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 練乙錚

2011年12月1日

練乙錚

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昨文談了「三個弱點」論的第一、二論，今天續談第三論，也就是筆者原文提出的比較敏感的「合作論」。此論謂：「文化背景關係，本地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回應文章對此都有強烈反應，可以理解。如果讀者只看今天筆者這篇文章，甚或只看開頭幾段，正負反應也許都更強烈，可能不利思考，故讀者最好先看昨天那篇，或者從本月4日拙文〈談徐立之下台 論大陸籍學者角色〉看起，就更能了解筆者原意。

與專制政權合作，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古今中外都有，主要源於專制政黨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段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歷史，能說明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味一下國人自己的一些家事。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內戰期間，蔣介石搞白色恐怖，中共知識分子黨員如瞿秋白等，殺的殺、抓的抓；不過，蔣對一些沒有黨籍背景的左翼文人如魯迅及很多後來稱為「民主人士」者，還是網開一面，作品依然可以出版，而且十分流行。不幸，解放後，這一批硬骨頭當中剩下來的，七批八鬥之後，很多捱不過文革；然而，到了今天，令中國知識分子最為傷感的，恐怕已經不是誰給打倒誰被鬥死，而是前不久披露出來的一些檔案，記錄了大陸最高級知識分子層當中發生的兩起臥底告密、出賣摯友的事件，其一是畫家黃苗子出賣聶紺弩，其二是翻譯家馮亦代出賣章伯鈞。

知識分子 飽受控制

患難之交，本應相濡以沫，黃、馮的行為，的確令人難過；不過二人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與政權合作並非賣友求榮而是賣友避災、賣友求活。共產黨歌頌那些與自己的政敵鬥爭的硬骨頭，但當發覺這些硬骨頭不很聽話的時候，卻翻臉無情絕不心慈手軟，或奪其帥，或喪其志，直逼得一些人要出賣朋友。其實，不必說大陸，便是香港的左派圈子裏，也有過很令人痛心的例子。時代也許不同了，中共的政治哲學卻於根本處未變，其控制知識分子的方法更多樣化了。這就是筆者所指的大陸籍學者背負着的文化背景，是高度專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有人會說，現今一國兩制之下，大陸是大陸，香港是香港，這裏是安全的，況且黨說明不在此地活動。也許如此，不過筆者提供一個在「一國兩制」之下，專制政黨在另一制裏大規模主導秘密賣友交易的事例，供大家參考。本月24日，德國的新聞周刊Der Spiegel報道了一批新整理的前東德國安部原始檔案資料，消息令德國人震驚。原來，東德政權崩潰之前，德共在西德發展了數以千計的線人，光是西柏林，便有五百四十二個。這些人分布在西德的大學、政府、軍隊、教會、政黨、工會、社群裏，打很多小報告；其中一個名叫Josef Frindt，竟是西德Muenster市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不久前才過身，生前一共打過九十五份小報告，對象都是他的同事、朋友、教會中的信徒，還包括一位名叫拉辛格的年輕教授（Joseph Ratzinger），也就是今天的羅馬教宗。

Muenster當時是人口十萬左右的小城市，線人一共十六個，被監視者卻多達四百名。滲透得最為嚴重的組織，大概是社會民主黨了（此黨乃當今德國第二大黨，亦是該國最老牌政黨，前身於1869年由德國共產主義運動著名領袖Bebel和Liebknecht所創，後來的領導人包括修正主義大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德國分裂時代，此黨只在西德運作）；黨員當中，起碼有七十八個線人，其中十三個專注該黨中央委員會各成員。滲透到最高層的線人，要算此黨西德前總理布蘭特的助手Guenter Guillaume。此前，德國人以為東德國安部只監視東德境內居民，現在才知道德共的線人系統比想像的厲害得多，伸延很遠，深入另外一制。西德境內的那些線人，很多在東德那邊有親屬，後者往往不幸成為活人質；Frindt神父的姐姐便住在東德，他是否因此被迫當上線人，今天已難考證。

關係趨冷 觸發「熱戰」

更深入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許要明白，共產人做事強調「目的理性」，手段無分好壞，有效便是一切。比如說搞選舉，既可調動大量人力物力合法爭取選民支持，但如果有助致勝，運用一些非法手段如種票等，亦未嘗不可。

誠然，這些都只能算是重要旁徵，雖可歸納成為直觀結論（上述第三論），但如何進一步嚴格地用社會科學方法實證，則是難題。筆者當然希望，我們香港這一制，這方面有別於大陸那一制，也和德國人的經歷截然不同。不過，大家也應看到，相反的結論，不僅求證更難，而且擺在如此可鑒的歷史資料面前，更是反直觀的。

話說回頭。閻教授和顧院長的文章，還就本月4日拙文提出另外一個批評。若筆者沒理解錯，兩位的意思是，對一個社群的部分不指定成員作負面批評，無論正確與否，都同時會對社群的所有成員造成傷害，因而是不公平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若所有這類批評因而都不容許的話，對實際整體均衡卻有不良影響。美國的種族關係中，最先出現 「政治正確」一詞，指的就是評論者不得對特別是弱勢族群作負面批評、論述或作出後者認為不當的稱呼。社會按此規矩運作，確能減少族群之間的語言摩擦，好像和諧了；但事實上，「不對罵」往往演變成「不對話」，族群之間愈來愈疏遠，對他方的言論愈來愈敏感，關係趨冷，偶然碰撞，便可能觸發「熱戰」，結果令弱勢族群更難融入主流社會，靜態和諧的代價是動態不和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若只有對罵沒有對話，則最終大家都損失。

事實上，習慣在重要、敏感問題上作精誠而公開的觀點交鋒，是一個自由社會的重要財富；回歸之後香港政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始終值得慶幸。面對兩難，怎麼辦呢？筆者提供一個意見：分清對社群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若是善意，則就算包含一些負面的，亦應視為可。當然，善惡意有時難分，而且就算善意，亦難免除上述提到的不公；不過，這個規矩的總體社會效益比較大，長遠對少數社群也是好的。

「弓」若收斂 「鳥」或好過

「三個弱點論」是善意之論。筆者認為弱點不源於大陸籍學者本身，而是這個社群的周遭環境及六十年文化背景造成，問題在「弓」不在「鳥」。而且，論點提出之後，經社會討論，多人關心了，「弓」也許要收斂一些，知所檢點，「鳥」就可能會好過一些。

此外，閻教授和顧院長提出的另一觀點無疑也是對的，即實踐或強化學術自由，不一定要公開針砭時政、大聲疾呼；筆者也許對此點強調不足。顧院長提到，老師在論文中、課堂裏、下課後，與學生無拘無束討論問題，也是重要而有效的實踐，此點筆者完全贊同。事實上，4日的拙文沒有要求大陸籍學者一定要這樣或那樣做，反而是說，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各自的處境裏，力所能及地發揮不同作用，便是最好，有聲輕聲無聲都可以（見該文末尾二段）。美國有喬姆斯基、克魯明那樣公然挑戰政經主流的學者，也有在校園裏默默耕耘的無數勇士，二者相生，她的學術自由才有以為繼。

最後，筆者想作一點申辯。顧院長認為，筆者提出「三個弱點論」，必是覺得大陸籍學者不能擔負起捍衞香港學術自由的中堅角色。事實上，筆者4日的文章裏沒有這個意思，反而是認為，從趨勢看，這個中堅角色，遲早得由大陸籍學者負起，而且因為他們是過來人，最清楚失去學術自由的可怕——不僅僅學者運交華蓋，整個民族也掉進災難深淵；因此，這個學術群體最具捍衞學術自由的潛力。這個「過來人論」是首要的，然後才是「三個弱點論」。

熬過悲劇 還需要鶚

寫這一組文章，筆者多次提到「鳥」，這裏再用另一個「鳥論」作結。

希臘文化以鶚（貓頭鷹）象徵智慧，因為牠能在黑暗中視物；智慧之神雅典娜之伴，便是一隻鶚。雅典娜在羅馬神話中的名字是Minerva，因此，西方學術傳統裏有所謂Minerva's Owl這個意象。此意象有兩個不同涵義。尼采以鶚只在黑夜來臨之後才展翅，遂以之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歷史是發生之後才可解的，思想家解釋歷史，悟性往往來得太遲。這是悲劇涵義，另一涵義卻可振奮人心：鶚在黑夜裏，目光如炬洞悉一切破曉方休，因此可看作是文明的終極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last resort），人類一旦失落在黑暗的長夜裏，只有靠鶚的眼，才能生存到天亮。筆者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兩個涵義並不矛盾。知識分子熬過那段悲劇歷史之後，明悟了，也就是所謂的「過來人」；但長夜還未破曉，還需要鶚。

僅以此雙重涵義的鶚的意象與閻教授、顧院長以及所有本地大陸籍學者共勉。

二之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 練乙錚

2011年11月30日

練乙錚

再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拙文〈談徐立之下台、論大陸籍學者角色〉於本月4日刊出後，反應相當熱烈，不同意筆者觀點的文章，小計已有五篇，分別是《信報》8日理大閻洪教授一篇，《信博》11日Paul Peng一篇，《文匯報》17日專欄作家韋剛、9日居港內地海外學人聯合會創會會長兼科大榮休教授葛惟昆共兩篇，以及《大公報》18日城大法律學院副院長顧敏康一篇，在網上都很容易找，讀者可細看。各篇文章風格不一，《文匯報》的兩篇，調甚高而說理少；Peng先生的一篇，羅列筆者背景資料如數家珍，本當甚有看頭，不過很快就淪為誅心之作（或曰「心理分析」）。可幸，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兩篇文章（〈回應「大陸籍學者『三個弱點』」論〉、〈莫低估大陸學者貢獻〉），都是思辨、說理的文字，筆者樂於回應，趁機會也可闡明一些未及細表的論據和觀點。

閻文刊出不久，筆者便作簡覆，附在另寫的一篇文章之後（〈區選結果能擦亮誰的眼睛？〉，刊11月10日） ；惟字數所限，未及詳論閻教授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三個弱點」論有何證據、是否失諸偏頗，以至顧文認為筆者避重就輕。過失的確是筆者的，故本文就該點作補充論述。

