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April 26, 2012

榮格與《易經》- 岑逸飛


2012年4月26日
岑逸飛 生命通識

榮格與《易經》

最近播映的影片《危險療情》,講述兩大心理學家,佛洛伊德與榮格的決裂,其中涉及兩師徒在學術上的爭辯,佛洛伊德執着於他以性慾論解釋人類一切行為,而榮格則沒有這麼極端,其思想較為開放,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因而被佛洛伊德斥為迷上玄學,遠離西方講求實證之路。
佛洛伊德醫治精神病人,是對病人的夢境作解析,從其潛意識尋找病根。榮格則不止於解夢,且還用上《易經》占卜,後來更採用佛學的曼陀羅,作為輔助工具。榮格不懂中文,他與《易經》的淵源,要得力他的一位好友衛禮賢(Richard Wilhelm)。衛禮賢是德國人,是新教牧師,來到中國青島傳教,留居中國二十多年,醉心易學,並將《易經》譯成德文,當時被認為是最好的德文譯本。
榮格在未與衛禮賢相遇之前,對易學已感興趣,認識衛禮賢後,對此道更是如虎添翼。在一篇題為《易與中國精神》的《序言》,榮格說出了他學《易》的經過,並且解釋了幾個卦,如鼎卦、賁卦、晉卦、坎卦、井卦等,足以說明他對《易經》用功之勤、鑽研之深。晚年時他隱居瑞士的波林根(Bollingen),經常坐在塔樓旁的百年老樹下,身邊放着《易經》,用蘆葦代替蓍草來卜卦,覺得《易經》常能提供某些出乎意料的中肯提示。
榮格的學《易》心得,主要是他提出了「共時性」(synchronicity,或譯「同步化」)
原理,指的是自然事物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心」與「物」之間,即內心感知的事件與外界的現實,會相互呼應,內心的預感經常反映真實,也就是說,一個人內在主觀的心靈狀態,會有一種奇妙的一致性。從另一角度來看,榮格的「共時性」原理,是中國傳統的「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觀念的另一種表述,也是中華民族的宇宙觀與生命觀的神髓,與西方的實證傳統自是大異其趣。
西方的實證傳統,重視「反覆實驗」,認為占卜的靈驗,僅是巧合。但榮格認為,西方的因果律不過是「統計學上的真理」,他在治療病人過程中採用占卜方法,其療效遠非機率所能解釋。榮格從多年臨床所看到的情況,通過占卜活動可以將人的潛意識以象徵形式展現,從而顯示心理世界與現實世界奇妙的對應性和平行性。
其實榮格所反對的因果律,是西方以線性邏輯來推演講一因一果的自然因果律,有異於佛學以全方位看多因一果的因果律。榮格所說的奇妙對應性,不外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現象,但其中的因果關係,又未必是人類知識所能徹底明白。

Wednesday, April 25, 2012

唐英年是「意外英雄」? -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2012年4月25日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唐英年是「意外英雄」?

編按:筆者昨天借小說《命運之人》其中一個命題「國民知情權高於國家機密」,引申分析唐英年在特首選戰期間的「揭密」行為,今天繼續。
山崎豐子決定以新聞媒體的「第四權」為主題,以「外務省洩秘案」為藍本,於八十四歲高齡完成她畢生對新聞工作不離不棄的巨章。
她訪問超過一百五十人,包括沖繩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外務省、宮內廳、英國駐日大使館,以及其餘相關機構,還包括匿名人士,並閱覽無數相關書籍和檔案。
整個過程歷盡艱辛。幸好最後在政治學者的努力下,西山本人上訴得直。但最核心的關鍵仍未解決。
山崎豐子2010年12月在後記中說:「為了避免不幸事情再發生,我誠摯希望每一位國民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命運之人》改編為十集電視劇,播出時已是日本「三一一」地震和福島核洩事件之後,政府和電力公司資料不足、交代不足,而大受非議。
電視劇最後一集完結時,字幕特別提及此事,問:「政府還有什麼仍在欺瞞國人?」電視製作人的良知、勇氣,是事件主角三十年的磨難,作者五十多年的信念的延續。
「新聞機制是第四權」、「國民知情權高於國家機密」,但是,我們有多少人有機會和願意付出一切,作出影響一生命運的決定?如果不是英美國家有「檔案法」,可以在三十年後開啟,西山的案件也許永遠不能找出真相。
消息來源 堅持保護
《命運之人》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保護消息來源」。
書中主角是叱咤一時的名記者,甚至可以左右政黨高層的角力,但是不願意以妥協交換特權或上位。
整個悲劇的主因,是因為他要保護消息來源,只能間接報道,所以反響不大。苦惱之餘,他把文件交給議員,對方卻違背承諾,在國會公開文件以求打擊首相。
主角要保護的「消息來源」是一位外務省女事務官。她出於仰慕而自動把文件交付主角,叫他「去改變這個世界」,此後的交往中更發生關係。
事發後警方把她隔離,一味挑撥說對方不理她的死活,只顧自己做英雄。她也蒙受失業、失去丈夫和公眾眼光的壓力,要不斷搬遷和轉工。在沒有機會跟男方接觸的情形之下,更受周刊記者慫恿,發表把一切推於受引誘和受脅迫的「內幕」。
檢控官把「秘情」擺上枱,令報館同事都憤憤不平,「原來是和女人上床取消息,還算什麼英雄?」公眾輿論一夜反轉,只有父母和妻子堅定支持。
妻子要忍受最大的傷心屈辱,到最後仍守着他放棄的家和兩個子女,自食其力,甚至拒絕真誠的舊友求婚。
桃色事件對政客和傳媒人同樣致命。高舉正義旗幟的人要比白更白,一旦有破綻就被打沉。在案件審判期間,記者的律師叫他拿出證據,反駁對方是出於自願,絕無強迫成分,但是他不願意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對方名聲?是出於自疚?還是身為一個有骨氣的男人最後的補償?
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後,法官提出:「採訪國家機密並不等於違法,但如果採訪手段和方法觸犯法令,或雖未觸犯法令卻嚴重蹂躪受訪者的人格、尊嚴……,即脫離了正當採訪活動的範疇,則具違法性。」因此認定主角利用私情獲取國家機密,判決有罪,不過緩刑。
所以,對政客窮追猛打的傳媒,必須剛正自持,維持普世價值;即使在某時某地的規條下獲罪,也可以希望公道存於後世。
還有,唉唉,什麼是機密?
政府資訊公開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李柏青律師在《命運之人》其中一篇序言說:「但換個角度,我們都知道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說的,或者至少是當下不能說。」
太早公開會造成傷害,這種情況下,資訊的機密就有了正當性,於是「知的權利」也有了界限。具體的事例很多,「避免引起不必要恐慌」是常用語。不同的例子,不同的嚴重性,在不同的國家,爭議永遠存在。
《命運之人》一書中,首相的立場就是如此——達成美日協議,沖繩回歸是日本戰後一等大事,為國家尋回尊嚴。雖然私底下是不平等條約,美軍基地減幅不大,但首相本人及所屬政黨都勝利。
如何應劫 氣數使然
偏有一個不知好多歹的記者,鍥而不捨在一個小節上糾纏,這小節,就是其中四百萬美元的賠款,其實是由日本支付的。在國家元首眼中,這小節夠小了吧?即使後來有文件作證,但各級官員推卸、抵賴、拖延,不了了之,也沒有扳倒首相。
因為首相痛恨該名記者,指令警衞廳長嚴厲處置。於是檢控官便隔離和挑撥女證人,以「私情」蓋過一切的檢控手法,摧毀了一位名記者的聲譽、地位、家庭和一生。
當時整個過程中,某些同業仍對他支持,報館亦在整個審判中負起經費和法律責任,冒着受讀者批評和報紙銷路下跌的危險,在現實中更是難能可貴。
唐英年只是自己指出某人的言談,並無牽涉任何機構,也沒有金錢利益得失,但是,他無意中掀起的「公眾知情權」,在權責之前可以起很大的示範和警惕作用。
與田北俊在2003年毅然辭職,令二十三條停止立法一樣,他們都是accidental hero。
唐先生失意選舉,但肯定上了寶貴一課。他仍然是好命之人,如此翩翩中年,美酒賢妻,又知道誰是真正朋友,其樂何如?
他或許說過要用另一種方式服務社會,未嘗不可,但千萬三思,勿再輕率,多讀書,未為晚也。
至於這個「知情權」、「保護消息來源」、「國家機密」的輪迴,傳媒眾生如何應劫、轉劫、避劫,氣數使然,有幸或不幸做「命運之人」,就看自己了。
二之二.完

