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 林行止

2012年9月4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一、「七．二九」九萬多人大遊行以至「九．一」四萬多人冒着酷熱且陰晴不定的天氣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反國民教育集會，清楚傳遞了相當部分港人、當中包括大中學生、家長和教育界人士，反對在本地學校提出遑論教授「德育及國民教育」。繼「學民思潮」三成員上周四開始絕食五十六小時後，「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十成員接力絕食，他們且聲言未為絕食行動設定時限……。雖然激烈悲壯的反對聲音嘹亮，但當局不僅指出由於「不會在新學年強制推行，因此不存在撤回」，而且堅持「大多數人不上街反對等於贊成」的邏輯，昨午（五時政府無動靜改至七時）在「學民思潮」定下的「死線」屆滿後，當局仍按照原定計劃於開學時落實指引，可見當權者對抗爭活動無動於衷。

在香港學校引進這類愛國其實是愛黨教育，似為大勢所趨，是一黨專政的北京政府附加港人身上的「禮物」。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下，和香港人一樣，特區政府亦只能面對「何伯遜的選擇」（Hobson's Choice，用「潮語」是「被選擇」），即香港官民無法不接受北京的「選擇」。在這種情形下，反對當局這樣做的港人，只有兩種選擇。其一是像去周六劉健威在本報專欄〈讓他們到光明寬敞的地方去〉所說，為子孫鋪路放洋（如今年青一輩赴海外留學定居，在中國崛起財大氣粗令洋人對華人的同情心不再甚或敵視之心已生的背景下，遠比九七年前的處境困難；這是後話，另文說之）。其一是如《主場新聞》（the housenews.com）在周日所說：「這將成為一場遍地開花的持久戰，學生、家長、老師、社會人士及媒體會將戰場帶回推行『國教』的學校，用全力監察，揭露一切有洗腦灌輸成分的『國教』授課情形，並且會隨時出現野貓式罷課、罷教……。」

二、主要是為了那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裏這幾句原則性關鍵詞，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這個執政集團「用人唯賢」以及美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令無法不聽命於授權來源北京的特區政府與團結在由幾位未成年學生組織的「學民思潮」周圍的數萬港人對着幹，從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所說「支持國教的沉默大多數」並未現身以行動支持政府的情況看，反政府的活動必將升級，香港學校教育固會失序，社會動盪亦將惡化。在這種情形下，筆者提出兩項建議，若能切實執行，應該可以令反對「國教」的群情稍為降溫，如此一來，當局便不必考慮出動防暴隊！

甲、當局應該聘請那些撰寫「中國模式」文本的學者和專家（？）先為「梁營」上課（如開「集思會」）。在競逐行政長官造勢集會上，梁氏回應輿論對其是否為「地下黨員」的質難時，他面容肅穆地宣布自己過去、現在及未來都不是共產黨黨員。此言一出，全場數百「擁躉」—站台的和台下的—如釋重負，歡聲雷動，為他們的「主子」不是中共黨員而雀躍歡呼，頗有與中共劃清界線還我清白大舒口氣的喜悅。顯而易見，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中共肯定不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政黨，至於在他們心目中的中共是什麼模樣，筆者無意揣測，惟從熒幕所示，與會者視中共為非我族類，避之惟恐不及，觀眾皆見。

如此懼共拒共的「梁營」中堅分子，現在不少在新政府或外圍組織中位居要津，如果不先對他們進行愛國其實是愛黨教育，而以中小學生為「白老鼠」，不僅不能服眾，且會深植禍根，以這樣的反動思想，隨時會作出對不起黨和國家進而為禍香港的決策。

乙、眾所周知，和港英時期一樣，特區政府決策層（事實是絕大部分有經濟條件的官員），都送子女赴海外（主要是英語國家）就讀，姑勿論他們這樣做的動機為何（最冠冕堂皇同時最欺人的說詞是讓他們學習西人技藝以為祖國服務），這批自小放洋的莘莘西學之子，肯定對祖國尤其是對黨（當然是中國共產黨）只有皮毛甚至錯誤的認識，在當前的「教育氣氛」下，當局應馬上為這些「飲洋水」的權貴子弟開設「國情教育暑假（及寒假）速成補習班」，強迫他們就讀，讓他們思想正確之餘，尚可起表率作用。

有子女留學海外的特區政府官員，特別是後代悉數留英的第一把手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第二把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更應以身作則，以收眾官跟風送子女進「補習班」之效。如有高官說他們的子女幼承庭訓，從小知黨知國、愛黨愛國甚於愛父母，因此不必浪費時間「惡補」，那麼，所有反對把「中國模式」當科目的家長亦可振振有詞，因為如此「家庭教育」，人人優為之……。退一步看，若為權貴子弟「惡補」國情因報名入讀者寥寥無幾（他們根本不回香港）而「流校」，則教育局可考慮為那些學成回港卻沒機會接受「中國模式」教育的年青一代，作一次相關考試，以測試他們是否掌握有關常識。

三、高官甚至皇室身體力行表率天下，中外皆有；外的且不去說，只談中國。公元前約一千七八百年，湯王遠征凱旋，向天下頒發文告（史稱「湯誥」），當中的「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及「罪當朕躬弗敢自赦」的「名句」，成為帝皇「表率天下」的行為準則。史上一宗有名的帝皇以身作則事例是春秋齊桓公愛穿紫色衣袍，結果上行下效，全國皆紫，但一件紫衣的代價值五件素衣，意味穿紫非常奢侈。為打擊侈糜風氣，齊桓公聽從謀臣勸告，棄紫穿素，三日之內，「境內莫衣紫也」（國內無人穿紫衣，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到了漢朝，高祖劉邦倡議「孝治天下」，每隔幾天便微服去向老爸請安，行兒子見老父下跪叩頭大禮，孝順父母遂成傳統……；清康熙要求人民「尚節儉以惜財用」，他老人家不僅着蕁麻布上衣，「所居殿中之氈片等物，有到三四十年而未更換者」（見《庭訓格言講義》），皇上以克己「久道化成，風移俗易，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上引典籍資料，均見完顏紹元的《千秋教化》，福建人民出版社）。這些皇帝老子是否虛偽透頂，不必深究，筆者只知領導人的一舉一動，跟從者必眾，以此推論，國民教育的推行何妨回到從前的上行下效？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若能率先為他們久留英國的子女惡補國情，必可收港人景從的正面效果。

在這種情形下，筆者不敢期望「學民思潮」的中堅分子會全面退讓，但他們的支持者中有部分鳴金收兵，亦未可料；而三年後要「強制執行」國民教育時，反對之聲反抗的力度便可能比現在想像中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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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 練乙錚

2012年9月4日

練乙錚

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的去國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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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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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信報》特約評論員

債惑不解 變生臨界 - John Mauldin 前沿思考

2012年8月20日

John Mauldin 前沿思考

債惑不解 變生臨界

對於世間一切問題，無論任何解釋都聊勝於無；至於投資問題，則解釋愈簡單愈好。所以，雖然「金融市場造好因為油價下跌」之類的分析時有所聞，一旦事過境遷，形勢有變，為求自圓其說，有關市場最新動向的另一番解說，自會應運而生。歸根到底，即使一般人亦心裏有數，事情背後的真相往往遠較表象複雜。十九世紀德國名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亦曾指出，人所以但求簡單解釋，無非因為對無法捉摸的現象感到不知所措。

因此，科網泡沫爆破既可以歸咎於格林思平（Alan Greenspan），也可以歸咎於大眾盲目跟風；可資歸咎的因素不一而足。根據所謂「蝴蝶效應」理論，亞馬遜雨林若有蝶翅振動，據說亦能在歐洲產生風暴。同一道理，美國次按災難這筆賬，亦可算在拉斯維加斯某供樓業主身上。

這種假設也許並非全屬天荒夜譚。本欄今期將從複雜性理論（complexity theory）角度出發，探討當今之世種種現象背後錯綜複雜的成因，由市場動向以至天然地震都包攬其中；同時從中分析環球經濟體究竟怎樣與「臨界處境」扯上關係，以及當前各種問題的「臨界程度」。

禍根由來有自

今期的專題探討，可先從美國物理學家兼科普作家布坎南（Mark Buchanan）的名著《無處不在──禍根起源》（Ubiquity: Why Catastrophes Happen）入手。作者在書中引導讀者想像若不斷將一顆顆沙粒掉到枱面上，終有一顆沙落下時會導致積起的沙堆崩塌。

1987年，來自丹麥的巴克（Per Bak）、中國的湯超及美國的韋森菲爾德（Kurt Weisenfeld）三名物理學家自行編寫電腦程式，在美國紐約布魯克黑文國立實驗室進行電腦模擬堆沙實驗，以研究物理學上的所謂「非均衡狀態系統」（nonequilibrium systems）。

實驗的研究範圍相當耐人尋味：例如沙堆一般多高才會出現崩塌現象？在利用數以百萬計沙粒進行過無數次反覆測試之後，三名研究人員發現崩塌沙堆的高度並無定數，而且各種崩塌情況毫無常態可言，根本完全無法預測。

「臨界狀態」玄機

所謂「臨界狀態」，指的是促使任何物體或團體基本特質產生變化的特定一點。因此，「臨界狀態」亦即任何事物面臨重大變化的契機。

或問「臨界狀態」是否有可能以股市崩潰的形式出現？「臨界狀態」又能否用以解釋，為何世上竟往往會出現難以逆料的巨變？

再回頭說上述的沙堆實驗。研究結果發現，若將崩塌沙堆中的沙粒數量增加一倍，產生沙崩的機會亦會增加1.14倍；這也正是數學上用以表達多項式關係的冪定律（power law）。

崩潰關鍵所在

實驗中出現的沙崩現象到底是怎麼回事？原來當沙堆累積至「臨界狀態」，不少沙粒就會因瀕臨倒塌，而互相連成長短不一的「指狀弱點」（fingers of instability）；其中頗多雖然長度甚短，但卻有部分長達橫跨兩端。因此，單一顆沙粒就能產生連鎖反應，以致觸發大小不一的沙崩，實際程度視乎觸發沙崩的一顆沙粒跌落短、中，或長的「指狀弱點」之上。

