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毀滅一隊警察 - 陳雲

2010年1月26日

陳雲
如何毀滅一隊警察

毀滅一隊警察，不須人民起義，不須槍炮刀劍，只須政府以不義之名，唆使警察陷害忠良，警察就濫權營私，不成為警察，而成為家僕與鬼卒了。

回歸之後，警察在警局強姦報案少女，脫衣羞辱保育靜坐示威者，在香港電台門口拘捕做完論壇節目的示威少女以及掀褲拍攝其腰部紋身，胡亂控告和平示威者以襲警罪名。看來，前皇家香港警察的遺風，連帶香港的家業，在曾蔭權手上敗壞得差不多了。新政府不珍惜香港的良風善政，一切終如逝水，無可挽回。

是警察，不是私人衞隊

一九六七年之前，香港警察包娼庇賭，當街勒詐小民，如有牌爛仔。港人信任警察，來自六七暴動。暴動帶有反殖民地鬥爭的色彩，但後來因本地居民與難民要求治安與秩序，斥責土共暴徒，支持警察執法，結果反而令大部分香港居民認同港英維持公共秩序的政府功能，將中共視為境外威脅力量，強化港人的恐共情緒，產生本土居民意識，維護了殖民地統治之合法性。

暴動之後，英女王授予香港警察「皇家」之名，港府大增警力近六成，港督麥理浩厲行廉政，提高警察的入職學歷及訓練品質，令港人放心授權，即使後來有當街無理搜查身份證，這種其他文明地方認為是奇恥大辱之事，港人也覺得理所當然。

然而，港英即使集權，卻是懂得克制權力的。一九七七年維多利亞公園的保釣示威，威利警司嚴厲清場，亂棍打人，很多示威者頭破血流，但港英並未以襲警罪名控告示威者。襲警罪名，是對付黑幫挑釁用的，匪徒一旦與警員有身體接觸，不論是否攻擊，警察便可以此罪名控告，法庭也會輕易定罪，藉此震懾惡勢力。

然而，這是留中不發的鎮山大權。將襲警罪名用來對付和平示威者，是輕賤權力，將游散示威的市民當作暴力黑幫集團成員同等處理。同理，用重案組警力對付示威組織者，也是輕賤權力。政府是小題大做，侮辱警察（假若警察仍有良心及職業操守的話），當警察是家丁嘍囉、私人衞隊，警察日後在行使刑法權力之際，也會失去分寸，動輒濫權，成為酷吏。

個人一例。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赴德國之前在《年青人周報》登了文章，剖析港英政府制定妨礙自由的《公安條例》，也仗義聲援被捕的「四五行動」成員。爾後，我每年暑假回港，往灣仔青文書屋途中，都會遇到態度特別和善的巡警搜查身份證及書包，令我發不起脾氣來。最後的一次，我忍不住問﹕「我的樣子像偷渡客麼？」巡警笑說﹕「我只覺得你不像本地人而已。」我笑答﹕「也許我僑居德國太久了。」他說﹕「那你有否德國護照，為何不留在德國呢？」

「巧暴力」誘捕示威者

於是，我才明白是港英用搜查身份證之特權，借助巡警傳個口信。這是港英對付異議者的政術，雖也濫權，卻比曾蔭權政府在二○○八年將利東街的示威者捉入警署，脫光之後，要示威青年張開陰戶或掀起陰囊搜查毒品，來得文明。

殖民地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用強悍武力對付異議分子，用政治及外交方法將之遞解出境，但不會輕易動用刑法罪名，否則法治蒙污，得不償失。