第一論：「驚弓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一論，可稱「驚弓論」。筆者認為，共和國六十年來無數次對知識分子特別是敢言知識分子殘酷打擊的事例，歷歷在目而未嘗或已，讓大陸籍學者政治上或多或少都成為驚弓之鳥，遇有重大中港政治議題或事件，除非是「隨心所欲不逾矩」者，否則難以在香港這「半個解放區」內公開表達意見。此論非如閻文所擔心的旨在抹黑大陸籍學者，其要點恰恰在於體察到「鳥」的困難處境；若真有抹黑，黑了的也只可能是「弓」。此論亦非如顧文所說，「言下之意，大陸學者就是缺乏對時政批評之勇氣」。筆者沒有要佔領道德高地的意識或潛意識，並不視香港土生學者在勇氣方面高人一等；拙文就此點寫得很清楚：「易身而處，大家可寫包單，筆者也會噤聲。」（「寫包單」是俚語，「認定」的意思）同是五千年文化孕育出來的群體，其子群體之間，固然會有經歷上的差異及處境之不同，卻沒有本質上的道德勇氣高下之別。

驚弓之鳥，古往今來多的是。筆者當年在美留學，其時台灣仍是蔣家天下，台灣留學生到了言論自由的美國讀書、工作，思想比較活躍的，無論過了多久，依舊背負舊日政治陰影，時刻留意着身邊的「五毛」（當時不稱五毛，稱「黨員學生」、「黨工」什麼的，或者乾脆稱「大使館的人」）。他們在很多事情上無法暢所欲言，行動每受制約；一些人天真，在保釣運動中豁出去了，結果有家歸不得，家人亦受累；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完全民主化之後才消失。到了八、九十年代，繼台灣留學生有此遭遇，筆者看到的，還有大陸留學生，尤其六四之後。今天，從政治上專制高壓國家到西方留學的，還有越南學生、新加坡學生、伊朗學生、敍利亞學生……；受壓程度不同而性質一，例子縱非俯拾即是，卻可說時有所聞。《明報》20日王雅雋文章〈黨籍作為一種生活工具〉，便有一個寫得相當細緻的個案描述。這令筆者想起「驚弓之鳥」一詞的典故。讀者還記得麼？

西漢劉向《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更羸與魏王處京台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淒。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淒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止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引弓虛發」，即箭不上弦，引弦而發，虛而有聲；「孽」，這裏指受過箭傷的雁；「瘡」，即創傷、傷口；飛徐而鳴淒，行動和聲音都不一樣了。）

誠然，對「驚弓之鳥論」而言，上述都是一般常識和觀察，與標準社會科學要求的嚴格論證還有距離。然而，要作問卷調查等實證研究，十分困難。驚鳥豈敢言弓？萬一調查資料給「維基泄」捅出去了，如何是好？還是如王雅雋文中的內地來港博士生老穆說的那樣就比較妥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想內地的父母。」包含這類自我審查問題的抽樣資料，統計學上可歸類為刪失資料（censored data），所引起的統計偏差，一般稱作社會贊許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具體所指，負意義的稱謂更為貼切：政治壓迫性偏差）。不過，容筆者反問：若說本地大陸籍留學生和學者當中沒有「驚弓之鳥」問題，倒是顛覆了常識、違反了直觀的說法，不是更需實證，而且證明定必加倍困難嗎？解此難題，大概要等到像台灣社會那樣動態穩定，「弓」不存在了，政治鎮壓用的武器鍛成農具了，才水落石出不證自明（台灣立法院本月8日三讀通過法例，取消了「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禁令和人民出入境必須申請許可的規定，政治上達到全面自由）。

大陸、乃至香港，會有政治上達到全面給人民自由的一天嗎？難說。此前，道路一定還十分曲折。就拿拙文刊出之後的一些「小事」為例吧。筆者也算是個「海歸派」，早年在美讀書教學，那是不少人包括筆者的一些黨員朋友都清楚知道的；可是，在三篇撻伐我的文字當中（不記得是哪一篇），我那幾年的讀書教學竟變成「在美國受訓和工作」，「中情局」三字差點沒說出口。枉筆者那些年思想變得左傾，回港後殫精竭慮為愛國事業工作十餘寒暑，如今說話不中聽，便得此下場。想想，其實並不奇怪，數不清的四、五十年代歸國留學生後來被打成叛徒、特務，遭遇悲慘千百倍，都是因為說話不中聽。陳年往事不必詳說，筆者這個老海歸剛得到的待遇，無疑也是給本地大陸籍學者的一個不怎麼客氣的警告。「弓」還張着，「鳥」驚不驚？

第二論：「株連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二論，即「株連論」。古有誅九族，九族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明成祖殺方孝孺，誅其「十族」，即九族加門生。文革當中，知識分子有罪，受牽連的何止十族，連同事、朋友也遭殃。文革永遠過去了麼？筆者看未必。八十年代，大陸知識分子提倡民主，還不像現在那麼提心吊膽會出事；那時提起「紅歌」，人所不齒，現在有領導在發動。當然也有黨內高層反對，但鹿死誰手，尚未可知。國進民退了，不是社會主義回朝，而是國企給既得利益瓜分，保障既得利益最終要靠法西斯。這不一定發生，但只要有一成機率，文革株連家族的陰影便在，大家便得「想想內地的父母」。一度着蛇咬，怕見斷井索；這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難道共和國人的心理特質沒那麼幾年就徹底改變了？

或曰，驚弓的，怕蛇咬的，只是少數思想出軌者，絕大多數人都是「隨心所欲不逾矩」，感覺自由得很；至於對付幾個出軌者，乃是社會穩定所需，「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古已有之，無可厚非。不過，筆者有另外一個看法，希望給閻教授、顧院長參考；講得比較抽象的話，希望二位學者不介意。有一種博弈有這樣的設計特性：弈者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因為走到非平衡路徑上的代價太大。這時，觀察到的是，絕大多數甚或所有弈者都自動保持在平衡路徑上，只有因為受一些隨機因素影響，極少數人偶然脫離平衡路徑而須付出高昂代價，從而可讓其他弈者看到後果而知所行止。通俗一點說：猴子都乖，可能是牠們本性真乖，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牠們見到雞給殺了。同理，多數人不逾矩，可能是因為看見少數人逾矩的經歷太悲慘而已，而不是隨心所欲而仍有的結果。當然，兩種可能性都有，但這已足夠讓筆者的第一、第二論成為一方之言（哪怕只是有足夠旁徵而尚待科學實證之言），可議論批駁而不應受無端撻伐。

順便一提：筆者的第二論指「本地大陸籍學者絕大多數還有親人在大陸，根還在那裏，政權力量自會利用這個關係，妨礙他們本身的學術自由，或是削弱他們捍衞學術自由的勇氣」，強調的是政權力量發功，而不是指責大陸籍學者不敢批評時政；兩者有分別。筆者深責的，始終是「弓」不是「鳥」。

第三論：「合作論」

「三個弱點」論的第三論，可稱「合作論」：「文化背景關係，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這裏說的文化背景，指共和國六十年而非指華夏五千年。其實，與專制政權合作者，無論自願或被迫，古今中外都有，關乎這些政權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些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史實，或可作為參考，惟篇幅關係，明天待續。 二之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歐洲正在研究美國的陰謀論 - 關愚謙

2011年9月26日

關愚謙

歐洲正在研究美國的陰謀論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神州大地，今日是何年？

諸位聽眾，人在歐洲，只有通過親友的賀詞才知道中國的中秋節已經過去幾天了。不知你注意到當前北非的形勢沒有？利比亞總統卡達菲下落不明；西方國家慶祝利比亞戰爭勝利，紛紛到訪利比亞爭功，第一位去的是美國國務院代言人，他走在法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前面，引起歐洲媒體議論。美國支持利比亞反卡達菲縮在後頭，分贓的時候你第一個到；現在他們又大作敘利亞文章，支持反對派推翻不太聽話的現國王阿薩德；開羅民眾進行反以色列暴動。每件政治事件都讓你觸目驚心，這些都和美國脫不了關係。

到底誰是罪魁禍首

再加上911事件十周年，西方電視台一播再播飛機撞進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大樓的慘不忍睹畫面。人們愈看愈覺得，躲在山溝裏的拉登，會有如此大的能耐？

出乎意料，這次歐洲媒體已經不像十年前那樣，毫無分析地把矛頭對準阿拉伯人，有些文章在反思911事件的來龍去脈，並且提出，罪魁禍首到底是誰？是拉登和阿爾基達？還是美國？以色列？如果不是美英在二戰後1947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用表決機器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成立以色列國；如果不是以色列把百萬巴勒斯坦人趕出巴勒斯坦；如果不是以色列在美國的保護下，向阿拉伯世界屢次發動戰爭；如果不是阿拉伯大部分國家領導被美英等西方國家所利用；阿拉伯人的反美反以的民族情緒不會如此激烈。

一篇未具名的文章在歐洲德文的網頁上，重複披露「一個自殺者從世貿中心大廈百層樓上跳下自盡」的照片時寫到：

「當你在紐約、華盛頓為這雙子樓的近三千犧牲者靜默哀悼兩分鐘的時候，請你再為那些在布殊總統的命令進軍伊拉克而死的近十三萬伊拉克人而祈禱十三分鐘；請你再為在美國挑唆伊拉克薩達姆向伊朗發動戰爭而死的二十萬伊朗平民再祈禱二十分鐘；別忘了美國中情局曾經支持塔利班和俄羅斯軍隊在阿富汗開戰而死的十五萬阿富汗平民。

「還有別忘了，美國在越南戰爭、在朝鮮戰爭、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百萬人死亡所帶來的災難，你還要哀悼多少分鐘呢？

「還有……，1989年美國士兵在巴拿馬殺死兩萬無辜的無家可居的貧民，在封鎖伊拉克和古巴所造成的孩童與成人餓死，在干涉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玻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等等內政、反政府政變所死的貧民。

