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 練乙錚

2010年6月23日

練乙錚
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筆者上周提出一個觀點，認為泛民主派成功分成兩翼，靈活性大增，三黨在政治光譜上的相對位置拉開，合理化了，能推出不同的民主政治綱領、政策和策略，供應「政治市場」上泛民一端的民眾內部政治需求，故此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傳統智慧認為「泛民沒有分裂的本錢」，但這個看法只在最基本的層次正確，在策略性的、具體運作的層次，卻大有問題。別的不說，從前泛民群眾投票要配票，效果不好，何秀蘭一度「出馬」失利，便是例證，皆因各民主黨派提供的「政治產品」太雷同，派內各黨、各參政者之間的異化不夠故也；換句話說，當時的民主派太團結。

和和氣氣地團結，給泛民群眾的感覺良好，但實效一直不彰；去團結而趨異化，反可逆境求勝。從五區公投到最近的政改一役上看，此結論更為清楚。民主派分成兩翼之後，港人意識裏很快普遍確立了一重要論述，那就是「當權派不讓步，香港社會無可避免激進化」；這個論述已經、並會在今後產生強大作用。

民主黨向中間移動

然而，要確立這個論述，單是社民連激進化，還不夠說服力；到後來，連一個根植中上階層的公民黨也激進化了，社會大眾才看清政治形勢，統治階級才感到事態嚴重，知所應變。民主黨方面，也正正因為公社兩黨激進化，它才可向中間挪移而不再擔心在「友好競爭」之中失去部分群眾；它一旦向中間移動，便取得與中央談判的回旋空間，逼得當權派讓步。

民主派演化出兩翼，主要是通過五區公投完成的，社民連功不可沒，其他兩黨亦各自作出恰到好處的的反應；期間，雙方齟齬不絕，當會令泛民群眾擔心甚或失望、反感，但筆者認為，客觀而言，那不過是「產品異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不能避免，因為群眾不一定能接受理性異化而須動之以情，故民主派之間的罵戰縱使難聽，也並非絕對壞事。上述異化過程不靠共識，卻天衣無縫，因為有「政治上的無形之手」在運作。

政治競爭的內涵非常豐富，但其結果是否一定最好？就實現香港真正民主雙普選而言，以當權派接受「區議會改良方案」為標誌的六二三階段性結局，長遠是有利還是有害？這是關鍵問題，筆者有如下看法。當權派一方有兩股勢力，一是是北京的政治力量，一是本地資產階級，兩者大處不盡相同卻有互相利用的餘地，其他當權派陣營中人，都依附在這兩股勢力底下，有些是一身事二主，包括特區政府一些高官及部分傳統左派在內。

筆者分析過，當權派之中，最堅決反對政改即最反動的力量，不是北京而是本地資產階級，其基本立場之一便是凍結現有功能組別，不僅反對民主黨方案，連特區政府提出的區議會小圈子互選方案也絕不支持，因為對他們而言，今後最理想的結局便是政改永遠原地踏步；至於西環，觀乎其近月的行為及言論，概未與中央保持一致、「轉軚」最慢最不情願，則其為本地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所收買，十居其九。「區議會改良方案」獲中央接受，輸家便是本地資產階級及中聯辦。衝垮此路障之一角，是民主黨近月努力成果之一。

其次，由於中央已決定直接干預本地政改，泛民今後直接與之博弈，不能不注意中央處理香港政治事務手法的一貫特點：關鍵事上，言而寡信。八十年代以來，中央對港人作的重要諾言，包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七年起可以雙普選等等，一一落空，而挖空心思、扭盡六壬炮製出的新概念如政改五步曲（比原來多了兩步）、功能組別不一定違反普選原則等等，卻層出不窮。

事實上，中央政府的政治信用比起特區政府的更不如。因此，泛民今後作政改要求，要以「現貨交易」為主要原則；其他一切多年之後才兌現的東西，不太值得爭取，因為如果有「需要」，中央大不了不要面，來一個人大決議，承諾便化為烏有。

此次民主黨提出方案之後，在談判過程中不斷有所退讓，但退讓的東西說到底，現在都不足惜，因為都是要求中央給出的種種兌現期七年以上的「期貨」，如終極方案、路線圖、普選定義等；爭取而沒退讓的，卻是眼下這屆「立會新增區議會議席由三百多萬市民投票產生」這件「現貨」，可謂得宜。

