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劉曉波傷感 替共產黨難過 - 練乙錚

2010年10月11日

練乙錚
為劉曉波傷感 替共產黨難過

劉曉波先生獲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聽到消息，筆者有點傷感，因為由之想起我的祖國政治之野蠻，至今還處於五六十年前的蘇維埃時代。

1958 年，俄羅斯詩人、文學家巴斯特納克（Boris L. Pasternak, 1890-1960）獲諾貝爾文學獎。巴氏並非政治活躍分子，只不過不喜歡假、大、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委員會把獎頒給他，是表彰他「在現代抒情詩創作及俄羅斯史詩傳統這兩方面的貢獻」。巴氏得獎前，蘇維埃當局已得到風聲，調動一切外交和特務資源企圖阻撓，但是失敗了。委員會的決定宣布後，強大國內政治壓力四方八面襲向巴斯特納克。首先，聯共中央文化委員會派遣御用作家費顛出馬，到巴氏寓所施壓，要求他拒絕接納該獎，但巴氏不為所動，並說明自己已向挪威方面發了電報，表示接受，改口的話，影響不好。（費顛，K. Fedin，59至71年任蘇維埃文聯主席，後任黨辦首席文學期刊《新世界》總編輯，68年下令取締索仁尼津小說《癌病間》（Cancer Ward）的人，就是他。）

諾獎得主 飽遭打壓

文委會碰了釘子，馬上組織力量對巴氏無情攻擊，《真理報》、《文學報》開始打棍子，什麼「叛徒」、「內奸」、「外敵走狗」、「假道學」等（多麼熟悉的！）帽子都往巴氏頭上戴；當局更動員一些五毛到文聯辦公室門外示威，高叫「打倒賣國賊巴斯特納克」等口號，文聯於是順理成章把他開除。兩天之後，諾獎委員會收到巴氏第二封電報，說「因為文學諾獎性質與國情不合，還是不能接受，這是我自願的，請勿介意」。

趕出蘇維埃文聯之後，巴斯特納克的文章和詩作都不能出版，翻譯外國文學的工作也被停止，愛人在自己的工作單位受到殘酷打擊。心情抑鬱，巴氏59年寫下《諾獎》一詩明志：「像困獸一樣，我跑不了／獵人步步緊迫／失去了陽光與自由，親友被隔絕／……／我是賊梟？是殺人犯？／我的控罪是什麼？／我寫的，只不過讓整個世界／看到我的祖國土地之美而哭。……」翌年，他就去世了。他一死，蘇維埃當局就把他的愛人和女兒逮捕收押，後不知所終。大家看看，這個聯共野蠻不野蠻？

巴氏二十二歲出版第一部詩集即成名，52年完成的巨著《齊瓦哥醫生》還未出版即遭禁，後由一位意大利記者帶到國外於57年付梓，並譯成多國文字。他死後二十八年方獲改革派戈爾巴喬夫替他平反，諾獎委員會隨即補頒他生前不能接受的獎，由他兒子代領，那時已是1989年，即中國發生天安門大屠殺那一年。

當然，巴斯特納克還算幸運，一生未曾坐牢。受他的影響，俄國出現異見運動，不少高級知識分子都參與，其中最出名的，大概是著名物理學家沙哈洛夫。沙氏因反對核試、要求人權，75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但他不僅不能出國領獎，其後更被聯共下令逮捕，流放高爾基市（外國人禁地）凡六年。

值得留意的，還有當時蘇聯民眾的態度。原來，不少俄人受幾十年年斯大林和聯共的愛國思想荼毒，黨國不分，對諾貝爾文學及和平獎都抱敵視態度，認為是西方帝國主義拿來打擊俄羅斯的工具，以至後來戈爾巴喬夫得了和平獎的時候，在輿論壓力下也不得不推遲接受。好在，蘇維埃政權不久就垮掉了；一旦人民認清是非曲直，七十年的愛國愛黨洗腦教育便化為烏有。

