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解含大騙局 東方紅鬥女兒紅 - 練乙錚

2012年3月23日

練乙錚

大和解含大騙局 東方紅鬥女兒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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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上月底到了台灣，旋即開始夢寐已久的自行車環台之旅。3月1、2日在台北選購、裝備「鐵馬」，3日即從台北出發，19日返抵原點，行程一千多公里，一共用了十六天，當中包括四天非騎乘觀光，因為台南、墾丁、綠島、花蓮四地，對筆者別具吸引，不看不行。

此前筆者最後一篇文章末段提到「春學期完結，臨行匆匆」，便是為了趕赴台灣。至於本文，亦是匆匆之作，因為騎乘一圈回到台北之後，等齊一批朋友，筆者便將以「帶路黨」身份，和他們一道，再騎乘幾天，而之間只有兩天，休息也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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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到了台灣自由自在，早把一切玩樂之外的煩事拋諸腦後，遑論香港小圈子政治雞巴裏的污物（仿李敖語）；不過，回到台北上網一看，《信報》要稿，卻不是談騎自行車那種，於是便有此簡單幾筆。

誰勝誰負 還看中央權鬥

一、先談唐候選指梁候選於2003年在特區政府高層會議提出商台續約三年、二十三條立法最終要出動防暴隊之二說。筆者當時任職中央政策組，清楚與聞此事，故唐並非如梁所說的憑空捏造，只不過當時聽到的，沒有指名道姓說是梁振英，而是泛指行會裏的左派包括極左派。

當時行會裏的左派愛國者有三個，包括老的和新的，梁屬於後者。左派老愛國有1967年的暴力和被暴力經驗，總的來說知道用暴力要吃大虧，幾十年得不到市民原諒，因此一般不敢胡來；新愛國則不然。大凡認識一些此類人物者都知道，他們的思想言論一般比老左派更左，因為沒有歷史經驗，而且好像還要證明什麼。故唐指控梁，還是比較可信。

問題是為何唐有此「絕地一擊」。一般情況底下，唐的兩個指控，只能由在野泛民向當權派作出，故有不少論者認為唐乃仕急馬行田，客觀而言無異政治自殺。殊不知，如果明白共產黨人鬥爭手法的話，當可理解唐做法背後的純粹理性。

筆者先強調，如果唐是當權派中的一位「獨立候選人」，則他絕不會以該兩事攻擊對手，因為那的確等於政治自殺。不過，筆者早說過，無論唐梁，都是利益板塊的代表，彼此背後還各有互不隸屬的黨線提供政治能量，形成兩個互鬥的金權複合體。和1997年不同，這次特首「選舉」只有惡鬥，沒有所謂「中央」欽點，因為「中央」在此事上完全分裂，又或者可以說有兩個「中央」（大家如果覺得此點難以置信，可想想近日重慶事件背後的權鬥；下詳）。

其次要注意，共產黨搞鬥爭有幾個特點，一是內鬥往往比鬥外敵更殘酷；二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三是團結大多數以打擊被孤立的一小撮；四是不同階段的敵人可以是現階段的朋友。唐背後黨線上的政治指導如果認為梁營是現階段主要敵人，則提出前述兩個指控，既可拉攏泛民群眾，又可殺梁一個措手不及，故從陣營觀點看，可說是一記好招。

關鍵是，此派要在北京的高層權鬥之中，起碼能立於不敗之地；如此，「好招」的「理論根據」才能成立，否則便是裏通外敵（泛民），罪大惡極。筆者此前說過，唐梁惡鬥，敗的一方結局會很悲慘，此說因結局前的鬥爭不斷升溫激化而愈來愈清楚。所謂會有「大和解」，筆者不相信。

再者，北京最高層的鬥爭對香港局勢有直接啟示，重要看點之一是，替代薄熙來的張德江，是江澤民的馬而不是胡溫的人。這顯示在重慶事件上有三派，那就是薄的文革派、江派、胡溫的團派。薄對中共現領導的威脅比對江派大，後兩者既聯手鬥倒文革派，江自然要得到回報，於是張德江上台取代薄。這表示，薄倒台，江的勢力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如一般假定江支持唐，則唐並非身處絕地；這也是前幾天李先生依然大大方方代表各大地產商出來高調挺唐的一個原因；如果唐及其北京靠山大勢已去，李先生的對策斷不如此。

目前形勢，筆者認為，中聯辦佔地利，在港直接操盤，對梁有利；北京港澳辦接近權力中心，較易影響大局，唐可得益，故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北京高層分派，以至小圈子港事失控，現在連要不要投白票也管不了，唐梁惡鬥焉能不持續到最後一刻、靠千多名選委平日以及日後想吃哪門的齋修哪門的行去決定投票結果？

「親疏有別」 變成經濟武器

二、跟着要談的，是「撤資論」。此論筆者於2月底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乃是客觀分析，或對或錯並不按唐梁兩集團的口頭反駁而定。經濟理論認為，企業投資多寡，由邊際收益率決定。以前有資本家認為香港投資環境惡化，會減少在港投資，有人不相信，但科技大學的一些經濟學者卻證明了，近年香港經濟增長率大不如前，主因就是投資減少了。

投資環境惡化的原因很多，對個別企業或集團而言，喪失政治特權或進一步遭政治打壓，都是重要因素。觀選前利益板塊惡鬥，很難相信勝者選後不會作出經濟報復。「親疏有別」，過去只是當權派對付泛民的政治手段，今後將發展為當權派之中不同利益陣營上台後予對手打擊報復的經濟武器。

當然，落水狗不一定無反咬之力，例如遇到經濟衰退，被打壓一方可視時機，拖延投資，深化或延長衰退，增加台上一派的管治危機，迫使下台。用這種手法，短期而言有代價，長遠卻不見得一定無利。現時唐梁兩派皆異口同聲否定「撤資論」，各有其策略考量，不在話下，但大家不要只聽其言而忘了續觀其行；無論哪派上台，對香港的營商生態一定有影響；是什麼影響，大家以後不妨留意唐籌股和梁籌股的上落，便知梗概。小圈子內的利益集團博弈，花樣多着；香港今後的股市及經濟趨向政治化，則無可避免。

紅黑本質 唐梁互有缺失

先前說過，唐梁之間，筆者不會偏幫，亦無能力預估勝負，但若要更多有趣政治評論題材，則當然希望梁勝；若要更多的八卦新聞，則唐是首選。

紅與黑之間，論黑，唐梁皆黑而性質不同，唐乃黑豬而梁近黑道；論紅亦是一樣，唐近紅酒緋聞的女兒紅，而梁則是根正苗紅的東方紅。唐上台的話，某些周刊銷路肯定倍增，讀者愈罵愈開心。梁上台，則港人和特區政府之間的矛盾，將更直接變成港人和共產黨之間的矛盾。這將令筆者這種被指為「靠罵共產黨吃飯」（即一天不罵共產黨便一天吃不下飯）的評論員常可開懷大吃也。然而，這些好處都是拜小圈子選舉之賜。

若真要預估，筆者倒可作一個肯定的：今後五年的特區政府管治，將比董、曾的時代更差。不是差一點點，而是差一大截。利益集團主導的政府，只會更為封閉、下作。「門長開」，是反話。

「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沉」。寫照特區政府十餘年，筆者借庾信的兩句詩為之作結。