與寡信者談判，一鳥在手，勝過十鳥於林。當然，便是這件「現貨」，中央要反悔還是可以，只不過言猶在耳，巧立名目不容易、政治代價比較大而已；最好的保證，還得靠全體泛民從不同方面不懈施壓，務求令中央貨真價實。

民主運動形勢大好

「區議會改良方案」當然只是通往真正雙普選的細小而不完全保證有所得的一步，其負面已由激進派深入分析，不必在此多說，但筆者認為，爭取成功了，重要概念意義還有兩點，俱不在於其本身：

其一，是讓「民主派為反對而反對」之說不攻自破。先是五區公投打出新局面，顯露了民情，特首面對此形勢，不得不與激進派人物認真對話，中央則更因此知道有必要審時度世，開展了與民主派溫和翼的談判。

如果泛民領袖都是脫離群眾、為反對而反對之輩，則最高權力認真與之溝通，毫無必要，何苦來哉？故政府近日的行為已反證，這些久被當權派誣衊的反對派，其實是一直以來真正最為民主建港而反對政治特權的社會精英，是光榮的反對派；當權派再要口不擇言，只能是自打嘴巴。

其二，是向泛民群眾闡明「泛民雙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大道理。此次民主黨及其盟友有所建樹，必須認識到，是客觀上有公社兩黨和社會上大批激進派作強大後盾方能達致的；若港人只有柔軟一面，共產黨會聽你的？

再打個比喻說，短跑好手預賽跑出了名次，應部分歸功那個只提供反作用力的起步器；況且，以後再要入圍進半準決賽、準決賽乃至決賽，還得靠那放地下沒跟着你跑的東西。故激進派這陣子便是批得猛、罵得兇，溫和派裏裏外外也別反應過度，反而是要對當權派惡意抽水保持警惕，及時作適度反應。「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毛主席這句詩後面的典故，溫和派抽象繼承還用得着。

自五區公投至六二三，政治板塊挪移，民主運動形勢大好不是小好，但今後還得靠各方出牌理性、精準，才可繼續有所斬獲。因為對手是強大、聰明、綿密的，而且資源豐富。

大辯論前夕對政事的三點看法 - 練乙錚

2010年6月17日

練乙錚
大辯論前夕對政事的三點看法

關於政改，筆者有三點看法，提出來予大家參考。

第一點：特區政府角色錯位。按《基本法》精神，特區政府的定位應該是全民政府，在法治範圍內仲裁社會上不同利益、價值和觀點矛盾，從而促進社會和諧。就香港特區內政而言，它的政治立場應該是開放的，除了遵守法律底線之外，本身不另設既定立場，而只擔當積極的調解角色。

如果甲社群與乙社群在某政策上對立，特區政府的責任便是幫助甲說服乙、幫助乙說服甲，以公正清晰的民意比重為壓力，成功令彼此向對方讓步。仲裁的結果應該不是某方全面得勝，另一方徹底敗落，一方意氣風發，另一方灰頭土臉，而是按民意比重大致持平。

香港本地法也規定，行政長官不能隸屬任何政黨，便是對此全民政府概念的最佳說明。這是很好的制度設計，十分適合香港。

偏離憲制角色

但是，特區政府在政改事上，一開始便偏離上述憲制角色，以某一方全權代理人的姿態上場打壓另一方，其結果是原本屬於社會上不同社群之間的矛盾，演化為政府與大多數市民之間的矛盾，這不僅令矛盾變質，毒害社會，更因違反全民政府公允原則，引起受壓一方加倍反感，無可避免地加深矛盾，導致仇恨、疏離。

以政改問題中的功能組別為例，永久保留功能組別最符合大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的願望，故與民主派在此議題上直接交鋒、爭持、談判乃至大辯論的，應該是大地產商大資本家如李嘉誠、陳啟宗、郭氏兄弟，或他們的生意朋友和政治代理人如田氏兄弟、梁振英等，而絕對不應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和他的主要官員。

既得利益囊中物

可是，實際情況剛剛相反，曾班子「御駕親征」，整部政府公器降格為既得利益的工具；高官上山、下鄉力竭聲嘶、揮汗如雨推銷合乎既得利益心意的政改方案，資本家大人物及其政治代表卻氣定神閒坐吃免費政治午餐，偶爾說一兩句風涼話。何解？特區政府一眾高官已成既得利益囊中物是也。

