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學 - 岑逸飛

2011年2月24日

生命通識

岑逸飛
帝王之學

電視劇集，甚至電影，不管是內地還是港產，都喜播帝王戲。帝王戲的核心主題是宮廷鬥爭，宮廷裏風雲詭秘，具有中國特色的權術智慧，把權術這個主題推向極端，玩弄權術成為每一個所謂「盛世明君」必備本領，也是每一位大臣的必修課。

宮廷的權力鬥爭特點，是沒有明規則而只有潛規則，或者明規則名存實亡，真正發揮作用的是潛規則。明規則寫在紙上、說在口上，但常是擺設，潛規則看不見摸不着，但實質上制約人的行為和決定人的命運。

這一套教帝王「潛御群臣」的帝王之學，來自韓非子，令人心成為「陰森的秘窟」（牟宗三語）。韓非子是先秦法家，講法、術、勢，其中的「術、勢」之說，源自道家。古代稱「帝王之學」是「君人南面之術」，班固《漢書．藝文志》形容道家「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古人南面稱王，故所謂「南面之術」，即帝王之學，集中中國古代帝王的領導學、謀略學、管理學以及識人術、用人術、縱橫術等為一體的特殊學科。而事實上，老子在《道德經》說話的對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帝王，提出「聖人之治」的問題，其主要關懷，是帝王應以何種方式統治百姓和管理好國家。至於莊子，其內篇也有《應帝王篇》，講述所謂「明王之治」。

老莊的帝王之學，例如老子，提出「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莊子則認為治國理想應隨順人民的真性，而不是透過帝王個人的臆度或制訂各種政令。可惜這種思想傳到韓非子，便成一種墮落，因為他偷取了道家不拘泥固定形式的無為哲學，落實在帝王統治上，是喜怒不形於色，不讓臣下推測，而統馭群臣的方式，是陰晴不定，難以掌握。如此才不會反被臣下駕馭。

中國政治文化其實是儒法互補，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中國並沒有從此真正成為儒家一統天下，而是明是儒家，暗是法家，儒家學說被公開宣揚，法家策略則是暗地運用，歷代統治者對韓非子的帝王之學只用不說，諱莫如深。

綜觀漢代以來歷史，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晉時宮廷內亂，隋煬帝苛刑酷政，李世民逼宮殺弟，武則天任用酷吏，朱元璋殺戮功臣，雍正、乾隆大搞文字獄等，無不留下韓非子的深刻烙印。

幾千年來的帝王統治，在法家式帝王之學薰陶之下，令權術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甚至深深扎根於中國的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變成了中國人的生存智慧，長久受到浸染，形成中國人的突出國民性：老謀深算、城府甚深、詭計多端。

「權」字本身就有「權變」之意，也就是「詐」。特別在官場鬥爭上，玩權術玩得精湛的比比皆是。中國古代的政界人物，無不通曉權術，如果權術不到位，就很難善始善終。權術是官場的「遊戲規則」，優勝劣汰。這種權術病魔，官場鬥法，成為中國數千年來官場政治的怪胎。

雷曼判決有公義嗎？- 王岸然

2011年2月23日

王岸然
雷曼判決有公義嗎？

中銀前線職員張瑰瑰被商業罪案調查科控以欺詐或魯莽（reckless）的失實陳述，引誘他人投資，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7條的案件審結，結果是六項指控皆不成立，中銀和被告當然歡迎判決，說是還以清白。筆者不會形容這是中銀的勝利，這是玩弄和出賣香港司法公義、以求登上特首之位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的勝利。

一般市民，包括筆者，基本上還是信任司法制度，還是信任99％的判決是公正的，誰知餘下的1％空間，會給奸詐的人、有權勢的人和不義的政府加以利用。按證監會於2008年12月向財政司就「雷曼事件」提交的報告中的第17.2段所言，證監會接受了近八千宗針對銀行職員的投訴，包括主動游說，職員完全沒有考慮顧客的風險承受能力，指產品與定期存款一樣安全，職員只重點介紹迷你債券掛鈎的知名機構，沒有提及雷曼控股的角色。