回歸之後，警隊落在曾蔭權手上，卻不以強悍武力，反而用「巧暴力」（smart violence）的權術，挑釁和平示威者，例如幾個人抬起示威者用手指搓捏其肌膚，使其扭動反抗，或用圍欄封鎖或收緊示威路線的方式，肆意激怒示威者，使其發生口角或身體推撞而控告以襲警罪名，有時甚至示威者舉起鏡頭拍攝警察，也受到一般毆打的罪名警告。這是以刑法誘捕市民，《孟子》所謂「網民」（張開法網驅趕人民進入），猶如大陸的「釣魚執法」。警察在此等戰術擺布之下，會滋生詐偽之心，維護正義與法紀的操守，終將蠶食殆盡。市民—特別是面對互聯網資訊的年青一代，認清警察蠱惑的真相之後，會對警察執法失去信任。

襲警罪名濫用之後，被定罪者會引來社會同情，而示威者稍有異動，都會被控告襲警，反正罪名一樣，為何不真打起來呢？不大白不打，血氣方剛的青年就真的會動武，襲擊警察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稍有政治智慧的領導人，都會克制權力，不會輕賤刑法，就是這個道理。

香港法紀無存，警察與市民爾虞我詐，功利一點地說，香港還能讓資本家安居和招引大陸人來購物消費麼？港府如此輕賤刑法，不正是在挖香港的牆腳，破壞香港的繁榮基礎麼？

回歸之後，年輕人不再尊重警察，近日大量網上留言在辱罵警察，這是四十年來罕見的景象。香港警察從四十年前的頹唐之中，建立信譽，過程維難，年長一代見到今日的景象，可謂痛心疾首，欲哭無淚。正義的執法者，當你不斷地接到不符合公義和法理的上級命令，你還敢正視你頭上的警徽麼？你對得住市民的託付麼？再不辭職的話，你能面對人格腐敗、被正義市民鄙視的下場麼？警察世家出身的曾蔭權閣下，你還能懵懂下去麼？

選擇性譴責暴力 - 馬國明

2010年1月25日

城市筆記

馬國明
選擇性譴責暴力

「人生而自由，但卻總是帶着枷鎖。」雖然二百多年前說的話今日不幸地仍適用，但今日人們都不難明白為什麼人總是帶着枷鎖，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是怎樣才可以解開枷鎖。向那些親手給他人套上枷鎖的人苦苦哀求固然無濟於事，對方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向更高層的人說明自由的可貴更是徒然，對方根本就是因為害怕人人自由的局面才下令要把枷鎖套在其他人身上。使用暴力打破枷鎖是否是唯一的方法？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有如教科書般將使用暴力打破枷鎖的好處和壞處清楚無誤地展現出來。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國民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另起爐灶，並隨即發表人權宣言的一刻，巴黎的無產階級奮起攻破性質跟北京秦城監獄相近的巴士底監獄。暴力革命帶來的解放是何等振奮人心，但對既得利益的階層而言卻又是何等震驚、何等震撼。他們立刻像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一樣，感到被圍困，紛紛逃亡國外。但法國王帝路易十六喬裝平民逃亡英國的計劃卻在最後一刻被識破而被押返回巴黎，逃亡的舉動更被巴黎民眾認定是賣國，最後被送上斷頭台。發展下去，被送上斷頭台的不計其數。在整個十九世紀裏，歐洲的思想家不斷爭論法國大革命這種暴力革命的好壞，Thomas Paine 的The Rights of Man 和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兩部著作可以說是代表着正和反兩派的意見。

十九世紀俄國思潮爭論激烈

不過從思想交鋒的層面而言，在整個十九世紀裏，爭論得最激烈，不同思潮之間互相牽扯產生的思想發酵（intellectual ferment）作用最熾烈的卻是位處歐洲最邊緣的俄羅斯。統治俄羅斯的羅曼諾皇朝是全歐洲最專制獨裁的政權，自從由參加平定法國革命戰爭時感染了自由思想的俄國軍官發動的十二月革命失敗後，俄羅斯的青年人便苦心思索推翻專制獨裁統治的途徑；有人選擇回歸俄國的鄉土，與俄國的農民共患難，期望有朝一日可以與農民一起改變不公義的社會；有人認同無政府主義，以為任何政權都會帶來壓制；有人選擇暗殺，以為把權貴們殺光，社會便不會再有不公義。屠格列夫的《獵人日記》刻劃俄羅斯的鄉土情懷，他的《父與子》則探索與無政府主義一脈相承的虛無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和《惡魔》刻劃當時俄國的思想交鋒和不同思潮之間的拉扯衝撞。《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則探討理念思辯可能引發的暴力後果。

