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判決有公義嗎？- 王岸然

2011年2月23日

王岸然
雷曼判決有公義嗎？

中銀前線職員張瑰瑰被商業罪案調查科控以欺詐或魯莽（reckless）的失實陳述，引誘他人投資，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7條的案件審結，結果是六項指控皆不成立，中銀和被告當然歡迎判決，說是還以清白。筆者不會形容這是中銀的勝利，這是玩弄和出賣香港司法公義、以求登上特首之位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的勝利。

一般市民，包括筆者，基本上還是信任司法制度，還是信任99％的判決是公正的，誰知餘下的1％空間，會給奸詐的人、有權勢的人和不義的政府加以利用。按證監會於2008年12月向財政司就「雷曼事件」提交的報告中的第17.2段所言，證監會接受了近八千宗針對銀行職員的投訴，包括主動游說，職員完全沒有考慮顧客的風險承受能力，指產品與定期存款一樣安全，職員只重點介紹迷你債券掛鈎的知名機構，沒有提及雷曼控股的角色。

簡單而言，這正是法例所針對的魯莽銷售和失實陳述，「張瑰瑰案」的案情一般而言屬典型情況，但為何本案卻慘敗收場，令公眾這類案件會有「告不入」的錯覺？這是因為黃仁龍的聰明與本案法官鄧立泰的愚蠢，聯手為司法不公義作出惡例。

甲組砌丙組 輸贏早有數

在證監會提交報告整整兩年後，政府才提出第一宗檢控，本身已說明問題所在，就是政府背後受到銀行業、特別是中資中銀的壓力，根本不準備認真追究事件；銀行亦不肯承認錯誤，從而作出合理補償。由於完全不檢控似乎說不過去，想上位的黃仁龍於是利用精準的法律專業知識，弄幾件告不入的案件，蒙騙公眾，為不再作刑事檢控製造輿論聲勢。

公眾也不上當。港大法律教授張達明指證人記憶力不一樣，不可以因為本案而影響其他案件的進行。湯家驊的說法更是精準，一分不差，道出問題中的問題所在，「對警方以證據鬆散的案件進行檢控，感到奇怪」。湯認為本案控方證據不到入罪水平，就根本不應檢控。這間接說出黃仁龍是故意安排了一場必輸的「中銀檢控案」。

筆者兩星期前特意到法庭旁聽本案的結案陳詞，本欲在法理上研究一下，結果嚇了一跳。中銀職員由「的近律師行」一隊精英律師作代表，輔以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而控方呢？是一位英文口音差、說話口窒窒和沒有戴假髮的普通律師，這根本就是一場甲組對丙組的比賽。黃仁龍的安排，過於苦心了，令人一看就明。

這類情況，很依賴法官的明察秋毫，主動研究案情。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官沒有這個責任，法官只依據控辯雙方提供的資料斷案。作為一部審判機器，本案的鄧立泰法官只按預定程式工作，已令人慨嘆；更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裁決免受上訴庭推翻，判詞中竟然照搬辯方的政治性指控，足見其司法裁斷的質素，何等低下。

辯方資深大狀指「雷曼苦主是受政客、特別是民主黨所煽動，所以才會誤會自己被騙，然後報案」，鄧立泰基本上接受了這個論述，在判詞中苛刻批評苦主，認為他們說謊，其中一些說法近乎荒謬。他批評李姓菜販曾經作出衝擊銀行的激烈行為，有以不擇手段取回資產的傾向。衝擊銀行有多激進？最大問題是這與她曾否受騙完全無關，法官明顯具有偏見。

此外，鄧立泰指另一個四十歲的貿易公司東主是年輕的成功生意人，被告根本不可能向他作出失實陳述。然而，史上有無數專業精英或成功人士遭受欺騙的案例；其實用常識想想，就明白精英人物由於自負，更容易受人欺騙。

政府玩手段 抗爭沒了斷

筆者再舉一個簡單不過的理由，大家就明白黃仁龍利用司法程序協助中銀脫罪，是如何用心良苦——為何本案只檢控前線職員，而非銀行身為法人【註】，與職員串謀犯法？更公平的做法是，只檢控銀行犯法，職員只須充當證人。鄧立泰指職員只按一貫銷售手法，沒有特別的獎金，所以沒有犯法的意圖；這就算是事實，也不等同銀行本身沒有「魯莽」誘人投資的犯法意圖。正好相反的是，在商業社會這類意圖十分明顯。

筆者舉一個上訴庭的案例（CACV 329/2008），大家比較一下，便會明白——電訊管理局判罰有線電視（不是僱員），因為有兩名前線職員游說顧客購買合約時作出失實陳述，聲稱有線將肯定提供英超聯的足球節目（游說時有線未有轉播權，最終也沒有）；有線電視以內部指引不准職員作出類似失實陳述作為抗辯理由，但上訴庭不接受，並指職員犯事，是法人的代理人（agent）犯事，即等同法人犯事。

「張瑰瑰案」或是同類案件的檢控目標，首要是法人銀行本身，在這樣的檢控情況之下，中銀就要將所有內部培訓資料、政策指引等呈堂，中層負責設計推銷雷曼產品的主管亦要出庭解釋一切，事件的圖像就會十分清楚，第一責任本來不在前線人員。

現時的審理，是中銀內部所有有關銀行促銷迷債的資料均沒有呈堂，黃仁龍是巧妙地利用了法官對前線職員按指示工作、沒有犯罪理由的同情心，故意提供不足夠的資料，旨為中銀開脫；而公眾就只會簡單地以為中銀沒有犯法，事件只是苦主貪心與胡鬧（連法官也遭誤導，一般人焉會不受騙？）。

利用大多數人的無知，拉一派、打一派，以欺壓少數人，本來是殖民地時代的統治手段，回歸後政府官員與建制勢力反而將這一套製造社會不公義、埋下社會仇恨種子的做法發揚光大。十多年來對付爭居權人士的權益、對付法輪功就是用這種方法。

中共對待「六四事件」也是同一手段，也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少數人遭受不公平對待，必然堅持抗爭；社會上總有少數不值這類可鄙行為的人協助他們，這就令到事件沒完沒了。

黃仁龍與特區政府再玩弄手段，只會激化矛盾，「雷曼事件」將一如「居港權事件」，不會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