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按「契丹／石敬瑭」模式成立的梁政府
兩三個月沒有給《信報》寫文章。其實，這一段日子裏，筆者寫了很多東西，但主要不是評論，而且還未完成，稍後才能發表；不過，七一臨近，催人思考香港政治現實，故有些話先說。
今年的七一是一個香港政治分水嶺，重要性不低於十五年前那個。共產黨當然知道，香港回歸，起碼有三個層次的意義：九七主要是一個主權回歸、一個歷史標記，禮儀一個晚上就完成，但主權回歸中國不等於治權實際回歸中共，而港人的思想改造，即所謂的「人心回歸」，更需要一代人甚或更長時間，不下五十年，方能完成。由於港人多半恐共反共，治權與思想這兩方面的改造和回歸不能操之過急，只能寓變化於無形。
首先，在治權回歸的工作上，「港人治港」口號必須堅持，由什麼港人來治港，則需分階段改變；不變是形式，改變才是實質，即所謂「穩中求變」。治權改造成功了，才能得心應手改造港人思想，特別是以各種方式向下一代注入特殊意義的國民教育。
西環操盤 經驗已掌
進行治權改造，共產黨本來給自己一個十年時間表；成功了，勝券在手，便可放心以某種形式兌現《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後來，因為第一任特首處事不周，北京不得不作戰術退卻、延長時間表，讓一個中間偏白的曾蔭權當第二任特首，補替董建華這位中間偏紅的人物；同時，北京相應延遲普選、強化黨在香港的政治機器。這無疑是中共在江、胡當政，特別是在中共「黃金十年」、「盛世十年」裏，在港事上遇到的最重大挫折和作出的最重要反應。
曾氏任滿退下來之後，截斷了的過程又從新接續。這次，對北京而言，誰當特首，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梁後來得勝，論其人政治膚色，當然更有利特首人選進一步從中間偏紅過渡到根正苗紅，但那已經不是關鍵，其他諸如背景、性格及個人喜好等方面的特點，更無關宏旨。這是因為本地的「第二管治中心」這部機器已經打造完成，幾年來由西環操盤，累積了經驗（在澳門，同名稱的機器已更早建立、運作）。
年初唐梁之爭，不過是當權派內部、北京加本地的金權板塊利益之爭而已，無論黨內哪一條線上的什麼派系得勝，都可通過接管、操控「第二管治中心」，政治上直接駕馭特首、調度當權派所有環節、控制政局。今年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是分水嶺，其要義即在此。
靠誰上台 聽誰指使
我們再仔細分析在這個場景裏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性質。
梁振英是一個未經人民正常認受、在統治階級小圈子內部也得不到大多數支持，要靠外力協助打倒對手方能上台的統治者。以這種方式上台，國史上罕有，筆者能想起的，就是殘唐五代、全靠居於蒙古一帶的契丹族出兵替他消滅後唐勢力而登基當皇帝的晉王石敬瑭。按史料記載，石並非真正漢人，而是晚唐朝廷裏不少來自西域的 「漢化胡人」的後代；他即位後，即按先前密議將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大開中門，中原抵禦北方勢力的屏障由是消失。【註】
靠誰上台，聽誰指使。梁今後聽命西環，九成九跑不了；但是，和他的兩位前任比，梁在關鍵問題上的迴旋空間更小。大家知道，他的兩位前任，都是所謂「欽點」的。「欽點」有明顯好處：人家找你當，最初總有一些對你的尊重，炒你魷魚也要三思，因為那將明顯表示「點錯了」（董不是胡欽點的，胡把他拿掉，沒有這個問題，要炒曾卻有困難）。但如果你不是欽點的，而是你主動要求上面某方把對手打下來讓你上去的，那麼，上面那些人肯幫你，你當然得許諾更多條件，而你上台之後，地位比欽點的更不穩。
特首是地方官員，在某些問題上聽命中央，自是應該，但聽話的程度可以不一樣；欽點的固然要聽話，以「石敬瑭模式」上台的，則更要主動獻身。如果這個「石敬瑭」從幾十年前起，已經是人家的一個精心培養對象，則上台後連獻身也談不上，因為他整個人身上的政治產權，本來就是屬於人家的，恰巧附在他身上而已。因此，新一屆特區政府的自治程度，將比過去的欽點時代更低，與港人的政治期望更脫節，然而卻應驗了梁及其好友譚惠珠等人年前推出的「高度自治非自治」說。
中港民運 互為影響
按其性質，這個第二階段特區政權模式，我們可稱之為「契丹╱石敬瑭模式」。在這個模式之下，民運的性質也將和以前不一樣。
