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兒的愛情觀 - 榮士心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月30日
背對背
波兒的愛情觀
榮士心

「波兒波兒波兒波兒，魚兒小寶貝……」看過《崖上的波兒》後，友人感受最深刻的不是宮崎駿的畫功，亦不是愛護海洋的環保訊息，反而她感慨地抱怨了一句：「連四歲的波兒也找到她的終身所愛，我們還在尋尋覓覓。」

農曆新年過後，又是情人節的來臨。有伴侶者為討好異性忙於張羅厚禮預備大餐，形單隻影者只好繼續為自己未來的幸福憂心惆悵。

聽一個電台節目，作為家長的主持人不斷慨嘆現在新一代太早熟，過早拍拖。以前是要探討「高中學生應否拍拖」，現在是「初中學生不應有性行為」。
「進化」需時

可是，在光譜的另一面，情況仍然黯然。內地人民稱每年11月11日為「光棍節」，一個名為「中國光棍協會」的民間團體「公布」，中大在全國大學的女光棍人數，排名第七；筆者有數名友人是其中一分子。目前有很多二十來歲的女生一次拍拖經驗也沒有。當我們擔心時下青年過早拍拖，其實有更多人為尋得一段愛情而憂心忡忡。

友人分享，當年就讀中學時在父母反對下以至與戀愛絕緣，及後到大學畢業時父母旋即詢問何時有人提親，此等落差，實不為每個人都可接受。由學習拍拖到找到對象到談婚論嫁，只有大專三年的時間，難怪現在青年的愛情觀那樣「奇離」。

上月青協發表了一個名為「聖誕鐘」的青少年愛情觀調查，全香港的的傳媒均集中報道其中一小段「一成青年願以性行為歡度節日」，但忽略了其中的主題：「14％的受訪青少年表示，在拍拖時，不能一天不見對方；11.2％會以戀愛來逃避孤寂；10％的人則表示，當分手時，他們會感到生無可戀。」研究顯示，當下仍有不少青年擁有錯誤的愛情觀，不懂得信任伴侶，或是太投入於感情生活當中。

筆者很喜歡劉若英主唱的一首歌《後來》，裏面的歌詞說道：「後來，我總算學會了，如何去愛；可惜你，早已遠去，消失在人海。」這是很多現代人的哀歌。我們一直以為戀愛是一個天賦的技能，我當然不同意，反而我更認同填詞人小寒以進化論來比喻戀愛的一段詞：「有過競爭，有過犧牲，被愛篩選過程；學會認真，學會忠誠，適者才能生存。」（摘自歌曲《達爾文》），尤其是現今這個缺乏信任的世代裏，這個「進化」所需要的時間需要更長。

早在8月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香港女性的結婚年齡中位數為二十八點三歲，為歷史新高。在2007年香港更有十八萬七千名未婚的適齡女性，比四年前激增四萬。有人歸咎是女性學歷提升，港男缺乏質素云云，其實部分父母把拍拖戀愛妖魔化，讓子女過遲接觸愛情，這一個原因應包含在內。
父母的祝福

三藩市州立大學月前發表了一項研究指出，在青少年同性戀者中，受到家庭負面評價的會有多出七倍機會走上不歸路，另外有超過五倍的機會患有精神問題。研究員指出，那些給予負面評價的家長，通常提起同性戀，就會想起性行為，但忽略了情感的交往和心理上的反應。這個研究亦支持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家庭環境有莫大的關係。

這個研究對我們以上討論的問題也有一個啟示，家長不容許子女談戀愛，或許是害怕在戀愛期間搞出一個婚前懷孕，或是因為拍拖而令其無心向學，或精神上無法承受因失戀而得來的痛苦等等。可是，這其實是一個雞與雞蛋的問題，家長施加的壓力往往是這些問題的始作俑者。

就如波兒和宗介的「戀情」，也得先由雙方的母親同意，才能開花結果。戀愛需要及早實習，並需要得到父母支持，父母為子女妥善安排他們的未來，為何不包括愛情生活呢？

閱讀日本﹕天真的波兒 獻給低能的你 - 張彧暋

閱讀日本﹕天真的波兒 獻給低能的你
(明報)1月18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誰說宮崎駿動畫反戰、提倡環保、鼓勵親子關係、勉勵人生？《崖上的波兒》最近上映，我覺得相當適合下面兩類觀衆去看﹕