《信報》特約評論員

唐籌股還是梁籌股？ 小圈圈都是貓與犬？ - 練乙錚

2012年2月29日

練乙錚

唐籌股還是梁籌股？ 小圈圈都是貓與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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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政府披露梁候選西九涉嫌造馬資料，旋即有人揭發曾特首可能與廣播商交換利益，此與前不久揭出的唐候選搞私宅深挖洞一起看，小圈子的事，一件比一件黑，令人想起《紅樓夢》第六十六回裏，冷二郎柳湘蓮的那句話：「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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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三個醜聞主角都非貓狗輩，兩個多月前，除了曾是特首，其餘兩人，一個是政務司司長，一個是行政會議召集人，合起來就是本地最高權力三巨頭；如果香港是個小小的「獨立王國」，那麼曾、唐、梁就分別是國家主席、總理、黨的總書記。

利字當頭，在北京蔭庇、本地當權派維護之下，特區政府最高層不僅勾心鬥角，而且全都腐化了。統治香港的小圈子好像深不可測，個個擺出來道貌岸然，說穿了其實就是這麼回事。今回，很多人要看北京如何解套、看曾如何挽晚節於不保、看唐如何可從酒窖底扒回地面、看梁如何憑口才優勢連消帶打出重圍，但筆者則把視線移開一點，要看梁營裏的中堅群（特別是那幾個地產商以外的專業人、前高官，香港價值的「捍衞者」）如何替心水候選人緩頰，看社會上的一些抬轎士如何顧左右而言他、渾身解數轉彎彎。

閒話休提。筆者今天分幾點簡單分析唐梁爭霸背後的政治大環境，從目前混局總結一些負面管治經驗，並展望不同人任特首的下屆政府施政特點及香港前途。

中央權鬥 延伸香港

一、香港的政治局面，因當權派爭位惡鬥急轉直下，掉進1967年左派暴動事件平息以來最黑暗的日子。2012和1967相差四十五年，兩次亂事發生的具體情況不同，背後的機制則一：都源自一貫受中共直接控制的本地組織，都發生在中共中央內部發生激烈權鬥、高層一元化領導出現危機之際【註】。

看似偶然巧合，後面卻有共同邏輯。香港大陸血脈相通，經濟互補有無，除了諸如最近發生的一些與自由行相關的摩擦之外，一般利大於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尤其如此。但是，政治方面的情況卻大不一樣。大陸那一制的黨內高層一開鬥，便產生龐大震盪脈衝，這些政治電脈衝通過條條黨線直接導入香港，以致無論是九七之前或之後，香港這一制都無法有效絕緣。事實上，九七回歸以來，在港的明暗黨線大量增加，形成兩制之間的超導體，加上沒有了港英政府充當電阻，而從前依附港英的本地資本家已與黨線完全熔合，故兩制之間的政治「短路」更易形成。

大家今天見到的本地亂局，在以後的日子裏，每當中央發生權鬥之時，都會換個面目重複出現。常聽有人指責泛民「反中亂港」，但香港人一再親身經歷的，卻是「中亂港翻」。中央的質量能量比香港大千百倍，本地人何可亂中？倒是中央內部若因各種原因爭權爭亂了，輕易可以把整個香港社會翻轉。此乃西諺說的：不是尾巴搖狗，是狗搖尾巴。上面說的兩次由中及港亂局背後的共同邏輯，即是這種狗搖尾巴的事例也。

看看文件 豈可治港

二、北京硬把一些毫無管治經驗及政治歷練的親信放進行政會議，希望培養成才當特首，一錯再錯。2002年特區政府換屆，筆者時任中策組高顧，已向當局提出此做法有大問題，因為會分裂行政會議，各「準特首」輕則貌合神離，重則互挖牆角，甚至和政府暗裏抬槓，在任特首顧此失彼，難以為政。離開中策組之後，筆者更多次在本報文章中指出此種做法的謬誤，結果是，前有董建華，後有梁振英，管治人才培養不來，當權派的分裂卻由行政會議開始。

尤有甚者，行會重點作用之一，是「挑剔」各政策局提交予特首的政策提議；擔此角色人物，少不免要與制定政策背後的主要力量即各資深公務員產生矛盾。我們看到，以前的董氏、當今的梁氏，都與公務員不咬弦，甚或有嫌隙、難以合作；這種負面關係的成因很具體，不是一句漂亮話「大家為香港」便可取消。

進一步說，假如廁身治港權力金字塔頂層的各名「準特首」，分別代表市場裏的不同板塊利益，則彼此之間的矛盾已不限於角色衝突和個人性格差異，而成為赤裸裸的利益角力了。如此，特區管治焉能不敗不壞？從來以為黨中央英明神武，現在通過活生生事例證明英明有限。

而且，筆者敢打賭，同樣錯誤，中央不會只犯兩次；下一屆北京屬意的特首候選人，無論到時是普選還是假選，如果不是出身公務員，一樣會來自行會，因為中央以為行會是個小黨校，學員試着看看文件講講意見，幾年便可治港，卻看不到行會成員身份複雜，更不明白香港管治體制的內部運作邏輯。

動用儲備 旨在維穩

三、由於兩個候選人都醜聞纏身，任何一個上得台來，管治威信都接近零，施政因此很困難，不利於解決深層的政、經、社會問題。好處大概是，沒有威信的特首無法替北京推行令港人反感的政策，如二十三條具體立法等（單是這一點，便足以說明今天當權兩派大打出手而北京毫無表情未加阻止，不是不願為也，而是不能為也。中央在打架，本地敵對的當權派趁機分化、惡鬥，是目前亂象的唯一合理解釋）。

無威信特首上台的另一政策後果，是不得不推行福利民粹主義收買人心。今日的亂局出現之前，前港英政府中策組首顧Leo Goodstadt曾在本報撰文，表示不能明白為何特區政府坐擁龐大儲備而不肯動用。對此，筆者給的解釋很簡單：養兵千日、用於一時；什麼時候一個共產黨員或深紅候選人未獲民意授權而上台管治香港，什麼時候中共就會容許甚或鼓勵台上特首動用大量儲備，為安定局面搞派錢。

換句話說，今後，龐大儲備的一個新的大用處就是支付政治維穩費。梁上台，勢必以儲備大搞維穩；不料唐也因醜聞失去民意支持，故若他上台，也會一樣大搞福利民粹。如此動用儲備是壞是好，大家見仁見智。

梁或唐上台，對宏觀經濟及股票市場都有不同影響。

唐代表以保守既得利益為要事的本地最大財團板塊；若他上台，則香港經濟運作模式及板塊狀況變化不會大，地產霸權繼續當道，股照炒、馬照跑仍將是最真實寫照；梁營後面的板塊受強壓是意中事，但對全局的影響不大。反過來說，若梁當選，香港經濟生態很可能急變，因為他代表的板塊有了機會反客為主當一哥，一定大刀闊斧改變現狀；若此派財力不足，支持他的中資機構一定盡力趁機上位，恒指進一步染紅。

最大板塊受壓，可能減少在港投資，一方面既是被迫，但不排除乘勢順水推舟，進一步作策略性收縮，導致整個經濟下滑，逼令梁只當一屆特首便下台。這些經濟影響，也一定反映到股票市場。筆者提議市場設立兩個新的指數，分別跟蹤唐籌股及梁籌股股價，儘量讓股市客觀反映板塊利益的變化讓投資者知道。

資本主義 須予制衡

四、筆者從不一味反對大財團。運作良好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企業及財團之大，主要反映其長期業績優異，是大浪淘沙的結果。就算是在八十年來最大金融危機當中，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依然傲視全球，英特爾、蘋果等的表現不必說，就是多年來好像從熱門新聞中消失了的百年老店IBM，砍掉不賺錢的次科技部門及品牌之後，搖身一變，早成為世界第一的尖端電腦技術服務公司，研發和生產大型超級電腦反而不是其主要利潤來源。

