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September 4, 2012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 林行止


2012年9月4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一、「七.二九」九萬多人大遊行以至「九.一」四萬多人冒着酷熱且陰晴不定的天氣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反國民教育集會,清楚傳遞了相當部分港人、當中包括大中學生、家長和教育界人士,反對在本地學校提出遑論教授「德育及國民教育」。繼「學民思潮」三成員上周四開始絕食五十六小時後,「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十成員接力絕食,他們且聲言未為絕食行動設定時限……。雖然激烈悲壯的反對聲音嘹亮,但當局不僅指出由於「不會在新學年強制推行,因此不存在撤回」,而且堅持「大多數人不上街反對等於贊成」的邏輯,昨午(五時政府無動靜改至七時)在「學民思潮」定下的「死線」屆滿後,當局仍按照原定計劃於開學時落實指引,可見當權者對抗爭活動無動於衷。
在香港學校引進這類愛國其實是愛黨教育,似為大勢所趨,是一黨專政的北京政府附加港人身上的「禮物」。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和香港人一樣,特區政府亦只能面對「何伯遜的選擇」(Hobson's Choice,用「潮語」是「被選擇」),即香港官民無法不接受北京的「選擇」。在這種情形下,反對當局這樣做的港人,只有兩種選擇。其一是像去周六劉健威在本報專欄〈讓他們到光明寬敞的地方去〉所說,為子孫鋪路放洋(如今年青一輩赴海外留學定居,在中國崛起財大氣粗令洋人對華人的同情心不再甚或敵視之心已生的背景下,遠比九七年前的處境困難;這是後話,另文說之)。其一是如《主場新聞》(the housenews.com)在周日所說:「這將成為一場遍地開花的持久戰,學生、家長、老師、社會人士及媒體會將戰場帶回推行『國教』的學校,用全力監察,揭露一切有洗腦灌輸成分的『國教』授課情形,並且會隨時出現野貓式罷課、罷教……。」
二、主要是為了那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裏這幾句原則性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這個執政集團「用人唯賢」以及美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令無法不聽命於授權來源北京的特區政府與團結在由幾位未成年學生組織的「學民思潮」周圍的數萬港人對着幹,從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所說「支持國教的沉默大多數」並未現身以行動支持政府的情況看,反政府的活動必將升級,香港學校教育固會失序,社會動盪亦將惡化。在這種情形下,筆者提出兩項建議,若能切實執行,應該可以令反對「國教」的群情稍為降溫,如此一來,當局便不必考慮出動防暴隊!
甲、當局應該聘請那些撰寫「中國模式」文本的學者和專家(?)先為「梁營」上課(如開「集思會」)。在競逐行政長官造勢集會上,梁氏回應輿論對其是否為「地下黨員」的質難時,他面容肅穆地宣布自己過去、現在及未來都不是共產黨黨員。此言一出,全場數百「擁躉」—站台的和台下的—如釋重負,歡聲雷動,為他們的「主子」不是中共黨員而雀躍歡呼,頗有與中共劃清界線還我清白大舒口氣的喜悅。顯而易見,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中共肯定不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政黨,至於在他們心目中的中共是什麼模樣,筆者無意揣測,惟從熒幕所示,與會者視中共為非我族類,避之惟恐不及,觀眾皆見。
如此懼共拒共的「梁營」中堅分子,現在不少在新政府或外圍組織中位居要津,如果不先對他們進行愛國其實是愛黨教育,而以中小學生為「白老鼠」,不僅不能服眾,且會深植禍根,以這樣的反動思想,隨時會作出對不起黨和國家進而為禍香港的決策。
乙、眾所周知,和港英時期一樣,特區政府決策層(事實是絕大部分有經濟條件的官員),都送子女赴海外(主要是英語國家)就讀,姑勿論他們這樣做的動機為何(最冠冕堂皇同時最欺人的說詞是讓他們學習西人技藝以為祖國服務),這批自小放洋的莘莘西學之子,肯定對祖國尤其是對黨(當然是中國共產黨)只有皮毛甚至錯誤的認識,在當前的「教育氣氛」下,當局應馬上為這些「飲洋水」的權貴子弟開設「國情教育暑假(及寒假)速成補習班」,強迫他們就讀,讓他們思想正確之餘,尚可起表率作用。
有子女留學海外的特區政府官員,特別是後代悉數留英的第一把手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第二把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更應以身作則,以收眾官跟風送子女進「補習班」之效。如有高官說他們的子女幼承庭訓,從小知黨知國、愛黨愛國甚於愛父母,因此不必浪費時間「惡補」,那麼,所有反對把「中國模式」當科目的家長亦可振振有詞,因為如此「家庭教育」,人人優為之……。退一步看,若為權貴子弟「惡補」國情因報名入讀者寥寥無幾(他們根本不回香港)而「流校」,則教育局可考慮為那些學成回港卻沒機會接受「中國模式」教育的年青一代,作一次相關考試,以測試他們是否掌握有關常識。
三、高官甚至皇室身體力行表率天下,中外皆有;外的且不去說,只談中國。公元前約一千七八百年,湯王遠征凱旋,向天下頒發文告(史稱「湯誥」),當中的「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及「罪當朕躬弗敢自赦」的「名句」,成為帝皇「表率天下」的行為準則。史上一宗有名的帝皇以身作則事例是春秋齊桓公愛穿紫色衣袍,結果上行下效,全國皆紫,但一件紫衣的代價值五件素衣,意味穿紫非常奢侈。為打擊侈糜風氣,齊桓公聽從謀臣勸告,棄紫穿素,三日之內,「境內莫衣紫也」(國內無人穿紫衣,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到了漢朝,高祖劉邦倡議「孝治天下」,每隔幾天便微服去向老爸請安,行兒子見老父下跪叩頭大禮,孝順父母遂成傳統……;清康熙要求人民「尚節儉以惜財用」,他老人家不僅着蕁麻布上衣,「所居殿中之氈片等物,有到三四十年而未更換者」(見《庭訓格言講義》),皇上以克己「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上引典籍資料,均見完顏紹元的《千秋教化》,福建人民出版社)。這些皇帝老子是否虛偽透頂,不必深究,筆者只知領導人的一舉一動,跟從者必眾,以此推論,國民教育的推行何妨回到從前的上行下效?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若能率先為他們久留英國的子女惡補國情,必可收港人景從的正面效果。
在這種情形下,筆者不敢期望「學民思潮」的中堅分子會全面退讓,但他們的支持者中有部分鳴金收兵,亦未可料;而三年後要「強制執行」國民教育時,反對之聲反抗的力度便可能比現在想像中溫和!

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 練乙錚

2012年9月4日
練乙錚

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