1月16日，特區政府不理社會上要求擱置興建高鐵的聲音，數夠票之後便要強行通過撥款的議案。反對撥款的人士發起萬人包圍立法會的行動，當議會通過後，在場示威者試圖圍繞立法會表達不滿。但警方立刻架起鐵馬，示威者當中有人試圖拉開鐵馬，再加上有在場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現場的新聞報道立刻不斷重播示威者拉開鐵馬的片段，但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的情景卻好像未能攝入鏡頭。事件發生後，報章的社評大多集中討論示威者拉開鐵馬和包圍立法會大樓，令到鄭汝樺和一眾保皇黨議員不敢離開立法會這兩件事上。對於高鐵是否值得花669億元來興建，對於立法會的畸形組成根本不能有效監察行政機關這兩項示威者提出的問題卻完全不提。至於原本說要問一問自己是否變得保守的曾蔭權高調譴責示威者一事並不意外，令人意想不到是一些令人敬重的學者也加入譴責的行列。當然這些學者的動機和口吻有別於曾蔭權，他們都是善意地勸導示威者，不要超出和平抗爭的界線；他們提醒示威者，香港的主流社會只會接受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和行為。但這些諄諄告誡的言詞，在社會上產生的效果卻只會變成另一種針對示威者的無理譴責。

媒體沒理示威者為何拉鐵馬

這裏先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在1月22日《明報》論壇版發表的文章作例子，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一腔熱誠、萬千珍重〉，文章一開始便讚許反高鐵示威者反抗社會不公義的熱誠和勇氣，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作為五十後的過來人，懷着真誠謙虛的心意，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連水樽也不應擲。如果他們追求的不是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必須堅持。」編輯以克體突顯這段文字，這段文字的語氣也是全篇文章的語氣。張文光十分小心謹慎，以孔子那種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語調訓導反高鐵的年輕人。寫他那篇文章時，張文光不自覺地以長者自居，他似乎沒有想過他其實可以跟高鐵的示威者平起平坐，一起探討問題，完全毋須論資排輩。事實上，對高鐵的各種問題，恐怕張文光要向示威者請教。但最要命的是他那句「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無形中把整個反高鐵運動描繪成到達暴力的臨界線。張文光的文章和主流媒體的報道一樣，完全沒有理會示威者為什麼要拉開鐵馬。至於擲水樽一事，現有的證據根本不能指證誰人擲水樽。現場除了有反高鐵的示威者之外，還有不少圍觀的市民，亦必會有一些扮作市民的便衣警察。在疑點歸於辯方的原則下，不應將責任歸於任何人。一句「連水樽也不要擲」卻清楚說明張文光已認定擲水樽的是反高鐵的示威者，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即使科技突飛猛進，依舊極之不公平，強權往往凌駕於公義，因此暴力的形式層出不窮。拉鐵馬、擲水樽是暴力，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和他日強行清拆菜園村不也是暴力嗎？大家當然知道有所謂合法和合適的暴力這回事，在一些人眼中監禁劉曉波不也是合法和合適的暴力嗎？