「那麼你們美國人要默哀多少分鐘呢？」

歐洲一個德國網站發表了美國Adam Haslett的文章《謊言太大，難以自圓其說》，怎麼辦呢？還不如讓他繼續謊下去吧。文章裏從一開始到最後，都在揭露美國政壇自克林頓時代就不正常。共和黨人把一個總統的私人事件，未經正當司法程式就捅到社會上，明明違反了憲法，給國會臉上抹灰。

小布殊在和美國民主黨戈爾競爭總統時，他明明獲得少數票，但美國大法官竟然可以裁決布殊勝利，一半以上的國民都表示懷疑。

到了911事件發生後，有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疑點根本沒有解釋清楚，把陰謀都加在拉登頭上。Haslett寫到，一旦把許多人為的唯心主義的謊言揭穿，那麼美國的「世界形象」將徹底瓦解。

很多真相未公布

2004年小布殊再次當選總統簡直令人可笑。他的「牛仔好戰形象」竟然被拉登的「911事件是我指示的」自我吹噓不謀而合，構成一幅以假亂真的圖像。至今還有很多人、包括大陸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認為，「拉登指使的911事件，毋庸置疑」。

2011年9月21日15：55分Lukas Maritin在網站上發表了一遍已經被世人多次討論的統計數字。前言是：你們真的認為，911事件真的是阿拉伯恐怖分子造成，而紐約和華盛頓中央情報局毫不知情？世界上有幾億人士對這結論表示懷疑，認為這是一個大騙局。目前懷疑的人數還在增長中。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陰謀」。那麼為什麼這個「陰謀論」會從巴格達到波士頓到柏林會那麼有市場呢？

結論很簡單，因為目前還沒有具體實例證實，它不是拉登的部下所為。至今據World Public Opinion Org.於2008年在7個國家對16063人做了一個抽樣調查，其結果是，九個國家多數人認為是拉登集團所為。

但是德國有四分之一的人認為是美國自己製造的。三分之一的土耳其人、百分之二十七的墨西哥人、百分之四十三的埃及人則認為是以色列所為。

目前這數字仍在波動中。德國人的懷疑數字也在降低中，但仍有百分之十五，也即一千二百萬人認為這是世界史上最大的陰謀案。超過二次大戰時的「珍珠港」陰謀案。

至於說，那些認為是拉登阿爾基達集團所做的人中，在美國有相當一部分人懷疑，美國中情局應該有所知。到了2010年，有絕大多數德國人認為，美國政府保留了很多真實性，未予公布。有的在改變了立場，認為自己被美國騙了。

德國羅斯托克大學媒體學教授John Seidler表示，目前對「陰謀論」的研究人數比過去的數字多了很多倍，有些人開始對「陰謀論」當做一個學術理論嶄新的話題。

是其是須識見 非其非有所本 - 林行止

2011年9月6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是其是須識見 非其非有所本

一、前朝的親中派系在回歸後當權得勢，成為特區政府的砥柱中流，可惜他們的心態，仍停留在「香港左仔」的境界，着着以靠攏北京意旨先行，以低下層社會欲求居次，沒有切實當家作主，當然不會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首務，「兩制」意義因而大失，發揮不出應有的效應。

以爭取本土政治權益發展出來的泛民力量（請勿以造反甚至逢中必反派概括之），《基本法》原是他們賴以融入回歸後新體制的橋樑，亦是讓他們接受現實的支柱，可惜特區政府的權力機制和人事持續傾斜，並沒有隨「港人治港」生效而落實不同政見者有公平公正的參政機會，政府的政策取向更與多數受過西方價值觀感染的香港人大有距離，中產階級及年輕一輩（八十以後）對特區管治的反感日甚一日，昨天港大民意調查顯示港人對政府施政的不滿程度達二十年新高，為曾蔭權政府敲響警鐘。

建制派與泛民派的言文對壘，港英時期已然，只是於今尤烈，所以如此，皆因泛民有理說得清卻無法改動現制現狀分毫，這種情況，令當中的激進和少壯分子以「造反有理」的姿態，在若干公眾場合採取粗暴行動，不惜干擾社會秩序、阻撓議事程序甚至對「當事人」的「人身攻擊」，但如此魯莽，還有不少支持。為了「維穩」、為了「和諧」，警方遂動用更多人手、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以遏制「非法衝撞」的蔓延；警方這種反應，似是責無旁貸的舉措。而面對「刁民」「擾亂公安」，特區政府高官如唐英年和林瑞麟輩，擺出一副義正詞嚴的架勢，斥責「滋事分子」如不「依法行事」，便會「依法治罪」；可惜不僅高位與權威劃不上等號，反而彰顯了打擊力與反擊力成正比的規律，泛民愈「勇」警方愈「狠」的惡性循環由此形成，把香港治安推進了危險邊緣。以近例去周四「替補機制諮詢論壇」建制派及泛民派的「攻防戰」看，說香港已屆雙方若不知收斂便可能發生流血事件的臨界點，似不為過。

不滿現狀、反對特區政府的港人所以愈來愈多（所有決策官員的民望近日集體「插水」），揆其根本，在於多數港人的價值觀不受尊重，而不合理的「選舉制度」令權力結構失衡，加上對「外」望風承旨聽命於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對內「親疏有別」的《曾氏綜合政》與時並進，「病情」惡化，當局在施政上執法上明顯地向權力來源一邊倒，民怨民憤難紓且愈積愈深，香港愈來愈不和諧愈難管治，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二、董建華以政壇新丁出掌特區，對政策的制訂與政務的推行，可說一籌莫展，不得不對能幹的港英遺臣陳方安生言聽計從；姑勿論這樣做的利弊，最低限度，當時的特區政府的確發揮了承先啟後的作用，港英管治香港的一套，而且是被京港一致認同與讚賞的一套（不然何來五十年不變）得以持續，是為香港安度政權交接過渡期的張本。港英的施政手段，現在看來，正誤皆有，惟其政策推行，不管內涵如何，莫不經過諸如行政局商議、立法局辯論三讀及作廣泛諮詢的包裝，董建華承其餘緒，在與陳方安生「合作」期內，其施政並未引致太大的社會衝擊，「英式包裝」與有功焉，不在話下。可惜董陳的工作關係迅速變質，這固可能是陳太功高震主，令北京以為她騎劫了其委任的治港領袖的權力，亦可能是北京為彰顯「英國人能中國人亦能」的民族自豪感而根本看不起英國的一套，結果陳太與董生都不能終任便相繼下台。

汲取了董建華突然失歡於北京的教訓，善於觀顏察色的曾蔭權遂反董道而行，上任之初為向北京示忠（實是愚忠），竟宣稱要行「親疏有別」之政，令內部分化加劇，可惜被「親」的建制派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俱不成氣候，而被「疏」的泛民派前無去處後無退路，有如被逼走上絕路，為求生便只有愈「戰」愈「勇」（粗暴），盡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本色，香港政事於是亂成一團，連不能說不慷慨的「每名成年港人派六千元」的「善政」，亦好事變壞事；令人擔憂甚且憂懼的是，在曾氏任內，建制派與泛民派不管在政壇上以至社會論壇上，只見對立而無對話！

靜觀這場「亂政」的發展，真的應了那句俗話俚語：「好佬怕爛佬、爛佬怕潑婦。」在建制權威淪落政府威信蕩然的情形下，群眾活動紊亂失序，長此下去，可能對香港的經濟地位帶來負面影響；警方此時強化控制社會秩序的手段和警力，無可厚非，但如此一來，是否等於香港不再「講理」而欲以「大石壓死蟹」式的「動武」求和諧？筆者沒有答案，僅知迄今為止，警力尚未達令崇尚自由習慣法治的泛民派「不戰而降」的地步，「潑婦怕差佬」仍是遙不可即的目標。

香港警察曾冠上「皇冠」，可知是一支健全的、在必要時有能力「維穩」的精銳「制服部隊」，這意味在有需要時，警力足以令「街頭示威」歸於平寂，問題是不知香港為此要付出多少代價；當局尤其是北京當局最不願見的代價是摧毀投資者對香港是投資（機）樂園的信心。回歸十四年，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窗口的政經作用未變，換句話說，香港在中國現階段的政治發展中仍有利用價值＊，這正是何以中國一而再對香港「送大禮」的底因。換句話說，「送大禮」是互惠的，試看內地經濟條件比香港更差更需要「禮物」的地區多的是，何以中央獨鍾情於香港？說穿了真是一文不值。

這裏引出一個大問題，警方若以為絕不手軟地平息「街頭示威」，營造和諧之局，有利經濟發展進而可令中國受惠，那便大錯特錯，因為以高壓手段把抗議之聲以至抗爭行動壓下去，是政權變質的先兆，投資者特別是肩負「普世價值」的西方國家投資者，必會考慮相繼退出而非投入，到頭來香港對中國的作用會消失！「街頭示威」當然不可鼓勵，但如何把之控制在活躍而不影響商業運作及正常生活秩序，即盡可能以圓通懷柔的手法平息民憤而不是以強硬手段把泛民逼入死胡同，是警方的重大課題。

三、「八一八香港大學事件」，警方以罕見的強悍態度和手段，令李克強副總理只看到「美好和諧」亦即「歌功頌德」的一面，卻揭示了警方有為保護政要不惜破壞香港自由傳統的存心與決心，而內地「護駕」的保安人員混迹港警之中或港警全面引進內地的保安手法，從「記者只能遠遠看一堆黑影（黑衣人）簇擁着李克強」（昨天本報林天悟文），上面的推測應屬實。外國政要訪港，保安人員都會隨行，一九九八年七月美國克林頓總統赴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順便」來港，當時便帶來四百多名特工隨員，但香港警方努力周旋、據理力爭，令美方不得不同意以不讓香港市民感到不安的方式保護總統，這四百多名保安人員全部「隱形」，港人親目及電視所見的都是港警。雖然京官不是「外國政要」，惟此次李副總理訪港，陪同的國安特工人員數以百計，這是國家的規定，只有名義上「高度自治」的特區政府當然無力反對亦不敢說不，因此才會形成港警兇神惡煞扼殺打壓示威自由的行動，亦令人覺得港警的任務已從保安（保赤安民）質變成保鑣，也可說是從保人道退化至侵人權，為了保護要人，即使破壞社會安寧甚至滋擾港人自由活動亦在所不惜。保安局變成總鑣局，是自由香港淪落的第一步！