Tuesday, April 24, 2012

命運之人──唐英年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2012年4月24日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命運之人──唐英年

一個月前今天,二十多萬香港人上街投票,除了少數在網上成功登入的,大部分人甘願用幾十分鐘至幾小時排隊,投下明明知道自己沒有決定權的一票選特首。
結果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表示兩個都不選,其餘的仍然是何俊仁得票最少,唐、梁兩人大致相若吧。
之前兩個月內,在其他傳媒民意調查中一直落後的唐英年,在最後關頭迫近對手;仍然支持他的人,有些是為他不值,有些是極度抗拒他的對手。
面容平和接受落選
第二天早上,唐英年站在投票中心門口,彬彬有禮地跟每一個人握手;兩小時後,他站在梁振英身旁接受落選,面容平和,有禮地與眾人一起拍手。
《命運之人》是山崎豐子的小說,她生於1924年。本書2008年出版,2011年改編拍成電視劇。
山崎豐子是日本最有魄力的女作家。她最初在《每日新聞》任記者,工餘寫作。1957年寫《暖簾》,58年以《花暖簾》榮獲第三十九屆直木賞,此後專心寫作。
六零年代,日本女性沒有什麼社會地位。一個孤身作戰的女記者,帶着無比堅毅的探索和批判精神,1963年出版《女系家族》,65年出版激起千重浪的《白色巨塔》。1973年《華麗一族》以日本金融改革和鋼鐵業為背景;其後的戰爭三部曲──《不毛地帶》、《兩個祖國》和《大地之子》震撼文壇。
1999年發表《不沉的太陽》揭露日本航空公司秘辛,並以日本史上最大空難——御鷹巢事件死亡人數五百多人—──前後的處理為題,沉重得很。
日本無論戰前戰後,流行的大多是「私小說」,專注個人感情。山崎豐子的氣魄,絕無僅有。
她每一本書都有清楚的歷史背景,結構緊密,資料搜集之詳盡令人敬佩。引人入勝的是她筆下的人物性格愛恨情仇,但每一本書都是歷史課,讓人對那個時段的日本加添認識。
「命運之人」日文原意是,人由命定還是命運弄人?還是人的命運由自己性格而定?
許多人譏評唐英年含着銀匙出生,不知民間疾苦的時候,他說過:「一個人的出身並不由自己決定,一個人做什麼是自己可以決定的。」
出身不由自己決定
《命運之人》書中主角是哪一種?他為了國民知情權,遭國家機器剝奪名記者的身份,以「洩露國家機密」定罪,失去名譽、工作、自我放逐、離妻棄子,三十年後七十九歲時才沉冤得雪……,那是一段真人真事。
唐英年其他缺失都是他個人問題。只有在第一場候選特首電視辯論時,指出梁振英曾提出以防暴隊鎮壓示威民眾,才涉及公眾「知情權」。
他說:「因為知道他會當選,才要讓公眾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有人說這是同歸於盡的慘烈一擊。
有人說這是沉淪後的醒覺,無欲則剛。
有人說只是小人所為,為什麼不早說?
不過,正如「一群高級公務員」的公開信中說,以前聽過最少兩名局長轉述此事,不過當時梁不是選特首,所以他們的反應只是「使唔使咁重手?」
如果是私人意見,無權無勢的人喜歡說開機關槍大炮都可以,到正式登上權位就關乎公眾生死了。
當時唐英年的指控的確震動港京。有人提出政府要嚴肅處理違背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的人,甚至口誅筆伐,認為是違背「政治倫理」云云。
哈,事過景遷,只一個月,在「大和解」大合唱之下,沒有人追究了!
希望唐英年被正式控罪,讓市民好好討論一下,認識一下「知情權凌駕於國家機密」這個大原則,好好地準備迎接懸在頭上的一把刀──二十三條立法。
傳媒中人,在「豬狼對決」之後,在這場撕裂傳媒立場、原則的鬧劇、悲劇之後,看看這面鏡子照出自己是什麼?
沖繩是日本最大隱痛
中外文壇都有由記者轉為作者的名人。但五十多年來作品如此之多,本本鉅獻,而且並非基於個人經驗,而是千辛萬苦搜集資料,加上對書中人物的第一手認識,寫成如此深刻的作品,大概只有山崎豐子一個,她每一本書都令人流淚、反省、自慚。
《命運之人》的起源是1972年,被美軍佔領的沖繩回歸日本時,牽涉到國家、社會和新聞媒體的重大事件。一名報社記者揭發日美密約內容,遭到逮捕判罪,最後自我流徙沖繩三十年。
記者名西山太吉,日本傳媒稱之為「西山事件」,其後由於一位政治學者盡力搜尋三十年,在華盛頓國家檔案中找出密約,而曾經堅決否認密約存在的前美國局長也終於承認確有此事。
結果,西山在2005年向法院起訴要求國家賠償他的名譽損失。到2010年4月,東京地方法院終於判決,日本政府必須公開當時的美國合約,以及賠償西山等原告,每人十萬日圓!
山崎豐子在戰爭期間曾在兵工廠擦子彈,對沖繩姬百合學生軍有特殊感情。多年後在沖繩首府那霸拜祭姬百合塔,聽曾經是學生軍的解說員回首往事。隨後參觀美軍基地和通訊設施,大受衝擊,難以相信那片土地是日本領土。
1995年,三名美國士兵強暴一名日本女童,雖然美國大使痛心疾首地道歉,之後日美雙方對重整沖繩美軍基地進行磋商,包括遷移普天間機場等等。至今十五年,懸而未決。
沖繩居民自視為日本棄兒,是二戰中日本唯一發生地面戰爭的地方,其後等同被佔領,一直只有犧牲。
沖繩是日本最大的隱痛。我認識的日本知識分子,都說他們私下最常聽沖繩音樂。當時我不明所以。
二之一.明天續
編按:筆者從記者西山太吉一生遭遇引申,唐英年於特首辯論時只是指出某人的言談,並無牽涉任何機構。那麼他算不算是accidental hero?明天再作分析。
《命運之人》內容簡介
書中講述一名滿懷理想和使命感的記者弓成,在1971年美國歸還日本沖繩的「沖繩回歸協議」中,發現應由美國支付沖繩地主的四百萬美元補償金,原來是由日本政府墊付。
眾議院審議落幕在即,弓成惟恐日本政府永遠欺瞞百姓,遂把手上影印的機密文件交予在野黨議員揭發,沒料到議員出示影印本,引發軒然大波。消息來源的女事務官三木辭職,與弓成友好的長官亦被降職。
首相以教唆和公務人員洩漏國家機密罪起訴弓成等人,而弓成與三木曾有短暫不倫戀情,檢察官遂把洩密焦點轉移成不倫男女私情……