簡單而言，這正是法例所針對的魯莽銷售和失實陳述，「張瑰瑰案」的案情一般而言屬典型情況，但為何本案卻慘敗收場，令公眾這類案件會有「告不入」的錯覺？這是因為黃仁龍的聰明與本案法官鄧立泰的愚蠢，聯手為司法不公義作出惡例。

甲組砌丙組 輸贏早有數

在證監會提交報告整整兩年後，政府才提出第一宗檢控，本身已說明問題所在，就是政府背後受到銀行業、特別是中資中銀的壓力，根本不準備認真追究事件；銀行亦不肯承認錯誤，從而作出合理補償。由於完全不檢控似乎說不過去，想上位的黃仁龍於是利用精準的法律專業知識，弄幾件告不入的案件，蒙騙公眾，為不再作刑事檢控製造輿論聲勢。

公眾也不上當。港大法律教授張達明指證人記憶力不一樣，不可以因為本案而影響其他案件的進行。湯家驊的說法更是精準，一分不差，道出問題中的問題所在，「對警方以證據鬆散的案件進行檢控，感到奇怪」。湯認為本案控方證據不到入罪水平，就根本不應檢控。這間接說出黃仁龍是故意安排了一場必輸的「中銀檢控案」。

筆者兩星期前特意到法庭旁聽本案的結案陳詞，本欲在法理上研究一下，結果嚇了一跳。中銀職員由「的近律師行」一隊精英律師作代表，輔以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而控方呢？是一位英文口音差、說話口窒窒和沒有戴假髮的普通律師，這根本就是一場甲組對丙組的比賽。黃仁龍的安排，過於苦心了，令人一看就明。

這類情況，很依賴法官的明察秋毫，主動研究案情。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官沒有這個責任，法官只依據控辯雙方提供的資料斷案。作為一部審判機器，本案的鄧立泰法官只按預定程式工作，已令人慨嘆；更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裁決免受上訴庭推翻，判詞中竟然照搬辯方的政治性指控，足見其司法裁斷的質素，何等低下。

辯方資深大狀指「雷曼苦主是受政客、特別是民主黨所煽動，所以才會誤會自己被騙，然後報案」，鄧立泰基本上接受了這個論述，在判詞中苛刻批評苦主，認為他們說謊，其中一些說法近乎荒謬。他批評李姓菜販曾經作出衝擊銀行的激烈行為，有以不擇手段取回資產的傾向。衝擊銀行有多激進？最大問題是這與她曾否受騙完全無關，法官明顯具有偏見。

此外，鄧立泰指另一個四十歲的貿易公司東主是年輕的成功生意人，被告根本不可能向他作出失實陳述。然而，史上有無數專業精英或成功人士遭受欺騙的案例；其實用常識想想，就明白精英人物由於自負，更容易受人欺騙。

政府玩手段 抗爭沒了斷

筆者再舉一個簡單不過的理由，大家就明白黃仁龍利用司法程序協助中銀脫罪，是如何用心良苦——為何本案只檢控前線職員，而非銀行身為法人【註】，與職員串謀犯法？更公平的做法是，只檢控銀行犯法，職員只須充當證人。鄧立泰指職員只按一貫銷售手法，沒有特別的獎金，所以沒有犯法的意圖；這就算是事實，也不等同銀行本身沒有「魯莽」誘人投資的犯法意圖。正好相反的是，在商業社會這類意圖十分明顯。

筆者舉一個上訴庭的案例（CACV 329/2008），大家比較一下，便會明白——電訊管理局判罰有線電視（不是僱員），因為有兩名前線職員游說顧客購買合約時作出失實陳述，聲稱有線將肯定提供英超聯的足球節目（游說時有線未有轉播權，最終也沒有）；有線電視以內部指引不准職員作出類似失實陳述作為抗辯理由，但上訴庭不接受，並指職員犯事，是法人的代理人（agent）犯事，即等同法人犯事。