「臨界狀態」討論至此，更可說進入「戲肉」。

首先，筆者認為應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已故美國經濟學家兼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經濟學教授明斯基（Hyman Minsky），曾提出「穩定本身引致不穩」（stability leads to instability）的悖論。所謂穩定，指的是安於現狀或眼前趨勢。至於由此引起的「不穩定」，則指苟安之心愈重，現狀或眼前趨勢就會繼續維持；一旦趨勢逆轉，調整幅度自然變本加厲。宏觀經濟的長期穩定狀態所以百病叢生，正是因為往往由此產生種種不穩定的財政安排。居安愈久，愈容易令人喪失思危的警覺性，以致誤以為多加點債務負擔或延遲儲蓄又有何妨，於是產生縱情消費的心理。因此，明斯基指出，經濟持續穩定的時間愈長，一旦投資者為勢所迫由奢入儉，經濟不穩的風險就會愈加嚴重。

以沙堆實驗作比喻，經濟「臨界狀態」維持愈久，亦即任由經濟中互相產生連鎖反應的「指狀弱點」愈積愈多，最終引致經濟劇烈崩潰的風險只會愈高。

或許在連串較輕微震盪的緩衝下，上述「指狀弱點」的擴散範圍才略為收窄，以致反而出現看似穩定的表象。正如已故Stern Investment Holdings投資總監泰勒（Lawrence Hunt Taylor）曾經寫道：

「先說已知的事實。首先，當前種種市場的表現實已超出我的經驗範圍，箇中複雜的程度簡直令人驚訝：交易工具既多不勝數，彼此關係又千絲萬縷，而交易資訊的流通速度又快如閃電；單一交易工具的市場動向，已足以觸動多種相關衍生工具產生非線性連鎖反應；如今各種交易產品計值例必涉及極度繁複的計算，正好說明市場已呈現出前所未見的走勢。

「從我個人三十多年來所累積的市場經驗得知，無論科技和電訊如何發達，始終無法克服投資者個人的貪婪和無知。我認為現時的市況猶如一輛愈開愈快的汽車，闖禍只是遲早的事。意外也好比隕落地球的彗星，毫無先兆就會在夜裏從天而降；這也無非是人類恒古不變的命運。

「我認為市場震盪雖然已在所難免，但程度卻會較輕，歷時也會較短。預測這些震盪也會較難，因為我們已不再管理風險，而改為管理未知之數；可惜如今變數已經太多，槓桿化（借貸）又已達空前水平。一旦大限來臨，只有精通科技而行動果斷的投資者，才有望把握機會從中獲利。」

法國地質物理學家索內特（Didier Sornette）對金融危機成因也觀察入微，其所著《股災何來》（Why Stock Markets Crash）一書，雖然筆者對其中的繁複數學分析一知半解，但亦應對一般讀者有所啟發；僅將書中一段精闢議論引錄如下：「股價大瀉的直接成因並非問題的癥結所在；大跌市實由於市場已進入不穩定階段，以致任何外來影響或過程都有可能觸發不穩定狀態。譬如將一把尺垂直放在指頭上，由於其狀態本已極為不穩，哪怕只是手掌略為移動（或移動幅度不夠），還是微風輕拂，倒下只是遲早的事。須知這把尺倒下的首要原因在於其不穩定的狀態，任何其他觸動它倒下的因素均屬次要。」

一旦任何事物已處於不穩定狀態，觸發全體崩潰的成因已非「最後一顆沙粒」或觸動指頭上直尺倒下的一陣微風；兩者都只不過是「近因」（proximate cause）而已。真正的原因在於整體已處於不穩定狀態這一「遠因」（remote cause）。

「弱點」不易察覺

經濟系統整體狀態不穩正是觸發最近一次環球信貸危機的遠因。由於市面一片繁榮景象，全球各大經濟體消費者為購買各種產品而大舉借貸。樓價固然升勢不止，股市回報亦回復年賺15%的光輝歲月。借貸成本亦相對偏低，美國短期樓按息率僅為2%，而樓價卻年升15%，以致不少投資者指望持有物業數年就可出售獲利。

於是謀取暴利的心態油然而生，以致總值數以千百億美元計的高風險樓按衍生品在國際市場大舉易手。一如所有債務「沙堆」，沙中裂痕漸次顯現。不論源於任何近因，「債崩」最終也無可避免。

筆者早於2005年至2006年間就為文指出美國次按貸款問題嚴重，可惜當問題陸續浮現之際，德高望重之輩如聯儲局主席貝南奇等，卻依然聲稱實際問題不大，其影響最終應會受到「控制」。當然，貝南奇後來要收回有關言論也後悔莫及。

次按影響最終當然並未受控，以致銀行界終於明白原先以為AAA的信貸評級卻招來慘重損失。各銀行自理之餘，亦不禁關注起同業來：到底別家銀行實際情況有多嚴重？由於業界實際上全不知情，同業間於是斷絕借貸業務，信貸頓時全面凍結，國際貿易亦大受打擊。銀行業由於本身虧損嚴重，更無法為小型企業提供貸款；商業票據亦銷聲匿跡。銀行界資產負債表以外的種種所謂「安全」基金同時被迫相繼終止；這亦正是吾友兼PIMCO前投資組合經理麥卡利（Paul McCulley）所謂的「影子銀行系統」（Shadow Banking System）。在人人自危的嚴峻形勢下，各方但求還債，難免被迫出售手中資產。市場於是籠罩在一片惶恐氣氛之中；企業裁員潮漸現；普羅大眾的消費力亦大為削弱。

筆者事後回顧，終能從中有所領會：金融危機應可視作投資回報統計分布出現「肥尾效應」（fat tails）的徵兆。理論上，投資回報在正常情況下在圖表上應呈鐘形曲線（bell curve）狀，兩端漸趨幼細，以至於零。按照理論上的統計分布，出現「五個或以上的標準差」（5-sigma events）情況已極為罕見；十個或以上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更是絕無僅有，至少在理論上說可能性極低。不過，在某種情況下，卻會出現標準差較預期為多的現象：投資界確曾出現過15個或以上標準差的異象，其中例子包括上世紀90年代末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破產，以及史上十多次股市泡沫爆破的前科。由於實際上高標準差現象遠較理論上為多，實際統計分布的「肥尾效應」現象亦多於理論上的正常分布。

因此，正當投資者對沖風險，各種「臨界狀態」以及「指狀弱點」同時逐漸累積。當今之世，投資者有辦法將各種可見的風險「穩定下來」，通過各種衍生工具、應急方案、保險計劃加以抵消，以致數十年前被視為沉重的風險衝擊，今日的經濟系統卻能承受；投資者現已懂得如何將風險效應平均分布於經濟系統之中。

不過，在減輕可知風險的同時，投資者卻種下會出現十個標準差統計分布的禍根。投資者現時未能察覺的種種風險，正是觸發下次金融危機的起因。此等風險所以不易察覺，只因其中的「指狀弱點」並未消失，而是隱藏於別處，暫未浮現而已。

此外，博弈理論（game theory）也是與此相關的另一理念。此理論中以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納殊（John Forbes Nash）（電影「有你終生美麗」〔The Beautiful Mind〕故事的主人翁）命名的「納殊均衡點」（Nash Equilibrium），指的是博弈中任何一方單方面採取自利行動，都會有損博弈中各方整體利益的狀態。

穩中隱現不穩

因此，投資市場現已處於麥卡利所謂的「穩定性不穩定狀態」（stable disequilibrium）。在一場國際投資「博弈」中，參與各方在其中種種債務、衍生工具、交易、環球化、國際商業及金融業中緊密相連，一面在國際投資舞台共同起舞；一面全力爭取個人回報，同時盡可能減輕從中所承受的「指狀弱點」風險。

但正如明斯基指出，拖延愈久，最終的「沙崩」程度只會愈演愈烈；「指狀弱點」亦將愈積愈多，而「穩定性不穩定狀態」終會出現臨界現象。

回顧1997年，泰國經濟開始陷入困境，亞洲債務計時炸彈亦全面爆發。俄羅斯雖亦一度須債務違約，但誰又會料到該國翻身有術，短短十多年後，現時又已資金充裕？全球各大經濟體中的經濟斷層，則相繼受到各種細微「指狀弱點」拖累而有所擴大。29年及30年債券之間向來穩健的關係，更史無前例首度出現裂痕；全球各國的債券亦隨之面臨同告失陷的空前局面。因此，本應分散的債券投資組合亦難免由此變質。

「指狀弱點」的影響亦伸延至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以致環球金融界同告失守。

若非目前的債務超級周期（Debt Supercycle）尚未告終，環球經濟應已康復。可惜去槓桿化過程前路漫漫，仍須歷經多年才會結束。

不論一家還是一國，以債填債都不是辦法。供樓一族至今也應該明白到「失業等於斷供」的道理；昔日有力借貸，如今卻面臨破產斷供慘況者也大有人在。次按危機引發大量銀主盤割價求售，以致樓價普遍大跌，而住宅建築業亦同受拖累；骨牌效應累及其他相關行業，因而進一步產生失業─斷供的惡性循環。事實上，樓市也一向是經濟「沙堆」中的脆弱一環。

須知不同經濟範疇其實環環相扣；全球既積起極度不穩的經濟「沙堆」，如今沙堆塌下，唯有從問題根源著手重建；問題根源正是債務過重。各國銀行須歷時經年才有望將各種樓按及房地產等債項撇銷，然後才能將債務回復到對各國以至全球而言均較為合理的水平。

市場信心對債市尤為重要。希臘一旦債務違約，西班牙以至日本終亦難以獨善其身；西班牙更已看似瀕臨違約邊緣！美國若未能及時控制本國債務，則與泥足深陷的債務國有何分別？正如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與羅戈夫（Kenneth Rogoff）兩位教授指出，一旦信心失守，殘局亦將不遠。猶如迅雷不及掩耳，沙堆崩塌事前也毫無迹象。

時至今日，環球金融體系可謂同氣連枝。歐洲區內小如希臘，大如西班牙、意大利、以至法國，亦一如美國次按危機在全球引起的軒然大波，能對區外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環球金融體系初則容許市場承擔太大風險，繼而利用種種新奇金融工程及證券化手法將風險傳遍各地。不少投資者及退休基金原以為購買各種證券有助於分散投資，殊不知投資風險竟是無處不在！

昔日毫不相干的各種投資產品，如今卻緊密相連。一如最近一次環球金融危機，正因環環相扣，分散投資組合最終卻因此而無法發揮應有作用。看來下次金融危機亦難免受到同一連環效應影響；投資非易事，信焉？