保護李副總理引起的連串爭論，本是有知無不言傳統的香港社會常見之象，但「正反」雙方似乎都有所偏執，均以為「真理在我」，非要「對方」人頭落地不可。這種發展大可不必，以有關各方都各盡本份而已；雖然警方誠惶誠恐、動作過火，而香港大學「見大人則拜之」，忘卻本份、有失斯文，惟均罪不至「死」。筆者希望各方能擺事實，分析「過在哪裏」而不是「誰要負過」，如此才能從抗爭過程中獲得教訓、總結經驗，為未來更好地在不驚動港人的情形下妥善地安全地保護勢必陸續訪港的各國政要！

＊據昨天王友金教授在本報大作的總結，香港對中國有用的優勢，包括「中港窗口平台、國際金融中心、貿易航運中心橋樑、服務業比重大種類全水準高、法律制度完備、資金充裕、資訊發達及人才薈萃等等」。

學術自由幾錢斤？ - 練乙錚

2011年9月2日

練乙錚

學術自由幾錢斤？

幾乎整個夏天都在加國省親，享盡勝景與天倫，少有餘暇兼顧社會事物。8月底回到日本，又是新學期的開始，本想安頓一下之後，就一年多以來所見所聞，寫一些關於日本特別是日本大學教育的文章，不意只個多月，香港已經發生幾起大事，而碰巧最新事件便直接和大學有關，於是文章改為借事論理，談論「大學教育所為何事」，以期更有針對性；至於關於日本的東西，包括我是怎麼會到日本大學教書的，雖然有趣，都暫且少提。

大學，尤其頭牌大學，最能集中反映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念，並且包含着、推動着這些價值觀念的昇華。於是，什麽質地的社會便有什麽模樣的大學，一一對應，無一例外。看中國，就看北大清華復旦南開；看美國，就看哈佛芝大麻工威廉斯，觀一葉而知天下。不過，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今天有什麼模樣的大學，這個社會便有什麽質地的未來。道理很簡單，恰如英國大詩人W. Wordsworth說的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故此，革命者取得政權之前一定要滲透大學，之後還一定要顛覆大學，不然不能改造社會，鞏固統治（滲透和顛覆，用在這裏是中性詞）。

九七前後，香港的大學裏，一眾校長副校長陸續當上政協，開始接受黨的領導，就是一個顛覆過程，按理本是必然，無可避免。不過，港大徐立之，當了好幾年校長還不曾進政協，想不是北京知難而願待，便是徐頂住了壓力吸引力。因此，對徐校長最近的道歉和承諾之真切，我們實在沒有什麼深刻的理由去懷疑。李克強訪港到港大，給足面子、好處，往後還會通過各種管道發功；這個多回合統戰博弈，就看徐校長以後怎麼玩。

歸根到底，是要看面子和好處能不能換取核心價值裏頭的自主、自由，一如近年北京和港人之間、乃至北京與台北之間不斷進行的更大更基本的博弈。李克強的大禮送商家，小禮送大學，弈中有弈，性質都一樣。

校長真切 毋須懷疑

北京的的革命唯物論者認為，國家強大就是一切（低一層次，穩定就是一切；大陸還有很多這樣的壓倒性「一切」）。大的看，鄧小平認為，殺人數百幾千，換二十年穩定發展，划算；近點看，曾德成認為，北京的大禮重要，港大學生權利比之微不足道，以大換小，值得，唔換就笨。出發點都是一樣：物質貴於精神，特別是某些源自西方的精神。

然而，就算是從國家利益出發，這種觀點也是短視的，長遠不利發展。今天就和大家討論學術自由對社會國家的重要性，從簡單歷史事例談起，以說明如下要旨：對港大的一點微弱香火，當權者無論是學術領導人、中央和特區政府高官，都應該無限珍惜。

嚴格的學術自由觀念源於西歐，雖然古代中國和印度曾有類似的觀點提出過、實踐過，並有人為之抗爭、犧牲。神權時代和專制帝制一樣，無學術自由可言，異端分子可被追殺、燒死；故歐洲要晚至十六世紀基督新教出現之後，有了多元思想信仰的可能性，對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追求才日漸浮現。這種追求，很自然比較集中出現在啟蒙時代的荷蘭、日爾曼等地，造就了在萊登（Leiden）、歌丁根（Goettingen）、柏林（Berlin）等地的幾所大學的學術重鎮地位，其中尤以歌丁根大學的正反經驗值得細看。

歌丁根大學全名是喬治．奧古斯丁．歌丁根大學，是英皇喬治二世（名為喬治．奧古斯丁）特別為彰顯學術自由原則於1734年設立的；歌丁根是他的祖父在日爾曼的領地。德國的大學，為什麼是英皇設立的呢？原來當時的歐洲，泰半還是神聖羅馬帝國天下，不過帝國幾乎已經到了末期，喬治二世屬於日爾曼漢諾伐家族血統，此家族通過神聖羅馬帝國的落日餘暉統治英國凡六代二百年（1701-1901），喬治二世是其中第三代，也是最後一位非英國土地出生的英皇；他還是神聖羅馬帝國推委會成員（prince-elector），有權推舉帝國首領，地位非常顯赫。

學者雲集 人才輩出

按學術自由大原則成立的歌丁根大學，馬上吸引了大批歐洲一流學者前來教研，人才濟濟光華奪目，所以從一開始，它在日爾曼的大學當中，便名列前茅，而幾十年之後、十九世紀初，已上升為歐洲頂級大學，慕名而來學習的年輕人，後來成就大事業的，不計其數，大家耳熟能詳的，僅政治家便包括法國的拿破崙、德國的俾斯麥、奧國的密特涅、中國的朱德（後者曾在民國時期以勤工儉學身份在歌丁根就讀，此事筆者於十多年前的一篇《信報》文章介紹過）。

其他學科的學生還包括哲學家叔本華、哈貝馬斯、詩人海涅、社會學家韋伯、銀行家J.P.摩根、原子彈之父歐平海默、上一任德國總理施羅德 （G. Schroeder）、生化學家克里布斯（Hans A. Krebs，1953年醫學諾獎得主，細胞學中的Krebs cycle 發現者，上過大學基礎生化課的，都知道他的貢獻）、語言學家兼教育家洪堡特（W. von Humboldt，1810年創辦柏林大學；柏大於1949年改名為柏林洪堡特大學，未幾分裂出柏林自由大學，分屬當年的東、西德，其與學術自由的瓜葛，更是一部血淚史，不過那該是另一篇文章的內容）。歌大成就非凡的學生，簡直不可勝數。

歌大地位 無可比擬

今天的歌丁根大學以文史哲出名，延續了它設立初年在法律學領域建立起的無可比擬的領導地位；但是，不可不知，它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的總體成就，在近世科學史中，沒有別的大學比它更出色、更浪漫！號稱史上最偉大數學家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也是物理學、天文學史上巨星），長期在歌丁根任教，光是簡介他在不同領域作出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便可寫一本書；他教出的學生包括Riemann、Cantor、Dirichlet、Moebius、Kirchkoff……，這些名字，本科唸數理的人無一不知。

十九世紀末，數學大師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坐鎮歌丁根，歌大續執世界數學界牛耳；希氏於1900年提出的二十三道難題，百多年來世界上無數一流數學家甘願為之奮鬥終身，包括國人熟知的丘成桐、項武義、陳景潤。

物理學方面，十九世紀末的歌丁根，開始滙集原子核子物理人才，不到二十年，便成為此當年顯學的世界中心（那時美國在物理學界還未入流），泰斗雲集包括費米（李政道、楊振寧的老師）、海森堡（發現「測不準原理」）、泰勒（氫彈之父）、保利（提出保利排他律，現代化學奠基者）、狄拉克（提出「反物質」存在說，1932年實驗證明正確）、普朗克（量子論開山祖、定義普朗克常數，宇宙五大基本常數之一）……。歌大在科學方面的成就非凡，其教研人員和學生合共獲得四十五個諾貝爾獎，最大部分是於二十世紀前半期在物理學方面取得的。

歌丁根學術氣氛濃厚，科學史家 Robert Jungk 寫的Heller Als Tausend Sonnen（1956，英譯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台灣中譯《光芒萬丈》）記述歌丁根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光景，有一段寫該鎮大學旁邊的酒吧，多是歌大學生光顧，一到晚上，學生到那兒一面喝酒一面論學，粉筆在餐桌面上記心得、做推導，寫上密密麻麻的字句、方程式，最後喝個酩酊大醉；打烊之後，店小二都不敢抹桌子，因為第二天晚上學生來了，要看前一晚寫過的，然後寫上新的；不知多少重大學術發現、創新，便是在酒吧桌上寫下、產生。酒吧如此，校園不必說。

學術自由 豈能受制

學術氣氛靠學術自由支撐。歌丁根好景不常，曾經兩度遭劫，頭一次發生在1837年。當時的漢諾伐王Ernest Augustus一世，也就是大學創辦人的孫子，竟試圖把爺爺當年開創的事業砸個稀巴爛，撕毀大學憲章，解僱公開反對他的七位教授，當中還包括威廉．格林和雅各．格林，就是寫格林童話的那兩位。事件嚴重打擊校譽，歐洲各地來的學生大量因此流失。

然而，第二次的打擊更要命，那就是1933年希特拉搞的「反猶太物理學」大清洗，主要對象是愛恩斯坦等猶太裔物理數學權威。大師掃地出門，性命不保，只得離開德國遠走高飛，大部分去了美國，後者馬上成為物理數學第一強國，直至今天。當時從歌丁根出走的，包括氫彈之父泰勒；三位元物理學諾獎得主Max Born、James Franck和Eugene Wigner；數學家Emmy Noether及Richard Courant。