i)天真的小朋友；

ii)平常想得太多，但依然有童心的大人；可是，我覺得不適合以下人士收看：

iii)扮天真而其實低能的大人

香港社會的大人，毫不天真、普遍低能，卻誤以為低能是天真。因此，應該把本片列為倒轉的三級，18嵗或以上人士不得入場收看。

宮崎駿的動畫，理應是畫給小朋友看。第二類適合看他的動畫，是平常左思右想的大人。因為看動畫，能擺脫日常生活的真實感，稍微放鬆一下，回到童真的幻想世界。

宮崎駿明言，動畫與看似很真實的電影不一樣。跟照片不同，動畫不是「寫真」的藝術。日文的攝影就是「寫真」，但看似客觀的真實影像，其實經過刪剪、編輯，暗藏了導演與拍攝者的主觀意願。

宮崎駿的這套動畫哲學其實頗有洞見，認為高度勞動密集的動畫行業，之所以不是搞馬克思所講的異化資本主義，是因為動畫真的有解放人心的力量。動畫是人手畫的藝術作品，明顯是假的，因此，動畫很難騙你，也沒有攝影與電影的暗藏的政治意識形態。看完動畫，只是一場夢幻一場空，不會因此而相信。

動畫魔魅的解放與危險

問題是，動畫的虛幻，可能比現實更具真實感。一方面，宮崎駿認為，畫家透過自己的眼睛，畫出自己腦海的世界，其實比拍照更加接近人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見宮崎駿《出發點》；譯本﹕台灣 東販2006）。另一方面，他去年在記者會批評那位快將垮台酷愛漫畫的總理麻生太郎的時候，提到動畫既能把人從現實生活解放出來，也同樣能把人拉進虛幻。正因為如此，畫動畫漫畫，自己一班人躲起來搞，又或者跟同好分享一下就足夠了，沒有必然讓政府拿來到處宣揚。換句話說，動畫是魔法，既能解魅，也能令人再入魅。

宮崎駿相當明白其中的危險，而進入21世紀，世界似乎真的重入虛幻。日本 的文化評論人佐藤健志，在新近出版的《夢見られた近代》（近代迷夢）（NTT出版2008）中，就以「宮崎駿的論理之死」為題，指出他最近10年的幾套動畫，說得好聽，是愈來愈童真，說得不好聽，是愈來愈白癡。他指出，《幽靈公主》、《千與千尋》、《哈爾移動城堡》，故事一套比一套爛，受歡迎的程度卻一套比一套熱烈。所謂的「論理」，就是邏輯。論理之死，就是說，宮崎駿的動畫，不再講什麽故事了。

宮崎駿論理與倫理之死

你記得《哈爾移動城堡》說什麽嗎？一個阿婆跟一個美少年，不知道為什麽經歷過很多毫無理由的事情之後，最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完。恭喜恭喜。佐藤健志指出，整個故事就是一大堆飛機大炮炸來炸去，而竟然有人說這是反戰意識。美少年什麽理由都不用說就被逼走去打仗，他師傅原來是戰爭元兇，少女變了阿婆，要為此負責的敵人「荒地之魔女」卻變了同伴。總之要是比較一下原著就知道，宮崎駿根本打從開始就放棄說什麽有道理的故事脈絡，而且從無追究任何道德責任。這除了是論理之死，更是倫理之死了。

更可怕的是，佐藤健志認為，沒有比用世代論來分析這三部作品的終究保守性更好了。這三個故事的共同主題，都是上一代做了一些毫無道理的事情，搞了一個爛攤子出來，要後人來承受。《幽靈公主》中因為煉火槍的大嬸跟大自然搏鬥，少年人竟然無辜受到詛咒。而那麽可怕的人與自然大搏鬥，竟然被說成環保思想。《千與千尋》就更加離譜，父母吃了人家的東西，要女孩來承受責任。筆者聽過某些評論，說這是千尋的成長故事。佐藤指出，這根本就是上一代令下一代承受詛咒。如果這是成長故事，故事中千尋的父母最後該被拿來當作點心吃掉才說得過去。

三十年來不斷說宮崎駿的動畫反戰、提倡環保、鼓勵小朋友美好成長的成年人，看來是像被宮崎駿罵的大人一樣，一年看一百次龍貓，看得腦子都成腐海了。宮崎駿動畫不但不是什麽親子動畫，其實是宮崎駿老伯自己拍給自己看的成年人童話。

