和認同,並能夠讓這些思想理念在員工中進行傳播的中層管理人員。
堅持東方管理理念
稻盛和夫能在短短半年內力挽狂瀾,把瀕臨破產邊緣的日航拯救過來,初步實現扭虧為盈,依據的是他那具有濃厚東方特色、與西方管理截然相反的經營管理理念。
稻盛和夫在二十七歲創辦京都陶瓷株式會社 (京瓷),成立第一年即實現了盈利,其後的五十年更是年年賺錢,從未虧損。他在五十二歲時又創辦現躋身日本第二大通訊公司的KDDI,這兩家公司都曾入選《財富》雜誌全球五百強企業。
在今年初當他應政府邀請,以零薪酬執掌日航董事長職務時,他繼續採用過去的經營之道以拯救該公司,並且實現扭虧為盈。他表示,其成功之道在於作出任何經營決策時,都依據「作為人,何為正確」的判斷原則。他認為,要用「利他之心」去經營企業,而利他之心就是一顆正確的心。
在這個思想下,稻盛和夫的管理方式與西方企業可謂截然相反。例如與制度相比,他更重視人心,認為若不改變人的道德觀念,不法事件肯定會不斷發生。為此,他重視人的品行,多於人的才能。他認為優秀的人才若錯誤地使用才智,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假如沒有才能,反而想不到壞點子。此外,才智高的人容易陷入利己主義,因此在選拔人才時,他認為觀察其品格重於其能力。
此外,與物質獎勵相比,他更重視精神獎勵。他認為日本民族是一個同質的民族,擁有強烈的「隨大流」中庸意識,因此人們對於差距很大的報酬和待遇,有時會產生很大的抵觸情緒。如果日本企業也採用歐美的實用主義,始終強調「只要努力就能拿到更多獎金」,企業初期可能生機勃勃,但數年之後就會因為怨恨和嫉妒而人心渙散,業務也得不到良好發展。
最後,與股東利益相比,稻盛和夫更重視員工利益。在他看來,企業經營的目的既不是「圓技術者之夢」,更不是「肥經營者一己之私欲」,而是對員工及其家屬現在和將來的生活負責。正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在京瓷中儲備了大量現金來應付一旦出現的蕭條,而不是一味聽從歐美投資者的要求去提高股東權益報酬率(ROE)水平。
分析表示,與日航在經營層面大刀闊斧的改革相比,稻盛和夫改造員工的精神思想可能對該公司影響更為深遠。他在日航上任後,經常召開中層管理人員會議,灌輸他要在企業中培養「傳教士」的哲學思想,意即培養能夠對自己的思想理念產生共鳴和認同,並能夠讓這些思想理念在員工中進行傳播的中層管理人員。
Wednesday, July 28, 2010
請局長依法問責!- 王岸然
2010年7月28日
王岸然
請局長依法問責!
請邱騰華局長收聲,站回一旁。閣下博出位也博得太過分,不在位而謀其政,不代表閣下盡責,只代表閣下討厭。最近的新聞報道,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回應傳媒所追問有關大浪西灣魯連城違法建樂園事件之時,說「那是私人土地」,「那又牽涉官地」,及「希望擁有土地人士(當然是指魯連城)理解市民期望,不要破壞環境」。
大家拿部《基本法》或是中國憲法看看,就知道筆者為何要惡罵邱騰華,要他Shut-up。全中國的土地都是屬於中國人民,是不容許「私有」的,那已經是解放前的觀念,是封建思想的餘毒。中國的土地法律無私有的觀念,只有「使用權」。香港亦一樣,前朝普通法之下,土地只有九九九年的年期,是有時間限制的租約(Lease),絕無私有土地這一回事(只有一處例外,這裏不述)。按《基本法》的安排,土地使用每五十年續一次,亦只是租約與國內土地觀念一致。堂堂一個與土地使用關係密切的環保局長對土地使用竟然是「法盲」,筆者怎能不喝令他「收聲」?
筆者還有更大的理由,叫邱騰華收聲;閣下心知肚明,「大浪西灣魯連城違法建樂園事件」,根本就不屬環保局的處理範圍,明明白白就是明益地產商強推更低門檻,就可強制拍賣土地的林鄭月娥局長分內的事,為何邱騰華要強出頭?這當然不符官場習慣,這當然是內有文章!
筆者近年自覺寫得最成功的文章,是前年十月一日公開請前金管專員任志剛依法問責,因為那時眼見雷曼苦主被政客亂點,走去消費者委員會求助,而不知問責的對象,是負責監管銀行業務的任志剛。
疑涉官商勾結
今天情況何其相近?不過今天是以邱騰華為爛頭卒的政府誤導港人,而政客議員就算從政二十年,亦只是做戲度日,連政府架構及權責也未弄清楚,就人云亦云。
早幾日竟然有大群市民走到周一嶽所主理的漁農自然護環署抗議大浪西灣事件,何其糊塗?署方當然循例代政府收信,但肯定暗笑市民摸錯衙門!
管理土地的業權,當然是在地政總署?問問任何一個新界鄉民,涉及任何與土地權益有關的事宜,是哪一個部門處理?地政總署也。打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組織圖一看,地政之上的問責局長是誰人?林鄭月娥是也,請問為何不是林鄭月娥出來答問題而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邱騰華出來擋箭?當中的文章大矣。
不但林鄭與邱騰華,林鄭之上是財政司曾俊華,三人數年前高興地當上局長,那並不是終身職位,下任特首要不要你們誰能說得準?在位之時利用職權討好商界的人,對兩年之後就大有可能要退休的三人,不是想求職的正常做法嗎?
一般人見有人大興土木,只會以為是政府已經批准,絕不會想到根本是違法建築。事前未經申請,最少在一年半載之內能神秘地,不知不覺地進行,沒有政府高官的包庇配合,可能嗎?到直升機場起好,泳池做好,魯連城正式申請改變用途,地政總署要考慮批准與否之時,不正是還在林鄭月娥的勢力權力之內嗎?林鄭就算不比梁展文高明,也不要太蠢吧!她的上司財爺默許,她的同僚因同樣面臨兩年後就業困難,因而主動幫忙,協助轉移公眾視線,林鄭月娥當然喜在心裏,一場高官串謀輸送利益的醜行公然上演,就欺大家不知道,就欺政客容易被愚弄。
所有農地,都只是一紙務農的地契。從前土地不值錢,農地就只值數十元一呎。為何農民不懂將農地建豪宅?因為那是違反了地契只能務農的限制;政府有權收回土地(Forfeiture),那為何魯連城可以例外?不要以為魯先生不懂,他第一時間說土地是準備用作有機耕作,證明他完全清楚有關的法律問題。
土地用途不容任意修改
問問任何公屋居民,若將公屋改變用途,做貨倉、寫字樓、種植物、做食品工場,後果會是如何?是被房署收回單位,理由是違反租約。就算是養貓養狗這類小事情,一樣可以因為違反租約而被收回房屋,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因為租約(Lease)亦只是契約,受契諾(Covenant)的條文細則所限,權利不是絕對。
就算是所謂私人樓宇,其使用亦受到公契(Mutual Deed)及發展商與政府在買地時的契諾所限制,這根本只是常識問題,為何魯連城買農地大建泳池、直升機場及砍樹做高爾夫球場,這等嚴重違反農地契約的行為,政府高官反而說是私人土地,法律上沒有辦法?
對小市民講法治,執法嚴明,但對富人就用盡一切理由偏幫,視法律如透明,我們月花數十萬請這類只為富人利益、自己利益打算的局長,不冤枉嗎?大家不憤怒嗎?政客無能不可靠之時,公民社會就要靠大家的直接行動,做到什麼就做什麼,筆者寫完文章之後,今次要有所行動了!
後記:寫完文章,發現邱騰華在星期一曾經表示,環境局與發展局曾召開跨部門會議,討論大浪灣用地,準備透過發展地區批圖的形式,把大浪灣納入發展規劃範圍之內云云。
上面已經分析過,明明是有現成法例不執行,卻轉個彎去用新例規管,林鄭月娥與邱騰華詭辯,實無出其右。更絕的是用新法例,完全可以一人讓一步,讓魯連城可以「合法」地保留他的樂園,只須作些更改滿足環保人士要求便可以。
議員請研究一下,環保局根本無法定權力管規劃。環保局只管究氣污染、廢物處理、水污管制、噪音管制、保護臭氧層、環境評估及產品責任(膠袋)等七條法例。環保與規劃是不同範圍的事情,邱騰華憑意越權與林鄭故意逃避,背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內情!
王岸然
請局長依法問責!
請邱騰華局長收聲,站回一旁。閣下博出位也博得太過分,不在位而謀其政,不代表閣下盡責,只代表閣下討厭。最近的新聞報道,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回應傳媒所追問有關大浪西灣魯連城違法建樂園事件之時,說「那是私人土地」,「那又牽涉官地」,及「希望擁有土地人士(當然是指魯連城)理解市民期望,不要破壞環境」。
大家拿部《基本法》或是中國憲法看看,就知道筆者為何要惡罵邱騰華,要他Shut-up。全中國的土地都是屬於中國人民,是不容許「私有」的,那已經是解放前的觀念,是封建思想的餘毒。中國的土地法律無私有的觀念,只有「使用權」。香港亦一樣,前朝普通法之下,土地只有九九九年的年期,是有時間限制的租約(Lease),絕無私有土地這一回事(只有一處例外,這裏不述)。按《基本法》的安排,土地使用每五十年續一次,亦只是租約與國內土地觀念一致。堂堂一個與土地使用關係密切的環保局長對土地使用竟然是「法盲」,筆者怎能不喝令他「收聲」?
筆者還有更大的理由,叫邱騰華收聲;閣下心知肚明,「大浪西灣魯連城違法建樂園事件」,根本就不屬環保局的處理範圍,明明白白就是明益地產商強推更低門檻,就可強制拍賣土地的林鄭月娥局長分內的事,為何邱騰華要強出頭?這當然不符官場習慣,這當然是內有文章!
筆者近年自覺寫得最成功的文章,是前年十月一日公開請前金管專員任志剛依法問責,因為那時眼見雷曼苦主被政客亂點,走去消費者委員會求助,而不知問責的對象,是負責監管銀行業務的任志剛。
疑涉官商勾結
今天情況何其相近?不過今天是以邱騰華為爛頭卒的政府誤導港人,而政客議員就算從政二十年,亦只是做戲度日,連政府架構及權責也未弄清楚,就人云亦云。
早幾日竟然有大群市民走到周一嶽所主理的漁農自然護環署抗議大浪西灣事件,何其糊塗?署方當然循例代政府收信,但肯定暗笑市民摸錯衙門!
管理土地的業權,當然是在地政總署?問問任何一個新界鄉民,涉及任何與土地權益有關的事宜,是哪一個部門處理?地政總署也。打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組織圖一看,地政之上的問責局長是誰人?林鄭月娥是也,請問為何不是林鄭月娥出來答問題而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邱騰華出來擋箭?當中的文章大矣。
不但林鄭與邱騰華,林鄭之上是財政司曾俊華,三人數年前高興地當上局長,那並不是終身職位,下任特首要不要你們誰能說得準?在位之時利用職權討好商界的人,對兩年之後就大有可能要退休的三人,不是想求職的正常做法嗎?
一般人見有人大興土木,只會以為是政府已經批准,絕不會想到根本是違法建築。事前未經申請,最少在一年半載之內能神秘地,不知不覺地進行,沒有政府高官的包庇配合,可能嗎?到直升機場起好,泳池做好,魯連城正式申請改變用途,地政總署要考慮批准與否之時,不正是還在林鄭月娥的勢力權力之內嗎?林鄭就算不比梁展文高明,也不要太蠢吧!她的上司財爺默許,她的同僚因同樣面臨兩年後就業困難,因而主動幫忙,協助轉移公眾視線,林鄭月娥當然喜在心裏,一場高官串謀輸送利益的醜行公然上演,就欺大家不知道,就欺政客容易被愚弄。
所有農地,都只是一紙務農的地契。從前土地不值錢,農地就只值數十元一呎。為何農民不懂將農地建豪宅?因為那是違反了地契只能務農的限制;政府有權收回土地(Forfeiture),那為何魯連城可以例外?不要以為魯先生不懂,他第一時間說土地是準備用作有機耕作,證明他完全清楚有關的法律問題。
土地用途不容任意修改
問問任何公屋居民,若將公屋改變用途,做貨倉、寫字樓、種植物、做食品工場,後果會是如何?是被房署收回單位,理由是違反租約。就算是養貓養狗這類小事情,一樣可以因為違反租約而被收回房屋,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因為租約(Lease)亦只是契約,受契諾(Covenant)的條文細則所限,權利不是絕對。
就算是所謂私人樓宇,其使用亦受到公契(Mutual Deed)及發展商與政府在買地時的契諾所限制,這根本只是常識問題,為何魯連城買農地大建泳池、直升機場及砍樹做高爾夫球場,這等嚴重違反農地契約的行為,政府高官反而說是私人土地,法律上沒有辦法?
對小市民講法治,執法嚴明,但對富人就用盡一切理由偏幫,視法律如透明,我們月花數十萬請這類只為富人利益、自己利益打算的局長,不冤枉嗎?大家不憤怒嗎?政客無能不可靠之時,公民社會就要靠大家的直接行動,做到什麼就做什麼,筆者寫完文章之後,今次要有所行動了!
後記:寫完文章,發現邱騰華在星期一曾經表示,環境局與發展局曾召開跨部門會議,討論大浪灣用地,準備透過發展地區批圖的形式,把大浪灣納入發展規劃範圍之內云云。
上面已經分析過,明明是有現成法例不執行,卻轉個彎去用新例規管,林鄭月娥與邱騰華詭辯,實無出其右。更絕的是用新法例,完全可以一人讓一步,讓魯連城可以「合法」地保留他的樂園,只須作些更改滿足環保人士要求便可以。
議員請研究一下,環保局根本無法定權力管規劃。環保局只管究氣污染、廢物處理、水污管制、噪音管制、保護臭氧層、環境評估及產品責任(膠袋)等七條法例。環保與規劃是不同範圍的事情,邱騰華憑意越權與林鄭故意逃避,背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內情!
Monday, July 26, 2010
KJ的「無觀seem/simp(ly) 0」人生 - 鄭天儀
2010年7月26日
焦點人物
鄭天儀
KJ的「無觀seem/simp(ly) 0」人生
天才大都桀驁不馴,但桀驁不馴的,卻不一定是天才。
憑得獎紀錄片《音樂人生》一鳴驚人的主角黃家正(KJ),被外界加添「音樂神童」、「天才」等冠冕,自我的他卻以「擺脫」作為人生大任,擺脫欲望、觀念甚至音樂,才是「無為而為」的「爆呢」人生。
「take 的opposite不是give,give的過程中也是一種take,因為很多人give的時候也為了膨脹自我(enhance ego),所以no give 才是最好的give,它可以是nothing或者anything。」
眼前的KJ便裝加背囊,鄰家少男得很,當同齡的「毒男」終日追星、打機燃燒青春,他早於七歲已在嚴肅地思索人生,想通「自我」是枷鎖、「菩提本無樹」的道理。
二十歲的男孩,擁有八十歲的心境。早慧的路注定並不好走。
我說他是個天生的演說家多於音樂家,他反駁說自己只是「根本家」,捍衞自己認為是對的事。完成中六課程,他為「思考人生」放棄高考,隻身到美國念音樂。去年,他又為「思考人生」停學回港一年,暑假後復課。
比賽是謊話
KJ認為,音樂容不下第三者,獨處才能100%真誠的面對音樂。如是論,音樂等同房事,除非你有癖好,否則不會在光天化日下「真人表演」?
「對。所以音樂會並不真誠,比賽更是謊話!」KJ一矢中的,鏗鏘得沒有餘地。
「有些夢想家說:『音樂無限制』,收皮啦!理想滲透了ego已變得有限,我說的不是對抗desires,而是連觀念都沒有,回歸最基本free from music。」談到擺脫音樂的偉論,KJ滔滔不絕。
為此,KJ將於8月2日至3日,跟音樂戰友加soul mate吳懷創(NG)舉行名為「music is music」音樂會,為的就是探討音樂的本質。
《音樂人生》中經典一幕,當同學都迷醉於集體勝利的氣氛中,抗拒以音樂作為競爭手段的KJ,疏離地冷眼旁觀,向香港教育制度無聲抗議。
「任何制度都是『適者生存』,自然有贏家和輸家。」他並不着眼成和敗,認為心態重於一切,苦練「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改」的能耐。
然後,他向我道出一個「爛面尋樂」的故事。
早前,KJ患上嚴重的皮膚病,整張臉脫皮,令他自信心暴跌,內在卻失而復得。
不快樂中的快樂
「我靚仔、長得高瘦、出生環境好、讀名校、有音樂天分,但上天不會把所有都給你,我皮膚差。這讓我領悟到『得不到的東西才是你真正擁有的東西』。」
看官是否一頭霧水?花點時間想一想:福氣並不是你得到多少,而是坦然面對「得不到」和「已失去」,任何時候處變不驚,就是KJ的大志願。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心態上得到release,叫我坐監都無所謂!」他認為,真自由是超越觀念、角度和價值觀的,一個傷春悲秋、作繭自縛的人,就算給他穿牆過壁的能耐,也無異於籠中鳥甚至植物人。
帶着少年的煩惱,我問KJ人生快不快樂,他想了想,猛地拍枱,說給我一個「無與倫比到屈機」(終於出現屬於二十歲的言語)的答案:「從快樂中找不快樂,不快樂找快樂,最後發現無快樂和不快樂,這才是真正的快樂!」
像佛偈吧?!我反覆推敲、研究,嘗試以有限的語言和文字,堆砌出他腦中的概念,於是得出一個疑似無厘頭的文題:「無觀seem/simp(ly) 0」。無欲無求也是一種求,最高境界是比零更虛無的無觀處世觀。
我為KJ的豁達感到驚訝,問他可曾「得道」?他托一托下巴,帶着青春期的憂鬱神情道:「我明白道理,但未做到。」
焦點人物
鄭天儀
KJ的「無觀seem/simp(ly) 0」人生
天才大都桀驁不馴,但桀驁不馴的,卻不一定是天才。
憑得獎紀錄片《音樂人生》一鳴驚人的主角黃家正(KJ),被外界加添「音樂神童」、「天才」等冠冕,自我的他卻以「擺脫」作為人生大任,擺脫欲望、觀念甚至音樂,才是「無為而為」的「爆呢」人生。
「take 的opposite不是give,give的過程中也是一種take,因為很多人give的時候也為了膨脹自我(enhance ego),所以no give 才是最好的give,它可以是nothing或者anything。」
眼前的KJ便裝加背囊,鄰家少男得很,當同齡的「毒男」終日追星、打機燃燒青春,他早於七歲已在嚴肅地思索人生,想通「自我」是枷鎖、「菩提本無樹」的道理。
二十歲的男孩,擁有八十歲的心境。早慧的路注定並不好走。
我說他是個天生的演說家多於音樂家,他反駁說自己只是「根本家」,捍衞自己認為是對的事。完成中六課程,他為「思考人生」放棄高考,隻身到美國念音樂。去年,他又為「思考人生」停學回港一年,暑假後復課。
比賽是謊話
KJ認為,音樂容不下第三者,獨處才能100%真誠的面對音樂。如是論,音樂等同房事,除非你有癖好,否則不會在光天化日下「真人表演」?
「對。所以音樂會並不真誠,比賽更是謊話!」KJ一矢中的,鏗鏘得沒有餘地。
「有些夢想家說:『音樂無限制』,收皮啦!理想滲透了ego已變得有限,我說的不是對抗desires,而是連觀念都沒有,回歸最基本free from music。」談到擺脫音樂的偉論,KJ滔滔不絕。
為此,KJ將於8月2日至3日,跟音樂戰友加soul mate吳懷創(NG)舉行名為「music is music」音樂會,為的就是探討音樂的本質。
《音樂人生》中經典一幕,當同學都迷醉於集體勝利的氣氛中,抗拒以音樂作為競爭手段的KJ,疏離地冷眼旁觀,向香港教育制度無聲抗議。
「任何制度都是『適者生存』,自然有贏家和輸家。」他並不着眼成和敗,認為心態重於一切,苦練「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改」的能耐。
然後,他向我道出一個「爛面尋樂」的故事。
早前,KJ患上嚴重的皮膚病,整張臉脫皮,令他自信心暴跌,內在卻失而復得。
不快樂中的快樂
「我靚仔、長得高瘦、出生環境好、讀名校、有音樂天分,但上天不會把所有都給你,我皮膚差。這讓我領悟到『得不到的東西才是你真正擁有的東西』。」
看官是否一頭霧水?花點時間想一想:福氣並不是你得到多少,而是坦然面對「得不到」和「已失去」,任何時候處變不驚,就是KJ的大志願。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心態上得到release,叫我坐監都無所謂!」他認為,真自由是超越觀念、角度和價值觀的,一個傷春悲秋、作繭自縛的人,就算給他穿牆過壁的能耐,也無異於籠中鳥甚至植物人。
帶着少年的煩惱,我問KJ人生快不快樂,他想了想,猛地拍枱,說給我一個「無與倫比到屈機」(終於出現屬於二十歲的言語)的答案:「從快樂中找不快樂,不快樂找快樂,最後發現無快樂和不快樂,這才是真正的快樂!」
像佛偈吧?!我反覆推敲、研究,嘗試以有限的語言和文字,堆砌出他腦中的概念,於是得出一個疑似無厘頭的文題:「無觀seem/simp(ly) 0」。無欲無求也是一種求,最高境界是比零更虛無的無觀處世觀。
我為KJ的豁達感到驚訝,問他可曾「得道」?他托一托下巴,帶着青春期的憂鬱神情道:「我明白道理,但未做到。」
Wednesday, July 21, 2010
「書香」久久不散 書本與教育相長 電子書普及化下為今天開幕的香港書展打氣 - 林行止
2010年7月21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書香」久久不散 書本與教育相長
電子書普及化下為今天開幕的香港書展打氣
一、
退出《信報》經營後,內子開始裝修居所,騰出一點空間存放多年積聚的書籍,是「工程」的重點;可是,室內設計師藍圖尚未送來,iPad和Kindle已先後面世,電腦世代的小輩雖不表示意見,惟存書(不是藏書,這點筆者二○○四年寫過,不贅)萬卷不及一部電腦的事實,確令筆者望書輕歎,意興闌珊,雖說「書多未曾經我讀」,只是和它們日夕相對,天天東翻西看,偶爾撣灰理書,日久生情,下不了「散書」的決心;這些雜亂無章—內容與存放—的書終於未為電子書的普及而被淘汰!
這項有違「經濟原則」(特別是香港寸土丈金)的決定,現在看來,卻不能說是錯誤的,以書架環堵、坐擁書城,確是筆者的最大樂趣;可惜現代印刷技術大量生產的書,不論中書西書,都散發不出「書香」,未免美中不足。「書香」絕非愛書文人的「大話」,以舊式印刷品的油墨味混和樟腦丸「臭味」產生的獨特氣味,在「讀書人」嗅覺裏便是「書香」。去月與近十位友人同訪愛爾蘭都柏林(Dublin,意為黑池)三一書院圖書館開放給公眾參觀的長六十五公尺、樓高約六七層(分二格)、收藏二十多萬冊(圖書館藏書共三百餘萬冊)古書及手抄本的「長廳」(The Long Room),莫不為其藏書之豐及書架高不可攀的氣勢震懾(三一書院創於一五九二年,一六○○年開始藏書〔是年派兩「專家」渡海「遠」赴英倫搜購〕),但令我們印象良深的是「書香」,一種從古籍散發出來的特殊氣味—何以氣味歷數百年仍「芬芳」撲鼻?—令人發思古幽情。
據朱家溍在《故宮退食錄》(上下卷,九九年,北京出版社)中〈我家的藏書〉一章所記,「書香」分為兩種。其一是書房中「萬卷琳瑯,致多善本,几案精嚴,庋置清雅」,這種讀書環境散發的氣味,可說是「抽象」的「書香」;具體的「書香」,朱氏認為「應該就是書散發出真的香味。書確實有香味,但並非任何書都能散發香味……線裝木板書或抄本書都有香味,而平裝鉛印書沒有香味。影印的線裝也沒有香味,而有油墨味。木板書的味也並不一致,譬如晚清時代,金陵、崇文等書局所刻印的書,紙墨都平常,所以缺乏香味。宋元刊本、明代精刻名抄古色古香自不待言。且從近代說起,例如民國初年董康所刻書,道咸年間許珊林所刻書,康、雍、乾三朝武英殿修書處的木板書、銅活字和聚珍板,以及蘇州詩局、揚州詩局、棟亭家刻本等,都是刻印精良墨香四溢的書。藏書之所四部分門別類,當然有香味的書和無香味的書在一處排列,於是滙合發出全面的書香」。又說:「個人的書房……絕對不兼作卧室或餐廳使用。這樣的標準,架上群書的紙墨香和楠木書箱、樟木夾板,配合散發出幽香令人神怡。春秋佳日,窗明几淨,從窗紗透進庭前花草的芬芳和室內書香滙合,花間的蜂喧,使人覺得春意盎然。夏日,庭前蟬聲聒耳,濃蔭蔽地,檐前垂着斑竹堂簾,室中則清涼無暑,這個季節,室中楠木樟木和老屋的黃松樑柱都散發濃郁的香味,使書香倍增。冬日陽光滿屋,盆梅、水仙的清香配合書香經久不散。但書房如果安放火爐,則書香和梅花水仙都為之色香驟減。隆冬季節只好在取書時盤桓片刻略享清福,即攜書回到溫室閱讀。具備上述條件,則群書永遠靜靜地發着書香。」環境有異,然條件相近,那也許是「長廳」仍有「書香」的原因。
不過,這種「書香」,今已難見。鉛印書不管平裝精裝或「豪裝」,俱淡然無味,縱有「香味」(如「豪裝」書封面散發不能稱為香味的軟膠味),在空調環境下亦很快消散;用經過「科學處理」以驅蠹魚以杜蟲蛀的雜木實木做成的書架書櫃,當然亦無半點木香而油漆氣味不數月便消失於大氣中!
二、
家中書架或擠塞或疏落的書,不論是不經意的存書或刻意經營的藏書,都有非電子書所能企及的「功能」,我們常見若干中外學者作家以至社會賢達憶兒時受家中滿壁圖書的感染,偷讀「禁書」或一知半解地硬啃經典從此愛上讀書養成終生愛書習慣的往事,可見家中有書確有好處(如果你不以為愛讀書是壞事)。大概是受她媽媽的影響,小孫女早是「書癡」,兩三年前,她在筆者的書架上看見《What is your Poo-Poo Telling you?》,學步時已知PP是什麼的她,既驚且奇,用「你怎能看這樣的書」的懷疑、責備眼光望着筆者,但好奇心令她忍不住取下翻閱,當然半句亦讀不懂(這是本半學術性著作,兩位腸胃科醫生合撰;為數年前筆者寫便便系列時的其中一本參考書;近年多次「再刷」,想為暢銷書),自此她對書架上的書頓生興趣—由於她已七歲多,略識之無,許多書都得拋上高架或藏之於密,以免被問時設詞答非所問。
令筆者為家中沒有白壁只有書架釋懷的是,最近在《社會分層及流動性研究學報》(《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可於Sciencedirect.com下載)上讀到一篇題為〈書香之家與讀書有成—書與教育的二十七國調查〉(〈Family Scholarly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Success — Books and Schooling in 27 Nations〉),按其統計表所列不止二十七國,皆因把中國分為農村及城市「兩國」、德國仍分東西、南非則共有白、黑、有色及亞洲〔屬「榮譽白人」,不歸「有色」〕「四國」,如此分類,顯見調查的精微),網上刊出日期為今年一月十二日,這篇由四名在美國大學任教的社會學家,窮二十年之力,在「二十七國」對七萬多人(家庭)調查後撰成的論文有兩點結論(這是筆者的歸納),其一是家中存書多寡與後代受教育程度高下成正比;應該注意的是,家中的書必須受愛護(esteemed)、被閱讀並從中獲得樂趣。換句話說,家中的書若只被當作「擺設」,應視為傢俬一部分,不屬本文討論的書。其一為出身「文化家庭」(Cultured homes)的兒童,在學校的表現通常比較出色,當然,出色是多方面而不僅僅限於考試成績。
調查顯示雙親教育程度低(或文盲)而家中無書的兒童,平均受教育年期為七點六年(這種情況,在中國及葡萄牙甚普遍;見頁一八○);有二十五本書家庭的小孩比出身無書家庭的,多讀兩年書,而家有五百本書的,又比「二十五本」的多受兩年教育—這意味高中(High School)畢業甚至升讀大專院校……二十年加二十七國資料,論文分析極為精細,什麼「組合」(雙親教育程度與存書數量)都有,這裏無法一一引述;惟其指出「百分之四十來自雙親未受教育的無書家庭的小孩充其量只讀九年書,而雙親未受教育家中卻有不少書(book-rich)的小孩有百分之八十八讀九年書」,顯示家中有書遠較雙親教育程度重要。另一項值得注意的發現為只有百分之三的無書家庭的後代考進大學,有書家庭的小孩讀大學的百分比則高至百分之十三,如果雙親皆為大學生而家中存書五百冊(或以上),有百分之三十七小孩進入大學……不過,論文似未提及「強迫教育」,如果政府立法規定適齡兒童必須完成若干年免費教育,家中有書無書少書多書便與後代的教育程度無關宏旨。
在受調查二十七國七萬多家庭中,百分之十家庭無書(先進富國家中無書情況亦非罕見,這令筆者想起多年前在美國紅蕃家庭作客,進門前國務院派來的「陪同」半開玩笑地強調其家中唯一「一本書」為茄汁樽上的標貼!)、有十本書的佔百分之十三、二十五本的為百分之十六……有百本書以上的只有百分之十八;這七萬多家庭的平均存書為一百一十二本!
那些據說只讀Kindle不讀印刷磚頭書的電腦世代,本文引述的統計當然不具任何意義,而電子書由於不佔空間且價格遠較低廉,因此電腦世家可以或應該擁有更多的網上書,可惜電子書不易與他人分享—那本PP的書若只存於Kindle,小孫女又如何得見?!
據昨天(七月二十日)《華爾街日報》消息,亞馬遜指其Kindle在「逆境」中銷量大增—其售價從二百五十九美元降至一百八十九美元後,銷量便增三倍;西雅圖一書店每賣百本精裝書便賣一百八十「本」電子書,電子書真是來勢洶洶。可是,電子書亦有缺點,而且是足以改變人性的大缺點;七月十七日英國《衞報》有〈慢讀的藝術〉(〈The Art of Slow Reading〉)一文,痛陳電子書(及網絡資訊)令人「蠢化」(stupider)之害,因為上網的目的在求多求快,上網者無法元神歸一、深入鑽研,讀起來更是囫圇吞棗,結果縱有得益亦流於膚淺表面化,於其智性的提升並無受惠。一如如今主張「慢食」(slow food,有益健康)及「慢遊」(slow travel,五天七國遊可以休矣)漸成主流,「慢讀運動」(slow reading movement;原來莎士比亞和尼采都曾作此主張)正在醞釀中。「慢讀」意味全神貫注,這樣的閱讀才能帶來樂趣和進益(讀到不合理或文理不通處亦知棄之;時間最寶貴,經濟學家因此主張「讀不下去的書,應馬上放棄」)。Kindle只是「中途宿舍」,而且會令人思想跳躍,不能集中精神(如此什麼事都做得不好)……從讀好書到讀書好,最好是捧書慢讀,如此才能把書中的養分吸收!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書香」久久不散 書本與教育相長
電子書普及化下為今天開幕的香港書展打氣
一、
退出《信報》經營後,內子開始裝修居所,騰出一點空間存放多年積聚的書籍,是「工程」的重點;可是,室內設計師藍圖尚未送來,iPad和Kindle已先後面世,電腦世代的小輩雖不表示意見,惟存書(不是藏書,這點筆者二○○四年寫過,不贅)萬卷不及一部電腦的事實,確令筆者望書輕歎,意興闌珊,雖說「書多未曾經我讀」,只是和它們日夕相對,天天東翻西看,偶爾撣灰理書,日久生情,下不了「散書」的決心;這些雜亂無章—內容與存放—的書終於未為電子書的普及而被淘汰!
這項有違「經濟原則」(特別是香港寸土丈金)的決定,現在看來,卻不能說是錯誤的,以書架環堵、坐擁書城,確是筆者的最大樂趣;可惜現代印刷技術大量生產的書,不論中書西書,都散發不出「書香」,未免美中不足。「書香」絕非愛書文人的「大話」,以舊式印刷品的油墨味混和樟腦丸「臭味」產生的獨特氣味,在「讀書人」嗅覺裏便是「書香」。去月與近十位友人同訪愛爾蘭都柏林(Dublin,意為黑池)三一書院圖書館開放給公眾參觀的長六十五公尺、樓高約六七層(分二格)、收藏二十多萬冊(圖書館藏書共三百餘萬冊)古書及手抄本的「長廳」(The Long Room),莫不為其藏書之豐及書架高不可攀的氣勢震懾(三一書院創於一五九二年,一六○○年開始藏書〔是年派兩「專家」渡海「遠」赴英倫搜購〕),但令我們印象良深的是「書香」,一種從古籍散發出來的特殊氣味—何以氣味歷數百年仍「芬芳」撲鼻?—令人發思古幽情。
據朱家溍在《故宮退食錄》(上下卷,九九年,北京出版社)中〈我家的藏書〉一章所記,「書香」分為兩種。其一是書房中「萬卷琳瑯,致多善本,几案精嚴,庋置清雅」,這種讀書環境散發的氣味,可說是「抽象」的「書香」;具體的「書香」,朱氏認為「應該就是書散發出真的香味。書確實有香味,但並非任何書都能散發香味……線裝木板書或抄本書都有香味,而平裝鉛印書沒有香味。影印的線裝也沒有香味,而有油墨味。木板書的味也並不一致,譬如晚清時代,金陵、崇文等書局所刻印的書,紙墨都平常,所以缺乏香味。宋元刊本、明代精刻名抄古色古香自不待言。且從近代說起,例如民國初年董康所刻書,道咸年間許珊林所刻書,康、雍、乾三朝武英殿修書處的木板書、銅活字和聚珍板,以及蘇州詩局、揚州詩局、棟亭家刻本等,都是刻印精良墨香四溢的書。藏書之所四部分門別類,當然有香味的書和無香味的書在一處排列,於是滙合發出全面的書香」。又說:「個人的書房……絕對不兼作卧室或餐廳使用。這樣的標準,架上群書的紙墨香和楠木書箱、樟木夾板,配合散發出幽香令人神怡。春秋佳日,窗明几淨,從窗紗透進庭前花草的芬芳和室內書香滙合,花間的蜂喧,使人覺得春意盎然。夏日,庭前蟬聲聒耳,濃蔭蔽地,檐前垂着斑竹堂簾,室中則清涼無暑,這個季節,室中楠木樟木和老屋的黃松樑柱都散發濃郁的香味,使書香倍增。冬日陽光滿屋,盆梅、水仙的清香配合書香經久不散。但書房如果安放火爐,則書香和梅花水仙都為之色香驟減。隆冬季節只好在取書時盤桓片刻略享清福,即攜書回到溫室閱讀。具備上述條件,則群書永遠靜靜地發着書香。」環境有異,然條件相近,那也許是「長廳」仍有「書香」的原因。
不過,這種「書香」,今已難見。鉛印書不管平裝精裝或「豪裝」,俱淡然無味,縱有「香味」(如「豪裝」書封面散發不能稱為香味的軟膠味),在空調環境下亦很快消散;用經過「科學處理」以驅蠹魚以杜蟲蛀的雜木實木做成的書架書櫃,當然亦無半點木香而油漆氣味不數月便消失於大氣中!