問題是，資本主義既然以圖利為生存、發展及獲利手段，政治體制監督無效或出了問題的話，資產階級必然越軌運作搞官商勾結，財團愈大出軌就愈嚴重；這一點，早在幾百年前、阿當斯密等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就已清楚指出。

可幸西方社會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逐步意識到自由民主政制（liberal democracy）是監督資本主義的最有效政制，而要維護此一政制的制衡作用、免使自身墮落成資本家的附庸，則要靠法治、憲政、傳媒、輿論、教育、公民社會和公民意識。如此環環相扣一條龍的體制，說是一種價值，客觀而言更是一種根本需要；缺少一環，資本主義的破壞力就不能有效控制，社會就要遭殃。

毛派、左派攻擊民主派「親西方」，其實是沒有了解到這主要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資本主義沒有有效制衡便會出軌，古今中外皆然。美國2007年發生金融危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對金融業的規管出問題；近年大陸官僚資本權力全面決堤，也正正是由於行了資本主義道路多年，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十分強大，但政治體制問題則還未開始解決。

香港這次「選舉」，如果還有一點價值的話，就是清楚讓市民知道，小圈子候選人講什麼好聽的話都是假，關鍵第一步是民主普選，否則這個城市以後不管是誰家天下，醜聞都會接踵而來。

冬學期完結，臨行匆匆，希望月後再有機會和讀者筆談。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中共內部高層權鬥，年來特別是最近與重慶有關的，異常劇烈，大家或可參看極左派網站如《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四月網（前anti-CNN.com）》等透露出來的消息、風向。

曾鈺成動得了利益集團的奶酪嗎？ - 練乙錚

2012年2月22日

練乙錚

曾鈺成動得了利益集團的奶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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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兩派為奪特首大位，海陸空手段盡出，導致兩敗俱傷，現時大概沒人幻信諸如「為普選熱身」、「為民主演習」、「由阿爺分餅仔」等等的遊戲論了。筆者說過，這是一齣真做的假戲、一場失控的格鬥：兩個殊死交戰的候選人後面，橫向是龐大的板塊利益，縱看是不同的黨線條條；板線交融，結成兩塊堅硬的對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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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這個「板線論」提出之後，月來出現新形勢，有利進一步建構此觀點，提高分析力。為此，本文從曾鈺成上週的若干講話談起。

橫空出世、石破天驚，曾主席此時進入選舉視野，最矚目的兩句開頭話，一是承認唐梁代表不同利益集團，二是指出建制陣營已嚴重分裂。兩句話都說對了九成，準確概括出現在大家都看到的大量表象；餘下一成，是關鍵是本質。先談「分裂」的性質，再看曾有沒有本事動那些利益集團的奶酪。

如果青天補不好…

當權派本來就是拼湊成軍，根本沒有在思想、利益等方面統一過；內裏有階級矛盾、財團矛盾、新老愛國矛盾、真誠為港與愛國為糖之間的矛盾。參與其中，有的是年輕人天真愛國，有的是因為那理想餘熱，有的是為了金權利益。因為最後這個因素最重，重得不成比例，所以這次特首大位戰，大家看到的是資本家掛帥親征，而不是工運人、教師、黨工等在台上對擂，與全世界各地的選舉都不一樣。

平常此派成員槍口對外，好像很團結，是因為有泛民這個「外敵」；這次特首「選舉」，泛民構不成威脅，於是馬上演出「同室」操戈。現時兩個候選人的矛盾，代表財團板塊之間的世紀大碰撞，不是地表上出現「裂痕」那麼簡單。

孰令致之？本來，若按《基本法》起草原意，九七之後十年、回歸浪漫告一段落之際，便應實行普選；那麼，在香港的社會特別是傳媒環境之下，一切背後有什麼見不得光的候選人必然知難而退，明顯代表某一財團的人物，肯定也不會得到大多數選民支持，板塊利益之爭，得以控制在市場和法律範圍內解決，不會湧進政治層面而破堤氾濫，今天遇到的問題因此根本不可能出現。就算2007年普選受2005年「董震盪」影響而延後，若今年是普選的話，問題依然簡單。

不過，北京第二次不智，在公務員治港的相對公平遊戲階段結束之時，竟把選特首這個政治核心事放到市民不能監督、無以置喙的小圈子裏解決，各財團上上下下遂如狂獸脫羈，一放而莫能收。鑄成今天局面，不僅當權派本身實力削弱，整個社會亦復撕裂（大小商家為利益要表態，傳媒也歸邊），害人害己，乃北京自作的孽、對港人作的孽。

古書裏說：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觸不周山，西天裂，地不載，天下危；跟着的演義，便是女媧煉石補天。在這個古神話的香港版裏，共工與顓頊就是梁與唐，天下就是當權派的天下，女媧就自然是曾鈺成了。且看曾主席可拿什麼五色石去補那個天，補得好補不好。

如果單挑何俊仁…

如果曾主席有辦法勸退唐與梁，由他一人代表當權派參選的話，問題就簡單。曾單挑何，若是真普選，曾未必勝，但這是小圈子「選舉」，曾必勝無疑；上任後，運用手中權力與資源，暫時擺平梁唐板塊，掩蓋一下「裂痕」，完全有可能做到。問題是勸不勸得退。

在京官眼中，唐梁的誠信問題，小意思耳。黨的道德觀認為，對黨的事業忠誠盡責，便是最高的道德，其他，諸如玩玩女人、貪點小污，都不必太計較，何況只是在自己家裏深挖洞、藏點酒，又或者是替政府義務勞動當個評判時給熟客一小點便宜？毛澤東對那些斤斤計較私人道德行為的黨員特別討厭，常常稱之為「小資產階級謹小慎微的君子」【註】。在這種「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觀念浸淫之下升官的中共幹部，怎會因為雞毛蒜皮小事對天大的政治工作叫停呢？

大家看看最近中聯辦官員如何回答傳媒提出有關候選人誠信的問題，就可以明白曾主席的一個難處：「由選民決定罷」（「選民」，指的當然是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裏，唐梁的支持者當然不會認為「小過失」是大問題，除非是在對方候選人身上找出的）。

如果勸退唐英年…

況且，二人勸得退，還有中聯辦肯不肯的問題。因為，萬一，這次小圈子選舉變成曾何對決，曾勝出而鍾民調得出來的結果，卻是何泛民獲得多數市民支持，然則黨的臉往哪裏丟？中聯辦如何向北京交代（其實此非萬一：曾主席在一般市民心中的聲望不高）？

假如曾主席只勸得退唐，並取而代之，則問題更複雜。此時，唐後面的板和線，絕不會因而罷休，必先把票盡量過繼予曾，繼而動員部分梁營中人把票投給曾（不是那麼難的事）。結果是，除非梁營坐以待斃，否則一定與曾的支持者（包括唐營原班人馬）拚個死去活來。於是，當權派現存的板塊矛盾絲毫不能減少之餘，又增加了左派陣營中的新老愛國互片；本來未入戰圈的曾主席後面的黨線，結果也牽扯進去，在港的整個地下黨內部，自此將無寧日，而當權派的整體實力也會因而削弱。根正不鬥苗紅，這種兩敗俱傷，是本地左派陣營乃至北京都無法接受的。

按目前揭發出來的誠信問題資料看，梁因疑點好處歸「被告」，故唐的麻煩比較大，但他一方面可以辯說：法治社會不能搞株連，而他不能搞大義滅親把妻子的不法行為主動供出（已有唐營人士這樣公開替他緩頰），另一方面則由政府中的支持者出手，揭發更多梁的誠信問題。