從家長大迷惑到日本主體論

佐藤健志指出，《千與千尋》中的油屋，根本是日本的自畫像，亂七八糟的東西文化交雜，無臉人面目模糊，小女孩千尋被逼成長而又對父母癡心一片，坐上在海面行走的電車，一輛名副其實駛往「海外」的單向通行電車，前往西方！其實，這幾套動畫，就是既崇洋、又覺得自己傳統只是僵化象徵的日本現代史組曲而已。

佐藤健志大概打中了問題核心。而必須注意的是，佐藤健志的批判對象，與其說是宮崎駿本人，不如說是一班永遠不想長大的日本小農觀衆而已。而這班成人觀衆，以為低能就是天真，還希望他們的下一代繼續低能下去。本書後話中，提到竟然真的有議員，拿這評論去質問文部科學大臣﹕「這幾套動畫中，上一代人的無知行動，令下一代人受到重大迷惑與被害，年輕人竟既不反抗亦不怨恨，而帶有這些強烈信息的動畫竟然受到歡迎。日本上下受到成年人毫無道理的行動與邏輯混亂的言論左右，故事完全說不通，這些動畫就是當今日本社會本身了。」

「而動畫與遊戲，本身就是一種現實逃避的fiction，而連fiction本身的論理邏輯也完全亂來，真可謂二重現實逃避。我認為當今日本真是一個高度現實逃避的社會…毫無現實感可言的小泉內閣，卻得到國民的高度支持，這可謂是一場噩夢。」而大臣卻答「我三套動畫都看過，但不知道你想問什麽…。」

我們面對的，是更可怕的一層政治意識形態﹕我們害怕政治，不說帶有意識形態的政治故事了，但連拍動畫都不說故事，這還可行嗎？當一切故事化成虛無，逃避思考，返回童真，我們就真的能避開政治思考嗎？

文 張彧暋

編輯 蔡曉彤

日記一則 - 劉健威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月16日
此時此刻
日記一則
劉健威

早上醒來，在床上假寐「聽」電視新聞。記者問布殊，卸任後幹什麼，他答道：「給勞拉弄咖啡，那會是不一樣的感覺。」這蠢蛋任內八年，這是最像人說的話。

我是個壞丈夫，有一點倒不壞—幾乎天天給妻子弄咖啡。要是這蠢蛋像我那樣，只懂給老婆弄咖啡，換了別人當總統，也許便沒有伊拉克戰爭、沒有金融海嘯、甚至以巴也不用打餐死……。

起床到家居附近的酒家嘆早茶看報紙。回家寫《信報》稿。到附近的健身中心做運動。

午餐到街市買了一尾幼鱗撻沙，着廚師加肥豬肉絲、葱菜絲蒸之，風味殊不俗。

倫敦大學亞非人類學系一博士生來做訪問，談飲食問題。說罷已將近三時半，回家趕「死線」。

泡一盅老火鐵觀音，寫某雜誌稿—從哥哥電郵得悉：「於昨日從×口中得知，可作題材。他有友人年逾七十三，其妻則少他三十載。苦於不能性滿足其妻，求助於×。要求他每周與其妻相好一次。由於早前某友人已讓其妻見到×，故其妻也已告其夫可接受×。惟因是其友，×說他不好意思去做。故事說來似真，他有否去做，則只有天知。」寫成短篇小說一則，當中頗多性心理描寫。

某雜誌銷路甚廣，且入家庭，我不刻意情色，但偶然挾帶走私一點情色，也甚過癮。

黃昏到藝穗會天台喝酒抽大煙，碰見Ｖ，稍語西九事，他尊重文化，曾參與西九，可惜調任，不與其事了。到樓下聽了一會鋼琴演奏。

到某老牌港式西餐廳晚膳，環境甚佳，東西他媽的難吃。

很平凡的一天，也很充實的一天，心理生理精神都覺舒暢，因為有享受有生產，有得着有付出。做人如此，夫復何求？

莊曉陽﹕以巴衝突 不是正義和邪惡之爭

明報
2009年1月15日 (四)
論壇
莊曉陽﹕以巴衝突 不是正義和邪惡之爭

【明報專訊】以巴衝突，是新聞的「票房毒藥」。傳媒的論述，永遠跟隨這公式：先是巴勒斯坦人、哈馬斯之流發動襲擊、發射火箭，以色列然後還擊，其間有多少平民傷亡，最後就由國際聲音，要求雙方停火。

