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社會公義 - 周永新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8月13日
厚生經營
實踐社會公義
周永新

上周談到社會公義，只及一些初步的理解，指出社會上眾多衝突和矛盾，不能單從個人角度去解決，必須顧及並平衡各方利益，也必須依循人人平等的準則，尋找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以及給予沒有額外的關懷和協助。

以上對社會公義的解釋，或許太過概念化，為了闡述箇中關係，試以實例說明，並且藉此機會表明分析民生福利議題時，我一般採取的立場和態度。
爭議涉三種關係

社會爭議涉及的不外乎以下三種關係：即個別市民與社會大眾、社會與政府、及政府與個別市民。這三種關係如何調和？其中出現衝突時如何平息？如何應用社會公義去理解問題及尋找解決辦法？以下討論這三種關係及社會公義的應用時，採用的例子主要包括最低工資立法及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首先，是個別市民與社會大眾的關係。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政府不斷研究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性，但經過四十多年的討論，社會仍未有一致的意見：初期的反應是退休保障屬個人問題，是子女對年老父母的責任，如果供養父母的責任交給社會，只會破壞傳統家庭制度。

到了八十年代，家庭制度急劇變化、功能大不如前，要求子女供養年老父母的聲音漸漸消失；不過，另一種聲音出現了，即家庭雖無法照顧老人，但退休保障是個人的事，就業人士為什麼不為自己的退休生活早作打算？因此，政府必須協助經濟有困難的老人，全民退休保障卻不必了，免得削弱個人為退休而準備。

從社會公義的角度又怎樣看？社會公義並不否定個人的責任，就業人士為晚年生活儲蓄是應該的，所以強積金及其他儲蓄保險計劃有推行的必要，但不能漠視的是，社會上仍有百萬市民無法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家庭主婦是其中顯著例子，他們多沒有在職記錄，個人儲蓄也多不足夠。

此外，單單倚賴個人工作時得到的保障和儲蓄，不少退休人士的生活會有困難：部分必須申請綜援方可維持基本生活；部分雖有保障但只能生活在貧困邊緣；部分生活可維持但對未來感到憂慮，恐怕儲蓄終有一天用光了。從社會公義人人平等的角度看，以上情況都不可接受，除製造社會矛盾外，還顯示社會對長者欠缺關愛。
冀長者獲生活支援

社會公義要求的並非全部退休人士過着同一樣的生活，而是他們不需為基本生存條件而煩惱，也不用因儲蓄多寡擔憂自己的未來──這樣貼近平等的要求太過分了嗎？簡單來說，以社會公義衡量全民退休保障，期望的是長者均可得到基本生活的支援。當然，社會要承擔，但只要市民願意善待長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樣的付出不是沒有可能。

第二，是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社會由群體組成，所以研究不同群體如何互動稱為社會學，社會學一度翻譯為群學。社會運作依循特定規則，而這套規則代表了大眾的共識，或以法律形式定下來，而就是沒有法律，社會也常有共同認可的規範。至於政府的責任，是確保法律認真執行，訂立政策時也必須緊貼大眾的期望。

以立法制定最低工資為例，議題二三十年前提出來了，但當初只是工會和權益組織的要求，極其量加入低薪工人的期望。工會所以有這個要求，除了一些工人的薪金確實太低難以生活外，主要還是社會公義原則的驅使︰也就是說，若以時間和能量計算，工人付出的差別不大，但高薪和低薪得到的卻有天壤之別，收入的距離在香港尤為顯著，離開平等的原則十萬八千里。因此，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從社會公義角度出發，要求的是薪酬就算有差別，也不應使低薪工人連餬口的條件也沒有。

當最低工資立法仍未成為社會共識時，政府不採取行動還說得過去，但香港經濟急速發展後，勞動人口卻仍有數以十萬計每月拿不到五千元，市民也覺得不對勁了──在這情況下，立法制定最低工資逐漸得到大眾的認同，政府若仍紋風不動，不但有違市民期望，更是諳於時局轉變，不知社會公義已走在低薪工人那一邊。
個人社會政府互動

最後，是政府與個別市民的關係。政府是個別市民的守護者嗎？政府與市民的關係過去常游走於兩極之間：有說政府與我最好完全沒有接觸，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與權力有任何轇轕，正是這種思想的表表者；只說政府的權力無處不在，市民的需要由搖籃到墳墓皆由政府悉心照顧，所謂「福利國家」就是其中最佳例子。

香港政府奉行「小政府、大市場」，但推行的公共醫療和福利制度，卻把不少福利社會比下去，所以說香港政府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並不適合，但說它類似社會主義又不符合事實。從社會公義角度看，香港政府確實發揮了守護者的作用︰適齡兒童均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病者可得到不分貴賤的公共醫療服務、貧困市民合乎資格即可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總之，政府的社會安全網雖有漏洞，但也滿是社會公義的影子。

社會能否暢順運作，在於個人、社會、政府三方的互動關係，而社會公義正是協調這三方關係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