認定網上欺凌是年輕人專利

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裏，暴力無處不在，著名的學者和評論員蔡子強便在〈需要世代對話，而非世代戰爭〉一文中提出要關注網上欺凌這種暴力。蔡子強說得對，不能對這種暴力視若無睹，他提出來討論是必須的。但他的文章卻有意無意間認定網上欺凌這種暴力是年輕人的專利，就如使用胡椒噴霧是警察的專利一樣。文章的題目或許是報章的編輯所加，但卻完全符合文章的內容。世代戰爭幾時開始了？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不過像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樣，將一些香港社會現象概括說明，不同的是說明的年代和範圍更廣泛而已。但不知何故卻演變成一種以偏概全的世代論，呂大樂是社會學家，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相同年齡組群內必定存在各種源於家庭背景、階級、性別等差別。任何關於世代的論述都必定是高度概括，為了探討問題從事研究，這種概括是必須的，但千萬不要當真。像暴力的問題，面對以暴力革命得天下的中共政權，面對劉曉波及其他國內維權人士的監禁，面對基本法二十三條再一次立法的可能，年齡由零至一百的人處境都一樣。中共龐大的國家機器擁有使用各種暴力的專利，雖然香港暫時免於這些暴力，但威脅卻存在。香港當然不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十九世紀俄國社會那種不同激進思潮拉扯衝撞的深刻描述正好是深化討論的材料。反高鐵的年輕人其實都是水平甚高的人，與其說什麼世代溝通，不如大家一起平起平坐，不分年齡，不要論資排輩，大家一起探討十九世紀俄國的青年怎樣面對專制獨裁的政權，這樣才不至於犯了選擇性譴責暴力的錯誤。

失公緣何而起？法治誰先罔顧？- 林行止

2010年1月20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失公緣何而起？法治誰先罔顧？

一、

〈曾蔭權忽然變臉　八十後處境堪憂〉 ，這是昨天本報「獨眼新聞」的題目，清楚點出數日之間行政長官對「八十後」態度驟變，顯示特區政府及其主子並不認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是相信「只有犯錯的人民沒有犯錯的政府」（請參考昨天本報「社評」 ）；從去周四「一副慈祥父親的樣子」變至周一的嚴詞申斥，曾氏這種心路歷程變化堪稱戲劇化，也許這是幕後「推手」發功有以致之，紀曉風這樣寫道：「老紀不信不信還須信，不少人說曾蔭權是『行政人員』而非『行政長官』，原來是真的！」在北京看來，香港行政長官不過在履行不必兼管外交及國防的市長職務，稱為「行政人員」，並無貶意。

在周一見報的「專欄」，筆者還寄望透過「糾正」長期被「扭曲」的議事程序，以平息民間怨氣，進而令社會趨於「和諧」；可是在行政長官和保安局局長相繼高調對「一．一六高鐵事件」作出疾言厲色的反應後，這種想法便當加上「一廂情願」四字；「群眾抗命陸續爆發」，看來是無法逆轉的社會大趨勢！

大概是看出端倪，昨天余錦賢的「香港脈搏」以〈當權者勿造「第一滴血」〉為題，語重心長，但「熱血青年」許有以更激烈行動試試當局等同宣示將採納「絕不手軟」的「鎮壓」手段究竟有多「硬」。這種發展，對香港社會特別是「八十後」都很危險—說「危險」不一定恰當，總之香港要為這種互轟的戾氣付上沉重的代價。不過，對力求社會和諧穩定即不願見所謂「劣質民主」在香港出現的當權者來說，如果有人「流第一滴血」便可達此目的，代價哪算沉重！

昨天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對反高鐵群眾圍堵立法會的行動提出善意批評，他主張應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原屬正確無誤；問題是挖空心思使「追求民主」永遠（在制度未修正前）成為議會的少數派，這種議會結構便只有北京授意的進度，沒有港人爭取落實本地民意的機會，由於結果已寫在牆上，爭取民主程序是枉費心機、白費心力。北京比樹懶還要慢的循序漸進式民主，令香港未合情理的投票制度裹足不前，使港人沉不住氣，更有甚的是，連「普選」這個人人知道等同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的定義亦有待人大常委界定才能作準，不肯坐待「民主南流」、有民主理想和追求公義的港人—包括「八十後」—起而主動爭取、抗爭，似乎是迫不得已的發展。看到周六晚的混亂激情場面，呂教授擔心長此下去，也許有人要「流第一滴血」，心所謂危，希望透過理性剖析，令有關行動降溫，宅心仁厚；然而，力圖改變不合理議會制度的民意又有什麼渠道可以有合理的紓解?!