Thursday, March 29, 2012

財閥要有人性 北京要更寬容 - 林行止


2012年3月2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財閥要有人性 北京要更寬容

一、剛成過去的行政長官選舉,帶給港人多重啟示,舉其犖犖大者有二。第一是和大多數論者一樣,筆者認為選舉結果充分反映出當權京意與香港民意背馳,這其實是司空見慣的平常事,以大權在握者的想法,若事事俯順民情,豈不等同被民意牽着鼻子走,那還要領導幹什麼?第二則是北京再次以實際行動宣示財閥只能成為統治者的附庸(做乖乖牌便有財源廣進的機會),絕不能支配遑論主宰政治。這正是社會主義(加上有中國特色亦然)和資本主義相異之處;所以有此不同,皆因前者有一支絕對聽話的軍隊而後者的軍隊屬於人民。
眾所周知,在江澤民時代,北京對財閥尤其是香港富翁,優禮有嘉;胡錦濤主政後,對財閥雖仍敞開歡迎之門,但禮遇程度驟降,在旁觀者看來,北京只尊重敬重雄才大略有國際視野的財閥,對那些只會把公共空間、後樓梯甚至水箱面積亦計入建築面積取巧牟利的巨賈,已愛理不理(他們有什麼本領?不過在當局縱容包庇下巧取豪奪而已)。這種轉變,固然是中國貯存的外滙多得不得了即不必再吸引港資流入有以致之;然而,更重要的,筆者相信中共縱有千般不是,其決策者為廣大百姓謀福祉的理想未泯,對僅懂得欺騙消費者的商人,便不會「千依百順」,在此關鍵性時刻,更示以顏色。
循着這種思路,筆者認為因為有決心有信心扭轉這種不合理環境,讓香港不會成為令北京尷尬的弱肉強食醜惡之城,梁振英因此能突圍打敗有全城絕大部分財團為後盾的唐英年!
梁振英政府的「內閣」尚未組成,此時談其施政綱領,為時太早。不過,筆者揣測新政府會循此路向進行—
①「說服」中央政府發還回鄉證給政治異見分子,同時聲明這些人若回內地「搞事」,「家法」(國內法)伺候。
②有專利權的公用事業加價不能加得太盡,應讓苦哈哈的老百姓有喘息及改善生活的機會。
③政府會以合理價把那幾條曾引起民憤的隧道收歸公營。
④最低工資物價指數(通貨膨脹)順應化。
一步一步貫徹這類施政,民間怨氣可望稍紓、「大和解」有了基礎,支持民主特別是二○一七年普選的街頭活動便不會那麼熾熱。至於會否如當年特赦貪官般特赦物業僭建,一了百了解決此一老大難尤其是與新界鄉紳的矛盾,同時令「唐宮」的問題消於無形,只能靜待事態的發展!
二、與專橫專權的中共相處,絕非易事,這是自「古」已然的事,如今中國日益強盛,難免財大氣粗、趾高氣揚,「外國人能中國人亦能」的民族自豪感高漲,折射到香港事務上,中聯辦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自有一套不管大多數港人是否認同的闡析;在這種情形下,部分港人與中聯辦和北京的磨擦,必然經常發生。由於形勢比人強,吃虧的肯定是赤手空拳只靠言文及「上街」挑戰有財有勢有武力強權的港人。
看透這種「世情」,同時又深明大多數港人的機會成本太高,筆者向來主張港人不應與當權者硬碰,設法妥協才是至理。在激進派眼裏,筆者這種想法十分窩囊,只因偶然會寫點在某些人看來還算「可以一讀」的文字,窩囊之後尚未至於要加個「廢」字而已。
二、三十年前筆者便說過,在中共介入的選舉或插手的人事部署上,香港人的處境正正是「何伯遜的選擇」(Hobson's Choice)的寫照,即無可選擇的選擇,「煮到來便食」,別無其他選擇。以此次行政長官選舉為例,「兩隻入閘的馬」(何伯遜是出租馬匹的主人,以馬和候選人相比,真是巧合),俱為北京指派,港人固然沒有選舉權,經其設定程序「選出」的選委,一票在手,沾沾自得,卻是廢紙一張,以他們亦沒有選擇的自由,只能二擇其一且不能投白票以免流選令選舉操盤者臉上無光。這種宿命,只要中共當權,無法改變。以中共有權不會不用盡的特性,和何伯遜一樣,北京亦會「替你選擇」而不許所謂「選委」自由選擇;到了二○一七年,如果香港會貫徹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的普選,候選人亦必然由北京篩選後再交由合資格的港人「投票」選出。任何「自由選舉」的希望,注定會幻滅。
「溫水煮蛙」是筆者過去常提及的「寓言」,形容捉蛙入鍋,然後文火燒水,蛙雖善跳,卻因水溫適中舒服、慢慢暢泳、十分「烚皮」,結果不問可知!回歸十五年來,中共並未在爐底加火,有時且注入冰水,令鍋中之蛙通體舒泰、樂不思跳……。如今西環間接統治中環,頗如水溫上升,但仍未至於「不可游」,只是游蛙距離變成熟蛙之期更進一步。現在唯有希望梁振英政府感到特區愈來愈不易管理進而請求中聯辦調降溫度且向鍋中加冰,令「港蛙」有好日子過。
筆者經常提及的「寓言」,還有「豬欄效應」及「烏龜背蠍子過河」。前者近來有不少引述,周前本報「獨眼新聞」說之甚詳;而「蠍子過河」筆者近日再援引,不贅;現在港人只能希望「蠍子」既不會「死性不改」更不會以為已會游泳而把好心地背牠過河的烏龜螫死……。
多年前筆者指港人與中共「鬥」,有如Catch 22,注定失敗;後查字典,竟收此字,譯為「第二十二條軍規」,為赫拉(J. Heller, 1923-1999)一九六一年小說名的直譯,意為不能改變的主客觀條件極端惡劣,在這種情況下「出擊」,肯定有輸無贏。要從缺乏民主意識的中共手中爭取民主,注定失敗,有如Catch 22;不過,如香港有個容許屢敗屢試的環境,已足顯梁政府的寬容,亦可反證唐英年對梁氏武力鎮壓示威者的「指控」實屬子虛烏有;當然,同時可展示已壯大的北京政府具無比信心的雍雍大度!
不過,有「志意」的港人不該因此成為「宅男」及緘默。筆者嘗舉周亮工(1612-1672)在《因樹屋書影》卷二引其友人口述佛經故事:「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曰:『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熱愛香港的人應在不同崗位為維護「五十年不變」及「核心價值」而盡力,要學救火的鸚鵡,「勿以善小而不為」;昨天本報總編輯陳景祥在網站的〈從今天起,人人都成了民主派〉一文,指出:「向來被視為『無着數』的事不會做的二十多萬港人,做了一個明知沒有結果的動作—民間投票。」這二十多萬港人和不怕「打壓」不斷以言文及行動伸張正義的傳媒工作者,便如陀山鸚鵡,為自由香港竭盡綿薄。
但願有一天,北京有如「天神」,會力保香港不變!

Monday, March 26, 2012

大和解含大騙局 東方紅鬥女兒紅 - 練乙錚


2012年3月23日
練乙錚

大和解含大騙局 東方紅鬥女兒紅


筆者上月底到了台灣,旋即開始夢寐已久的自行車環台之旅。3月1、2日在台北選購、裝備「鐵馬」,3日即從台北出發,19日返抵原點,行程一千多公里,一共用了十六天,當中包括四天非騎乘觀光,因為台南、墾丁、綠島、花蓮四地,對筆者別具吸引,不看不行。
此前筆者最後一篇文章末段提到「春學期完結,臨行匆匆」,便是為了趕赴台灣。至於本文,亦是匆匆之作,因為騎乘一圈回到台北之後,等齊一批朋友,筆者便將以「帶路黨」身份,和他們一道,再騎乘幾天,而之間只有兩天,休息也不夠。