政府掌握的材料多的是，關鍵時刻要整一個人特別是商界人，並不困難。如此魚死網破，當權派包括政府的總體聲譽必江河日下，直接影響以後可能出現的普選結果。但為了爭得大位，對候選人而言，這些算什麼？

如果勸退梁振英…

又假如曾主席只勸得退梁，又或者梁被爆出更多黑材料，不得不退（經證實在公事當中謀取私人金錢或其他利益，罪名當然比在私人住宅裏深挖洞來得重），則當權派面對的問題有是另外一種。如前所述，一方被勸退，不表示其背後勢力偃旗息鼓；梁退之後，其支持者勢必力攻唐的最大弱點，不是誠信出問題而是他代表着最大資產階級集團。

攻這一點，梁營有優勢，因為一直以來梁就以各種姿態討好中下層，試圖「代表」草根。梁用此策略，不見得會影響小圈子的投票結果，卻必然加深階級矛盾。當權派裏，草根鬥資本鬥得兩敗俱傷，削弱整派實力，亦是北京不能接受的。

上述分析顯示，無論曾主席出馬勸退哪一個，實質的和解作用都很小，強力反彈卻很可能，結果不是原來的問題惡化，便是引致新的矛盾，對當權派整體的代價都很大，北京很難同意。「裂痕」難修補，因為不是區區「裂痕」那麼簡單，而是反映當權派內部的一個犬牙交錯劈鑿不開的恐怖平衡。曾主席要當女媧煉石補當權派之天，難！

本來，在一個公平公開的特首普選裏，以曾主席的人脈關係、性格和政見，參選得勝的話，足可發揮重要的橋樑作用，消弭社會上過了頭的對抗意識。但是，在一個由板塊利益寡頭壟斷的小圈子選舉裏，他卻是一點力量也沒有。一向很深的板塊之間的敵意，因為這次假選舉而加深加固，想清楚便知必然。曾主席曾經大力反對2012雙普選；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或者曾主席認為，上述困難都可以克服，只要黨願意。若有此想法，則他此刻要深思的，既不應是一己人生規劃得失，也不是當上首長以後能否勝任（只要有某些德性，當好領導並不那麼難，看美國前總統列根便知），更不是如何精算他能取得多少進場票、表決票，而是要確定他背後的線的實力，是否足夠震懾兩大板塊停止惡鬥。果若是，則筆者願給他一個善意提點：不必妄想。

如果背「線」不夠肥…

道理很簡單，說白一點：線分肥瘦。香港回歸十多年，曾主席不曾當過大官發過財，如此兩袖清風，背後的一定是瘦線；往上供奉得少，線能夠發下來的政治資源便少，怎似兩大財團板塊後面的肥線？

明眼人知道，線與線之間，一向都是地盤之爭，在北京的黨內最大戶分得的地盤最肥。財團板塊後面的線，少不了都是太子黨級的、國企黨委書記級的，堪可謂門當戶對。曾主席背後的線上的，大不了是德高望重但勢弱權輕之輩，怎麼去收編人家人強馬壯的肥線待他管？歸根到底，是奶酪可以動線，線動不了奶酪。這點曾主席想想便清楚。

四十年來筆者對曾鈺成這位「城中最後一個馬列主義者」有慣性好感，總希望他的努力有一天得到回報，但今回曾主席當不了女媧補不了當權派的天，卻是肯定的了。

註：見1929年12月毛發表的文章〈關於矯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至於個人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繫，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這種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這段文字的引用，在文革達到高峰，今天在大陸的官文裏還是隨處可見，因為對貪官污幹來說，真是太有價值。

《信報》特約評論員

從孔子身份認同之複雜看香港人 - 練乙錚

2012年2月15日

練乙錚

從孔子身份認同之複雜看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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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郝官員非常討厭「香港人」這個概念，認為所有港人都是「中國人」，毋容選擇。北大孔教授隨後卻說，港人是狗不是人，當然也不是什麼「中國人」。說法如此相反，受眾左右為難無所適從；不過，想深一層，便知那是共產黨常說的「對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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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段看來相反的話語合起來就是：「要麼乖乖認同『中國人』，要麼你就是狗」，官員說前面的一半，後面的由教授補上，語意便發揮完整。大陸給香港賀龍年的，竟是這樣一杯隨你怎麼喝的敬罰酒，港人由是扯火。傷害已經造成，毒素還在發酵，連台灣也受影響。現在任憑中聯辦及北京當局怎麼止蝕，也於事無補。兩把名嘴一句話，中共十五年對港統戰功夫基本泡湯。

身份認同 從不簡單

今天，就和大家談談「身份認同」。先講一段古。九七前夕，筆者代表本報參加亞洲學會在紐西蘭皇后鎮召開的研討會，主題大約是展望回歸之後的中港關係。某段小息間，會友還熱議不斷，其中一位（西人）可能看過鍾民調當年的問卷，問筆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居多，筆者答道：「你的問題語意不確定，指的若是…… 」話還未說一半，旁邊站着的CY梁（對，就是你想到的那位）忽然插嘴：「Joseph! What ambiguity? You are a Chinese! It's as simple as that!」 西人打了一個小突，筆者卻並不介意，只是覺得此君恐怕是立場堅定觀點非黑即白那種。今日中聯辦郝官員的思路，就和彼時梁君差不多。

身份認同從來不簡單。拆開來看，「身份」和「認同」，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身份是客觀的或外加的，認同卻是主觀的、內在的，由個人理性或感情決定。現實生活中，兩者往往相生相剋，嚴重的可以死人。從學問角度看，內涵則異常豐富有趣。再遠的不說，筆者便由孔教授的老祖宗孔夫子談起，借助有關的學術研究，點出問題之複雜。

殷周更替，周朝八百年天下，自始至終貫穿着殷商遺民的身份認同問題。在史書裏，在《論》、《莊》等典籍記載的事例中，在儒、道兩家的核心哲學爭議下面，這個問題都顯而易見，具有廣泛持久的政治張力；歷代乃至民國以來的學者，包括王國維、胡適和今人鄭吉雄等，都做過不少有關研究，知之甚詳【註】。

孔子是思想家，生活於東周大環境，成年後成為儒學掌門，對這個問題充分敏感。事實上，經典文獻顯示，孔子深受自己的身份認同矛盾困擾，直到生命盡頭！關於孔子的身世，有三點史實要留意：他是殷商遺民領袖微子（名啟）之後，生在周王朝已經式微的春秋時代的魯國，本身不是周天子直接管轄的臣民。下面，筆者先介紹孔子的主觀政治認同，然後回過來參照他的客觀身世、身份。

周公制禮 孔子折服

瞭解孔子的政治認同，有兩事堪稱關鍵。一、孔子談禮制，比較了夏、商、周，提出「三代損益論」，最後說：「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一個「從」字，說明他認同周朝的政統道統（見《論語．八佾》）。二、孔子臨終前七日夢見自己的喪禮，看到靈柩竟是按殷代禮制擺放，置於靈堂兩柱之間。翌日，學生子貢來探病，孔子向他道出可說是走到人生盡頭的真情：「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間）。昨暮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一個「始」字，迴光返照，說明孔子最終未能忘本（見《史記．孔子世家》）。對比兩事，前者體現孔子的理性。

孔子精研周代禮制而為之傾絕；他最崇拜的政治人物，就是替周朝制禮作樂的周公旦。不過，令孔子折服的，首先是周代禮制背後的那套價值。〈八佾〉篇裏，孔子反復提到，制度的內涵，以及人對此內涵的由衷敬愛，比制度的形式重要。因此可以說，孔子對周朝的政治認同是基於價值觀念的理性認同，而不是「生為什麼人、死為什麼鬼」那種。

