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 練乙錚

2010年1月7日
香島論叢
練乙錚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近日本地有關「八十後」等世代爭議很熱烈，一般認為香港社會機會萎縮，階層流動減弱，老一脫戀棧不去，年青一輩上升門路收窄，形成強大代際張力，導致種種社會矛盾。筆者從一些簡單數據出發，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牽涉年輕一代的社會矛盾確實存在，不少還正在深化，但代際張力不是好解釋。

大家可先看一些人口數字。相對西方國家，國共內戰引致的社會動盪，把香港戰後生育高峰期推遲五至十年，而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湧港難民潮，則大大增加此戰後世代的比重。政府統計處去年中發放的人口年齡組別數字，清楚顯示這點，但政府用的年齡組別是以兩個相繼年代的中點為始末，和現時討論中常用的「八十後」、「九十後」有出入，不好比較，故筆者把分組方法和各組數字大略調整，得出附表。

西方戰後嬰兒潮輩出生年期一般定為1945-1964，但從附表可知，香港的戰後人口高峰期在國共內戰完結之後的一九五○年才開始，比西方遲了五年，但一直維持至七十年代末，合共約三十年，比西方長五年。而香港的「八十後」（不連「九十後」），人數比之前三個年代組別都少，比起「六十後」，更少了百分之二十。一般而言，若世代人口趨增，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分薄，彼此競爭較烈，名校難進、大學難入，因為各種設施都跟不上；相反，如果世代人口趨減，則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增加，競爭減弱，名校易進，大學易入（除非政府「過橋抽板」，即時縮班、殺校）。據此，我們可作若干初步推論：（一）「八十後」的成長過程最幸福，佔用人均資源比其他幾個戰後人口組別都高；這還未把經濟增長因素考慮在內；（二）內戰一代（銀髮族）擔子最重，因為之後的人口急增，撫養比例急升；（三）「六十後」組別之中的資源競爭最烈；（四）「八十後」之前的世代人數多，已「把餅做大」，陸續退出來之後，「八十後」上位機會最豐。此外，認為「銀髮族」戀棧、阻礙「八十後」上位之說，亦似乎比較牽強，一來因為彼此之間還有幾個「後」相隔，並無直接衝突，況且八、九十年代有移民潮，不少內戰一代和「五十後」移民海外騰出空位，「塞車」之說，理據薄弱。惟一不利「八十後」上位因素，是港人壽命增長，受的教育亦增加，退休年齡可能延後，但此說亦有爭議，因為不少「五十後」幹得太辛苦，流行提早退休；筆者同輩（五十後）友儕當中，約五分一已提前進入「黃金歲月」，享受人生或追尋理想第二春，而並未受去年金融風暴影響。研究指出，「八十後」有強烈焦慮，但上述分析顯示，「代際張力」不是主要原因，論者或應多研究其他因素；筆者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八十後」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成長條件好，但無法與新近出現的一些拼博意識極強的第一代移民作橫向競爭。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出現大量「海歸派」，回流目的地首選是香港。這個情況在本地商界、財經界和學術界已十分明顯。在西方國家，大城市吸納地方乃至世界精英，是一個自然的連續過程，本地人較易適應、接受，但在香港卻是一個突變，再加上一些政府政策為之帶頭，如大專吸納內地尖子，移民首選內地精英，雖然都有正面作用，但對本來以為可享更多「人口紅利」的「八十後」而言，這種忽然出現的橫向競爭無異「飛來橫禍」，絕對難以「理性看待」；一般「八十後」，任憑怎樣自強增值，哪裏敵得過十三億人口精英中的精英？大環境之下的政府政策，未照顧這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給「八十後」的最深印象之一，是「唔錫」本地人。

另外，「八十後」是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長大的。八九六四、中英爭拗、九七回歸、二十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倒董、爭取普選，等等，在在與「八十後」一同成長；回歸之後，「港人治港」只是選擇性實現，既得利益只換膚色旗號而性質不變，民主改革卻一拖再拖，更令「八十後」之中比較政治敏感的一部分人走上激進之路。對此，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毫不理會，一些當權人物的言行更是火上加油。

此外，貧富懸殊自「八十後」懂事以來一直上升，政府卻忙着縮班、殺校、減少特殊教育資源、花六七百億建高鐵、強制驗毒…；這些社會政策交織成的圖像，又怎教富理想、易衝動的年輕人不生氣？

這些，才是產生「八十後」現象的真正原因，卻非這個政府在現存體制和意識形態之下可圓滿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