二、
家中書架或擠塞或疏落的書,不論是不經意的存書或刻意經營的藏書,都有非電子書所能企及的「功能」,我們常見若干中外學者作家以至社會賢達憶兒時受家中滿壁圖書的感染,偷讀「禁書」或一知半解地硬啃經典從此愛上讀書養成終生愛書習慣的往事,可見家中有書確有好處(如果你不以為愛讀書是壞事)。大概是受她媽媽的影響,小孫女早是「書癡」,兩三年前,她在筆者的書架上看見《What is your Poo-Poo Telling you?》,學步時已知PP是什麼的她,既驚且奇,用「你怎能看這樣的書」的懷疑、責備眼光望着筆者,但好奇心令她忍不住取下翻閱,當然半句亦讀不懂(這是本半學術性著作,兩位腸胃科醫生合撰;為數年前筆者寫便便系列時的其中一本參考書;近年多次「再刷」,想為暢銷書),自此她對書架上的書頓生興趣—由於她已七歲多,略識之無,許多書都得拋上高架或藏之於密,以免被問時設詞答非所問。
令筆者為家中沒有白壁只有書架釋懷的是,最近在《社會分層及流動性研究學報》(《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可於Sciencedirect.com下載)上讀到一篇題為〈書香之家與讀書有成—書與教育的二十七國調查〉(〈Family Scholarly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Success — Books and Schooling in 27 Nations〉),按其統計表所列不止二十七國,皆因把中國分為農村及城市「兩國」、德國仍分東西、南非則共有白、黑、有色及亞洲〔屬「榮譽白人」,不歸「有色」〕「四國」,如此分類,顯見調查的精微),網上刊出日期為今年一月十二日,這篇由四名在美國大學任教的社會學家,窮二十年之力,在「二十七國」對七萬多人(家庭)調查後撰成的論文有兩點結論(這是筆者的歸納),其一是家中存書多寡與後代受教育程度高下成正比;應該注意的是,家中的書必須受愛護(esteemed)、被閱讀並從中獲得樂趣。換句話說,家中的書若只被當作「擺設」,應視為傢俬一部分,不屬本文討論的書。其一為出身「文化家庭」(Cultured homes)的兒童,在學校的表現通常比較出色,當然,出色是多方面而不僅僅限於考試成績。
調查顯示雙親教育程度低(或文盲)而家中無書的兒童,平均受教育年期為七點六年(這種情況,在中國及葡萄牙甚普遍;見頁一八○);有二十五本書家庭的小孩比出身無書家庭的,多讀兩年書,而家有五百本書的,又比「二十五本」的多受兩年教育—這意味高中(High School)畢業甚至升讀大專院校……二十年加二十七國資料,論文分析極為精細,什麼「組合」(雙親教育程度與存書數量)都有,這裏無法一一引述;惟其指出「百分之四十來自雙親未受教育的無書家庭的小孩充其量只讀九年書,而雙親未受教育家中卻有不少書(book-rich)的小孩有百分之八十八讀九年書」,顯示家中有書遠較雙親教育程度重要。另一項值得注意的發現為只有百分之三的無書家庭的後代考進大學,有書家庭的小孩讀大學的百分比則高至百分之十三,如果雙親皆為大學生而家中存書五百冊(或以上),有百分之三十七小孩進入大學……不過,論文似未提及「強迫教育」,如果政府立法規定適齡兒童必須完成若干年免費教育,家中有書無書少書多書便與後代的教育程度無關宏旨。
在受調查二十七國七萬多家庭中,百分之十家庭無書(先進富國家中無書情況亦非罕見,這令筆者想起多年前在美國紅蕃家庭作客,進門前國務院派來的「陪同」半開玩笑地強調其家中唯一「一本書」為茄汁樽上的標貼!)、有十本書的佔百分之十三、二十五本的為百分之十六……有百本書以上的只有百分之十八;這七萬多家庭的平均存書為一百一十二本!
那些據說只讀Kindle不讀印刷磚頭書的電腦世代,本文引述的統計當然不具任何意義,而電子書由於不佔空間且價格遠較低廉,因此電腦世家可以或應該擁有更多的網上書,可惜電子書不易與他人分享—那本PP的書若只存於Kindle,小孫女又如何得見?!
據昨天(七月二十日)《華爾街日報》消息,亞馬遜指其Kindle在「逆境」中銷量大增—其售價從二百五十九美元降至一百八十九美元後,銷量便增三倍;西雅圖一書店每賣百本精裝書便賣一百八十「本」電子書,電子書真是來勢洶洶。可是,電子書亦有缺點,而且是足以改變人性的大缺點;七月十七日英國《衞報》有〈慢讀的藝術〉(〈The Art of Slow Reading〉)一文,痛陳電子書(及網絡資訊)令人「蠢化」(stupider)之害,因為上網的目的在求多求快,上網者無法元神歸一、深入鑽研,讀起來更是囫圇吞棗,結果縱有得益亦流於膚淺表面化,於其智性的提升並無受惠。一如如今主張「慢食」(slow food,有益健康)及「慢遊」(slow travel,五天七國遊可以休矣)漸成主流,「慢讀運動」(slow reading movement;原來莎士比亞和尼采都曾作此主張)正在醞釀中。「慢讀」意味全神貫注,這樣的閱讀才能帶來樂趣和進益(讀到不合理或文理不通處亦知棄之;時間最寶貴,經濟學家因此主張「讀不下去的書,應馬上放棄」)。Kindle只是「中途宿舍」,而且會令人思想跳躍,不能集中精神(如此什麼事都做得不好)……從讀好書到讀書好,最好是捧書慢讀,如此才能把書中的養分吸收!
Tuesday, July 20, 2010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 林行止
2010年7月20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 ,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 ,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
Friday, July 16, 2010
和同事提起部門工作氣氛的問題,他有同意之餘沒有多大的意見。過了一日,他告訴我︰你很幸運能想這些問題。起初,我不大明白,及後他續說:不是很多人如你這般幸運。啊﹗明白了。真的,我可是幸運的一群,沒有太多生活生存上的憂慮。最煩惱的可能是每晚的晚餐吃些什麼,但這是否我們人生所追求的?人,生而自由。有的每天追求過時尚的生活;有的追求每天安穩的過已是最大的幸福。可是,我們在社會中生活,是否真有選擇?是否真的自由?
我以為,生活方式是如何也可能,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意識的。是否意識到誰在生活?當知道誰在生活時,那為何而活?有信仰的人可以追尋信仰真理為生存價值,沒有的那可以如何?現代生活上、社會上有太多消磨意志的人和事,有很多根本的問題,人們都未能看清、了解而活在渾沌之中。我們可以沒有信仰,但卻不能忘記追求生命價值和真理。
我以為,生活方式是如何也可能,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意識的。是否意識到誰在生活?當知道誰在生活時,那為何而活?有信仰的人可以追尋信仰真理為生存價值,沒有的那可以如何?現代生活上、社會上有太多消磨意志的人和事,有很多根本的問題,人們都未能看清、了解而活在渾沌之中。我們可以沒有信仰,但卻不能忘記追求生命價值和真理。
Wednesday, July 14, 2010
青年須培養多維內心世界 - 陳樂宗
2010年7月14日
陳樂宗
青年須培養多維內心世界
回首過去一年,我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本書,作者為Herbert Marcuse,書名為One-dimensional Man。此書雖寫於半世紀前,卻準確預言到今天社會的光景;Marcuse所講述的單維人(one-dimensional man),指先進的工業社會,通過科技、媒體與行政,及強勢的價值觀將人征服、同化,叫人失去自主批判的能力,失去對自己存在更高境界的想像與渴求。
中環價值
用今天香港的語言,就是將人變得「現實了」,坊間常言,香港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 所謂現實,其實就是你生存的空間收窄了,屈服於強勢的價值觀。今天的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現實社會,而這強勢的價值觀就是今天所謂的「中環價值」。
極權主義的社會,以高壓、暴力為手段將人性消磨;同樣,資本主義的社會也能將人性消磨,其手段就是將人單維化。 強權之運作容易引起受害人群之反彈,而單維化之運作,卻是令人沉迷,不知不覺地被去人性化(dehumanized)。
我雖然從商多年,但從沒有放棄我的理想;我的內心世界經常與「中環價值」相矛盾、鬥爭和抗衡。我可以說,我的內心世界是一個多維的空間,這個空間,讓我享受多元和平衡的人生。
那麼也許你們會問,如何才能培養出多維的內心世界?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認識,人是如何多維的。這還是要回到《聖經》的話,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第二十三節告訴我們,人是有三部分的—靈、魂、體。
人的內心世界有靈與魂兩部分,人的魂就是人的自我,其構成是人的知性(intellect),亦即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愛讀評論
要培養知性是要讀書的。你們今天從大學畢業,並不表示你們已讀完書,反而我期望大學啟發了你們對讀書的愛好。我今天仍然愛讀書,我讀科學文獻仍是津津有味,也愛讀文學、歷史、社會科學的書。
除此,我每天也讀報,近年我在英國時間較多,在倫敦時最享受的,就是讀報。每天我會讀幾份報紙,這不是看它們怎樣報道同樣的新聞,而是讀它們的評論。
英國每份報紙都有很清晰的意識形態立場:Guardian 是左翼的自由派;Telegraph 是右翼的保守派;Times 是溫和的右派;不只是政經大事,就是連名人的訃聞和生平,不同的報紙也有不同的觀點,蓋棺定論,各自表述。
無論你們主修的是哪個專業,我鼓勵你們多讀科外書。我雖然在大學主修工程和生命科學,但今天我還是不斷為自己在文史哲方面補課。我認為讀人文學科(humanities)尤其重要,它雖不是講授專業的知識,卻能把人照亮,讓人明白人的價值。
除讀書之外,人亦需要時常反思,這樣知性才會活躍豐富。學而不思則罔,東方的教育過分着重應試,缺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包括推理、分析、綜合、比較、判斷等能力。為此,多與別人討論問題是有益的,我亦因此鼓勵你們結識一些較喜愛思考(intellectual)的朋友。當然,我們偶然也會與朋友吃喝玩樂,但與朋友談論有知性內涵的話題,是豐富人生的不二法門。
我還鼓勵你們多參加文化活動。香港各所大專院校所舉辦的公開文化活動是不少的,譬如港大人文講座,是一個很好的資源。今年十月時,著名導演李安就在陸佑堂作了一次講座,坐無虛席。
人的情感也是需要培養的。現實會令人冷酷,理性會令人冷漠。人是感情的動物,人需要愛:需要被愛,也需要付出愛,從愛你身邊的親人,擴大到對社會上弱勢群體的關愛。還有,人需要培養與別人通情共感的能力(empathy),這與今天管理學裏所指的情商(EQ)有點類似,亦即能換位思考。
就如《聖經》所言,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哀哭。我閱世多年,發現智商絕不是人成功的唯一因素,反而情商的高或低,至為關鍵。
再回到我剛才說的話,讀人文學科的另一好處,尤其是讀文學,是培養人感性的發育。
至於人的意志,是需要磨練的。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與尼采對人的意志都曾有相當多的論說。他們的觀點雖不一致,但這兩位哲人都以為人的行為是受意志所主宰的。今日成長於溫室的年輕人意志大都薄弱,負不起重擔,經不起挫折。
前天報章報道了兩名獲獎學金到澳洲進修的港大校外課程學生,其中一位因母親不在,每天放學後便去做兼職,下午二時工作至晚上十一時,返家後才溫習功課,在這樣的環境下完成中學和大學的學業。 這就是意志,這就是毅力。
今天大陸有一流行語,稱辦公室裏有些人為「草莓族」,即指那些外表光鮮亮麗,質地卻軟綿無力,遇壓就抵不住變成一團稀泥的人。用廣東方言說,就是人必須要「捱得」,才可培養出堅強的意志。
「治己嚴」
人生境遇順逆交錯,在所難免,能在逆境中不被環境所折服,要靠人的意志來堅持;在強猛的威逼下而不出賣自己的良知,或在強烈的誘惑下而不摒棄自己的道德,也是在乎人的意志;人若要承擔重大的使命,必需要能承擔沉重的壓力,這也在乎人的意志。
古人之所謂「治己嚴」,其實就是勉勵人操練自己的意志,就連日常生活中對體能的鍛煉或對飲食的制約,都是操練意志的機會。一個人意志的剛強或薄弱,是他人生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的內心世界,除了人的魂,還有人的靈。靈是令人能與神相交的工具。人需要與神有交通,如藉祈禱、靈修、崇拜。在這交通中,神就把衪那聖潔、公義與慈愛的屬性傳輸到人裏,成為人的美德;所以人與神的溝通是高尚道德的泉源,是抵抗誘惑力量的供應站。
理性與靈性,屬兩個不同的境界,在一個多維的內心世界裏,二者不但可以相容並包,並且可以相輔相成。二○○六年哈佛大學課程改革委員會提出建議,在哈佛大學本科生課程裏,加入一門「理性與信仰」的必修課。不論人在這問題上最終的結論如何,我認為,信仰是每個青年人成長過程中應該思考的問題。
同學們,我希望你們在人生的路程上,時刻關注你們的內心世界,保護你們的心,不要隨波逐流,不被時下強勢的價值觀所征服。我盼望你們的內心世界不僅多維,而且活潑並多姿多彩,這些才是燦爛人生的基礎。
最後,我祝願你們人生美滿,前程錦繡。
二之二
文章為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第五十五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說
作者為晨興集團創辦人兼董事、恒隆集團非執行董事
陳樂宗
青年須培養多維內心世界
回首過去一年,我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本書,作者為Herbert Marcuse,書名為One-dimensional Man。此書雖寫於半世紀前,卻準確預言到今天社會的光景;Marcuse所講述的單維人(one-dimensional man),指先進的工業社會,通過科技、媒體與行政,及強勢的價值觀將人征服、同化,叫人失去自主批判的能力,失去對自己存在更高境界的想像與渴求。
中環價值
用今天香港的語言,就是將人變得「現實了」,坊間常言,香港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 所謂現實,其實就是你生存的空間收窄了,屈服於強勢的價值觀。今天的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現實社會,而這強勢的價值觀就是今天所謂的「中環價值」。
極權主義的社會,以高壓、暴力為手段將人性消磨;同樣,資本主義的社會也能將人性消磨,其手段就是將人單維化。 強權之運作容易引起受害人群之反彈,而單維化之運作,卻是令人沉迷,不知不覺地被去人性化(dehumanized)。
我雖然從商多年,但從沒有放棄我的理想;我的內心世界經常與「中環價值」相矛盾、鬥爭和抗衡。我可以說,我的內心世界是一個多維的空間,這個空間,讓我享受多元和平衡的人生。
那麼也許你們會問,如何才能培養出多維的內心世界?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認識,人是如何多維的。這還是要回到《聖經》的話,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第二十三節告訴我們,人是有三部分的—靈、魂、體。
人的內心世界有靈與魂兩部分,人的魂就是人的自我,其構成是人的知性(intellect),亦即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愛讀評論
要培養知性是要讀書的。你們今天從大學畢業,並不表示你們已讀完書,反而我期望大學啟發了你們對讀書的愛好。我今天仍然愛讀書,我讀科學文獻仍是津津有味,也愛讀文學、歷史、社會科學的書。
除此,我每天也讀報,近年我在英國時間較多,在倫敦時最享受的,就是讀報。每天我會讀幾份報紙,這不是看它們怎樣報道同樣的新聞,而是讀它們的評論。
英國每份報紙都有很清晰的意識形態立場:Guardian 是左翼的自由派;Telegraph 是右翼的保守派;Times 是溫和的右派;不只是政經大事,就是連名人的訃聞和生平,不同的報紙也有不同的觀點,蓋棺定論,各自表述。
無論你們主修的是哪個專業,我鼓勵你們多讀科外書。我雖然在大學主修工程和生命科學,但今天我還是不斷為自己在文史哲方面補課。我認為讀人文學科(humanities)尤其重要,它雖不是講授專業的知識,卻能把人照亮,讓人明白人的價值。
除讀書之外,人亦需要時常反思,這樣知性才會活躍豐富。學而不思則罔,東方的教育過分着重應試,缺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包括推理、分析、綜合、比較、判斷等能力。為此,多與別人討論問題是有益的,我亦因此鼓勵你們結識一些較喜愛思考(intellectual)的朋友。當然,我們偶然也會與朋友吃喝玩樂,但與朋友談論有知性內涵的話題,是豐富人生的不二法門。
我還鼓勵你們多參加文化活動。香港各所大專院校所舉辦的公開文化活動是不少的,譬如港大人文講座,是一個很好的資源。今年十月時,著名導演李安就在陸佑堂作了一次講座,坐無虛席。
人的情感也是需要培養的。現實會令人冷酷,理性會令人冷漠。人是感情的動物,人需要愛:需要被愛,也需要付出愛,從愛你身邊的親人,擴大到對社會上弱勢群體的關愛。還有,人需要培養與別人通情共感的能力(empathy),這與今天管理學裏所指的情商(EQ)有點類似,亦即能換位思考。
就如《聖經》所言,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哀哭。我閱世多年,發現智商絕不是人成功的唯一因素,反而情商的高或低,至為關鍵。
再回到我剛才說的話,讀人文學科的另一好處,尤其是讀文學,是培養人感性的發育。
至於人的意志,是需要磨練的。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與尼采對人的意志都曾有相當多的論說。他們的觀點雖不一致,但這兩位哲人都以為人的行為是受意志所主宰的。今日成長於溫室的年輕人意志大都薄弱,負不起重擔,經不起挫折。
前天報章報道了兩名獲獎學金到澳洲進修的港大校外課程學生,其中一位因母親不在,每天放學後便去做兼職,下午二時工作至晚上十一時,返家後才溫習功課,在這樣的環境下完成中學和大學的學業。 這就是意志,這就是毅力。
今天大陸有一流行語,稱辦公室裏有些人為「草莓族」,即指那些外表光鮮亮麗,質地卻軟綿無力,遇壓就抵不住變成一團稀泥的人。用廣東方言說,就是人必須要「捱得」,才可培養出堅強的意志。
「治己嚴」
人生境遇順逆交錯,在所難免,能在逆境中不被環境所折服,要靠人的意志來堅持;在強猛的威逼下而不出賣自己的良知,或在強烈的誘惑下而不摒棄自己的道德,也是在乎人的意志;人若要承擔重大的使命,必需要能承擔沉重的壓力,這也在乎人的意志。
古人之所謂「治己嚴」,其實就是勉勵人操練自己的意志,就連日常生活中對體能的鍛煉或對飲食的制約,都是操練意志的機會。一個人意志的剛強或薄弱,是他人生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的內心世界,除了人的魂,還有人的靈。靈是令人能與神相交的工具。人需要與神有交通,如藉祈禱、靈修、崇拜。在這交通中,神就把衪那聖潔、公義與慈愛的屬性傳輸到人裏,成為人的美德;所以人與神的溝通是高尚道德的泉源,是抵抗誘惑力量的供應站。
理性與靈性,屬兩個不同的境界,在一個多維的內心世界裏,二者不但可以相容並包,並且可以相輔相成。二○○六年哈佛大學課程改革委員會提出建議,在哈佛大學本科生課程裏,加入一門「理性與信仰」的必修課。不論人在這問題上最終的結論如何,我認為,信仰是每個青年人成長過程中應該思考的問題。
同學們,我希望你們在人生的路程上,時刻關注你們的內心世界,保護你們的心,不要隨波逐流,不被時下強勢的價值觀所征服。我盼望你們的內心世界不僅多維,而且活潑並多姿多彩,這些才是燦爛人生的基礎。
最後,我祝願你們人生美滿,前程錦繡。
二之二
文章為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第五十五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說
作者為晨興集團創辦人兼董事、恒隆集團非執行董事
青年人該如何裝備自己 - 陳樂宗
2010年7月13日
陳樂宗
青年人該如何裝備自己
我雖然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長期旅居海外或在內地工作,故一直以來都是以英文或普通話演講。今天要用廣東話發言,確是有一點難度。我相信如果我向梁院長請求,他一定會應允我今天以英文演講,但當我得悉廣東話是崇基畢業典禮的傳統語言,我就覺得必須以廣東話演說。這裏有一個深層的意義,也是我要向同學們傳達的第一個訊息,就是人必須尊重傳統。無論是十八世紀西方的啟蒙運動,或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五四運動,歷史都證明全盤否定自己的傳統,是行不通的。
這是因為傳統是文化內涵的容器,也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尊重傳統並不等於守舊、反動,也不等於攔阻創新;根植於傳統,反而令人更能把握其人生的何去何從,也能讓人更有信心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內心世界
過去一年是全球相當動盪的一年,馬兆良校董建議我講一些這一年來我對世界時局的觀感。 我不是時事評論員,能夠全面而有條理地發表對世界的看法。 我能做的是與同學們分享我的觀感,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一點啟發、一點勉勵。
我與同學們素未謀面,卻蒙邀參加這畢業典禮,我既感光榮亦樂於參與,這是我作為香港人應盡的義務。如果說我們這代人代表香港的過去,那麼你們就是香港的未來。我們素有薪火相傳的傳統,所以我對你們更表示支持與關懷。每一代人都有他們面對的挑戰,也有他們歷史性的機遇。
我代表的這一代,生於二戰之後,亦即戰後嬰兒潮。我們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亦經歷了韓戰、冷戰、越戰和文革,那真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但那個年代也是個充滿機遇的年代。我們目睹了赤手空拳的難民潮,憑他們的血與汗,把香港由匱乏帶進小康,進而創造出經濟的奇迹、驕人的財富,建造了香港這樣超高效率的社會。
你們這一代出生的時候,中國已進行了改革開放,你們經歷了香港回歸祖國、平穩過渡,你們所成長的香港已經是個相當穩定的社會,這裏市場經濟高度發達,但也十分成熟和擁擠,與我們那一代遍地機會的情況大相徑庭。當然你們可以去大陸發展,我也鼓勵你們多與大陸交往,但那畢竟不是你們土生土長的地方,社會資源總不及當地人。
你們能考進中文大學,又在此接受良好的教育,是香港的精英。香港的未來將取決於在座諸位、取決於你們的所作所為,更進一步取決於你們的內心世界。崇基是一所基督教學院,故我今天的演說會多引用聖經的話語。舊約《聖經》〈箴言〉四章二十三節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所以今天我關心的,不只是你們短期就業等問題,而是你們的內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在香港這樣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要保持自己心靈的純潔和正直,恰如逆水行舟。商業的確會污染人心、侵佔人心、腐蝕人心,所以《聖經》〈啟示錄〉十八章十三節說,地上商人所販賣的不只是金銀珠寶,最後還有人的靈魂(經文的中譯本為「人口」,其希臘原文意思為the souls of men)。從二○○八年次按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到上星期倫敦銀行從業者堅持要瓜分五十億英鎊花紅;而為了挽救這些銀行,英國每個家庭都已背上五千五百英鎊的債務,這些正表明商業對人類心靈的腐蝕。
商業掛帥
然而,我們卻又逃脫不了活在這種商業掛帥的社會。今天全球價值趨於一體化,「經濟發展」、「物質繁榮」、「生財創富」、「盡情消費」都已成為全球主流的、具壟斷性的價值觀,成為衡量個人或社會一切事物或行為的準則。我們也都在這種價值觀下被定性為「經濟人」。市場的力量把「經濟人」的邏輯滲透人的思想,塑造人的行為取向,在這「經濟人」的合理化之下,人不斷擴張個人的經濟利益,漠視道德,漠視社會正義,道德的界限日趨模糊,導致最後道德底線失守。這樣的社會或許能夠產生許多經濟巨人,然而他們卻很可能是道德的侏儒。
當今社會各行各業,最吸引年輕人的莫過於金融業,多少年輕人都想去 iBank(投資銀行)工作。金融業的獨大,令已無道德約制的金融業過度發展,其存在已不是為整體經濟服務,而只是為增加其本身的經濟利益;這種狀況真可謂喧賓奪主,令整體經濟為金融業服務。單是華爾街,就能給全球帶來巨大的災難。
兩年前哈佛大學統計表明,應屆畢業生首份工作在金融業的,男生佔百分之五十八,女生佔百分之四十二。他們當中應有不少可能成為優秀科學家或文學家,但他們都到華爾街拜金去了,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二之一.明天待續
文章為作者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第五十五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說
作者為晨興集團創辦人兼董事、恒隆集團非執行董事
陳樂宗
青年人該如何裝備自己
我雖然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長期旅居海外或在內地工作,故一直以來都是以英文或普通話演講。今天要用廣東話發言,確是有一點難度。我相信如果我向梁院長請求,他一定會應允我今天以英文演講,但當我得悉廣東話是崇基畢業典禮的傳統語言,我就覺得必須以廣東話演說。這裏有一個深層的意義,也是我要向同學們傳達的第一個訊息,就是人必須尊重傳統。無論是十八世紀西方的啟蒙運動,或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五四運動,歷史都證明全盤否定自己的傳統,是行不通的。
這是因為傳統是文化內涵的容器,也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尊重傳統並不等於守舊、反動,也不等於攔阻創新;根植於傳統,反而令人更能把握其人生的何去何從,也能讓人更有信心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內心世界
過去一年是全球相當動盪的一年,馬兆良校董建議我講一些這一年來我對世界時局的觀感。 我不是時事評論員,能夠全面而有條理地發表對世界的看法。 我能做的是與同學們分享我的觀感,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一點啟發、一點勉勵。
我與同學們素未謀面,卻蒙邀參加這畢業典禮,我既感光榮亦樂於參與,這是我作為香港人應盡的義務。如果說我們這代人代表香港的過去,那麼你們就是香港的未來。我們素有薪火相傳的傳統,所以我對你們更表示支持與關懷。每一代人都有他們面對的挑戰,也有他們歷史性的機遇。
我代表的這一代,生於二戰之後,亦即戰後嬰兒潮。我們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亦經歷了韓戰、冷戰、越戰和文革,那真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但那個年代也是個充滿機遇的年代。我們目睹了赤手空拳的難民潮,憑他們的血與汗,把香港由匱乏帶進小康,進而創造出經濟的奇迹、驕人的財富,建造了香港這樣超高效率的社會。
你們這一代出生的時候,中國已進行了改革開放,你們經歷了香港回歸祖國、平穩過渡,你們所成長的香港已經是個相當穩定的社會,這裏市場經濟高度發達,但也十分成熟和擁擠,與我們那一代遍地機會的情況大相徑庭。當然你們可以去大陸發展,我也鼓勵你們多與大陸交往,但那畢竟不是你們土生土長的地方,社會資源總不及當地人。
你們能考進中文大學,又在此接受良好的教育,是香港的精英。香港的未來將取決於在座諸位、取決於你們的所作所為,更進一步取決於你們的內心世界。崇基是一所基督教學院,故我今天的演說會多引用聖經的話語。舊約《聖經》〈箴言〉四章二十三節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所以今天我關心的,不只是你們短期就業等問題,而是你們的內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在香港這樣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要保持自己心靈的純潔和正直,恰如逆水行舟。商業的確會污染人心、侵佔人心、腐蝕人心,所以《聖經》〈啟示錄〉十八章十三節說,地上商人所販賣的不只是金銀珠寶,最後還有人的靈魂(經文的中譯本為「人口」,其希臘原文意思為the souls of men)。從二○○八年次按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到上星期倫敦銀行從業者堅持要瓜分五十億英鎊花紅;而為了挽救這些銀行,英國每個家庭都已背上五千五百英鎊的債務,這些正表明商業對人類心靈的腐蝕。
商業掛帥
然而,我們卻又逃脫不了活在這種商業掛帥的社會。今天全球價值趨於一體化,「經濟發展」、「物質繁榮」、「生財創富」、「盡情消費」都已成為全球主流的、具壟斷性的價值觀,成為衡量個人或社會一切事物或行為的準則。我們也都在這種價值觀下被定性為「經濟人」。市場的力量把「經濟人」的邏輯滲透人的思想,塑造人的行為取向,在這「經濟人」的合理化之下,人不斷擴張個人的經濟利益,漠視道德,漠視社會正義,道德的界限日趨模糊,導致最後道德底線失守。這樣的社會或許能夠產生許多經濟巨人,然而他們卻很可能是道德的侏儒。
當今社會各行各業,最吸引年輕人的莫過於金融業,多少年輕人都想去 iBank(投資銀行)工作。金融業的獨大,令已無道德約制的金融業過度發展,其存在已不是為整體經濟服務,而只是為增加其本身的經濟利益;這種狀況真可謂喧賓奪主,令整體經濟為金融業服務。單是華爾街,就能給全球帶來巨大的災難。
兩年前哈佛大學統計表明,應屆畢業生首份工作在金融業的,男生佔百分之五十八,女生佔百分之四十二。他們當中應有不少可能成為優秀科學家或文學家,但他們都到華爾街拜金去了,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二之一.明天待續
文章為作者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第五十五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說
作者為晨興集團創辦人兼董事、恒隆集團非執行董事
Tuesday, July 13, 2010
遊戲時遊戲 - 黃明樂
2010年7月13日
生命通識
黃明樂
遊戲時遊戲
6月30日,在日內瓦舊城區內,一隊人浩浩蕩蕩衝入來,擋住了我的去路。
領頭的,是一身深紫色制服的銀樂隊。身型魁梧的隊長挺着大肚子吹着喇叭,隊友起勁地打節奏。緊隨在後的,竟全是豆丁般的小孩!有的畫了大花臉,甩手甩腳跟着節拍走;有的戴上紅鼻子,昂首闊步;有一些舞着水袖前行;也有一些,穿着天使翅膀,隊形散了,格格笑作一團,直像天使般可愛。
三十度高溫下,旁觀的我衣衫盡濕,孩子們卻享受着汗水相擊,眼中閃着異彩,足足巡遊了半小時。
今天,是什麼日子了?我在腦內快速搜畫,瑞士國慶?不,那該是8月。而昨晚,瑞士明明沒有贏世界盃。人群裏有位拿着長鏡頭的中年漢,看來像個記者。我問他,什麼回事了?
「慶祝最後一天上學。」吓?!?!?!
「對呀,明天起放暑假,所以小孩都跑到街上慶祝。」「年年如是?」「嗯。」
「那……銀樂隊呢?」「是政府免費提供的。」
「後面把關的救護車、消防車、警車呢?」「都是政府安排的。」我吐吐舌頭,在香港,示威遊行才有這種招呼吧。「今天後整個暑假,孩子們都不回校了,這是正式道別。」「你是來採訪的嗎?」我看着他專業的攝影技術,忍不住問。「不,兒子在巡遊,我拿了假期來支持他。」
回到香港,收到舅舅電話。小表妹快升中一,獲派的中學吩咐,整個7月回校補課。「不去不行嗎?」我問。「不,補課後還有分班試,考的都是新教的內容。分班分不好,從此變成籮底橙。人人都讀,我女兒怎能不讀?」
於是,我想起了日內瓦的孩子們,更想起了電影《少女失樂園》(An Education)裏的故事。
高才生Jenny活潑、熱情、愛文學、愛音樂。她希望見識世界一流的演出,父母提醒她謹記在校內樂隊練習中點名。她想走訪名作家故居,父母只關心她能否把其作品評賞功課做好。她愛閱讀,父母着她先讀好入大學必備的拉丁文。
然後,某下雨的下午,一個善感、成熟的男人闖進了Jenny的生命,帶她遊牛津、聽歌劇、訪尋世界名畫。少女一心憧憬跟他經歷未知的世界,父母出奇地沒有反對,因為深信攀附上流社會是成功的開始。豈料到了談婚論嫁的邊緣,一場夢醒,原來男人不過是個偷呃拐騙的江湖混混、早有妻兒仍然到處留情的騙子。
故事之所以震撼,在於少女並非無心向學的「死妹」;反之,正正因為那極強的求知欲,與功利社會對學習的狹隘理解,產生了極大矛盾,一點外力,便足以讓天真的心走上歧路。如果學習不光是窮追一個升班時間表或考試機制,可以不設限地探索、發現、吸收,少女的命運,會否不一樣?
我們總以為,盡快念完所有書,考完所有試,就叫有效學習。這種信念推至極端,連小學生都不放過,而早就忘了,考試不過是個制度。制度,要有,但只應是條底線,而非矯枉過正的求學原則。真正的學習在生活中。
放假就是放假的瑞士孩子,說不準會否飛黃騰達,但看起來至少開心一點、有反應一點、凡事主動一點。好奇心透過遊玩得到滿足,對壞引誘的免疫力,也自然提高。升中學子們,正值最反叛的年紀,算得很盡的求學模式,有沒有把這些界外效益也一併算進去?
生命通識
黃明樂
遊戲時遊戲
6月30日,在日內瓦舊城區內,一隊人浩浩蕩蕩衝入來,擋住了我的去路。
領頭的,是一身深紫色制服的銀樂隊。身型魁梧的隊長挺着大肚子吹着喇叭,隊友起勁地打節奏。緊隨在後的,竟全是豆丁般的小孩!有的畫了大花臉,甩手甩腳跟着節拍走;有的戴上紅鼻子,昂首闊步;有一些舞着水袖前行;也有一些,穿着天使翅膀,隊形散了,格格笑作一團,直像天使般可愛。
三十度高溫下,旁觀的我衣衫盡濕,孩子們卻享受着汗水相擊,眼中閃着異彩,足足巡遊了半小時。
今天,是什麼日子了?我在腦內快速搜畫,瑞士國慶?不,那該是8月。而昨晚,瑞士明明沒有贏世界盃。人群裏有位拿着長鏡頭的中年漢,看來像個記者。我問他,什麼回事了?
「慶祝最後一天上學。」吓?!?!?!
「對呀,明天起放暑假,所以小孩都跑到街上慶祝。」「年年如是?」「嗯。」
「那……銀樂隊呢?」「是政府免費提供的。」
「後面把關的救護車、消防車、警車呢?」「都是政府安排的。」我吐吐舌頭,在香港,示威遊行才有這種招呼吧。「今天後整個暑假,孩子們都不回校了,這是正式道別。」「你是來採訪的嗎?」我看着他專業的攝影技術,忍不住問。「不,兒子在巡遊,我拿了假期來支持他。」
回到香港,收到舅舅電話。小表妹快升中一,獲派的中學吩咐,整個7月回校補課。「不去不行嗎?」我問。「不,補課後還有分班試,考的都是新教的內容。分班分不好,從此變成籮底橙。人人都讀,我女兒怎能不讀?」
於是,我想起了日內瓦的孩子們,更想起了電影《少女失樂園》(An Education)裏的故事。
高才生Jenny活潑、熱情、愛文學、愛音樂。她希望見識世界一流的演出,父母提醒她謹記在校內樂隊練習中點名。她想走訪名作家故居,父母只關心她能否把其作品評賞功課做好。她愛閱讀,父母着她先讀好入大學必備的拉丁文。
然後,某下雨的下午,一個善感、成熟的男人闖進了Jenny的生命,帶她遊牛津、聽歌劇、訪尋世界名畫。少女一心憧憬跟他經歷未知的世界,父母出奇地沒有反對,因為深信攀附上流社會是成功的開始。豈料到了談婚論嫁的邊緣,一場夢醒,原來男人不過是個偷呃拐騙的江湖混混、早有妻兒仍然到處留情的騙子。
故事之所以震撼,在於少女並非無心向學的「死妹」;反之,正正因為那極強的求知欲,與功利社會對學習的狹隘理解,產生了極大矛盾,一點外力,便足以讓天真的心走上歧路。如果學習不光是窮追一個升班時間表或考試機制,可以不設限地探索、發現、吸收,少女的命運,會否不一樣?
我們總以為,盡快念完所有書,考完所有試,就叫有效學習。這種信念推至極端,連小學生都不放過,而早就忘了,考試不過是個制度。制度,要有,但只應是條底線,而非矯枉過正的求學原則。真正的學習在生活中。
放假就是放假的瑞士孩子,說不準會否飛黃騰達,但看起來至少開心一點、有反應一點、凡事主動一點。好奇心透過遊玩得到滿足,對壞引誘的免疫力,也自然提高。升中學子們,正值最反叛的年紀,算得很盡的求學模式,有沒有把這些界外效益也一併算進去?
Thursday, July 8, 2010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續)- 練乙錚
2010年7月8日
練乙錚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續)
總的來說,「激進」除了是政治光譜上的一個位置標記之外,還是政治組織生長演化過程中的一個動的階段;自由競爭之下的激進組織壯大了,必然增加包容性。這裏要注意「自由競爭」這個條件;阿當斯密很強調這個條件。舉中國共產黨為例,它累積一定力量之後,在四十年代增加包容性,提出走民主道路、組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力量大增,很快席捲全國;但之後因為黨天下,沒有了政治上的自由競爭能提供的天然約束,它於是愈大便愈偏激,最後簡直違反人性,走火入魔。
優質民主競爭
在香港,所有民主派政黨要成長,都無可避免要漸漸「去激進化」,或多或少不斷從政治光譜的右端向中間轉移,空出的最激進環節,只能由新進場的微型激進民主組織佔據。這個由激進到溫和、由右而中的演化,對民主派非常有利,因為整個過程將不斷對當權派造成壓力,不斷入侵其地盤、搶奪其票源,原來的「六四分割」將變成「七三分割」。本來,當權派中各政黨,也是可以在增長的同時,逐步調整其政綱,慢慢變得更包容,能向中間伸展其勢力、甚或搶奪一部分泛民選票的;如是者,則偏激政黨最後都從政治光譜兩端向中間移動,告別偏激,變得溫和,社會政治便變成以中間黨派為主導,出現前不久雷鼎鳴教授指出的優質民主競爭。但是,本地當權派和傳統左派政黨的政綱,都不是由本地政治上的自由競爭決定,而是由北京按其他因素制定的,那種自然的「去偏激化」動力,便完全不能在民建聯一類政黨身上體現,本地民主政治優質化,由是少了一半動力。
談到當權派,筆者想提一點看法或忠告。此派裏面不乏有心人,但這些人對黨對國家對上級忠心有餘,獨立思考不足,處境因此有時相當困難。黨和上級立場每有重大變化,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最後知後覺,那是黨的性質決定的。知覺之後,這些人還必須完全變調,以今時之「我」,打倒二十四小時之前的「我」,而其實這兩個「我」,都不是真我,而是黨和上級在不同時段替我設定(set)、可以隨時重設(reset)的「我」。這從一品的梁愛詩、范徐麗泰,二品的葉劉淑儀,三品的梁美芬,到最末品而倒往往是十分可敬的「維園阿伯」,都不免如此。在這次政改事件上,上述那種「我」的重設,表現得十分清楚,不同品之間,只能爭相分辨誰被重設得最早,然而這早已不是新鮮事。
遠的不說,就從建國之後親蘇、反蘇、立林彪、批林彪、批孔、尊孔、批鄧、倒鄧、擁鄧、打倒四人幫、鬥國民黨、捧國民黨等轉向大事上看,當權派愛國人如此反覆被重設者,不知幾許。不少這些人各方面基本素質本來很高,絕不似那批只懂擇木而棲的良禽輩;本是國家民族的大腦細胞,卻不幸成為線扯木偶。當中更有一些人,以甘心不斷被重設作為對黨國忠誠的最堅實證據。但可惜,歷史上這類人中的極品—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大清黨和六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老幹部—不僅無悔於被重設,之後還甘願賠上自身性命,作為對領袖的終極服從和奉獻,卻依然無助於阻擋黨國變質或覆滅而甚或不自覺地有以致之。極品如此,況乎其他?