為何哈馬斯要射火箭？巴勒斯坦組織為何要攻擊以色列？傳媒從來沒有提及。看新聞後，一般人也不明白雙方有何恩怨，為何打了數十年？

沒有一方完全正確或錯誤

以巴衝突，不是正義和邪惡之爭，而是兩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不幸地成為敵人，沒有一方完全正確或錯誤。要簡單解釋以巴衝突是不可能，只有追溯歷史才會理解，雙方仇恨為何這麼深，巴勒斯坦人為何要發動恐怖襲擊。

猶太人居於巴勒斯坦地(即以色列的國土)，始於舊約聖經年代，公元1世紀左右，猶太人起義對抗羅馬帝國失敗，猶太人被驅逐出巴勒斯坦地。直至19世紀末期，猶太復國主義興起，才有聲音呼籲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重新建國。

猶太復國主義者揚言，在巴勒斯坦建國最好，因為我們沒有國家(A people without land)，巴勒斯坦地則沒有人民(A land without people)。但實情是，巴勒斯坦地根本不是荒地，而是住滿了巴勒斯坦人。

由於雄厚的財力，猶太人逐漸把巴勒斯坦地上可買的土地都買下來，大多數的新地主都把土地上的巴勒斯坦農民趕走，只聘請猶太籍勞工。巴勒斯坦人才明白猶太人的企圖。

第一次世界大戰，經猶太人團體游說拉攏，英國政府1917年宣布聞名的《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公開承諾將協助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建立一個家園。巴勒斯坦的悲劇，由這刻正式開始。

一戰後，巴勒斯坦歸英國託管，英國滿以為巴勒斯坦地有戰略價值，既是埃及的緩衝地，甚至可能有石油。結果，巴勒斯坦什麼石油也沒有，只有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不斷的衝突，英國政府才醒覺，要巴勒斯坦政府正常運作又要幫猶太人在未來建國，是互相矛盾，根本不可能。

由於巴勒斯坦地實在太貧瘠，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也不多，直至納粹德國的抬頭冒起，猶太移民才顯著增加，但仍然遠不及巴勒斯坦人多。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也愈來愈嚴重。1936年，巴勒斯坦人終於爆發大規模起義反英，英殖民政府花了3年，二戰前夕才把起義鎮壓。

希特勒屠殺猶太人，讓猶太人復國的願望成真。劫後餘生的歐洲猶太人，有很多選擇要去巴勒斯坦(更多去了美國)，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人口，激增至接近三分一。戰後已近破產的英國，也不願意再無止境負擔管治巴勒斯坦的開支，巴勒斯坦的前途，就交由新成立的聯合國決定。

在美蘇兩國的支持下，聯合國決定將巴勒斯坦切開兩份，一個以色列國、一個是巴勒斯坦國，雙方的國土有如扭麻花形狀。巴勒斯坦人強烈反對，明明是他們佔大多數、也是世世代代居於此，為何要把一半土地，讓給新來的猶太人？但猶太人就支持方案，因為方案對他們有利，以小於一半人口比例，但就可以分到一半土地。

以色列立國後阿拉伯世界即宣戰

以色列在1948年宣布立國後，阿拉伯世界隨即向以色列宣戰，意圖消滅以色列國於萌芽時。但戰術失當及不團結，阿拉伯聯軍被以色列軍打敗，以色列甚至有能力攻佔額外的領土，及用恐嚇等手段，把領土內的巴勒斯坦人盡可能驅逐出境，又不讓躲避戰火的巴勒斯坦人於戰爭後重返家園。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就是在這天起產生。

剩下未被以色列攻佔的領土，就是約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帶。加沙給埃及吞併，西岸就被約旦吞併。

1967年，以色列在6日戰爭中再一次擊敗阿拉伯聯軍。這次，以色列吞併了加沙、聖城耶路撒冷、西岸、磘利亞的戈蘭高地及埃及的西奈半島。聯合國雖然通過決議，要求以色列由佔領的土地上撤軍，但以色列只是於1979年起由西奈撤軍。同時間，以色列又在佔領區內，建立眾多猶太人殖民區。

同時，巴勒斯坦人終於明白，建國只能靠自己，阿拉伯國家是靠不住的，阿拉法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法塔等武裝組織才相繼成立，並開始用恐怖襲擊等手段威脅以色列，以及讓國際社會明白，巴勒斯坦人要求建國的呼聲。

1980年代後期，巴解願意放棄消滅以色列，以色列也願意與巴解談判後，和平進程曾有一線曙光。在美國推動下，雙方終於在1993年簽訂奧斯陸協議，簽和約的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解主席阿拉法取得翌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冤冤相報 陷入新惡性循環