二、

回歸十多年後，種種不公現象相繼浮現以至深化，令香港社會愈趨分化。不公之事，舉犖犖大者，經濟上是貧富懸殊愈甚，行政長官日前在立法會被問及此事時，以有社福保護網的「行貨」搪塞過關，其實他對這種現象心知肚明，對「保護網」無法把此鴻溝拉近更瞭然於胸，可惜面對政治經濟糾纏勾結的既得利益集團，他無心無力，只有得過且過以「保住這份工」。特區政府處處維護大企業尤其是物業發展商利益，既不公平又失公義，港人不滿之聲，早已清晰可聞，「有腦」的「八十後」看在眼裏、怒上心頭，成為燎原社會活動的火種。在政治上，北京為香港「度身打造」的「民主政制」，只顧及配合內地的「民主」進程，完全漠視在中、英談判期已被撩撥起來以追求民主為鵠的的本地「從政熱」，在這種情形下，一切唯北京馬首是瞻、不顧本地民情的香港政制改革，經過這麼多年的壓抑，隨着不公現象日多社會發展不進反退，民主訴求的爆發，又豈是偶然。

值得仔細參詳的「不公」現象，還有一改再改的教育制度，令入學門檻、教育機會不均進而阻礙了社會流動性向上運行，是形成社會兩極化的源頭之一；更有甚的是，北上工作才是香港青年的最佳就業出路，在那個一切講求人際、裙帶關係及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工作，受西方或殖民地教育的青年如何適應？作最樂觀設想，充其量只能做一世難有出頭機會的工……。「八十後」不是徬徨心慌便是怨氣沖天，不抓緊表態機會發洩這股怒氣，還算敢作敢為的青年嗎？「八十後」在英國努力淡出以至退出後成長，本土意識比他們的前輩強烈，眼見令香港成為耀眼東方明珠的優勢如法治如公務員穩定性及行政機構有效率管治等逐一退化、消失，他們自感前途有限，再加上政治上處處受箝制思想缺乏出路，其不滿現實的情緒遇不平事便爆發。

如今的情況是，當局對「八十後」的處境與心境完全不理會，對他們不肯坐以待「宰」起而抗爭的活動要全力撲擊……演變下去，和諧香港必成絕唱！

周而復始 又苦又好 - 練乙錚

2010年1月18日
香島論叢
練乙錚
周而復始 又苦又好

我在本欄以本報主筆名義寫的最後一篇評論，是上周六那篇〈評港澳辦關於五區公投的談話〉 ；今天提筆，是向讀者道別。主筆之稱太沉重，掛此名第一天便覺如此——活了大半輩子，還不能「代表」自己麼？所以，這個專欄創設之初，只有作者姓名，不示「銜頭」。如此，兩個月後，在一個董事會後飯局上，女東主因我還未「進入角色」，向我提抗議，我受人二分四，拗不過，只好照辦，但心有不甘，遂請設計組的同事把「本報主筆」四個字縮小兩號、再加括弧，才放在欄目下面，阿Ｑ地自以為好過點。從今天起，如釋重負。解放了，自由了。但是，憑良心講，《信報》的主筆，敢說是世界上最好當的主筆；由頭到尾，東主和管理層沒半句說話跟我「討論工作」，除了有一次找我吃飯，問我可否每天多寫一兩篇。我喜歡寫作，但沒有「剩餘能力」。

文思有時而窮，幹了兩年零兩個月（比本來答應公司的多了兩個月），我這個「五十後」退下火線不戀棧，時間選得正好，因為香港年輕人已經起來了，完全有能力逐步上位，在各行各業接好班，包括評論界。明天起，我空出的篇幅不算少，本報老總往後物色作者，一定不會忽略初露頭角的「八十後」。事實上本報前不久開辦的時事寫作訓練班，長遠而言便包含發掘一批年輕人接棒的意思。社會轉型之際，風起雲湧，年輕人身處其中，有所體會，定會多想多寫多表達；此機不可失，筆者對文字工作的興趣，便始自七十年代一系列社會運動。