一國兩制真諦
故筆者認為,本地左派人士及政黨,若要真正對香港作貢獻,必須告別「聽話」思維,用自己的大腦去建立自身對香港問題的看法和行動策略,而不是每遇重大事情,例必先按扭從西環或北京下載指示才敢行動。想當年中國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對共產國際的指令陽奉陰違才達致的啊!北京若是明智,也應看到這點。這其實也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句話後面的真諦。
二之二.下
練乙錚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續)
總的來說,「激進」除了是政治光譜上的一個位置標記之外,還是政治組織生長演化過程中的一個動的階段;自由競爭之下的激進組織壯大了,必然增加包容性。這裏要注意「自由競爭」這個條件;阿當斯密很強調這個條件。舉中國共產黨為例,它累積一定力量之後,在四十年代增加包容性,提出走民主道路、組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力量大增,很快席捲全國;但之後因為黨天下,沒有了政治上的自由競爭能提供的天然約束,它於是愈大便愈偏激,最後簡直違反人性,走火入魔。
優質民主競爭
在香港,所有民主派政黨要成長,都無可避免要漸漸「去激進化」,或多或少不斷從政治光譜的右端向中間轉移,空出的最激進環節,只能由新進場的微型激進民主組織佔據。這個由激進到溫和、由右而中的演化,對民主派非常有利,因為整個過程將不斷對當權派造成壓力,不斷入侵其地盤、搶奪其票源,原來的「六四分割」將變成「七三分割」。本來,當權派中各政黨,也是可以在增長的同時,逐步調整其政綱,慢慢變得更包容,能向中間伸展其勢力、甚或搶奪一部分泛民選票的;如是者,則偏激政黨最後都從政治光譜兩端向中間移動,告別偏激,變得溫和,社會政治便變成以中間黨派為主導,出現前不久雷鼎鳴教授指出的優質民主競爭。但是,本地當權派和傳統左派政黨的政綱,都不是由本地政治上的自由競爭決定,而是由北京按其他因素制定的,那種自然的「去偏激化」動力,便完全不能在民建聯一類政黨身上體現,本地民主政治優質化,由是少了一半動力。
談到當權派,筆者想提一點看法或忠告。此派裏面不乏有心人,但這些人對黨對國家對上級忠心有餘,獨立思考不足,處境因此有時相當困難。黨和上級立場每有重大變化,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最後知後覺,那是黨的性質決定的。知覺之後,這些人還必須完全變調,以今時之「我」,打倒二十四小時之前的「我」,而其實這兩個「我」,都不是真我,而是黨和上級在不同時段替我設定(set)、可以隨時重設(reset)的「我」。這從一品的梁愛詩、范徐麗泰,二品的葉劉淑儀,三品的梁美芬,到最末品而倒往往是十分可敬的「維園阿伯」,都不免如此。在這次政改事件上,上述那種「我」的重設,表現得十分清楚,不同品之間,只能爭相分辨誰被重設得最早,然而這早已不是新鮮事。
遠的不說,就從建國之後親蘇、反蘇、立林彪、批林彪、批孔、尊孔、批鄧、倒鄧、擁鄧、打倒四人幫、鬥國民黨、捧國民黨等轉向大事上看,當權派愛國人如此反覆被重設者,不知幾許。不少這些人各方面基本素質本來很高,絕不似那批只懂擇木而棲的良禽輩;本是國家民族的大腦細胞,卻不幸成為線扯木偶。當中更有一些人,以甘心不斷被重設作為對黨國忠誠的最堅實證據。但可惜,歷史上這類人中的極品—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大清黨和六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老幹部—不僅無悔於被重設,之後還甘願賠上自身性命,作為對領袖的終極服從和奉獻,卻依然無助於阻擋黨國變質或覆滅而甚或不自覺地有以致之。極品如此,況乎其他?
一國兩制真諦
故筆者認為,本地左派人士及政黨,若要真正對香港作貢獻,必須告別「聽話」思維,用自己的大腦去建立自身對香港問題的看法和行動策略,而不是每遇重大事情,例必先按扭從西環或北京下載指示才敢行動。想當年中國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對共產國際的指令陽奉陰違才達致的啊!北京若是明智,也應看到這點。這其實也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句話後面的真諦。
二之二.下
Wednesday, July 7, 2010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 - 練乙錚
2010年7月7日
練乙錚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
筆者昨天提出一個觀點: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就現階段而言,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着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個別回合的點數勝負,既不重要,也難算得清,怎能和民主派在政治光譜上布局合理化的好處相比?
故此,今後民主派的工作要點,便是把形勢中潛存的大好,盡量轉化為實利。在民主黨而言,那便是要演化為一個更溫和的政黨,吸納中間精英,一方面有一定原則地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能夠發揮的力量(不能只有一個張炳良,要有多個張炳良),另一方面須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這都不是容易的工作,更不是浪漫的事業,有些人自然而然地適合做,目前各民主黨派定位拉開,正好讓更多人那樣做;不是或不願當中間民主派的人,應該樂觀其成,給予祝福。
競爭令激進派溫和
今天筆者續談其他民主派人士面對的問題。首先談激進組織的演化規律。阿當斯密在《原富論》提出一個見解,認為宗教領域由一兩個大教會倚仗政治力量行使壟斷權是不好的;更好的局面是由大大小小的教派互相競逐產生。他說:「一些活躍而受某種利益驅使的傳道士,只是在一教獨大或兩三個大教寡頭壟斷朋比為奸的情況下以勢壓人才可怕。若有兩三百個以至兩三千個小教派,任何一個都不足以危害社會安寧。……那些激進小教派,四方八面都是競爭對手,要生存、發展,必須學會真誠、回歸中道,而藉政治權力壯大起來的大教,卻往往離此甚遠。」
接着,阿當斯密舉以溫和見稱的公誼會為例;此會亦稱教友派、貴格派、費城朋友會等,前身是從英國國教分離出來的十分激進的異見派,受英國國教迫害,與英國清教徒一起移居美國,到了美國之後,卻又受清教徒迫害;然而此教不斷發展,終於成為美國東部最有影響力的溫和教派。
阿當斯密明顯認為,宗教的自由競爭,會令激進的小教派通過成長而變得溫和。(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此「部分」長數十頁,昨文曾引其中一小段。)不過,阿當斯密沒有在書中嚴格證明此論點。一九八八年,美國社會學家 Lawrence R. Iannaconne 寫出一篇經典論文,用大量實證資料和嚴格理論分析,論證了上述阿當斯密的理論【註】。道理其實很簡單,圈子大了,成員之間的意見無可避免變得參差,這個圈子的主導思想便必須寬容一些。
最激位置留給八十後
據此,筆者昨文提出:「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着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社民連壯大了,支持者人數有一定了,也要更加顧存大局,把最激進的位置,留給衝中聯辦、衝羅湖橋的小伙子、八十後的少數最激者去佔,給予支持、樂觀其成,自身不去佔據、不去領導。按理論推導,那才是最高效的做法,否則必定拖慢自身成長,對泛民整體不利。事實上,社民連推五區公投,與其現階段最佳定位很合拍,完全合憲合法,只是不按當權派隱邏輯操作(民主黨不同意該做法,是對勝負概率估算不同,不是理論上反對);在香港現實政治中,五區公投振聾發聵,富開創性,故不少並非激進人士也認同,包括筆者在內。今後,在適當時機、適當議題上,社民連應沿着五區公投的軌跡,再接再厲,推陳出新。
分析政治,論者常常提及「政治光譜」,但這當然不是思考社會政治的唯一維度;另外兩個重要維度,分別是以經濟地位和知識水平劃分的社會各階層。如果社會上要求民主的人,泰半屬於經濟地位或知識水平低下的階層,其餘階層的人反對的多,則不僅民主難以達致,就算達致了,也是不穩定的,甚或不可能是優質的。故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得到知識階層、專業人士的普遍支持,以及大量上流社會人士起碼不積極反對,十分重要。
做這方面的工作,公民黨最有條件。這些階層人士受教育比較多,大部分都懂理性思維,能夠不同程度接受講道理的民主,但行為上一般不能接受激進。因此,筆者昨天說:「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取得成績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註:"A Formal Model of Church and Sect", by L.R. Iannacc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Supplement, 1988. 此文理論部分用的完全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
二之二.上.明天續
練乙錚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
筆者昨天提出一個觀點: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就現階段而言,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着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個別回合的點數勝負,既不重要,也難算得清,怎能和民主派在政治光譜上布局合理化的好處相比?
故此,今後民主派的工作要點,便是把形勢中潛存的大好,盡量轉化為實利。在民主黨而言,那便是要演化為一個更溫和的政黨,吸納中間精英,一方面有一定原則地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能夠發揮的力量(不能只有一個張炳良,要有多個張炳良),另一方面須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這都不是容易的工作,更不是浪漫的事業,有些人自然而然地適合做,目前各民主黨派定位拉開,正好讓更多人那樣做;不是或不願當中間民主派的人,應該樂觀其成,給予祝福。
競爭令激進派溫和
今天筆者續談其他民主派人士面對的問題。首先談激進組織的演化規律。阿當斯密在《原富論》提出一個見解,認為宗教領域由一兩個大教會倚仗政治力量行使壟斷權是不好的;更好的局面是由大大小小的教派互相競逐產生。他說:「一些活躍而受某種利益驅使的傳道士,只是在一教獨大或兩三個大教寡頭壟斷朋比為奸的情況下以勢壓人才可怕。若有兩三百個以至兩三千個小教派,任何一個都不足以危害社會安寧。……那些激進小教派,四方八面都是競爭對手,要生存、發展,必須學會真誠、回歸中道,而藉政治權力壯大起來的大教,卻往往離此甚遠。」
接着,阿當斯密舉以溫和見稱的公誼會為例;此會亦稱教友派、貴格派、費城朋友會等,前身是從英國國教分離出來的十分激進的異見派,受英國國教迫害,與英國清教徒一起移居美國,到了美國之後,卻又受清教徒迫害;然而此教不斷發展,終於成為美國東部最有影響力的溫和教派。
阿當斯密明顯認為,宗教的自由競爭,會令激進的小教派通過成長而變得溫和。(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此「部分」長數十頁,昨文曾引其中一小段。)不過,阿當斯密沒有在書中嚴格證明此論點。一九八八年,美國社會學家 Lawrence R. Iannaconne 寫出一篇經典論文,用大量實證資料和嚴格理論分析,論證了上述阿當斯密的理論【註】。道理其實很簡單,圈子大了,成員之間的意見無可避免變得參差,這個圈子的主導思想便必須寬容一些。
最激位置留給八十後
據此,筆者昨文提出:「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着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社民連壯大了,支持者人數有一定了,也要更加顧存大局,把最激進的位置,留給衝中聯辦、衝羅湖橋的小伙子、八十後的少數最激者去佔,給予支持、樂觀其成,自身不去佔據、不去領導。按理論推導,那才是最高效的做法,否則必定拖慢自身成長,對泛民整體不利。事實上,社民連推五區公投,與其現階段最佳定位很合拍,完全合憲合法,只是不按當權派隱邏輯操作(民主黨不同意該做法,是對勝負概率估算不同,不是理論上反對);在香港現實政治中,五區公投振聾發聵,富開創性,故不少並非激進人士也認同,包括筆者在內。今後,在適當時機、適當議題上,社民連應沿着五區公投的軌跡,再接再厲,推陳出新。
分析政治,論者常常提及「政治光譜」,但這當然不是思考社會政治的唯一維度;另外兩個重要維度,分別是以經濟地位和知識水平劃分的社會各階層。如果社會上要求民主的人,泰半屬於經濟地位或知識水平低下的階層,其餘階層的人反對的多,則不僅民主難以達致,就算達致了,也是不穩定的,甚或不可能是優質的。故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得到知識階層、專業人士的普遍支持,以及大量上流社會人士起碼不積極反對,十分重要。
做這方面的工作,公民黨最有條件。這些階層人士受教育比較多,大部分都懂理性思維,能夠不同程度接受講道理的民主,但行為上一般不能接受激進。因此,筆者昨天說:「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取得成績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註:"A Formal Model of Church and Sect", by L.R. Iannacc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Supplement, 1988. 此文理論部分用的完全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
二之二.上.明天續
Tuesday, July 6, 2010
笑林良禽.論民主黨 - 練乙錚
2010年7月6日
練乙錚
笑林良禽.論民主黨
特區政府通過了一個西環本以為「完全沒必要修改」而萬萬沒想到最後中央修改了的政改方案;主理憲制事務的局長因此有點得志忘形,左右開弓不論友敵都恥罵一番,更狠批公民黨人蠢得不懂得「擇木而棲」的大道理。但這位局長缺了點文化修養:這話哪有拿來攻擊別人用的?罵人家不懂,當然就是自己懂了。不過,那也是挺對的;便是在官場裏,從d九到良禽,有些人半輩子沒走通,有些人則一步到位,分別很大,就不僅僅是文化修養問題了。
閒話休說。政改方案通過之後,民主派內訌加劇,人人鬱鬱不樂,無論哪一方都不大好過;看來,要適應客觀新形勢,彼此心理上還得多捱一陣子。筆者說過,五區公投之後,政治板塊大挪移,民主派各政黨在光譜上的定位拉開,合理化了。短期而言,兄弟鬩墻令親痛仇快,民主運動的質和量都因此有失,但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在中、長期能轉化為取得新支持者的動力,卻更值得重視。其實,政治板塊挪移,目前還有空間,過程完成之後,泛民整體將有更優陣勢,儘管在過程中,三黨支持者數目將重新分配。對此,筆者有下列愚見:
(一)民主黨還應繼續向中間移動、變身,成為一個除了在六四事件和二十三條立法二問題上堅定不搖、其他一切議題立場覆蓋自由黨和民建聯右翼的溫和政黨,有一定原則地和政府在更多方面合作,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力量;
(二)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著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
(三)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四)因政治板塊挪移、從各政黨游離出來的個別人士如鄭家富,以及近年不斷出現年輕政治活動家,又分散又結合,插隊三大民主黨派之間,以各自政見和獨特風格和經驗號召支持者。
分裂衍生合作
有此組合,泛民精英才可一字排開,在政治光譜上擺出最廣陣勢,發揮最大力量。換句話說,民主派要作最大限度分裂,才可在最大範圍合作。分裂不是分工,泛民應佔的光譜部分,其跨度之大,不可能存在高度統一的思想,只能倚靠客觀契合和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作密室交鋒、利益交換,然後同台演出,如出席飯盒會、大遊行等。泛民中人若能從這角度思考本身前途並作出合理反應,遠優於鑽牛角尖並作無止境的道德指責和反駁。
上述四點須深入分析,篇幅關係,今天只講第一點,餘的明天待續。各黨的前路,以民主黨最為難走,原因主要不是得面對不少泛民群眾的質疑甚或責難,而是當一部分原來支持者投向較激進政黨之後,民主黨在人和財方面都不免有失(上周七一遊行中的表現或已說明此點),故須開動機器,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中間群眾數量大,但或因性格取向平穩,或因從社會現狀中獲得較多利益,政治上比較難以鼓動,而民主黨當了泛民第一大黨多年,努力守成多於創業開拓,今後若沒有一點「重上井岡山」的精神,斷不能成事。就此點而言,激進派的確提供了必要的衝擊。正正是因為民主黨要面對此衝擊,得抖擻精神開墾中間地帶,筆者所言的「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方可有望實現。開闢中間群眾比較困難,需要不少資源,民主黨在這方面比公社兩黨優勝,任務落在該黨身上,亦可謂合適。
民主派現在的境況,令筆者想起阿當斯密在《原富論》中的一段有關十八世紀宗教教派競爭的論述。當時歐洲大陸第一大教是羅馬公教;在英倫三島,第一大教則是英國國教。阿當斯密指出,此二大教會因長期處於「一哥」地位,其教士的播道熱枕漸漸退化,能量已明顯不如其他新興教派。他說:「這樣的教會,一旦受到其他新興教派的一些時髦、勇猛、那怕也是愚昧無知的熱血分子攻擊,便馬上變得毫無還手之力,就像富裕的南亞諸國遇到來自北方那些強悍而腸飢轆轆的韃子兵進襲一樣。……儘管最大教會依然網羅大批學識淵博之士,但若論爭取信眾入教的能力和魅力,無論是好是壞,都完全掌握在其他競爭者手裏;在英倫,資源豐富的聖公會早已荒廢了傳教本事,相反,異見派和循道會則精益求精。……而循道會的教士,學問沒有異見派的一半,叫座力卻比誰都高。…… 在更早的十三、四世紀歐洲大陸,是兩個不蓄資產的神貧修會——方濟各和多明我修會,復興了整個羅馬公教的奉獻精神,擋住了教會內部那種因循心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阿當斯密談的是當年的宗教組織,但意義完全可以引伸到今天的政治組織、政黨。
運動就是一切
的確,大有大的難處。在前一段日子的政治悶局裏,泛民「一哥」民主黨未能帶頭打破當權派鋪天蓋地的封殺;長此以往,難保黨內不出現因循心態,忘記進攻是最好的防衛,把守成看得重於開拓。五區公投一聲炮響,打破上述悶局,也給民主黨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為回應壓力,民主黨提出改良區議會方案並大膽採取與中央談判的策略,筆者認為做得很對,政治悶局打破了,民主派便「有得玩」。改良區議會方案有利有不利,最終是好是歹還未可知,但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著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但是,民主黨只是走了半步對的。立場向中間移動了,還得花力氣去找那中間群眾;群眾找著了,大好的形勢才能化為實利。至於現階段關於方案輸贏幾子幾目的精算,並無很大意義,亦不能真正準確,卻十分浪費心力,因為當中沒有可以轉化為動力的那種壓力,故三黨實不應再在此問題上糾纏。
慎思之後,筆者不認為民主黨這次是無原則的「扭軚」;相反,這個軚扭得有看頭。政黨如長期無法扭轉形勢,必須思變,變而後通,這在歷史上有很好先例。晚年恩格斯觀察了歐洲工人運動大形勢之後,認為單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行不通,於是轉而積極支持歐洲的進步政黨進入議會,通過選票發揮力量爭取執政;這與先前他和馬克思極力鼓吹的暴力革命相比,不啻為近世社會運動中的最大轉向。在有利條件下,爭取民主的政黨應積極以各種方式發揮力量,包括進入建制,這種行動不應一概視之為背叛。
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把託派的一句名言改兩個字,對現階段而言,便相當貼切: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
二之一.明天續
練乙錚
笑林良禽.論民主黨
特區政府通過了一個西環本以為「完全沒必要修改」而萬萬沒想到最後中央修改了的政改方案;主理憲制事務的局長因此有點得志忘形,左右開弓不論友敵都恥罵一番,更狠批公民黨人蠢得不懂得「擇木而棲」的大道理。但這位局長缺了點文化修養:這話哪有拿來攻擊別人用的?罵人家不懂,當然就是自己懂了。不過,那也是挺對的;便是在官場裏,從d九到良禽,有些人半輩子沒走通,有些人則一步到位,分別很大,就不僅僅是文化修養問題了。
閒話休說。政改方案通過之後,民主派內訌加劇,人人鬱鬱不樂,無論哪一方都不大好過;看來,要適應客觀新形勢,彼此心理上還得多捱一陣子。筆者說過,五區公投之後,政治板塊大挪移,民主派各政黨在光譜上的定位拉開,合理化了。短期而言,兄弟鬩墻令親痛仇快,民主運動的質和量都因此有失,但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在中、長期能轉化為取得新支持者的動力,卻更值得重視。其實,政治板塊挪移,目前還有空間,過程完成之後,泛民整體將有更優陣勢,儘管在過程中,三黨支持者數目將重新分配。對此,筆者有下列愚見:
(一)民主黨還應繼續向中間移動、變身,成為一個除了在六四事件和二十三條立法二問題上堅定不搖、其他一切議題立場覆蓋自由黨和民建聯右翼的溫和政黨,有一定原則地和政府在更多方面合作,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力量;
(二)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著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
(三)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四)因政治板塊挪移、從各政黨游離出來的個別人士如鄭家富,以及近年不斷出現年輕政治活動家,又分散又結合,插隊三大民主黨派之間,以各自政見和獨特風格和經驗號召支持者。
分裂衍生合作
有此組合,泛民精英才可一字排開,在政治光譜上擺出最廣陣勢,發揮最大力量。換句話說,民主派要作最大限度分裂,才可在最大範圍合作。分裂不是分工,泛民應佔的光譜部分,其跨度之大,不可能存在高度統一的思想,只能倚靠客觀契合和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作密室交鋒、利益交換,然後同台演出,如出席飯盒會、大遊行等。泛民中人若能從這角度思考本身前途並作出合理反應,遠優於鑽牛角尖並作無止境的道德指責和反駁。
上述四點須深入分析,篇幅關係,今天只講第一點,餘的明天待續。各黨的前路,以民主黨最為難走,原因主要不是得面對不少泛民群眾的質疑甚或責難,而是當一部分原來支持者投向較激進政黨之後,民主黨在人和財方面都不免有失(上周七一遊行中的表現或已說明此點),故須開動機器,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中間群眾數量大,但或因性格取向平穩,或因從社會現狀中獲得較多利益,政治上比較難以鼓動,而民主黨當了泛民第一大黨多年,努力守成多於創業開拓,今後若沒有一點「重上井岡山」的精神,斷不能成事。就此點而言,激進派的確提供了必要的衝擊。正正是因為民主黨要面對此衝擊,得抖擻精神開墾中間地帶,筆者所言的「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方可有望實現。開闢中間群眾比較困難,需要不少資源,民主黨在這方面比公社兩黨優勝,任務落在該黨身上,亦可謂合適。
民主派現在的境況,令筆者想起阿當斯密在《原富論》中的一段有關十八世紀宗教教派競爭的論述。當時歐洲大陸第一大教是羅馬公教;在英倫三島,第一大教則是英國國教。阿當斯密指出,此二大教會因長期處於「一哥」地位,其教士的播道熱枕漸漸退化,能量已明顯不如其他新興教派。他說:「這樣的教會,一旦受到其他新興教派的一些時髦、勇猛、那怕也是愚昧無知的熱血分子攻擊,便馬上變得毫無還手之力,就像富裕的南亞諸國遇到來自北方那些強悍而腸飢轆轆的韃子兵進襲一樣。……儘管最大教會依然網羅大批學識淵博之士,但若論爭取信眾入教的能力和魅力,無論是好是壞,都完全掌握在其他競爭者手裏;在英倫,資源豐富的聖公會早已荒廢了傳教本事,相反,異見派和循道會則精益求精。……而循道會的教士,學問沒有異見派的一半,叫座力卻比誰都高。…… 在更早的十三、四世紀歐洲大陸,是兩個不蓄資產的神貧修會——方濟各和多明我修會,復興了整個羅馬公教的奉獻精神,擋住了教會內部那種因循心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阿當斯密談的是當年的宗教組織,但意義完全可以引伸到今天的政治組織、政黨。
運動就是一切
的確,大有大的難處。在前一段日子的政治悶局裏,泛民「一哥」民主黨未能帶頭打破當權派鋪天蓋地的封殺;長此以往,難保黨內不出現因循心態,忘記進攻是最好的防衛,把守成看得重於開拓。五區公投一聲炮響,打破上述悶局,也給民主黨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為回應壓力,民主黨提出改良區議會方案並大膽採取與中央談判的策略,筆者認為做得很對,政治悶局打破了,民主派便「有得玩」。改良區議會方案有利有不利,最終是好是歹還未可知,但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著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但是,民主黨只是走了半步對的。立場向中間移動了,還得花力氣去找那中間群眾;群眾找著了,大好的形勢才能化為實利。至於現階段關於方案輸贏幾子幾目的精算,並無很大意義,亦不能真正準確,卻十分浪費心力,因為當中沒有可以轉化為動力的那種壓力,故三黨實不應再在此問題上糾纏。
慎思之後,筆者不認為民主黨這次是無原則的「扭軚」;相反,這個軚扭得有看頭。政黨如長期無法扭轉形勢,必須思變,變而後通,這在歷史上有很好先例。晚年恩格斯觀察了歐洲工人運動大形勢之後,認為單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行不通,於是轉而積極支持歐洲的進步政黨進入議會,通過選票發揮力量爭取執政;這與先前他和馬克思極力鼓吹的暴力革命相比,不啻為近世社會運動中的最大轉向。在有利條件下,爭取民主的政黨應積極以各種方式發揮力量,包括進入建制,這種行動不應一概視之為背叛。
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把託派的一句名言改兩個字,對現階段而言,便相當貼切: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
二之一.明天續
Wednesday, June 23, 2010
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 練乙錚
2010年6月23日
練乙錚
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筆者上周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泛民主派成功分成兩翼,靈活性大增,三黨在政治光譜上的相對位置拉開,合理化了,能推出不同的民主政治綱領、政策和策略,供應「政治市場」上泛民一端的民眾內部政治需求,故此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傳統智慧認為「泛民沒有分裂的本錢」,但這個看法只在最基本的層次正確,在策略性的、具體運作的層次,卻大有問題。別的不說,從前泛民群眾投票要配票,效果不好,何秀蘭一度「出馬」失利,便是例證,皆因各民主黨派提供的「政治產品」太雷同,派內各黨、各參政者之間的異化不夠故也;換句話說,當時的民主派太團結。
和和氣氣地團結,給泛民群眾的感覺良好,但實效一直不彰;去團結而趨異化,反可逆境求勝。從五區公投到最近的政改一役上看,此結論更為清楚。民主派分成兩翼之後,港人意識裏很快普遍確立了一重要論述,那就是「當權派不讓步,香港社會無可避免激進化」;這個論述已經、並會在今後產生強大作用。
民主黨向中間移動
然而,要確立這個論述,單是社民連激進化,還不夠說服力;到後來,連一個根植中上階層的公民黨也激進化了,社會大眾才看清政治形勢,統治階級才感到事態嚴重,知所應變。民主黨方面,也正正因為公社兩黨激進化,它才可向中間挪移而不再擔心在「友好競爭」之中失去部分群眾;它一旦向中間移動,便取得與中央談判的回旋空間,逼得當權派讓步。
民主派演化出兩翼,主要是通過五區公投完成的,社民連功不可沒,其他兩黨亦各自作出恰到好處的的反應;期間,雙方齟齬不絕,當會令泛民群眾擔心甚或失望、反感,但筆者認為,客觀而言,那不過是「產品異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不能避免,因為群眾不一定能接受理性異化而須動之以情,故民主派之間的罵戰縱使難聽,也並非絕對壞事。上述異化過程不靠共識,卻天衣無縫,因為有「政治上的無形之手」在運作。
政治競爭的內涵非常豐富,但其結果是否一定最好?就實現香港真正民主雙普選而言,以當權派接受「區議會改良方案」為標誌的六二三階段性結局,長遠是有利還是有害?這是關鍵問題,筆者有如下看法。當權派一方有兩股勢力,一是是北京的政治力量,一是本地資產階級,兩者大處不盡相同卻有互相利用的餘地,其他當權派陣營中人,都依附在這兩股勢力底下,有些是一身事二主,包括特區政府一些高官及部分傳統左派在內。
筆者分析過,當權派之中,最堅決反對政改即最反動的力量,不是北京而是本地資產階級,其基本立場之一便是凍結現有功能組別,不僅反對民主黨方案,連特區政府提出的區議會小圈子互選方案也絕不支持,因為對他們而言,今後最理想的結局便是政改永遠原地踏步;至於西環,觀乎其近月的行為及言論,概未與中央保持一致、「轉軚」最慢最不情願,則其為本地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所收買,十居其九。「區議會改良方案」獲中央接受,輸家便是本地資產階級及中聯辦。衝垮此路障之一角,是民主黨近月努力成果之一。
其次,由於中央已決定直接干預本地政改,泛民今後直接與之博弈,不能不注意中央處理香港政治事務手法的一貫特點:關鍵事上,言而寡信。八十年代以來,中央對港人作的重要諾言,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七年起可以雙普選等等,一一落空,而挖空心思、扭盡六壬炮製出的新概念如政改五步曲(比原來多了兩步)、功能組別不一定違反普選原則等等,卻層出不窮。
事實上,中央政府的政治信用比起特區政府的更不如。因此,泛民今後作政改要求,要以「現貨交易」為主要原則;其他一切多年之後才兌現的東西,不太值得爭取,因為如果有「需要」,中央大不了不要面,來一個人大決議,承諾便化為烏有。
此次民主黨提出方案之後,在談判過程中不斷有所退讓,但退讓的東西說到底,現在都不足惜,因為都是要求中央給出的種種兌現期七年以上的「期貨」,如終極方案、路線圖、普選定義等;爭取而沒退讓的,卻是眼下這屆「立會新增區議會議席由三百多萬市民投票產生」這件「現貨」,可謂得宜。
與寡信者談判,一鳥在手,勝過十鳥於林。當然,便是這件「現貨」,中央要反悔還是可以,只不過言猶在耳,巧立名目不容易、政治代價比較大而已;最好的保證,還得靠全體泛民從不同方面不懈施壓,務求令中央貨真價實。
民主運動形勢大好
「區議會改良方案」當然只是通往真正雙普選的細小而不完全保證有所得的一步,其負面已由激進派深入分析,不必在此多說,但筆者認為,爭取成功了,重要概念意義還有兩點,俱不在於其本身:
其一,是讓「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之說不攻自破。先是五區公投打出新局面,顯露了民情,特首面對此形勢,不得不與激進派人物認真對話,中央則更因此知道有必要審時度世,開展了與民主派溫和翼的談判。
如果泛民領袖都是脫離群眾、為反對而反對之輩,則最高權力認真與之溝通,毫無必要,何苦來哉?故政府近日的行為已反證,這些久被當權派誣衊的反對派,其實是一直以來真正最為民主建港而反對政治特權的社會精英,是光榮的反對派;當權派再要口不擇言,只能是自打嘴巴。
其二,是向泛民群眾闡明「泛民雙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大道理。此次民主黨及其盟友有所建樹,必須認識到,是客觀上有公社兩黨和社會上大批激進派作強大後盾方能達致的;若港人只有柔軟一面,共產黨會聽你的?
再打個比喻說,短跑好手預賽跑出了名次,應部分歸功那個只提供反作用力的起步器;況且,以後再要入圍進半準決賽、準決賽乃至決賽,還得靠那放地下沒跟着你跑的東西。故激進派這陣子便是批得猛、罵得兇,溫和派裏裏外外也別反應過度,反而是要對當權派惡意抽水保持警惕,及時作適度反應。「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主席這句詩後面的典故,溫和派抽象繼承還用得着。
自五區公投至六二三,政治板塊挪移,民主運動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今後還得靠各方出牌理性、精準,才可繼續有所斬獲。因為對手是強大、聰明、綿密的,而且資源豐富。
練乙錚
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筆者上周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泛民主派成功分成兩翼,靈活性大增,三黨在政治光譜上的相對位置拉開,合理化了,能推出不同的民主政治綱領、政策和策略,供應「政治市場」上泛民一端的民眾內部政治需求,故此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傳統智慧認為「泛民沒有分裂的本錢」,但這個看法只在最基本的層次正確,在策略性的、具體運作的層次,卻大有問題。別的不說,從前泛民群眾投票要配票,效果不好,何秀蘭一度「出馬」失利,便是例證,皆因各民主黨派提供的「政治產品」太雷同,派內各黨、各參政者之間的異化不夠故也;換句話說,當時的民主派太團結。
和和氣氣地團結,給泛民群眾的感覺良好,但實效一直不彰;去團結而趨異化,反可逆境求勝。從五區公投到最近的政改一役上看,此結論更為清楚。民主派分成兩翼之後,港人意識裏很快普遍確立了一重要論述,那就是「當權派不讓步,香港社會無可避免激進化」;這個論述已經、並會在今後產生強大作用。
民主黨向中間移動
然而,要確立這個論述,單是社民連激進化,還不夠說服力;到後來,連一個根植中上階層的公民黨也激進化了,社會大眾才看清政治形勢,統治階級才感到事態嚴重,知所應變。民主黨方面,也正正因為公社兩黨激進化,它才可向中間挪移而不再擔心在「友好競爭」之中失去部分群眾;它一旦向中間移動,便取得與中央談判的回旋空間,逼得當權派讓步。
民主派演化出兩翼,主要是通過五區公投完成的,社民連功不可沒,其他兩黨亦各自作出恰到好處的的反應;期間,雙方齟齬不絕,當會令泛民群眾擔心甚或失望、反感,但筆者認為,客觀而言,那不過是「產品異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不能避免,因為群眾不一定能接受理性異化而須動之以情,故民主派之間的罵戰縱使難聽,也並非絕對壞事。上述異化過程不靠共識,卻天衣無縫,因為有「政治上的無形之手」在運作。
政治競爭的內涵非常豐富,但其結果是否一定最好?就實現香港真正民主雙普選而言,以當權派接受「區議會改良方案」為標誌的六二三階段性結局,長遠是有利還是有害?這是關鍵問題,筆者有如下看法。當權派一方有兩股勢力,一是是北京的政治力量,一是本地資產階級,兩者大處不盡相同卻有互相利用的餘地,其他當權派陣營中人,都依附在這兩股勢力底下,有些是一身事二主,包括特區政府一些高官及部分傳統左派在內。
筆者分析過,當權派之中,最堅決反對政改即最反動的力量,不是北京而是本地資產階級,其基本立場之一便是凍結現有功能組別,不僅反對民主黨方案,連特區政府提出的區議會小圈子互選方案也絕不支持,因為對他們而言,今後最理想的結局便是政改永遠原地踏步;至於西環,觀乎其近月的行為及言論,概未與中央保持一致、「轉軚」最慢最不情願,則其為本地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所收買,十居其九。「區議會改良方案」獲中央接受,輸家便是本地資產階級及中聯辦。衝垮此路障之一角,是民主黨近月努力成果之一。
其次,由於中央已決定直接干預本地政改,泛民今後直接與之博弈,不能不注意中央處理香港政治事務手法的一貫特點:關鍵事上,言而寡信。八十年代以來,中央對港人作的重要諾言,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七年起可以雙普選等等,一一落空,而挖空心思、扭盡六壬炮製出的新概念如政改五步曲(比原來多了兩步)、功能組別不一定違反普選原則等等,卻層出不窮。
事實上,中央政府的政治信用比起特區政府的更不如。因此,泛民今後作政改要求,要以「現貨交易」為主要原則;其他一切多年之後才兌現的東西,不太值得爭取,因為如果有「需要」,中央大不了不要面,來一個人大決議,承諾便化為烏有。
此次民主黨提出方案之後,在談判過程中不斷有所退讓,但退讓的東西說到底,現在都不足惜,因為都是要求中央給出的種種兌現期七年以上的「期貨」,如終極方案、路線圖、普選定義等;爭取而沒退讓的,卻是眼下這屆「立會新增區議會議席由三百多萬市民投票產生」這件「現貨」,可謂得宜。
與寡信者談判,一鳥在手,勝過十鳥於林。當然,便是這件「現貨」,中央要反悔還是可以,只不過言猶在耳,巧立名目不容易、政治代價比較大而已;最好的保證,還得靠全體泛民從不同方面不懈施壓,務求令中央貨真價實。
民主運動形勢大好
「區議會改良方案」當然只是通往真正雙普選的細小而不完全保證有所得的一步,其負面已由激進派深入分析,不必在此多說,但筆者認為,爭取成功了,重要概念意義還有兩點,俱不在於其本身:
其一,是讓「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之說不攻自破。先是五區公投打出新局面,顯露了民情,特首面對此形勢,不得不與激進派人物認真對話,中央則更因此知道有必要審時度世,開展了與民主派溫和翼的談判。
如果泛民領袖都是脫離群眾、為反對而反對之輩,則最高權力認真與之溝通,毫無必要,何苦來哉?故政府近日的行為已反證,這些久被當權派誣衊的反對派,其實是一直以來真正最為民主建港而反對政治特權的社會精英,是光榮的反對派;當權派再要口不擇言,只能是自打嘴巴。
其二,是向泛民群眾闡明「泛民雙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大道理。此次民主黨及其盟友有所建樹,必須認識到,是客觀上有公社兩黨和社會上大批激進派作強大後盾方能達致的;若港人只有柔軟一面,共產黨會聽你的?