台灣騎乘記之二 半生回望驚鴻一瞥 百里長驅飛渡三溪 - 練乙錚

2012年7月3日

練乙錚 台灣騎乘記之二

半生回望驚鴻一瞥 百里長驅飛渡三溪

我自幼便與自行車結下不解緣。小學念的是黃大仙竹園獅子山山腰上的一間天主教學校。此處「半山區」與太平山半山區是兩個世界，整個山坡是一大片徙置地，居民都是低下階層，大人平日下山幹活，小孩兒周末到教會上主日學領救濟品，日子就是那樣過。

我幼年時父母赤貧，還住不上徙置房，家在慈雲山腳再過去那邊一個叫「狗蝨塱」的村子裏，每天午前步行上學，走山路到黃大仙正街；從那裏到學校，還要走一條陡得不能再陡的馬路上獅子山，直到半山腰。馬路底旁邊是一間賣火水的公司，依稀記得是德士古，供應竹園居民的煮食用燃料。火水即洋油，kerosene，用大卡車運來，存放地下油庫；零售的，盛在五加侖裝的圓鐵罐裏。山上用戶有需要，公司便派員搬運：盛滿火水的罐子掛自行車尾一邊，送貨員站另一邊，慢慢推着上去，到最高處，大約要爬一公里罷。滿罐換空罐，空罐依舊掛自行車一邊，但下山這一回，送貨員卻是單腳筆直站在另一邊的腳蹬上，雙手握着車把，逍遙自在俯衝而下，拐彎好像也不減速，飛也似的幾秒鐘就不見了。如是者每每看得我口呆目瞪，心裏羨慕。

初戀

頭一次擁有一輛自行車，是念中三那年。初一進了九華，很快就在窩打老道校園的大草坪上學會騎乘，然後，啊呀，就發現對面登打士街上有一間小小的自行車店，店裏凌空齊齊整整掛着幾輛線條優雅明快的「公路車」（那種車把下彎的「跑車」），其中一輛髹鮮橙色，我一見傾心。老闆：「鋁質車架車輪，縫合內膽跑車胎，前二後五共十速，真皮車座，淨重二十磅，同級英國車要價起碼一千元，橙色那部非焗漆最平，全新連原廠泵賣二百六十八元。」哦？「捷克出產；社會主義國家。」語氣堅定、自豪。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左派人。1963年的香港，二百六十八元不是小數目，特別是對一個窮孩子來說；不過，我立意儲蓄。好在，進中學以後，家境稍微好轉；而且我念的是「名校」，進校之前那個暑假，已經開始替左鄰右里的小學生補習功課賺錢，加上省吃儉用父母給我的午飯錢、過年利是錢等等，兩年多便儲夠。於是那年秋天某日，手拿兩個大撲滿直奔登打士街……

牌子是Favorit，比起同學的那些英國三槍、萊利，意大利Bianchi、Atala等，我的只能算是醜小鴨，但我視之如白天鵝，一有空便騎着使勁飛呀飛，尖沙咀、漆咸道、公主道、新蒲崗、觀塘……那感覺就兩個字：自由。不幸，那段金色日子很快完結，原因是我犯了天條。家父管教很嚴，絕不准我在街上騎乘，因為太危險。真的，那時候，騎自行車的人還沒有戴頭盔的習慣，香港交通也確實繁忙。我是瞞着父親，謊稱只在學校的大草坪上玩玩而已，但終於給發現。父親鐵青着臉：「賣咗佢。」我捨不得，沒有馬上執行命令，放在家裏一年多，到中四要應付會考着實忙，才以半價賣給原店。此後，每走過登打士街（恐怕都是身不由己往那邊溜），總要進那小店跟老闆聊幾句，或者眼巴巴盯着那再不能擁有的幾隻醜小鴨。久而久之，我竟因此得了一種怪異的敏感病：哪怕是今天，只要一嗅到自行車店那種特有的氣味──輪胎、金屬、偈油污加一點皮革的氣味，我就會感覺一陣興奮，莫可名焉。到我成年、結婚生子之後，很少主動給兒子買玩具，惟獨三番四次給他買自行車是例外；那是我後來才意識到的。至於我自己，發覺還染上一個習慣：每當到一個新的地方開始一份新的工作（我常常那樣異地轉工），只要是身邊沒帶着一部自行車，那麼，不遲不早，頭一個月的薪金發下來之後，馬上就要去買一輛合心意的，然後感覺得回一種自由。我想，這些心理和行為現象，或者說是「緣」，不必是心理學家也容易解釋。

飛台灣之前已經想到，環台騎乘過後，今夏到加國父親的墳頭上香，少不免心裏會有歉意；其他事情表過之後，大概還得補上一句：嗯，讓你老人家擔心了。

舌尖的第三類接觸

3月4日，一早謝過神明，從容辭廟，往南向新竹方面走，先是新竹縣，然後新竹市，那是兩個互不隸屬的行政區。此地工業林立，論量不及高雄，但新科技成分高，而且不斷提升，以資訊科技產業為主，是有名的「台灣矽谷」。我沿着台十五線（濱海路）、六十一線（西濱快速）騎乘大半天，兩旁盡是一個又一個屬於新竹科技工業園區的現代化企業群落。其實此區發展三十多年，早已越界延伸，故我先是在以北的桃園、竹北，後來到了南面的苗栗乃至東海岸那邊的宜蘭，都見到或者聞說有新竹科技工業園區的屬區；企業的種類也不斷增加，還包括光電、生物醫療工程等。經台北的一個老朋友介紹，我還認識了一位生產碎人體內結石機的企業家，公司成立不到五年，產品技術便置世界最前沿，因為借助了台灣早已十分成熟的電子技術，研發出一種一面擊碎結石一面追蹤碎片繼續擊碎的全新技術。回想十多年前香港特區政府平地起高樓下重注搞生物科技，幾年下來，拿了巨額津貼的廠商結果搞出幾種健康飲品，而這一屆政府似有再接再厲再賭一鋪的雄心壯志……

科技歸科技，新竹一帶可不是騎乘者樂園，環台客一般只求盡快通過，一來因為路旁沒有什麼自然風景，二來更因為空氣污染嚴重；後者我深刻領教過，惡氣不但吸入肺裏，還吃進嘴裏。原因是我這次騎乘，飲水主要靠一個「駱駝袋」。特製的水袋藏在一個小背包裏，水由一根塑膠管從水袋底部引出，管端是一個彈簧活塞，放在嘴裏用舌頭頂着，便可啜飲；活塞扣在衣領上，稍一低頭便可咬着，飲水十分方便，不必像一般騎乘者須伸手從車架上取了水瓶昂首而飲那樣妨礙視線。

可是，奇怪，我進入新竹之後，每低頭飲水咬着活塞的時候，舌尖但覺一陣惡辣！好幾次之後，我猜想到那可能是污濁氣流不斷吹過活塞，懸浮粒子黏在上面，愈積愈多，形成辣味。果然，我把活塞扣到衣領裏面之後，活塞不再直接接觸氣流，那可怕的辣味就消失了。據當地人說，現在的空氣質量已經好多了，八十年代初，這一帶的工業污染尤其嚴重，不斷引起群眾運動，帶動了台灣的環保意識。

新竹過後是苗栗，路旁景色稍變，農地多了，但空氣依然時而污濁，只不過氣味不同，有點像臭豆腐；工農業交錯的地方，氣味愈多樣化。這種景象與感覺斷斷續續，要到高雄以南二十公里，才被清新的大自然取代。

第二天下午，抵達苗栗與台中的交界。此前，台六十一線西濱快速有一段不設機車／自行車道，我於是改走靠內陸一點的小路，希望可以很快回到原來的大路上面去，但不知怎的，誤上了更內陸一點的台一線，到達喧鬧的台中市大甲區中心地帶。我在人車親密互動的交通中穿插，轉入擠擁不堪的蔣公路，旋即找到一間旅館下榻。

非只在節假日

此地有鎮瀾宮，看名便知是拜媽祖的，就在不遠處，據說在台灣極負盛名，旅館服務員說我一定要看，我豈會放過？此宮的確名不虛傳，既有氣勢，亦復有一種雕欄玉砌的雅致，建築物頂部裝飾尤其精妙。鎮瀾宮有一年一度的媽祖遶境進香活動，是台灣同類活動中的最大者。遶境的是神明，進香的是信眾，大甲地區主辦的這個活動，實際上是一個十多萬人參加的九天八夜宗教馬拉松。信眾簇擁着媽祖像，於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那天從鎮瀾宮「起駕」，途經彰化、雲林，在當地的幾個媽祖宮「駐駕」，第四天抵達嘉義縣新港奉天宮，翌日有祝壽、祈福活動，之後「回駕」，返回大甲鎮瀾宮，行程三百多公里，一路載歌載舞，還有各種節目表演。3月21日我完成首圈返抵台北之後，老朋友極力推薦我與隊友跑第二圈時順路去看此盛事；不過，後來因時間關係，以及組員包括我在內，都想避開台北至高雄那段工農業密集區，遂與遶境的大甲媽祖緣慳一面，殊為可惜。

拜媽祖、拜佛，在台灣人日常生活裏很普遍；無論到哪裏，公路旁邊幾乎每隔一兩公里就有或大或小的廟宇供人拜祭。我騎乘累了，喜歡在這些廟宇休息，常常見到一些駕車人士匆匆把車停在門口，放下幾個銅板拿幾根香插在香爐上，鞠躬祈禱半分幾秒，便又匆匆上路；雖是營營役役，心裏總有守護的神靈，並非只在節假日。鬧市裏頭的廟宇，香火更旺盛，禮拜者男女老少都有，說明台灣社會在現代化過程裏，並無完全俗世化，鄉土宗教文化的精神力量依然強大。另舉例說，佛教在台灣辦學，二十年來很有成績，一共開設了四所私立綜合大學，第五所亦在籌備的最後階段，規模雖然都不算大，學生人數從兩三千到六七千不等，但文理工商醫學院等都包括了。後來，我與隊友騎乘到達東海岸宜蘭縣，經朋友介紹，由一對熱心的藝術家夫婦接待，帶我們參觀位於該縣礁溪鄉的佛光大學。該校十數年前由星雲法師興辦，校園依山面海，俯瞰蘭陽平原遠眺龜山島，低調的建築風格恰好匹配磅礴的地理氣勢。台灣佛教信徒多，捐獻豐盛，辦私立大學也辦得有聲有色，反觀香港高喊高等教育資源多元化許多年，成績卻還差得遠。