本來,到了台灣自由自在,早把一切玩樂之外的煩事拋諸腦後,遑論香港小圈子政治雞巴裏的污物(仿李敖語);不過,回到台北上網一看,《信報》要稿,卻不是談騎自行車那種,於是便有此簡單幾筆。
誰勝誰負 還看中央權鬥
一、先談唐候選指梁候選於2003年在特區政府高層會議提出商台續約三年、二十三條立法最終要出動防暴隊之二說。筆者當時任職中央政策組,清楚與聞此事,故唐並非如梁所說的憑空捏造,只不過當時聽到的,沒有指名道姓說是梁振英,而是泛指行會裏的左派包括極左派。
當時行會裏的左派愛國者有三個,包括老的和新的,梁屬於後者。左派老愛國有1967年的暴力和被暴力經驗,總的來說知道用暴力要吃大虧,幾十年得不到市民原諒,因此一般不敢胡來;新愛國則不然。大凡認識一些此類人物者都知道,他們的思想言論一般比老左派更左,因為沒有歷史經驗,而且好像還要證明什麼。故唐指控梁,還是比較可信。
問題是為何唐有此「絕地一擊」。一般情況底下,唐的兩個指控,只能由在野泛民向當權派作出,故有不少論者認為唐乃仕急馬行田,客觀而言無異政治自殺。殊不知,如果明白共產黨人鬥爭手法的話,當可理解唐做法背後的純粹理性。
筆者先強調,如果唐是當權派中的一位「獨立候選人」,則他絕不會以該兩事攻擊對手,因為那的確等於政治自殺。不過,筆者早說過,無論唐梁,都是利益板塊的代表,彼此背後還各有互不隸屬的黨線提供政治能量,形成兩個互鬥的金權複合體。和1997年不同,這次特首「選舉」只有惡鬥,沒有所謂「中央」欽點,因為「中央」在此事上完全分裂,又或者可以說有兩個「中央」(大家如果覺得此點難以置信,可想想近日重慶事件背後的權鬥;下詳)。
其次要注意,共產黨搞鬥爭有幾個特點,一是內鬥往往比鬥外敵更殘酷;二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三是團結大多數以打擊被孤立的一小撮;四是不同階段的敵人可以是現階段的朋友。唐背後黨線上的政治指導如果認為梁營是現階段主要敵人,則提出前述兩個指控,既可拉攏泛民群眾,又可殺梁一個措手不及,故從陣營觀點看,可說是一記好招。
關鍵是,此派要在北京的高層權鬥之中,起碼能立於不敗之地;如此,「好招」的「理論根據」才能成立,否則便是裏通外敵(泛民),罪大惡極。筆者此前說過,唐梁惡鬥,敗的一方結局會很悲慘,此說因結局前的鬥爭不斷升溫激化而愈來愈清楚。所謂會有「大和解」,筆者不相信。
再者,北京最高層的鬥爭對香港局勢有直接啟示,重要看點之一是,替代薄熙來的張德江,是江澤民的馬而不是胡溫的人。這顯示在重慶事件上有三派,那就是薄的文革派、江派、胡溫的團派。薄對中共現領導的威脅比對江派大,後兩者既聯手鬥倒文革派,江自然要得到回報,於是張德江上台取代薄。這表示,薄倒台,江的勢力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如一般假定江支持唐,則唐並非身處絕地;這也是前幾天李先生依然大大方方代表各大地產商出來高調挺唐的一個原因;如果唐及其北京靠山大勢已去,李先生的對策斷不如此。
目前形勢,筆者認為,中聯辦佔地利,在港直接操盤,對梁有利;北京港澳辦接近權力中心,較易影響大局,唐可得益,故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北京高層分派,以至小圈子港事失控,現在連要不要投白票也管不了,唐梁惡鬥焉能不持續到最後一刻、靠千多名選委平日以及日後想吃哪門的齋修哪門的行去決定投票結果?
「親疏有別」 變成經濟武器
二、跟着要談的,是「撤資論」。此論筆者於2月底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乃是客觀分析,或對或錯並不按唐梁兩集團的口頭反駁而定。經濟理論認為,企業投資多寡,由邊際收益率決定。以前有資本家認為香港投資環境惡化,會減少在港投資,有人不相信,但科技大學的一些經濟學者卻證明了,近年香港經濟增長率大不如前,主因就是投資減少了。
投資環境惡化的原因很多,對個別企業或集團而言,喪失政治特權或進一步遭政治打壓,都是重要因素。觀選前利益板塊惡鬥,很難相信勝者選後不會作出經濟報復。「親疏有別」,過去只是當權派對付泛民的政治手段,今後將發展為當權派之中不同利益陣營上台後予對手打擊報復的經濟武器。
當然,落水狗不一定無反咬之力,例如遇到經濟衰退,被打壓一方可視時機,拖延投資,深化或延長衰退,增加台上一派的管治危機,迫使下台。用這種手法,短期而言有代價,長遠卻不見得一定無利。現時唐梁兩派皆異口同聲否定「撤資論」,各有其策略考量,不在話下,但大家不要只聽其言而忘了續觀其行;無論哪派上台,對香港的營商生態一定有影響;是什麼影響,大家以後不妨留意唐籌股和梁籌股的上落,便知梗概。小圈子內的利益集團博弈,花樣多着;香港今後的股市及經濟趨向政治化,則無可避免。
紅黑本質 唐梁互有缺失
先前說過,唐梁之間,筆者不會偏幫,亦無能力預估勝負,但若要更多有趣政治評論題材,則當然希望梁勝;若要更多的八卦新聞,則唐是首選。
紅與黑之間,論黑,唐梁皆黑而性質不同,唐乃黑豬而梁近黑道;論紅亦是一樣,唐近紅酒緋聞的女兒紅,而梁則是根正苗紅的東方紅。唐上台的話,某些周刊銷路肯定倍增,讀者愈罵愈開心。梁上台,則港人和特區政府之間的矛盾,將更直接變成港人和共產黨之間的矛盾。這將令筆者這種被指為「靠罵共產黨吃飯」(即一天不罵共產黨便一天吃不下飯)的評論員常可開懷大吃也。然而,這些好處都是拜小圈子選舉之賜。
若真要預估,筆者倒可作一個肯定的:今後五年的特區政府管治,將比董、曾的時代更差。不是差一點點,而是差一大截。利益集團主導的政府,只會更為封閉、下作。「門長開」,是反話。
「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沉」。寫照特區政府十餘年,筆者借庾信的兩句詩為之作結。
《信報》特約評論員

Wednesday, February 29, 2012

唐籌股還是梁籌股? 小圈圈都是貓與犬? - 練乙錚


2012年2月29日

唐籌股還是梁籌股? 小圈圈都是貓與犬?