「張瑰瑰案」或是同類案件的檢控目標，首要是法人銀行本身，在這樣的檢控情況之下，中銀就要將所有內部培訓資料、政策指引等呈堂，中層負責設計推銷雷曼產品的主管亦要出庭解釋一切，事件的圖像就會十分清楚，第一責任本來不在前線人員。

現時的審理，是中銀內部所有有關銀行促銷迷債的資料均沒有呈堂，黃仁龍是巧妙地利用了法官對前線職員按指示工作、沒有犯罪理由的同情心，故意提供不足夠的資料，旨為中銀開脫；而公眾就只會簡單地以為中銀沒有犯法，事件只是苦主貪心與胡鬧（連法官也遭誤導，一般人焉會不受騙？）。

利用大多數人的無知，拉一派、打一派，以欺壓少數人，本來是殖民地時代的統治手段，回歸後政府官員與建制勢力反而將這一套製造社會不公義、埋下社會仇恨種子的做法發揚光大。十多年來對付爭居權人士的權益、對付法輪功就是用這種方法。

中共對待「六四事件」也是同一手段，也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少數人遭受不公平對待，必然堅持抗爭；社會上總有少數不值這類可鄙行為的人協助他們，這就令到事件沒完沒了。

黃仁龍與特區政府再玩弄手段，只會激化矛盾，「雷曼事件」將一如「居港權事件」，不會完結。

軍權在握不會交權 中國穩且有利可圖 - 林行止

2011年2月22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軍權在握不會交權 中國穩且有利可圖

一、

如果北非及中東（ＭＥＮＡ地區）、阿拉伯與非阿拉伯（伊朗）國家風起雲湧要求執政者落台的街頭示威活動，是受突尼斯和埃及獨裁者被「人民革命」逼宮後交出權力「和平演變」的影響，這些民眾也許會因為對當權者的反應作出錯誤估計而吃盡苦頭！史丹福政治科學系教授占士．費西隆去年十一月定稿的〈自我強制的民主〉（J. Fearon:〈Self-Enforcing Democracy〉, Center on Institutions &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14）開宗明義指出，當控制軍隊的當權者在大選中落敗時，他們選擇以武力奪回政權的機會大於一切……何況尚未落台而軍權在握的當權者！

事實上是，突尼斯和埃及的軍方雖與文人政府同鼻子出氣，但當人民的矛頭直指執政者時，早已成為「獨立王國」的軍方為保本身權位和利益，便掉轉槍頭，「站在人民的一邊」；如此這般，國家避免一場血腥浩劫，他們的政經利益亦安然無恙。然而，人民能否分享「革命果實」，塵埃落定後自有分曉。

無論如何，和平轉換政權的表象所起的示範作用，令那些被獨裁者壓榨多年的各國人民拉標語上街，可惜，這些國家都是軍政合體而且獨裁者大都做好把權位傳給後代的部署，他們怎肯一見反政府群眾上街便交出權力；更有甚的是，這些專制獨裁者莫不與美國建立了利害交纏的「友好」關係，有的國家如巴林甚至是美國國務卿口中的「走向民主政治的榜樣」（去年十二月希拉莉．克林頓訪問該國時，公開說她對巴林已走上民主康莊大道留下深刻印象）。巴林位居波斯灣要衝，夾在伊朗與沙地阿拉伯之間，是中東石油出口（約佔世界石油供應百分之四十）必經的港口，巴林政權一旦易手，不僅會使石油供應失序，並可能打亂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布局（美國在中東「維和」的第五艦隊總部及基地均設於該國）；更重要的是，百分之八十二巴林人是回教徒，而其中約七成是什葉派信徒，但皇族及統治層則屬遜尼派，即少數遜尼派統治多數什葉派；由於遜尼派槍桿子在手，因此長期來與什葉派「相安無事」，不過，如果改朝換代，什葉派當權，新政府遂有與同為什葉派當權的伊朗政府結盟的可能，即使在美國虎視眈眈下不能公開示好，亦會暗底下互通款曲，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便潛存危機；在巴林皇室仍緊握軍權及擺出一副與人為善姿態後，美國便不理會遑論支持上街爭取民主打倒封建皇朝的群眾，聲言「不干預他國內政」了。巴林人口不足七十四萬（中情局○九年統計），上街人數在二萬五千至二萬八千之間，比例不可說不大，但美國就是置若罔聞，視「人民力量」如無睹，其雙重政治道德標準，昭然若揭。