好幾個「三」

第三天，已經習慣長途騎乘，並未感覺那常常考驗連日運動者的「三日酸」，因為我採取了漸進策略。首天，我只騎四十多公里，那是我平常在日本鄉間裏上學、回家所騎乘的距離；第二天，加碼至六十餘公里，依然遊刃有餘；所以，第三天便突破一百公里，越過彰化，直奔雲林。當然，對很多環台客而言，一天一百公里並不難；體力好的，能夠連續七天每天一百六十公里騎畢全程不言累。此段路景色變化較多，其中最難忘的，便是「過三溪」。頭兩條是大甲溪、大肚溪（又稱烏溪）。

台灣的「溪」，往往就是一條寬寬的河。這兩條溪上架的公路橋，不連兩端引橋，分別有一二公里長，既平且直，最宜作極速衝刺（sprint），我就是那樣衝過去的，非常過癮。不過，當天下午到達彰化、雲林二縣交界遇上的那條溪，便沒法一口氣衝過去了。此河溪全台最長，由東而西流進台灣海峽，流量很大，台六十一／十七線由北而南跨過的那處，河床寬約三公里，附近有些地方達四公里。這便是台灣最富歷史、最有政治涵義的濁水溪。

撰文：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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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騎乘記之一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 練乙錚

2012年7月2日

練乙錚 台灣騎乘記之一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三月一日清早，我帶備最簡單行李離開校園，坐子彈火車到東京成田機場登上長榮飛台北班機，開始為期五周的台灣之旅。準備了整整四個月，所以一切都按計劃開展。在台北次日，到民族西路一所自行車店買下預先替我組裝好的「鐵馬」，選購必要配備，細心聽店裏幾位技術員講解當地長途騎乘心得和注意事項。

別看他們年輕，個個都是經驗老到的環台好手。三日早上，專程跑到新北市某區的一個出版社，買了一套十分精緻、全台唯一專為自行車旅者編製的防水地圖集。中午，飽餐一頓之後，小心把備換衣物、急救包、零配件、雨具、營具、乾糧等逐一裝載好──或緊紮在車子上、或放在背包、腰包裏，然後戴上安全裝備，便出發了。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足下的感覺很踏實：車子看來十分好，做足研究希望沒買錯。

倒是有一點和「政治」有關的，研究沒做好，或者根本疏忽了。從台北市不遠處的台四線朝西海岸開始騎乘，繞過桃園國際機場的時候，在一個公車站旁邊遇上另一騎乘客在整理裝備，停下一聊，發覺也是香港人，問我打算在台灣多少天，我說三十八天，他說怎可以，港人持入台證頂多留三十天，而且不能延長……。我大驚，慌忙拿出入台證一看，唉，他對。那怎麼辦？我來之前，買機票在先，網上申請入台在後，潛意識以為如同往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一樣可留三個月，忘了海峽兩邊，沒錯是一個中國，卻是兩個骨子裏你死我活的互不隸屬的對等的政治實體，九七回歸之後，「港僑」更早已變成「陸人」的一種，哪能享受台灣予少數友邦公民長達三月的居留期？

我去年也到過台灣，但只是在高雄停了三天就離開，一個月的居留期限，我完全沒留意。無法，只好完成環台之後回到台北再說。說實話，當時真有點不高興；同胞嘛，何見外至此！不過後來想想，一國兩制，「雙非」過河生小孩也不行啊，不是更荒誕？別怪了；要怪，首先怪自己辦事疏忽。（後話：問題後來圓滿解決。）

順時針／逆時針

我的假期就是那麼長，三十八天，打算都在台灣過。自行車環台，平均路程一千公里，有些人用比賽速度七天就可完成，慢一點的也只需十多天。不過，我的環台計畫，不是走一圈而是走兩圈，頭一圈獨行，3月20日之後，六位老友從世界各地抵達，彙集台北，我會當他們的「帶路黨」，再繞一圈。那樣，沿途再加若干天的休息、觀光，三十八天就差不多。環台的走法，可順時針，可逆時針，視東西兩岸季候風向風速偏差等因素而定。我本想以稍為不同的路線各試一次，但後來發覺逆時針看海景好一些，因為台灣左軚行車，自行車逆時針走的是最外線、最近海，觀賞視線無其他車輛阻擋；順時針則全程都走最內線，太煞風景。因此，我兩圈都是走的逆時針，即大致是台北、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蓮、宜蘭、新北、台北。不過，走公路最外線也有弊處，一些地方是百丈懸崖，下面就是浩瀚大海，上下坡都危險，遇上雨天，路面濕滑，更不得了。東海岸花蓮縣豐濱鄉台十一線上有一最高處的斷崖叫「親不知子斷崖」（谷歌圖經緯 23.675,121.546 ），上坡段慢車搖搖晃晃，下坡段風馳電掣因為只能間歇輕微減速，否則車皮過熱喪失剎車功能，故我兩次經過都嚇得半死，方知地名沒改錯（面青唇白阿媽都唔認得也）。

美女兵團

不過，除此之外，在台灣騎乘其實相當安全。台灣道路交通自脫離自行車稱霸階段之後，即進入機車時代（主要是「綿羊仔」），延續至今，未因經濟高度發展而稍歇，機車輛數今年高達小汽車的三倍，人均和每公里密度皆佔亞洲首位，各種款式新穎的機車依然是中下階層、年輕男女的同好，飆車一族更不用說，故幾乎所有稍寬的路面上，都設機車專用線，而自行車一般在此線上靠近外側行駛，更加安全。

有些地方，特別是新北市及台中、花蓮兩縣，除了機車線外，還有一些長達十幾、幾十公里的自行車專用線。我這次環台路程共一千七百多公里（約一千一百英里），八九成是在機車或自行車專用線上跑的，比起在美國、日本等汽車王國裏的大部分地區要安全得多。

社會治安方面，感覺也十分好，就算是窮鄉僻壤，也讓我安心；路人看到我，不論男女老少，常常會喊：「加油！加油！」每到一鄉一鎮，警察局門口都掛着寫上「鐵馬驛站」四個字的顯眼招牌，全天候讓騎乘者避風雨、問路、上廁、添水、喝茶、聊天。沿途好幾次碰到環台騎乘「全女打」，可見治安不錯，有一組還是每年出動一次、配備精良的三人美女兵團（「哦，台三十線那段五公里的通天坡嗎？去年爬過了……」）。

還有呢，台灣到處都有管理得很好、乾淨而價錢合理的「民宿」。民宿在日本很早就流行，叫法也一樣，價格約是一般酒店的一半，顧客多是本地年輕人；台灣近 年多民宿，反映中下階層的經濟寬裕了，留在國內長途旅行的人也漸多。有民宿，騎乘一整天後，晚上不愁沒安全舒適又便宜的住處。當然，那也不是百分之百；三月三日頭一天晚上我就遇「險」。

當天下午從台北出發，沿台十五線騎了四十來公里，到達桃園、新竹交界的觀音、新豐一帶，天快黑了，找不到住處，倒是經過好一些寺廟；我人急生智，想起古人上京考試，路上不是常有在廟裏投宿的？興巧進了一個羅生門的話，還有寫小說的材料……。於是我就在公路旁邊一座掛有「昭靈宮」匾額的牌樓下面進去了，在空曠闊大的場地裏找到一間十呎見方的小舍，只三面有牆，其餘一面大開不設門，裏面正中設一個神壇，前面放一台香爐，相當整潔；進入後，我把車子橫在進口處防狗，然後在地上鋪開膠墊，和衣而睡一整晚，香爐灰發散的氣味還驅趕了蚊子。早上起來一看，前面是小池塘，旁邊還種了果樹，是個好地方。我後來跟路上遇到的本地騎乘客交流，才知道在台灣跑長途的人，找個廟宇祠堂或農舍草棚睡覺，其實很平常，主人都不管你，沒惡狗就好。

台灣是中、高檔自行車製造王國，政府刻意發展騎乘活動，民間反應也很熱烈。各種有關的軟硬基建，台灣的確搞得不錯，國際上也有名堂，加上良好的社會條件，確能令騎乘者安心。我在環台路上分別遇過三位香港來的獨行俠，一位年紀和我差不多，其餘兩位是年輕人，交談之下，發覺都有同樣安全感。

獨行／群騎

長途騎乘在台灣蔚然成風，年輕人固然喜愛，銀髮族一樣上癮，我在環島路上見過不少介乎退休年齡的騎乘隊伍，和他們交談，發覺多是專業人士，對這個運動非常投入；他們空餘時間比較多，坐騎質量特別好，很多還是「台灣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會員。這個基金會代表業界及騎乘大眾，所主辦的「環台騎乘認證」計劃，據說很受「老吭」歡迎：騎乘者向會方申請租用一個小型GPS追蹤器戴着環台，完成之後便可得一正式的確認書，拿着威風。我沒時間來這個玩意，可惜！

遇到香港來的騎乘者都是獨行，也許是偶然，但也能反映港人性格獨立的一面。獨行有好處，你可以暫時把自己的社會文化意識擱一邊；幾天之後，心緒完全安靜下來了，你便能忘我地留意、觀察四周圍的人、事、物，有更好的機會和當地人交談，有更多的自由去探索一些看起來很細微的語言文化乃至社會政治差異，從而見微知著。

如果你還願意進一步放棄私隱的舒適，晚上不住旅館單人房，而是入住一些散租的「通鋪」（即是租用大房間裏的床位，共用衞生設施），則和本地人比較深入交談的機會就更多。

不是所有的旅館或民宿都有這種通鋪可供選擇；在我獨行的三周裏，這種機會只有一半，但我因此認識了好幾位有趣的人物。這些人物當中，包括兩位年輕的大兵，其中一個當空軍地勤，是位帥哥，一吃完晚飯就去會友、唱K；另一位是駐在花蓮的陸軍軍士，放假回屏東，專程到台南看法輪功的舞蹈表演。還有一位本在新竹工作、趁待業到處旅行的電子工程師，他帶我到台東市的森林公園逛了一個上午。更有一位八十多歲、能說流利英語且十分健談的退休大學校長，和我一聊就是幾小時。與好友群遊，則趣味不一樣，特別如果是難得一見的老朋友，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誠賞心樂事，但這樣與友群遊的時候，總好像有一個氣泡把大家舒舒服服地罩着，致令和外界接觸的機會減少。然則我這次「雙料」環台，可說一舉兩得。