上周政府披露梁候選西九涉嫌造馬資料,旋即有人揭發曾特首可能與廣播商交換利益,此與前不久揭出的唐候選搞私宅深挖洞一起看,小圈子的事,一件比一件黑,令人想起《紅樓夢》第六十六回裏,冷二郎柳湘蓮的那句話:「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

當然,三個醜聞主角都非貓狗輩,兩個多月前,除了曾是特首,其餘兩人,一個是政務司司長,一個是行政會議召集人,合起來就是本地最高權力三巨頭;如果香港是個小小的「獨立王國」,那麼曾、唐、梁就分別是國家主席、總理、黨的總書記。
利字當頭,在北京蔭庇、本地當權派維護之下,特區政府最高層不僅勾心鬥角,而且全都腐化了。統治香港的小圈子好像深不可測,個個擺出來道貌岸然,說穿了其實就是這麼回事。今回,很多人要看北京如何解套、看曾如何挽晚節於不保、看唐如何可從酒窖底扒回地面、看梁如何憑口才優勢連消帶打出重圍,但筆者則把視線移開一點,要看梁營裏的中堅群(特別是那幾個地產商以外的專業人、前高官,香港價值的「捍衞者」)如何替心水候選人緩頰,看社會上的一些抬轎士如何顧左右而言他、渾身解數轉彎彎。
閒話休提。筆者今天分幾點簡單分析唐梁爭霸背後的政治大環境,從目前混局總結一些負面管治經驗,並展望不同人任特首的下屆政府施政特點及香港前途。
中央權鬥 延伸香港
一、香港的政治局面,因當權派爭位惡鬥急轉直下,掉進1967年左派暴動事件平息以來最黑暗的日子。2012和1967相差四十五年,兩次亂事發生的具體情況不同,背後的機制則一:都源自一貫受中共直接控制的本地組織,都發生在中共中央內部發生激烈權鬥、高層一元化領導出現危機之際【註】。
看似偶然巧合,後面卻有共同邏輯。香港大陸血脈相通,經濟互補有無,除了諸如最近發生的一些與自由行相關的摩擦之外,一般利大於弊;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尤其如此。但是,政治方面的情況卻大不一樣。大陸那一制的黨內高層一開鬥,便產生龐大震盪脈衝,這些政治電脈衝通過條條黨線直接導入香港,以致無論是九七之前或之後,香港這一制都無法有效絕緣。事實上,九七回歸以來,在港的明暗黨線大量增加,形成兩制之間的超導體,加上沒有了港英政府充當電阻,而從前依附港英的本地資本家已與黨線完全熔合,故兩制之間的政治「短路」更易形成。
大家今天見到的本地亂局,在以後的日子裏,每當中央發生權鬥之時,都會換個面目重複出現。常聽有人指責泛民「反中亂港」,但香港人一再親身經歷的,卻是「中亂港翻」。中央的質量能量比香港大千百倍,本地人何可亂中?倒是中央內部若因各種原因爭權爭亂了,輕易可以把整個香港社會翻轉。此乃西諺說的:不是尾巴搖狗,是狗搖尾巴。上面說的兩次由中及港亂局背後的共同邏輯,即是這種狗搖尾巴的事例也。
看看文件 豈可治港
二、北京硬把一些毫無管治經驗及政治歷練的親信放進行政會議,希望培養成才當特首,一錯再錯。2002年特區政府換屆,筆者時任中策組高顧,已向當局提出此做法有大問題,因為會分裂行政會議,各「準特首」輕則貌合神離,重則互挖牆角,甚至和政府暗裏抬槓,在任特首顧此失彼,難以為政。離開中策組之後,筆者更多次在本報文章中指出此種做法的謬誤,結果是,前有董建華,後有梁振英,管治人才培養不來,當權派的分裂卻由行政會議開始。
尤有甚者,行會重點作用之一,是「挑剔」各政策局提交予特首的政策提議;擔此角色人物,少不免要與制定政策背後的主要力量即各資深公務員產生矛盾。我們看到,以前的董氏、當今的梁氏,都與公務員不咬弦,甚或有嫌隙、難以合作;這種負面關係的成因很具體,不是一句漂亮話「大家為香港」便可取消。
進一步說,假如廁身治港權力金字塔頂層的各名「準特首」,分別代表市場裏的不同板塊利益,則彼此之間的矛盾已不限於角色衝突和個人性格差異,而成為赤裸裸的利益角力了。如此,特區管治焉能不敗不壞?從來以為黨中央英明神武,現在通過活生生事例證明英明有限。
而且,筆者敢打賭,同樣錯誤,中央不會只犯兩次;下一屆北京屬意的特首候選人,無論到時是普選還是假選,如果不是出身公務員,一樣會來自行會,因為中央以為行會是個小黨校,學員試着看看文件講講意見,幾年便可治港,卻看不到行會成員身份複雜,更不明白香港管治體制的內部運作邏輯。
動用儲備 旨在維穩
三、由於兩個候選人都醜聞纏身,任何一個上得台來,管治威信都接近零,施政因此很困難,不利於解決深層的政、經、社會問題。好處大概是,沒有威信的特首無法替北京推行令港人反感的政策,如二十三條具體立法等(單是這一點,便足以說明今天當權兩派大打出手而北京毫無表情未加阻止,不是不願為也,而是不能為也。中央在打架,本地敵對的當權派趁機分化、惡鬥,是目前亂象的唯一合理解釋)。
