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業民主徒勞 從政足以糊口 - 林行止

2009年12月14日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志業民主徒勞 從政足以糊口

民主黨昨天召開的黨員大會，以大多數票否決了「五區總辭」的提議；雖然「五區總辭」的新聞擾攘多月、民主黨的有關大會為關心香港政事者所關注，然而，不管結果如何，只會影響民主黨與其他政黨的關係而無法左右香港政局。北京只准香港有花瓶式的政黨，其存在因此只有點綴民主而無實質民主的功用。

香港的民主踟躕不前，那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所致；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回歸後的宗主國奉行一黨專政，中共除了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口號外，怎會放行讓香港實現民主？幸好香港傳統的自由得以保持且在政治的風風雨雨中未致質變。

《中英聯合聲明》談判直至簽署期間，中國仍在經濟開放的路途上摸索，經濟成就遠不如今，國際地位更無當前的氣勢，加上「創滙靠香港」，令殖民者有為一九九七年後爭取香港「維持原狀」的機會；試想當年中國國力若像今日般——是美國的最大債權人、在世界舞台上擔當重要角色——她會遷就英方保持香港昔日的殖民地價值觀、一反港英傳統及北京原則走上「還政於民」政改之路的要求嗎？答案絕對是否定的，為什麼？其一是國人有財大氣粗（從經濟在某種程度要靠香港到成為香港的救援者，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不可能不變）的根性，而中共則有權力一定用盡的黨性；其一是英國覬覦中國市場而不會忤逆中國意旨，當然更不會傾力為港人民主而力爭！正因如此，香港是福地這句老話，至今仍算靈驗。換句話說，香港之有今日，不是命也，是時也！

「泛民主派」要在政制改革中加重民主成分、規劃「普選路線圖」以定期普選立法議員進而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原是值得全體港人以至世界民主社會支持的；唯有如此，香港才不會那麼輕易走進三權合作的死胡同（筆者斷言，三權失去獨立性後不出十年，香港便會淪為第三世界國家城市）……。安於現狀及了解北京不會讓香港人在政改上採取主動的港人實在很多，這些人即使大都認同該有「路線圖」的主張，充其量亦只會作言文表態、在不記名投票時也許會投合眼緣的有關政客一票，卻很少會參與實際的爭取行動，使「泛民」堅持普選日期的政治訴求不易營造獲得廣大港人支持的社會效應。港人不是不希望香港能有較為民主的政制以抗衡北京的極權滲透，但在長期殖民教育下，向強權屈服、忍氣茍活已成為港人的基因，他們深切明白北京不會在「政制自由化」上開綠燈後，便不想在這件事上浪費心力！筆者曾有中國應考慮通過在香港實行樹懶式民主的想法，即把香港作為民主試驗場所，從中取長補短、去蕪存菁，假以時日，香港的政制發展應可為內地民主化的借鏡（最近的評論見二〇○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中國應在香港邁出民主第一步〉，收台北遠景社《四出採購》）。可是，經過習近平、曹二寶、程潔、張曉明以至吳邦國（揚澳貶港）的宣示，大部分港人已知香港在保持三權分立上的大勢不妙，而特區管治班子若不做乖乖牌（大家別再迫曾蔭權做非他權力範圍內的事罷），「見習班子」隨時各就各位。這種變化讓筆者知道自己的有關想法過於天真！

和孫中山搞革命的時代不同，如今別說與中共對着幹的事不會獲得海外人士（包括僑胞）的支持，扛着民主旗幟的西方主流社會亦會因為經濟利益而不願為此向中國發惡聲。因此，有違北京意旨的抗爭，不論理由多麼充分，亦只能孤軍作戰。如今的現實是，中國是大財主，人人在打她的主意，又怎會為了數百萬港人的一點點「民主訴求」而自斷財路⁉

