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城與經濟發展的謬誤 - 馬國明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5月25日
城市筆記
六四屠城與經濟發展的謬誤
馬國明

「六四」又將到，在中國大陸「六四」一直是禁忌，不能公開談論。香港的情形截然不同，回歸以來「六四」遊行和「六四」燭光晚會每年都如期舉行，「六四」論壇和「六四」祈禱會亦舉行多次。連立法會每年都會動議辯論，最初的兩、三年，建制派的議員也在會上發言反駁提出動議辯論的泛民議員。但後來改變策略，全體建制派議員在辯論中一言不發，力圖淡化事件。在中共的禁制和打壓下，「六四」的死亡數字一直無法確定，但出動坦克和荷槍實彈的士兵鎮壓和平集會示威的青年學生卻是鐵一般的事實，連中共自己也不能亦不曾否認。軍隊鎮壓當然有死傷，所謂人命關天，更何況是一場自中共奪取政權以來最大規模的青年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被一支號稱是人民解放軍的軍隊血腥鎮壓，這樣一件大是大非的事怎可能淡化？
鸚鵡學舌的特首

當然不能淡化，遇到「六四」動議辯論一言不發的建制派議員不過是告訴市民他們有口難言，又或者是他們實在無話可說而已。對特首曾蔭權來說卻不可能一言不發，他到立法會是為了出席答問大會，議員有問，他必須要答。時近「六四」的答問大會，曾蔭權的班子早已料到會有議員問「六四」的問題，曾蔭權上任以來分別聘請了若干全職的軍師，又巧立名目，增設薪高糧準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位，他的班子自然不乏高人。這批高人知道不可能淡化「六四」，便變招轉移視線。議員問曾蔭權「六四」應否平反，他卻說偉大祖國經濟發展如何驕人，說得興奮，一時忘形才說了代表市民這句被詬病的說話。正如資深評論員吳志森先生指出，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曾蔭權又再失言，而是他有備而來的話。曾蔭權不是第一個企圖以中國的經濟發展來掩蓋「六四」暴行的人，國內的不同官員早已採用了這一論調。他們甚至會強調若果當年沒有採取果斷的行動便不會有後來的發展，將血腥鎮壓和經濟發展直接掛鈎。曾蔭權不過是鸚鵡學舌，自以為政治正確地重申國內官員的說話。今年正值「六四」二十周年，是時候指出「六四」屠城和經濟發展的謬誤。

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國內剛過了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改革開放僅限於經濟層面，卻不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社會的衝擊。在領導層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壁壘早已出現。恰好由於改革不涉及政治，高高在上和不受制約的官員們明目張膽地以權謀私，運用特權囤積大批由政府補貼生產的物資，然後以市場的價格倒賣，非法賺取暴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不滿的情緒日漸增加。早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北京的學生已先後兩次上街示威抗議，形象開明、為人正直的總書記胡耀邦卻因此被黨內的政敵猛烈攻擊，連由胡耀邦一手策劃才可以再度復出的鄧小平亦落井下石，帶頭把他拉下馬。換言之，早在「六四」之前，被尊稱為改革開放總工程師的鄧小平所提出的那套「摸着石頭過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只搞經濟、不涉政治的政策早已造成政治和社會上的重重矛盾，但共產黨內卻沒有任何解決矛盾的共識，連要達到共識的努力也沒有。
貪腐成風 民怨沸騰

「六四」血腥鎮壓之後，有一種言論竟然把矛頭指向學生，批評學生有如文革時的紅衞兵，激進有餘，卻不懂折中妥協。這是一種把罪責推到受害者身上的言論，完全忽略「六四」發生之前，官員貪腐成風，民眾的不滿日益加深，但共產黨不但無力深化改革，連擔當改革大旗手的總書記胡耀邦也被強行拉下馬。這些年來，國內的官員不斷誇耀中共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推行的改革開放如何改造原是「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三的經濟大國，但在「六四」之前，共產黨領導層裏主張和致力推行改革開放的不是失勢便是被孤立和被惡意中傷。從趙紫陽生前錄音整理成書的《改革歷程》一書可以得知，在「六四」前夕，鄧小平這位號稱改革總工程師的強人，其實亦同樣受到陳雲、李先念等對改革毫不熱中的政壇元老們的猛烈批評，最後更為了自保而捨棄趙紫陽，下令軍隊入城鎮壓。一句話，「六四」前夕的共產黨早被自己推行的片面改革開放弄至危機四伏。「六四」屠城後，改革亦告中斷，接替趙紫陽擔任總書記的江澤民深知要取信於陳雲等一班政壇元老，才不致重蹈之前兩位總書記的覆轍。當時的總理是李鵬，政治局常委中還有姚依林這位陳雲的親信，「六四」屠城的結果是幾乎斷送了一九七八年開始推行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當然明白這種結果，因此才會有一九九二的南巡。九二年的南巡已有大量的報道和描述，但仍須指出，南巡一方面是重新啟動幾乎停頓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鄧小平繼罷免胡耀邦、趙紫陽和下令軍隊屠城之後再一次繞過黨內的正常和合法的決策途徑。根據共產黨的黨章，政治局常委會是最高的決策組織，但無論是罷免胡耀邦、趙紫陽或是下令軍隊屠城的決定都不是出自政治局常委會。換言之，是典型的宮廷政變。九二年的南巡是另一次宮廷政變，鄧小平繞過黨內的決策組織，直接向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發出呼籲。在有備而來的情況下，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當然是冠冕堂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之類的說話絕不會缺少，但南巡講話的即時效果是地方官員紛紛離職轉而營商，即所謂「下海」。鄧小平九二年南巡講話和日後經濟發展的關係已有數之不盡的文章詳加分析，可以說若非九二年的南巡講話，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已由於「六四」屠城而胎死腹中了。但九二年南巡講話和經濟發展的密切關係這點恰好說明中國今日的「經濟奇迹」並不是出自共產黨內理性和公開的政策辯論，也不是出自高瞻遠矚的領袖的過人識見，而是出自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在官場浸淫多年後練成了正確解讀領導層說話時字裏行間的意義。
權力商品化

一本早於一九九九年出版但至今仍未能在華人文化圈裏受到應有的重視的著作最能說明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們的為官之道對「經濟奇迹」的巨大貢獻。這書的書名是 Commodifying Communism，作者David L. Wank花了年半的時間研究廈門的私人企業，他發覺廈門的私人企業全都跟當地的地方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雖然名義上是私人企業，但企業的一舉一動地方政府都要過問；但地方政府事事過問卻不是不必要的干預，地方政府事事過問是因為地方官員認為他們有責任幫助管轄範圍內的企業發展，地方政府事事過問往往是有好處的。作者還發現這些私人企業往往是昔日的地方官員一手創辦的。作者的研究不能算是什麼新發現，但作者卻能將他眼見的現象概念化，今日中國的「經濟奇迹」在於連共產主義也成功地商品化了（Commodifying Communism），今日中國的「奇迹」在於中國不但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時亦實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中國引入市場制度，逼國營企業的工人「下崗」之餘仍是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為各種權力仍是牢牢地控制在共產黨手裏，絲毫沒有放鬆。不過，這些權力已經商品化，與官方關係良好又懂得鑽營的商人借助共產黨手裏的權力正在大展拳腳，這才是經濟發展的真諦，而這一切又源於九二年的南巡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