無威信特首上台的另一政策後果,是不得不推行福利民粹主義收買人心。今日的亂局出現之前,前港英政府中策組首顧Leo Goodstadt曾在本報撰文,表示不能明白為何特區政府坐擁龐大儲備而不肯動用。對此,筆者給的解釋很簡單:養兵千日、用於一時;什麼時候一個共產黨員或深紅候選人未獲民意授權而上台管治香港,什麼時候中共就會容許甚或鼓勵台上特首動用大量儲備,為安定局面搞派錢。
換句話說,今後,龐大儲備的一個新的大用處就是支付政治維穩費。梁上台,勢必以儲備大搞維穩;不料唐也因醜聞失去民意支持,故若他上台,也會一樣大搞福利民粹。如此動用儲備是壞是好,大家見仁見智。
梁或唐上台,對宏觀經濟及股票市場都有不同影響。
唐代表以保守既得利益為要事的本地最大財團板塊;若他上台,則香港經濟運作模式及板塊狀況變化不會大,地產霸權繼續當道,股照炒、馬照跑仍將是最真實寫照;梁營後面的板塊受強壓是意中事,但對全局的影響不大。反過來說,若梁當選,香港經濟生態很可能急變,因為他代表的板塊有了機會反客為主當一哥,一定大刀闊斧改變現狀;若此派財力不足,支持他的中資機構一定盡力趁機上位,恒指進一步染紅。
最大板塊受壓,可能減少在港投資,一方面既是被迫,但不排除乘勢順水推舟,進一步作策略性收縮,導致整個經濟下滑,逼令梁只當一屆特首便下台。這些經濟影響,也一定反映到股票市場。筆者提議市場設立兩個新的指數,分別跟蹤唐籌股及梁籌股股價,儘量讓股市客觀反映板塊利益的變化讓投資者知道。
資本主義 須予制衡
四、筆者從不一味反對大財團。運作良好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企業及財團之大,主要反映其長期業績優異,是大浪淘沙的結果。就算是在八十年來最大金融危機當中,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依然傲視全球,英特爾、蘋果等的表現不必說,就是多年來好像從熱門新聞中消失了的百年老店IBM,砍掉不賺錢的次科技部門及品牌之後,搖身一變,早成為世界第一的尖端電腦技術服務公司,研發和生產大型超級電腦反而不是其主要利潤來源。
問題是,資本主義既然以圖利為生存、發展及獲利手段,政治體制監督無效或出了問題的話,資產階級必然越軌運作搞官商勾結,財團愈大出軌就愈嚴重;這一點,早在幾百年前、阿當斯密等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就已清楚指出。
可幸西方社會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逐步意識到自由民主政制(liberal democracy)是監督資本主義的最有效政制,而要維護此一政制的制衡作用、免使自身墮落成資本家的附庸,則要靠法治、憲政、傳媒、輿論、教育、公民社會和公民意識。如此環環相扣一條龍的體制,說是一種價值,客觀而言更是一種根本需要;缺少一環,資本主義的破壞力就不能有效控制,社會就要遭殃。
毛派、左派攻擊民主派「親西方」,其實是沒有了解到這主要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資本主義沒有有效制衡便會出軌,古今中外皆然。美國2007年發生金融危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對金融業的規管出問題;近年大陸官僚資本權力全面決堤,也正正是由於行了資本主義道路多年,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十分強大,但政治體制問題則還未開始解決。
香港這次「選舉」,如果還有一點價值的話,就是清楚讓市民知道,小圈子候選人講什麼好聽的話都是假,關鍵第一步是民主普選,否則這個城市以後不管是誰家天下,醜聞都會接踵而來。
冬學期完結,臨行匆匆,希望月後再有機會和讀者筆談。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中共內部高層權鬥,年來特別是最近與重慶有關的,異常劇烈,大家或可參看極左派網站如《毛澤東旗幟網》、《烏有之鄉》、《四月網(前anti-CNN.com)》等透露出來的消息、風向。