三十八天，說短不短，說長不長，所見所聞，很多未免是浮光掠影，自己或覺深刻，寫出來卻不一定能成篇章，尤其這輯遊記主要不是議論政經，性質和寫法都和我慣常的不一樣。不過，我兩年前說過，希望筆下多元化一點，寫一些非議論文。這可以包括一些比較生活性的個人題材，如旅日生活、航海經歷等，《信報》讀者都或有興趣；不過，這兩個題目皆非容易，還需時日累積、沉澱，反倒覺得環台騎乘的題材較易處理，讀者讀着亦會覺得親切。今天這篇就算是開場白。

編按：「台灣騎乘見聞錄」共十篇，逢星期一至五刊登。

撰文：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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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梁振英的「一力承擔」談起 - 練乙錚

2012年6月26日

練乙錚

從梁振英的「一力承擔」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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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準特首的私宅也出現僭建問題，並瞬間發展成為超級政治事件，從中央領導人到香港每一個角落裏的小民，恐怕都感到意外。事件在國際上亦引起注意，上了BBC等重要媒體，維基百科「梁振英」條的中、英文版亦有了最新（六處僭建）資料。區區六百平方呎的僭建面積如此轟動，可謂不同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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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筆者認為，疑點利益歸被告，縱有殊多表面證供，還不宜現在就認定梁刻意隱瞞僭建；目前應該做的，首先是理性分析事件，釐清問題所在和所需資訊，然後對梁提出合理的披露要求和解釋。在這事上，不僅評論者有空間，知情者更應提供資料，但最重要是立法會有責任、要出力，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更絕不可以為親者隱而阻撓真相求取。

事件披露以來，梁的一句話最可圈點：「一力承擔」。雄辯學裏有所謂「道義之氣」（ethos），是用來說服受眾的手段之一，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說話人詞窮理屈，試圖以「道義之氣」定調，代替「義理之辨」（logos），那就有問題，受眾便應該留意。

梁高調聲明「一力承擔」，目的可能有兩個。首先，他想在不知不覺中，要受眾拿他跟同樣非法僭建但「死賴老婆」的唐英年比，以此取得道德高地，補若干事實的欠奉與邏輯的不足。其次，梁說曾經找過律師和測量師替他檢查僭建；說此話是下下策，因為等於替傳媒指出線索所在。梁隨即意識到問題將愈滾愈大，於是試圖以「一力承擔」截斷各方追查。當然，還有第三個可能性：梁的確頂天立地，一人做事一人當，沒有其他目的。

對驗僭者四項疑問

不過，港人此時最想知道的，並不是梁先生是否有一個「男人肩」，而是替他檢查僭建的律師和測量師：一、是否真有其人；二、若真有，是什麼字號什麼人；三、他們的意見，是否專業意見，是否驗僭專業意見；四、若是正式驗僭專業意見，結論是什麼，為什麼不能公開。

上述一：如果所謂替他檢查僭建的律師和測量師，查實是子虛烏有、並無其人，則梁是說謊者；就算最後證明僭建不是他的決定，技術上也無法判斷他早已知情，也洗脫不了這個說謊的罪名。

二：如果專家驗僭真有其人，則問題更大。梁說不知僭建為僭建，主要理由乃自己是「物業測量師」，只負責估值，不懂驗僭，而後者是「建築測量師」的工作。這方面的專業道理，立法會調查之時，自有相關的專業人士發表意見，毋容筆者置喙。不過，奇怪了，梁自己不懂驗僭，則受託替他檢驗的專業人士，應該是懂得驗僭的建築測量師，以及在僭建問題上富有經驗的律師，那麼，為何依然未能替他指出問題，最後竟要勞煩不是任何測量專業的政治新聞記者踢爆？這是大疑點，反過來顯示梁說的驗僭律師和驗僭測量師，很可能並無其人。

三：真有其人，但不過是梁的一些地產老細、業界朋友某次拜訪，提起僭建事，梁順口一問，人家隨便看看順口答一句不是，給主家人面子。這種「專業人士說的意見」，當然不等同「專業意見」，梁是否又顯字眼功夫，鑽了空子？或者，真有其人，且是正式專業意見，不過無關驗僭。梁當日強調，聘請檢驗的專業人士，乃能識別僭建者；如果查出只是聘過一般坐寫字樓看文件做契蓋章、不作實地驗僭的專業人士，則梁當日「專家驗僭」的話亦有故意作大、誤導各界之嫌，雖非等同說謊，問題也足夠嚴重。大家不妨留意：梁的競選辦主任張某，週六的放話口徑已朝此方向挪移，目的似乎是想說，梁已做足功課（due diligence），只不過所託非人。

四：若有正式驗僭專業意見，也有兩個可能性，都值得深究。其一，專業意見認為是僭建，梁心存僥倖，不作矯正。如此，事件性質跟「唐宮」事件完全一樣，梁應該謝罪求去，不當特首。其二，專業意見否定僭建。如此，替他驗僭的測量師和律師根本就不及格，應該馬上「釘牌」，梁更應按民事程序以予以起訴，要求賠償名譽損失，絕對不能姑息，以免如此不濟的「專業人士」繼續陷人不義，壞了整個業界名聲。

這時，「嚴重疏忽」的，不是已經做足功課的梁先生，而是該等「專業人士」；梁先生既是清白，在法治社會裏，不容得他去替那幾個人頂包；他那「一力承擔」的「男人肩」，不過是類似黑社會的頂包手段而已，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毫無「道義之氣」可言。梁一向以促進專業界利益為己任，但其頂包言行，適足以損害所有專業界。

「心裏無鬼」論實屬詭辯

但是，梁如此「一力承擔」之餘，卻拿一百幾十個曾經受邀到他家作客的各界人士替他開脫。為了證明自己坦蕩蕩、絲毫不知家中有多處僭建，梁一再辯說：如果知道是僭建而心裏有鬼，絕對不會邀請那麼多人到他家中作客。「一力承擔」論若是轉移視線的雄辯術，則這個「心裏無鬼」論便是邏輯學裏的詭辯。

假設，梁一早就懷疑家裏僭建，請來幾個專業人士替他檢驗，結果卻說「沒有僭建」。又假設，後來他翻查建築圖則（他自己說，最近的確有懷疑，數月前翻查過），結論是「有僭建」；但他想，就算被揭發，也可用先前的專業意見脫罪，但如果不被揭發，則大有着數（按呎價算，多了六百呎的半山住宅地，和「唐宮」差不多着數）。他更會想：我怕什麼邀請客人到我家坐呢？連正式委託的那幾個專業人士翻箱倒籠也驗不出的僭建，那些非測量界的客人客客氣氣坐在那裏吃我的餅喝我的茶，又聽我述說專業驗僭的結果，又怎麼能夠指出是僭建呢？

這就是說，一個光明正大說真話的梁振英，固然可以邀請客人到他家坐，但一個蓄意隱瞞僭建說謊話的梁振英，一樣可以作出同樣邀請而無所懼。因此，邀人到家中作客，絲毫不能證明自己心中無鬼。梁的「心裏無鬼」論，邏輯內涵乃是詭辯。

梁一面聲言「一力承擔」，一面拿他的百多個客人來說項詭辯、替己開脫，道德上有兩張相反的臉面。然則，「一力承擔」不過是一句空話。

別說什麼道義承擔，就算是在當權者的圈子裏，到現在為止要承擔的，梁也未必承擔得了。讓我們看看事件在那個圈子裏的影響。

首先，看國家領導人。僭建被踢爆，梁有重大嫌疑。外國有人趁機說三道四，影響大陸的國際觀瞻。兒皇帝灰頭土臉，父皇帝即將來港，不見得會很光彩。若是在大陸，家裏僭建無問題，讓國家和領導人丟臉卻是死罪，他如何承擔？

其次，看中聯辦。西環這次抬他上轎，滿以為功德圓滿，正試圖發功，助他在立法會裏通過政府改組方案，不料曾政府懶理，一部分當權反對派「積極不干預」，結果一塌糊塗，訊息卻十分清楚：梁的支持很脆弱，甚至不堪一擊，吹噓多時的當權派「大和解」不見蹤影。

此時卻爆出梁家僭建，民情洶湧，9月要競選的當權派成員，想支持也不敢張揚，當權反對派更是大條道理繼續拒絕與梁合作。整個陣營散了，比3月份之時還甚；西環那個「第二管治中心」不很管用，過幾天還得向胡總、向北京交代，為何支持了一個好崽子。中聯辦不高興，可以想見。兒皇帝以後在西環更加抬不起頭。

卑微期望也落空

第三，看梁的班子和公務員。梁自己灰頭土臉，他的班子也不好過。出來大力替他緩頰的如羅范、張某，表情絕對尷尬；個別核心支持者曾經稱讚梁的品德高潔，現在忽然消音。其他一眾準司局長，本以為上任後可大展拳腳，但面對如此局面，阻力難以想像，如何施政？他們肯定有被出賣的感覺。至於早已傳出不喜歡梁振英的公務員團隊，現在還要服侍一個水洗不清的嫌疑犯，其合作積極性可想而知。梁家僭建對未來幾年當權派管治能力的破壞，難以估計。

梁若真要獨立承擔所有後果，方法似乎只有依泛民要求的：辭職不當特首。這當然不會發生。

那麼，最可悲的還是香港人。經歷過許仕仁貪污、曾蔭權貪便宜、唐英年「深挖洞」，港人希望下一位上台的不要太難看就好，怎料如此卑微的期望，還是落空了。在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裏，筆者嗟嘆當權派小圈子敗壞，引《紅樓夢》第六十六回裏，冷二郎柳湘蓮的那句話：「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現在看來，這句話愈來愈貼切。

《信報》特約評論員

論按「契丹／石敬瑭」模式成立的梁政府 - 練乙錚

練乙錚

論按「契丹／石敬瑭」模式成立的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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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個月沒有給《信報》寫文章。其實，這一段日子裏，筆者寫了很多東西，但主要不是評論，而且還未完成，稍後才能發表；不過，七一臨近，催人思考香港政治現實，故有些話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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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七一是一個香港政治分水嶺，重要性不低於十五年前那個。共產黨當然知道，香港回歸，起碼有三個層次的意義：九七主要是一個主權回歸、一個歷史標記，禮儀一個晚上就完成，但主權回歸中國不等於治權實際回歸中共，而港人的思想改造，即所謂的「人心回歸」，更需要一代人甚或更長時間，不下五十年，方能完成。由於港人多半恐共反共，治權與思想這兩方面的改造和回歸不能操之過急，只能寓變化於無形。