Noether研究抽象代數，愛恩斯坦說她是史上最優秀女數學家，有重要定理傳世。她在歌丁根指導的博士生包括中國數學家曾炯之；曾氏在抽象代數領域有重要成果，是為曾定理（Tsen's Theorem，1933），可惜他回國後英年早逝，1940年四十三歲時去世。Courant到美國後，任教紐約大學，學校以他的名義設立應用數學研究所，是為大名鼎鼎的Courant Institute，枝葉遠播，前香港浸大數學系教授吳士駒便是此所出身。

經此一劫，歌丁根大學風流雲散，雖然今天多方面回復一流水準，但黃金時代已過，難與昔日匹比，近年在某份排名榜上，只排到四十多。無他，希特拉打壓學術自由之過也。（大學排名榜很多不同。維琪資料：若按師生取得諾獎的次數，現時哥倫比亞大學以96次排第一，跟着是劍橋（88）、芝大（85）…、歌丁根（45），排十二；不少數字還有爭議。今年剛發表的《時代》世界大學排名榜，依次是哈佛、加州理工（Caltech）、麻省理工（MIT）…；哥倫比亞排十八，香港大學二十一，歌丁根（四十三）。

對國人來說，歌丁根大學值得一提的，還有它的威廉皇流體力學研究所（後改稱普朗克動力學及自控研究所）。此所1925年成立，首任所長是Ludwig Prandtl，他在歌丁根的最得意門生便是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即錢學森在美國求學時的恩師。馮氏乃猶太裔匈牙利人，也是三十年代受希特拉迫害、避走美國的科學家之一。大家記得，2009年錢學森臨終之際，特意向探望他的溫總說：遺憾中國還未能有一所一流大學。筆者推想，錢老當時心中嚮往的一流大學，除了他早年在美國唸書、教研的麻省理工、加州理工之外，一定還想起恩師馮卡門背後那生於自由的歌丁根。

國家強大靠學術，學術發展賴自由。上月發生在香港大學的極壞事，令人不寒而慄。今天，整個中國大陸上的學術自由香火，就只剩下香港特區裏的一丁半點。一國兩制之下，善莫大焉。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的人，能不齊心保護它？

徐立之校長，你得義無反顧。李克強先生，你要好自為之。

《信報》特約評論員

治港京官有這個憂患意識嗎？- 練乙錚

2011年6月24日
練乙錚
治港京官有這個憂患意識嗎？

王光亞訪港，表現還可以，那半句善意提點話 ——「香港人要有憂患意識」，也與十多年前董建華在施政報告裏說的「港人要居安思危」不謀而合；所不同者，只是說話的背景：過渡前後的那種安逸，早不復見，市民憂患意識絕對不少。不過，官員這半句話，儘管看似多餘，細嚼卻未必無益，是以有這篇發微。

現時香港多患，已是不爭之實，筆者今天談的憂患意識，是憂政府管治失去堅實認受性這一患的意識。特區有此一患，眾高官或承認或默認，矇矇矓矓的意識大體不缺；缺的是一份緊迫感，以及充分理解及闡明此患產生及惡化原因所需的勇氣。至於欠缺解決此患或任何其他大患的魄力、能力，那是明擺着的，說也無益。

曾蔭權於此有自知之明，2006年那句「做好份工」競選口號，就是他婉委的自白，市民一開始就知七分。此點，黨中央也了解，故雖把曾扶正，卻不委以重任，二十三條立法不用他搞；這是「明知故買」便不能輸打贏要的好例子 。普通法有所謂"coming to the nuisance" 原則，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香港人也不要怨曾政府庸弱，要怨，該怨自己「非老闆、無得揀」。

從來統治者都關心自己的「管治認受性」，即遠古中華政治文化裏說的「祚」；國人有此概念，比Max Weber 早了三千年。三皇五帝時代，祚的支柱就是「天命」；晚一點在西方，這叫「君權神授」，比較具體，拿破崙稱帝，假惺惺讓羅馬教皇替他加冕。說是天命，其實中國人很早就白紙黑字說明祚與民意的關係，比上述西方講法更進步。《尚書．皋陶謨》記大禹的師傅、大法官皋陶（皋音高）這樣教訓禹：「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對皇帝的賞罰），自我民明威（明白權力的運用），達於上下，敬哉有土！」最後八個字就是說，天意和民意是相通的、一致的，擁有土地的人君要謹記。其後儒家論湯武革命的合理性，根據也來自《尚書》。

領導人對「祚」敏感

〈周書．泰誓〉上中下三篇，傳說都是周武王寫的，其上篇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中篇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原則表過之後，下篇便講具體應用：「（商王）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天行罰。」《尚書》這一系列講法，清楚指出帝皇享祚的兩個條件：一是上天給你的，二是你必須有很好的管治表現，而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於是，儒家的天命論巧妙之處在於，天意不可測而民意可知，故歸根究柢，祚繫乎民意，而民意繫乎兩點：你是否合理地上台，你上台之後的表現是否令人民滿意，同意你繼續管治。

在祚的深厚理念傳統面前，連依靠槍桿子起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不小心應付，所以此黨幾十年來不斷強調，1949年是「歷史的選擇」，然後轉一下字眼，再加一句「人民的選擇」。此說之於49年中共開國，容或過得去，但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再來讓今天的中國公民自由地選擇一次，共產黨也自知沒有必贏把握，故當最近地方上最低級的人大代表選舉出現「獨立候選人」的說法之後，黨中央最高層明顯受不了，勞煩人大常委出來高調封殺。

由於1949年中共上台執政沒有正式經人民同意，於是在阿拉伯、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出現之後，大陸官媒上人民「滿意」、「被滿意」之聲便愈唱愈響，剛好與重慶的「唱紅」合流了。現今及往後大陸人民到底滿意不滿意共產黨的管治，非本文要旨，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祚的問題在大陸未真正解決，而且可能變得嚴重，領導人對此十分敏感。

雍正捍衞政權認受性

無論哪個統治者，始終要畏懼民意。這點尤以專制政權的統治者為然，因為壓伏着的民意一旦湧現，便往往是決定他們的政權存亡乃至自身生死攸關的時刻。可以再舉一個更深刻的事例：清雍正帝處理曾靜謀反案以至寫出一萬六千餘字的手諭《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的那段歷史。曾靜乃區區鄉士，因讀了呂留良的書受其影響，立志反清復明，於是試圖向手握地方兵權、人以為是岳飛後代的山西總督岳鍾琪策反，豈料曾為岳所騙，與同謀數人被一網打盡，押送京師。雍正以其謀反言論直指清皇朝和他自己的管治合法性，所以認真親自處理此事凡四年，終了不惜暴露大量宮廷、家族、滿人之間的醜事為自己辯護，那是史無前例的。

曾靜的攻擊有兩大點，其一是按「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直指滿人入主中國乃是未得天命的竊國行為，以至清朝開國八十餘年來，「地震天怒、鬼號神哭」；其二是攻擊雍正本人人品低劣、手段骯髒，不僅貪財好色，還以四太子身份謀父逼母弒兄以取得皇位，根本就是亂倫。雍正政治手腕卑鄙毒辣，歷史已有公論，故他替自己的私人行為辯護，泰半是片面而不可信，這裏不必多說，大家且多着眼於第一點，即他如何反駁「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

《大義覺迷錄》為了替清皇朝上台的合理性辯護，首先引經據典，強調管治合理性繫於統治者有德還是無德、幹得好還是幹不好，華夷之辨，並無意義。他的第一個論據，還是來自《尚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這句話出自〈周書．蔡仲之命〉。然後，他舉出兩個重要例子：「舜為東夷之人，文皇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這句話裏的兩個事實，都是孟子最先講的，出自《孟子．婁離》。雍正不諱言女真屬夷，但他認為，華、夷只有地理意義上的分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最後，雍正還借力於儒家道統捍衞者韓愈的一句名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那就是用理性的德與能去徹底否定華夷之辨中的血統涵義了。

雍正的反駁，不能說沒有根據，而且所引經典章句，都是帶有濃厚現代意義的那些。然後，雍正力陳開國八十年來政績，辯說人民是滿意的，起碼是應該滿意的。這部分牽涉歷史分析，有趣而且重要，惟非筆者所諳，於此不表，讀者可翻閱原文（可從中文維基文庫網站下載，不必跑圖書館）。雍正當時有多大說服力，難以確定，但有一點很清楚：捍衞政權的認受性，他非常認真。

港英優良吏治走樣

話說回頭論香港。前港英政府是外來專制政權，從開始管治至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百多年時間裏，由於滿清、民國的管治表現差勁，經濟不濟，港英怎麼壞，比起來也不輸，故基本上不必擔心管治認受問題。中共當政頭三十年，尤其是1957年到77年的二十年裏，中國大陸民不聊生哀鴻遍野，香港經濟卻剛好於此時期起飛，港英管治更是固若金湯，儘管當中一度面臨文革極左威脅。及至大陸改革開放、中英兩國談判香港回歸，港英才有強大壓迫感，認真關注改善管治。但英國人說到做到，解決了貪污之後，一定程度上又紓緩了民生問題，政治民主化開了步，經濟發展狀況和吏治質素在1997年都以史上最高峰亮麗收場，左派說那是神話，但港人滿意。

其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表現急轉直下，有目共睹。經濟發展膠着，民主化徘徊不前，社會貧富不均惡化，吏治質素下降，港人不滿意。優良吏治是港英交給特區政府的最重要資產，現在走樣了。回歸前夕，港英處理梁銘彥案，大義滅「親」。回歸之後的梁展文案，特區官員、法官們演出的是官官相衞；最近的僭建事件更牽涉多位高級官員知法犯法。管治失效，頻頻出錯，整個政府高層就好像只剩下一個女流之輩（林鄭）力挽狂瀾。

無他，不是外來政權，也不是民主選舉，官員不必如履薄冰，凡事不痛不癢；社會上出了什麼問題，把責任推到反港亂中的民主派和不負責任的傳媒身上便可；故除非江澤民一派忽然回朝，否則曾政府只會跛腳而不會腳痛下台，因為最高領導人一貫偉大光榮正確（大陸叫「偉光正」），絕不推翻自己所欽點，否則不僅顏面無光，壞了傳統，還示弱於政敵。保險系數如此高，特區政府還憂什麼？患什麼？別說比不上雍正、港英，就是和那大得不能倒的中共比，也比不上。這是政治體制環境問題，不全是曾蔭權個人的問題，換作另外一個特首，分別不會很大。王光亞那半句提點話，說給市民聽是多餘的，說給特區政府聽是無效的。