二、

利比亞是另一個絕不向「人民革命」低頭的國家，為免步其左鄰突尼斯及右里埃及相繼被推翻的覆轍，利比亞那位被「維基解密」形容為垂垂老去迷戀其烏克蘭金髮性感妖冶（voluptuous blond）護士的強人卡達菲上校＊，以絕不手軟的血腥手段進行鎮壓，據報已死了五六百人；他的一名兒子還上電視宣稱「會戰至最後一枚子彈」（until the last bullet），擺出絕不與反對派妥協的姿態；另一方面，當局除答應倍增公務員薪金，還承諾會進行連串憲政（包括改國旗和國歌）及經濟改革。迄截稿時，利比亞局勢並無緩和之象，美國只是「哀悼傷亡」而非嚴詞譴責！

本與自由世界為敵的利比亞，○三年九月突然「放下屠刀」，放棄「核計劃」，自此與英美等國家恢復邦交，由於油藏甚豐，因此可說很快便「打成一片」；其油產直銷歐洲諸國，英法等則批准對其售武（去周末英國政府宣布與利比亞簽署的八份售武合約失效），而幾乎所有西方油公司都與利比亞有合作開採或提煉石油的計劃，看在能源份上，西方國家在利比亞已下了重注。

以當前的形勢，利比亞局勢可能真的一如卡達菲之子的預言︰「已處於內戰邊緣」；內戰指的是種族為爭奪石油資源之戰。利比亞油藏最富在東部（以最先「出事」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為中心），卡達菲的部族Qatatfa位於南部，他於一九六九年掌權後，政策向南部傾斜，東部雖然賺最多外滙卻只有不成比例的回報（當地的公共建設以至教育醫療等均不及其他地區）。利比亞由於人口不算多（約六百五十萬）而幅員甚廣（一百七十七萬平方公里），向來有引入外勞尤其是僱傭兵的傳統，此次政府與「街頭戰士」槍來炮往，據說便是僱傭兵各為其主大打出手。利比亞政府軍以巴基斯坦、孟加拉及查德（Chad）人為僱傭兵；示威組織者（地下民主派）的僱傭兵則來自埃及、突尼斯、蘇丹、巴勒斯坦、敍利亞及土耳其；據查德電台二十日的消息，僱傭兵的月薪在一萬二千至三萬美元之間……。

三、

北非和中東政局亂成一團，不論當政者落台與否，該區的政治將不可能如過去三四十年般穩定，這即是說，獨裁者投入西方讓西方國家公司獲得源源不絕的石油供應，而統治階層則視國家財富為私產的「美好日子」，將須作出調整；那些仍保住權位的專制者，相信會逐步釋出權力，讓較多人分享財富，藉以平息人民的怨氣。不過，這種發展意味為長期操控該區政局的美國增添困難，以過去擺平獨夫便功德圓滿，今後則要平衡各方利益，困難大增，不難理解。肯薩斯州Washburn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去年底發表的論文〈以外交組合理論看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L. Ali Khan:〈A Portfolio Theory of Foreign Affairs-U.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 ssrn.com），以組合投資理論剖析外交關係，別出心裁；作者指出全球不同國族不同語言以至不同教派的五十七個回教國家，教美國外交人員疲於奔命，而且經常出「狀況」，如今ＭＥＮＡ加進「民主成分」，看來更難纏。這種情勢對看中該區能源業蘊藏的國家如中國較有利，以在局勢混亂中較易找到切入點！

