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劉曉波傷感 替共產黨難過 - 練乙錚

2010年10月11日

練乙錚
為劉曉波傷感 替共產黨難過

劉曉波先生獲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聽到消息，筆者有點傷感，因為由之想起我的祖國政治之野蠻，至今還處於五六十年前的蘇維埃時代。

1958 年，俄羅斯詩人、文學家巴斯特納克（Boris L. Pasternak, 1890-1960）獲諾貝爾文學獎。巴氏並非政治活躍分子，只不過不喜歡假、大、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委員會把獎頒給他，是表彰他「在現代抒情詩創作及俄羅斯史詩傳統這兩方面的貢獻」。巴氏得獎前，蘇維埃當局已得到風聲，調動一切外交和特務資源企圖阻撓，但是失敗了。委員會的決定宣布後，強大國內政治壓力四方八面襲向巴斯特納克。首先，聯共中央文化委員會派遣御用作家費顛出馬，到巴氏寓所施壓，要求他拒絕接納該獎，但巴氏不為所動，並說明自己已向挪威方面發了電報，表示接受，改口的話，影響不好。（費顛，K. Fedin，59至71年任蘇維埃文聯主席，後任黨辦首席文學期刊《新世界》總編輯，68年下令取締索仁尼津小說《癌病間》（Cancer Ward）的人，就是他。）

諾獎得主 飽遭打壓

文委會碰了釘子，馬上組織力量對巴氏無情攻擊，《真理報》、《文學報》開始打棍子，什麼「叛徒」、「內奸」、「外敵走狗」、「假道學」等（多麼熟悉的！）帽子都往巴氏頭上戴；當局更動員一些五毛到文聯辦公室門外示威，高叫「打倒賣國賊巴斯特納克」等口號，文聯於是順理成章把他開除。兩天之後，諾獎委員會收到巴氏第二封電報，說「因為文學諾獎性質與國情不合，還是不能接受，這是我自願的，請勿介意」。

趕出蘇維埃文聯之後，巴斯特納克的文章和詩作都不能出版，翻譯外國文學的工作也被停止，愛人在自己的工作單位受到殘酷打擊。心情抑鬱，巴氏59年寫下《諾獎》一詩明志：「像困獸一樣，我跑不了／獵人步步緊迫／失去了陽光與自由，親友被隔絕／……／我是賊梟？是殺人犯？／我的控罪是什麼？／我寫的，只不過讓整個世界／看到我的祖國土地之美而哭。……」翌年，他就去世了。他一死，蘇維埃當局就把他的愛人和女兒逮捕收押，後不知所終。大家看看，這個聯共野蠻不野蠻？

巴氏二十二歲出版第一部詩集即成名，52年完成的巨著《齊瓦哥醫生》還未出版即遭禁，後由一位意大利記者帶到國外於57年付梓，並譯成多國文字。他死後二十八年方獲改革派戈爾巴喬夫替他平反，諾獎委員會隨即補頒他生前不能接受的獎，由他兒子代領，那時已是1989年，即中國發生天安門大屠殺那一年。

當然，巴斯特納克還算幸運，一生未曾坐牢。受他的影響，俄國出現異見運動，不少高級知識分子都參與，其中最出名的，大概是著名物理學家沙哈洛夫。沙氏因反對核試、要求人權，75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但他不僅不能出國領獎，其後更被聯共下令逮捕，流放高爾基市（外國人禁地）凡六年。

值得留意的，還有當時蘇聯民眾的態度。原來，不少俄人受幾十年年斯大林和聯共的愛國思想荼毒，黨國不分，對諾貝爾文學及和平獎都抱敵視態度，認為是西方帝國主義拿來打擊俄羅斯的工具，以至後來戈爾巴喬夫得了和平獎的時候，在輿論壓力下也不得不推遲接受。好在，蘇維埃政權不久就垮掉了；一旦人民認清是非曲直，七十年的愛國愛黨洗腦教育便化為烏有。

囂惡嘴臉 挨向挪威

劉曉波先生獲獎之前，中共高調向挪威施壓，威脅該國政府並要求後者干預諾獎委員會，不得把和平獎頒給中國人，尤其不能頒給「罪犯劉曉波」。該獎頒出之後，中共外交部向挪威提抗議不在話下，中宣部更馬上把消息封鎖；筆者到互聯網上百度一下「劉曉波」條，發覺除了此前打他棍子的官方、憤青和五毛帖子之外，近一點的全都被綠壩掉了。中共十七大說過人民要有的知情權，原來並不管用，「維穩」壓倒一切，哪怕已經把「罪犯」關在籠子裏。當然，關一個還不夠，劉曉波的妻子已被四個公安摸上門，命令離開住處，到媒體和親朋難以接觸之地接受軟禁。敢對所有包括美帝在內的外國政府頤指氣使揮灑自如的中共，對付區區一介書生，竟須把專政法寶出盡！大家由此可見，中共這套做法，本是哪一家的招牌伎倆。如此大國崛起，就和當年蘇俄一樣，貌似強大，說穿了，可用四個字形容：「外強中乾」。