Wednesday, February 22, 2012

曾鈺成動得了利益集團的奶酪嗎? - 練乙錚


2012年2月22日
練乙錚

曾鈺成動得了利益集團的奶酪嗎?


當權兩派為奪特首大位,海陸空手段盡出,導致兩敗俱傷,現時大概沒人幻信諸如「為普選熱身」、「為民主演習」、「由阿爺分餅仔」等等的遊戲論了。筆者說過,這是一齣真做的假戲、一場失控的格鬥:兩個殊死交戰的候選人後面,橫向是龐大的板塊利益,縱看是不同的黨線條條;板線交融,結成兩塊堅硬的對立體。

筆者這個「板線論」提出之後,月來出現新形勢,有利進一步建構此觀點,提高分析力。為此,本文從曾鈺成上週的若干講話談起。
橫空出世、石破天驚,曾主席此時進入選舉視野,最矚目的兩句開頭話,一是承認唐梁代表不同利益集團,二是指出建制陣營已嚴重分裂。兩句話都說對了九成,準確概括出現在大家都看到的大量表象;餘下一成,是關鍵是本質。先談「分裂」的性質,再看曾有沒有本事動那些利益集團的奶酪。
如果青天補不好…
當權派本來就是拼湊成軍,根本沒有在思想、利益等方面統一過;內裏有階級矛盾、財團矛盾、新老愛國矛盾、真誠為港與愛國為糖之間的矛盾。參與其中,有的是年輕人天真愛國,有的是因為那理想餘熱,有的是為了金權利益。因為最後這個因素最重,重得不成比例,所以這次特首大位戰,大家看到的是資本家掛帥親征,而不是工運人、教師、黨工等在台上對擂,與全世界各地的選舉都不一樣。
平常此派成員槍口對外,好像很團結,是因為有泛民這個「外敵」;這次特首「選舉」,泛民構不成威脅,於是馬上演出「同室」操戈。現時兩個候選人的矛盾,代表財團板塊之間的世紀大碰撞,不是地表上出現「裂痕」那麼簡單。
孰令致之?本來,若按《基本法》起草原意,九七之後十年、回歸浪漫告一段落之際,便應實行普選;那麼,在香港的社會特別是傳媒環境之下,一切背後有什麼見不得光的候選人必然知難而退,明顯代表某一財團的人物,肯定也不會得到大多數選民支持,板塊利益之爭,得以控制在市場和法律範圍內解決,不會湧進政治層面而破堤氾濫,今天遇到的問題因此根本不可能出現。就算2007年普選受2005年「董震盪」影響而延後,若今年是普選的話,問題依然簡單。
不過,北京第二次不智,在公務員治港的相對公平遊戲階段結束之時,竟把選特首這個政治核心事放到市民不能監督、無以置喙的小圈子裏解決,各財團上上下下遂如狂獸脫羈,一放而莫能收。鑄成今天局面,不僅當權派本身實力削弱,整個社會亦復撕裂(大小商家為利益要表態,傳媒也歸邊),害人害己,乃北京自作的孽、對港人作的孽。
古書裏說: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觸不周山,西天裂,地不載,天下危;跟着的演義,便是女媧煉石補天。在這個古神話的香港版裏,共工與顓頊就是梁與唐,天下就是當權派的天下,女媧就自然是曾鈺成了。且看曾主席可拿什麼五色石去補那個天,補得好補不好。
如果單挑何俊仁…
如果曾主席有辦法勸退唐與梁,由他一人代表當權派參選的話,問題就簡單。曾單挑何,若是真普選,曾未必勝,但這是小圈子「選舉」,曾必勝無疑;上任後,運用手中權力與資源,暫時擺平梁唐板塊,掩蓋一下「裂痕」,完全有可能做到。問題是勸不勸得退。
在京官眼中,唐梁的誠信問題,小意思耳。黨的道德觀認為,對黨的事業忠誠盡責,便是最高的道德,其他,諸如玩玩女人、貪點小污,都不必太計較,何況只是在自己家裏深挖洞、藏點酒,又或者是替政府義務勞動當個評判時給熟客一小點便宜?毛澤東對那些斤斤計較私人道德行為的黨員特別討厭,常常稱之為「小資產階級謹小慎微的君子」【註】。在這種「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觀念浸淫之下升官的中共幹部,怎會因為雞毛蒜皮小事對天大的政治工作叫停呢?
大家看看最近中聯辦官員如何回答傳媒提出有關候選人誠信的問題,就可以明白曾主席的一個難處:「由選民決定罷」(「選民」,指的當然是一千二百人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裏,唐梁的支持者當然不會認為「小過失」是大問題,除非是在對方候選人身上找出的)。
如果勸退唐英年…
況且,二人勸得退,還有中聯辦肯不肯的問題。因為,萬一,這次小圈子選舉變成曾何對決,曾勝出而鍾民調得出來的結果,卻是何泛民獲得多數市民支持,然則黨的臉往哪裏丟?中聯辦如何向北京交代(其實此非萬一:曾主席在一般市民心中的聲望不高)?