囂惡嘴臉 挨向挪威

劉曉波先生獲獎之前，中共高調向挪威施壓，威脅該國政府並要求後者干預諾獎委員會，不得把和平獎頒給中國人，尤其不能頒給「罪犯劉曉波」。該獎頒出之後，中共外交部向挪威提抗議不在話下，中宣部更馬上把消息封鎖；筆者到互聯網上百度一下「劉曉波」條，發覺除了此前打他棍子的官方、憤青和五毛帖子之外，近一點的全都被綠壩掉了。中共十七大說過人民要有的知情權，原來並不管用，「維穩」壓倒一切，哪怕已經把「罪犯」關在籠子裏。當然，關一個還不夠，劉曉波的妻子已被四個公安摸上門，命令離開住處，到媒體和親朋難以接觸之地接受軟禁。敢對所有包括美帝在內的外國政府頤指氣使揮灑自如的中共，對付區區一介書生，竟須把專政法寶出盡！大家由此可見，中共這套做法，本是哪一家的招牌伎倆。如此大國崛起，就和當年蘇俄一樣，貌似強大，說穿了，可用四個字形容：「外強中乾」。

近年，中共宣傳機器不斷向人民灌輸所謂的「中國特色論」，以此否定諸如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存在和重要性，目的顯然不是追求哲學真理，而是要人民相信另一套特異價值、特異邏輯，以便在它鎮壓異見的時候，所用借口多一些人支持、接受。這種「中國特色」很可笑，與聯共當年做的野蠻一套無異，卻與優質中華文化無關。

中華文化裏頭講的哲學，都以探求「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為目的。先秦諸子辯論哲理，不分齊魯與秦楚，雖然彼此看法不同，但從來沒有哪一家提出只適用於某國某地的人倫價值；相反，所有基本價值都是普世的，不止適用於華夏文化圈，還可推廣到夷狄世界，感化野蠻人。其中，對言論自由的態度，尤其與中共說的「中國特色」不同。

中共標準 不屬中華

觀中國兩千年思想史主流，自孔夫子以降，都是主張讓人民說話的，到了韓愈，更認為「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統一特性，不能壓抑。南宋文天祥殉節之前寫的《正氣歌》傳頌後世，其中列舉中華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都是小人物向大人物敢死直言的例子，和西方文化傳統中說的「speak truth unto power without fear or favour」如出一轍；文天祥更秉承儒家思想，把這些事迹的價值推到極致，認為所蘊涵的，就是所謂「正氣」或「浩然之氣」，其重要性是根本的、跨宇宙的、泛存有的：「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要說中國特色，這便是中國特色。（不幸，這篇古文，不列大陸普及教育國文課程，反而在筆者這一代人受的奴化教育裏曾是必讀。）故筆者有兩點看法：其一，中共沒資格談價值層面的中國特色；中宣部宣揚的「中國特色論」源自哪裏，知識分子知道，有多少斤両，路人皆見，目的是什麼，它自己心知肚明。其二，按《正氣歌》裏頭的標準，劉曉波先生有浩然之氣，直追古賢人；西方人明白這種普世價值，頒獎給他完全有理。

獲獎消息 全國封鎖

可是，劉曉波先生獲獎後，中共外交部大肆抨擊諾獎委員會，指其褻瀆神聖，竟把該獎頒給一個違反中國法律的罪犯。這也是很可笑的，世人聽了，不知是對委員會的決定反感的多，還是對中國法庭把劉曉波定罪並判刑十一年反感的多？隻手可以遮天的制度之下，中國的權利法律，在自己中國人心目中，本來就沒有什麼地位可言，遑論在外國。我看，中共當局與其咒罵諾獎委員會和挪威政府，不如效法聯共當年的做法：另起爐灶設一個「斯大林和平獎」，與諾獎一決雌雄。斯獎於1949年首設，51年頒給中國詩人郭沫若（就是在自己的詩句中高呼「斯大林爺爺」那位！）；56年聯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該獎改名「列寧和平獎」，89年又改稱「國際列寧和平獎」，兩年之後，蘇聯完蛋，俄政府遂把該獎取消。中國要搞，名稱大可改作「毛澤東和平獎」、「鄧小平和平獎」、「李鵬和平獎」，後者尤具針對性，比起「斯大林和平獎」之稱，絕不離譜。一搞，便可爭得這方面的「話語權」。中共有的是錢，搞幾個獎項還不容易？

扯遠了一點，話說回頭。其實，不止劉曉波先生獲和平獎的消息被綠壩掉了，上周五《明報》消息更指出，大陸互聯網上所有有關今年任何類別的諾貝爾獎消息，都被封鎖。聽到這個消息，大概連本地的一些愛國派也不禁有點意外、甚或微覺不好意思吧？這種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唯獨中共沒有。為此，筆者常常感到難過；今年則因為「居夷」，更有點難為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