再打個比喻說,短跑好手預賽跑出了名次,應部分歸功那個只提供反作用力的起步器;況且,以後再要入圍進半準決賽、準決賽乃至決賽,還得靠那放地下沒跟着你跑的東西。故激進派這陣子便是批得猛、罵得兇,溫和派裏裏外外也別反應過度,反而是要對當權派惡意抽水保持警惕,及時作適度反應。「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主席這句詩後面的典故,溫和派抽象繼承還用得着。
自五區公投至六二三,政治板塊挪移,民主運動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今後還得靠各方出牌理性、精準,才可繼續有所斬獲。因為對手是強大、聰明、綿密的,而且資源豐富。
Thursday, June 17, 2010
大辯論前夕對政事的三點看法 - 練乙錚
2010年6月17日
練乙錚
大辯論前夕對政事的三點看法
關於政改,筆者有三點看法,提出來予大家參考。
第一點:特區政府角色錯位。按《基本法》精神,特區政府的定位應該是全民政府,在法治範圍內仲裁社會上不同利益、價值和觀點矛盾,從而促進社會和諧。就香港特區內政而言,它的政治立場應該是開放的,除了遵守法律底線之外,本身不另設既定立場,而只擔當積極的調解角色。
如果甲社群與乙社群在某政策上對立,特區政府的責任便是幫助甲說服乙、幫助乙說服甲,以公正清晰的民意比重為壓力,成功令彼此向對方讓步。仲裁的結果應該不是某方全面得勝,另一方徹底敗落,一方意氣風發,另一方灰頭土臉,而是按民意比重大致持平。
香港本地法也規定,行政長官不能隸屬任何政黨,便是對此全民政府概念的最佳說明。這是很好的制度設計,十分適合香港。
偏離憲制角色
但是,特區政府在政改事上,一開始便偏離上述憲制角色,以某一方全權代理人的姿態上場打壓另一方,其結果是原本屬於社會上不同社群之間的矛盾,演化為政府與大多數市民之間的矛盾,這不僅令矛盾變質,毒害社會,更因違反全民政府公允原則,引起受壓一方加倍反感,無可避免地加深矛盾,導致仇恨、疏離。
以政改問題中的功能組別為例,永久保留功能組別最符合大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的願望,故與民主派在此議題上直接交鋒、爭持、談判乃至大辯論的,應該是大地產商大資本家如李嘉誠、陳啟宗、郭氏兄弟,或他們的生意朋友和政治代理人如田氏兄弟、梁振英等,而絕對不應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和他的主要官員。
既得利益囊中物
可是,實際情況剛剛相反,曾班子「御駕親征」,整部政府公器降格為既得利益的工具;高官上山、下鄉力竭聲嘶、揮汗如雨推銷合乎既得利益心意的政改方案,資本家大人物及其政治代表卻氣定神閒坐吃免費政治午餐,偶爾說一兩句風涼話。何解?特區政府一眾高官已成既得利益囊中物是也。
第二點:西環的立場不可能不受既得利益的金錢腐蝕。關於這點,有一般推理和具體推理。大陸人民都說無官不貪,也許言過其甚,但貪官總是十分之多;國家官員和黨干部到香港工作的,被揭貪污要「雙規」者也不少,但只能是冰山一角。在西方,高官議員其門如市,出入都是大企業或利益團體僱用的說客,隨時準備以貪腐手法影響政策左右大局。
在香港,西環最能影響中央對香港政改的取態,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對此哪能不利用?與西環打交道的貴客因此如過江之鯽,能登堂入室者亦大有其人;西環的國家黨政幹部難道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一過深圳河便坐懷不亂,身上的貪腐細胞如電路開關那樣,中央派來之前一按便止貪?筆者閱世數十年,不會相信。
西環的政改立場,特別是關於資本家最在意的功能組別的立場,自那令人哭笑不得的「GDP貢獻論」出台後,與本地既得利益愈扣愈緊,從未反覆過,故筆者推理,中間有貪腐交易的可能性大於一半。
此是一般推理;具體推理則基於最近一位西環官員的言論,筆者試作較深入分析。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包含所謂的「區議會方案」,那明顯是中央授意的,是通往「一國一制」的過渡方法(對此筆者去年有詳細分析);但此方案弱化原來功能組別的維護商界利益作用,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和商界絕不喜歡。怎麼辦呢?最好莫如借刀殺人把政改拖死,然後把責任推在民主派身上。這個結局是中央不願見到的,絕招便是由西環出手。
大家知道,爭取政府方案通過,中央明白只可智取、不能力敵,故北京最近的有關談話,口脗十分溫和;假如擺出一貫兇相,只會像曾政府打擊六四悼念一樣,效果適得其反。
中央這個取態相當成功,於是有近日與溫和民主派的溝通對話;若中央再作實質退讓,難保沒有通過方案的可能。
對既得利益而言,這就壞事了。於是,大家看到前天西環要員郝鐵川的忽然強硬乃至全無邏輯不可理喻的發言。郝的那些說話,唯一作用便是刺激民主派群眾,造成強烈急升的反對聲勢,迫使溫和民主派終止溝通、投下反對票!筆者提議中共中紀委徹查郝鐵川有無收受利益。
第三點:民主派兩翼此時堅持各自路線,可收客觀上互相配合之效。筆者估計,溫和派能爭取到最低綱領的可能性不大,最終還是要無功而還,投下反對票。那為什麼還應在現階段繼續忍辱負重與北京低調周旋呢?原因很簡單,要讓中間群眾對北京心死。
分兵兩路 形勢大好
你放低身段了,低得連同志們也翻臉成仇了,夠溫和了吧?可北京依然半步不讓;中間群眾這才看得清清楚楚,以後對北京不再存有幻想,溫和民主派到那時候回歸激進,才能把這部分群眾轉化為扎實的反對派。
在群眾當中,有些天生比較激進,另一些性格比較慎重,看到真相才相信;溫和民主派爭取後者,要兜一個大彎,這點氣力不能省。
余曾大辯論前夕、五區公投之後,民主派能分兵兩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練乙錚
大辯論前夕對政事的三點看法
關於政改,筆者有三點看法,提出來予大家參考。
第一點:特區政府角色錯位。按《基本法》精神,特區政府的定位應該是全民政府,在法治範圍內仲裁社會上不同利益、價值和觀點矛盾,從而促進社會和諧。就香港特區內政而言,它的政治立場應該是開放的,除了遵守法律底線之外,本身不另設既定立場,而只擔當積極的調解角色。
如果甲社群與乙社群在某政策上對立,特區政府的責任便是幫助甲說服乙、幫助乙說服甲,以公正清晰的民意比重為壓力,成功令彼此向對方讓步。仲裁的結果應該不是某方全面得勝,另一方徹底敗落,一方意氣風發,另一方灰頭土臉,而是按民意比重大致持平。
香港本地法也規定,行政長官不能隸屬任何政黨,便是對此全民政府概念的最佳說明。這是很好的制度設計,十分適合香港。
偏離憲制角色
但是,特區政府在政改事上,一開始便偏離上述憲制角色,以某一方全權代理人的姿態上場打壓另一方,其結果是原本屬於社會上不同社群之間的矛盾,演化為政府與大多數市民之間的矛盾,這不僅令矛盾變質,毒害社會,更因違反全民政府公允原則,引起受壓一方加倍反感,無可避免地加深矛盾,導致仇恨、疏離。
以政改問題中的功能組別為例,永久保留功能組別最符合大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的願望,故與民主派在此議題上直接交鋒、爭持、談判乃至大辯論的,應該是大地產商大資本家如李嘉誠、陳啟宗、郭氏兄弟,或他們的生意朋友和政治代理人如田氏兄弟、梁振英等,而絕對不應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和他的主要官員。
既得利益囊中物
可是,實際情況剛剛相反,曾班子「御駕親征」,整部政府公器降格為既得利益的工具;高官上山、下鄉力竭聲嘶、揮汗如雨推銷合乎既得利益心意的政改方案,資本家大人物及其政治代表卻氣定神閒坐吃免費政治午餐,偶爾說一兩句風涼話。何解?特區政府一眾高官已成既得利益囊中物是也。
第二點:西環的立場不可能不受既得利益的金錢腐蝕。關於這點,有一般推理和具體推理。大陸人民都說無官不貪,也許言過其甚,但貪官總是十分之多;國家官員和黨干部到香港工作的,被揭貪污要「雙規」者也不少,但只能是冰山一角。在西方,高官議員其門如市,出入都是大企業或利益團體僱用的說客,隨時準備以貪腐手法影響政策左右大局。
在香港,西環最能影響中央對香港政改的取態,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對此哪能不利用?與西環打交道的貴客因此如過江之鯽,能登堂入室者亦大有其人;西環的國家黨政幹部難道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一過深圳河便坐懷不亂,身上的貪腐細胞如電路開關那樣,中央派來之前一按便止貪?筆者閱世數十年,不會相信。
西環的政改立場,特別是關於資本家最在意的功能組別的立場,自那令人哭笑不得的「GDP貢獻論」出台後,與本地既得利益愈扣愈緊,從未反覆過,故筆者推理,中間有貪腐交易的可能性大於一半。
此是一般推理;具體推理則基於最近一位西環官員的言論,筆者試作較深入分析。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包含所謂的「區議會方案」,那明顯是中央授意的,是通往「一國一制」的過渡方法(對此筆者去年有詳細分析);但此方案弱化原來功能組別的維護商界利益作用,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和商界絕不喜歡。怎麼辦呢?最好莫如借刀殺人把政改拖死,然後把責任推在民主派身上。這個結局是中央不願見到的,絕招便是由西環出手。
大家知道,爭取政府方案通過,中央明白只可智取、不能力敵,故北京最近的有關談話,口脗十分溫和;假如擺出一貫兇相,只會像曾政府打擊六四悼念一樣,效果適得其反。
中央這個取態相當成功,於是有近日與溫和民主派的溝通對話;若中央再作實質退讓,難保沒有通過方案的可能。
對既得利益而言,這就壞事了。於是,大家看到前天西環要員郝鐵川的忽然強硬乃至全無邏輯不可理喻的發言。郝的那些說話,唯一作用便是刺激民主派群眾,造成強烈急升的反對聲勢,迫使溫和民主派終止溝通、投下反對票!筆者提議中共中紀委徹查郝鐵川有無收受利益。
第三點:民主派兩翼此時堅持各自路線,可收客觀上互相配合之效。筆者估計,溫和派能爭取到最低綱領的可能性不大,最終還是要無功而還,投下反對票。那為什麼還應在現階段繼續忍辱負重與北京低調周旋呢?原因很簡單,要讓中間群眾對北京心死。
分兵兩路 形勢大好
你放低身段了,低得連同志們也翻臉成仇了,夠溫和了吧?可北京依然半步不讓;中間群眾這才看得清清楚楚,以後對北京不再存有幻想,溫和民主派到那時候回歸激進,才能把這部分群眾轉化為扎實的反對派。
在群眾當中,有些天生比較激進,另一些性格比較慎重,看到真相才相信;溫和民主派爭取後者,要兜一個大彎,這點氣力不能省。
余曾大辯論前夕、五區公投之後,民主派能分兵兩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Tuesday, June 15, 2010
擺放孫氏銅像劉校長為何前恭後倨?- 練乙錚
2010年6月15日
練乙錚
擺放孫氏銅像劉校長為何前恭後倨?
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因推卻在校園擺放孫中山先生銅像,再陷政治風波。比起民主女神像事件,此次內情較為曲折,更值得留意,我們或可從中了解劉校長說的「政治中立」的涵義,從而更明白他的辦學理念。劉氏榮休在即,然溫故知新,亦有助社會人士對後來者形成合理期望。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劉校長去年年底主動向孫中山先生孫女孫穗芳女士提出要求,在中大校園擺放一座由她提供的孫先生銅像,並答應於今年二月底,後者到中大演講時舉行豎立儀式。但銅像運到之後,劉校長卻一拖再拖,先是不無牽強地告訴孫女士在選址、安全等問題上仍有待討論,然後又告訴她說願意「賠償損失」,似乎暗示要退出協議,後來更乾脆把擺放銅像的事推得一乾二淨:由下一任校長「全權解決」。 如此前恭後倨,乍看令人費解,其實不然。
中共不特別尊重孫中山
共產黨一向對孫中山先生並不特別尊重,最多稱他作「革命先行者」,雖肯定他的「聯俄容共」政策,但認為他的革命不徹底,走西方議會民主道路更是要不得,歷史地位根本不能和毛澤東比,故中共紀念辛亥革命從來低調,只不過明年是一百周年,搞紀念有對台統戰價值。
黨內負責統戰工作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兩年前便把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建國六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並列為大陸近年三大紀念活動,把辛亥的意義刻意拔高,並讓一些受政協領導的「民主黨派」在政協會議上建議兩岸政府聯合一起紀念辛亥。
去年年底,此合辦主張更由大陸國台辦向台灣方面提出。大陸有此動作,台灣愛國急統派如新黨主席郁慕明等,便積極高調響應。說實話,辛亥是兩岸有某程度共知的政治概念,十分罕有,能找到合作空間一起紀念,當有助國家統一。無奈,大陸儘管提議合辦慶典,卻不能接受台灣把辛亥看作中華民國建國紀念日,所以,主張「一個辛亥、兩種解讀」的台灣政府對大陸的提議搭不上嘴,一直冷淡。
直至上月十五日,馬英九更公開說:「大陸要舉辦辛亥革命慶祝,大家各辦各的,我們當然不會去。」如此給潑了冷水,大陸方面當然不是味道;統戰不成,興致大減。劉遵義校長對孫中山先生銅像擺放中大的態度從熱到冷,從時序看,剛好遵從同一軌迹。在沒有更好的解析之下,筆者把這兩個相關性甚高的過程,理解為一對因果關係:政協主席原先的積極態度和事態發展不盡如中共之意是因,政協委員劉校長的虎頭蛇尾是果。這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兩岸各自辦慶典,用心不同,如果中大也大搞一番,有鑑於該校文化傳統和活躍學生的政治取態,萬一在校園孫中山銅像下搞出一個念辛亥、要民主的「真慶典」,叫校長如何向賈主席交代?相反,如果馬英九接受賈慶林的統戰建議,孫先生的銅像大概不會至今丟在中大倉庫裏蒙塵,助慶事功必然做足,哪會出爾反爾拖半年然後推給下一手。
如此,劉校長說的「大學要政治中立」,又該如何解讀呢?說這話之時,他心中有沒有一個「誠」字?這一點,經過兩次塑像事件特別是這第二次,筆者抱很大懷疑,但也暫時未能百分之百判斷,因為還需要一個試案。設想,如果社民連惡搞,於劉校長月底榮休之前把一個標準毛澤東像送到中大要求擺放,他收還是不收?若收,他的「中立說」難以自圓其說,不攻自破;若不收,那種中立,顯然便是前港英殖民教育裏的那種摒除一切左中右思想的愚民中立,分別不過是當年港英只在中、小學執行,現在劉校長則把此種中立實施於大學。
這個故事提點知識分子,屁股坐的櫈子多了,腦袋往往難以獨立。劉校長小的不說,除了當校長,還花時間精力當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全國政協委員、中港台三地多家大企業的董事,都是重要職務,其中政協是中共直接領導的統戰組織,黨看得起你,給你政協委員這個偌大榮譽,就是知道你下面有群眾、看中你大學校長的身份有特殊的統戰價值,你能受此榮譽而不投桃報李嗎?
知識分子不應當政協
因此,劉校長說他的政協身份不影響他當校長的政治中立,客觀上筆者不能相信;即使中立,也淪為殖民地式的中立。然而,過來人都知道,那種中立,騙人罷了。讓你思想真空,殖民統治階級的思想便乘虛而入。往最好處想,劉校長的「中立說」,也只是自欺欺人。
筆者並不一概反對人們當政協委員。資本家獲邀,那是因為共產黨看中他們的錢,這些人士當了,對社會無大礙,如果能把一點開明思想帶進人民大會堂,更非壞事,但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校長,卻萬萬不能當。大學校長頂天立地,何可接受專政政黨領導而效犬馬之勞?中共拉攏大學校長當政協,本身是一種褻瀆;知識分子出身的大學校長同意當,可說是一種學格上的自瀆。
練乙錚
擺放孫氏銅像劉校長為何前恭後倨?
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因推卻在校園擺放孫中山先生銅像,再陷政治風波。比起民主女神像事件,此次內情較為曲折,更值得留意,我們或可從中了解劉校長說的「政治中立」的涵義,從而更明白他的辦學理念。劉氏榮休在即,然溫故知新,亦有助社會人士對後來者形成合理期望。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劉校長去年年底主動向孫中山先生孫女孫穗芳女士提出要求,在中大校園擺放一座由她提供的孫先生銅像,並答應於今年二月底,後者到中大演講時舉行豎立儀式。但銅像運到之後,劉校長卻一拖再拖,先是不無牽強地告訴孫女士在選址、安全等問題上仍有待討論,然後又告訴她說願意「賠償損失」,似乎暗示要退出協議,後來更乾脆把擺放銅像的事推得一乾二淨:由下一任校長「全權解決」。 如此前恭後倨,乍看令人費解,其實不然。
中共不特別尊重孫中山
共產黨一向對孫中山先生並不特別尊重,最多稱他作「革命先行者」,雖肯定他的「聯俄容共」政策,但認為他的革命不徹底,走西方議會民主道路更是要不得,歷史地位根本不能和毛澤東比,故中共紀念辛亥革命從來低調,只不過明年是一百周年,搞紀念有對台統戰價值。
黨內負責統戰工作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兩年前便把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建國六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並列為大陸近年三大紀念活動,把辛亥的意義刻意拔高,並讓一些受政協領導的「民主黨派」在政協會議上建議兩岸政府聯合一起紀念辛亥。
去年年底,此合辦主張更由大陸國台辦向台灣方面提出。大陸有此動作,台灣愛國急統派如新黨主席郁慕明等,便積極高調響應。說實話,辛亥是兩岸有某程度共知的政治概念,十分罕有,能找到合作空間一起紀念,當有助國家統一。無奈,大陸儘管提議合辦慶典,卻不能接受台灣把辛亥看作中華民國建國紀念日,所以,主張「一個辛亥、兩種解讀」的台灣政府對大陸的提議搭不上嘴,一直冷淡。
直至上月十五日,馬英九更公開說:「大陸要舉辦辛亥革命慶祝,大家各辦各的,我們當然不會去。」如此給潑了冷水,大陸方面當然不是味道;統戰不成,興致大減。劉遵義校長對孫中山先生銅像擺放中大的態度從熱到冷,從時序看,剛好遵從同一軌迹。在沒有更好的解析之下,筆者把這兩個相關性甚高的過程,理解為一對因果關係:政協主席原先的積極態度和事態發展不盡如中共之意是因,政協委員劉校長的虎頭蛇尾是果。這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兩岸各自辦慶典,用心不同,如果中大也大搞一番,有鑑於該校文化傳統和活躍學生的政治取態,萬一在校園孫中山銅像下搞出一個念辛亥、要民主的「真慶典」,叫校長如何向賈主席交代?相反,如果馬英九接受賈慶林的統戰建議,孫先生的銅像大概不會至今丟在中大倉庫裏蒙塵,助慶事功必然做足,哪會出爾反爾拖半年然後推給下一手。
如此,劉校長說的「大學要政治中立」,又該如何解讀呢?說這話之時,他心中有沒有一個「誠」字?這一點,經過兩次塑像事件特別是這第二次,筆者抱很大懷疑,但也暫時未能百分之百判斷,因為還需要一個試案。設想,如果社民連惡搞,於劉校長月底榮休之前把一個標準毛澤東像送到中大要求擺放,他收還是不收?若收,他的「中立說」難以自圓其說,不攻自破;若不收,那種中立,顯然便是前港英殖民教育裏的那種摒除一切左中右思想的愚民中立,分別不過是當年港英只在中、小學執行,現在劉校長則把此種中立實施於大學。
這個故事提點知識分子,屁股坐的櫈子多了,腦袋往往難以獨立。劉校長小的不說,除了當校長,還花時間精力當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全國政協委員、中港台三地多家大企業的董事,都是重要職務,其中政協是中共直接領導的統戰組織,黨看得起你,給你政協委員這個偌大榮譽,就是知道你下面有群眾、看中你大學校長的身份有特殊的統戰價值,你能受此榮譽而不投桃報李嗎?
知識分子不應當政協
因此,劉校長說他的政協身份不影響他當校長的政治中立,客觀上筆者不能相信;即使中立,也淪為殖民地式的中立。然而,過來人都知道,那種中立,騙人罷了。讓你思想真空,殖民統治階級的思想便乘虛而入。往最好處想,劉校長的「中立說」,也只是自欺欺人。
筆者並不一概反對人們當政協委員。資本家獲邀,那是因為共產黨看中他們的錢,這些人士當了,對社會無大礙,如果能把一點開明思想帶進人民大會堂,更非壞事,但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校長,卻萬萬不能當。大學校長頂天立地,何可接受專政政黨領導而效犬馬之勞?中共拉攏大學校長當政協,本身是一種褻瀆;知識分子出身的大學校長同意當,可說是一種學格上的自瀆。
Friday, April 30, 2010
物 累 - 陳雲
2010年4月30日
我私故我在
陳雲
物 累
即使在匱乏中成長,老一輩也難免亂購物,事後追悔莫及。今日的小孩,暴露在各式貨品及廣告之中,物慾熾熱,然而並無珍惜物質的生活經驗,也許不會落入老一輩的負疚之中,少些苦惱。四年前,寄養家中的小孩七歲,看中標價九十九元的玩具,我說:「這是幻覺定價。」他幽幽地回應一句:「唔係好貴啫!」如是者揀了幾件同類的汽車模型,才知道這是他購物的口頭禪,難怪店員待他特別殷勤,以為他出身富貴。嘮叨了一會,買了給他,他嬌嗔地說﹕「哼,買咗都唔開心!」此語一出,令我恍然大悟,買了也不開心,是消費社會的真相。
奇妙因緣
又有一回,我在百貨公司的散貨場千挑萬選,買了個日本小型五格抽屜杉木箱回家,確是價廉物美,於是躊躇滿志,打趣問小兒:「抽屜套盒如此精緻,不知可否用作藥箱呢?」小兒回話﹕「唔知道用途你都買?」哎,平日我牙尖嘴利,小兒耳濡目染,正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小孩也另有購物的絕招,就是與他琢磨良久,議定購買何物之後,到了櫃枱付款的一刻,他便猶疑起來,忽然自貨架掏出貴價貨品,好像發現寶物一樣:「這個更好,是吧?」有時兩者揀一,爭論不休的時候,也會兩件一齊買的。幸好他語言天真,只是說買,不會說大減價、優惠、回贈之類,「掃貨」更不會說了。掃貨,像是協助公司清理存貨一般,花錢得來太委屈了。粵語片中,少奶奶購物不講「買」,而是輕淡一句:「你同我包起佢啦。」好像從不愁付錢似的。豈有今日的人說「血拼」、「喪拼」的粗魯,購物都緊張兮兮的。
如是者,他的玩具我的書,堆滿一屋,只好將辦公室影印房的空紙箱帶回家,最初還興高采烈,教他玩分類和編碼,後來卻發現物件入箱之後,看不見,再買同類的物品回來,負疚感不大了。於是便換了透明的小膠箱,不過放久了,一樣視而不見。有時入箱的快感還高於購物的樂趣,儲存癖與購買慾原來是共生的,就如我與小兒,不知是苦是樂。
有一日在書房地上午睡,醒來時,他對我說:「三千年與你再見!」然後在房內繼續玩耍。當時小兒五歲,奇哉怪也。
長毛象與劍齒虎
曾經有朋友建議租用迷你倉,說全日開放,又有空氣調節,用來放鞋帽衣裳,不會發霉。思前想後,始終忍手不租。迷你倉能小能大,制約購物的能力不及蝸居斗室,遲早會愈租愈大的,而且物品放入迷你倉之後根本看不見,會買得更多。以往在政府做事的時候,也曾經將文件存入「皇家倉」(政府倉庫)。老同事告誡,物件一入皇家倉,千秋萬載,直至退休也不會再見到的了。
紓解熾烈的物慾,中產階級都嚮往簡約主義的家居擺設。然而,現代生活需要的物品實在太多,單是衣物和護理品便是一大堆。實踐簡約家居,首先要買很多日本的貯存系統,收納物件,用抽屜牆和素色簾遮遮掩掩,在家中營造第二、第三堵牆,室中有室,機關重重,看起來簡約罷了。收納系統又不是家居物品管理,物品藏好了,便難找出來,有時去買比去找還容易。
忘記也會成了樂事。一次小兒無意翻弄紙箱,層層舊物之中,發現三四歲在嬰兒床上的音樂掛鈴,有如考古學家挖出的長毛象和劍齒虎。掛鈴旋緊發條之後,仍可奏出舒曼的《童夢》,掛鈴下的月亮星辰隨之轉動。 我便叫小兒躺在地板上,說要與他玩懷舊遊戲,便提起掛鈴,播出音樂。他乖乖安躺地上,如嬰兒一般捲曲手足,捉踢月亮星辰。
清貧生活
核心家庭,少親戚朋友分享,加上琳瑯物品,家居又狹窄,就有物累之患。「屋是用來住人的,不是用來放物的,當物件不再是自我的延伸,應將之送走或丟棄。」前幾年覺悟過來,始知道古人說的物累。《莊子.天道》曰:「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物累亦稱物役,為外物所役使也。前人在戰亂長大,做人只求兩餐一宿,一句「有骨落地,有瓦遮頭」,總結了現世福樂。溫飽之後,物質再豐富,帶來的快樂很少。拼命追求金錢和物慾,只是政府和財閥將整個社會弄得充滿不安全感,於是拼命賺錢。弄得精神緊張之後,又用購物來減壓與發洩,然則高地價政策之下,家居狹小,不堪物品負荷,弄得生活更緊迫了。看以前的皇帝貴族寢室,便是清雅空靈,物品堆塞,即使是貴價物,也是貧民家。
前幾年聽朋友介紹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說的就是不必擁有不需要的物品,了解自己的需要,只買所需的就夠了;另外是物件用壞了才買新的。這樣便不會買無謂的、同類的物品回家。說是同類,是經驗觀察了,很多人不斷購物,都不會整個百貨公司買回家的,買的都是同類型、同色系的物品。重複地買、重複地試,終於找到自己喜歡的或適合的,建立了自我認同的符號,購物便有了目的,更容易去買。產品的製造商也懂得這道理,同類型物品不斷變身和衍生,縮短消費者的滿足周期,使得購買的慾望無有盡期。若是見異思遷,漫無目的,亂買一通,反而很快便買夠了,買悶了,不會再買。
「Hello!隨便睇,隨便揀,睇啱可以試下喎。」當今的物品愈出愈粗,紓解購物慾的簡單方法,就是提高品味修養,看不順眼,那就不會去試,也不會買。
我私故我在
陳雲
物 累
即使在匱乏中成長,老一輩也難免亂購物,事後追悔莫及。今日的小孩,暴露在各式貨品及廣告之中,物慾熾熱,然而並無珍惜物質的生活經驗,也許不會落入老一輩的負疚之中,少些苦惱。四年前,寄養家中的小孩七歲,看中標價九十九元的玩具,我說:「這是幻覺定價。」他幽幽地回應一句:「唔係好貴啫!」如是者揀了幾件同類的汽車模型,才知道這是他購物的口頭禪,難怪店員待他特別殷勤,以為他出身富貴。嘮叨了一會,買了給他,他嬌嗔地說﹕「哼,買咗都唔開心!」此語一出,令我恍然大悟,買了也不開心,是消費社會的真相。
奇妙因緣
又有一回,我在百貨公司的散貨場千挑萬選,買了個日本小型五格抽屜杉木箱回家,確是價廉物美,於是躊躇滿志,打趣問小兒:「抽屜套盒如此精緻,不知可否用作藥箱呢?」小兒回話﹕「唔知道用途你都買?」哎,平日我牙尖嘴利,小兒耳濡目染,正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小孩也另有購物的絕招,就是與他琢磨良久,議定購買何物之後,到了櫃枱付款的一刻,他便猶疑起來,忽然自貨架掏出貴價貨品,好像發現寶物一樣:「這個更好,是吧?」有時兩者揀一,爭論不休的時候,也會兩件一齊買的。幸好他語言天真,只是說買,不會說大減價、優惠、回贈之類,「掃貨」更不會說了。掃貨,像是協助公司清理存貨一般,花錢得來太委屈了。粵語片中,少奶奶購物不講「買」,而是輕淡一句:「你同我包起佢啦。」好像從不愁付錢似的。豈有今日的人說「血拼」、「喪拼」的粗魯,購物都緊張兮兮的。
如是者,他的玩具我的書,堆滿一屋,只好將辦公室影印房的空紙箱帶回家,最初還興高采烈,教他玩分類和編碼,後來卻發現物件入箱之後,看不見,再買同類的物品回來,負疚感不大了。於是便換了透明的小膠箱,不過放久了,一樣視而不見。有時入箱的快感還高於購物的樂趣,儲存癖與購買慾原來是共生的,就如我與小兒,不知是苦是樂。
有一日在書房地上午睡,醒來時,他對我說:「三千年與你再見!」然後在房內繼續玩耍。當時小兒五歲,奇哉怪也。
長毛象與劍齒虎
曾經有朋友建議租用迷你倉,說全日開放,又有空氣調節,用來放鞋帽衣裳,不會發霉。思前想後,始終忍手不租。迷你倉能小能大,制約購物的能力不及蝸居斗室,遲早會愈租愈大的,而且物品放入迷你倉之後根本看不見,會買得更多。以往在政府做事的時候,也曾經將文件存入「皇家倉」(政府倉庫)。老同事告誡,物件一入皇家倉,千秋萬載,直至退休也不會再見到的了。
紓解熾烈的物慾,中產階級都嚮往簡約主義的家居擺設。然而,現代生活需要的物品實在太多,單是衣物和護理品便是一大堆。實踐簡約家居,首先要買很多日本的貯存系統,收納物件,用抽屜牆和素色簾遮遮掩掩,在家中營造第二、第三堵牆,室中有室,機關重重,看起來簡約罷了。收納系統又不是家居物品管理,物品藏好了,便難找出來,有時去買比去找還容易。
忘記也會成了樂事。一次小兒無意翻弄紙箱,層層舊物之中,發現三四歲在嬰兒床上的音樂掛鈴,有如考古學家挖出的長毛象和劍齒虎。掛鈴旋緊發條之後,仍可奏出舒曼的《童夢》,掛鈴下的月亮星辰隨之轉動。 我便叫小兒躺在地板上,說要與他玩懷舊遊戲,便提起掛鈴,播出音樂。他乖乖安躺地上,如嬰兒一般捲曲手足,捉踢月亮星辰。
清貧生活
核心家庭,少親戚朋友分享,加上琳瑯物品,家居又狹窄,就有物累之患。「屋是用來住人的,不是用來放物的,當物件不再是自我的延伸,應將之送走或丟棄。」前幾年覺悟過來,始知道古人說的物累。《莊子.天道》曰:「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物累亦稱物役,為外物所役使也。前人在戰亂長大,做人只求兩餐一宿,一句「有骨落地,有瓦遮頭」,總結了現世福樂。溫飽之後,物質再豐富,帶來的快樂很少。拼命追求金錢和物慾,只是政府和財閥將整個社會弄得充滿不安全感,於是拼命賺錢。弄得精神緊張之後,又用購物來減壓與發洩,然則高地價政策之下,家居狹小,不堪物品負荷,弄得生活更緊迫了。看以前的皇帝貴族寢室,便是清雅空靈,物品堆塞,即使是貴價物,也是貧民家。
前幾年聽朋友介紹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說的就是不必擁有不需要的物品,了解自己的需要,只買所需的就夠了;另外是物件用壞了才買新的。這樣便不會買無謂的、同類的物品回家。說是同類,是經驗觀察了,很多人不斷購物,都不會整個百貨公司買回家的,買的都是同類型、同色系的物品。重複地買、重複地試,終於找到自己喜歡的或適合的,建立了自我認同的符號,購物便有了目的,更容易去買。產品的製造商也懂得這道理,同類型物品不斷變身和衍生,縮短消費者的滿足周期,使得購買的慾望無有盡期。若是見異思遷,漫無目的,亂買一通,反而很快便買夠了,買悶了,不會再買。
「Hello!隨便睇,隨便揀,睇啱可以試下喎。」當今的物品愈出愈粗,紓解購物慾的簡單方法,就是提高品味修養,看不順眼,那就不會去試,也不會買。
Monday, April 26, 2010
為何放大黃福榮?- 林天悟
2010年4月26日
林天悟
為何放大黃福榮?
中國官方最擅長把災難當作喜事辦,內地網民則加倍落力踢爆「喜事」背後的陰暗破綻。○八年四川大地震是經典事例,早前山西王家嶺礦難是另一宗令人瞠目結舌的「奇迹」。
事件沉澱下來,川震的豆腐渣校舍問題沉冤未雪,調查死亡學童名單的志願人士紛紛被捕及「依法判刑」,賑災善款更是去向成疑;而王家嶺一百一十五名礦工「獲救」後,心思細密的網民在救援片段中找出多個疑點,質疑所謂「奇迹」根本是「造假」,結論是:「連救人都可以作假,還有什麼可信?」上述兩宗災難的疑團在國內已變成禁聞,礦難的死傷名單被網友稱作「國家機密」,媒體無法接觸到事主或家屬。難怪內地民眾早已養成一種共識,就是官方愈用力宣傳,事件就愈不可信。
最新的災禍當然是青海玉樹縣的七點一級大地震,香港人黃福榮為救人而犧牲,「阿福」不單是香港的英雄,也成了全國人的英雄;他不單是特區政府的抽水對象,也是國內官方及媒體的抽水對象。吊詭的是,在全國上下一片讚頌聲中,坊間卻湧現一種說法:「黃福榮很偉大,情操很高尚,但這次地震我絕不會捐款。」與上一趟川震比較,民眾對青海災區的賑災意欲和關注度都差天共地,甚至有人在facebook發起「我不會捐錢給青海地震」群組。這種「熱情悼念故人,冷對賑災呼籲」的情況,值得探討。
政治正確
四川大地震過後,國內外媒體詳盡報道過不少觸動人心的人事,由「可樂男孩」到「豬堅強」,從「四川情義男」到「最有母性的警花」,立體地演繹災區的多樣性。但在青海地震中,部分香港傳媒把災禍濃縮成黃福榮的英雄事迹,可以解讀成以地區為尊的傾斜報道。但從內地返港的行家表示,內地媒體亦以極大篇幅報道黃福榮,而他為救孤兒不幸喪生的經過,使地震變成彰顯「雷鋒精神」的時機,阿福已被推舉為這次地震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為何只有阿福被全國媒體放大再放大?對內地政治生態稍有認知的行家分析,除了因為阿福的善舉確實值得讚揚外,最重要是他的「人物性格」切合國家「需要」。行家表示,媒體談及阿福時,都不忘強調他是「香港人」,這種身份超脫於藏漢之間,有助援解災區的政治感敏,避過種族爭議,令阿福成為單純的「英雄」,能效團結正能量。
據稱,玉樹縣被地震蹂躪過後,藏漢之間曾不分彼此地互相救助,但因災區偏遠及環境惡劣,救援物資及搜救人員無法像川震那時迅速到位,災民因無家可歸及食物短缺而爭鬥不休,任何怨言若被放大,都會導致民族關係進一步緊張惡化。官方為顧及兩族間的「和諧」,早就指令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破壞民族關係」的消息。由於一般內地記者不能到災區採訪,所以除了官方消息外,媒體刊載的地震資訊受到嚴格監管,令能報道的材料變得十分有限。這種情況下,就算有更多的災區故事,經過重重審查後都未必能出街,或者論調已被一再修改。所以媒體裏只可以見到搜索犬為救人殉職、老醫生趕到災區救人、藏漢融和救災等無傷大雅的報道。
事實上,每次大災禍都是一場媒體爭奪戰,這次地震災區屬於玉樹藏族自治州,政府需嚴防達賴喇嘛伺機影響藏民的想法,分發物資時縱然會惹起漢人不滿,但還是處處以藏人為先,並安排記者採訪拍攝,以突顯「國家對藏民關懷備至」的心意。但是,由於玉樹縣位處海拔約四千米,不少解放軍抵達後出現高山反應,自身難保下救援工作進展緩慢。同一時間,成千上萬的喇嘛則從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趕至玉樹縣救災,成為最有力的救援隊伍。有歸來的行家表示,在災區內見到參與救災的喇嘛人數,遠高於官方搜救隊。但國內媒體的報道論調卻「微妙地相同」,就是把官方人員標籤成「專業、先進」,而喇嘛必需仗着有關人員的精密儀器幫助,才能進行「土法」的徒手發挖,雙方當然是和諧共處,萬眾一心救災。最終喇嘛還要感謝地說:「能和政府合作,那當然是最好的。」
掩飾矛盾
可是,香港記者卻發現喇嘛對官方絕不信任,喇嘛寧可親自攜帶着數百萬元現款派予災民,亦不願與政府合作,更聲稱若由官員分發善款,「最終可能會被貪掉一半」。喇嘛亦指部分官方救援隊只有在記者面前、或者需要「作秀」時上落力掘挖,作狀拍照後就離開,反觀喇嘛走遍災區救人,亦有到偏僻地區搜救,那些行動都被媒體滅聲,只因「沒有報道價值,也不合國家利益」。
華文媒體報道青海地震時,不能當作單純的天災去處理,在官民矛盾、漢藏民族關係、政治需要、豆腐渣工程疑問等等的夾縫中,「香港人」黃福榮的故事就成為絕佳的報道材料,難怪有行家感慨地說:「阿福從生到死,一直在做好事。」於是,《新華社》更破天荒引述香港「民主大報」有關黃福榮的報道,排名還在《文匯報》及《大公報》之前。民主大報視這則稿件有「破冰」意義,只因《新華社》稿件過去從未出現過該報的名字。
應該深思的是,該報之所以為內地官方通訊社引述,是其論調與國內「災難變喜事」相同,而不是具有任何批判性,即是報道內容與左報和國內媒體不謀而合,某程度上是一種警號。若香港傳媒踢爆內地各種劣行,揭露人權狀況不足等報道能被官方媒體引述,才是真正值得驕傲。
香港精神
黃福榮之所以令人動容讚頌,只因他是普通人。從他生前的善舉,以至不幸身亡後其家人的表現,都在描繪出那種低調地助人的作風,社會需要的,正是這種細水長流的人物。其家人向報章表示毋須以「烈士」去稱呼阿福,亦表明拒絕讓靈柩蓋上區旗,但特區政府在阿福遺體過關後,執意要舉行儀式及在棺木上蓋區旗,那種舉動雖說表達了市民的心意,卻違反了其家人的低調意願。當特首及高官硬要把阿福的行為稱「香港精神」,有行家以黑色幽默的口吻說:「整件事件的確充滿『香港精神』,即是阿福生前行路上北京被人笑戇居,壯烈死後則列為偉人,特區政府把握機會『抽水』,這確是香港人的特質。」
一名專業救援人員稱,他為黃福榮表示崇高敬意,而一般人見到小孩身陷困境,奮身上前搶救是人的本能,「救人者不是要尋死,最終是希望大家都能生存」。而在任何救援訓練過程中,絕不鼓勵捨己救人的舉動,因為只有保住性命,才能讓更多人獲救。該人員表示,黃福榮的寶貴生命讓香港以至全國人學會的道理,不是不要命的去救人,而是那顆無私的行善心,「未必每個人都能做到阿福那種程度,但我們可以做十分一、百分一,甚至千分之一個黃福榮,就從幫助身邊的人開始吧。」
因此,若市民因擔心善款遭挪用、災區貪官當道用而拒絕捐款,那青海地震的災民只會更苦。大家可以尋求更多方法去幫助災民,例如當身邊有另一個「黃福榮」時,不要再笑他傻,而是要盡力提供協助,讓往後的「阿福」得到應有尊重和支持。
傳媒工作者
林天悟
為何放大黃福榮?