首先，在治權回歸的工作上，「港人治港」口號必須堅持，由什麼港人來治港，則需分階段改變；不變是形式，改變才是實質，即所謂「穩中求變」。治權改造成功了，才能得心應手改造港人思想，特別是以各種方式向下一代注入特殊意義的國民教育。

西環操盤 經驗已掌

進行治權改造，共產黨本來給自己一個十年時間表；成功了，勝券在手，便可放心以某種形式兌現《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後來，因為第一任特首處事不周，北京不得不作戰術退卻、延長時間表，讓一個中間偏白的曾蔭權當第二任特首，補替董建華這位中間偏紅的人物；同時，北京相應延遲普選、強化黨在香港的政治機器。這無疑是中共在江、胡當政，特別是在中共「黃金十年」、「盛世十年」裏，在港事上遇到的最重大挫折和作出的最重要反應。

曾氏任滿退下來之後，截斷了的過程又從新接續。這次，對北京而言，誰當特首，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梁後來得勝，論其人政治膚色，當然更有利特首人選進一步從中間偏紅過渡到根正苗紅，但那已經不是關鍵，其他諸如背景、性格及個人喜好等方面的特點，更無關宏旨。這是因為本地的「第二管治中心」這部機器已經打造完成，幾年來由西環操盤，累積了經驗（在澳門，同名稱的機器已更早建立、運作）。

年初唐梁之爭，不過是當權派內部、北京加本地的金權板塊利益之爭而已，無論黨內哪一條線上的什麼派系得勝，都可通過接管、操控「第二管治中心」，政治上直接駕馭特首、調度當權派所有環節、控制政局。今年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是分水嶺，其要義即在此。

靠誰上台 聽誰指使

我們再仔細分析在這個場景裏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性質。

梁振英是一個未經人民正常認受、在統治階級小圈子內部也得不到大多數支持，要靠外力協助打倒對手方能上台的統治者。以這種方式上台，國史上罕有，筆者能想起的，就是殘唐五代、全靠居於蒙古一帶的契丹族出兵替他消滅後唐勢力而登基當皇帝的晉王石敬瑭。按史料記載，石並非真正漢人，而是晚唐朝廷裏不少來自西域的 「漢化胡人」的後代；他即位後，即按先前密議將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大開中門，中原抵禦北方勢力的屏障由是消失。【註】

靠誰上台，聽誰指使。梁今後聽命西環，九成九跑不了；但是，和他的兩位前任比，梁在關鍵問題上的迴旋空間更小。大家知道，他的兩位前任，都是所謂「欽點」的。「欽點」有明顯好處：人家找你當，最初總有一些對你的尊重，炒你魷魚也要三思，因為那將明顯表示「點錯了」（董不是胡欽點的，胡把他拿掉，沒有這個問題，要炒曾卻有困難）。但如果你不是欽點的，而是你主動要求上面某方把對手打下來讓你上去的，那麼，上面那些人肯幫你，你當然得許諾更多條件，而你上台之後，地位比欽點的更不穩。

特首是地方官員，在某些問題上聽命中央，自是應該，但聽話的程度可以不一樣；欽點的固然要聽話，以「石敬瑭模式」上台的，則更要主動獻身。如果這個「石敬瑭」從幾十年前起，已經是人家的一個精心培養對象，則上台後連獻身也談不上，因為他整個人身上的政治產權，本來就是屬於人家的，恰巧附在他身上而已。因此，新一屆特區政府的自治程度，將比過去的欽點時代更低，與港人的政治期望更脫節，然而卻應驗了梁及其好友譚惠珠等人年前推出的「高度自治非自治」說。

中港民運 互為影響

按其性質，這個第二階段特區政權模式，我們可稱之為「契丹╱石敬瑭模式」。在這個模式之下，民運的性質也將和以前不一樣。

要明白民主運動發展的大方向，看清楚統治階級的性質起了什麼變化，便知八九。因為，從來，群眾政治運動都是回應性的，性質決定於當權一方的本性與行為。帝國主義欺壓弱小國家，群眾運動便是反帝愛國的；資本家欺壓勞動者，便產生工業行動乃至社會主義革命；一旦體制以維穩為名對人民進行侵權掠奪，便產生反體制維權運動。

科學家、興業家可以天馬行空，完全主動地、無中生有地發明一套新理論、創製一件新產品，但群眾運動不是那樣的。若特區政府真是高度自治，政府幹了錯事壞事，民眾便唯這個政府是問。但今後特區要事轉由西環操盤，一出問題，抗議的人龍便自然跑到西環。此所謂冤有頭、債有主。

示威人龍跑西環，特區政府的中介、緩衝作用減弱，共產黨和香港社會上的反對力量之間，出現「短路」，北京需更直接面對香港矛盾。這方面的轉變，筆者估計是北京所不願見到，然而卻是它決定操盤香港社會政治的必然後果。此外，還有一個變化更值得留意：中港民運合流。

本來，九七回歸，中共提出「井水河水論」，成為「沒有共識的共識」。對此，港人完全接受；對國是有意見，就算鬧得沸沸揚揚，頂多也不過像「V煞黨」一樣，止於羅湖橋。首先而徹底違反此論者，是中共自己。誠然，中央政府擁有「剩餘權力」，任何論述的立與廢，完全由中央或主導中央的黨內派別隨心所欲，港人必須接受。在剛完成的是屆小圈子特首選舉裏，西環在香港的商界、傳媒、團體裏，調度人力物力總動員，其深與廣皆前所未見，無疑確立了「犯河水」的範式。

然而，河水被犯，卻出現一個奇特反應：港人更關心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壞事情。神九載着首位中國女宇航員上天，港人本應十分高興，但同時看到陝西省七月孕婦被十數幹部強行抓到醫院蒙頭 「引產」的悲劇，卻因此不寒而慄；一個是萬中無一，應是眾人仰慕的英雄，另一個是萬中之一，只能悲嘆命運，而港人更為關心後者。幾乎同時，大陸發生李旺陽事件，六四又多一冤魂，港人反應更烈，整個社會都掀動了；結果，出現梁振英在公開論壇上不得不與眾人一道俯首默哀的窘鏡頭。

梁此舉目的何在，筆者不想臆測，但那個窘鏡頭卻聚焦了一個趨勢：香港民運與中國大陸民運互相影響，更深關連。而且，通過李旺陽事件，香港民運也建立了一個可行範式：每逢大陸上發生特別惡劣的侵權事件，港人強烈反應，繼而要求特首向北京反映民意（那是他職責所在）。按此範式行事，港民運可對國內的官與民產生一定影響，儘管現階段只是十分輕微的影響。

中式管治 腳步漸近

西環「犯河水」，港人因而意識到，北京管治的腳步近了。港人害怕，怕在大陸發生的壞事情，以後逐步也在香港發生，於是吭聲。一吭聲，卻同時體會到，自己這種維權聲音，與大陸上的民運聲音完全一致，大陸上發生的事，也是香港人的事。

這無疑是一種「人心回歸」，雖然不是中共希望的那種。

共產黨要直接管治香港，年輕人比老年人的反應更大，那是因為年輕人來日方長，生活方式一旦回歸大陸，他們受害最久；為一己及朋輩切身利益計，他們一旦醒覺，回應的主要方式，自然是踴躍參加運動。這是近年民運新血湧現且以青少年為主的一個原因。這個轉變，替民運帶來新氣象。以前民運內容比較單一嚴肅，近年因為多年輕人參與，表現方式大膽多樣化，愈來愈多用上網絡、動畫、視頻、樂隊演唱、行為藝術等手段，吸引力大增，出現擴展循環。

筆者早說過，從北京的利益觀點考慮，這一屆特區政府還不是梁振英上台的適當時機。這是因為，中共的形象，目前還遠未能被香港大多數人接受，此時過急推出一個紅色特首，徒令港人與中共更直接衝突、雙方關係更形惡化。不過，政治理性，從來都是不可一世自以為是的專制政權所欠缺。如此，香港今後幾年裏的局面，縱不一定好看，卻不會出現冷場。

【註】歷史以驚人相似的方式和我們的準特首開玩笑。小圈子選舉前夕，梁聲言若當選，條件成熟即為二十三條立法，正好比石答應給契丹獻上燕雲十六州；梁獲勝後馬上拜訪西環，亦好比石靠契丹出兵擊敗後唐抬他上轎之後，謁見契丹王耶律德光，拜呼「父皇帝」，自稱「兒皇帝」。

契丹，一說是炎帝後裔，惟其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皆大異於當時漢人；今天，核心價值完全顛倒的中共與港人之間的差別也很大，以至需有「一國兩制」的安排及《基本法》的憲法力量來做藩籬。兩個差別，大概是同一數量級。

平情而論，中國封建皇朝的皇帝，除了少數造反上台的，其他絕大多數都是如假包換的「兒皇帝」；漢人寫歷史、讀歷史，習慣把那段石敬瑭靠契丹上台的史實看成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那是過分注重道統、華夷之辨等概念，我們今天大可不必。重要的是研究梁與西環之間的政治倫理。

《信報》特約評論員

榮格與《易經》- 岑逸飛

2012年4月26日

岑逸飛 生命通識

榮格與《易經》

最近播映的影片《危險療情》，講述兩大心理學家，佛洛伊德與榮格的決裂，其中涉及兩師徒在學術上的爭辯，佛洛伊德執着於他以性慾論解釋人類一切行為，而榮格則沒有這麼極端，其思想較為開放，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因而被佛洛伊德斥為迷上玄學，遠離西方講求實證之路。

佛洛伊德醫治精神病人，是對病人的夢境作解析，從其潛意識尋找病根。榮格則不止於解夢，且還用上《易經》占卜，後來更採用佛學的曼陀羅，作為輔助工具。榮格不懂中文，他與《易經》的淵源，要得力他的一位好友衛禮賢（Richard Wilhelm）。衛禮賢是德國人，是新教牧師，來到中國青島傳教，留居中國二十多年，醉心易學，並將《易經》譯成德文，當時被認為是最好的德文譯本。

榮格在未與衛禮賢相遇之前，對易學已感興趣，認識衛禮賢後，對此道更是如虎添翼。在一篇題為《易與中國精神》的《序言》，榮格說出了他學《易》的經過，並且解釋了幾個卦，如鼎卦、賁卦、晉卦、坎卦、井卦等，足以說明他對《易經》用功之勤、鑽研之深。晚年時他隱居瑞士的波林根（Bollingen），經常坐在塔樓旁的百年老樹下，身邊放着《易經》，用蘆葦代替蓍草來卜卦，覺得《易經》常能提供某些出乎意料的中肯提示。