近年，中共宣傳機器不斷向人民灌輸所謂的「中國特色論」，以此否定諸如自由、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存在和重要性，目的顯然不是追求哲學真理，而是要人民相信另一套特異價值、特異邏輯，以便在它鎮壓異見的時候，所用借口多一些人支持、接受。這種「中國特色」很可笑，與聯共當年做的野蠻一套無異，卻與優質中華文化無關。

中華文化裏頭講的哲學，都以探求「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為目的。先秦諸子辯論哲理，不分齊魯與秦楚，雖然彼此看法不同，但從來沒有哪一家提出只適用於某國某地的人倫價值；相反，所有基本價值都是普世的，不止適用於華夏文化圈，還可推廣到夷狄世界，感化野蠻人。其中，對言論自由的態度，尤其與中共說的「中國特色」不同。

中共標準 不屬中華

觀中國兩千年思想史主流，自孔夫子以降，都是主張讓人民說話的，到了韓愈，更認為「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是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統一特性，不能壓抑。南宋文天祥殉節之前寫的《正氣歌》傳頌後世，其中列舉中華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事迹，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都是小人物向大人物敢死直言的例子，和西方文化傳統中說的「speak truth unto power without fear or favour」如出一轍；文天祥更秉承儒家思想，把這些事迹的價值推到極致，認為所蘊涵的，就是所謂「正氣」或「浩然之氣」，其重要性是根本的、跨宇宙的、泛存有的：「是氣所磅礡，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

要說中國特色，這便是中國特色。（不幸，這篇古文，不列大陸普及教育國文課程，反而在筆者這一代人受的奴化教育裏曾是必讀。）故筆者有兩點看法：其一，中共沒資格談價值層面的中國特色；中宣部宣揚的「中國特色論」源自哪裏，知識分子知道，有多少斤両，路人皆見，目的是什麼，它自己心知肚明。其二，按《正氣歌》裏頭的標準，劉曉波先生有浩然之氣，直追古賢人；西方人明白這種普世價值，頒獎給他完全有理。

獲獎消息 全國封鎖

可是，劉曉波先生獲獎後，中共外交部大肆抨擊諾獎委員會，指其褻瀆神聖，竟把該獎頒給一個違反中國法律的罪犯。這也是很可笑的，世人聽了，不知是對委員會的決定反感的多，還是對中國法庭把劉曉波定罪並判刑十一年反感的多？隻手可以遮天的制度之下，中國的權利法律，在自己中國人心目中，本來就沒有什麼地位可言，遑論在外國。我看，中共當局與其咒罵諾獎委員會和挪威政府，不如效法聯共當年的做法：另起爐灶設一個「斯大林和平獎」，與諾獎一決雌雄。斯獎於1949年首設，51年頒給中國詩人郭沫若（就是在自己的詩句中高呼「斯大林爺爺」那位！）；56年聯共二十大「清算」斯大林，該獎改名「列寧和平獎」，89年又改稱「國際列寧和平獎」，兩年之後，蘇聯完蛋，俄政府遂把該獎取消。中國要搞，名稱大可改作「毛澤東和平獎」、「鄧小平和平獎」、「李鵬和平獎」，後者尤具針對性，比起「斯大林和平獎」之稱，絕不離譜。一搞，便可爭得這方面的「話語權」。中共有的是錢，搞幾個獎項還不容易？

扯遠了一點，話說回頭。其實，不止劉曉波先生獲和平獎的消息被綠壩掉了，上周五《明報》消息更指出，大陸互聯網上所有有關今年任何類別的諾貝爾獎消息，都被封鎖。聽到這個消息，大概連本地的一些愛國派也不禁有點意外、甚或微覺不好意思吧？這種羞恥之心，人皆有之，唯獨中共沒有。為此，筆者常常感到難過；今年則因為「居夷」，更有點難為情了。

民無盼望 民就放肆 - 周永新

2010年10月7日

厚生經營

周永新
民無盼望 民就放肆

上周提到低層市民的生活二十年來沒有改善，還是餐搵餐食，工作時間愈來愈長，壓在社會的最底層。文章見報後，有意見認為我並不公允——香港社會不是愈來愈進步嗎？經濟雖有波動，但整體發展仍是向前的，為什麼低層市民的生活沒有改善？前一陣子政府進行的「社會流動」研究，結果不是顯示，回歸以來階層流動還是有的嗎？怎麼說低層市民仍壓在最底層？