中國官方最擅長把災難當作喜事辦,內地網民則加倍落力踢爆「喜事」背後的陰暗破綻。○八年四川大地震是經典事例,早前山西王家嶺礦難是另一宗令人瞠目結舌的「奇迹」。
事件沉澱下來,川震的豆腐渣校舍問題沉冤未雪,調查死亡學童名單的志願人士紛紛被捕及「依法判刑」,賑災善款更是去向成疑;而王家嶺一百一十五名礦工「獲救」後,心思細密的網民在救援片段中找出多個疑點,質疑所謂「奇迹」根本是「造假」,結論是:「連救人都可以作假,還有什麼可信?」上述兩宗災難的疑團在國內已變成禁聞,礦難的死傷名單被網友稱作「國家機密」,媒體無法接觸到事主或家屬。難怪內地民眾早已養成一種共識,就是官方愈用力宣傳,事件就愈不可信。
最新的災禍當然是青海玉樹縣的七點一級大地震,香港人黃福榮為救人而犧牲,「阿福」不單是香港的英雄,也成了全國人的英雄;他不單是特區政府的抽水對象,也是國內官方及媒體的抽水對象。吊詭的是,在全國上下一片讚頌聲中,坊間卻湧現一種說法:「黃福榮很偉大,情操很高尚,但這次地震我絕不會捐款。」與上一趟川震比較,民眾對青海災區的賑災意欲和關注度都差天共地,甚至有人在facebook發起「我不會捐錢給青海地震」群組。這種「熱情悼念故人,冷對賑災呼籲」的情況,值得探討。
政治正確
四川大地震過後,國內外媒體詳盡報道過不少觸動人心的人事,由「可樂男孩」到「豬堅強」,從「四川情義男」到「最有母性的警花」,立體地演繹災區的多樣性。但在青海地震中,部分香港傳媒把災禍濃縮成黃福榮的英雄事迹,可以解讀成以地區為尊的傾斜報道。但從內地返港的行家表示,內地媒體亦以極大篇幅報道黃福榮,而他為救孤兒不幸喪生的經過,使地震變成彰顯「雷鋒精神」的時機,阿福已被推舉為這次地震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為何只有阿福被全國媒體放大再放大?對內地政治生態稍有認知的行家分析,除了因為阿福的善舉確實值得讚揚外,最重要是他的「人物性格」切合國家「需要」。行家表示,媒體談及阿福時,都不忘強調他是「香港人」,這種身份超脫於藏漢之間,有助援解災區的政治感敏,避過種族爭議,令阿福成為單純的「英雄」,能效團結正能量。
據稱,玉樹縣被地震蹂躪過後,藏漢之間曾不分彼此地互相救助,但因災區偏遠及環境惡劣,救援物資及搜救人員無法像川震那時迅速到位,災民因無家可歸及食物短缺而爭鬥不休,任何怨言若被放大,都會導致民族關係進一步緊張惡化。官方為顧及兩族間的「和諧」,早就指令國內媒體不能報道「破壞民族關係」的消息。由於一般內地記者不能到災區採訪,所以除了官方消息外,媒體刊載的地震資訊受到嚴格監管,令能報道的材料變得十分有限。這種情況下,就算有更多的災區故事,經過重重審查後都未必能出街,或者論調已被一再修改。所以媒體裏只可以見到搜索犬為救人殉職、老醫生趕到災區救人、藏漢融和救災等無傷大雅的報道。
事實上,每次大災禍都是一場媒體爭奪戰,這次地震災區屬於玉樹藏族自治州,政府需嚴防達賴喇嘛伺機影響藏民的想法,分發物資時縱然會惹起漢人不滿,但還是處處以藏人為先,並安排記者採訪拍攝,以突顯「國家對藏民關懷備至」的心意。但是,由於玉樹縣位處海拔約四千米,不少解放軍抵達後出現高山反應,自身難保下救援工作進展緩慢。同一時間,成千上萬的喇嘛則從青海、西藏、四川等地趕至玉樹縣救災,成為最有力的救援隊伍。有歸來的行家表示,在災區內見到參與救災的喇嘛人數,遠高於官方搜救隊。但國內媒體的報道論調卻「微妙地相同」,就是把官方人員標籤成「專業、先進」,而喇嘛必需仗着有關人員的精密儀器幫助,才能進行「土法」的徒手發挖,雙方當然是和諧共處,萬眾一心救災。最終喇嘛還要感謝地說:「能和政府合作,那當然是最好的。」
掩飾矛盾
可是,香港記者卻發現喇嘛對官方絕不信任,喇嘛寧可親自攜帶着數百萬元現款派予災民,亦不願與政府合作,更聲稱若由官員分發善款,「最終可能會被貪掉一半」。喇嘛亦指部分官方救援隊只有在記者面前、或者需要「作秀」時上落力掘挖,作狀拍照後就離開,反觀喇嘛走遍災區救人,亦有到偏僻地區搜救,那些行動都被媒體滅聲,只因「沒有報道價值,也不合國家利益」。
華文媒體報道青海地震時,不能當作單純的天災去處理,在官民矛盾、漢藏民族關係、政治需要、豆腐渣工程疑問等等的夾縫中,「香港人」黃福榮的故事就成為絕佳的報道材料,難怪有行家感慨地說:「阿福從生到死,一直在做好事。」於是,《新華社》更破天荒引述香港「民主大報」有關黃福榮的報道,排名還在《文匯報》及《大公報》之前。民主大報視這則稿件有「破冰」意義,只因《新華社》稿件過去從未出現過該報的名字。
應該深思的是,該報之所以為內地官方通訊社引述,是其論調與國內「災難變喜事」相同,而不是具有任何批判性,即是報道內容與左報和國內媒體不謀而合,某程度上是一種警號。若香港傳媒踢爆內地各種劣行,揭露人權狀況不足等報道能被官方媒體引述,才是真正值得驕傲。
香港精神
黃福榮之所以令人動容讚頌,只因他是普通人。從他生前的善舉,以至不幸身亡後其家人的表現,都在描繪出那種低調地助人的作風,社會需要的,正是這種細水長流的人物。其家人向報章表示毋須以「烈士」去稱呼阿福,亦表明拒絕讓靈柩蓋上區旗,但特區政府在阿福遺體過關後,執意要舉行儀式及在棺木上蓋區旗,那種舉動雖說表達了市民的心意,卻違反了其家人的低調意願。當特首及高官硬要把阿福的行為稱「香港精神」,有行家以黑色幽默的口吻說:「整件事件的確充滿『香港精神』,即是阿福生前行路上北京被人笑戇居,壯烈死後則列為偉人,特區政府把握機會『抽水』,這確是香港人的特質。」
一名專業救援人員稱,他為黃福榮表示崇高敬意,而一般人見到小孩身陷困境,奮身上前搶救是人的本能,「救人者不是要尋死,最終是希望大家都能生存」。而在任何救援訓練過程中,絕不鼓勵捨己救人的舉動,因為只有保住性命,才能讓更多人獲救。該人員表示,黃福榮的寶貴生命讓香港以至全國人學會的道理,不是不要命的去救人,而是那顆無私的行善心,「未必每個人都能做到阿福那種程度,但我們可以做十分一、百分一,甚至千分之一個黃福榮,就從幫助身邊的人開始吧。」
因此,若市民因擔心善款遭挪用、災區貪官當道用而拒絕捐款,那青海地震的災民只會更苦。大家可以尋求更多方法去幫助災民,例如當身邊有另一個「黃福榮」時,不要再笑他傻,而是要盡力提供協助,讓往後的「阿福」得到應有尊重和支持。
傳媒工作者
Thursday, April 22, 2010
天地不仁 - 岑逸飛
2010年4月22日
生命通識
岑逸飛
天地不仁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這句話,引起許多爭論。「仁」是褒詞,「不仁」是貶詞,但中國人有敬天傳統,視聖人為偶像,說「天地不仁」、「聖人不仁」,許多聖人之徒受不了。做人怎可以麻木不仁?麻木不仁便沒有悲憫心,那是刻薄寡恩的法家之道,而事實上,法家思想確是剽竊道家哲學並加以利用。
老子將天地、聖人與芻狗並列,先要搞清楚「芻狗」是什麼,有何用途,才能了解老子的真正涵義為何。所謂「芻狗」,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是祭祀時的祭品,其後因社會風氣演變,用草紮一隻狗形來代替真狗。芻狗做好後,祭祀前都得到眾人重視,不會隨便亂碰,但祭祀後芻狗的利用價值完畢,被人棄如敝屣。
只須看看芻狗在祭祀前和祭祀後人們對待它的兩種態度,或可恍然而悟,對芻狗無所謂仁,也無所謂不仁。祭祀前是仁,祭祀後是不仁,正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天地或聖人都是如此。天生萬物,無所謂仁,也無所謂不仁,該做便做,既無條件,也不居功,像芻狗一樣,功成身退,而聖人也該效法天地這種精神,養成這種胸襟。
儒家常說天地有仁心,滋生萬物,對此老子其實並不反對,他反對的是刻意求仁,如此行仁會流於造作,有所偏差。行仁之道,要一任自然,因時因地制宜。對此,老子跟着有個比喻,他說︰「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意思是說,天地之間,豈不像個風箱?它空虛而不枯竭,愈鼓動風就愈多,生生不息。可見老子說不仁,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不仁,而只是一個風箱,空蕩蕩什麼也沒有,但有包容性,以自然之道實踐仁,視乎實際需要,有時甚至以不仁手法履行真正的仁道。
舉個例子,國家受別國侵略,志士殺敵救國,表面上殺人是不仁行為,但救國則值得歌頌。若是因憐憫之心而殺敵手軟,那麼「對敵人仁慈,即是對自己殘忍」,這就是所謂「婦人之仁」。婦人之仁是軟心腸的仁,不識大體,不懂原則,好心做壞事,這種不知變通的儒家之徒很多,孔子譏為鄉愿,有的更成為陋儒、腐儒以至賤儒。
相形之下,老子的天地不仁、聖人不仁,是硬心腸的仁,更貼切的說法,是可柔可剛的仁,是在一個更高層次說仁,「不仁」是無所謂仁,無所謂不仁,更沒有否定仁,而是超越仁的層次追求自然無為,天地既不是殘忍,聖人也不是凶狠,而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讓百姓自由自在,毫不勉強百姓去做違反本性的事,那才是真正的仁。
當然,老子這種寫作手法,稱為悖論,又叫弔詭,故作驚人之語,用普通常識去看並不正確,例如說「站着比走路更累」之類,但想深一層則有道理。不知就裏的,見老子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以為他視民如草芥了。
生命通識
岑逸飛
天地不仁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這句話,引起許多爭論。「仁」是褒詞,「不仁」是貶詞,但中國人有敬天傳統,視聖人為偶像,說「天地不仁」、「聖人不仁」,許多聖人之徒受不了。做人怎可以麻木不仁?麻木不仁便沒有悲憫心,那是刻薄寡恩的法家之道,而事實上,法家思想確是剽竊道家哲學並加以利用。
老子將天地、聖人與芻狗並列,先要搞清楚「芻狗」是什麼,有何用途,才能了解老子的真正涵義為何。所謂「芻狗」,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是祭祀時的祭品,其後因社會風氣演變,用草紮一隻狗形來代替真狗。芻狗做好後,祭祀前都得到眾人重視,不會隨便亂碰,但祭祀後芻狗的利用價值完畢,被人棄如敝屣。
只須看看芻狗在祭祀前和祭祀後人們對待它的兩種態度,或可恍然而悟,對芻狗無所謂仁,也無所謂不仁。祭祀前是仁,祭祀後是不仁,正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天地或聖人都是如此。天生萬物,無所謂仁,也無所謂不仁,該做便做,既無條件,也不居功,像芻狗一樣,功成身退,而聖人也該效法天地這種精神,養成這種胸襟。
儒家常說天地有仁心,滋生萬物,對此老子其實並不反對,他反對的是刻意求仁,如此行仁會流於造作,有所偏差。行仁之道,要一任自然,因時因地制宜。對此,老子跟着有個比喻,他說︰「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意思是說,天地之間,豈不像個風箱?它空虛而不枯竭,愈鼓動風就愈多,生生不息。可見老子說不仁,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不仁,而只是一個風箱,空蕩蕩什麼也沒有,但有包容性,以自然之道實踐仁,視乎實際需要,有時甚至以不仁手法履行真正的仁道。
舉個例子,國家受別國侵略,志士殺敵救國,表面上殺人是不仁行為,但救國則值得歌頌。若是因憐憫之心而殺敵手軟,那麼「對敵人仁慈,即是對自己殘忍」,這就是所謂「婦人之仁」。婦人之仁是軟心腸的仁,不識大體,不懂原則,好心做壞事,這種不知變通的儒家之徒很多,孔子譏為鄉愿,有的更成為陋儒、腐儒以至賤儒。
相形之下,老子的天地不仁、聖人不仁,是硬心腸的仁,更貼切的說法,是可柔可剛的仁,是在一個更高層次說仁,「不仁」是無所謂仁,無所謂不仁,更沒有否定仁,而是超越仁的層次追求自然無為,天地既不是殘忍,聖人也不是凶狠,而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讓百姓自由自在,毫不勉強百姓去做違反本性的事,那才是真正的仁。
當然,老子這種寫作手法,稱為悖論,又叫弔詭,故作驚人之語,用普通常識去看並不正確,例如說「站着比走路更累」之類,但想深一層則有道理。不知就裏的,見老子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以為他視民如草芥了。
Friday, April 16, 2010
我豬故我在 - 游清源
2010年4月15日
頭文字Y
游清源
我豬故我在
我發覺我愈來愈似一隻豬,而最明顯的呈堂證供,自然是肚子由六塊腹肌變成一個筲箕。
打個自高身價的比喻,就是由梁朝偉變成梁醒波,而潮一點的比喻就是由林峰變成林雪,至於較為寫實的比喻,則是由《民間傳奇》的小生吳孟達變成《他來自江湖》的丑生吳孟達。
另外一個呈堂證供,是我愈來愈傾向在不知不覺之間進入夢鄉,但由於每一次過關時都忘記了帶回鄉卡,被能操流利普通話三字經的內地關員噴到一面屁,所以都會很快就自行驚醒。這才發現,原來人在公司。但見所有同事都好忙碌,忙碌過《歡樂滿東華》裏的那些捐款熱線接線生。
上星期六凌晨時分,無意中看到TVB播映相傳是蔡卓妍與鄭中基的定情作《追擊八月十五》,鄭中基扮演戇探何若智,蔡卓妍扮演女機械人陳美玲,導演是我的港大同班同學馬偉豪(準確講法應是同班同走堂同學)。我本來已經疲到出現四眼皮,但無意中看到鄭中基向蔡卓妍講了一個關於豬的笑話,就再也睡不下去了。
那個笑話大意是說(經過游清源加鹽加醋),有一群動物決定要過河,但又不夠食物令所有動物到達目的地,於是就協商輪流講笑話,若有一隻動物不笑,都要被掟落河。
打頭陣講笑話的是阿牛,牠講完之後,所有動物都笑到肚痛,惟獨阿豬不笑,於是阿牛就被掟落河。再來,就輪到阿羊。牠講完之後,所有動物都不笑,惟獨阿豬笑到肚痛。阿羊自知難逃被掟落河的厄運,但仍忍不住要問阿豬,為何會覺得牠的笑話那麼好笑?阿豬邊笑邊答:「哈哈!因為,我終於諗到,阿牛個笑話點解咁好笑喇,哈哈哈!」
根據我太座的觀察,我最似豬的,其實是在心靈那一方面的層次。她說,我可以失驚無神大笑一輪,只因想起三日前一個爛gag(例如「以豬嚟講,我都算瘦」)。
我發覺我愈來愈似一隻豬,唯一的安慰是以豬嚟講我都算瘦!
頭文字Y
游清源
我豬故我在
我發覺我愈來愈似一隻豬,而最明顯的呈堂證供,自然是肚子由六塊腹肌變成一個筲箕。
打個自高身價的比喻,就是由梁朝偉變成梁醒波,而潮一點的比喻就是由林峰變成林雪,至於較為寫實的比喻,則是由《民間傳奇》的小生吳孟達變成《他來自江湖》的丑生吳孟達。
另外一個呈堂證供,是我愈來愈傾向在不知不覺之間進入夢鄉,但由於每一次過關時都忘記了帶回鄉卡,被能操流利普通話三字經的內地關員噴到一面屁,所以都會很快就自行驚醒。這才發現,原來人在公司。但見所有同事都好忙碌,忙碌過《歡樂滿東華》裏的那些捐款熱線接線生。
上星期六凌晨時分,無意中看到TVB播映相傳是蔡卓妍與鄭中基的定情作《追擊八月十五》,鄭中基扮演戇探何若智,蔡卓妍扮演女機械人陳美玲,導演是我的港大同班同學馬偉豪(準確講法應是同班同走堂同學)。我本來已經疲到出現四眼皮,但無意中看到鄭中基向蔡卓妍講了一個關於豬的笑話,就再也睡不下去了。
那個笑話大意是說(經過游清源加鹽加醋),有一群動物決定要過河,但又不夠食物令所有動物到達目的地,於是就協商輪流講笑話,若有一隻動物不笑,都要被掟落河。
打頭陣講笑話的是阿牛,牠講完之後,所有動物都笑到肚痛,惟獨阿豬不笑,於是阿牛就被掟落河。再來,就輪到阿羊。牠講完之後,所有動物都不笑,惟獨阿豬笑到肚痛。阿羊自知難逃被掟落河的厄運,但仍忍不住要問阿豬,為何會覺得牠的笑話那麼好笑?阿豬邊笑邊答:「哈哈!因為,我終於諗到,阿牛個笑話點解咁好笑喇,哈哈哈!」
根據我太座的觀察,我最似豬的,其實是在心靈那一方面的層次。她說,我可以失驚無神大笑一輪,只因想起三日前一個爛gag(例如「以豬嚟講,我都算瘦」)。
我發覺我愈來愈似一隻豬,唯一的安慰是以豬嚟講我都算瘦!
Friday, April 9, 2010
懸念未了 春色滿台 - 唐明
2010年4月9日
新殖民誌
唐明
懸念未了 春色滿台
「四十後」的女明星狄娜離世,可惜,對狄娜的禮讚,如「子欲養而親不在」,永遠遲來了那麼一點。奇女子加女強人,為何今天大肆哀悼「這位女強人」的香港傳媒,不曾討論過狄娜是不是香港的 Feminist?
Feminist,女權主義分子,令男人聞之色變。男人掌權幾千年,日子過得好好的,卻總有些女人不安分,想要這想要那,她們讀書、動腦子,靠自己的才能賺錢,不想男人像對待寵物那樣對待自己。法國革命後的畫家德拉夸(Delacriox)開始把慾望投射到東方女人身上,在他的名畫裏,土耳其女人依然在後宮裏等待,懶懶地橫陳肉體,而他的法國女同胞已經爬起來想跟男人爭一日之長短了。這些不安分的女人到十九世紀末開始爭取投票權,然後她們燒掉了束胸衣,剪短頭髮、穿褲子,跟男人拿同等的薪酬,主動離婚,有權墮胎,想衝破由男人壟斷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出手闊綽行頭氣派
紅樓夢專寫奇女子,雖然沒有發起實際的「女權運動」,其實也喊出了女人的心聲,如鴛鴦誓死不給賈家的大老爺作妾;尤三姐面對情郎的誤會,揮劍自殺以證清白;探春說「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不過,在中國這種父權夫權至高無上的社會,曹雪芹讚頌的這些女子的命運都很悲慘,除了抑鬱,即是橫死。
可以說,中國的女權運動,沒得到萌芽的機會,結果是尚未來得及摘掉自己的束胸衣與裹腳布,已經坐享了鬼婆帶來的兩性「平等」,最好是既有男人包養,又要與男人平起平坐。今天,曾與狄娜女士從影的同輩,大都懷念她出手闊綽,行頭氣派,結論是人人豔羨曾經她有一個富商男友當靠山。
狄娜女士對於她的同性族群,曾有何先鋒式的啟迪?四十年前敢於鏡頭前脫光衣服,用美色玩弄男人,擺出德拉夸畫裏展覽肉體的姿勢,不過是把女性身體「物化」的示範,又何奇之有?瑪麗蓮夢露也做過同樣的事情,美國影迷懷念她是永遠的性感女神,即使她攀附權貴,上得了甘迺迪的床,但絕不會認為瑪麗蓮夢露是 Feminist。
不能自稱女權先驅
香港人認為狄娜女士從艷星到才女,事業有成,言行不凡,活出了一個女強人的風範,也有點莫名其妙。女強人的定義,首先是把自己性別的特徵放在一旁,與男人一起競爭,猶如運動場上男女混合比賽,此所以女明星幾乎不可能獲認同為女強人,因為女明星第一靠臉蛋,第二靠身材,在男人的世界裏,這兩樣最佔優勢,構成不公平競爭,正如一家夜總會的老闆娘也事業有成,手下夥計,也可以有哈佛 MBA的男性精英,但永不能自稱女權先驅。
至於才女,就更為疑惑。首先中國傳統文化宣揚「女子無才便是德」,再加上實用主義至上,什麼才女不才女,如果不能把才華換為等量的財富,即屬無用。才女之才,也太過局限,畫畫、作曲、彈琴、唱歌、設計時裝、戲劇表演,算不算才華呢?
狄娜女士參與開拓中國航天事業,何等高尚偉大,與中央關係何等密切,然而竟無一名達官要員發表唁電,雖說葬禮從簡,但如果祖國有安排,好像同期病故的徐展堂,身後事豈能由死者自己作主?狄娜逝世,中央反應冷淡,對於數十年單方面盛傳的人脈縱橫,從未表態肯定。
不表態=表態?
「狄娜現象」暴露了香港人邏輯混亂,觀念迂腐,樣樣不通,對於狄娜生前講過的話,似乎坊間照單全收。例如老愛國為何病後入住殖民地老字號養和醫院?北京當局對於任何曾經報效祖國的人,尤其論資排輩─在中國政府最孤單最困難的日子,狄娜高瞻遠矚,更顯真情。既然中國政府連馬力、曾憲梓等繁榮時代的愛國男人也全力照顧,何況狄娜這樣美艷的人民演員?國家怎會忘恩負義?不論當間諜還是參與航天工程的技術轉讓生意,均屬敏感,豈容大嘴巴誇誇其談,與她自爆與眾才子的情史私隱一樣製造傳奇而自抬身價?還是中央對狄娜玩政治的路數有所保留,甚或視之如香港人政治意識的一個代表典型,心中不屑而冷笑,不表態就是一種含蓄的表態?
但狄娜終究聰明,遺言不搞喪禮,也就無從顯露許多革命家必計較的「規格」和「評價」。無論如何都好,狄娜女士一生最大的敗筆是,不應該叫一個戴「黑超」、貌似江湖社團嘍囉的中年男人出來宣布死訊,豈不應該找一個美少年當發言人,譬如長得像陳冠希,但操流利ABC鬼仔口音,風度儀表與志雲大師看齊?可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狄娜一生這台好戲,留下太多懸念,足夠師奶觀眾爭議一百年!
新殖民誌
唐明
懸念未了 春色滿台
「四十後」的女明星狄娜離世,可惜,對狄娜的禮讚,如「子欲養而親不在」,永遠遲來了那麼一點。奇女子加女強人,為何今天大肆哀悼「這位女強人」的香港傳媒,不曾討論過狄娜是不是香港的 Feminist?
Feminist,女權主義分子,令男人聞之色變。男人掌權幾千年,日子過得好好的,卻總有些女人不安分,想要這想要那,她們讀書、動腦子,靠自己的才能賺錢,不想男人像對待寵物那樣對待自己。法國革命後的畫家德拉夸(Delacriox)開始把慾望投射到東方女人身上,在他的名畫裏,土耳其女人依然在後宮裏等待,懶懶地橫陳肉體,而他的法國女同胞已經爬起來想跟男人爭一日之長短了。這些不安分的女人到十九世紀末開始爭取投票權,然後她們燒掉了束胸衣,剪短頭髮、穿褲子,跟男人拿同等的薪酬,主動離婚,有權墮胎,想衝破由男人壟斷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出手闊綽行頭氣派
紅樓夢專寫奇女子,雖然沒有發起實際的「女權運動」,其實也喊出了女人的心聲,如鴛鴦誓死不給賈家的大老爺作妾;尤三姐面對情郎的誤會,揮劍自殺以證清白;探春說「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不過,在中國這種父權夫權至高無上的社會,曹雪芹讚頌的這些女子的命運都很悲慘,除了抑鬱,即是橫死。
可以說,中國的女權運動,沒得到萌芽的機會,結果是尚未來得及摘掉自己的束胸衣與裹腳布,已經坐享了鬼婆帶來的兩性「平等」,最好是既有男人包養,又要與男人平起平坐。今天,曾與狄娜女士從影的同輩,大都懷念她出手闊綽,行頭氣派,結論是人人豔羨曾經她有一個富商男友當靠山。
狄娜女士對於她的同性族群,曾有何先鋒式的啟迪?四十年前敢於鏡頭前脫光衣服,用美色玩弄男人,擺出德拉夸畫裏展覽肉體的姿勢,不過是把女性身體「物化」的示範,又何奇之有?瑪麗蓮夢露也做過同樣的事情,美國影迷懷念她是永遠的性感女神,即使她攀附權貴,上得了甘迺迪的床,但絕不會認為瑪麗蓮夢露是 Feminist。
不能自稱女權先驅
香港人認為狄娜女士從艷星到才女,事業有成,言行不凡,活出了一個女強人的風範,也有點莫名其妙。女強人的定義,首先是把自己性別的特徵放在一旁,與男人一起競爭,猶如運動場上男女混合比賽,此所以女明星幾乎不可能獲認同為女強人,因為女明星第一靠臉蛋,第二靠身材,在男人的世界裏,這兩樣最佔優勢,構成不公平競爭,正如一家夜總會的老闆娘也事業有成,手下夥計,也可以有哈佛 MBA的男性精英,但永不能自稱女權先驅。
至於才女,就更為疑惑。首先中國傳統文化宣揚「女子無才便是德」,再加上實用主義至上,什麼才女不才女,如果不能把才華換為等量的財富,即屬無用。才女之才,也太過局限,畫畫、作曲、彈琴、唱歌、設計時裝、戲劇表演,算不算才華呢?
狄娜女士參與開拓中國航天事業,何等高尚偉大,與中央關係何等密切,然而竟無一名達官要員發表唁電,雖說葬禮從簡,但如果祖國有安排,好像同期病故的徐展堂,身後事豈能由死者自己作主?狄娜逝世,中央反應冷淡,對於數十年單方面盛傳的人脈縱橫,從未表態肯定。
不表態=表態?
「狄娜現象」暴露了香港人邏輯混亂,觀念迂腐,樣樣不通,對於狄娜生前講過的話,似乎坊間照單全收。例如老愛國為何病後入住殖民地老字號養和醫院?北京當局對於任何曾經報效祖國的人,尤其論資排輩─在中國政府最孤單最困難的日子,狄娜高瞻遠矚,更顯真情。既然中國政府連馬力、曾憲梓等繁榮時代的愛國男人也全力照顧,何況狄娜這樣美艷的人民演員?國家怎會忘恩負義?不論當間諜還是參與航天工程的技術轉讓生意,均屬敏感,豈容大嘴巴誇誇其談,與她自爆與眾才子的情史私隱一樣製造傳奇而自抬身價?還是中央對狄娜玩政治的路數有所保留,甚或視之如香港人政治意識的一個代表典型,心中不屑而冷笑,不表態就是一種含蓄的表態?
但狄娜終究聰明,遺言不搞喪禮,也就無從顯露許多革命家必計較的「規格」和「評價」。無論如何都好,狄娜女士一生最大的敗筆是,不應該叫一個戴「黑超」、貌似江湖社團嘍囉的中年男人出來宣布死訊,豈不應該找一個美少年當發言人,譬如長得像陳冠希,但操流利ABC鬼仔口音,風度儀表與志雲大師看齊?可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狄娜一生這台好戲,留下太多懸念,足夠師奶觀眾爭議一百年!
Wednesday, April 7, 2010
谷歌撤出中國的餘波 - 關愚謙
2010年4月7日
關愚謙
谷歌撤出中國的餘波
谷歌谷歌,布穀鳥在唱歌,多麼美麗的名字啊!不要看其內容,只要看到它的名字,就吸引你打開它的網站看個究竟。我們中國文明永遠是對外特別謙遜友好,就是給外國起名字也是挖空心思,想最美好的字眼。
什麼「美」國、「英」國、「德」國、「荷蘭」「葡萄牙」、「意大利」,那些西方列強,侵佔了你的領土,就把你的國名路名都給改了,加上他們的民族「英雄」稱號,什麼羅德西亞、伊麗莎白、戈登、霞飛、福熙等等。
也就是數周前,德國老百姓抗議谷歌的駐德公司,派攝像車到德國大城小市各個街道拍攝私人住宅,其攝像威力甚至可以穿射至私人宅內,德國媒體紛紛提出抗議,說這是侵犯國民隱私權。谷歌辯護說這是他們的行動自由。於是德國電視台放送谷歌攝像車如何架上兩個高度敏感攝像頭向左右民房攝影的鏡頭,引起公憤。
在英國、澳洲也有但對播放「兒童性搔擾」抗議聲。據《華爾街日報》三月二十四日電,澳洲《悉尼晨鋒報》稱,澳洲政府準備對互聯網服務制定審查計劃,受到谷歌猛烈的批評。可是,谷歌和中國鬧翻,他們就站在谷歌那一邊,兔死狐悲,全是中國的錯。
谷歌有自己的衛星?
老朋友曹景行說:「過去聽到一個說法,英國人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以為是大英帝國的領土;美國人不管到什麼地方,從來不問那裏是誰的。現在,谷歌到任何地方,都以為自己就是上帝。」
的確,堂堂美利堅合眾國的谷歌,為了捍衞「人權」自由,可以在全世界收集一切他們可以收集的資料,然後把它放在網上公布,人們無法進行干涉,這是當前世界的一個新鮮事物。
筆者某次從谷歌的網頁上調出我們上海和漢堡住家的建築。我拍手稱快,真有意思。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都不需下樓,就可以從谷歌網站知道,我們後院的垃圾桶是裝滿了還是空着。但是,是不是別人都願意把自家曝光?我看不一定。我心裏一直有一個疑問,這些衛星拍攝下來的詳細資料是誰提供的?谷歌是一個私人網站,怎麼有可以獲得這麼尖端的圖像資料,是不是它有自己的私人衛星?這樣發展下去,豈不太可怕了!
最近接到消息,據BBC中文網三月二十五日報道,美國參議院成立了跨黨派互聯網自由核心小組,誓言要與中國等「數碼暴政」對抗。小組認為互聯網不應被某些政府利用,成為打壓異議人士的平台,並形容「數碼暴政」對全球所有自由國家構成威脅。剛從中國撤走的谷歌高層向美國國會提出呼籲,促請美國把「互聯網自由」提上外交政策的顯要位置。不知此新聞是真是假?