有些讀者會關心︰離開了《信報》，今後日子平淡怎麼過？答案是，除了親情常事，最在乎的，不外學問與遊歷。填補知識面上缺陷之餘，還想到外國學習語文；這些年來，總希望有一天能用原文通看塞爾班特斯、歌德和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當然，還有太多的興趣和課題想去鑽，不少是以前嘗試過，卻沒有時間繼續追尋的。我是個容易沉迷的人，喜歡上的東西，一頭鑽進去，不能自拔，箇中樂趣，非外人能道。三十多歲的時候迷古典音樂，還是個馬勒狂，有關他的著作、傳記、手稿，不知看了多少種；他的音樂，我只要聽到其中一個小節（bar），便知出自哪個作品哪個樂章，熟悉如此。我的博士論文沒寫很好，此是原因之一！四十多歲的時候，迷上芭蕾舞，學校圖書館裏那幾十套光碟都給我看「穿」了，並特別喜歡Prokofiev／Nureyev的《灰姑娘》（由Sylvie Guillem和Charles Jude領銜主演的那個版本；大家真的要到網上找這兩人的舞姿看看，擔保上癮；後者是一位法越混血兒）。那時因為做研究壓力大，才打消了老朽學芭蕾的可笑念頭。這幾年又迷Henry David Thoreau的書，那是「舊情復熾」，但沒多少時間看，因為得天天寫文章…。我想，大凡沉迷一件事物，人便像害高燒，就是後來放得下，也像大病一場之後的虛脫；好的東西像燒光碟那樣燒到心靈裏，一生受用不盡。大家看到，我想起這些東西，愈想愈興奮，幾乎忘了自己在讀者面前是個寫作人。以後還寫不寫？寫什麼？

航海世界據說有這麼一個傳統。老水手退下來之後，拿一根船槳往內陸走，走啊走，直至有一天有路人好奇地問他︰你肩上那塊怪模樣的木是啥東西？老水手於是知道離海夠遠了，可安然放下船槳，蓋小屋子過安逸生活。寫作之於我，還未到那個地步，不過，要休息一段時間，做點別的事兒，卻是既定想法，期間如非必要，不會執筆。我仰慕林行止先生寫評論健筆數十年如一日，但自知沒有那種德性和能力。之後會寫些什麼，現在很難說。評論文章也許少寫，因為多年來都希望嘗試別類寫作，但具體寫什麼，到今天還不清楚，像貝羅的雨王韓德森一樣，當初心裏不停燃燒着一個慾念——I want! I want!...，卻完全不知道自己渴求的是什麼。

世事真如易經中的卦。這一回，於我是第六十三卦，「既濟」。濟，是渡過去的意思；既濟，就是說，一個階段完成了。卦辭為︰「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大意是說，既濟了，小的方面亨通，應該從德行事，但前階段完成了，新目標又在眼前，穩定局面又在行進中打亂。「既濟」之後，第六十四卦是「未濟」；還有水未渡過，事情沒有完結。生活便是這樣周而復始，變得豐富，因而又苦又好。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 練乙錚

2010年1月7日
香島論叢
練乙錚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近日本地有關「八十後」等世代爭議很熱烈，一般認為香港社會機會萎縮，階層流動減弱，老一脫戀棧不去，年青一輩上升門路收窄，形成強大代際張力，導致種種社會矛盾。筆者從一些簡單數據出發，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牽涉年輕一代的社會矛盾確實存在，不少還正在深化，但代際張力不是好解釋。