但雙方在和談後，分別在國內遇極大阻力，武裝組織哈馬斯堅決反對與以色列和談，但阿拉法無能力控制哈馬斯，拉賓更遭國內右翼分子刺殺。同時，有以色列殖民在西岸希伯崙的清真寺亂槍掃射，巴勒斯坦人又發動襲擊報復。奧斯陸和平進程終於胎死腹中。

公元2000年，以色列總理沙龍硬闖東耶路撒冷的阿克薩(Al Aqsa)清真寺後，終於爆發巴人大規模起義。以軍鎮壓毫不手軟，巴勒斯坦死傷數以千計，沙龍更以反恐為名，在西岸築起大量圍牆及檢查站，限制巴人的出入自由。

衝突的根源，在於以色列侵佔人家土地，這次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只是這段歷史的延續，冤冤相報，陷入新的惡性循環。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東研究碩士

書香 - 柳葉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月15日
上海通信
書香
柳葉

八十年代末，我上班的地方對面有一個修自行車的攤位，攤主四十多歲，為人挺和善的，每次看見他總是一身髒衣服，兩手油污。有一次，我的自行車壞了，請他修理，那天下班晚了，他已經收攤了，在我自行車上夾着一張紙條，讓我去某某路某某號他家裏取鑰匙。

待我找到他家，來開門的攤主已換了一身乾淨衣服（記得是穿一件睡袍），手裏拿着點燃的煙斗，與白天的攤主判若兩人，我差點認不出來了。房裏在播放交響樂，好像是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他請我進屋坐坐，喝杯咖啡。我因為急着回家，拿了鑰匙就走了。

當時我就想起剛讀過的汪曾祺的一篇小說《七里茶坊》，說是作者在農科院下放勞動（自然是文革中的事情），被派往張家口去掏公共廁所。「打好行李，挎包是除了洗漱用具，帶了一支大號的３Ｂ煙斗，一袋摻了一半榆樹葉的煙草，兩本四部叢刊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白天掏糞，晚上燈下抽煙斗，讀杜甫，那是特殊年代的一個場景，想不到我幾乎看到了同樣的場景。

去年七月創刊的《上海書評》周刊，每期最後一版叫「海上書房」，介紹上海各類職業的愛書人家裏的書房，有照片有文字。介紹過著名的學者、作家、畫家、編輯、銀行家、主持人，也有普普通通的市民，而我尤其感興趣的正是這些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有個二十九歲的公司職員，住在窄小的老房子裏，藏有一萬多冊書，把原本不大的房間放得滿滿的；還有一位退休工人，曾是八級鉗工，業餘時間幾乎都花在買書、讀書上，家裏已經有上萬冊書，仍在不斷買進，老伴和女兒因為家裏沒地方放，嚴格控制他買書，不給他零用錢，但他還是省下一點零花錢用來買書。從照片看，這些普通市民的所謂書房，都很簡樸，他們的愛書，是真正發自內心、毫無功利的愛。看了很讓人感動。

書香，本不應該僅僅飄蕩在教授學者的書齋裏，而也在公司小職員家，在退休的八級鉗工家，在千千萬萬的普通市民家。

李楚成﹕課堂上的中英混用應否被禁止

明報
2009年1月12日 (一)
論壇
李楚成﹕課堂上的中英混用應否被禁止

【明報專訊】香港是雙語社會，中英混用(俗稱中英夾雜)是正常的雙語現象。無論課堂內外，都有很多誘因，說明為何具一定水平的雙語人在說中文的時候，很難避免用上英語的片言隻語，這便形成中英混用。例子可謂隨手可拾。如某財務廣告中的口號「卡數Easy Go」，又或是某炉液的電視廣告用語「讓肌膚每天做spa」，均說明中英並用乃本地廣告語言之一大特色，廣為普羅大眾所接受。

社會上中英混用的例子固然屢見不鮮，課堂上的中英混用，亦相當普遍，常見的誘因如英語教師用學生較為熟悉的母語解釋課文，強化他們的雙語詞彙(financial tsunami, 金融海嘯；melamine, 三聚氰胺)，維持課堂秩序，以至表達對學生的關愛等。然而自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課堂上中英混用漸漸被簡單地定性為構成學生語言能力下降的重要因素，必須盡量避免使用。

根據教育局的指引，教師用英語教學的同時，若被發現中英混用，輕則受到口頭警告，重則影響其教學表現的評估。同樣地，指引規定母語教學的教師應該採用純正的中文(廣東話或普通話)，不應夾雜英文。