發人深思幾段話
德國媒體當然還是找一切機會向中國開火,谷歌剛宣布正式退出大陸第二天,所有大小報紙都紛紛評論,大部分都譴責中國沒有言論自由,認為對谷歌採取的信息審查制度不能讓人接受。但是,這些媒體的火力比以往小了不少,因為他們自己也受了谷歌傷害。例如,有的報紙自己也提出這樣的懷疑,「谷歌真能通過互聯網在中國實現民主的目的?」「谷歌宣傳的美國的自由體制,是否能適應中國的社會?」
最近一期的《明鏡週刊》又利用這個機會向中國發難了,而且是他們這一期的主題。大標題是:《互聯網的冷戰》,小標題是:《谷歌為了網上自由向中國開戰》。長篇累牘寫了八頁紙。文章一開頭就描寫北京成都路有個E.KAI上網咖啡館,由於店主不聽話,政府就派兩個警察來給他們製造麻煩,什麼進口處要填表登記,上國際網頁受監督,總之形容得離法西斯不遠了。是真是假筆者不知,給讀者大眾的一種總印象是中國一片黑暗。這個駐北京的記者羅倫斯,我認識,也不知誰得罪了他,在北京前後住了多年,寫出來的文章基本上是中國除非鬧革命,不然沒救了。幸虧,這八頁文章不是他一個人寫的,他的水平也寫不出來。
看《明鏡週刊》還真要有點本事和耐心,尤其是這樣的主題文章,往往是由幾個人寫成的。這篇文章裏面有幾個片段令人深思。第九十三頁裏的一長段說,互聯網有它的兩面性,一方面給你提供各方面的經濟技術信息,另一方面,也宣傳他們的自由觀點。
作為中國世界人口最大的國家,將來的超級大國,確實要考慮它的後果。所謂後果就是要接受各種挑戰。文章說,自由網站會挑起下面的受壓迫群眾對上面的不滿,刺激受壓迫者提出反抗和要求,也可以通過宣傳、造謠、誹謗來蠱惑人心。
中國改進要慢慢來
文章說,互聯網可以支持掌權者、獨裁者,也可以推翻他們。目前的伊朗就是一個例子。通過多年的網上影響,伊朗開始出現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權威的示威。一九八九年美國列根總統說過,「一個小小的微型集成電路芯片可以使極權巨人癱瘓。」
目前,谷歌在中國有百分之三十多網民的收視率,也就是上億人口。中國目前的問題很多。天災(地震、旱災、水災)人禍(貪污、失業、窮富差別、幹部脫離群眾、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遺毒—極左思潮),中國領導人不是不知道,但有的積重難返,非一朝一日可解決的。一旦國內有風吹草動,互聯網煽風點火很容易。」
談到此時,下面很多聽眾都在點頭。筆者繼續說,「如果中國發生動亂,我相信,會有很多西方人幸災樂禍,以為少了一個競爭對手,但是,我絕對不希望中國再發生革命。一旦再有革命,全世界不得安寧,至少有幾百萬、以致上千萬人逃到你們歐洲來避難。且看,當前的泰國形勢,分成黃衫和紅杉兩軍,幸虧後面沒有外國支持,一旦有人挑,必會不可收拾。如果發生在中國,互聯網再興風作浪,十三億人必會發生內戰。」說到這裏,整個會場鴉雀無聲。
諸位讀者,筆者在德國住了四十年,德國有許多好地方可以借鑒。可是,不要太天真了,以為可以一蹴而就。還是要慢慢一步一步來。欲速則不達。
關愚謙
谷歌撤出中國的餘波
谷歌谷歌,布穀鳥在唱歌,多麼美麗的名字啊!不要看其內容,只要看到它的名字,就吸引你打開它的網站看個究竟。我們中國文明永遠是對外特別謙遜友好,就是給外國起名字也是挖空心思,想最美好的字眼。
什麼「美」國、「英」國、「德」國、「荷蘭」「葡萄牙」、「意大利」,那些西方列強,侵佔了你的領土,就把你的國名路名都給改了,加上他們的民族「英雄」稱號,什麼羅德西亞、伊麗莎白、戈登、霞飛、福熙等等。
也就是數周前,德國老百姓抗議谷歌的駐德公司,派攝像車到德國大城小市各個街道拍攝私人住宅,其攝像威力甚至可以穿射至私人宅內,德國媒體紛紛提出抗議,說這是侵犯國民隱私權。谷歌辯護說這是他們的行動自由。於是德國電視台放送谷歌攝像車如何架上兩個高度敏感攝像頭向左右民房攝影的鏡頭,引起公憤。
在英國、澳洲也有但對播放「兒童性搔擾」抗議聲。據《華爾街日報》三月二十四日電,澳洲《悉尼晨鋒報》稱,澳洲政府準備對互聯網服務制定審查計劃,受到谷歌猛烈的批評。可是,谷歌和中國鬧翻,他們就站在谷歌那一邊,兔死狐悲,全是中國的錯。
谷歌有自己的衛星?
老朋友曹景行說:「過去聽到一個說法,英國人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以為是大英帝國的領土;美國人不管到什麼地方,從來不問那裏是誰的。現在,谷歌到任何地方,都以為自己就是上帝。」
的確,堂堂美利堅合眾國的谷歌,為了捍衞「人權」自由,可以在全世界收集一切他們可以收集的資料,然後把它放在網上公布,人們無法進行干涉,這是當前世界的一個新鮮事物。
筆者某次從谷歌的網頁上調出我們上海和漢堡住家的建築。我拍手稱快,真有意思。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們都不需下樓,就可以從谷歌網站知道,我們後院的垃圾桶是裝滿了還是空着。但是,是不是別人都願意把自家曝光?我看不一定。我心裏一直有一個疑問,這些衛星拍攝下來的詳細資料是誰提供的?谷歌是一個私人網站,怎麼有可以獲得這麼尖端的圖像資料,是不是它有自己的私人衛星?這樣發展下去,豈不太可怕了!
最近接到消息,據BBC中文網三月二十五日報道,美國參議院成立了跨黨派互聯網自由核心小組,誓言要與中國等「數碼暴政」對抗。小組認為互聯網不應被某些政府利用,成為打壓異議人士的平台,並形容「數碼暴政」對全球所有自由國家構成威脅。剛從中國撤走的谷歌高層向美國國會提出呼籲,促請美國把「互聯網自由」提上外交政策的顯要位置。不知此新聞是真是假?
發人深思幾段話
德國媒體當然還是找一切機會向中國開火,谷歌剛宣布正式退出大陸第二天,所有大小報紙都紛紛評論,大部分都譴責中國沒有言論自由,認為對谷歌採取的信息審查制度不能讓人接受。但是,這些媒體的火力比以往小了不少,因為他們自己也受了谷歌傷害。例如,有的報紙自己也提出這樣的懷疑,「谷歌真能通過互聯網在中國實現民主的目的?」「谷歌宣傳的美國的自由體制,是否能適應中國的社會?」
最近一期的《明鏡週刊》又利用這個機會向中國發難了,而且是他們這一期的主題。大標題是:《互聯網的冷戰》,小標題是:《谷歌為了網上自由向中國開戰》。長篇累牘寫了八頁紙。文章一開頭就描寫北京成都路有個E.KAI上網咖啡館,由於店主不聽話,政府就派兩個警察來給他們製造麻煩,什麼進口處要填表登記,上國際網頁受監督,總之形容得離法西斯不遠了。是真是假筆者不知,給讀者大眾的一種總印象是中國一片黑暗。這個駐北京的記者羅倫斯,我認識,也不知誰得罪了他,在北京前後住了多年,寫出來的文章基本上是中國除非鬧革命,不然沒救了。幸虧,這八頁文章不是他一個人寫的,他的水平也寫不出來。
看《明鏡週刊》還真要有點本事和耐心,尤其是這樣的主題文章,往往是由幾個人寫成的。這篇文章裏面有幾個片段令人深思。第九十三頁裏的一長段說,互聯網有它的兩面性,一方面給你提供各方面的經濟技術信息,另一方面,也宣傳他們的自由觀點。
作為中國世界人口最大的國家,將來的超級大國,確實要考慮它的後果。所謂後果就是要接受各種挑戰。文章說,自由網站會挑起下面的受壓迫群眾對上面的不滿,刺激受壓迫者提出反抗和要求,也可以通過宣傳、造謠、誹謗來蠱惑人心。
中國改進要慢慢來
文章說,互聯網可以支持掌權者、獨裁者,也可以推翻他們。目前的伊朗就是一個例子。通過多年的網上影響,伊朗開始出現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權威的示威。一九八九年美國列根總統說過,「一個小小的微型集成電路芯片可以使極權巨人癱瘓。」
目前,谷歌在中國有百分之三十多網民的收視率,也就是上億人口。中國目前的問題很多。天災(地震、旱災、水災)人禍(貪污、失業、窮富差別、幹部脫離群眾、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遺毒—極左思潮),中國領導人不是不知道,但有的積重難返,非一朝一日可解決的。一旦國內有風吹草動,互聯網煽風點火很容易。」
談到此時,下面很多聽眾都在點頭。筆者繼續說,「如果中國發生動亂,我相信,會有很多西方人幸災樂禍,以為少了一個競爭對手,但是,我絕對不希望中國再發生革命。一旦再有革命,全世界不得安寧,至少有幾百萬、以致上千萬人逃到你們歐洲來避難。且看,當前的泰國形勢,分成黃衫和紅杉兩軍,幸虧後面沒有外國支持,一旦有人挑,必會不可收拾。如果發生在中國,互聯網再興風作浪,十三億人必會發生內戰。」說到這裏,整個會場鴉雀無聲。
諸位讀者,筆者在德國住了四十年,德國有許多好地方可以借鑒。可是,不要太天真了,以為可以一蹴而就。還是要慢慢一步一步來。欲速則不達。
Tuesday, March 30, 2010
鋤弱扶強有得色 官我為大不羞慚 - 林行止
2010年3月30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鋤弱扶強有得色 官我為大不羞慚
昨天本報頭條新聞以〈林鄭月娥為政府平反 任內六度箝制地產商〉為題,是刊於內頁專訪林鄭局長的摘要;細讀訪問全文,「箝制」云云,似為編者揣摩談話內容而冠上的形容詞,事實上,林鄭局長強調的是「上任以來做了六件事,都是衝着地產發展商而來」,所以「衝着而來」,皆因她「覺得市民期望政府要大力做些事」。市民有此期望,則因這些年來物業發展商做了不少不符合公眾利益的事而政府束手無策袖手旁觀。地產商做了什麼與公眾利益相違背的事,舉其犖犖大者,有發水樓、霸佔公共空間、胡亂砍掉樹木、樓層編號「五花八門」(不僅影響消防救援,還令香港成為「浮誇之都」、「大話之城」,成為國際笑柄)、跡近欺詐性的示範單位及誤導消費者的廣告。說起後者,筆者有親身的「慘痛經驗」,二十多年前,看見電視上有梅花鹿在森林和原野奔跑的新樓盤廣告,對新界何以有此「場景」大惑不解,遂與剛從美國調任香港區主管的張建雄兄乘的士赴樓盤「實地觀察」,結果當然大失所望,因為地盤可說雜草亂生,除了三數野狗,什麼都沒有……。這些年來,如同發水樓愈發愈大(實際面積相應愈小)一樣,樓盤廣告與事實亦愈走愈遠,可是,別說政府有關部門隻眼開隻眼閉,以保障消費者—難道置業人士不是消費者—權益為使命的消委會亦置若罔聞。不誠實已在香港生根,港式資本主義等同資本家濫用自由,而此中蘊藏着「政府是資本家魚肉市民的幫兇」的現實。這種風氣一日不改,港式資本主義很易走到盡頭!林鄭局長說她衝着物業發展商做了「六件事」,目的似要把這些帶有欺詐性的推銷手法納入「正軌」。這是值得稱許的。
近來真夠忙的林鄭局長接受專訪,主要是想爭取群眾信任,解釋官商沒有勾結、沒有利益輸送,官員沒有被財團的財勢震懾,當然更沒有被收買,正因為如此,她才會與地產商「對着幹」;到底有多少人因為林鄭局長的「解畫」而對特區政府改觀,有待觀察,更要看日後政府如何整頓物業市場的手法,才能下結論。不過,不論對於哪一行業,政府的介入必須公允公正而不是趁機擴展官權。從這一角度看,近日的強行修例降低「強拍門檻」便非善政。
近二三十年,躋身世界富豪級的港人,毫無例外都與物業發展有關,《福布斯》的排名榜上,在前一百五十名中,香港有八名地產商入圍,香港人口只在七百萬左右,竟有這麼多名「十億(美元)富翁」,而他們的財富主要來自物業發展;不但如此,香港地產商還把他們的亞洲區同行比下去,日本的「物業大王」森稔(Mori)排名第一百二十四、澳洲的勞韋(Frank Lowy)排名二百零五,而馬來西亞的國浩集團主席郭令燦(Quek Leng Chang)更低至三百七十六……。香港物業發展商創富能力之強,舉世無匹;因為除了有財力及潛勢力操控市場供求,還有低稅及免除多種苛捐雜稅,這些均為其他地區物發展商無法享受的優惠,除此之外,當然還有發水樓的得益;更有甚的是,相對於身份好比消費者或小投資者的小業主(這是「不科學」的說法,因為大多數人以分期付款形式買樓,業權在債權銀行之手,供樓人因此不是業主),地產商作為物業供應商,卻出奇地受到政府的庇護,從樓盤失實的廣告、超現實的示範單位、虛幻烘托樓價交易以至虛報樓宇面積等等,特區政府竟然置身事外,若非存心包庇、偏袒,也擺脫不了姑息聚斂、縱容暴利的嫌疑。
不久前,林鄭局長在一次公開發言中透露,香港有數千幢建成於五十年或以上的高齡樓宇,而這類舊樓每年新添數目以百幢計,基於港英時期有意無意的「疏忽」(見二月二日本欄),現在要維修這些殘破舊樓,難度極高;失修高齡樓有礙市容觀瞻之外,還有塌樓帶來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的風險。在這種情形下,重建是唯一可行的辦法,而要加速重建步伐,同意的業權由九成降至八成便可強制拍賣。
「九成降至八成」的確方便辦事,但降低「強拍門檻」將嚴重損害小業主權益,葉劉淑儀議員據此力爭,反對這種有損小業主私有產權的修例,其說有理,值得考慮;可是林鄭局長「義」無反顧,理直氣壯地以不修訂、不撤回的強硬態度,借立法會分組點票機制的「方便」,強行通過法例,把「強拍門檻」從九成降至八成,並於本周四(四月一日)正式生效!當天立法會六位議員的十四項修訂全遭否決,押後一年生效的要求亦遭斷然拒絕。
二話不說的修訂,果然不帶絲毫議而不決的猶豫。在反對群情洶湧中,官商勾結之說不脛而走。筆者以為,噪音四起、真假難辨,但政府在處理此事上,似乎只求「效率」而有「能吏誤港」的痕跡。要知道,當社會問題尤其是牽涉商業利益問題須加調處與規範時,啟動刪修法例的重要前提為保障較為弱勢的社群,證券法把小股東權益置於大股東之上(雖然小股民仍處處吃虧),便是顯例。特區政府這回降低「強拍門檻」,出發點無可厚非,然而刪除法例的結果明顯削弱小業主在出售業權時的議價能力,而小業主之失卻是收集業權的財團之得,政府於無意間(希望這是實情)淪為鋤弱扶強或劫貧濟富的幫兇。如此能吏造成的強勢政府,與強奪民產有什麼分別?
降低「強拍門檻」,其實不一定要犧牲小業主的權益,英國的做法也許可為參考。在英國,強行公開拍賣的前提是公開業權真相,然後規定「大業主」出價後不能再在公開拍賣會上競價;這樣一來,辛苦經營以達統一業權進行發展的大業主或發展商,便沒有太大的壓價空間,因為如果在私下收購時對小業主出價太低,其他發展商便有機可乘,出價奪權(發展權)。有這種安排下,「集權」多時的大業主為保多年心血不致拱手讓人,出價便不致便宜佔盡。當然,為避免發展商攻守同盟、聯手壓價,相關懲處便要從嚴。
為什麼特區政府未能在為調低「強拍門檻」修例的同時,加入近似英國的規定?是故意對大財閥網開一面還是粗心大意的疏漏?筆者不想妄測,但此次力排眾議的「官意孤行」,不僅反映特區政府立法精神品位低劣,亦再次證實讓此一侵蝕小業主權益修例通過的分組點票,是破壞議會發揮制衡作用的罪魁禍首!
過去十多天,本地媒體對此事議論甚多,其中本報毛孟靜的〈還講公道〉 、劉健威的〈別把業主變苦主〉及桑普的〈為強拍問題探源〉 ,都有令人動容的陳述和發人深省的論斷,而這些議論的要點在指出發展局林鄭局長在權力及權利意識上的混亂,這是一個關鍵性警號。負責管治的領導官貝若不認真考慮公共權益與私有產權的分際,且對小業主的產權不予尊重,香港便很難保有向來賴以繁榮安定的發展空間與自由,後果極為嚴重,彰彰明甚。
桑普指出集應否「強拍」決定權及決定「強拍」的底價於一身的土地審裁處權力過大,恐會作出違背市場經濟法則的裁斷,結果扭曲價格,令交易中有一方不滿,等於製造了市場不公平;在以市場為依歸的社會,買賣雙方協議的價格才是合理價,這亦為有點經濟常識同時認同市場經濟者的共識。何以當局修訂法例時卻「別有懷抱」,讓土地審裁處大權獨攬?
時至今日,港人依然非常尊重司法架構,土地審裁處雖說有多名專業法官坐鎮,令人對「法律裁決」公正不阿有信心,但問題出在未引起法律糾紛之前或根本不必法官判決的「定價」;更何況有法官坐鎮不會改變土地審裁處的「衙門」性質,其權特大、獨大,等於官權的膨脹!大權獨攬會令土地審裁處變成醞釀貪腐的溫床,如何防範,實在筆者想像之外。
能吏有操控議會政治的能力,而問心無愧不等於便可獨行獨斷、剛愎自用、不肯兼聽,市民對政府的怨恨將愈積愈厚,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愈來愈不和諧市民動輒上街抗議,勢所難免!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鋤弱扶強有得色 官我為大不羞慚
昨天本報頭條新聞以〈林鄭月娥為政府平反 任內六度箝制地產商〉為題,是刊於內頁專訪林鄭局長的摘要;細讀訪問全文,「箝制」云云,似為編者揣摩談話內容而冠上的形容詞,事實上,林鄭局長強調的是「上任以來做了六件事,都是衝着地產發展商而來」,所以「衝着而來」,皆因她「覺得市民期望政府要大力做些事」。市民有此期望,則因這些年來物業發展商做了不少不符合公眾利益的事而政府束手無策袖手旁觀。地產商做了什麼與公眾利益相違背的事,舉其犖犖大者,有發水樓、霸佔公共空間、胡亂砍掉樹木、樓層編號「五花八門」(不僅影響消防救援,還令香港成為「浮誇之都」、「大話之城」,成為國際笑柄)、跡近欺詐性的示範單位及誤導消費者的廣告。說起後者,筆者有親身的「慘痛經驗」,二十多年前,看見電視上有梅花鹿在森林和原野奔跑的新樓盤廣告,對新界何以有此「場景」大惑不解,遂與剛從美國調任香港區主管的張建雄兄乘的士赴樓盤「實地觀察」,結果當然大失所望,因為地盤可說雜草亂生,除了三數野狗,什麼都沒有……。這些年來,如同發水樓愈發愈大(實際面積相應愈小)一樣,樓盤廣告與事實亦愈走愈遠,可是,別說政府有關部門隻眼開隻眼閉,以保障消費者—難道置業人士不是消費者—權益為使命的消委會亦置若罔聞。不誠實已在香港生根,港式資本主義等同資本家濫用自由,而此中蘊藏着「政府是資本家魚肉市民的幫兇」的現實。這種風氣一日不改,港式資本主義很易走到盡頭!林鄭局長說她衝着物業發展商做了「六件事」,目的似要把這些帶有欺詐性的推銷手法納入「正軌」。這是值得稱許的。
近來真夠忙的林鄭局長接受專訪,主要是想爭取群眾信任,解釋官商沒有勾結、沒有利益輸送,官員沒有被財團的財勢震懾,當然更沒有被收買,正因為如此,她才會與地產商「對着幹」;到底有多少人因為林鄭局長的「解畫」而對特區政府改觀,有待觀察,更要看日後政府如何整頓物業市場的手法,才能下結論。不過,不論對於哪一行業,政府的介入必須公允公正而不是趁機擴展官權。從這一角度看,近日的強行修例降低「強拍門檻」便非善政。
近二三十年,躋身世界富豪級的港人,毫無例外都與物業發展有關,《福布斯》的排名榜上,在前一百五十名中,香港有八名地產商入圍,香港人口只在七百萬左右,竟有這麼多名「十億(美元)富翁」,而他們的財富主要來自物業發展;不但如此,香港地產商還把他們的亞洲區同行比下去,日本的「物業大王」森稔(Mori)排名第一百二十四、澳洲的勞韋(Frank Lowy)排名二百零五,而馬來西亞的國浩集團主席郭令燦(Quek Leng Chang)更低至三百七十六……。香港物業發展商創富能力之強,舉世無匹;因為除了有財力及潛勢力操控市場供求,還有低稅及免除多種苛捐雜稅,這些均為其他地區物發展商無法享受的優惠,除此之外,當然還有發水樓的得益;更有甚的是,相對於身份好比消費者或小投資者的小業主(這是「不科學」的說法,因為大多數人以分期付款形式買樓,業權在債權銀行之手,供樓人因此不是業主),地產商作為物業供應商,卻出奇地受到政府的庇護,從樓盤失實的廣告、超現實的示範單位、虛幻烘托樓價交易以至虛報樓宇面積等等,特區政府竟然置身事外,若非存心包庇、偏袒,也擺脫不了姑息聚斂、縱容暴利的嫌疑。
不久前,林鄭局長在一次公開發言中透露,香港有數千幢建成於五十年或以上的高齡樓宇,而這類舊樓每年新添數目以百幢計,基於港英時期有意無意的「疏忽」(見二月二日本欄),現在要維修這些殘破舊樓,難度極高;失修高齡樓有礙市容觀瞻之外,還有塌樓帶來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的風險。在這種情形下,重建是唯一可行的辦法,而要加速重建步伐,同意的業權由九成降至八成便可強制拍賣。
「九成降至八成」的確方便辦事,但降低「強拍門檻」將嚴重損害小業主權益,葉劉淑儀議員據此力爭,反對這種有損小業主私有產權的修例,其說有理,值得考慮;可是林鄭局長「義」無反顧,理直氣壯地以不修訂、不撤回的強硬態度,借立法會分組點票機制的「方便」,強行通過法例,把「強拍門檻」從九成降至八成,並於本周四(四月一日)正式生效!當天立法會六位議員的十四項修訂全遭否決,押後一年生效的要求亦遭斷然拒絕。
二話不說的修訂,果然不帶絲毫議而不決的猶豫。在反對群情洶湧中,官商勾結之說不脛而走。筆者以為,噪音四起、真假難辨,但政府在處理此事上,似乎只求「效率」而有「能吏誤港」的痕跡。要知道,當社會問題尤其是牽涉商業利益問題須加調處與規範時,啟動刪修法例的重要前提為保障較為弱勢的社群,證券法把小股東權益置於大股東之上(雖然小股民仍處處吃虧),便是顯例。特區政府這回降低「強拍門檻」,出發點無可厚非,然而刪除法例的結果明顯削弱小業主在出售業權時的議價能力,而小業主之失卻是收集業權的財團之得,政府於無意間(希望這是實情)淪為鋤弱扶強或劫貧濟富的幫兇。如此能吏造成的強勢政府,與強奪民產有什麼分別?
降低「強拍門檻」,其實不一定要犧牲小業主的權益,英國的做法也許可為參考。在英國,強行公開拍賣的前提是公開業權真相,然後規定「大業主」出價後不能再在公開拍賣會上競價;這樣一來,辛苦經營以達統一業權進行發展的大業主或發展商,便沒有太大的壓價空間,因為如果在私下收購時對小業主出價太低,其他發展商便有機可乘,出價奪權(發展權)。有這種安排下,「集權」多時的大業主為保多年心血不致拱手讓人,出價便不致便宜佔盡。當然,為避免發展商攻守同盟、聯手壓價,相關懲處便要從嚴。
為什麼特區政府未能在為調低「強拍門檻」修例的同時,加入近似英國的規定?是故意對大財閥網開一面還是粗心大意的疏漏?筆者不想妄測,但此次力排眾議的「官意孤行」,不僅反映特區政府立法精神品位低劣,亦再次證實讓此一侵蝕小業主權益修例通過的分組點票,是破壞議會發揮制衡作用的罪魁禍首!
過去十多天,本地媒體對此事議論甚多,其中本報毛孟靜的〈還講公道〉 、劉健威的〈別把業主變苦主〉及桑普的〈為強拍問題探源〉 ,都有令人動容的陳述和發人深省的論斷,而這些議論的要點在指出發展局林鄭局長在權力及權利意識上的混亂,這是一個關鍵性警號。負責管治的領導官貝若不認真考慮公共權益與私有產權的分際,且對小業主的產權不予尊重,香港便很難保有向來賴以繁榮安定的發展空間與自由,後果極為嚴重,彰彰明甚。
桑普指出集應否「強拍」決定權及決定「強拍」的底價於一身的土地審裁處權力過大,恐會作出違背市場經濟法則的裁斷,結果扭曲價格,令交易中有一方不滿,等於製造了市場不公平;在以市場為依歸的社會,買賣雙方協議的價格才是合理價,這亦為有點經濟常識同時認同市場經濟者的共識。何以當局修訂法例時卻「別有懷抱」,讓土地審裁處大權獨攬?
時至今日,港人依然非常尊重司法架構,土地審裁處雖說有多名專業法官坐鎮,令人對「法律裁決」公正不阿有信心,但問題出在未引起法律糾紛之前或根本不必法官判決的「定價」;更何況有法官坐鎮不會改變土地審裁處的「衙門」性質,其權特大、獨大,等於官權的膨脹!大權獨攬會令土地審裁處變成醞釀貪腐的溫床,如何防範,實在筆者想像之外。
能吏有操控議會政治的能力,而問心無愧不等於便可獨行獨斷、剛愎自用、不肯兼聽,市民對政府的怨恨將愈積愈厚,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愈來愈不和諧市民動輒上街抗議,勢所難免!
Thursday, March 25, 2010
說悟 - 岑逸飛
2010年3月25日
生命通識
岑逸飛
說悟
中文的一個「悟」字,含意深遠。字典上說「悟」解作「理解、明白、覺悟」。但這種理解不是邏輯性的,「悟」大多是突如其來,所謂「覺悟」總是恍然大悟、大徹大悟,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認清,其過程可以是倏忽之間。無論是悟心、悟性、悟理、悟物、悟禪、悟道,所悟的都是玄妙之理,不能靠邏輯推理。
《說文》釋「悟」︰「覺也。從心吾聲。」,「悟」是一種覺醒,有如一覺醒來,所以「悟」又可通「寤」,睡醒之意。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過去有如南柯一夢,一覺醒來,便如《了凡四訓》提到的︰「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從字形上看,「悟」的左邊是心,右邊的「吾」是五個口,可以指眼耳口鼻身這五官,意思也許是用心去代替五官,因為五官的感受虛幻,不是實相。悟是心悟,不能靠眼睛去看或耳朵去聽。
中國傳統文化儒道釋三大派,儒家重「學」,道家重「修」,釋家重「悟」。儒家經典《論語》開宗明義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把學習視為人生第一快樂,一個君子必然是個孜孜不倦的學習者。至於道家,講逍遙自在,性命雙修。性命雙修是修真,要「神形相兼」,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合道。道家樂生、重生,認為人生在世最快樂,修的是今生,不是來世。
佛家修來世,關鍵則在一個「悟」字。佛家的「悟」,與「迷」對稱。「悟」的境界是追求對人生、宇宙的價值和意義的深刻把握,達致整體通融,對生命真諦的體認。「悟」是意義的轉化,精神的轉化,生命的轉化。禪宗講悟,通過生命體驗的提升,沒禪沒悟,沒悟亦無禪,兩者密不可分。而若能實現這種終極追求,就是解脫。不過悟的時間,有遲有疾,由此又有漸悟、頓悟之分。即使解悟或證悟也分漸悟與頓悟,漸悟循序漸進,頓悟卻在當下的覺悟。
一個「悟」字,又使人想起《西遊記》裏的三劍俠,孫大聖美猴王是悟空,豬八戒是悟能,沙僧是悟淨,都是「悟」字輩。據說當時須菩提門下要修收十二代弟子,法名第一個字排下來分別是「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輪到三劍俠第十輩弟子剛好是「悟」字開頭。稱為悟空,因為佛家以九最大,十是相當從零開始,等於是空。更何況,佛家講四大皆空,萬法皆空,緣起性空,空無自性,五蘊皆空,若能悟空,真的是與佛有緣了。
再看悟能,應是學習能力的提升,頗有儒家色彩。至於悟淨,淨是淨化,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佛家講空,道家講無,悟淨是扮演道家角色。可見悟空、悟能、悟淨,這三個人物,是儒、道、釋一爐而冶,用一個「悟」字串連起來,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妙哉!妙哉!
生命通識
岑逸飛
說悟
中文的一個「悟」字,含意深遠。字典上說「悟」解作「理解、明白、覺悟」。但這種理解不是邏輯性的,「悟」大多是突如其來,所謂「覺悟」總是恍然大悟、大徹大悟,由迷惑而明白,由模糊而認清,其過程可以是倏忽之間。無論是悟心、悟性、悟理、悟物、悟禪、悟道,所悟的都是玄妙之理,不能靠邏輯推理。
《說文》釋「悟」︰「覺也。從心吾聲。」,「悟」是一種覺醒,有如一覺醒來,所以「悟」又可通「寤」,睡醒之意。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過去有如南柯一夢,一覺醒來,便如《了凡四訓》提到的︰「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從字形上看,「悟」的左邊是心,右邊的「吾」是五個口,可以指眼耳口鼻身這五官,意思也許是用心去代替五官,因為五官的感受虛幻,不是實相。悟是心悟,不能靠眼睛去看或耳朵去聽。
中國傳統文化儒道釋三大派,儒家重「學」,道家重「修」,釋家重「悟」。儒家經典《論語》開宗明義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把學習視為人生第一快樂,一個君子必然是個孜孜不倦的學習者。至於道家,講逍遙自在,性命雙修。性命雙修是修真,要「神形相兼」,煉精化炁,煉炁化神,煉神合道。道家樂生、重生,認為人生在世最快樂,修的是今生,不是來世。
佛家修來世,關鍵則在一個「悟」字。佛家的「悟」,與「迷」對稱。「悟」的境界是追求對人生、宇宙的價值和意義的深刻把握,達致整體通融,對生命真諦的體認。「悟」是意義的轉化,精神的轉化,生命的轉化。禪宗講悟,通過生命體驗的提升,沒禪沒悟,沒悟亦無禪,兩者密不可分。而若能實現這種終極追求,就是解脫。不過悟的時間,有遲有疾,由此又有漸悟、頓悟之分。即使解悟或證悟也分漸悟與頓悟,漸悟循序漸進,頓悟卻在當下的覺悟。
一個「悟」字,又使人想起《西遊記》裏的三劍俠,孫大聖美猴王是悟空,豬八戒是悟能,沙僧是悟淨,都是「悟」字輩。據說當時須菩提門下要修收十二代弟子,法名第一個字排下來分別是「廣大智慧真如性海穎悟圓覺」,輪到三劍俠第十輩弟子剛好是「悟」字開頭。稱為悟空,因為佛家以九最大,十是相當從零開始,等於是空。更何況,佛家講四大皆空,萬法皆空,緣起性空,空無自性,五蘊皆空,若能悟空,真的是與佛有緣了。
再看悟能,應是學習能力的提升,頗有儒家色彩。至於悟淨,淨是淨化,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佛家講空,道家講無,悟淨是扮演道家角色。可見悟空、悟能、悟淨,這三個人物,是儒、道、釋一爐而冶,用一個「悟」字串連起來,發揮了不同的作用,妙哉!妙哉!
Tuesday, March 23, 2010
喬姆斯基論奧巴馬外交 - 趙景倫
2010年3月23日
美國透視
趙景倫
喬姆斯基論奧巴馬外交
三月,著名語言學家、政論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並接受訪談,縱論天下事,提出了許多精闢見解。十五日,喬姆斯基在同「現在就要民主」廣播節目主持人艾米.古德曼的訪談中,談到奧巴馬的外交政策。他說,奧巴馬上任時,一位布殊任內的高官,大概是賴斯(Condoleezza Rice),預言奧巴馬將繼續推行布殊第二任的外交政策。布殊的第一任具侵略性、傲慢,甚至對盟國也很粗暴。
第二任有所改變,讓極端分子拉姆斯菲爾德等人退出政府,或多或少回到中間立場,也表示願意談判,不那麼富侵略性,對盟國也比較客氣。奧巴馬基本上繼承了這個政策,沒有根本改變。
美以武力威脅
喬姆斯基說,他最欣賞的報紙倫敦《金融時報》指出,奧巴馬的主要外交問題是伊朗。現任國務卿希拉莉未能說服巴西支持美國更加嚴厲制裁伊朗的主張。巴西總統盧拉堅持應該跟伊朗打交道,發展商務關係。並且認為簽署核不擴散條約的國家,包括伊朗,有權濃縮鈾,以便取得核能。
盧拉不跟「國際社會」一致。美國所謂的「國際社會」指的就是華盛頓以及同意華盛頓觀點的那些人。在伊核問題上,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同意盧拉的觀點,包括過去不結盟國家和那些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也包括大多數美國人民。他們一再強調支援伊朗有權為和平目的濃縮鈾。
喬姆斯基說,有頭腦的人不贊成伊朗發展核武器。但是美以一再對伊朗進行武力威脅。他說,美國和以色列是兩個經常進行武力威脅的國家。武力威脅違背聯合國憲章。美以宣稱「一切選項都在桌面上」,就是明目張膽的武力威脅。以色列把核潛艇開進海灣,準備對伊朗發射核導彈。美國也在舉行針對伊朗的軍事演習。
以巴問題簡單
關於阿富汗戰爭,流行的觀點是那是「正義」戰爭,為的是防止恐怖襲擊,是對「九一一」襲擊的報復。但是聖戰運動嚴厲批評「九一一」襲擊,主要神學中心阿茲哈爾大學譴責「基地」、拉登,指恐怖襲擊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美國的策略本來應該是孤立「基地」,但是發動兩場針對穆斯林國家的戰爭,效果正相反,便利了「基地」徵召同情者。在關塔納摩和巴格拉姆對嫌犯施酷刑,也製造了恐怖分子。
喬姆斯基認為,以巴衝突問題特別簡單明瞭。三十五年來,壓倒性的國際共識就是按照國際邊界以巴兩國共處,美國的政策原來也是如此。但是美國否決了聯合國一九七六年兩個國家方案,奧巴馬很有禮貌地要求以色列不要擴大殖民點,問題是殖民點的存在,而不是其擴大,向佔領地殖民違背第四次日內瓦公約。關於以色列殖民點,奧巴馬說,那是「象徵性」的。這就等於告訴奈坦亞胡,建立和擴大殖民點吧,我們會表示不快。但是會使個眼色說,幹吧,沒有什麼。這次副總統拜登訪問以色列,企圖重啟以巴間接談判。以色列卻在此時宣布在佔領的阿拉伯東耶路撒冷再建一千六百套住房,公然給拜登一記響亮的耳光。
盛讚古巴貢獻
不過,美、以兩國將繼續共同行動,扼殺加沙,把它跟西岸分開,繼續蠶食西岸。據報道,巴勒斯坦人正在醞釀第三次起義。
關於海地,喬姆斯基七日在答基安.巴特(Keane. Bhatt)問時說,地震救災初期,美國派遣大批軍隊前往控制局勢。他說:「美國在軍事力量方面,擁有比較優勢。它在對任何事件做出反應時,最初總是動用軍事力量。」這裏還有種族主義因素,似乎海地人會搞暴亂。但是那裏非常安穩平靜。海地人要求讓阿里斯蒂德回國;要法國賠款,不要施捨。
喬姆斯基盛讚古巴是最早派出醫療隊救援的國家。在地震發生以前,就有兩三百名古巴醫生在海地服務。委內瑞拉是最早取消海地所欠債務的國家。但是蒙特利爾捐獻國會議,卻沒有邀請古巴和委內瑞拉。
巴基斯坦大地震,古巴救援隊也是唯一到最艱險的高山區救援,最後撤出的隊伍。
美國帶給海地的是無窮的災難。在威爾遜總統時代,美國入侵並且佔領海地近二十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三四年)。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美國支持武裝叛亂,劫持了阿里斯蒂德總統,強行用飛機把他送到中非共和國,並且在三月間,第三次佔領海地。
喬姆斯基說,古巴和委內瑞拉的救災義舉,美國主流媒體隻字不提。知道此事的美國人大概不到百分之一。儘管《紐約時報》說,喬姆斯基是美國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他的言論很少見諸主流媒體。
美國透視
趙景倫
喬姆斯基論奧巴馬外交
三月,著名語言學家、政論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並接受訪談,縱論天下事,提出了許多精闢見解。十五日,喬姆斯基在同「現在就要民主」廣播節目主持人艾米.古德曼的訪談中,談到奧巴馬的外交政策。他說,奧巴馬上任時,一位布殊任內的高官,大概是賴斯(Condoleezza Rice),預言奧巴馬將繼續推行布殊第二任的外交政策。布殊的第一任具侵略性、傲慢,甚至對盟國也很粗暴。
第二任有所改變,讓極端分子拉姆斯菲爾德等人退出政府,或多或少回到中間立場,也表示願意談判,不那麼富侵略性,對盟國也比較客氣。奧巴馬基本上繼承了這個政策,沒有根本改變。
美以武力威脅
喬姆斯基說,他最欣賞的報紙倫敦《金融時報》指出,奧巴馬的主要外交問題是伊朗。現任國務卿希拉莉未能說服巴西支持美國更加嚴厲制裁伊朗的主張。巴西總統盧拉堅持應該跟伊朗打交道,發展商務關係。並且認為簽署核不擴散條約的國家,包括伊朗,有權濃縮鈾,以便取得核能。
盧拉不跟「國際社會」一致。美國所謂的「國際社會」指的就是華盛頓以及同意華盛頓觀點的那些人。在伊核問題上,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同意盧拉的觀點,包括過去不結盟國家和那些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也包括大多數美國人民。他們一再強調支援伊朗有權為和平目的濃縮鈾。
喬姆斯基說,有頭腦的人不贊成伊朗發展核武器。但是美以一再對伊朗進行武力威脅。他說,美國和以色列是兩個經常進行武力威脅的國家。武力威脅違背聯合國憲章。美以宣稱「一切選項都在桌面上」,就是明目張膽的武力威脅。以色列把核潛艇開進海灣,準備對伊朗發射核導彈。美國也在舉行針對伊朗的軍事演習。
以巴問題簡單
關於阿富汗戰爭,流行的觀點是那是「正義」戰爭,為的是防止恐怖襲擊,是對「九一一」襲擊的報復。但是聖戰運動嚴厲批評「九一一」襲擊,主要神學中心阿茲哈爾大學譴責「基地」、拉登,指恐怖襲擊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美國的策略本來應該是孤立「基地」,但是發動兩場針對穆斯林國家的戰爭,效果正相反,便利了「基地」徵召同情者。在關塔納摩和巴格拉姆對嫌犯施酷刑,也製造了恐怖分子。
喬姆斯基認為,以巴衝突問題特別簡單明瞭。三十五年來,壓倒性的國際共識就是按照國際邊界以巴兩國共處,美國的政策原來也是如此。但是美國否決了聯合國一九七六年兩個國家方案,奧巴馬很有禮貌地要求以色列不要擴大殖民點,問題是殖民點的存在,而不是其擴大,向佔領地殖民違背第四次日內瓦公約。關於以色列殖民點,奧巴馬說,那是「象徵性」的。這就等於告訴奈坦亞胡,建立和擴大殖民點吧,我們會表示不快。但是會使個眼色說,幹吧,沒有什麼。這次副總統拜登訪問以色列,企圖重啟以巴間接談判。以色列卻在此時宣布在佔領的阿拉伯東耶路撒冷再建一千六百套住房,公然給拜登一記響亮的耳光。
盛讚古巴貢獻
不過,美、以兩國將繼續共同行動,扼殺加沙,把它跟西岸分開,繼續蠶食西岸。據報道,巴勒斯坦人正在醞釀第三次起義。
關於海地,喬姆斯基七日在答基安.巴特(Keane. Bhatt)問時說,地震救災初期,美國派遣大批軍隊前往控制局勢。他說:「美國在軍事力量方面,擁有比較優勢。它在對任何事件做出反應時,最初總是動用軍事力量。」這裏還有種族主義因素,似乎海地人會搞暴亂。但是那裏非常安穩平靜。海地人要求讓阿里斯蒂德回國;要法國賠款,不要施捨。
喬姆斯基盛讚古巴是最早派出醫療隊救援的國家。在地震發生以前,就有兩三百名古巴醫生在海地服務。委內瑞拉是最早取消海地所欠債務的國家。但是蒙特利爾捐獻國會議,卻沒有邀請古巴和委內瑞拉。
巴基斯坦大地震,古巴救援隊也是唯一到最艱險的高山區救援,最後撤出的隊伍。
美國帶給海地的是無窮的災難。在威爾遜總統時代,美國入侵並且佔領海地近二十年(一九一五至一九三四年)。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美國支持武裝叛亂,劫持了阿里斯蒂德總統,強行用飛機把他送到中非共和國,並且在三月間,第三次佔領海地。
喬姆斯基說,古巴和委內瑞拉的救災義舉,美國主流媒體隻字不提。知道此事的美國人大概不到百分之一。儘管《紐約時報》說,喬姆斯基是美國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他的言論很少見諸主流媒體。
Wednesday, March 17, 2010
個個十優並不是高質素社會 - 劉天賜
2010年3月17日
生命通識
劉天賜
個個十優並不是高質素社會
父母怎教子女?