第二點：西環的立場不可能不受既得利益的金錢腐蝕。關於這點，有一般推理和具體推理。大陸人民都說無官不貪，也許言過其甚，但貪官總是十分之多；國家官員和黨干部到香港工作的，被揭貪污要「雙規」者也不少，但只能是冰山一角。在西方，高官議員其門如市，出入都是大企業或利益團體僱用的說客，隨時準備以貪腐手法影響政策左右大局。

在香港，西環最能影響中央對香港政改的取態，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對此哪能不利用？與西環打交道的貴客因此如過江之鯽，能登堂入室者亦大有其人；西環的國家黨政幹部難道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一過深圳河便坐懷不亂，身上的貪腐細胞如電路開關那樣，中央派來之前一按便止貪？筆者閱世數十年，不會相信。

西環的政改立場，特別是關於資本家最在意的功能組別的立場，自那令人哭笑不得的「ＧＤＰ貢獻論」出台後，與本地既得利益愈扣愈緊，從未反覆過，故筆者推理，中間有貪腐交易的可能性大於一半。

此是一般推理；具體推理則基於最近一位西環官員的言論，筆者試作較深入分析。特區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包含所謂的「區議會方案」，那明顯是中央授意的，是通往「一國一制」的過渡方法（對此筆者去年有詳細分析）；但此方案弱化原來功能組別的維護商界利益作用，香港的大資產階級和商界絕不喜歡。怎麼辦呢？最好莫如借刀殺人把政改拖死，然後把責任推在民主派身上。這個結局是中央不願見到的，絕招便是由西環出手。

大家知道，爭取政府方案通過，中央明白只可智取、不能力敵，故北京最近的有關談話，口脗十分溫和；假如擺出一貫兇相，只會像曾政府打擊六四悼念一樣，效果適得其反。

中央這個取態相當成功，於是有近日與溫和民主派的溝通對話；若中央再作實質退讓，難保沒有通過方案的可能。

對既得利益而言，這就壞事了。於是，大家看到前天西環要員郝鐵川的忽然強硬乃至全無邏輯不可理喻的發言。郝的那些說話，唯一作用便是刺激民主派群眾，造成強烈急升的反對聲勢，迫使溫和民主派終止溝通、投下反對票！筆者提議中共中紀委徹查郝鐵川有無收受利益。

第三點：民主派兩翼此時堅持各自路線，可收客觀上互相配合之效。筆者估計，溫和派能爭取到最低綱領的可能性不大，最終還是要無功而還，投下反對票。那為什麼還應在現階段繼續忍辱負重與北京低調周旋呢？原因很簡單，要讓中間群眾對北京心死。

分兵兩路 形勢大好

你放低身段了，低得連同志們也翻臉成仇了，夠溫和了吧？可北京依然半步不讓；中間群眾這才看得清清楚楚，以後對北京不再存有幻想，溫和民主派到那時候回歸激進，才能把這部分群眾轉化為扎實的反對派。

在群眾當中，有些天生比較激進，另一些性格比較慎重，看到真相才相信；溫和民主派爭取後者，要兜一個大彎，這點氣力不能省。

余曾大辯論前夕、五區公投之後，民主派能分兵兩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

擺放孫氏銅像劉校長為何前恭後倨？- 練乙錚

2010年6月15日

練乙錚
擺放孫氏銅像劉校長為何前恭後倨？

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因推卻在校園擺放孫中山先生銅像，再陷政治風波。比起民主女神像事件，此次內情較為曲折，更值得留意，我們或可從中了解劉校長說的「政治中立」的涵義，從而更明白他的辦學理念。劉氏榮休在即，然溫故知新，亦有助社會人士對後來者形成合理期望。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劉校長去年年底主動向孫中山先生孫女孫穗芳女士提出要求，在中大校園擺放一座由她提供的孫先生銅像，並答應於今年二月底，後者到中大演講時舉行豎立儀式。但銅像運到之後，劉校長卻一拖再拖，先是不無牽強地告訴孫女士在選址、安全等問題上仍有待討論，然後又告訴她說願意「賠償損失」，似乎暗示要退出協議，後來更乾脆把擺放銅像的事推得一乾二淨：由下一任校長「全權解決」。 如此前恭後倨，乍看令人費解，其實不然。