指引歸指引，無論教學語言是英文或中文，如上所述課堂上用上其他語言的教學誘因極多，這就產生一大矛盾：教師出於教學上的需要，不得不轉換語碼，但教學語言的指引往往令他們不能暢所欲言，擔心隔牆有耳，給巡校的校長留下不良印象，對他們教學能力的評估帶來負面的影響。更甚者，指引的存在令轉換語碼的教師感到不安，不知中英混用會否影響學生的語言能力發展。試問這些跟教學語言有關的憂慮當前，教師又如何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教學所長呢？

普羅大眾對中英混用的成因欠缺了解，但社會上對中英混用這現象一般持否定態度，認為是未能掌握中英文標準用語的表現。這一點從大眾及媒體如何看待中英混用的報道可見一斑。如去年的立法會補選期間，陳太和葉太的支持度呈拉鋸之勢。根據香港《經濟日報》2007年11月6日(頁A27)的一篇報道，標題為「陳太民望反彈領先葉太6%」，文中引述湯家驊表示，「陳太正積極準備周四的辯論會，為針對陳太英文較中文熟練問題，訓練以議題對答為主。他笑言，助選團為陳太準備時，曾考慮若陳太說話時中英夾雜便要罰錢」。這就說明政治人物在公開活動期間中英混用的話，會影響公眾形象，被視為不當的語言習慣，應盡量避免。

禁中英混用對資訊流通有否幫助？

類似的例子很多。這些例子說明，中英混用一般被視為不健康、病態的語言行為，應當禁止或盡量避免。問題是，香港的教育以英文為主導，絕大部分外來的信息及新鮮事物都通過英文傳播、吸收，以至在不同的社群中直接廣泛採用，尤以資訊科技領域為甚。如YouTube, Facebook, iPhone, iPod等，仍未有可用的中文翻譯。可以想像，禁止中英混用的話，這些用英語直接表達的新事物便不能宣之於口，試問對資訊的流通及思想的交流是否有幫助呢？

筆者相信，中英混用的社會成因頗為複雜，不能杜絕。同樣地，在很多情下，課堂上教師及學生均有需要通過語碼轉換來達至教與學的最佳效果。語碼轉換在課堂上遭到禁止，這政策未能讓具雙語能力的教師在上課時充分發揮他們的雙語優勢，這不是幫倒忙嗎？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英文系教授

趙耀華﹕獨家專訪亞當斯密

明報
2009年1月9日 (五)
論壇
趙耀華﹕獨家專訪亞當斯密

【明報專訊】去世200多年的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最近復活了，《自由市場雜誌》第一時間獨家專訪。記者在一番寒暄之後問到：「斯密先生，我們香港讀者對你在《國富論》一書中『看不見的手』的比喻十分拜服，您能介紹一下這個觀點的來龍去脈嗎？」

「看不見的手」出處

「看不見的手？什麼看不見的手？」斯密有點狐疑道。

記者同樣感到狐疑，忙覑解釋道：「 那是您在《國富論》中用到的一個比喻，自由市場在沒有政府干預之下就能達到效率最大化，就好像有一無形之手在背後操縱一樣奇妙，這是您書中的中心思想啊！」

「記者先生，我實在記不起用過這個比喻，你能再告訴我這個比喻出現在什麼章節嗎？」斯密一邊翻書一邊問。

記者深感不妙，他雖然是自由市場的信徒，卻從沒有認真讀過斯密的著作，心裏想那應該是在書的開頭或者是結尾的章節吧，卻又不敢肯定。

斯密突然跳起來：「啊，我終於記起了！我的確用過那個比喻，《國富論》共由5冊組成，它在第四冊中談到貿易保護主義那一部分出現過一次，你們香港的讀者真是滿腹經綸、學貫中西，竟然對在這麼隱秘地方出現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比喻都注意到……既然你們對我的自由市場思想那麼感興趣，那我便談談它的來源吧。你知道在我4歲即1727那年世界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嗎？那年偉大的物理學家牛頓去世。簡簡單單的牛頓力學，卻把天體的運動、地球上的潮汐現象都解釋得一清二楚。我們時代的人都深受牛頓力學的影響，認為人類社會也受覑幾條簡單規律支配，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去發現那幾條規律……你們有所不知，我年輕時研究過天文學，在一篇有關天文學歷史的手稿中，還第一次用上看不見的手的比喻，以代表天體運行的規律呢！」