中東北非的亂局特別是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會否傳染給中國？有意把之帶進中國的，肯定大有人在（請閱southasiaanaysis.org二十一日編號四三四二的特稿），而內地亦確有老（踢派出所的門要求釋放被捕青年）中（目睹警察公然捉人指無法治）青（公開對着鏡頭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大膽地做出一些當局不願見的事，可見民怨甚深。不過，以中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制度，在當前的情形下，當局為了「維穩」炒起Ａ股（見昨天本報穆真的〈神州最前線〉 ）的可能性大於出現自發性且有威脅性的「人民革命」！

＊一九六九年卡達菲上尉發動不流血政變奪權後，二十七歲的他把自己升為上校，同時取消國會，讓人民通過層層的議會和委員會，管治國家，實施他發明的「人民直接民主」（其實由卡達菲分而治之）；由於打破舊體制廢除舊建制，利比亞既沒有總統、總理，亦沒有將軍，這即是說，上校是最高的軍階。

號稱「北非狂人」的卡達菲，七十年代政權穩定後，在利比亞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的《綠皮書》（共三章，分別寫成於七四、七八及八○年，然後編成一書，英文版不足九十頁，○五年再刷），此書的內容，筆者認為不過是「食飯前要洗手」的濫觴，並沒有太多「可以一學」的東西；而卡達菲認為傳統教育剝奪人的自由選舉、創造性及優越性，因此必須全面取締，倒與我國文化大革命時的主張同；與老共相同的還有「民族主義是推動歷史的動力」。

特首避傳媒的深層次矛盾 - 林天悟

2011年2月7日

林天悟
特首避傳媒的深層次矛盾

送虎迎兔，香港特首好像換了另一個人，他的名字叫何鴻燊，職業欄填上「澳門賭王」，家庭狀況寫明有四位太太及十七名子女，身家有待準確點算及分配。

不是嗎？賭王拍攝的賀年短片得到各大傳媒大篇幅報道，那句祝願「社會和諧，比『安全兔』更安全」，生動鬼馬又語帶雙關，令人即時牢記並會心微笑。誰說富豪爭產與民無關？近期何家成員一舉一動成為城中熱話，「何家身家何家猜」的順口溜更是熱門賀年短訊，親友拜年少不免對何家家事評頭品足，只恨沒有博彩公司開盤，否則押中了注就可以發新年財。

特首「怕擾民」 低調訪荃灣

相比起來，特首曾蔭權的賀年短片人氣度幾乎等於零，完全無人關注，連惡搞版本都不多見；而他與夫人逛花市竟沒有按照慣例通知傳媒採訪，雖說是不欲打擾商戶做生意，免得因過分擠擁而擾民，但若如此藉口都成立，那麼以後所有高官活動都毋須公開，悄悄做完後由新聞處統一發放相片和短片算了。所有傳媒都知道，這種官樣文章必然是和諧到極致，一切人事都可事先安排和加以剪裁，「主角」既可避免受到記者的質詢，也不會有示威者「恭候」，一旦遇到負面反應更可過濾過濾，免卻一切麻煩風險。

特首今年不去全港最大的維園花市，也不去十分熱鬧的花墟，只選擇到荃灣買花，令人懷疑是因為前者有不少八十後及九十後年輕人擺檔，較易遇到反對意見或出現混亂場面，加上不想記者問及有關拒絕民運人士來港一事，以及發出埃及旅遊警告等棘手問題，故採取如此策略。無論有什麼原因，曾蔭權身為特區首長，繼去年悄悄落區宣傳政改後，如今再次刻意避開傳媒，此等安排是嚴重損害了傳媒監察政府的權利，亦非一個真正聽取民意的官員所為，如此壞的「先例」一開再開，相信食髓知味，陸續有來。