官員高薪人民空着急

最後，筆者拿香港比較一下勁敵新加坡。新國的吏治世界第一，領導人有魄力有能力，民主體制怎麼說也比香港稍勝，經濟發展速度歷久不衰，GDP增長率去年更是世界第一，達百分之十四點五，遠高於「奇迹中國」的百分之十點三。香港有祖國大靠山，有CEPA、自由行、人民幣境外業務、大陸投資移民和各種顯性隱性的湧港資金，連醫院也賺很多大陸孕婦的錢，但去年全年GDP增長也只有百分之六點八。不過，政治方面，新加坡的光景卻不如香港，起碼從統治者觀點看是如此。上月7日新國大選，管治表現處於歷史高峰的執政黨，得票率卻跌到新低，只拿了百分之六十的選票；數十年處於弱勢的反對黨得票率上了百分之四十的新紀錄（雖然，在新國極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下，這百分之四十得票率只替反對黨贏得八十七個開放議會席當中的六個）。

此外，前總理吳作棟的團隊的得票率跌至百分之五十七不到；現任外交部長更在自己的選區敗選了，部長一職因而丟失。吳說新國政治已然出現深刻轉變（sea change）；總理李顯龍更承認，新國人民的政治意識和悟性提高了，大都希望見到更多反對派進入議會，而這會對執政黨造成很大壓力。和香港比，新國人民憂患意識比香港低，該國領導人的憂患意識卻比香港特區政府高，而且今年憂的是祚，即包含了對所有管治問題的憂，那是相對健康的；不然，人民養着一些高薪厚祿優哉游哉的官員，自己卻在那裏空着急，不是很好笑麼？但後者正好是香港的寫照。結論是：選票威力顯而易見！王光亞搞外交出身，這個國際比較，應該不難看出，就看他有沒有勇氣睜開眼睛看。

香港人都明白，在這個城市裏，政治上要做點事很難，但像廖暉那樣坐在那個位子裏當幾年乃至十幾年懶漢懦夫，倒是很舒服很容易的，特別是當今這個「女婿黨」的後台也不弱，憂患意識不易培養。這就算是筆者回贈給王光亞的半句提點話罷。

一場不公義的審判 - 林天悟

2011年6月20日
林天悟
一場不公義的審判

1972年，美國發生震驚全球的「水門事件」，兩年後美國總統尼克遜下台，事件對美國歷史以至全球新聞界發展有着無可比擬的深遠影響。「水門事件」在1976年被拍成電影《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由羅拔烈福和德斯汀荷夫曼分別飾演《華盛頓郵報》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這部電影在維基百科被稱為「美國驚慄片」，多年來被不同年代的記者翻看再翻看，變相成為新聞道德教科書。

事隔35年，英俊不凡的羅拔烈福已變成75歲的老頭，臉上多了皺紋但依然瀟灑，而且有心有力地執導電影The Conspirator。香港把片名譯作《驚殺大陰謀》，相信是向從前鉅片致敬。這部正在上映的電影，足以教今天許多香港傳媒汗顏，也令立法會內那些立場相近、佔據大多數議席、足以把任何惡法通過的「尊貴」議員羞辱得無地自容。

女被告受不公平對待

電影背景是1865年4月的美國，當時美國南北戰爭大局初定，但兩方陣營官民關係依然緊張，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在一次公開演說中支持黑人也有投票權，立場激怒了南方州份的支持者，密謀要對林肯不利。

早在美國獨立前已有販賣黑奴活動，南方州份依靠輸入黑人奴隸而獲得廉價勞力，令白人地主和富商獲得巨利，可憐許多非洲土著被強搶哄騙登上奴隸船，遠渡重洋被賣掉，據說當時非洲一些部落裏，黑人壯丁被強搶一空，許多黑奴捱不過遠船而集體染病死亡，這是人類史上最醜惡、最自私的一章節。

由於販賣黑奴違反了美國《獨立宣言》最高原則：人人生而平等。奴隸也是人，必須解放還其自由，經過數十年的的激辯抗爭，南方州份堅決反對廢除奴隸制度。當支持廢奴的林肯在1861年當選總統後，七個南方畜奴州份宣布退出聯邦，因而掀起南北戰爭。

在和平來臨之時，林肯總統在歌劇院中被搶殺，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被暗殺的總統。聯邦執法人員迅速拘捕了七男一女，42歲的女被告瑪莉蘇拉特是一名在逃疑犯的媽媽，經營的小旅館是被各告的聚集場所，故被認定是同謀。

女被告受審期間，從庭內的裁決委員會到庭外的民眾，都一致希望把兇徒吊死洩憤，手段要快狠準，那絕對是一場未審先判的官司！而提出要為女被告辯護的華化迪莊生是前美國首席檢察官及現任參議員，他是林肯生前好友兼扶靈者之一，對兇手的恨怨比誰都大，但他沒有讓怒火掩蓋維護憲法的理性，甚至甫開庭即要求終止聆訊，因為被告沒有得到公平對待，是不公義的審判，激怒了庭內所有人。

替補建議如樣板戲

若電影是基於真人真事推進，經過幾場樣板式審判後，在辯方律師力挽狂瀾下，瑪莉蘇拉特的裁判是罪不致死，但戰爭部長艾溫士丹頓為了「國家利益」，避免再次激起國民哀傷及愁緒，不惜一切把判決結果改寫，讓女被告成為首位被判死的美國女人。

電影沒查明瑪莉蘇拉特是否無辜，因為要旨在於她有否受到公平審訊，歷史給予的答案很明確：那是一場違反「人人生而平等」的不公義案件。戰爭部長為了國民利益而干預司法公正，他在那個時代是政治巨人，但在國家憲法精神上無疑是妨礙公義彰顯的侏儒。

替女被告辯護的律師法迪克愛肯原是北方陣營軍人，剛在戰場上與南方人以性命相搏，退役後甫成律師，竟然要為「敵方」的女人辯護，而且他還深信女被告有罪，心裏當然萬分不願。但審訊過程中，愛肯發現憲法精神的真諦：「若憲法不能公平地對待每個人，我們還為什麼要擁護聯邦憲法？」他輸掉了唯一的官司，轉而成為《華盛頓郵報》的一員，作為社會喉舌繼續為公義發聲，而他服務過的報社，事隔一百年後踢爆「水門事件」，彷彿是因果報應的孽債循環。

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相信立法會很快會就選舉替補建議進行表決，雖然早前舉行特別會議時有很多反對意見；雖然律師會及許多學者直斥替補建議剝削了港人投票和被選舉權，是政治上的大倒退；雖然這是放諸文明社會皆被恥笑的方案；但立法會現有機制不是跟電影的場景一樣嗎？這只不過是一場做做樣板，以上大人意志為先的虛假建議，明顯是借助建制優勢，會在「未諮詢、未理順」民意下強硬通過，明顯是違背「人人生而平等」的決議，比146年前美國內戰時期那場不義官司更不堪入目！

電影裏，法庭內是憲法上的申辯，法庭外是民意之爭，傳媒能左右民眾言論想法，儼如民間判官。上周香港傳媒對重案組警署警長劉志堅殉職事件作了審判，不同機構把慘劇責任各自歸邊，有人認為警長是個人疏忽而意外墮斃，有人斥責示威者累死好警察，有人直指是周一嶽未有處理申訴而間接導致慘劇……每種說法有其理論，但都只是「如果」的追悔假設，一個好警察死了，再多「如果」也喚不回，只希望這些爭論真的能避免慘劇再次發生。

報道取向粗疏難堪

然而事件中，某些報章的報道取向粗疏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其中有報章認為示威的前雞苗運輸商劉玉棠「為爭一己私利」而累死好警察，所以要為慘劇負上責任。令筆者十分驚訝的是，竟有頗多行家以「一己私利」作為譴責劉玉棠的藉口，甚至認為若他是為了社會公義而示威，就能得到原諒。

在文明的國家，憲法精神首要就是保護「一己私利」，否則個人資產性命動輒被強權侵犯，然後再以「國家利益」、「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為擋箭牌，那將會是怎樣的社會？請看看國內那些上訪者的苦況，我們也概略知道吧？若為了「大棚福利」殺人就能得到原諒，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堅持「平反六四」？電影中那位女被告，不就是因為國家利益而被問吊嗎？

示威者對警長的死有否責任？在法律上沒有，在道德良心上一定有，否則他也不會兩度跪地道歉，他這輩子也要背負最重的悔疚。現在事件被政治化了，我們哀悼好警長之餘，若在一個有公平有公義的社會裏，是否也要重新審視示威者的訴求呢？

讓民眾信任憲法，其實是解決激烈示威行動的最好良方。可惜我們看到立法會內的權力分配是先天性的不公義，所以才有後天性的拚命抗爭。請政府官員勿倒果為因。一部電影，把香港近日的大小事都看通了。

傳媒工作者

性命之學 - 岑逸飛

2011年6月16日

生命通識

岑逸飛
性命之學

中國傳統講性命之學。然而何謂「性命」，儒釋道三家的見地各有不同。儒家主盡性立命，釋家是養性聽命，而道家則重性命雙修。

儒家的盡性立命，「盡性」之說，見於《中庸》：「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過孟子不說「盡性」，卻說「盡心知性」，用字更為準確。「心」與「性」，是二而一的東西，「心」是主觀地說，「性」是客觀地說。主觀地說，在「心」的層面，涉及情意，化知為行，用一個「盡」字，代表了功夫修煉，說「盡心」勝於「盡性」。儒家講人性本善，只是客觀地看，在現實人生，沒有發揮性善本質的不可勝計，多是止於「知」的地步。

至於「立命」，儒家言「命」有兩種，一是壽命，一是天命。孟子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是短命，壽是長命。孟子教人，不論壽命長短都不應改變做人原則，而確立「命」的方法就是修身養性去等待天命。但什麼是「天命」﹖《中庸》說：「天命之謂性」，性跟命在本質上一體，「性」在用的一面體現，就是「命」。