有人曾經寄望天主教會會在抗衡暴政、爭取民主上扮演一個角色，這是八十年代天主教在歐洲成功掀起變天政治運動引致的美麗聯想。天主教對政治的立場也許沒有改變，惟歐洲與香港天主教所處的環境大不相同，絕對不能同日而語。歐洲有悠久的基督信仰傳統，教會在政治結構及社會層面上均有廣泛的影響力，潛在力量不可小覷；香港的天主教（及其他宗教）並無一教獨大的優勢，而國內的且在政府嚴控之下，香港教會因此在教堂外成事不易。陳日君樞機主教退休前，香港天主教會一度成為民主派的有力精神支柱，可是，如今的湯漢主教已不得不擠在以百計的人群中默默就道赴北京觀禮。湯主教比陳樞機世故圓融，知道在專制政權勢力範圍下，天主教的影響力極為有限。事實上，中共手上有一張可以令香港天主教會大大混亂甚至分解的王牌，如果香港天主教會介入與北京對抗的政治不知自拔，在香港成立—北京指使的或親中信眾自發北京支持—「愛國天主教會」，便非不可能……。筆者曾在友人間提及這種可能發展，有人說「哪裏有教堂？」「哪裏找神職人員？」這些都是舉足可蹴反掌可成的技術問題，教堂不過是一間建築物、神像聖圖只是匠人的手藝，哪有找不到的道理；何況若鬧分裂，現成的教堂亦可「易主」；至於神職人員，李儲文的例子足以說明一切，「聽黨的話辦事的神職人員要多少有多少」；而一向以虔誠天主教徒面目示人的行政長官曾蔭權，退休後出任「愛國天主教香港教區」領導人不是挺合適嗎？為了避免「愛國天主教」在香港出現，香港天主教在支持泛民的政治活動中淡出，可說是自保的明智辦法。

這麼說來，民主政治標的那麼難達，沒有蠢人的香港，何以又有那麼多人留在政壇尤其是北京不願見的政治圈子中？答案很簡單，在香港從政的機會成本很輕，這即是說，稍存政治浪漫思想且對現狀不滿的人，仍可藉從政作為謀生工具及揚名手段。

非常重要的是，北京雖視「民主搞手」如陌路，但最嚴苛的懲處不過是褫奪其回鄉證不准其回內地，而這點代價是不少人樂於付出的。看透中國為了「國際觀瞻」及避免激起大規模的街頭抗爭搞亂社會秩序令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其中一項好處是可以讓國內企業來港集資）褪色，中國及其在港代理人不會對「和平示威」動武（駐港解放軍的責守應該不包括鎮壓街頭運動）。不必高唱「為有犧牲多壯志」，沒有拋頭顱灑熱血之虞，令激進民主派「狀態大勇」。

在香港從政，以志業論，毫無前景，但就職業而言，則薪津優渥，當上議員，等於成為中產階級；那些八面玲瓏或善奉承或有才幹的，還可兼任私企的受薪職務，華屋名車，儼然躋身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易攀登的中上階級以至「上流社會」。這種可帶來有形與無形利益的「職業前景」，對一般人確有重大吸引力。

筆者當然了解當前仍有一些人因為從政而犧牲了個人經濟利益，他們選擇這條「利他」之路的理由不必猜度，麥克思．韋伯（Max Weber，1864-1920）在《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說得甚明白：「政治生涯可以讓人產生權力感。知道自己在影響着別人，分享着統治他們的權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裏握着事關重大歷史事件的命脈，會令職業政治家超然於日常的瑣細事務之上，即使正式說來他僅僅是個地位平常的人。」若干法律精英在「二十三條」餘波蕩漾之際組公民黨，肯定不是熱血奔騰之舉，而是有與韋伯相類的想法，可惜事與願違，北京不喜歡不請自來的政客（因為摸不清其底細），對高聲揚言為港人爭取政治權利的舉措更為不滿（北京下放的權力是賜予而不是可以主動爭取的），令他們通住北京之路「路不通行」，不獲北京祝福，搞政治的誘因盡失，等於無法獲得韋伯所說的「虛榮」及滿足。筆者相信公民黨是香港最後一個精英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