榮格的學《易》心得，主要是他提出了「共時性」（synchronicity，或譯「同步化」）

原理，指的是自然事物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心」與「物」之間，即內心感知的事件與外界的現實，會相互呼應，內心的預感經常反映真實，也就是說，一個人內在主觀的心靈狀態，會有一種奇妙的一致性。從另一角度來看，榮格的「共時性」原理，是中國傳統的「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觀念的另一種表述，也是中華民族的宇宙觀與生命觀的神髓，與西方的實證傳統自是大異其趣。

西方的實證傳統，重視「反覆實驗」，認為占卜的靈驗，僅是巧合。但榮格認為，西方的因果律不過是「統計學上的真理」，他在治療病人過程中採用占卜方法，其療效遠非機率所能解釋。榮格從多年臨床所看到的情況，通過占卜活動可以將人的潛意識以象徵形式展現，從而顯示心理世界與現實世界奇妙的對應性和平行性。

其實榮格所反對的因果律，是西方以線性邏輯來推演講一因一果的自然因果律，有異於佛學以全方位看多因一果的因果律。榮格所說的奇妙對應性，不外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現象，但其中的因果關係，又未必是人類知識所能徹底明白。

唐英年是「意外英雄」？ -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2012年4月25日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唐英年是「意外英雄」？

編按：筆者昨天借小說《命運之人》其中一個命題「國民知情權高於國家機密」，引申分析唐英年在特首選戰期間的「揭密」行為，今天繼續。

山崎豐子決定以新聞媒體的「第四權」為主題，以「外務省洩秘案」為藍本，於八十四歲高齡完成她畢生對新聞工作不離不棄的巨章。

她訪問超過一百五十人，包括沖繩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外務省、宮內廳、英國駐日大使館，以及其餘相關機構，還包括匿名人士，並閱覽無數相關書籍和檔案。

整個過程歷盡艱辛。幸好最後在政治學者的努力下，西山本人上訴得直。但最核心的關鍵仍未解決。

山崎豐子2010年12月在後記中說：「為了避免不幸事情再發生，我誠摯希望每一位國民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命運之人》改編為十集電視劇，播出時已是日本「三一一」地震和福島核洩事件之後，政府和電力公司資料不足、交代不足，而大受非議。

電視劇最後一集完結時，字幕特別提及此事，問：「政府還有什麼仍在欺瞞國人？」電視製作人的良知、勇氣，是事件主角三十年的磨難，作者五十多年的信念的延續。

「新聞機制是第四權」、「國民知情權高於國家機密」，但是，我們有多少人有機會和願意付出一切，作出影響一生命運的決定？如果不是英美國家有「檔案法」，可以在三十年後開啟，西山的案件也許永遠不能找出真相。

消息來源 堅持保護

《命運之人》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保護消息來源」。

書中主角是叱咤一時的名記者，甚至可以左右政黨高層的角力，但是不願意以妥協交換特權或上位。

整個悲劇的主因，是因為他要保護消息來源，只能間接報道，所以反響不大。苦惱之餘，他把文件交給議員，對方卻違背承諾，在國會公開文件以求打擊首相。

主角要保護的「消息來源」是一位外務省女事務官。她出於仰慕而自動把文件交付主角，叫他「去改變這個世界」，此後的交往中更發生關係。

事發後警方把她隔離，一味挑撥說對方不理她的死活，只顧自己做英雄。她也蒙受失業、失去丈夫和公眾眼光的壓力，要不斷搬遷和轉工。在沒有機會跟男方接觸的情形之下，更受周刊記者慫恿，發表把一切推於受引誘和受脅迫的「內幕」。

檢控官把「秘情」擺上枱，令報館同事都憤憤不平，「原來是和女人上床取消息，還算什麼英雄？」公眾輿論一夜反轉，只有父母和妻子堅定支持。

妻子要忍受最大的傷心屈辱，到最後仍守着他放棄的家和兩個子女，自食其力，甚至拒絕真誠的舊友求婚。

桃色事件對政客和傳媒人同樣致命。高舉正義旗幟的人要比白更白，一旦有破綻就被打沉。在案件審判期間，記者的律師叫他拿出證據，反駁對方是出於自願，絕無強迫成分，但是他不願意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對方名聲？是出於自疚？還是身為一個有骨氣的男人最後的補償？

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後，法官提出：「採訪國家機密並不等於違法，但如果採訪手段和方法觸犯法令，或雖未觸犯法令卻嚴重蹂躪受訪者的人格、尊嚴……，即脫離了正當採訪活動的範疇，則具違法性。」因此認定主角利用私情獲取國家機密，判決有罪，不過緩刑。

所以，對政客窮追猛打的傳媒，必須剛正自持，維持普世價值；即使在某時某地的規條下獲罪，也可以希望公道存於後世。

還有，唉唉，什麼是機密？

政府資訊公開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李柏青律師在《命運之人》其中一篇序言說：「但換個角度，我們都知道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說的，或者至少是當下不能說。」

太早公開會造成傷害，這種情況下，資訊的機密就有了正當性，於是「知的權利」也有了界限。具體的事例很多，「避免引起不必要恐慌」是常用語。不同的例子，不同的嚴重性，在不同的國家，爭議永遠存在。

《命運之人》一書中，首相的立場就是如此——達成美日協議，沖繩回歸是日本戰後一等大事，為國家尋回尊嚴。雖然私底下是不平等條約，美軍基地減幅不大，但首相本人及所屬政黨都勝利。

如何應劫 氣數使然

偏有一個不知好多歹的記者，鍥而不捨在一個小節上糾纏，這小節，就是其中四百萬美元的賠款，其實是由日本支付的。在國家元首眼中，這小節夠小了吧？即使後來有文件作證，但各級官員推卸、抵賴、拖延，不了了之，也沒有扳倒首相。

因為首相痛恨該名記者，指令警衞廳長嚴厲處置。於是檢控官便隔離和挑撥女證人，以「私情」蓋過一切的檢控手法，摧毀了一位名記者的聲譽、地位、家庭和一生。

當時整個過程中，某些同業仍對他支持，報館亦在整個審判中負起經費和法律責任，冒着受讀者批評和報紙銷路下跌的危險，在現實中更是難能可貴。

唐英年只是自己指出某人的言談，並無牽涉任何機構，也沒有金錢利益得失，但是，他無意中掀起的「公眾知情權」，在權責之前可以起很大的示範和警惕作用。

與田北俊在2003年毅然辭職，令二十三條停止立法一樣，他們都是accidental hero。

唐先生失意選舉，但肯定上了寶貴一課。他仍然是好命之人，如此翩翩中年，美酒賢妻，又知道誰是真正朋友，其樂何如？

他或許說過要用另一種方式服務社會，未嘗不可，但千萬三思，勿再輕率，多讀書，未為晚也。

至於這個「知情權」、「保護消息來源」、「國家機密」的輪迴，傳媒眾生如何應劫、轉劫、避劫，氣數使然，有幸或不幸做「命運之人」，就看自己了。

二之二．完

命運之人──唐英年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2012年4月24日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命運之人──唐英年

一個月前今天，二十多萬香港人上街投票，除了少數在網上成功登入的，大部分人甘願用幾十分鐘至幾小時排隊，投下明明知道自己沒有決定權的一票選特首。

結果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表示兩個都不選，其餘的仍然是何俊仁得票最少，唐、梁兩人大致相若吧。

之前兩個月內，在其他傳媒民意調查中一直落後的唐英年，在最後關頭迫近對手；仍然支持他的人，有些是為他不值，有些是極度抗拒他的對手。

面容平和接受落選

第二天早上，唐英年站在投票中心門口，彬彬有禮地跟每一個人握手；兩小時後，他站在梁振英身旁接受落選，面容平和，有禮地與眾人一起拍手。

《命運之人》是山崎豐子的小說，她生於1924年。本書2008年出版，2011年改編拍成電視劇。

山崎豐子是日本最有魄力的女作家。她最初在《每日新聞》任記者，工餘寫作。1957年寫《暖簾》，58年以《花暖簾》榮獲第三十九屆直木賞，此後專心寫作。

六零年代，日本女性沒有什麼社會地位。一個孤身作戰的女記者，帶着無比堅毅的探索和批判精神，1963年出版《女系家族》，65年出版激起千重浪的《白色巨塔》。1973年《華麗一族》以日本金融改革和鋼鐵業為背景；其後的戰爭三部曲──《不毛地帶》、《兩個祖國》和《大地之子》震撼文壇。

1999年發表《不沉的太陽》揭露日本航空公司秘辛，並以日本史上最大空難——御鷹巢事件死亡人數五百多人—──前後的處理為題，沉重得很。

日本無論戰前戰後，流行的大多是「私小說」，專注個人感情。山崎豐子的氣魄，絕無僅有。

她每一本書都有清楚的歷史背景，結構緊密，資料搜集之詳盡令人敬佩。引人入勝的是她筆下的人物性格愛恨情仇，但每一本書都是歷史課，讓人對那個時段的日本加添認識。

「命運之人」日文原意是，人由命定還是命運弄人？還是人的命運由自己性格而定？

許多人譏評唐英年含着銀匙出生，不知民間疾苦的時候，他說過：「一個人的出身並不由自己決定，一個人做什麼是自己可以決定的。」

出身不由自己決定

《命運之人》書中主角是哪一種？他為了國民知情權，遭國家機器剝奪名記者的身份，以「洩露國家機密」定罪，失去名譽、工作、自我放逐、離妻棄子，三十年後七十九歲時才沉冤得雪……，那是一段真人真事。

唐英年其他缺失都是他個人問題。只有在第一場候選特首電視辯論時，指出梁振英曾提出以防暴隊鎮壓示威民眾，才涉及公眾「知情權」。

他說：「因為知道他會當選，才要讓公眾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有人說這是同歸於盡的慘烈一擊。

有人說這是沉淪後的醒覺，無欲則剛。

有人說只是小人所為，為什麼不早說？

不過，正如「一群高級公務員」的公開信中說，以前聽過最少兩名局長轉述此事，不過當時梁不是選特首，所以他們的反應只是「使唔使咁重手？」

如果是私人意見，無權無勢的人喜歡說開機關槍大炮都可以，到正式登上權位就關乎公眾生死了。

當時唐英年的指控的確震動港京。有人提出政府要嚴肅處理違背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的人，甚至口誅筆伐，認為是違背「政治倫理」云云。