然則第二件事談夢，體現的卻是孔子內心最深處的感情基因。孔子不語鬼神（又是一種理性表現），但談夢卻不止一次，而另一次（見《論語．述而》）同樣有意思，是談自己沒有做的夢：「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人老了，對理性的執着也許稍斂，隨心所欲之際，更易受感情基因支配，於是不再夢周公，也不夢周禮而夢殷禮。弗洛伊德泉下有知，當撚鬚微笑，但孔子落葉歸根，不過是人之常情。

孔子處境 港人類同

跟着，我們看孔子的政治身份。和當時的大部分人一樣，孔子既是周天子的臣民，又是魯人。這個客觀情況，就和今天生活在香港的絕大部分人差不多，即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孔子的時代，只有住在成周（王城，後稱洛陽）、受周天子直接統治的人，才沒有這種雙重身份，但那時是春秋末葉，周室開始衰微，周天子直接管轄的土地日益收縮，因此只有單一身份的人是很少數。

不過，孔子雖是「周天子的臣民」，但周天子並不是他具體效忠的對象。他和當時周室的關係可說相當疏離；整部《論語》裏，孔子沒一次直接提過當時的周天子。他只在年輕時到過一次成周，卻是向老子問禮。其後，他常想當官施展抱負，但從沒想過要到天朝裏效力。他效忠的「周」，是比他早五六百年、處於黃金時代即文武周公旦那個時代的「周」。

到了晚年，孔子每每覺得遠未找到自己的理想國，反而日益厭惡周遭政治環境，不止一次歎說要移民。要移到哪裏去呢？「浮海」、「居夷」，都說過，就是沒說要移到成周。

二之一．明天續刊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本文主要參考台大中文系教授鄭吉雄力作〈從遺民到隱逸：道家思想溯源—兼論孔子的身分認同〉，此文網上可得。

唐梁爭霸搞合縱連橫 媒體圍觀竟吶喊抬轎 - 練乙錚

2012年2月1日

練乙錚

唐梁爭霸搞合縱連橫 媒體圍觀竟吶喊抬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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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梁之爭，最近多了一個看點：彼此都用了一直以來專門對付民主派的話語攻擊對方。梁營的一位有名勢支持者寫博，直言唐是英殖美帝走狗；唐則對梁的「扶貧委員會愈扶愈貧」說極為反感，指梁乃為批評而批評。後者是弱勢防守之下的反撲，令人想起特區政府官員在立會應付質詢時的窘態，蹩腳而無力；前者則是文革式往死裏整的主動割喉出擊，又或者是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時用的那種喊殺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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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權派之間對罵，在大陸司空見慣（特別是在獲證實的小道消息裏），在香港則是史無前例。由此可以窺見，所謂「君子之爭」，肯定並非如坊間一些想像那麽簡單，港人若只看表面，把希望寄託某某人身上，到頭來必然後悔；學者、論者，還有傳媒，單憑聽其言而埋其堆，到頭來肯定要喪失公信力。

誠然，在民主國家裏，媒體公開表態支持某候選人是常有的事，但這裏當權派搞的是黑箱作業，背後誰在發功發什麼功，大家都不知道，故不可同日而語。小圈子裏的事，可以圍觀，能看清一點點真相便了，何必急於表態、插手、嘗試影響結果，甚或無中生有替之填上種種「民主色彩」？

有關真相不易得，評論界於此事的責任，不外試圖讓大家看清楚這個小圈子內鬥的本質及其後果。筆者有關梁唐的評論，以這個為原則，今天這篇文章，提出一個「合縱連橫」架構分析唐梁之爭，本意也是如此。

一進一變 差異突顯

七十年代與中共組織沾過邊的社運過來人都知道，每一個「白區」左傾政治團體無論大小，內裏少數兩三個最有影響力的積極人後面都有一條「線」，這些線都和共產黨直接有關，不盡相同且互不重疊，而線的份量，則系乎團體的重要性。線和線之間，利益、任務、對具體工作的觀點和意見，經常不一致，引致這些團體本身的領導層裏產生各種可大可小的「路線鬥爭」。

上述的線及其牽動的鬥爭都十分隱蔽，團體內其餘少數核心人不甚了了，其他人更不知原委，甚至不察有事發生。這些內鬥可以很殘酷，大家不看司徒華的自傳，不知道香港小小一個左派群眾團體裏，都算是「自己人」、「圍內人」了，但在自上而下、自內地而本地的黨線支配下，派系鬥爭竟如斯劇烈，以至一些人最後給「掃地出門」，彼此之間的怨恨，五十年不變。

這種現象，和「黨的一元化領導」並不矛盾；一元化領導是鬥爭的階段性結果，鬥爭是達致一元化領導的過程。受中共控制的本地當權派一分為二，衍化出唐梁兩大陣營，由不同乃至相左的的黨線主導，內因由來已久。黨線已成為主導梁唐鬥爭的縱軸。

三十年前按此縱向結構分析左傾政治團體的動向，大體夠用，但三十年後今天有錢財考量，便必須加上橫軸，尤其因為唐梁兩大陣營後面都是大資本家、屬於不同板塊的大財團。唐代表的板塊，乃本地一線資本家及其利益體系，覆蓋之廣，自不待言。梁背後的板塊，則以本地二線資本家為主，地產色彩相對更濃，公私一腳踢，總體霸權實力卻稍次。這個狀況反映在梁唐二人的心態、策略和口號上，至為明顯。

唐要維護其最大板塊既得利益，採取守勢為主，進一步擴大覆蓋面，令其更加綿密。梁的二線板塊，未得利益比既得利益多，因此採取攻勢，務求突破現狀、變天（阿二變一哥）；梁營要達此目的，不取得管治權就根本不必想。是板塊利益之爭，二人的脾性和外貌給人的印象其實並不重要。此境況下，唐的面貌自然較保守，口號是「穩中求進」，以穩為主，進多進少，關係不大；梁的面貌則必然強調進取，「穩中求變」的口號裏，以變為主，不變天不達標。一字之差，道盡二人背後兩大板塊慾望和利益！

此外，我們還可留意到，唐板塊因為有更多的利益要保守，故與曾政府這個最大的政經現狀維護者耦合之處較多，而曾派繼位之路既絕，把政治籌碼讓渡給唐，順理成章。反觀梁板塊，為求打破現狀，必與曾政權建立的決策有較多矛盾，故梁本人近年多次不惜以行會首要成員身份批評曾政府，逐步公開與曾派對立；此非有利陣勢，加上板塊實力較弱，故梁營要找支撐，只得高姿態乞靈民粹，於是梁比唐更積極說話討好各界：討好中產，討好下層，討好知識界，乃至討好處於現體制邊緣的那部分社福界，其不惜一改過去反建居屋的論調，便是最好例證（梁背後的地產商，在董政府年代反建居屋最力。筆者當年乃房委會委員並任職中央政策組，對此事知之甚詳）。

縱橫交錯 權財交織

唐梁背後的板塊利益，是主導二者爭霸的橫軸。

有關此點，港人必須清醒：無論是唐營說的「進」還是梁營說的「變」，首先都指板塊而言，以板塊利益為依歸；若以為他們在在關心香港社會整體進步和變革，那就是給糊弄了。如果我們眼見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事事遷就權與貴，並不以最大多數市民利益為依歸，那麼我們怎能相信後面是赤裸裸板塊利益的梁唐，所說的「進」和「變」，是市民大眾心中渴求的那種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進步和變革呢？不排除在輿論壓力下，兩個陣營為求得體好看，現階段猛開期票，上位後稍施恩惠意思意思；但若社福界有些人飲鴆止渴，聽了某營一些好話便為之背書，則是無意中給利用了。

