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續）- 練乙錚

2010年7月8日

練乙錚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續）

總的來說，「激進」除了是政治光譜上的一個位置標記之外，還是政治組織生長演化過程中的一個動的階段；自由競爭之下的激進組織壯大了，必然增加包容性。這裏要注意「自由競爭」這個條件；阿當斯密很強調這個條件。舉中國共產黨為例，它累積一定力量之後，在四十年代增加包容性，提出走民主道路、組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力量大增，很快席捲全國；但之後因為黨天下，沒有了政治上的自由競爭能提供的天然約束，它於是愈大便愈偏激，最後簡直違反人性，走火入魔。

優質民主競爭

在香港，所有民主派政黨要成長，都無可避免要漸漸「去激進化」，或多或少不斷從政治光譜的右端向中間轉移，空出的最激進環節，只能由新進場的微型激進民主組織佔據。這個由激進到溫和、由右而中的演化，對民主派非常有利，因為整個過程將不斷對當權派造成壓力，不斷入侵其地盤、搶奪其票源，原來的「六四分割」將變成「七三分割」。本來，當權派中各政黨，也是可以在增長的同時，逐步調整其政綱，慢慢變得更包容，能向中間伸展其勢力、甚或搶奪一部分泛民選票的；如是者，則偏激政黨最後都從政治光譜兩端向中間移動，告別偏激，變得溫和，社會政治便變成以中間黨派為主導，出現前不久雷鼎鳴教授指出的優質民主競爭。但是，本地當權派和傳統左派政黨的政綱，都不是由本地政治上的自由競爭決定，而是由北京按其他因素制定的，那種自然的「去偏激化」動力，便完全不能在民建聯一類政黨身上體現，本地民主政治優質化，由是少了一半動力。

談到當權派，筆者想提一點看法或忠告。此派裏面不乏有心人，但這些人對黨對國家對上級忠心有餘，獨立思考不足，處境因此有時相當困難。黨和上級立場每有重大變化，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最後知後覺，那是黨的性質決定的。知覺之後，這些人還必須完全變調，以今時之「我」，打倒二十四小時之前的「我」，而其實這兩個「我」，都不是真我，而是黨和上級在不同時段替我設定（set）、可以隨時重設（reset）的「我」。這從一品的梁愛詩、范徐麗泰，二品的葉劉淑儀，三品的梁美芬，到最末品而倒往往是十分可敬的「維園阿伯」，都不免如此。在這次政改事件上，上述那種「我」的重設，表現得十分清楚，不同品之間，只能爭相分辨誰被重設得最早，然而這早已不是新鮮事。

遠的不說，就從建國之後親蘇、反蘇、立林彪、批林彪、批孔、尊孔、批鄧、倒鄧、擁鄧、打倒四人幫、鬥國民黨、捧國民黨等轉向大事上看，當權派愛國人如此反覆被重設者，不知幾許。不少這些人各方面基本素質本來很高，絕不似那批只懂擇木而棲的良禽輩；本是國家民族的大腦細胞，卻不幸成為線扯木偶。當中更有一些人，以甘心不斷被重設作為對黨國忠誠的最堅實證據。但可惜，歷史上這類人中的極品—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大清黨和六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老幹部—不僅無悔於被重設，之後還甘願賠上自身性命，作為對領袖的終極服從和奉獻，卻依然無助於阻擋黨國變質或覆滅而甚或不自覺地有以致之。極品如此，況乎其他？

一國兩制真諦

故筆者認為，本地左派人士及政黨，若要真正對香港作貢獻，必須告別「聽話」思維，用自己的大腦去建立自身對香港問題的看法和行動策略，而不是每遇重大事情，例必先按扭從西環或北京下載指示才敢行動。想當年中國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對共產國際的指令陽奉陰違才達致的啊！北京若是明智，也應看到這點。這其實也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句話後面的真諦。

二之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