假如曾主席只勸得退唐,並取而代之,則問題更複雜。此時,唐後面的板和線,絕不會因而罷休,必先把票盡量過繼予曾,繼而動員部分梁營中人把票投給曾(不是那麼難的事)。結果是,除非梁營坐以待斃,否則一定與曾的支持者(包括唐營原班人馬)拚個死去活來。於是,當權派現存的板塊矛盾絲毫不能減少之餘,又增加了左派陣營中的新老愛國互片;本來未入戰圈的曾主席後面的黨線,結果也牽扯進去,在港的整個地下黨內部,自此將無寧日,而當權派的整體實力也會因而削弱。根正不鬥苗紅,這種兩敗俱傷,是本地左派陣營乃至北京都無法接受的。
按目前揭發出來的誠信問題資料看,梁因疑點好處歸「被告」,故唐的麻煩比較大,但他一方面可以辯說:法治社會不能搞株連,而他不能搞大義滅親把妻子的不法行為主動供出(已有唐營人士這樣公開替他緩頰),另一方面則由政府中的支持者出手,揭發更多梁的誠信問題。
政府掌握的材料多的是,關鍵時刻要整一個人特別是商界人,並不困難。如此魚死網破,當權派包括政府的總體聲譽必江河日下,直接影響以後可能出現的普選結果。但為了爭得大位,對候選人而言,這些算什麼?
如果勸退梁振英…
又假如曾主席只勸得退梁,又或者梁被爆出更多黑材料,不得不退(經證實在公事當中謀取私人金錢或其他利益,罪名當然比在私人住宅裏深挖洞來得重),則當權派面對的問題有是另外一種。如前所述,一方被勸退,不表示其背後勢力偃旗息鼓;梁退之後,其支持者勢必力攻唐的最大弱點,不是誠信出問題而是他代表着最大資產階級集團。
攻這一點,梁營有優勢,因為一直以來梁就以各種姿態討好中下層,試圖「代表」草根。梁用此策略,不見得會影響小圈子的投票結果,卻必然加深階級矛盾。當權派裏,草根鬥資本鬥得兩敗俱傷,削弱整派實力,亦是北京不能接受的。
上述分析顯示,無論曾主席出馬勸退哪一個,實質的和解作用都很小,強力反彈卻很可能,結果不是原來的問題惡化,便是引致新的矛盾,對當權派整體的代價都很大,北京很難同意。「裂痕」難修補,因為不是區區「裂痕」那麼簡單,而是反映當權派內部的一個犬牙交錯劈鑿不開的恐怖平衡。曾主席要當女媧煉石補當權派之天,難!
本來,在一個公平公開的特首普選裏,以曾主席的人脈關係、性格和政見,參選得勝的話,足可發揮重要的橋樑作用,消弭社會上過了頭的對抗意識。但是,在一個由板塊利益寡頭壟斷的小圈子選舉裏,他卻是一點力量也沒有。一向很深的板塊之間的敵意,因為這次假選舉而加深加固,想清楚便知必然。曾主席曾經大力反對2012雙普選;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或者曾主席認為,上述困難都可以克服,只要黨願意。若有此想法,則他此刻要深思的,既不應是一己人生規劃得失,也不是當上首長以後能否勝任(只要有某些德性,當好領導並不那麼難,看美國前總統列根便知),更不是如何精算他能取得多少進場票、表決票,而是要確定他背後的線的實力,是否足夠震懾兩大板塊停止惡鬥。果若是,則筆者願給他一個善意提點:不必妄想。
如果背「線」不夠肥…
道理很簡單,說白一點:線分肥瘦。香港回歸十多年,曾主席不曾當過大官發過財,如此兩袖清風,背後的一定是瘦線;往上供奉得少,線能夠發下來的政治資源便少,怎似兩大財團板塊後面的肥線?
明眼人知道,線與線之間,一向都是地盤之爭,在北京的黨內最大戶分得的地盤最肥。財團板塊後面的線,少不了都是太子黨級的、國企黨委書記級的,堪可謂門當戶對。曾主席背後的線上的,大不了是德高望重但勢弱權輕之輩,怎麼去收編人家人強馬壯的肥線待他管?歸根到底,是奶酪可以動線,線動不了奶酪。這點曾主席想想便清楚。
四十年來筆者對曾鈺成這位「城中最後一個馬列主義者」有慣性好感,總希望他的努力有一天得到回報,但今回曾主席當不了女媧補不了當權派的天,卻是肯定的了。
註:見1929年12月毛發表的文章〈關於矯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至於個人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繫,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這種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這段文字的引用,在文革達到高峰,今天在大陸的官文裏還是隨處可見,因為對貪官污幹來說,真是太有價值。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