縱橫軸之外，我們還要留意縱線控制與橫向板塊的有機關係。

曾蔭權既無祖蔭也無資格代表任何板塊，只能乖乖接受黨的縱向領導，主僕關係很簡單；但唐梁有龐大板塊財力撐腰，與京官關係絕非一般的主僕關係，而是大體對等的錢權關係：錢因權生，權因錢活，兩者正好交易。大陸今天幾乎無官不貪，以至溫總最近提出黨國道德滑坡的嚴重警告（見本報1月12日丁望先生文章），可見今天的黨員幹部，並不是什麼「特殊材料造成的」，而處理香港事務的位子，對京官而言，都是肥缺。

據此二點，筆者斷言，曾政府之後不出數年，縱線與板塊因錢權互利關係，將更加如膠似漆，縱有灰暗交易而廉署亦莫奈之何。板塊之間的鬥爭固然你死我活，線與線之間的利益矛盾亦將不遑多讓，各方宜多加分析。梁營的橫向板塊實力較次，但在縱線的某些方面明顯佔優；梁本人的黨色彩濃厚，剛毅木訥黨性強，與其背後黨線的關係易深化，較能調動那部分黨組織自上而下輸送各類資源，補其橫向板塊實力之不足。

在這個縱橫軸框架之下，大家可以問很多也許沒有人想過的經濟政治問題。例如，李鵬在港家族集團勢力，和本地哪些家族財團拉幫結派呢？其派系的黨線伸到唐梁兩陣營的哪一個裏起支持作用呢？又例如，若梁當特首，梁因上述與黨關係，其背後黨線會否更明顯控制特區政府，甚或加倍高調在香港活動呢？果若是，則屆時港人與特區政府之間的矛盾，將更大程度更直接轉化為港人與共產黨之間的矛盾。

煲呔民望 接近清盤

如此，目下逐漸升溫的港人厭內仇內心態會否更加強烈？不從上述縱橫框架分析這些大問題，難以看清本地特首「選舉」的深層性質、廬山面目，以及誰勝誰負對香港未來的政經影響。目前坊間流行的各種關於特首「選舉」的論調，每每流於皮相，蓋由乎此。

例如，「小圈子遊戲論」只道出真相的一小半，茶餘飯後用作談資未嘗不可，論實質卻未免空泛。此論忽視大陸黨內鬥爭的殘酷現實及其在港的必然伸延、忽視京官權力與本地資本的進化關係，把集團之間你死我活的利益拚搏，漫畫化為一幅「排排坐、阿爺分餅仔」的純潔童漫，以至當權派為掩真相也很受得落。

又例如，「民望決定論」破綻甚多，且對何為「民望」沒有起碼分析。京官挑特首，當然重視民意或民望，但絕對不是現時所指的「即日鮮」、「五時花、十時變」的民間情緒。筆者說過，北京要的特首民望，是長年累月積集起來的堅實的能力聲望，此等聲望轉化成政治本錢，可以用來替北京做港人不喜歡的事（如推二十三條或限制學術自由）；做事過程中，特首必須以他的這種民望支付成本逐步消耗盡淨。曾蔭權是一個最佳例子。

當初，曾的民望高而質堅實，是幾十年來當公務員埋頭苦幹累積來的，港人清楚而北京正覺合用，讓他當特首有原因；其後他玩手段百般阻撓民主進程，替北京幹出成績，民望因此拾級而下（還有其他原因），現在接近清盤，大體符合北京理性期望。

這種真民望，唐勉強可說有一丁半點，梁則半點沒有（筆者曾把他比作沒有開過車而非常善於指東點西的教車師傅）；如此，北京二選一，會是基於每周每月大不同的情緒民望差距麽？就算此等民望是真民望，北京會任由港人表達而按之挑選特首麼？有朝一日，港人鍾意一個有民望的民主派怎麼辦？覆水難收，北京豈會搞「你寫單，我照辦」？有人提倡網上投票顯示民意，立即被罵「違反基本法」。僅此一點，便知梁唐之爭，絕不會輕浮得按港人民意情緒決勝負。

2017年若是真普選，按「六四黃金律」，當權派參選人的對手，必是瞄準泛民那六成選票的實力派；這個人多半不是泛民政黨某一頭面人物，而更可能是一位相對開明、民主派肯接受、有長年做實事、有魄力的企業家、高官或專業人士。如此，當權派將有大敵，故今年斷不會打內耗戰，加劇板塊對決。

可以圍觀 不可投入

但後二者都在進行中，故2017年一定是假普選，當權派根本不必搞「演習」。既非「演習」，到底是什麼？大家看看：唐梁二營開戰，負面攻擊從扒桃色糞到彼此侮辱（梁公開說對方蠢；唐的文膽一再咬着對方背後一名金主稱他「高個子」惡意挖苦），從揭對方一把手的瘡疤到互揭對方政策弊端，笑裏藏刀棍棍到肉愈發迅猛。道理和事實俱在，說明梁唐今年打的是真仗，即黨線加板塊之間的利益對決。

董政府曾經明益一方，一些原先大力支持他的二線資本家撈不到油水很不滿。曾政府治下，儘管政治上搞親疏有別，但公務員式的處事方法，還勉強可在財團板塊之間維穩。若下一個是唐政府，則二線資本家不但翻天無望，板塊還必然被壓縮，直接影響其黨線利益（後面必然拖帶某些國企陸企）；如此，梁營怎按捺得住，乖乖像幼兒園小孩兒般排排坐、吃果果？都說梁先生年輕，來日方長，何必那麼猴急？殊不知，他等得（N屆不嫌多），背後的黨線和板塊勢力也等不得。

這是一場動真格的假選舉。動真格，所以才那麼好看，值得市民圍觀、媒體報道。是假選舉，所以才那麼難看，論者只宜客觀分析兩營爭霸，不宜美化事件，更犯不着真情歸邊公開替某方吶喊抬轎。

《信報》特約評論員

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 練乙錚

2011年12月1日

練乙錚

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昨文談了「三個弱點」論的第一、二論，今天續談第三論，也就是筆者原文提出的比較敏感的「合作論」。此論謂：「文化背景關係，本地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回應文章對此都有強烈反應，可以理解。如果讀者只看今天筆者這篇文章，甚或只看開頭幾段，正負反應也許都更強烈，可能不利思考，故讀者最好先看昨天那篇，或者從本月4日拙文〈談徐立之下台 論大陸籍學者角色〉看起，就更能了解筆者原意。

與專制政權合作，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古今中外都有，主要源於專制政黨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段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歷史，能說明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味一下國人自己的一些家事。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內戰期間，蔣介石搞白色恐怖，中共知識分子黨員如瞿秋白等，殺的殺、抓的抓；不過，蔣對一些沒有黨籍背景的左翼文人如魯迅及很多後來稱為「民主人士」者，還是網開一面，作品依然可以出版，而且十分流行。不幸，解放後，這一批硬骨頭當中剩下來的，七批八鬥之後，很多捱不過文革；然而，到了今天，令中國知識分子最為傷感的，恐怕已經不是誰給打倒誰被鬥死，而是前不久披露出來的一些檔案，記錄了大陸最高級知識分子層當中發生的兩起臥底告密、出賣摯友的事件，其一是畫家黃苗子出賣聶紺弩，其二是翻譯家馮亦代出賣章伯鈞。