孟子說「盡心知性」，用釋家術語便是「明心見性」，同屬對生命的探討，是研究方向不同。「明心見性」的基本功夫在本心，佛性即存於本心，離心覓性，終成迷途，必須透過親身體驗，方能徹悟。不過也有批評釋家修性不修命，只修性功，不修命功，視身體如臭皮囊。然而若能做到「平常心是道」，已能保健。歷代帝王有不少學道家而想長生不老，結果短命死的比比皆是，反而長壽高僧，屈指難計。

其實釋家講心、意、識，有如道家講精、氣、神，心就是神，意就是氣，識就是精。誠然，道家的性命之學，重性命雙修，特別是講命功的文獻，遠超儒、釋。儒家和釋家，是修性為主，兼及修命，故孔子有「仁者壽」的說法。而道家則以修命為起點，因修命而達到修性，重視養生。

道家養生，就是要摒絕一切外來因素對生命活動的干擾，求得解脫，而崇尚自然成了其養生的基本原則，認為以自然界的秩序變化為法，摒棄人的理性因素，在養生中採取順乎自然的行動，就能維護健康，延年益壽。老子說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的一切都應該順應自然規律，人與自然合一是養生的最高境界。其實道家標舉「神仙」，常被人誤認為荒誕，但那不過是早期道家的「真人」變種的誇大化，根本與儒家的「聖人」及釋家的「佛陀」，同為人生修養的最高境界而已。

香港法制爆發「核事故」 - 王岸然

2011年4月6日

王岸然
香港法制爆發「核事故」

香港的知識界和政界有着同一種古怪情況，在一些涉及「大香港」或「次主權」的事情上十分敏感和關注，大做文章，不惜冒「港獨」之嫌，也要跟中共對着幹；但有些情況嚴重的事件卻又默不作聲，視而不見。筆者要談的，是一件涉及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主權遭受粗暴恐嚇的事件。

首先，筆者會界定這是主權而不是「次主權」的事件。無論憲法用語或是政治用語，主權代表一地之內最高與絕對權力；「次主權」按筆者的理解，是國際關係用語，不宜引用於中港關係。香港作為中國之內不可分割的一員，按一國兩制的原則與《基本法》，獲分配（或可說成與國家平分）了兩項主權，分別是司法的終審權與獨立的貨幣發行權，這是聯邦制之下國家也沒有的權力，所以只能是主權，不會是「次」級的主權。

評論界沒有反應

就算人大曾經就居港權的問題釋法，也沒有改變終審法院已作的決定，只能影響之後的決定。亦所以，外交部三度發信給香港的法庭，一封比一封態度囂張，一封比一封恐嚇味道濃厚，理論上，香港的終審庭還是可以獨立判案，但常識就告訴大家不是這回事。我們不要忘記，終院首席馬道立曾經多次在上訴中給資深的終院法官評為「未夠班」，今天當然是他應該報答捧他上位的專政政權的時刻。

這是上月26日的新聞，至今天未見有識之士出聲半句。《明報》的標題用上「外交部警告香港勿損國家利益」的字眼，用語不可謂不嚴重，嚴重性猶如為香港提供人權保護的司法制度發生了核事故，竟然還是引不起除筆者以外的評論者注意。

這是一宗剛果民主共和國在港被追債的案件（FACV5-7/10）。這件案件在上訴後，筆者也曾經在別報評論，結語是「本案令人高興之處，是香港的法庭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總算能依治而治，獨立行使司法權力」。

現時看來，去年的評語不但說得太早，而且可能全錯，終審庭能否還可真正獨立裁決，不是有待驗證，而是已驗明不能。

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粗暴干預香港的司法，用的手段十分技巧，外交部只是發信給憲制及內地事務局，但信件則經律政司的代表律師在終審法院當庭讀出。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指出，香港的法庭無權審理國防與外交事務，事件應交人大釋法（若法官不同意外交部的觀點）；終院與法官若狹義理解《基本法》的釋法要求，對法治及香港的穩定並無好處。後一句明明白白就是一項赤裸裸的恐嚇。

第三封致終院的恐嚇信，外交部所持的理由有五大點：包括若香港採用「有限外交豁免權」，是不符香港特區地位、國家外交立場受質疑、損害受影響國家友好關係、中國海外財產安全受威脅、妨礙發展中窮國減債等等。

筆者請大家想一想，這五點與法庭只應依法斷案的基本原則，根本風馬牛不相及。這五點都是政治考慮、行政考慮，而中國外交部是行政機構，中國政府從來欠缺認真的法治精神，行政干預司法是慣性，外交部拿着國防與外交是中央權力的令箭，自以為有理有權，以釋法為要脅粗暴干預恐嚇香港的終審法院，這還不是香港司法制度的核事故？

官方涉嫌妨礙司法

筆者在本欄談論法律多年，一直堅持重要原則，就是不會直接評論正在審理中案件的案情，一來這是妨礙司法公正，二來也是尊重法官斷案的獨立性；最「盡」的做法，亦只應在法理上討論相關的問題。外交部就算對上訴庭的判決有意見，只應組織學者在法理上討論，而不是經政府給終審庭寫信，以政治理由施壓。

對於本案（剛果案）應採用絕對的、還是限制的外交豁免權，筆者也有興趣分析討論，但前提是政府與法庭要一視同仁。律政司或是起訴一方的代表律師，應先在終審庭讀出這篇文章。筆者在這裏也公開呼籲，各界關心香港法治獨立的有識之士，也應該認真評論事件，並將評論直接寄給終審庭，轉交控辯雙方代表律師，他們亦有責任在法庭之內讀出信件。

這樣一來，似乎是人人都在指點終院五大法官如何斷案，不禮貌，也不適當吧？但為何外交部就有特權這樣做？而且直接經政府律師在三級法庭這樣做？是否只許官方妨礙司法獨立，不准民間發表意見？這又是哪一門子的司法獨立？筆者在這裏呼籲一人一信運動，只是維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聖原則，不是在開玩笑。

上訴庭判起訴一方勝訴的主要依據，是中國也簽了《聯合國國家司法管轄豁免權及財產國際公約》，承認並追隨國際上行使有限制國家主權豁免的做法，只是公約尚未實施而已（簡而言之，是在商易交往中再沒有外交豁免）。

英國的終審庭曾經讚賞公約是「展示了國際新思維」，可見其重要性。我們中國的外交部官員本來是最現代、最有國際視野的官員，可惜一涉及權力，還是回到小農思維的野蠻與自大。

民粹竟源於專制 扭軚不因為官蠢 - 練乙錚

2011年3月10日

練乙錚
民粹竟源於專制 扭軚不因為官蠢

小別一載，筆者2月回到香港，適逢預算案發表，應邀在港大的一個研討會上提出一些意見，主要批評預算案背後的經濟學理據嚴重不足【註1】，還未及整理成文，特區政府便已改弦更張，未雨綢繆變成派錢為綱，超額盈餘哪怕變成赤字預算也在所不惜。

觀特區政府一貫理財方針及當下本地經濟穩步上行形勢，一份好的預算案並無必要大事派錢，能夠有效支持政府既定工作計劃之餘，只須承諾設計一些精準方案有效扶助赤貧便可【註2】。曾政府餘日無多，既無選舉連任之各種顧慮，亦沒有義務為下屆政府鋪路（大家記得「政改方案不得超越2012」），故工作上實可我行我素，據既定原則辦事。

政府智囊未掌政治脈搏

不過，政府竟然急轉彎，不僅大手釋出幾百億元公帑，還放棄了幾十年來一套行之有效、寫進《基本法》的審慎理財哲學。如此變臉，不可能是個別官員低能所致，因為政府一切重大決策（如額外派錢幾百億），都必須經過行政會議討論，才可公布；若罵曾俊華蠢，則以梁振英為召集人的整個行政會議也一樣蠢。

況且，二曾乃政務官出身，「久煉成精」，政策遠見一般欠奉，但在絕大多數情況底下，行事章法不會亂套如此；按曾特首剛愎性格，亦當不致於在此階段在本地某方民粹力量面前低頭。為求方便，現在大家的批評矛頭儘可直指主事官員，甚或提出下台要求亦無不可，但事件後面必有其他原因半路殺出，非個別港官包括二曾所能抗拒，以致完全打亂其陣腳。

預算案急轉彎，只可能是忽然出現北京政治干預的結果；而未能事先摸清北京政治脈搏、照顧其政治需要，從而寫出一份一開始便讓「阿爺」安枕無憂的預算案，則是特區政府裏專責政治分析的一眾智囊的又一重大失誤。北京現階段對香港的政治要求很簡單，就是要如同在國內一樣，「把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階段」。

去年12 月，北非、中東出現的茉莉花革命，中共馬上警覺，在全國各地及網絡空間布下重重反革命天羅地網，嚴防社會大小規模騷亂。但是，她公開對外宣傳的，如常是「黨政軍民上下一條心」那一套；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三番四次對中國可能出現茉莉花革命之說嗤之以鼻，可謂最典型的色厲內荏、內張外弛。

問題是，中國大陸社會矛盾深重的形勢，從未在一些深信中共宣傳的特區政府官員、當權派智囊意識中出現——他們信的是，祖國經濟蒸蒸日上，黨的管治固若金湯，哪來茉莉花革命的影子？而香港方面，金融局面早已回穩，經濟重納升軌，失業率低於4%，股樓市俱旺，泛民兄弟鬩牆，當權派日子好過，哪有什麼「臨界點」？故「洋紫荊革命」一詞在香港出現後，特區當權派上上下下依然「定過抬油」。

不過，北京要的政治安全係數極高，在大陸她有把握鎮住茉莉花革命，卻不能阻擋港人當中出現「洋紫荊革命」的意識或行為；香港社會運動若能牽動大陸民意（這點少不免），中共維穩便加倍困難。在大城市及沿海地區，改革開放政策的受惠者最集中，中共的社會管理軟硬體配置也最森嚴，「茉莉花」的確難開，但在一些二三線城市或鄉鎮、幹部貪污霸地等行為特別嚴重的地方，近年來成千上萬人參加的群眾性騷亂事件為數不少，偶一不慎，難保不會發生泛地區性的星火燎原！

