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5月18日
社評
另起爐灶建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

一場金融海嘯，令中國決定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擺脫受美元牽制的困局，與此同時，上海受「欽點」要成為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內地資本市場正準備全方位開放，上周召開的陸家嘴金融論壇中國的金融官員空群而出，紛紛表態力挺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香港來說，這是一個涉及本地定位、具深遠影響的課題，因為按照中央政府的規劃，日後只有上海才是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那麼香港又會是什麼？沒有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經濟的支柱還剩下什麼？

不少論者—包括本報在內，向來認為金融中心不像世界工廠，靠的不是地大物博、人多勢眾，香港在法治環境、金融人才、市場的國際化以至管理風險的經驗等各方面，都有上海不可取代的優勢，香港人不應懼怕競爭，也不要以為中國政府欽點就可以令上海必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但事態的發展，令我們覺得國際金融中心之爭涉及一些非香港可以控制的因素，令香港在這場競爭中處於極之不利的地位。

首先，這場競爭並不公平；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要冒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處理人民幣業務是首要條件，當人民幣成為國際流通及儲備貨幣之後，任何城市擔當處理人民幣的結算、風險管理等的樞紐，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才能得以確立；中央政府既已公開指定上海擔當這個角色，意味着政策傾斜將會由上海處理大部分人民幣業務，香港在這方面既無權參與決策，也沒有辦法扭轉事實，試問在這種情況下，金融中心誰勝誰負不是早已可料嗎？上海要建成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決策，到底會對香港造成什麼影響？

其次，從政治風險及金融安全考量，中央政府都有自行建立國際金融中心、減低對香港依賴的「誘因」，因為自九七回歸以來，北京雖然用盡各種方法解決香港的政改問題，務求令特區政府逐步邁向北京心目中「以愛國愛港者為治港主體」的理想狀況，可惜事與願違，香港政改不但沒有朝着北京願見的方向走，反而先後因董建華提早下台，曾蔭權從強勢走向弱勢的影響，特區內部無法凝聚出未來政制的共識，而二○一七全面普選的承諾已公諸於世，縱使不願，北京也不可能收回。現在看來，二○一七年如何普選仍沒有半點眉目，二○一二也極可能原地踏步，屆時香港人不滿，全面普選對北京來說風險也就更大；面對無法克服的困難，北京必會盤算在最壞情況下如何可以在香港開放普選而大陸的「損失」又可減至最低？過去香港是內地唯一窗口，對外貿易、引入國外資金和技術、航運物流等等，幾乎全部經香港包辦，但經過三十年發展，大陸在對外經濟方面已跟國外完全接通，而且在基建上更超過香港的規模，唯一仍然要「靠」香港的，就只剩金融業。試想，如果上海在二○二○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絕大部分人民幣業務、融資以及資本市場交易都可以在上海進行，香港局勢即使失控，北京也毋須擔心金融市場會受到衝擊。

香港九七回歸前夕中英兩國因政改相持不下，中方最後決定「另起爐灶」，自行籌組臨時立法會和特區政府，對共產黨人來說，只要有意志有決心，什麼事不能成功？現在正是領導人顯示決心打造「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時候。上海位處長江下游，航運受泥沙淤積而水淺，不能行走大型貨船，中國政府於是在老遠的洋山港另建深水港連接上海，令上海能夠躋身成為國際航運中心。既有前科，縱使條件不足，但只要全面動員，上海又怎會有做不成國際金融中心之理？

香港是時候要想想二○二○年的光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