哈，事過景遷，只一個月，在「大和解」大合唱之下，沒有人追究了！

希望唐英年被正式控罪，讓市民好好討論一下，認識一下「知情權凌駕於國家機密」這個大原則，好好地準備迎接懸在頭上的一把刀──二十三條立法。

傳媒中人，在「豬狼對決」之後，在這場撕裂傳媒立場、原則的鬧劇、悲劇之後，看看這面鏡子照出自己是什麼？

沖繩是日本最大隱痛

中外文壇都有由記者轉為作者的名人。但五十多年來作品如此之多，本本鉅獻，而且並非基於個人經驗，而是千辛萬苦搜集資料，加上對書中人物的第一手認識，寫成如此深刻的作品，大概只有山崎豐子一個，她每一本書都令人流淚、反省、自慚。

《命運之人》的起源是1972年，被美軍佔領的沖繩回歸日本時，牽涉到國家、社會和新聞媒體的重大事件。一名報社記者揭發日美密約內容，遭到逮捕判罪，最後自我流徙沖繩三十年。

記者名西山太吉，日本傳媒稱之為「西山事件」，其後由於一位政治學者盡力搜尋三十年，在華盛頓國家檔案中找出密約，而曾經堅決否認密約存在的前美國局長也終於承認確有此事。

結果，西山在2005年向法院起訴要求國家賠償他的名譽損失。到2010年4月，東京地方法院終於判決，日本政府必須公開當時的美國合約，以及賠償西山等原告，每人十萬日圓！

山崎豐子在戰爭期間曾在兵工廠擦子彈，對沖繩姬百合學生軍有特殊感情。多年後在沖繩首府那霸拜祭姬百合塔，聽曾經是學生軍的解說員回首往事。隨後參觀美軍基地和通訊設施，大受衝擊，難以相信那片土地是日本領土。

1995年，三名美國士兵強暴一名日本女童，雖然美國大使痛心疾首地道歉，之後日美雙方對重整沖繩美軍基地進行磋商，包括遷移普天間機場等等。至今十五年，懸而未決。

沖繩居民自視為日本棄兒，是二戰中日本唯一發生地面戰爭的地方，其後等同被佔領，一直只有犧牲。

沖繩是日本最大的隱痛。我認識的日本知識分子，都說他們私下最常聽沖繩音樂。當時我不明所以。

二之一．明天續

編按：筆者從記者西山太吉一生遭遇引申，唐英年於特首辯論時只是指出某人的言談，並無牽涉任何機構。那麼他算不算是accidental hero？明天再作分析。

《命運之人》內容簡介

書中講述一名滿懷理想和使命感的記者弓成，在1971年美國歸還日本沖繩的「沖繩回歸協議」中，發現應由美國支付沖繩地主的四百萬美元補償金，原來是由日本政府墊付。

眾議院審議落幕在即，弓成惟恐日本政府永遠欺瞞百姓，遂把手上影印的機密文件交予在野黨議員揭發，沒料到議員出示影印本，引發軒然大波。消息來源的女事務官三木辭職，與弓成友好的長官亦被降職。

首相以教唆和公務人員洩漏國家機密罪起訴弓成等人，而弓成與三木曾有短暫不倫戀情，檢察官遂把洩密焦點轉移成不倫男女私情……

財閥要有人性 北京要更寬容 - 林行止

2012年3月2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財閥要有人性 北京要更寬容

一、剛成過去的行政長官選舉，帶給港人多重啟示，舉其犖犖大者有二。第一是和大多數論者一樣，筆者認為選舉結果充分反映出當權京意與香港民意背馳，這其實是司空見慣的平常事，以大權在握者的想法，若事事俯順民情，豈不等同被民意牽着鼻子走，那還要領導幹什麼？第二則是北京再次以實際行動宣示財閥只能成為統治者的附庸（做乖乖牌便有財源廣進的機會），絕不能支配遑論主宰政治。這正是社會主義（加上有中國特色亦然）和資本主義相異之處；所以有此不同，皆因前者有一支絕對聽話的軍隊而後者的軍隊屬於人民。

眾所周知，在江澤民時代，北京對財閥尤其是香港富翁，優禮有嘉；胡錦濤主政後，對財閥雖仍敞開歡迎之門，但禮遇程度驟降，在旁觀者看來，北京只尊重敬重雄才大略有國際視野的財閥，對那些只會把公共空間、後樓梯甚至水箱面積亦計入建築面積取巧牟利的巨賈，已愛理不理（他們有什麼本領？不過在當局縱容包庇下巧取豪奪而已）。這種轉變，固然是中國貯存的外滙多得不得了即不必再吸引港資流入有以致之；然而，更重要的，筆者相信中共縱有千般不是，其決策者為廣大百姓謀福祉的理想未泯，對僅懂得欺騙消費者的商人，便不會「千依百順」，在此關鍵性時刻，更示以顏色。

循着這種思路，筆者認為因為有決心有信心扭轉這種不合理環境，讓香港不會成為令北京尷尬的弱肉強食醜惡之城，梁振英因此能突圍打敗有全城絕大部分財團為後盾的唐英年！

梁振英政府的「內閣」尚未組成，此時談其施政綱領，為時太早。不過，筆者揣測新政府會循此路向進行—

①「說服」中央政府發還回鄉證給政治異見分子，同時聲明這些人若回內地「搞事」，「家法」（國內法）伺候。

②有專利權的公用事業加價不能加得太盡，應讓苦哈哈的老百姓有喘息及改善生活的機會。

③政府會以合理價把那幾條曾引起民憤的隧道收歸公營。

④最低工資物價指數（通貨膨脹）順應化。

一步一步貫徹這類施政，民間怨氣可望稍紓、「大和解」有了基礎，支持民主特別是二○一七年普選的街頭活動便不會那麼熾熱。至於會否如當年特赦貪官般特赦物業僭建，一了百了解決此一老大難尤其是與新界鄉紳的矛盾，同時令「唐宮」的問題消於無形，只能靜待事態的發展！

二、與專橫專權的中共相處，絕非易事，這是自「古」已然的事，如今中國日益強盛，難免財大氣粗、趾高氣揚，「外國人能中國人亦能」的民族自豪感高漲，折射到香港事務上，中聯辦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自有一套不管大多數港人是否認同的闡析；在這種情形下，部分港人與中聯辦和北京的磨擦，必然經常發生。由於形勢比人強，吃虧的肯定是赤手空拳只靠言文及「上街」挑戰有財有勢有武力強權的港人。

看透這種「世情」，同時又深明大多數港人的機會成本太高，筆者向來主張港人不應與當權者硬碰，設法妥協才是至理。在激進派眼裏，筆者這種想法十分窩囊，只因偶然會寫點在某些人看來還算「可以一讀」的文字，窩囊之後尚未至於要加個「廢」字而已。

二、三十年前筆者便說過，在中共介入的選舉或插手的人事部署上，香港人的處境正正是「何伯遜的選擇」（Hobson's Choice）的寫照，即無可選擇的選擇，「煮到來便食」，別無其他選擇。以此次行政長官選舉為例，「兩隻入閘的馬」（何伯遜是出租馬匹的主人，以馬和候選人相比，真是巧合），俱為北京指派，港人固然沒有選舉權，經其設定程序「選出」的選委，一票在手，沾沾自得，卻是廢紙一張，以他們亦沒有選擇的自由，只能二擇其一且不能投白票以免流選令選舉操盤者臉上無光。這種宿命，只要中共當權，無法改變。以中共有權不會不用盡的特性，和何伯遜一樣，北京亦會「替你選擇」而不許所謂「選委」自由選擇；到了二○一七年，如果香港會貫徹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的普選，候選人亦必然由北京篩選後再交由合資格的港人「投票」選出。任何「自由選舉」的希望，注定會幻滅。

「溫水煮蛙」是筆者過去常提及的「寓言」，形容捉蛙入鍋，然後文火燒水，蛙雖善跳，卻因水溫適中舒服、慢慢暢泳、十分「烚皮」，結果不問可知！回歸十五年來，中共並未在爐底加火，有時且注入冰水，令鍋中之蛙通體舒泰、樂不思跳……。如今西環間接統治中環，頗如水溫上升，但仍未至於「不可游」，只是游蛙距離變成熟蛙之期更進一步。現在唯有希望梁振英政府感到特區愈來愈不易管理進而請求中聯辦調降溫度且向鍋中加冰，令「港蛙」有好日子過。

筆者經常提及的「寓言」，還有「豬欄效應」及「烏龜背蠍子過河」。前者近來有不少引述，周前本報「獨眼新聞」說之甚詳；而「蠍子過河」筆者近日再援引，不贅；現在港人只能希望「蠍子」既不會「死性不改」更不會以為已會游泳而把好心地背牠過河的烏龜螫死……。

多年前筆者指港人與中共「鬥」，有如Catch 22，注定失敗；後查字典，竟收此字，譯為「第二十二條軍規」，為赫拉（J. Heller, 1923-1999）一九六一年小說名的直譯，意為不能改變的主客觀條件極端惡劣，在這種情況下「出擊」，肯定有輸無贏。要從缺乏民主意識的中共手中爭取民主，注定失敗，有如Catch 22；不過，如香港有個容許屢敗屢試的環境，已足顯梁政府的寬容，亦可反證唐英年對梁氏武力鎮壓示威者的「指控」實屬子虛烏有；當然，同時可展示已壯大的北京政府具無比信心的雍雍大度！

不過，有「志意」的港人不該因此成為「宅男」及緘默。筆者嘗舉周亮工（1612-1672）在《因樹屋書影》卷二引其友人口述佛經故事：「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曰：『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熱愛香港的人應在不同崗位為維護「五十年不變」及「核心價值」而盡力，要學救火的鸚鵡，「勿以善小而不為」；昨天本報總編輯陳景祥在網站的〈從今天起，人人都成了民主派〉一文，指出：「向來被視為『無着數』的事不會做的二十多萬港人，做了一個明知沒有結果的動作—民間投票。」這二十多萬港人和不怕「打壓」不斷以言文及行動伸張正義的傳媒工作者，便如陀山鸚鵡，為自由香港竭盡綿薄。

但願有一天，北京有如「天神」，會力保香港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