父母與子女的差異

低層市民的生活有否改善？這要看怎麼分析了。早前這欄也提到政府做「社會流動」研究，量度主要根據父母與成年子女工作的收入及兩代之間的教育水平作比較。以這些的指標來量度，年輕一代總較他們的父母優勝，畢竟現在四五十歲以上做父母的，並沒有得到強迫免費教育的好處，子女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如果比父母差，才真的令人感到意外。

生活有沒有改善？收入多少自然重要，但並非是唯一指標，很多時更無法反映現實。說到這裏，又要提到自己三十年前研究貧窮時的經驗。1980年、那時我在中大社工系任教，社署鑑於不少團體對公援（即今綜援）金額表示不滿，認為不足維持基本生活，於是委任中大社工系進行研究，看看公援應釐定在哪個水平，從而決定哪些市民須要幫助。研究並沒有提到要訂立貧窮線，但實際效果是這樣。研究最後由我負責執行。

三十年前，市民看貧窮還是「食不飽、着不暖」，那時擔任社會服務司的說過：「街上乞丐不見多了，可見窮人並沒有增加。」進行研究的第一個問題是怎樣看貧窮？我當時的想法是，香港應超越了「絕對貧窮」的階段，即不應那些捱飢抵餓的才算是窮人；貧窮應是相對性的，是指生活方式上的差異。

期望與現實的距離

我提出相對性貧窮的概念，並沒有得到學術界人士的接受，一些更嗤之以鼻，認為這種非傳統的量度方法，不但難有客觀標準，調查進行也很容易滲入主觀成分。不過，香港經歷六七十年代的發展，一般市民的溫飽已不成問題，如果貧窮仍等於基本的生存條件，研究有什麼意義？最後，我堅持用生活方式的量度方法。

到了今天，我的看法仍是一樣，就是分析「社會流動」，如果方法仍停留在兩代之間的收入和學歷等項目，是不足夠的，也未能反映實際情況。就以上說的，今天四五十歲以上的父母，讀書時仍未有強迫免費教育，子女學歷較他們高是意料中事，但那並不是社會流動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收入和學歷等數據只能量度兩代之間的差異，完全未能反映他們對生活和前景的感受和期望。換言之，市民的生活是否有改善？自己的階層有否改變？這些都不是冷冰冰的數字可以分析的，必須了解市民的感受，以及現實與他們期望的差距。

我說二十年來低層市民的生活沒有改善，就是根據他們的感受和期望來決定的。我沒有做過「跟蹤性」的調查，但我參考了統計處在這些方面所做的研究，也讀了社會服務聯會關於社會發展指數的報告，而中大亞太研究中心對市民的生活和期望也經常進行訪問，以上資料都有參考價值。就是根據以上的調查和研究，以及自己的親身訪問和觀察，我對低層市民的生活作出以下幾方面的分析。

今天與昨天的對比

第一是低層市民對工作的感受和期望。我不敢說，現在低層市民對工作完全沒有期望，但相對二十年前，情況確實使他們覺得做工就只有「捱」的份兒。

二十年前，低層市民還是壓在最底層，但他們知道工作是不難找的（那時失業率常維持在2％的水平），工作也較穩定，並沒有那麼多外判工；工作時間也很長，但多勞多得，有補水、有花紅，絕對不會白做。最重要的是，工作有前途，那時仍可從低做起，三數年不晉升一級，也會有人工加，不會是死路一條（dead end job）。

現在又怎樣？日做夜做，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月薪不到6000元，且還今天不知明天事：外判公司多沒有長期合約，薪水有些是日日清，怎教人對工作有熱誠？投入感更不用說了。最令低層工人失望的，是工作無論做多少年，就如保安和清潔，完全沒有上升機會，只有跳槽每月或可多賺幾百元。

第二是低層市民對子女的期望。二十年前，不要說子女進入大學（那時只有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就是預科或專上學院畢業，前途還是一片光明。我多次提過，入讀社工的學生多來自低層家庭，他們畢業後，不到幾年，連同他們的父母也可晉身中產；就算沒有能力購買私樓，從公屋遷出、申請居屋也可以吧！

今天的情況又如何？低層市民對子女根本沒有期望；「望子成龍」簡直是幻想，只要他們不走入歧途，或沉迷電腦做「隱蔽青年」，他們心願已足。至於兒女會否帶挈他們「發達」，他們連想也不敢想，更不會奢望子女飛黃騰達、光宗耀祖。

第三是低層市民對生活和未來的期望。明天真的更好嗎？低層市民雖可自力更生，但他們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幫助。二十年前，低層市民對政府還是有信心的，政府政策雖偏重大財團和大商家，但不會忽視基層需要。

今天又如何？政府對低層市民的福祉有承擔嗎？他們盼望置業安居，政府有幫他們一把嗎？我敢膽說，沒有低層市民覺得明天會更好！

特首應熟悉「民無盼望（或異象）、民就放肆」這句話，政府可以讓低層市民對工作、子女、未來無盼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