何時應提自由貿易

記者見斯密終於記得，還具體指出了和自由貿易的關係，便忙不迭問到：「現在不少國家的大小NGO 都在反對自由貿易呢，這實在使我們自由市場的信徒深感不安。斯密先生，您能不能講解一下自由貿易與國家富強的關係呢？英國是怎樣通過自由貿易令國家富強起來呢？」

斯密回答道：「這個問題你們的教科書沒有教嗎？我的觀點叫絕對優勢理論，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力超過貿易對手的時候，即具有絕對優勢的時候，對外實行自由貿易就對它有好處。我所處的時代，英國的製造業已經或者正在取得世界領先地位，這正是鼓吹對外實行自由貿易的時候！」

「英國是先取得經濟強國地位之後才鼓吹自由貿易的，而不是通過自由貿易令國家從貧窮變成富強的。英國原本是稍稍落後於歐洲大陸的國家，但至晚從15世紀末的都鐸王朝開始(特別是亨利七世和伊利沙伯一世)，便有系統地通過保護主義、補貼、專營權、政府派出工業間諜，以及各種政府干預來發展英國的羊毛織造業。那時候英國靠出口羊毛換取進口貨，而羊毛織造業——那時候的High Tech——的中心則位於低地國家(現在的比利時和荷蘭)。」

「亨利七世派員到各地物色適合發展羊毛織造業的地方，他又以高薪挖角，把低地國家的技術工人請到英國，同時又提高羊毛原料的出口稅，甚至有段時間完全禁止衣服半製成品出口，目的是鼓勵本地羊毛加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英王並沒有期望短時間趕上對手，因此只有在自己有能力處理更多羊毛原料的時候才提高其出口關稅，當發覺能力高估了的時候，則不得不降低。如此這般，直到1578年的時候(伊利沙伯一世統治的中期)終於具備了足夠的處理羊毛的能力，英國才對其出口採取全面禁運，在缺乏原材料供應下，低地國家的競爭者迅速走向敗亡。但此時距離亨利七世最初實行積極干預政策時差不多有100年了……」

資本主義的前途

記者愈聽愈驚訝，向助手打了個無奈的眼色之後道：「斯密先生，你的思想實在令我大開眼界，我想接覑問個讀者最為關心的問題，在眼下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香港的小市民正惶惶不可終日。資本主義還有沒有前途？不知您能不能指點一下迷津？」

斯密面色大變，站立不安，過了整整一刻鐘，才緩緩說道：「我還以為資本主義這個歷史時期已經結束了，你們的訪問不過是想研究經濟思想史而已。現在才知道，你們是想借我名聲來振奮一下你們信徒的信心。你以為我會這樣做？那你們實在太不了解我了。」

「真奇怪，你們對一個比喻津津樂道，對更明顯的東西卻熟視無睹。我在出版《國富論》之前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論》。前者從利己的本性出發，論述了利己主義的利益觀；後者從人具有的同情心出發，論述了利他主義的倫理觀。利己與利人是一體兩面，缺一不可。令人遺憾的是，你們把《國富論》奉為聖經，卻把我更推崇的《道德情操論》完全忘記了。同情心是道德行為的基礎，如果社會缺少了這一基礎，這個社會就會迷失方向。」

「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是由無數小生產者和地主紳士階級所構成的資本主義，那裏沒有大公司，沒有大財團，資本家更非當權者。在這個國度，市場只佔社會關係的一小部分，此時讓人們自己照顧好自己，那就是最合適不過的安排；我在《國富論》中用了self love 這個詞，而不是self interest 或者 selfishness就是這個意思。這種基於自利的市場與利他主義的倫理觀並無衝突。但是，一間銀行倒閉可以動搖整個國家經濟，一個CEO可以拿幾百萬美元的分手費，這樣的市場既非我所鼓吹的自由市場，事實上也不配稱為自由市場……」

「快把這個騙子拘捕！他冒認是亞當．斯密，又危言聳聽，意圖製造動亂！」 記者的昘喝聲把斯密煞住了。此時「假斯密」才注意到幾個破門而入的警察！

「救命呀！救命呀！我不是騙子呀！我真的是亞當．斯密呀！」

作者按：為免讀者誤會，亞當．斯密其實沒有復活，亦沒有《自由市場雜誌》此書。這個訪問只是杜撰的故事。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村上春樹說跑步的事 - 博念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月7日
書評
村上春樹說跑步的事
博念