去年6月，特首曾到港島多個區域，包括灣仔太原街街市一帶宣傳政改方案，官方發放的片段顯示市民普遍反應正面。但記者到該區向商販查詢時，卻揭發許多反對聲音均遭刪掉，當時香港記者協會已批評特區政府如此安排不可接受，因高官落區涉及公帑開支，傳媒有權監察，市民亦有權爭取機會表達意見。可惜事隔僅數月，曾蔭權把首長逛年宵這種傳統活動都「特事特辦」，有行家形容是對民意「龜縮」，較首屆特首董建華更沒量度。行家憶述：「當年董特首民望更低，甚至有市民埋怨在年宵見到特首行衰運，又有人高呼：『董建華下台』，但董先生仍從容面對，沒有迴避市民和傳媒，這方面值得現今的特首和高官學習」。

所有傳媒機構都希望派員親身採訪新聞，除了涉及版權問題，記者亦可以有不同角度，若政府經常作出如此「體貼」的安排，即替傳媒老闆省下人手，除了危及記者飯碗，也損害新聞的公信力，此類手法更與內地領導人建構面子工程無異，理應受到社會各界譴責。從宣傳政改到逛年宵，傳媒看到的是特首與民意愈走愈遠，甚至懶得理會批評聲音。特首在賀年短片呼籲市民勿因應節亂買兔仔，養兔前要「停一停，諗一諗」，新一年行家最希望的，是特首和一眾高官再次「鬼祟」落區前，也要「停一停，諗一諗」，勿因一己之便而損害行之有效的傳媒監察體系，不要企圖在香港建構CCTV或新華社。

記者不在場 市民不作聲

曾蔭權曾經說過，他私下落區宣傳時，罵他的人其實很少，反對聲音亦沒有太多，市民普遍支持政府政策。但每當有記者在場，情況便大為不同，言下之意好像在指摘傳媒妨礙他聆聽「真正」市民聲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過年期間跟友人聚會時提及這個問題，大家提出一些很有趣的見解，或許值得高官研究參考。

數名朋友的學歷由中學至大學不等，主要從事文職，平時看重家庭工作玩樂，不大關心政治。假設性的命題是：假如你反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對某官員的言行反感，當你在街上見官員巡視時，有否傳媒機構的記者在場，是否影響你的反應？綜合朋友的意見是，假如現場只有到官方人員，一般會選擇閃躲，若避無可避時，會說一些中性話，或者違心地說一些正面句子。但若有市民熟悉的報章或電視台記者在場，則傾向說一些較激烈的反對話，甚至拒絕與官員握手，勇於表態。

朋友解釋，小市民面對官員時，優勢上已先矮了一截，加上現場的貼身保安及隨從散發唬人氣勢，一般人都會給嚇倒，因預期反對話說了也沒用，所以選擇沉默。但若有其他傳媒在場，市民覺得記者的天職就是監察政府和提出質詢，跟群眾站在同一陣線，而過往例子顯示，反對意見可透過鏡頭放大，威力倍增，市民便較有勇氣說出心底話。這正好說明為何有傳媒跟隨時，官員遇到反對聲較多的深層次原因。

政府獲得市民讚賞是必須的，但很多時候反對聲更值得參考和反思，當主流傳媒出現大量批評政府的聲音時，我們看到的是特首寧願躲在禮賓府老窩中做隻「安全兔」，難怪有行家說，有點懷念前朝的慈祥老人了。

就新聞價值而言，傳媒「捨曾取何」是沒有任何爭議的決定，但不少行家卻心繫埃及亂局，但見一個賭王竟然頂得上地球另一端的百萬人民，港人着緊的只是旅遊計劃給打亂，無視歷史大事正在進行中。有人慨嘆香港傳媒缺乏國際視野，人文關懷的氣節殆盡。

農曆年前後，許多傳媒將重點放於花市、煙花和賭王爭產之上，除了因為香港真的一片歌舞昇平外，亦因為埃及文化與華人社會相異，但最重要的是傳媒高層「輸不起」。都說現今香港傳媒最怕是「人有我冇」，當對手都甘願當賭王棋子，協助把爭產事件「有咁大搞咁大」時，任何一家傳媒想保持「獨立思考」，押注在其他新聞上，都必須承受較大風險。問題是，傳媒高層都忙於爭取個人本錢，平手總算不會輸，哪有膽量冒險呢？

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