中共不特別尊重孫中山

共產黨一向對孫中山先生並不特別尊重，最多稱他作「革命先行者」，雖肯定他的「聯俄容共」政策，但認為他的革命不徹底，走西方議會民主道路更是要不得，歷史地位根本不能和毛澤東比，故中共紀念辛亥革命從來低調，只不過明年是一百周年，搞紀念有對台統戰價值。

黨內負責統戰工作的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兩年前便把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建國六十周年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並列為大陸近年三大紀念活動，把辛亥的意義刻意拔高，並讓一些受政協領導的「民主黨派」在政協會議上建議兩岸政府聯合一起紀念辛亥。

去年年底，此合辦主張更由大陸國台辦向台灣方面提出。大陸有此動作，台灣愛國急統派如新黨主席郁慕明等，便積極高調響應。說實話，辛亥是兩岸有某程度共知的政治概念，十分罕有，能找到合作空間一起紀念，當有助國家統一。無奈，大陸儘管提議合辦慶典，卻不能接受台灣把辛亥看作中華民國建國紀念日，所以，主張「一個辛亥、兩種解讀」的台灣政府對大陸的提議搭不上嘴，一直冷淡。

直至上月十五日，馬英九更公開說：「大陸要舉辦辛亥革命慶祝，大家各辦各的，我們當然不會去。」如此給潑了冷水，大陸方面當然不是味道；統戰不成，興致大減。劉遵義校長對孫中山先生銅像擺放中大的態度從熱到冷，從時序看，剛好遵從同一軌迹。在沒有更好的解析之下，筆者把這兩個相關性甚高的過程，理解為一對因果關係：政協主席原先的積極態度和事態發展不盡如中共之意是因，政協委員劉校長的虎頭蛇尾是果。這也是自然不過的事。

兩岸各自辦慶典，用心不同，如果中大也大搞一番，有鑑於該校文化傳統和活躍學生的政治取態，萬一在校園孫中山銅像下搞出一個念辛亥、要民主的「真慶典」，叫校長如何向賈主席交代？相反，如果馬英九接受賈慶林的統戰建議，孫先生的銅像大概不會至今丟在中大倉庫裏蒙塵，助慶事功必然做足，哪會出爾反爾拖半年然後推給下一手。

如此，劉校長說的「大學要政治中立」，又該如何解讀呢？說這話之時，他心中有沒有一個「誠」字？這一點，經過兩次塑像事件特別是這第二次，筆者抱很大懷疑，但也暫時未能百分之百判斷，因為還需要一個試案。設想，如果社民連惡搞，於劉校長月底榮休之前把一個標準毛澤東像送到中大要求擺放，他收還是不收？若收，他的「中立說」難以自圓其說，不攻自破；若不收，那種中立，顯然便是前港英殖民教育裏的那種摒除一切左中右思想的愚民中立，分別不過是當年港英只在中、小學執行，現在劉校長則把此種中立實施於大學。

這個故事提點知識分子，屁股坐的櫈子多了，腦袋往往難以獨立。劉校長小的不說，除了當校長，還花時間精力當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全國政協委員、中港台三地多家大企業的董事，都是重要職務，其中政協是中共直接領導的統戰組織，黨看得起你，給你政協委員這個偌大榮譽，就是知道你下面有群眾、看中你大學校長的身份有特殊的統戰價值，你能受此榮譽而不投桃報李嗎？

知識分子不應當政協

因此，劉校長說他的政協身份不影響他當校長的政治中立，客觀上筆者不能相信；即使中立，也淪為殖民地式的中立。然而，過來人都知道，那種中立，騙人罷了。讓你思想真空，殖民統治階級的思想便乘虛而入。往最好處想，劉校長的「中立說」，也只是自欺欺人。

筆者並不一概反對人們當政協委員。資本家獲邀，那是因為共產黨看中他們的錢，這些人士當了，對社會無大礙，如果能把一點開明思想帶進人民大會堂，更非壞事，但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校長，卻萬萬不能當。大學校長頂天立地，何可接受專政政黨領導而效犬馬之勞？中共拉攏大學校長當政協，本身是一種褻瀆；知識分子出身的大學校長同意當，可說是一種學格上的自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