知識分子 飽受控制

患難之交，本應相濡以沫，黃、馮的行為，的確令人難過；不過二人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與政權合作並非賣友求榮而是賣友避災、賣友求活。共產黨歌頌那些與自己的政敵鬥爭的硬骨頭，但當發覺這些硬骨頭不很聽話的時候，卻翻臉無情絕不心慈手軟，或奪其帥，或喪其志，直逼得一些人要出賣朋友。其實，不必說大陸，便是香港的左派圈子裏，也有過很令人痛心的例子。時代也許不同了，中共的政治哲學卻於根本處未變，其控制知識分子的方法更多樣化了。這就是筆者所指的大陸籍學者背負着的文化背景，是高度專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有人會說，現今一國兩制之下，大陸是大陸，香港是香港，這裏是安全的，況且黨說明不在此地活動。也許如此，不過筆者提供一個在「一國兩制」之下，專制政黨在另一制裏大規模主導秘密賣友交易的事例，供大家參考。本月24日，德國的新聞周刊Der Spiegel報道了一批新整理的前東德國安部原始檔案資料，消息令德國人震驚。原來，東德政權崩潰之前，德共在西德發展了數以千計的線人，光是西柏林，便有五百四十二個。這些人分布在西德的大學、政府、軍隊、教會、政黨、工會、社群裏，打很多小報告；其中一個名叫Josef Frindt，竟是西德Muenster市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不久前才過身，生前一共打過九十五份小報告，對象都是他的同事、朋友、教會中的信徒，還包括一位名叫拉辛格的年輕教授（Joseph Ratzinger），也就是今天的羅馬教宗。

Muenster當時是人口十萬左右的小城市，線人一共十六個，被監視者卻多達四百名。滲透得最為嚴重的組織，大概是社會民主黨了（此黨乃當今德國第二大黨，亦是該國最老牌政黨，前身於1869年由德國共產主義運動著名領袖Bebel和Liebknecht所創，後來的領導人包括修正主義大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德國分裂時代，此黨只在西德運作）；黨員當中，起碼有七十八個線人，其中十三個專注該黨中央委員會各成員。滲透到最高層的線人，要算此黨西德前總理布蘭特的助手Guenter Guillaume。此前，德國人以為東德國安部只監視東德境內居民，現在才知道德共的線人系統比想像的厲害得多，伸延很遠，深入另外一制。西德境內的那些線人，很多在東德那邊有親屬，後者往往不幸成為活人質；Frindt神父的姐姐便住在東德，他是否因此被迫當上線人，今天已難考證。

關係趨冷 觸發「熱戰」

更深入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許要明白，共產人做事強調「目的理性」，手段無分好壞，有效便是一切。比如說搞選舉，既可調動大量人力物力合法爭取選民支持，但如果有助致勝，運用一些非法手段如種票等，亦未嘗不可。

誠然，這些都只能算是重要旁徵，雖可歸納成為直觀結論（上述第三論），但如何進一步嚴格地用社會科學方法實證，則是難題。筆者當然希望，我們香港這一制，這方面有別於大陸那一制，也和德國人的經歷截然不同。不過，大家也應看到，相反的結論，不僅求證更難，而且擺在如此可鑒的歷史資料面前，更是反直觀的。

話說回頭。閻教授和顧院長的文章，還就本月4日拙文提出另外一個批評。若筆者沒理解錯，兩位的意思是，對一個社群的部分不指定成員作負面批評，無論正確與否，都同時會對社群的所有成員造成傷害，因而是不公平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若所有這類批評因而都不容許的話，對實際整體均衡卻有不良影響。美國的種族關係中，最先出現 「政治正確」一詞，指的就是評論者不得對特別是弱勢族群作負面批評、論述或作出後者認為不當的稱呼。社會按此規矩運作，確能減少族群之間的語言摩擦，好像和諧了；但事實上，「不對罵」往往演變成「不對話」，族群之間愈來愈疏遠，對他方的言論愈來愈敏感，關係趨冷，偶然碰撞，便可能觸發「熱戰」，結果令弱勢族群更難融入主流社會，靜態和諧的代價是動態不和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若只有對罵沒有對話，則最終大家都損失。

事實上，習慣在重要、敏感問題上作精誠而公開的觀點交鋒，是一個自由社會的重要財富；回歸之後香港政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始終值得慶幸。面對兩難，怎麼辦呢？筆者提供一個意見：分清對社群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若是善意，則就算包含一些負面的，亦應視為可。當然，善惡意有時難分，而且就算善意，亦難免除上述提到的不公；不過，這個規矩的總體社會效益比較大，長遠對少數社群也是好的。

「弓」若收斂 「鳥」或好過

「三個弱點論」是善意之論。筆者認為弱點不源於大陸籍學者本身，而是這個社群的周遭環境及六十年文化背景造成，問題在「弓」不在「鳥」。而且，論點提出之後，經社會討論，多人關心了，「弓」也許要收斂一些，知所檢點，「鳥」就可能會好過一些。

此外，閻教授和顧院長提出的另一觀點無疑也是對的，即實踐或強化學術自由，不一定要公開針砭時政、大聲疾呼；筆者也許對此點強調不足。顧院長提到，老師在論文中、課堂裏、下課後，與學生無拘無束討論問題，也是重要而有效的實踐，此點筆者完全贊同。事實上，4日的拙文沒有要求大陸籍學者一定要這樣或那樣做，反而是說，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各自的處境裏，力所能及地發揮不同作用，便是最好，有聲輕聲無聲都可以（見該文末尾二段）。美國有喬姆斯基、克魯明那樣公然挑戰政經主流的學者，也有在校園裏默默耕耘的無數勇士，二者相生，她的學術自由才有以為繼。

最後，筆者想作一點申辯。顧院長認為，筆者提出「三個弱點論」，必是覺得大陸籍學者不能擔負起捍衞香港學術自由的中堅角色。事實上，筆者4日的文章裏沒有這個意思，反而是認為，從趨勢看，這個中堅角色，遲早得由大陸籍學者負起，而且因為他們是過來人，最清楚失去學術自由的可怕——不僅僅學者運交華蓋，整個民族也掉進災難深淵；因此，這個學術群體最具捍衞學術自由的潛力。這個「過來人論」是首要的，然後才是「三個弱點論」。

熬過悲劇 還需要鶚

寫這一組文章，筆者多次提到「鳥」，這裏再用另一個「鳥論」作結。

希臘文化以鶚（貓頭鷹）象徵智慧，因為牠能在黑暗中視物；智慧之神雅典娜之伴，便是一隻鶚。雅典娜在羅馬神話中的名字是Minerva，因此，西方學術傳統裏有所謂Minerva's Owl這個意象。此意象有兩個不同涵義。尼采以鶚只在黑夜來臨之後才展翅，遂以之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歷史是發生之後才可解的，思想家解釋歷史，悟性往往來得太遲。這是悲劇涵義，另一涵義卻可振奮人心：鶚在黑夜裏，目光如炬洞悉一切破曉方休，因此可看作是文明的終極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last resort），人類一旦失落在黑暗的長夜裏，只有靠鶚的眼，才能生存到天亮。筆者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兩個涵義並不矛盾。知識分子熬過那段悲劇歷史之後，明悟了，也就是所謂的「過來人」；但長夜還未破曉，還需要鶚。

僅以此雙重涵義的鶚的意象與閻教授、顧院長以及所有本地大陸籍學者共勉。

二之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 練乙錚

2011年11月30日

練乙錚

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拙文〈談徐立之下台、論大陸籍學者角色〉於本月4日刊出後，反應相當熱烈，不同意筆者觀點的文章，小計已有五篇，分別是《信報》8日理大閻洪教授一篇，《信博》11日Paul Peng一篇，《文匯報》17日專欄作家韋剛、9日居港內地海外學人聯合會創會會長兼科大榮休教授葛惟昆共兩篇，以及《大公報》18日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一篇，在網上都很容易找，讀者可細看。各篇文章風格不一，《文匯報》的兩篇，調甚高而說理少；Peng先生的一篇，羅列筆者背景資料如數家珍，本當甚有看頭，不過很快就淪為誅心之作（或曰「心理分析」）。可幸，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兩篇文章（〈回應「大陸籍學者『三個弱點』」論〉、〈莫低估大陸學者貢獻〉），都是思辨、說理的文字，筆者樂於回應，趁機會也可闡明一些未及細表的論據和觀點。