香港還好,五十年不變。現在尚聽到父母金句︰「畀心機讀書呀!」「聽話生性呀!」「老豆唔養得你一世!」幼稚園、小學、中學又怎教?從前家長希望子弟「品學兼優」,今日希望「十科兼優」,「德育」兩字,找不找到飯吃?沒犯法便是「良民」,不入社團、不服K仔、不援交,祖先有靈!至於社會教育……未來主人翁從傳媒、廣告中學了什麼?不外乎「大波即美麗」、「發達要識炒」、「牙尖嘴利好前途」、「及早物質享受大魚大肉真人生」!
我過早投胎,未能享受此盛世的「紙醉金迷」教育,反而受了嚴禁「貪威識食練精學懶」的市井價值!
看看「番邦」小學怎教?真是一百歲唔死有新聞!教師沒有半句講「畀心機讀書」、「生性」、「唔使做乞兒」!學校品格教育強調「十招」,認為乃「人生快樂、做人成功」十招,他們沒孔夫子,竟有此種教育,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宜學習呀。
十招︰尊重(respect),對人對事都有尊重之心,那麼,人家不尊重你又如何?先尊重人家嘛,不必「暴力提示」不淮吐痰、不淮吸煙,尊重別人之心,自然會收斂。
責任(responsibility),各人有各人顯性、隱性、有償、無償的責任。最寶貴自覺有責任感,更高一層次,有使命感,使命感乃更大的責任感,不必「問責」,自會盡責。
忠誠(honesty),之謂「忠誠」乃是該得的才取,不該得,送來也拒絕,不為私利奸詐。
同感受(empathy),孟子所謂惻隱之心,同情心,設身處地想,「泥水佬做門——過得自己過得人」。
公正公平(fairness),階級觀念重如泰山的,以為天下沒公平。愈有尊卑、親疏有別觀念的,愈須有公正公平之心,權力在手,天要你公正公平待人處事,不徇私、不自私。
主動(initative),處處被動,乃是奴性不改,自甘為奴。
勇氣(courage),不只匹夫之勇,該有道德的勇氣,敢膽反抗不公道、邪惡。
尊嚴(integrity),人人識說維護自己理想、生命的尊嚴,但維護別人的根本不着力,「尊嚴私有化」!
堅持不懈(perseverance),早已有此一說︰中國人只得三分鐘熱度,今天,比高鐵快速,平均只等一分鐘,任何事幹,可以一分鐘內堅持,已成神話。易放棄,費事浪費時間,結果事事半湯不水。
最後一招是樂觀(optimism),香港病乃「積極的悲觀」,病深了,出現「凡事懷疑」,「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維港天空煙花燦爛,全港卻是「灰色」地帶,只因大家未樂觀過,唱衰有市場,唱好?誰信!
所求改良的是「人民質素」,十優又如何?全港個個學生十優並不是高質素的社會,學校不只傳知識,還要提升人民質素!傳媒、家庭也該負責提升,看人家「番邦」怎教!
生命通識
劉天賜
個個十優並不是高質素社會
父母怎教子女?
香港還好,五十年不變。現在尚聽到父母金句︰「畀心機讀書呀!」「聽話生性呀!」「老豆唔養得你一世!」幼稚園、小學、中學又怎教?從前家長希望子弟「品學兼優」,今日希望「十科兼優」,「德育」兩字,找不找到飯吃?沒犯法便是「良民」,不入社團、不服K仔、不援交,祖先有靈!至於社會教育……未來主人翁從傳媒、廣告中學了什麼?不外乎「大波即美麗」、「發達要識炒」、「牙尖嘴利好前途」、「及早物質享受大魚大肉真人生」!
我過早投胎,未能享受此盛世的「紙醉金迷」教育,反而受了嚴禁「貪威識食練精學懶」的市井價值!
看看「番邦」小學怎教?真是一百歲唔死有新聞!教師沒有半句講「畀心機讀書」、「生性」、「唔使做乞兒」!學校品格教育強調「十招」,認為乃「人生快樂、做人成功」十招,他們沒孔夫子,竟有此種教育,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宜學習呀。
十招︰尊重(respect),對人對事都有尊重之心,那麼,人家不尊重你又如何?先尊重人家嘛,不必「暴力提示」不淮吐痰、不淮吸煙,尊重別人之心,自然會收斂。
責任(responsibility),各人有各人顯性、隱性、有償、無償的責任。最寶貴自覺有責任感,更高一層次,有使命感,使命感乃更大的責任感,不必「問責」,自會盡責。
忠誠(honesty),之謂「忠誠」乃是該得的才取,不該得,送來也拒絕,不為私利奸詐。
同感受(empathy),孟子所謂惻隱之心,同情心,設身處地想,「泥水佬做門——過得自己過得人」。
公正公平(fairness),階級觀念重如泰山的,以為天下沒公平。愈有尊卑、親疏有別觀念的,愈須有公正公平之心,權力在手,天要你公正公平待人處事,不徇私、不自私。
主動(initative),處處被動,乃是奴性不改,自甘為奴。
勇氣(courage),不只匹夫之勇,該有道德的勇氣,敢膽反抗不公道、邪惡。
尊嚴(integrity),人人識說維護自己理想、生命的尊嚴,但維護別人的根本不着力,「尊嚴私有化」!
堅持不懈(perseverance),早已有此一說︰中國人只得三分鐘熱度,今天,比高鐵快速,平均只等一分鐘,任何事幹,可以一分鐘內堅持,已成神話。易放棄,費事浪費時間,結果事事半湯不水。
最後一招是樂觀(optimism),香港病乃「積極的悲觀」,病深了,出現「凡事懷疑」,「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維港天空煙花燦爛,全港卻是「灰色」地帶,只因大家未樂觀過,唱衰有市場,唱好?誰信!
所求改良的是「人民質素」,十優又如何?全港個個學生十優並不是高質素的社會,學校不只傳知識,還要提升人民質素!傳媒、家庭也該負責提升,看人家「番邦」怎教!
Thursday, March 4, 2010
「如果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 /馬家輝 ——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社評‧筆陣 > 筆陣
「如果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 /馬家輝
——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明報專訊】去年3月於曾德成出訪台北前夕,我在本欄撰文替他設計行程表,其中一項是建議他抽幾個鐘頭往訪台中,了解一下當地政府和民眾於過去十年來如何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下突圍而出,創建了活潑的文化氣氛。
曾德成一如所料沒有去台中,台中市長胡志強倒於去年4月應林瑞麟之邀來了香港,台港互動,開展了速度極快的勢頭。好了,差不多又過了一年,輪到林瑞麟將於本周末聯同劉吳惠蘭前往台中了,而我對於此行的期待跟去年完全相同,一方面希望特區高官能對胡志強的治市理念有以偷師,另方面冀盼胡志強能對特區高官的民主信仰有以啟蒙,短短數天行程,且看兩項心願是否皆會落空。
借鑑「台中經驗」
讓香港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先談「偷師」的部分。
如去年所述,胡志強之治市理念以三個關鍵字打底﹕快樂、創意、特色。他透過幽默的言談作風贏取了市民的信任,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整天板覑面孔彷彿視市民為敵人、視權力為私產。他運用大膽的想像在台中推動建設,既支持文化藝術創造,亦開拓企業營運空間,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把文化人辱視為「另類綜援人士」,更不會縱容地產商對升斗市民施行毫無節制的巧取豪奪。他展現了寬廣的視域以對待城市的容顏,尊重本土,拓展本土,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盲目追求人有我有地務以「發展」之名把本土生活經驗塑造成一式一樣的商場豪宅。這是胡志強的自述﹕
「真正有意思的人生,就是要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我總認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就是要像管家婆,大小都管。看到市民發自內心的笑容,就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寶貝。不論是國家或城市,都具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份核心價值會轉換為清晰明確的定位,我將城市的定位稱為『城市之臉』,它所代表的,就是城市的特色、定位與格局;假如說城市沒有了定位、沒有了格局,它就會因面貌模糊、可有可無,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與競爭力,也失去了在國際上競爭的舞台。現在許多跨國企業所思考的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城市價值為主題,於是我就決定,要為台中市找到一張真正屬於它的臉。台灣南北已定位清楚,北高優勢更讓大家質疑中部區塊何去何從?這600 萬台灣人的發展軸線在哪?我提出定位中市為『適居城市』,並以文化門戶提升城市競爭力,因為這裏天候好、大專院校密度全台最高,藉文化產業、創意產業與知識產業加值,中部生活圈就定型了。我們不做第一,但要成為唯一。」
在此理念下,在胡志強的強力管治下,台中市近年發展飛快,以致台北精英有所謂「逃離台北,日出台中」之說,紛視這個城市為開展未來好生活的好所在,2007年底,胡志強更曾遠赴倫敦領取由「世界領袖論壇」頒發的「文化及藝術類最佳城市」獎項,也有台灣文化人高聲呼籲「複製胡志強」,期待福爾摩莎島上的其他市長皆能向他看齊。是次訪台的兩位特區高官儘管不是台灣子民,但亦不妨見賢思齊,除了把可口美味的台中「太陽餅」帶回香港,也帶一些「台中經驗」回來,讓香港有機會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胡志強的民主信仰與實踐
媒體批評可讓政府少犯錯
然而在「管治偷師」以外,如果特區高官能夠多被「民主啟蒙」,當然更妙,但後者又肯定比前者困難百倍,因為主責推動特區民主的林瑞麟如果肯聽肯學,早就不會令這個城市的政改速度牛步如斯,更不會絕頂荒謬地以政制局長之身對5區補選大潑冷水,也不會在根本尚未開展報名程序時便莫名其妙地舉起幾隻白雪雪的手指向市民預告這將是一場「零投票」的選舉。關乎民主,即使胡志強講得再動聽再動人,幾可預料,林瑞麟亦必充耳不聞,也因此,我對港官訪台的善良許願,落空幾成定局。
對於民主的美好滋味,成長於國民黨高壓統治年代、亦在高壓年代裏做過高官的胡志強極有言說資格,因為他深明在一個權力扭曲的政治環境下做官的壓抑和苦悶,人才被迫做奴才,奴才被誤作人才,政治清明難Æ。唯有在民主普選的開放競爭下,人才奴才始易各安其位,各自心安理得,各自選擇路途,不必再錯位偽裝。三個月前,《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胡志強,他雖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情說了不少客套恭維的場面話,但亦清楚表明了自己心底的民主信仰﹕
「台灣有兩個比西方先進民主國家還激烈的東西,一是反對黨,二是媒體。民主是好是壞,總要歷練,要接受挑戰。台灣往這個方向走,總會有一些別人看起來擔心的亂象,不過,這是在民主成長當中必須付的代價。台灣也付出很多啊,我是民選的,每天忙得要死,跑來跑去很多地方,可是,這就是民主。如果沒有經過民選,我一定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對於民主,西方基本上討論的是兩種:一種是美國式的民主與改革;一種就是李光耀倡議過,儒教式的東方民主理念。到現在為止,我必須講,好像凡是沒有走人權至上、全面開放的,都會被開放的認為離經叛道,這你同意吧?李光耀受多少批評啊,找不到西方支持者。我也坦白跟你說,我認為台灣走的路雖然很辛苦,可到最後我認為它最堅固,如果不走這條路——人權至上、全面開放,萬一產生的領袖有了誤差,誰來制衡他?我自己在政府裏面,對媒體不能說不了解。我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你可以不喜歡被媒體批評,但你只能接受。為什麼?因為媒體的批評,真的可以讓你少犯錯。反對黨有時候罵我罵得沒有道理,給他罵嘛,有道理你就聽、改嘛,沒有道理不要計較,就是這麼回事。」
這樣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早已是現代文明的ABC了,更是80後特區青年的基本信仰了,但出自胡志強——一位由助紂為虐的官僚政客轉型為跑遍街頭的民選市長—— 之口,特別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只可惜,說服力再強,感染力再勁,恐仍對我們的「信差局長」起不了半分作用,所以我們唯有期待在5月16日現身投票,透過手上一票,告訴掌權的人,我們到底想要的、值得要的、應該要的是些什麼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如果民選,我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 /馬家輝
——去台中市聽聽胡志強講話
【明報專訊】去年3月於曾德成出訪台北前夕,我在本欄撰文替他設計行程表,其中一項是建議他抽幾個鐘頭往訪台中,了解一下當地政府和民眾於過去十年來如何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下突圍而出,創建了活潑的文化氣氛。
曾德成一如所料沒有去台中,台中市長胡志強倒於去年4月應林瑞麟之邀來了香港,台港互動,開展了速度極快的勢頭。好了,差不多又過了一年,輪到林瑞麟將於本周末聯同劉吳惠蘭前往台中了,而我對於此行的期待跟去年完全相同,一方面希望特區高官能對胡志強的治市理念有以偷師,另方面冀盼胡志強能對特區高官的民主信仰有以啟蒙,短短數天行程,且看兩項心願是否皆會落空。
借鑑「台中經驗」
讓香港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先談「偷師」的部分。
如去年所述,胡志強之治市理念以三個關鍵字打底﹕快樂、創意、特色。他透過幽默的言談作風贏取了市民的信任,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整天板覑面孔彷彿視市民為敵人、視權力為私產。他運用大膽的想像在台中推動建設,既支持文化藝術創造,亦開拓企業營運空間,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把文化人辱視為「另類綜援人士」,更不會縱容地產商對升斗市民施行毫無節制的巧取豪奪。他展現了寬廣的視域以對待城市的容顏,尊重本土,拓展本土,不會像我們的許多特區高官般盲目追求人有我有地務以「發展」之名把本土生活經驗塑造成一式一樣的商場豪宅。這是胡志強的自述﹕
「真正有意思的人生,就是要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我總認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就是要像管家婆,大小都管。看到市民發自內心的笑容,就是我這一生最珍貴的寶貝。不論是國家或城市,都具有自己的核心價值,這份核心價值會轉換為清晰明確的定位,我將城市的定位稱為『城市之臉』,它所代表的,就是城市的特色、定位與格局;假如說城市沒有了定位、沒有了格局,它就會因面貌模糊、可有可無,而失去了前進的動力與競爭力,也失去了在國際上競爭的舞台。現在許多跨國企業所思考的不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以城市價值為主題,於是我就決定,要為台中市找到一張真正屬於它的臉。台灣南北已定位清楚,北高優勢更讓大家質疑中部區塊何去何從?這600 萬台灣人的發展軸線在哪?我提出定位中市為『適居城市』,並以文化門戶提升城市競爭力,因為這裏天候好、大專院校密度全台最高,藉文化產業、創意產業與知識產業加值,中部生活圈就定型了。我們不做第一,但要成為唯一。」
在此理念下,在胡志強的強力管治下,台中市近年發展飛快,以致台北精英有所謂「逃離台北,日出台中」之說,紛視這個城市為開展未來好生活的好所在,2007年底,胡志強更曾遠赴倫敦領取由「世界領袖論壇」頒發的「文化及藝術類最佳城市」獎項,也有台灣文化人高聲呼籲「複製胡志強」,期待福爾摩莎島上的其他市長皆能向他看齊。是次訪台的兩位特區高官儘管不是台灣子民,但亦不妨見賢思齊,除了把可口美味的台中「太陽餅」帶回香港,也帶一些「台中經驗」回來,讓香港有機會變得更活潑更「適居」。
胡志強的民主信仰與實踐
媒體批評可讓政府少犯錯
然而在「管治偷師」以外,如果特區高官能夠多被「民主啟蒙」,當然更妙,但後者又肯定比前者困難百倍,因為主責推動特區民主的林瑞麟如果肯聽肯學,早就不會令這個城市的政改速度牛步如斯,更不會絕頂荒謬地以政制局長之身對5區補選大潑冷水,也不會在根本尚未開展報名程序時便莫名其妙地舉起幾隻白雪雪的手指向市民預告這將是一場「零投票」的選舉。關乎民主,即使胡志強講得再動聽再動人,幾可預料,林瑞麟亦必充耳不聞,也因此,我對港官訪台的善良許願,落空幾成定局。
對於民主的美好滋味,成長於國民黨高壓統治年代、亦在高壓年代裏做過高官的胡志強極有言說資格,因為他深明在一個權力扭曲的政治環境下做官的壓抑和苦悶,人才被迫做奴才,奴才被誤作人才,政治清明難Æ。唯有在民主普選的開放競爭下,人才奴才始易各安其位,各自心安理得,各自選擇路途,不必再錯位偽裝。三個月前,《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胡志強,他雖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情說了不少客套恭維的場面話,但亦清楚表明了自己心底的民主信仰﹕
「台灣有兩個比西方先進民主國家還激烈的東西,一是反對黨,二是媒體。民主是好是壞,總要歷練,要接受挑戰。台灣往這個方向走,總會有一些別人看起來擔心的亂象,不過,這是在民主成長當中必須付的代價。台灣也付出很多啊,我是民選的,每天忙得要死,跑來跑去很多地方,可是,這就是民主。如果沒有經過民選,我一定不會想到民眾這麼重要。對於民主,西方基本上討論的是兩種:一種是美國式的民主與改革;一種就是李光耀倡議過,儒教式的東方民主理念。到現在為止,我必須講,好像凡是沒有走人權至上、全面開放的,都會被開放的認為離經叛道,這你同意吧?李光耀受多少批評啊,找不到西方支持者。我也坦白跟你說,我認為台灣走的路雖然很辛苦,可到最後我認為它最堅固,如果不走這條路——人權至上、全面開放,萬一產生的領袖有了誤差,誰來制衡他?我自己在政府裏面,對媒體不能說不了解。我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說你可以不喜歡被媒體批評,但你只能接受。為什麼?因為媒體的批評,真的可以讓你少犯錯。反對黨有時候罵我罵得沒有道理,給他罵嘛,有道理你就聽、改嘛,沒有道理不要計較,就是這麼回事。」
這樣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早已是現代文明的ABC了,更是80後特區青年的基本信仰了,但出自胡志強——一位由助紂為虐的官僚政客轉型為跑遍街頭的民選市長—— 之口,特別有說服力和感染力。只可惜,說服力再強,感染力再勁,恐仍對我們的「信差局長」起不了半分作用,所以我們唯有期待在5月16日現身投票,透過手上一票,告訴掌權的人,我們到底想要的、值得要的、應該要的是些什麼了。
馬家輝
資深傳媒人
Tuesday, January 26, 2010
如何毀滅一隊警察 - 陳雲
2010年1月26日
陳雲
如何毀滅一隊警察
毀滅一隊警察,不須人民起義,不須槍炮刀劍,只須政府以不義之名,唆使警察陷害忠良,警察就濫權營私,不成為警察,而成為家僕與鬼卒了。
回歸之後,警察在警局強姦報案少女,脫衣羞辱保育靜坐示威者,在香港電台門口拘捕做完論壇節目的示威少女以及掀褲拍攝其腰部紋身,胡亂控告和平示威者以襲警罪名。看來,前皇家香港警察的遺風,連帶香港的家業,在曾蔭權手上敗壞得差不多了。新政府不珍惜香港的良風善政,一切終如逝水,無可挽回。
是警察,不是私人衞隊
一九六七年之前,香港警察包娼庇賭,當街勒詐小民,如有牌爛仔。港人信任警察,來自六七暴動。暴動帶有反殖民地鬥爭的色彩,但後來因本地居民與難民要求治安與秩序,斥責土共暴徒,支持警察執法,結果反而令大部分香港居民認同港英維持公共秩序的政府功能,將中共視為境外威脅力量,強化港人的恐共情緒,產生本土居民意識,維護了殖民地統治之合法性。
暴動之後,英女王授予香港警察「皇家」之名,港府大增警力近六成,港督麥理浩厲行廉政,提高警察的入職學歷及訓練品質,令港人放心授權,即使後來有當街無理搜查身份證,這種其他文明地方認為是奇恥大辱之事,港人也覺得理所當然。
然而,港英即使集權,卻是懂得克制權力的。一九七七年維多利亞公園的保釣示威,威利警司嚴厲清場,亂棍打人,很多示威者頭破血流,但港英並未以襲警罪名控告示威者。襲警罪名,是對付黑幫挑釁用的,匪徒一旦與警員有身體接觸,不論是否攻擊,警察便可以此罪名控告,法庭也會輕易定罪,藉此震懾惡勢力。
然而,這是留中不發的鎮山大權。將襲警罪名用來對付和平示威者,是輕賤權力,將游散示威的市民當作暴力黑幫集團成員同等處理。同理,用重案組警力對付示威組織者,也是輕賤權力。政府是小題大做,侮辱警察(假若警察仍有良心及職業操守的話),當警察是家丁嘍囉、私人衞隊,警察日後在行使刑法權力之際,也會失去分寸,動輒濫權,成為酷吏。
個人一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赴德國之前在《年青人周報》登了文章,剖析港英政府制定妨礙自由的《公安條例》,也仗義聲援被捕的「四五行動」成員。爾後,我每年暑假回港,往灣仔青文書屋途中,都會遇到態度特別和善的巡警搜查身份證及書包,令我發不起脾氣來。最後的一次,我忍不住問﹕「我的樣子像偷渡客麼?」巡警笑說﹕「我只覺得你不像本地人而已。」我笑答﹕「也許我僑居德國太久了。」他說﹕「那你有否德國護照,為何不留在德國呢?」
「巧暴力」誘捕示威者
於是,我才明白是港英用搜查身份證之特權,借助巡警傳個口信。這是港英對付異議者的政術,雖也濫權,卻比曾蔭權政府在二○○八年將利東街的示威者捉入警署,脫光之後,要示威青年張開陰戶或掀起陰囊搜查毒品,來得文明。
殖民地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用強悍武力對付異議分子,用政治及外交方法將之遞解出境,但不會輕易動用刑法罪名,否則法治蒙污,得不償失。
回歸之後,警隊落在曾蔭權手上,卻不以強悍武力,反而用「巧暴力」(smart violence)的權術,挑釁和平示威者,例如幾個人抬起示威者用手指搓捏其肌膚,使其扭動反抗,或用圍欄封鎖或收緊示威路線的方式,肆意激怒示威者,使其發生口角或身體推撞而控告以襲警罪名,有時甚至示威者舉起鏡頭拍攝警察,也受到一般毆打的罪名警告。這是以刑法誘捕市民,《孟子》所謂「網民」(張開法網驅趕人民進入),猶如大陸的「釣魚執法」。警察在此等戰術擺布之下,會滋生詐偽之心,維護正義與法紀的操守,終將蠶食殆盡。市民—特別是面對互聯網資訊的年青一代,認清警察蠱惑的真相之後,會對警察執法失去信任。
襲警罪名濫用之後,被定罪者會引來社會同情,而示威者稍有異動,都會被控告襲警,反正罪名一樣,為何不真打起來呢?不大白不打,血氣方剛的青年就真的會動武,襲擊警察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稍有政治智慧的領導人,都會克制權力,不會輕賤刑法,就是這個道理。
香港法紀無存,警察與市民爾虞我詐,功利一點地說,香港還能讓資本家安居和招引大陸人來購物消費麼?港府如此輕賤刑法,不正是在挖香港的牆腳,破壞香港的繁榮基礎麼?
回歸之後,年輕人不再尊重警察,近日大量網上留言在辱罵警察,這是四十年來罕見的景象。香港警察從四十年前的頹唐之中,建立信譽,過程維難,年長一代見到今日的景象,可謂痛心疾首,欲哭無淚。正義的執法者,當你不斷地接到不符合公義和法理的上級命令,你還敢正視你頭上的警徽麼?你對得住市民的託付麼?再不辭職的話,你能面對人格腐敗、被正義市民鄙視的下場麼?警察世家出身的曾蔭權閣下,你還能懵懂下去麼?
陳雲
如何毀滅一隊警察
毀滅一隊警察,不須人民起義,不須槍炮刀劍,只須政府以不義之名,唆使警察陷害忠良,警察就濫權營私,不成為警察,而成為家僕與鬼卒了。
回歸之後,警察在警局強姦報案少女,脫衣羞辱保育靜坐示威者,在香港電台門口拘捕做完論壇節目的示威少女以及掀褲拍攝其腰部紋身,胡亂控告和平示威者以襲警罪名。看來,前皇家香港警察的遺風,連帶香港的家業,在曾蔭權手上敗壞得差不多了。新政府不珍惜香港的良風善政,一切終如逝水,無可挽回。
是警察,不是私人衞隊
一九六七年之前,香港警察包娼庇賭,當街勒詐小民,如有牌爛仔。港人信任警察,來自六七暴動。暴動帶有反殖民地鬥爭的色彩,但後來因本地居民與難民要求治安與秩序,斥責土共暴徒,支持警察執法,結果反而令大部分香港居民認同港英維持公共秩序的政府功能,將中共視為境外威脅力量,強化港人的恐共情緒,產生本土居民意識,維護了殖民地統治之合法性。
暴動之後,英女王授予香港警察「皇家」之名,港府大增警力近六成,港督麥理浩厲行廉政,提高警察的入職學歷及訓練品質,令港人放心授權,即使後來有當街無理搜查身份證,這種其他文明地方認為是奇恥大辱之事,港人也覺得理所當然。
然而,港英即使集權,卻是懂得克制權力的。一九七七年維多利亞公園的保釣示威,威利警司嚴厲清場,亂棍打人,很多示威者頭破血流,但港英並未以襲警罪名控告示威者。襲警罪名,是對付黑幫挑釁用的,匪徒一旦與警員有身體接觸,不論是否攻擊,警察便可以此罪名控告,法庭也會輕易定罪,藉此震懾惡勢力。
然而,這是留中不發的鎮山大權。將襲警罪名用來對付和平示威者,是輕賤權力,將游散示威的市民當作暴力黑幫集團成員同等處理。同理,用重案組警力對付示威組織者,也是輕賤權力。政府是小題大做,侮辱警察(假若警察仍有良心及職業操守的話),當警察是家丁嘍囉、私人衞隊,警察日後在行使刑法權力之際,也會失去分寸,動輒濫權,成為酷吏。
個人一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赴德國之前在《年青人周報》登了文章,剖析港英政府制定妨礙自由的《公安條例》,也仗義聲援被捕的「四五行動」成員。爾後,我每年暑假回港,往灣仔青文書屋途中,都會遇到態度特別和善的巡警搜查身份證及書包,令我發不起脾氣來。最後的一次,我忍不住問﹕「我的樣子像偷渡客麼?」巡警笑說﹕「我只覺得你不像本地人而已。」我笑答﹕「也許我僑居德國太久了。」他說﹕「那你有否德國護照,為何不留在德國呢?」
「巧暴力」誘捕示威者
於是,我才明白是港英用搜查身份證之特權,借助巡警傳個口信。這是港英對付異議者的政術,雖也濫權,卻比曾蔭權政府在二○○八年將利東街的示威者捉入警署,脫光之後,要示威青年張開陰戶或掀起陰囊搜查毒品,來得文明。
殖民地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用強悍武力對付異議分子,用政治及外交方法將之遞解出境,但不會輕易動用刑法罪名,否則法治蒙污,得不償失。
回歸之後,警隊落在曾蔭權手上,卻不以強悍武力,反而用「巧暴力」(smart violence)的權術,挑釁和平示威者,例如幾個人抬起示威者用手指搓捏其肌膚,使其扭動反抗,或用圍欄封鎖或收緊示威路線的方式,肆意激怒示威者,使其發生口角或身體推撞而控告以襲警罪名,有時甚至示威者舉起鏡頭拍攝警察,也受到一般毆打的罪名警告。這是以刑法誘捕市民,《孟子》所謂「網民」(張開法網驅趕人民進入),猶如大陸的「釣魚執法」。警察在此等戰術擺布之下,會滋生詐偽之心,維護正義與法紀的操守,終將蠶食殆盡。市民—特別是面對互聯網資訊的年青一代,認清警察蠱惑的真相之後,會對警察執法失去信任。
襲警罪名濫用之後,被定罪者會引來社會同情,而示威者稍有異動,都會被控告襲警,反正罪名一樣,為何不真打起來呢?不大白不打,血氣方剛的青年就真的會動武,襲擊警察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稍有政治智慧的領導人,都會克制權力,不會輕賤刑法,就是這個道理。
香港法紀無存,警察與市民爾虞我詐,功利一點地說,香港還能讓資本家安居和招引大陸人來購物消費麼?港府如此輕賤刑法,不正是在挖香港的牆腳,破壞香港的繁榮基礎麼?
回歸之後,年輕人不再尊重警察,近日大量網上留言在辱罵警察,這是四十年來罕見的景象。香港警察從四十年前的頹唐之中,建立信譽,過程維難,年長一代見到今日的景象,可謂痛心疾首,欲哭無淚。正義的執法者,當你不斷地接到不符合公義和法理的上級命令,你還敢正視你頭上的警徽麼?你對得住市民的託付麼?再不辭職的話,你能面對人格腐敗、被正義市民鄙視的下場麼?警察世家出身的曾蔭權閣下,你還能懵懂下去麼?
Monday, January 25, 2010
選擇性譴責暴力 - 馬國明
2010年1月25日
城市筆記
馬國明
選擇性譴責暴力
「人生而自由,但卻總是帶着枷鎖。」雖然二百多年前說的話今日不幸地仍適用,但今日人們都不難明白為什麼人總是帶着枷鎖,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是怎樣才可以解開枷鎖。向那些親手給他人套上枷鎖的人苦苦哀求固然無濟於事,對方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向更高層的人說明自由的可貴更是徒然,對方根本就是因為害怕人人自由的局面才下令要把枷鎖套在其他人身上。使用暴力打破枷鎖是否是唯一的方法?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有如教科書般將使用暴力打破枷鎖的好處和壞處清楚無誤地展現出來。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國民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另起爐灶,並隨即發表人權宣言的一刻,巴黎的無產階級奮起攻破性質跟北京秦城監獄相近的巴士底監獄。暴力革命帶來的解放是何等振奮人心,但對既得利益的階層而言卻又是何等震驚、何等震撼。他們立刻像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一樣,感到被圍困,紛紛逃亡國外。但法國王帝路易十六喬裝平民逃亡英國的計劃卻在最後一刻被識破而被押返回巴黎,逃亡的舉動更被巴黎民眾認定是賣國,最後被送上斷頭台。發展下去,被送上斷頭台的不計其數。在整個十九世紀裏,歐洲的思想家不斷爭論法國大革命這種暴力革命的好壞,Thomas Paine 的The Rights of Man 和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兩部著作可以說是代表着正和反兩派的意見。
十九世紀俄國思潮爭論激烈
不過從思想交鋒的層面而言,在整個十九世紀裏,爭論得最激烈,不同思潮之間互相牽扯產生的思想發酵(intellectual ferment)作用最熾烈的卻是位處歐洲最邊緣的俄羅斯。統治俄羅斯的羅曼諾皇朝是全歐洲最專制獨裁的政權,自從由參加平定法國革命戰爭時感染了自由思想的俄國軍官發動的十二月革命失敗後,俄羅斯的青年人便苦心思索推翻專制獨裁統治的途徑;有人選擇回歸俄國的鄉土,與俄國的農民共患難,期望有朝一日可以與農民一起改變不公義的社會;有人認同無政府主義,以為任何政權都會帶來壓制;有人選擇暗殺,以為把權貴們殺光,社會便不會再有不公義。屠格列夫的《獵人日記》刻劃俄羅斯的鄉土情懷,他的《父與子》則探索與無政府主義一脈相承的虛無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和《惡魔》刻劃當時俄國的思想交鋒和不同思潮之間的拉扯衝撞。《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則探討理念思辯可能引發的暴力後果。
1月16日,特區政府不理社會上要求擱置興建高鐵的聲音,數夠票之後便要強行通過撥款的議案。反對撥款的人士發起萬人包圍立法會的行動,當議會通過後,在場示威者試圖圍繞立法會表達不滿。但警方立刻架起鐵馬,示威者當中有人試圖拉開鐵馬,再加上有在場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現場的新聞報道立刻不斷重播示威者拉開鐵馬的片段,但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的情景卻好像未能攝入鏡頭。事件發生後,報章的社評大多集中討論示威者拉開鐵馬和包圍立法會大樓,令到鄭汝樺和一眾保皇黨議員不敢離開立法會這兩件事上。對於高鐵是否值得花669億元來興建,對於立法會的畸形組成根本不能有效監察行政機關這兩項示威者提出的問題卻完全不提。至於原本說要問一問自己是否變得保守的曾蔭權高調譴責示威者一事並不意外,令人意想不到是一些令人敬重的學者也加入譴責的行列。當然這些學者的動機和口吻有別於曾蔭權,他們都是善意地勸導示威者,不要超出和平抗爭的界線;他們提醒示威者,香港的主流社會只會接受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和行為。但這些諄諄告誡的言詞,在社會上產生的效果卻只會變成另一種針對示威者的無理譴責。
媒體沒理示威者為何拉鐵馬
這裏先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在1月22日《明報》論壇版發表的文章作例子,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一腔熱誠、萬千珍重〉,文章一開始便讚許反高鐵示威者反抗社會不公義的熱誠和勇氣,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作為五十後的過來人,懷着真誠謙虛的心意,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連水樽也不應擲。如果他們追求的不是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必須堅持。」編輯以克體突顯這段文字,這段文字的語氣也是全篇文章的語氣。張文光十分小心謹慎,以孔子那種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語調訓導反高鐵的年輕人。寫他那篇文章時,張文光不自覺地以長者自居,他似乎沒有想過他其實可以跟高鐵的示威者平起平坐,一起探討問題,完全毋須論資排輩。事實上,對高鐵的各種問題,恐怕張文光要向示威者請教。但最要命的是他那句「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無形中把整個反高鐵運動描繪成到達暴力的臨界線。張文光的文章和主流媒體的報道一樣,完全沒有理會示威者為什麼要拉開鐵馬。至於擲水樽一事,現有的證據根本不能指證誰人擲水樽。現場除了有反高鐵的示威者之外,還有不少圍觀的市民,亦必會有一些扮作市民的便衣警察。在疑點歸於辯方的原則下,不應將責任歸於任何人。一句「連水樽也不要擲」卻清楚說明張文光已認定擲水樽的是反高鐵的示威者,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即使科技突飛猛進,依舊極之不公平,強權往往凌駕於公義,因此暴力的形式層出不窮。拉鐵馬、擲水樽是暴力,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和他日強行清拆菜園村不也是暴力嗎?大家當然知道有所謂合法和合適的暴力這回事,在一些人眼中監禁劉曉波不也是合法和合適的暴力嗎?