大家可先看一些人口數字。相對西方國家，國共內戰引致的社會動盪，把香港戰後生育高峰期推遲五至十年，而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湧港難民潮，則大大增加此戰後世代的比重。政府統計處去年中發放的人口年齡組別數字，清楚顯示這點，但政府用的年齡組別是以兩個相繼年代的中點為始末，和現時討論中常用的「八十後」、「九十後」有出入，不好比較，故筆者把分組方法和各組數字大略調整，得出附表。

西方戰後嬰兒潮輩出生年期一般定為1945-1964，但從附表可知，香港的戰後人口高峰期在國共內戰完結之後的一九五○年才開始，比西方遲了五年，但一直維持至七十年代末，合共約三十年，比西方長五年。而香港的「八十後」（不連「九十後」），人數比之前三個年代組別都少，比起「六十後」，更少了百分之二十。一般而言，若世代人口趨增，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分薄，彼此競爭較烈，名校難進、大學難入，因為各種設施都跟不上；相反，如果世代人口趨減，則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增加，競爭減弱，名校易進，大學易入（除非政府「過橋抽板」，即時縮班、殺校）。據此，我們可作若干初步推論：（一）「八十後」的成長過程最幸福，佔用人均資源比其他幾個戰後人口組別都高；這還未把經濟增長因素考慮在內；（二）內戰一代（銀髮族）擔子最重，因為之後的人口急增，撫養比例急升；（三）「六十後」組別之中的資源競爭最烈；（四）「八十後」之前的世代人數多，已「把餅做大」，陸續退出來之後，「八十後」上位機會最豐。此外，認為「銀髮族」戀棧、阻礙「八十後」上位之說，亦似乎比較牽強，一來因為彼此之間還有幾個「後」相隔，並無直接衝突，況且八、九十年代有移民潮，不少內戰一代和「五十後」移民海外騰出空位，「塞車」之說，理據薄弱。惟一不利「八十後」上位因素，是港人壽命增長，受的教育亦增加，退休年齡可能延後，但此說亦有爭議，因為不少「五十後」幹得太辛苦，流行提早退休；筆者同輩（五十後）友儕當中，約五分一已提前進入「黃金歲月」，享受人生或追尋理想第二春，而並未受去年金融風暴影響。研究指出，「八十後」有強烈焦慮，但上述分析顯示，「代際張力」不是主要原因，論者或應多研究其他因素；筆者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八十後」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成長條件好，但無法與新近出現的一些拼博意識極強的第一代移民作橫向競爭。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出現大量「海歸派」，回流目的地首選是香港。這個情況在本地商界、財經界和學術界已十分明顯。在西方國家，大城市吸納地方乃至世界精英，是一個自然的連續過程，本地人較易適應、接受，但在香港卻是一個突變，再加上一些政府政策為之帶頭，如大專吸納內地尖子，移民首選內地精英，雖然都有正面作用，但對本來以為可享更多「人口紅利」的「八十後」而言，這種忽然出現的橫向競爭無異「飛來橫禍」，絕對難以「理性看待」；一般「八十後」，任憑怎樣自強增值，哪裏敵得過十三億人口精英中的精英？大環境之下的政府政策，未照顧這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給「八十後」的最深印象之一，是「唔錫」本地人。

另外，「八十後」是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長大的。八九六四、中英爭拗、九七回歸、二十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倒董、爭取普選，等等，在在與「八十後」一同成長；回歸之後，「港人治港」只是選擇性實現，既得利益只換膚色旗號而性質不變，民主改革卻一拖再拖，更令「八十後」之中比較政治敏感的一部分人走上激進之路。對此，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毫不理會，一些當權人物的言行更是火上加油。

此外，貧富懸殊自「八十後」懂事以來一直上升，政府卻忙着縮班、殺校、減少特殊教育資源、花六七百億建高鐵、強制驗毒…；這些社會政策交織成的圖像，又怎教富理想、易衝動的年輕人不生氣？

這些，才是產生「八十後」現象的真正原因，卻非這個政府在現存體制和意識形態之下可圓滿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