創作來自紀律，尤其是當你自知不是那些天才級的創作者。可村上春樹認為，要寫得好的文章、好的小說，你仍必須有一定的才華。沒有才華，再給你多少時間也沒有意思。那些還未至是天才型的創作者，仍得要付出相當的努力，才能保住穩定的創作產量。但穩定的創作產量又從何而來？

當一個如村上春樹般的作者，有不少著作都屬於長篇創作，同時卻發現自己隨年歲增長，創作力明顯下降時，可以做的是什麼？打從三十多歲開始，村上春樹選擇了長跑。若自認不是天才的村上，真的是從長跑這種律己式的訓練，而令已年近六十的他，寫作生命得以歷久不衰，我們便更應認清村上春樹的這段road less travel是怎樣走出來。

十多年前，友人極力推薦《挪威的森林》，自己卻因為故事過於王家衛式的虛無而被迫中途離場，之後再沒有拈上他的任何作品。直到在美國波士頓的哈佛書店看到這本村上的翻譯新著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台灣中譯本名為《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才有機會認真的看看他的寫作。這一回，與十多年前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跑步人生 非關意志

這書是由十多篇有關村上練習長跑的個人感受集結而成的札記。對於此，我驚訝萬分，村上春樹不單是一個長跑者，而且是一名非常律己的長跑家。他基本上每天都跑，跑了二十五年，據他所說，他每天平均會跑六哩（即大約二十四個四百米足球場跑道那麼長），扣除下雨天或特別事故，一個月累積下來會跑一百五十哩，某些月份，更可跑到一百八十哩！過去二十年，村上跑遍世界各地，日本、波士頓、夏威夷、紐約、希臘等等，還參加過二十三年的馬拉松比賽。作為能夠在三小時三十分鐘之內跑畢二十六哩的日本人氣作家，村上春樹實在不是過着某種放浪形骸的生活。

若然這只是一本單純有關長跑的著作，縱使是來自明星級作者手筆，也不會有太大的回響。能讓我這樣的一個非長跑者，同時又是一個非村上迷拿起此書，是因為村上體會到，寫作與跑步有着頗多哲學層次般的類同，而不是在推崇一種「跑步對我們好，所以我們齊來跑吧」的信仰。因此，當很多人認為要自己每天都能踏步慢跑六哩，必定要有很強的意志，村上卻指出意志不意志並非能夠持續之關鍵，只是，他覺得，跑步適合他而已，所以他繼續跑。

若我們每天都在做一些不喜歡做的事，無論你有多強的意志，終歸會放棄。同樣，村上能夠寫作二十多年，是因為他喜歡寫，寫他喜歡寫的東西。這個觀點，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其有說服力的因果。一直以來，一般人可能會認為一個作家的生活是沒有規律的，是我行我素的，是不受束縛的，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自由創作。自由自在到根本不會與紀律打交道，更何況村上春樹是位喜歡描述虛無主義，以「浪人」為主角的小說家。很難想像到他的長跑，是他作為一個當紅二十年的長春小說家背後的殺手級武器。
我是機器 只管向前

全書的章節是由2006-07年期間斷續撰成的，村上在每章都用上很細緻的筆鋒，描述他的長跑經歷。例如其中一章憶述他花了十一小時四十多分鐘完成在北海道一場路程長達六十二哩的「超級馬拉松」，村上形容這比賽是瘋狂的，而且一生人只能承受一次這樣的長跑。

村上娓娓道來的不是箇中的趣事，而是他如何在三十四哩後，身心疲累，雙腳不住地痛。村上在極度痛苦下，形容自己猶如行屍走肉，但仍不願以步行代跑，雖然沿途有不少參賽者已轉為步行。但村上堅持要跑下去，縱使他感到雙腳已經不屬於他。過程中，村上不停重複「此刻的我不是我，我是一台機器，我不需要有感覺，只管向前吧」，這樣的洗腦式口令。不知管不管用，但最後他仍能捱過終點。

一方面，村上描述事件，同時他也為整件事填上他的感受，有時候是一些幽默的體會，有時候是極富哲學性的反思，有更多時候是連結到他的寫作過程。總之，村上令其筆下所描述的長跑活動，變成了一件很不平凡的事。雖說村上表明他並非在推廣一種政治正確的體育觀（他的確不是），他只是說明長跑如何佔有他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部分，而若然沒有這個部分，他可能沒有如此精采的人生。

從探索人生意義的角度討論長跑，我相信有更多人會因此而穿上跑鞋，體驗一下這種人生。就誠如蘇格拉底所說：不被驗證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多謝村上，他啟動了我的跑步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