認定網上欺凌是年輕人專利
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裏,暴力無處不在,著名的學者和評論員蔡子強便在〈需要世代對話,而非世代戰爭〉一文中提出要關注網上欺凌這種暴力。蔡子強說得對,不能對這種暴力視若無睹,他提出來討論是必須的。但他的文章卻有意無意間認定網上欺凌這種暴力是年輕人的專利,就如使用胡椒噴霧是警察的專利一樣。文章的題目或許是報章的編輯所加,但卻完全符合文章的內容。世代戰爭幾時開始了?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不過像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樣,將一些香港社會現象概括說明,不同的是說明的年代和範圍更廣泛而已。但不知何故卻演變成一種以偏概全的世代論,呂大樂是社會學家,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相同年齡組群內必定存在各種源於家庭背景、階級、性別等差別。任何關於世代的論述都必定是高度概括,為了探討問題從事研究,這種概括是必須的,但千萬不要當真。像暴力的問題,面對以暴力革命得天下的中共政權,面對劉曉波及其他國內維權人士的監禁,面對基本法二十三條再一次立法的可能,年齡由零至一百的人處境都一樣。中共龐大的國家機器擁有使用各種暴力的專利,雖然香港暫時免於這些暴力,但威脅卻存在。香港當然不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十九世紀俄國社會那種不同激進思潮拉扯衝撞的深刻描述正好是深化討論的材料。反高鐵的年輕人其實都是水平甚高的人,與其說什麼世代溝通,不如大家一起平起平坐,不分年齡,不要論資排輩,大家一起探討十九世紀俄國的青年怎樣面對專制獨裁的政權,這樣才不至於犯了選擇性譴責暴力的錯誤。
城市筆記
馬國明
選擇性譴責暴力
「人生而自由,但卻總是帶着枷鎖。」雖然二百多年前說的話今日不幸地仍適用,但今日人們都不難明白為什麼人總是帶着枷鎖,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是怎樣才可以解開枷鎖。向那些親手給他人套上枷鎖的人苦苦哀求固然無濟於事,對方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向更高層的人說明自由的可貴更是徒然,對方根本就是因為害怕人人自由的局面才下令要把枷鎖套在其他人身上。使用暴力打破枷鎖是否是唯一的方法?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有如教科書般將使用暴力打破枷鎖的好處和壞處清楚無誤地展現出來。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國民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另起爐灶,並隨即發表人權宣言的一刻,巴黎的無產階級奮起攻破性質跟北京秦城監獄相近的巴士底監獄。暴力革命帶來的解放是何等振奮人心,但對既得利益的階層而言卻又是何等震驚、何等震撼。他們立刻像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一樣,感到被圍困,紛紛逃亡國外。但法國王帝路易十六喬裝平民逃亡英國的計劃卻在最後一刻被識破而被押返回巴黎,逃亡的舉動更被巴黎民眾認定是賣國,最後被送上斷頭台。發展下去,被送上斷頭台的不計其數。在整個十九世紀裏,歐洲的思想家不斷爭論法國大革命這種暴力革命的好壞,Thomas Paine 的The Rights of Man 和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兩部著作可以說是代表着正和反兩派的意見。
十九世紀俄國思潮爭論激烈
不過從思想交鋒的層面而言,在整個十九世紀裏,爭論得最激烈,不同思潮之間互相牽扯產生的思想發酵(intellectual ferment)作用最熾烈的卻是位處歐洲最邊緣的俄羅斯。統治俄羅斯的羅曼諾皇朝是全歐洲最專制獨裁的政權,自從由參加平定法國革命戰爭時感染了自由思想的俄國軍官發動的十二月革命失敗後,俄羅斯的青年人便苦心思索推翻專制獨裁統治的途徑;有人選擇回歸俄國的鄉土,與俄國的農民共患難,期望有朝一日可以與農民一起改變不公義的社會;有人認同無政府主義,以為任何政權都會帶來壓制;有人選擇暗殺,以為把權貴們殺光,社會便不會再有不公義。屠格列夫的《獵人日記》刻劃俄羅斯的鄉土情懷,他的《父與子》則探索與無政府主義一脈相承的虛無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和《惡魔》刻劃當時俄國的思想交鋒和不同思潮之間的拉扯衝撞。《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則探討理念思辯可能引發的暴力後果。
1月16日,特區政府不理社會上要求擱置興建高鐵的聲音,數夠票之後便要強行通過撥款的議案。反對撥款的人士發起萬人包圍立法會的行動,當議會通過後,在場示威者試圖圍繞立法會表達不滿。但警方立刻架起鐵馬,示威者當中有人試圖拉開鐵馬,再加上有在場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現場的新聞報道立刻不斷重播示威者拉開鐵馬的片段,但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的情景卻好像未能攝入鏡頭。事件發生後,報章的社評大多集中討論示威者拉開鐵馬和包圍立法會大樓,令到鄭汝樺和一眾保皇黨議員不敢離開立法會這兩件事上。對於高鐵是否值得花669億元來興建,對於立法會的畸形組成根本不能有效監察行政機關這兩項示威者提出的問題卻完全不提。至於原本說要問一問自己是否變得保守的曾蔭權高調譴責示威者一事並不意外,令人意想不到是一些令人敬重的學者也加入譴責的行列。當然這些學者的動機和口吻有別於曾蔭權,他們都是善意地勸導示威者,不要超出和平抗爭的界線;他們提醒示威者,香港的主流社會只會接受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和行為。但這些諄諄告誡的言詞,在社會上產生的效果卻只會變成另一種針對示威者的無理譴責。
媒體沒理示威者為何拉鐵馬
這裏先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在1月22日《明報》論壇版發表的文章作例子,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一腔熱誠、萬千珍重〉,文章一開始便讚許反高鐵示威者反抗社會不公義的熱誠和勇氣,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作為五十後的過來人,懷着真誠謙虛的心意,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連水樽也不應擲。如果他們追求的不是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必須堅持。」編輯以克體突顯這段文字,這段文字的語氣也是全篇文章的語氣。張文光十分小心謹慎,以孔子那種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語調訓導反高鐵的年輕人。寫他那篇文章時,張文光不自覺地以長者自居,他似乎沒有想過他其實可以跟高鐵的示威者平起平坐,一起探討問題,完全毋須論資排輩。事實上,對高鐵的各種問題,恐怕張文光要向示威者請教。但最要命的是他那句「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無形中把整個反高鐵運動描繪成到達暴力的臨界線。張文光的文章和主流媒體的報道一樣,完全沒有理會示威者為什麼要拉開鐵馬。至於擲水樽一事,現有的證據根本不能指證誰人擲水樽。現場除了有反高鐵的示威者之外,還有不少圍觀的市民,亦必會有一些扮作市民的便衣警察。在疑點歸於辯方的原則下,不應將責任歸於任何人。一句「連水樽也不要擲」卻清楚說明張文光已認定擲水樽的是反高鐵的示威者,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即使科技突飛猛進,依舊極之不公平,強權往往凌駕於公義,因此暴力的形式層出不窮。拉鐵馬、擲水樽是暴力,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和他日強行清拆菜園村不也是暴力嗎?大家當然知道有所謂合法和合適的暴力這回事,在一些人眼中監禁劉曉波不也是合法和合適的暴力嗎?
認定網上欺凌是年輕人專利
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裏,暴力無處不在,著名的學者和評論員蔡子強便在〈需要世代對話,而非世代戰爭〉一文中提出要關注網上欺凌這種暴力。蔡子強說得對,不能對這種暴力視若無睹,他提出來討論是必須的。但他的文章卻有意無意間認定網上欺凌這種暴力是年輕人的專利,就如使用胡椒噴霧是警察的專利一樣。文章的題目或許是報章的編輯所加,但卻完全符合文章的內容。世代戰爭幾時開始了?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不過像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樣,將一些香港社會現象概括說明,不同的是說明的年代和範圍更廣泛而已。但不知何故卻演變成一種以偏概全的世代論,呂大樂是社會學家,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相同年齡組群內必定存在各種源於家庭背景、階級、性別等差別。任何關於世代的論述都必定是高度概括,為了探討問題從事研究,這種概括是必須的,但千萬不要當真。像暴力的問題,面對以暴力革命得天下的中共政權,面對劉曉波及其他國內維權人士的監禁,面對基本法二十三條再一次立法的可能,年齡由零至一百的人處境都一樣。中共龐大的國家機器擁有使用各種暴力的專利,雖然香港暫時免於這些暴力,但威脅卻存在。香港當然不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十九世紀俄國社會那種不同激進思潮拉扯衝撞的深刻描述正好是深化討論的材料。反高鐵的年輕人其實都是水平甚高的人,與其說什麼世代溝通,不如大家一起平起平坐,不分年齡,不要論資排輩,大家一起探討十九世紀俄國的青年怎樣面對專制獨裁的政權,這樣才不至於犯了選擇性譴責暴力的錯誤。
Thursday, January 21, 2010
失公緣何而起?法治誰先罔顧?- 林行止
2010年1月20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失公緣何而起?法治誰先罔顧?
一、
〈曾蔭權忽然變臉 八十後處境堪憂〉 ,這是昨天本報「獨眼新聞」的題目,清楚點出數日之間行政長官對「八十後」態度驟變,顯示特區政府及其主子並不認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是相信「只有犯錯的人民沒有犯錯的政府」(請參考昨天本報「社評」 );從去周四「一副慈祥父親的樣子」變至周一的嚴詞申斥,曾氏這種心路歷程變化堪稱戲劇化,也許這是幕後「推手」發功有以致之,紀曉風這樣寫道:「老紀不信不信還須信,不少人說曾蔭權是『行政人員』而非『行政長官』,原來是真的!」在北京看來,香港行政長官不過在履行不必兼管外交及國防的市長職務,稱為「行政人員」,並無貶意。
在周一見報的「專欄」,筆者還寄望透過「糾正」長期被「扭曲」的議事程序,以平息民間怨氣,進而令社會趨於「和諧」;可是在行政長官和保安局局長相繼高調對「一.一六高鐵事件」作出疾言厲色的反應後,這種想法便當加上「一廂情願」四字;「群眾抗命陸續爆發」,看來是無法逆轉的社會大趨勢!
大概是看出端倪,昨天余錦賢的「香港脈搏」以〈當權者勿造「第一滴血」〉為題,語重心長,但「熱血青年」許有以更激烈行動試試當局等同宣示將採納「絕不手軟」的「鎮壓」手段究竟有多「硬」。這種發展,對香港社會特別是「八十後」都很危險—說「危險」不一定恰當,總之香港要為這種互轟的戾氣付上沉重的代價。不過,對力求社會和諧穩定即不願見所謂「劣質民主」在香港出現的當權者來說,如果有人「流第一滴血」便可達此目的,代價哪算沉重!
昨天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對反高鐵群眾圍堵立法會的行動提出善意批評,他主張應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原屬正確無誤;問題是挖空心思使「追求民主」永遠(在制度未修正前)成為議會的少數派,這種議會結構便只有北京授意的進度,沒有港人爭取落實本地民意的機會,由於結果已寫在牆上,爭取民主程序是枉費心機、白費心力。北京比樹懶還要慢的循序漸進式民主,令香港未合情理的投票制度裹足不前,使港人沉不住氣,更有甚的是,連「普選」這個人人知道等同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的定義亦有待人大常委界定才能作準,不肯坐待「民主南流」、有民主理想和追求公義的港人—包括「八十後」—起而主動爭取、抗爭,似乎是迫不得已的發展。看到周六晚的混亂激情場面,呂教授擔心長此下去,也許有人要「流第一滴血」,心所謂危,希望透過理性剖析,令有關行動降溫,宅心仁厚;然而,力圖改變不合理議會制度的民意又有什麼渠道可以有合理的紓解?!
二、
回歸十多年後,種種不公現象相繼浮現以至深化,令香港社會愈趨分化。不公之事,舉犖犖大者,經濟上是貧富懸殊愈甚,行政長官日前在立法會被問及此事時,以有社福保護網的「行貨」搪塞過關,其實他對這種現象心知肚明,對「保護網」無法把此鴻溝拉近更瞭然於胸,可惜面對政治經濟糾纏勾結的既得利益集團,他無心無力,只有得過且過以「保住這份工」。特區政府處處維護大企業尤其是物業發展商利益,既不公平又失公義,港人不滿之聲,早已清晰可聞,「有腦」的「八十後」看在眼裏、怒上心頭,成為燎原社會活動的火種。在政治上,北京為香港「度身打造」的「民主政制」,只顧及配合內地的「民主」進程,完全漠視在中、英談判期已被撩撥起來以追求民主為鵠的的本地「從政熱」,在這種情形下,一切唯北京馬首是瞻、不顧本地民情的香港政制改革,經過這麼多年的壓抑,隨着不公現象日多社會發展不進反退,民主訴求的爆發,又豈是偶然。
值得仔細參詳的「不公」現象,還有一改再改的教育制度,令入學門檻、教育機會不均進而阻礙了社會流動性向上運行,是形成社會兩極化的源頭之一;更有甚的是,北上工作才是香港青年的最佳就業出路,在那個一切講求人際、裙帶關係及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工作,受西方或殖民地教育的青年如何適應?作最樂觀設想,充其量只能做一世難有出頭機會的工……。「八十後」不是徬徨心慌便是怨氣沖天,不抓緊表態機會發洩這股怒氣,還算敢作敢為的青年嗎?「八十後」在英國努力淡出以至退出後成長,本土意識比他們的前輩強烈,眼見令香港成為耀眼東方明珠的優勢如法治如公務員穩定性及行政機構有效率管治等逐一退化、消失,他們自感前途有限,再加上政治上處處受箝制思想缺乏出路,其不滿現實的情緒遇不平事便爆發。
如今的情況是,當局對「八十後」的處境與心境完全不理會,對他們不肯坐以待「宰」起而抗爭的活動要全力撲擊……演變下去,和諧香港必成絕唱!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失公緣何而起?法治誰先罔顧?
一、
〈曾蔭權忽然變臉 八十後處境堪憂〉 ,這是昨天本報「獨眼新聞」的題目,清楚點出數日之間行政長官對「八十後」態度驟變,顯示特區政府及其主子並不認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是相信「只有犯錯的人民沒有犯錯的政府」(請參考昨天本報「社評」 );從去周四「一副慈祥父親的樣子」變至周一的嚴詞申斥,曾氏這種心路歷程變化堪稱戲劇化,也許這是幕後「推手」發功有以致之,紀曉風這樣寫道:「老紀不信不信還須信,不少人說曾蔭權是『行政人員』而非『行政長官』,原來是真的!」在北京看來,香港行政長官不過在履行不必兼管外交及國防的市長職務,稱為「行政人員」,並無貶意。
在周一見報的「專欄」,筆者還寄望透過「糾正」長期被「扭曲」的議事程序,以平息民間怨氣,進而令社會趨於「和諧」;可是在行政長官和保安局局長相繼高調對「一.一六高鐵事件」作出疾言厲色的反應後,這種想法便當加上「一廂情願」四字;「群眾抗命陸續爆發」,看來是無法逆轉的社會大趨勢!
大概是看出端倪,昨天余錦賢的「香港脈搏」以〈當權者勿造「第一滴血」〉為題,語重心長,但「熱血青年」許有以更激烈行動試試當局等同宣示將採納「絕不手軟」的「鎮壓」手段究竟有多「硬」。這種發展,對香港社會特別是「八十後」都很危險—說「危險」不一定恰當,總之香港要為這種互轟的戾氣付上沉重的代價。不過,對力求社會和諧穩定即不願見所謂「劣質民主」在香港出現的當權者來說,如果有人「流第一滴血」便可達此目的,代價哪算沉重!
昨天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對反高鐵群眾圍堵立法會的行動提出善意批評,他主張應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原屬正確無誤;問題是挖空心思使「追求民主」永遠(在制度未修正前)成為議會的少數派,這種議會結構便只有北京授意的進度,沒有港人爭取落實本地民意的機會,由於結果已寫在牆上,爭取民主程序是枉費心機、白費心力。北京比樹懶還要慢的循序漸進式民主,令香港未合情理的投票制度裹足不前,使港人沉不住氣,更有甚的是,連「普選」這個人人知道等同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的定義亦有待人大常委界定才能作準,不肯坐待「民主南流」、有民主理想和追求公義的港人—包括「八十後」—起而主動爭取、抗爭,似乎是迫不得已的發展。看到周六晚的混亂激情場面,呂教授擔心長此下去,也許有人要「流第一滴血」,心所謂危,希望透過理性剖析,令有關行動降溫,宅心仁厚;然而,力圖改變不合理議會制度的民意又有什麼渠道可以有合理的紓解?!
二、
回歸十多年後,種種不公現象相繼浮現以至深化,令香港社會愈趨分化。不公之事,舉犖犖大者,經濟上是貧富懸殊愈甚,行政長官日前在立法會被問及此事時,以有社福保護網的「行貨」搪塞過關,其實他對這種現象心知肚明,對「保護網」無法把此鴻溝拉近更瞭然於胸,可惜面對政治經濟糾纏勾結的既得利益集團,他無心無力,只有得過且過以「保住這份工」。特區政府處處維護大企業尤其是物業發展商利益,既不公平又失公義,港人不滿之聲,早已清晰可聞,「有腦」的「八十後」看在眼裏、怒上心頭,成為燎原社會活動的火種。在政治上,北京為香港「度身打造」的「民主政制」,只顧及配合內地的「民主」進程,完全漠視在中、英談判期已被撩撥起來以追求民主為鵠的的本地「從政熱」,在這種情形下,一切唯北京馬首是瞻、不顧本地民情的香港政制改革,經過這麼多年的壓抑,隨着不公現象日多社會發展不進反退,民主訴求的爆發,又豈是偶然。
值得仔細參詳的「不公」現象,還有一改再改的教育制度,令入學門檻、教育機會不均進而阻礙了社會流動性向上運行,是形成社會兩極化的源頭之一;更有甚的是,北上工作才是香港青年的最佳就業出路,在那個一切講求人際、裙帶關係及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工作,受西方或殖民地教育的青年如何適應?作最樂觀設想,充其量只能做一世難有出頭機會的工……。「八十後」不是徬徨心慌便是怨氣沖天,不抓緊表態機會發洩這股怒氣,還算敢作敢為的青年嗎?「八十後」在英國努力淡出以至退出後成長,本土意識比他們的前輩強烈,眼見令香港成為耀眼東方明珠的優勢如法治如公務員穩定性及行政機構有效率管治等逐一退化、消失,他們自感前途有限,再加上政治上處處受箝制思想缺乏出路,其不滿現實的情緒遇不平事便爆發。
如今的情況是,當局對「八十後」的處境與心境完全不理會,對他們不肯坐以待「宰」起而抗爭的活動要全力撲擊……演變下去,和諧香港必成絕唱!
Monday, January 18, 2010
周而復始 又苦又好 - 練乙錚
2010年1月18日
香島論叢
練乙錚
周而復始 又苦又好
我在本欄以本報主筆名義寫的最後一篇評論,是上周六那篇〈評港澳辦關於五區公投的談話〉 ;今天提筆,是向讀者道別。主筆之稱太沉重,掛此名第一天便覺如此——活了大半輩子,還不能「代表」自己麼?所以,這個專欄創設之初,只有作者姓名,不示「銜頭」。如此,兩個月後,在一個董事會後飯局上,女東主因我還未「進入角色」,向我提抗議,我受人二分四,拗不過,只好照辦,但心有不甘,遂請設計組的同事把「本報主筆」四個字縮小兩號、再加括弧,才放在欄目下面,阿Q地自以為好過點。從今天起,如釋重負。解放了,自由了。但是,憑良心講,《信報》的主筆,敢說是世界上最好當的主筆;由頭到尾,東主和管理層沒半句說話跟我「討論工作」,除了有一次找我吃飯,問我可否每天多寫一兩篇。我喜歡寫作,但沒有「剩餘能力」。
文思有時而窮,幹了兩年零兩個月(比本來答應公司的多了兩個月),我這個「五十後」退下火線不戀棧,時間選得正好,因為香港年輕人已經起來了,完全有能力逐步上位,在各行各業接好班,包括評論界。明天起,我空出的篇幅不算少,本報老總往後物色作者,一定不會忽略初露頭角的「八十後」。事實上本報前不久開辦的時事寫作訓練班,長遠而言便包含發掘一批年輕人接棒的意思。社會轉型之際,風起雲湧,年輕人身處其中,有所體會,定會多想多寫多表達;此機不可失,筆者對文字工作的興趣,便始自七十年代一系列社會運動。
有些讀者會關心︰離開了《信報》,今後日子平淡怎麼過?答案是,除了親情常事,最在乎的,不外學問與遊歷。填補知識面上缺陷之餘,還想到外國學習語文;這些年來,總希望有一天能用原文通看塞爾班特斯、歌德和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當然,還有太多的興趣和課題想去鑽,不少是以前嘗試過,卻沒有時間繼續追尋的。我是個容易沉迷的人,喜歡上的東西,一頭鑽進去,不能自拔,箇中樂趣,非外人能道。三十多歲的時候迷古典音樂,還是個馬勒狂,有關他的著作、傳記、手稿,不知看了多少種;他的音樂,我只要聽到其中一個小節(bar),便知出自哪個作品哪個樂章,熟悉如此。我的博士論文沒寫很好,此是原因之一!四十多歲的時候,迷上芭蕾舞,學校圖書館裏那幾十套光碟都給我看「穿」了,並特別喜歡Prokofiev/Nureyev的《灰姑娘》(由Sylvie Guillem和Charles Jude領銜主演的那個版本;大家真的要到網上找這兩人的舞姿看看,擔保上癮;後者是一位法越混血兒)。那時因為做研究壓力大,才打消了老朽學芭蕾的可笑念頭。這幾年又迷Henry David Thoreau的書,那是「舊情復熾」,但沒多少時間看,因為得天天寫文章…。我想,大凡沉迷一件事物,人便像害高燒,就是後來放得下,也像大病一場之後的虛脫;好的東西像燒光碟那樣燒到心靈裏,一生受用不盡。大家看到,我想起這些東西,愈想愈興奮,幾乎忘了自己在讀者面前是個寫作人。以後還寫不寫?寫什麼?
航海世界據說有這麼一個傳統。老水手退下來之後,拿一根船槳往內陸走,走啊走,直至有一天有路人好奇地問他︰你肩上那塊怪模樣的木是啥東西?老水手於是知道離海夠遠了,可安然放下船槳,蓋小屋子過安逸生活。寫作之於我,還未到那個地步,不過,要休息一段時間,做點別的事兒,卻是既定想法,期間如非必要,不會執筆。我仰慕林行止先生寫評論健筆數十年如一日,但自知沒有那種德性和能力。之後會寫些什麼,現在很難說。評論文章也許少寫,因為多年來都希望嘗試別類寫作,但具體寫什麼,到今天還不清楚,像貝羅的雨王韓德森一樣,當初心裏不停燃燒着一個慾念——I want! I want!...,卻完全不知道自己渴求的是什麼。
世事真如易經中的卦。這一回,於我是第六十三卦,「既濟」。濟,是渡過去的意思;既濟,就是說,一個階段完成了。卦辭為︰「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大意是說,既濟了,小的方面亨通,應該從德行事,但前階段完成了,新目標又在眼前,穩定局面又在行進中打亂。「既濟」之後,第六十四卦是「未濟」;還有水未渡過,事情沒有完結。生活便是這樣周而復始,變得豐富,因而又苦又好。
香島論叢
練乙錚
周而復始 又苦又好
我在本欄以本報主筆名義寫的最後一篇評論,是上周六那篇〈評港澳辦關於五區公投的談話〉 ;今天提筆,是向讀者道別。主筆之稱太沉重,掛此名第一天便覺如此——活了大半輩子,還不能「代表」自己麼?所以,這個專欄創設之初,只有作者姓名,不示「銜頭」。如此,兩個月後,在一個董事會後飯局上,女東主因我還未「進入角色」,向我提抗議,我受人二分四,拗不過,只好照辦,但心有不甘,遂請設計組的同事把「本報主筆」四個字縮小兩號、再加括弧,才放在欄目下面,阿Q地自以為好過點。從今天起,如釋重負。解放了,自由了。但是,憑良心講,《信報》的主筆,敢說是世界上最好當的主筆;由頭到尾,東主和管理層沒半句說話跟我「討論工作」,除了有一次找我吃飯,問我可否每天多寫一兩篇。我喜歡寫作,但沒有「剩餘能力」。
文思有時而窮,幹了兩年零兩個月(比本來答應公司的多了兩個月),我這個「五十後」退下火線不戀棧,時間選得正好,因為香港年輕人已經起來了,完全有能力逐步上位,在各行各業接好班,包括評論界。明天起,我空出的篇幅不算少,本報老總往後物色作者,一定不會忽略初露頭角的「八十後」。事實上本報前不久開辦的時事寫作訓練班,長遠而言便包含發掘一批年輕人接棒的意思。社會轉型之際,風起雲湧,年輕人身處其中,有所體會,定會多想多寫多表達;此機不可失,筆者對文字工作的興趣,便始自七十年代一系列社會運動。
有些讀者會關心︰離開了《信報》,今後日子平淡怎麼過?答案是,除了親情常事,最在乎的,不外學問與遊歷。填補知識面上缺陷之餘,還想到外國學習語文;這些年來,總希望有一天能用原文通看塞爾班特斯、歌德和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當然,還有太多的興趣和課題想去鑽,不少是以前嘗試過,卻沒有時間繼續追尋的。我是個容易沉迷的人,喜歡上的東西,一頭鑽進去,不能自拔,箇中樂趣,非外人能道。三十多歲的時候迷古典音樂,還是個馬勒狂,有關他的著作、傳記、手稿,不知看了多少種;他的音樂,我只要聽到其中一個小節(bar),便知出自哪個作品哪個樂章,熟悉如此。我的博士論文沒寫很好,此是原因之一!四十多歲的時候,迷上芭蕾舞,學校圖書館裏那幾十套光碟都給我看「穿」了,並特別喜歡Prokofiev/Nureyev的《灰姑娘》(由Sylvie Guillem和Charles Jude領銜主演的那個版本;大家真的要到網上找這兩人的舞姿看看,擔保上癮;後者是一位法越混血兒)。那時因為做研究壓力大,才打消了老朽學芭蕾的可笑念頭。這幾年又迷Henry David Thoreau的書,那是「舊情復熾」,但沒多少時間看,因為得天天寫文章…。我想,大凡沉迷一件事物,人便像害高燒,就是後來放得下,也像大病一場之後的虛脫;好的東西像燒光碟那樣燒到心靈裏,一生受用不盡。大家看到,我想起這些東西,愈想愈興奮,幾乎忘了自己在讀者面前是個寫作人。以後還寫不寫?寫什麼?
航海世界據說有這麼一個傳統。老水手退下來之後,拿一根船槳往內陸走,走啊走,直至有一天有路人好奇地問他︰你肩上那塊怪模樣的木是啥東西?老水手於是知道離海夠遠了,可安然放下船槳,蓋小屋子過安逸生活。寫作之於我,還未到那個地步,不過,要休息一段時間,做點別的事兒,卻是既定想法,期間如非必要,不會執筆。我仰慕林行止先生寫評論健筆數十年如一日,但自知沒有那種德性和能力。之後會寫些什麼,現在很難說。評論文章也許少寫,因為多年來都希望嘗試別類寫作,但具體寫什麼,到今天還不清楚,像貝羅的雨王韓德森一樣,當初心裏不停燃燒着一個慾念——I want! I want!...,卻完全不知道自己渴求的是什麼。
世事真如易經中的卦。這一回,於我是第六十三卦,「既濟」。濟,是渡過去的意思;既濟,就是說,一個階段完成了。卦辭為︰「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大意是說,既濟了,小的方面亨通,應該從德行事,但前階段完成了,新目標又在眼前,穩定局面又在行進中打亂。「既濟」之後,第六十四卦是「未濟」;還有水未渡過,事情沒有完結。生活便是這樣周而復始,變得豐富,因而又苦又好。
Thursday, January 7, 2010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 練乙錚
2010年1月7日
香島論叢
練乙錚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近日本地有關「八十後」等世代爭議很熱烈,一般認為香港社會機會萎縮,階層流動減弱,老一脫戀棧不去,年青一輩上升門路收窄,形成強大代際張力,導致種種社會矛盾。筆者從一些簡單數據出發,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牽涉年輕一代的社會矛盾確實存在,不少還正在深化,但代際張力不是好解釋。
大家可先看一些人口數字。相對西方國家,國共內戰引致的社會動盪,把香港戰後生育高峰期推遲五至十年,而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湧港難民潮,則大大增加此戰後世代的比重。政府統計處去年中發放的人口年齡組別數字,清楚顯示這點,但政府用的年齡組別是以兩個相繼年代的中點為始末,和現時討論中常用的「八十後」、「九十後」有出入,不好比較,故筆者把分組方法和各組數字大略調整,得出附表。
西方戰後嬰兒潮輩出生年期一般定為1945-1964,但從附表可知,香港的戰後人口高峰期在國共內戰完結之後的一九五○年才開始,比西方遲了五年,但一直維持至七十年代末,合共約三十年,比西方長五年。而香港的「八十後」(不連「九十後」),人數比之前三個年代組別都少,比起「六十後」,更少了百分之二十。一般而言,若世代人口趨增,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分薄,彼此競爭較烈,名校難進、大學難入,因為各種設施都跟不上;相反,如果世代人口趨減,則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增加,競爭減弱,名校易進,大學易入(除非政府「過橋抽板」,即時縮班、殺校)。據此,我們可作若干初步推論:(一)「八十後」的成長過程最幸福,佔用人均資源比其他幾個戰後人口組別都高;這還未把經濟增長因素考慮在內;(二)內戰一代(銀髮族)擔子最重,因為之後的人口急增,撫養比例急升;(三)「六十後」組別之中的資源競爭最烈;(四)「八十後」之前的世代人數多,已「把餅做大」,陸續退出來之後,「八十後」上位機會最豐。此外,認為「銀髮族」戀棧、阻礙「八十後」上位之說,亦似乎比較牽強,一來因為彼此之間還有幾個「後」相隔,並無直接衝突,況且八、九十年代有移民潮,不少內戰一代和「五十後」移民海外騰出空位,「塞車」之說,理據薄弱。惟一不利「八十後」上位因素,是港人壽命增長,受的教育亦增加,退休年齡可能延後,但此說亦有爭議,因為不少「五十後」幹得太辛苦,流行提早退休;筆者同輩(五十後)友儕當中,約五分一已提前進入「黃金歲月」,享受人生或追尋理想第二春,而並未受去年金融風暴影響。研究指出,「八十後」有強烈焦慮,但上述分析顯示,「代際張力」不是主要原因,論者或應多研究其他因素;筆者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八十後」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成長條件好,但無法與新近出現的一些拼博意識極強的第一代移民作橫向競爭。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出現大量「海歸派」,回流目的地首選是香港。這個情況在本地商界、財經界和學術界已十分明顯。在西方國家,大城市吸納地方乃至世界精英,是一個自然的連續過程,本地人較易適應、接受,但在香港卻是一個突變,再加上一些政府政策為之帶頭,如大專吸納內地尖子,移民首選內地精英,雖然都有正面作用,但對本來以為可享更多「人口紅利」的「八十後」而言,這種忽然出現的橫向競爭無異「飛來橫禍」,絕對難以「理性看待」;一般「八十後」,任憑怎樣自強增值,哪裏敵得過十三億人口精英中的精英?大環境之下的政府政策,未照顧這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給「八十後」的最深印象之一,是「唔錫」本地人。
另外,「八十後」是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長大的。八九六四、中英爭拗、九七回歸、二十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倒董、爭取普選,等等,在在與「八十後」一同成長;回歸之後,「港人治港」只是選擇性實現,既得利益只換膚色旗號而性質不變,民主改革卻一拖再拖,更令「八十後」之中比較政治敏感的一部分人走上激進之路。對此,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毫不理會,一些當權人物的言行更是火上加油。
此外,貧富懸殊自「八十後」懂事以來一直上升,政府卻忙着縮班、殺校、減少特殊教育資源、花六七百億建高鐵、強制驗毒…;這些社會政策交織成的圖像,又怎教富理想、易衝動的年輕人不生氣?
這些,才是產生「八十後」現象的真正原因,卻非這個政府在現存體制和意識形態之下可圓滿解決。
香島論叢
練乙錚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近日本地有關「八十後」等世代爭議很熱烈,一般認為香港社會機會萎縮,階層流動減弱,老一脫戀棧不去,年青一輩上升門路收窄,形成強大代際張力,導致種種社會矛盾。筆者從一些簡單數據出發,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牽涉年輕一代的社會矛盾確實存在,不少還正在深化,但代際張力不是好解釋。
大家可先看一些人口數字。相對西方國家,國共內戰引致的社會動盪,把香港戰後生育高峰期推遲五至十年,而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湧港難民潮,則大大增加此戰後世代的比重。政府統計處去年中發放的人口年齡組別數字,清楚顯示這點,但政府用的年齡組別是以兩個相繼年代的中點為始末,和現時討論中常用的「八十後」、「九十後」有出入,不好比較,故筆者把分組方法和各組數字大略調整,得出附表。
西方戰後嬰兒潮輩出生年期一般定為1945-1964,但從附表可知,香港的戰後人口高峰期在國共內戰完結之後的一九五○年才開始,比西方遲了五年,但一直維持至七十年代末,合共約三十年,比西方長五年。而香港的「八十後」(不連「九十後」),人數比之前三個年代組別都少,比起「六十後」,更少了百分之二十。一般而言,若世代人口趨增,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分薄,彼此競爭較烈,名校難進、大學難入,因為各種設施都跟不上;相反,如果世代人口趨減,則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增加,競爭減弱,名校易進,大學易入(除非政府「過橋抽板」,即時縮班、殺校)。據此,我們可作若干初步推論:(一)「八十後」的成長過程最幸福,佔用人均資源比其他幾個戰後人口組別都高;這還未把經濟增長因素考慮在內;(二)內戰一代(銀髮族)擔子最重,因為之後的人口急增,撫養比例急升;(三)「六十後」組別之中的資源競爭最烈;(四)「八十後」之前的世代人數多,已「把餅做大」,陸續退出來之後,「八十後」上位機會最豐。此外,認為「銀髮族」戀棧、阻礙「八十後」上位之說,亦似乎比較牽強,一來因為彼此之間還有幾個「後」相隔,並無直接衝突,況且八、九十年代有移民潮,不少內戰一代和「五十後」移民海外騰出空位,「塞車」之說,理據薄弱。惟一不利「八十後」上位因素,是港人壽命增長,受的教育亦增加,退休年齡可能延後,但此說亦有爭議,因為不少「五十後」幹得太辛苦,流行提早退休;筆者同輩(五十後)友儕當中,約五分一已提前進入「黃金歲月」,享受人生或追尋理想第二春,而並未受去年金融風暴影響。研究指出,「八十後」有強烈焦慮,但上述分析顯示,「代際張力」不是主要原因,論者或應多研究其他因素;筆者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八十後」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成長條件好,但無法與新近出現的一些拼博意識極強的第一代移民作橫向競爭。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出現大量「海歸派」,回流目的地首選是香港。這個情況在本地商界、財經界和學術界已十分明顯。在西方國家,大城市吸納地方乃至世界精英,是一個自然的連續過程,本地人較易適應、接受,但在香港卻是一個突變,再加上一些政府政策為之帶頭,如大專吸納內地尖子,移民首選內地精英,雖然都有正面作用,但對本來以為可享更多「人口紅利」的「八十後」而言,這種忽然出現的橫向競爭無異「飛來橫禍」,絕對難以「理性看待」;一般「八十後」,任憑怎樣自強增值,哪裏敵得過十三億人口精英中的精英?大環境之下的政府政策,未照顧這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給「八十後」的最深印象之一,是「唔錫」本地人。
另外,「八十後」是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長大的。八九六四、中英爭拗、九七回歸、二十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倒董、爭取普選,等等,在在與「八十後」一同成長;回歸之後,「港人治港」只是選擇性實現,既得利益只換膚色旗號而性質不變,民主改革卻一拖再拖,更令「八十後」之中比較政治敏感的一部分人走上激進之路。對此,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毫不理會,一些當權人物的言行更是火上加油。
此外,貧富懸殊自「八十後」懂事以來一直上升,政府卻忙着縮班、殺校、減少特殊教育資源、花六七百億建高鐵、強制驗毒…;這些社會政策交織成的圖像,又怎教富理想、易衝動的年輕人不生氣?
這些,才是產生「八十後」現象的真正原因,卻非這個政府在現存體制和意識形態之下可圓滿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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