閻文刊出不久，筆者便作簡覆，附在另寫的一篇文章之後（〈區選結果能擦亮誰的眼睛？〉，刊11月10日） ；惟字數所限，未及詳論閻教授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三個弱點」論有何證據、是否失諸偏頗，以至顧文認為筆者避重就輕。過失的確是筆者的，故本文就該點作補充論述。

第一論：「驚弓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一論，可稱「驚弓論」。筆者認為，共和國六十年來無數次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敢言知識分子殘酷打擊的事例，歷歷在目而未嘗或已，讓大陸籍學者政治上或多或少都成為驚弓之鳥，遇有重大中港政治議題或事件，除非是「隨心所欲不逾矩」者，否則難以在香港這「半個解放區」內公開表達意見。此論非如閻文所擔心的旨在抹黑大陸籍學者，其要點恰恰在於體察到「鳥」的困難處境；若真有抹黑，黑了的也只可能是「弓」。此論亦非如顧文所說，「言下之意，大陸學者就是缺乏對時政批評之勇氣」。筆者沒有要佔領道德高地的意識或潛意識，並不視香港土生學者在勇氣方面高人一等；拙文就此點寫得很清楚：「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寫包單」是俚語，「認定」的意思）同是五千年文化孕育出來的群體，其子群體之間，固然會有經歷上的差異及處境之不同，卻沒有本質上的道德勇氣高下之別。

驚弓之鳥，古往今來多的是。筆者當年在美留學，其時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台灣留學生到了言論自由的美國讀書、工作，思想比較活躍的，無論過了多久，依舊背負舊日政治陰影，時刻留意着身邊的「五毛」（當時不稱五毛，稱「黨員學生」、「黨工」什麼的，或者乾脆稱「大使館的人」）。他們在很多事情上無法暢所欲言，行動每受制約；一些人天真，在保釣運動中豁出去了，結果有家歸不得，家人亦受累；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完全民主化之後才消失。到了八、九十年代，繼台灣留學生有此遭遇，筆者看到的，還有大陸留學生，尤其六四之後。今天，從政治上專制高壓國家到西方留學的，還有越南學生、新加坡學生、伊朗學生、敍利亞學生……；受壓程度不同而性質一，例子縱非俯拾即是，卻可說時有所聞。《明報》20日王雅雋文章〈黨籍作為一種生活工具〉，便有一個寫得相當細緻的個案描述。這令筆者想起「驚弓之鳥」一詞的典故。讀者還記得麼？

西漢劉向《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更羸與魏王處京台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淒。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淒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止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引弓虛發」，即箭不上弦，引弦而發，虛而有聲；「孽」，這裏指受過箭傷的雁；「瘡」，即創傷、傷口；飛徐而鳴淒，行動和聲音都不一樣了。）

誠然，對「驚弓之鳥論」而言，上述都是一般常識和觀察，與標準社會科學要求的嚴格論證還有距離。然而，要作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十分困難。驚鳥豈敢言弓？萬一調查資料給「維基泄」捅出去了，如何是好？還是如王雅雋文中的內地來港博士生老穆說的那樣就比較妥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包含這類自我審查問題的抽樣資料，統計學上可歸類為刪失資料（censored data），所引起的統計偏差，一般稱作社會贊許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具體所指，負意義的稱謂更為貼切：政治壓迫性偏差）。不過，容筆者反問：若說本地大陸籍留學生和學者當中沒有「驚弓之鳥」問題，倒是顛覆了常識、違反了直觀的說法，不是更需實證，而且證明定必加倍困難嗎？解此難題，大概要等到像台灣社會那樣動態穩定，「弓」不存在了，政治鎮壓用的武器鍛成農具了，才水落石出不證自明（台灣立法院本月8日三讀通過法例，取消了「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禁令和人民出入境必須申請許可的規定，政治上達到全面自由）。

大陸、乃至香港，會有政治上達到全面給人民自由的一天嗎？難說。此前，道路一定還十分曲折。就拿拙文刊出之後的一些「小事」為例吧。筆者也算是個「海歸派」，早年在美讀書教學，那是不少人包括筆者的一些黨員朋友都清楚知道的；可是，在三篇撻伐我的文字當中（不記得是哪一篇），我那幾年的讀書教學竟變成「在美國受訓和工作」，「中情局」三字差點沒說出口。枉筆者那些年思想變得左傾，回港後殫精竭慮為愛國事業工作十餘寒暑，如今說話不中聽，便得此下場。想想，其實並不奇怪，數不清的四、五十年代歸國留學生後來被打成叛徒、特務，遭遇悲慘千百倍，都是因為說話不中聽。陳年往事不必詳說，筆者這個老海歸剛得到的待遇，無疑也是給本地大陸籍學者的一個不怎麼客氣的警告。「弓」還張着，「鳥」驚不驚？

第二論：「株連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二論，即「株連論」。古有誅九族，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明成祖殺方孝孺，誅其「十族」，即九族加門生。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有罪，受牽連的何止十族，連同事、朋友也遭殃。文革永遠過去了麼？筆者看未必。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提倡民主，還不像現在那麼提心吊膽會出事；那時提起「紅歌」，人所不齒，現在有領導在發動。當然也有黨內高層反對，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國進民退了，不是社會主義回朝，而是國企給既得利益瓜分，保障既得利益最終要靠法西斯。這不一定發生，但只要有一成機率，文革株連家族的陰影便在，大家便得「想想內地的父母」。一度着蛇咬，怕見斷井索；這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難道共和國人的心理特質沒那麼幾年就徹底改變了？

或曰，驚弓的，怕蛇咬的，只是少數思想出軌者，絕大多數人都是「隨心所欲不逾矩」，感覺自由得很；至於對付幾個出軌者，乃是社會穩定所需，「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古已有之，無可厚非。不過，筆者有另外一個看法，希望給閻教授、顧院長參考；講得比較抽象的話，希望二位學者不介意。有一種博弈有這樣的設計特性：弈者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因為走到非平衡路徑上的代價太大。這時，觀察到的是，絕大多數甚或所有弈者都自動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只有因為受一些隨機因素影響，極少數人偶然脫離平衡路徑而須付出高昂代價，從而可讓其他弈者看到後果而知所行止。通俗一點說：猴子都乖，可能是牠們本性真乖，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牠們見到雞給殺了。同理，多數人不逾矩，可能是因為看見少數人逾矩的經歷太悲慘而已，而不是隨心所欲而仍有的結果。當然，兩種可能性都有，但這已足夠讓筆者的第一、第二論成為一方之言（哪怕只是有足夠旁徵而尚待科學實證之言），可議論批駁而不應受無端撻伐。

順便一提：筆者的第二論指「本地大陸籍學者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強調的是政權力量發功，而不是指責大陸籍學者不敢批評時政；兩者有分別。筆者深責的，始終是「弓」不是「鳥」。

第三論：「合作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三論，可稱「合作論」：「文化背景關係，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這裏說的文化背景，指共和國六十年而非指華夏五千年。其實，與專制政權合作者，無論自願或被迫，古今中外都有，關乎這些政權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些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史實，或可作為參考，惟篇幅關係，明天待續。 二之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