要明白民主運動發展的大方向，看清楚統治階級的性質起了什麼變化，便知八九。因為，從來，群眾政治運動都是回應性的，性質決定於當權一方的本性與行為。帝國主義欺壓弱小國家，群眾運動便是反帝愛國的；資本家欺壓勞動者，便產生工業行動乃至社會主義革命；一旦體制以維穩為名對人民進行侵權掠奪，便產生反體制維權運動。
科學家、興業家可以天馬行空，完全主動地、無中生有地發明一套新理論、創製一件新產品，但群眾運動不是那樣的。若特區政府真是高度自治，政府幹了錯事壞事，民眾便唯這個政府是問。但今後特區要事轉由西環操盤，一出問題，抗議的人龍便自然跑到西環。此所謂冤有頭、債有主。
示威人龍跑西環，特區政府的中介、緩衝作用減弱，共產黨和香港社會上的反對力量之間，出現「短路」，北京需更直接面對香港矛盾。這方面的轉變，筆者估計是北京所不願見到，然而卻是它決定操盤香港社會政治的必然後果。此外，還有一個變化更值得留意：中港民運合流。
本來，九七回歸，中共提出「井水河水論」，成為「沒有共識的共識」。對此，港人完全接受；對國是有意見，就算鬧得沸沸揚揚，頂多也不過像「V煞黨」一樣，止於羅湖橋。首先而徹底違反此論者，是中共自己。誠然，中央政府擁有「剩餘權力」，任何論述的立與廢，完全由中央或主導中央的黨內派別隨心所欲，港人必須接受。在剛完成的是屆小圈子特首選舉裏，西環在香港的商界、傳媒、團體裏，調度人力物力總動員，其深與廣皆前所未見，無疑確立了「犯河水」的範式。
然而，河水被犯，卻出現一個奇特反應：港人更關心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壞事情。神九載着首位中國女宇航員上天，港人本應十分高興，但同時看到陝西省七月孕婦被十數幹部強行抓到醫院蒙頭 「引產」的悲劇，卻因此不寒而慄；一個是萬中無一，應是眾人仰慕的英雄，另一個是萬中之一，只能悲嘆命運，而港人更為關心後者。幾乎同時，大陸發生李旺陽事件，六四又多一冤魂，港人反應更烈，整個社會都掀動了；結果，出現梁振英在公開論壇上不得不與眾人一道俯首默哀的窘鏡頭。
梁此舉目的何在，筆者不想臆測，但那個窘鏡頭卻聚焦了一個趨勢：香港民運與中國大陸民運互相影響，更深關連。而且，通過李旺陽事件，香港民運也建立了一個可行範式：每逢大陸上發生特別惡劣的侵權事件，港人強烈反應，繼而要求特首向北京反映民意（那是他職責所在）。按此範式行事，港民運可對國內的官與民產生一定影響，儘管現階段只是十分輕微的影響。
中式管治 腳步漸近
西環「犯河水」，港人因而意識到，北京管治的腳步近了。港人害怕，怕在大陸發生的壞事情，以後逐步也在香港發生，於是吭聲。一吭聲，卻同時體會到，自己這種維權聲音，與大陸上的民運聲音完全一致，大陸上發生的事，也是香港人的事。
這無疑是一種「人心回歸」，雖然不是中共希望的那種。
共產黨要直接管治香港，年輕人比老年人的反應更大，那是因為年輕人來日方長，生活方式一旦回歸大陸，他們受害最久；為一己及朋輩切身利益計，他們一旦醒覺，回應的主要方式，自然是踴躍參加運動。這是近年民運新血湧現且以青少年為主的一個原因。這個轉變，替民運帶來新氣象。以前民運內容比較單一嚴肅，近年因為多年輕人參與，表現方式大膽多樣化，愈來愈多用上網絡、動畫、視頻、樂隊演唱、行為藝術等手段，吸引力大增，出現擴展循環。
筆者早說過，從北京的利益觀點考慮，這一屆特區政府還不是梁振英上台的適當時機。這是因為，中共的形象，目前還遠未能被香港大多數人接受，此時過急推出一個紅色特首，徒令港人與中共更直接衝突、雙方關係更形惡化。不過，政治理性，從來都是不可一世自以為是的專制政權所欠缺。如此，香港今後幾年裏的局面，縱不一定好看，卻不會出現冷場。
【註】歷史以驚人相似的方式和我們的準特首開玩笑。小圈子選舉前夕，梁聲言若當選，條件成熟即為二十三條立法，正好比石答應給契丹獻上燕雲十六州；梁獲勝後馬上拜訪西環，亦好比石靠契丹出兵擊敗後唐抬他上轎之後，謁見契丹王耶律德光，拜呼「父皇帝」，自稱「兒皇帝」。
契丹，一說是炎帝後裔，惟其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皆大異於當時漢人；今天，核心價值完全顛倒的中共與港人之間的差別也很大，以至需有「一國兩制」的安排及《基本法》的憲法力量來做藩籬。兩個差別，大概是同一數量級。
平情而論，中國封建皇朝的皇帝，除了少數造反上台的，其他絕大多數都是如假包換的「兒皇帝」；漢人寫歷史、讀歷史，習慣把那段石敬瑭靠契丹上台的史實看成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那是過分注重道統、華夷之辨等概念，我們今天大可不必。重要的是研究梁與西環之間的政治倫理。
《信報》特約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