這點，特區政府的政治智囊想也不敢想，遑論按此訂定預算案中的社會安全係數，但中共高層面對危機卻十分清醒。於是，太監不急皇帝急。

香港傳家寶成維穩犧牲品

持平而論，前周公布的預算案可批評之處的確很多，但比起之前多份預算案，卻並不特別壞。派錢項目不算少，那筆每人6000元注入強積金之數，雖非馬上可用，但港人當中，除了部分等錢濟燃眉之急的低下階層，只要願意，不少是可從每月收入之中相應減少6000元（或一部分）儲蓄，從而增加消費的；對這些人而言，錢進左袋還是右袋，分別不大。

原先出現的有關反對聲音，一是因為此筆公帑發放無原則，並非着力扶貧；二是強積金的管理太貴太差，而特區政府一再強迫市民接受指定基金服務，難保沒有利益輸送。同樣，各界對整份預算案負面反應相當強烈，但並非反映港人普遍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只不過在世界多個不民主國家出現茉莉花革命的氛圍之下，港人縱非低下階層，也對港式不民主產生的政府領導人事事毋須向市民負責愈發厭倦、反感而已。

泛民上周申請遊行，也只是向警方提出三千民眾參加的估算，當局問要不要提高，泛民反而認為不必；就算後來事情鬧大了，星期天的遊行也不過萬人左右，在香港算是「濕濕碎」。正常情況之下，面對此等程度的反對聲浪，二曾可能作出微調，卻斷無馬上投降之理。因此，令曾政府這份預算案一周之內頹然而倒的唯一可信原因，便是北京以維穩為綱下了聖旨，特區政府於是也得立即奉命維穩，數千人的遊行活動也必須盡力阻擋，免得香港的河水犯了大陸的井水。

一國兩制之下，維穩方法大不一樣。在大陸，中共採用的，主要是打記者、封網站、抓維權人士、罵外國傳媒；在香港，中共知道內地的一套行不通，中央要特區政府協助維穩，主要靠特區政府派糖。不過，這一派，香港的保守理財哲學從此顛覆；香港這一制的一件傳家寶，成了大陸社會需要高壓維穩的犧牲品。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一直以來，不少人認為香港不應搞民主，理由是民主政治會引致經濟民粹主義，最終令特區政府放棄審慎理財原則，長遠對香港整體不利。現實是，今天，審慎理財原則是在不民主的特區政府手上葬送掉的，歸根到底，是出於大陸專政體制的維穩需要。

然而，大陸的維穩需要有多大？是否不斷增長？答案可從是屆人大已發表的數據得知。今年的大陸政府預算案中，維穩費總額首度超過軍費，而其13.8%的增幅，不僅大大高於大陸去年民間總消費增幅和GDP增幅，也比軍費增幅高出一個多百分點。換句話說，對中共而言，大陸社會內憂已經大於外患。可以推斷，大陸專制政府愈發需要維穩，香港特區政府便愈得多派錢，勢將成為民粹主義政客的提款機。此點對政治經濟學而言有特殊意義，是對「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觀察，有理論創新潛力。

中央政策組應考慮解散

不過，特區政府有義務捍衞北京政府的面子，絕不能承認是因為協助大陸維穩，而在香港加倍派錢以消弭本地群眾運動、免給大陸維權人士推波助瀾；但另一方面，如此急轉彎，總得來一個說辭。因此，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政治學者在政府預算案急轉彎之後，提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堂：香港社會矛盾激化，到了「臨界點」。言下之意，派錢是香港社會本身需要使然。

不過，為什麼那些智囊在政府制訂預算案過程中沒有敲響警鐘，而只在特區政府急轉彎之後，才似是而非地事後孔明一番呢？真況是，到了臨界點的，是大陸社會——起碼是局部——而不是香港社會【註3】。這一點，智囊事先看不到，事後大言不慚掩蓋真相。

長期以來，中央政策組的經費每年5000萬元以上，扣除各顧問薪金之餘，大部分發放給一些與特區政府關係特殊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民意調查機構」，市民得到的政策，卻很多一文不值。大事情上，政府得到的民意情報，也往往是「山埃」。一些政治學者，竟看不透路人皆見的大陸社會形勢，猜不出聖上心意之急，未能及早讓特區政府體面行事；2003年「七一」如是，今年的預算案亦如是。政府民望盡失，還需要什麼政治化妝？為省公帑及稍起棄卒保車之效，中央政策組實應自覺考慮解散。

今年的預算案本是支持特首去秋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施政方針的相關財政方案，如今卻變成一個支持另一外加的政治任務的工具。都說「中國好，香港好」，但此話反過來說亦真：大陸專制維穩需求日甚，香港的一貫理財哲學因此化為烏有，長遠禍及本地街坊。事實就是如此巧妙相關。

註1：例如，政府前年於金融風暴之際拒絕發放消費券，理由是消費券不會刺激本地消費；這次她（本來）拒絕退稅，理由卻是退稅會增加本地消費，必然引起通脹，兩者恰巧是理論上的矛盾。

註2：一些批評者混淆了《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分別——缺乏遠見的是前者，而好的預算案並不特別需要政策遠見，兩者的功能不一樣。

註3：香港也有臨界點，但那是市民對政府的一國兩制管治誠信的不信任臨界點；不過，這個點，早在2003年「七一」、政府逆民意順京意那一幕便達到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

帝王之學 - 岑逸飛

2011年2月24日

生命通識

岑逸飛
帝王之學

電視劇集，甚至電影，不管是內地還是港產，都喜播帝王戲。帝王戲的核心主題是宮廷鬥爭，宮廷裏風雲詭秘，具有中國特色的權術智慧，把權術這個主題推向極端，玩弄權術成為每一個所謂「盛世明君」必備本領，也是每一位大臣的必修課。

宮廷的權力鬥爭特點，是沒有明規則而只有潛規則，或者明規則名存實亡，真正發揮作用的是潛規則。明規則寫在紙上、說在口上，但常是擺設，潛規則看不見摸不着，但實質上制約人的行為和決定人的命運。

這一套教帝王「潛御群臣」的帝王之學，來自韓非子，令人心成為「陰森的秘窟」（牟宗三語）。韓非子是先秦法家，講法、術、勢，其中的「術、勢」之說，源自道家。古代稱「帝王之學」是「君人南面之術」，班固《漢書．藝文志》形容道家「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古人南面稱王，故所謂「南面之術」，即帝王之學，集中中國古代帝王的領導學、謀略學、管理學以及識人術、用人術、縱橫術等為一體的特殊學科。而事實上，老子在《道德經》說話的對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帝王，提出「聖人之治」的問題，其主要關懷，是帝王應以何種方式統治百姓和管理好國家。至於莊子，其內篇也有《應帝王篇》，講述所謂「明王之治」。

老莊的帝王之學，例如老子，提出「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莊子則認為治國理想應隨順人民的真性，而不是透過帝王個人的臆度或制訂各種政令。可惜這種思想傳到韓非子，便成一種墮落，因為他偷取了道家不拘泥固定形式的無為哲學，落實在帝王統治上，是喜怒不形於色，不讓臣下推測，而統馭群臣的方式，是陰晴不定，難以掌握。如此才不會反被臣下駕馭。

中國政治文化其實是儒法互補，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中國並沒有從此真正成為儒家一統天下，而是明是儒家，暗是法家，儒家學說被公開宣揚，法家策略則是暗地運用，歷代統治者對韓非子的帝王之學只用不說，諱莫如深。

綜觀漢代以來歷史，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晉時宮廷內亂，隋煬帝苛刑酷政，李世民逼宮殺弟，武則天任用酷吏，朱元璋殺戮功臣，雍正、乾隆大搞文字獄等，無不留下韓非子的深刻烙印。

幾千年來的帝王統治，在法家式帝王之學薰陶之下，令權術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甚至深深扎根於中國的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變成了中國人的生存智慧，長久受到浸染，形成中國人的突出國民性：老謀深算、城府甚深、詭計多端。

「權」字本身就有「權變」之意，也就是「詐」。特別在官場鬥爭上，玩權術玩得精湛的比比皆是。中國古代的政界人物，無不通曉權術，如果權術不到位，就很難善始善終。權術是官場的「遊戲規則」，優勝劣汰。這種權術病魔，官場鬥法，成為中國數千年來官場政治的怪胎。

雷曼判決有公義嗎？- 王岸然

2011年2月23日

王岸然
雷曼判決有公義嗎？

中銀前線職員張瑰瑰被商業罪案調查科控以欺詐或魯莽（reckless）的失實陳述，引誘他人投資，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7條的案件審結，結果是六項指控皆不成立，中銀和被告當然歡迎判決，說是還以清白。筆者不會形容這是中銀的勝利，這是玩弄和出賣香港司法公義、以求登上特首之位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的勝利。

一般市民，包括筆者，基本上還是信任司法制度，還是信任99％的判決是公正的，誰知餘下的1％空間，會給奸詐的人、有權勢的人和不義的政府加以利用。按證監會於2008年12月向財政司就「雷曼事件」提交的報告中的第17.2段所言，證監會接受了近八千宗針對銀行職員的投訴，包括主動游說，職員完全沒有考慮顧客的風險承受能力，指產品與定期存款一樣安全，職員只重點介紹迷你債券掛鈎的知名機構，沒有提及雷曼控股的角色。

簡單而言，這正是法例所針對的魯莽銷售和失實陳述，「張瑰瑰案」的案情一般而言屬典型情況，但為何本案卻慘敗收場，令公眾這類案件會有「告不入」的錯覺？這是因為黃仁龍的聰明與本案法官鄧立泰的愚蠢，聯手為司法不公義作出惡例。

甲組砌丙組 輸贏早有數

在證監會提交報告整整兩年後，政府才提出第一宗檢控，本身已說明問題所在，就是政府背後受到銀行業、特別是中資中銀的壓力，根本不準備認真追究事件；銀行亦不肯承認錯誤，從而作出合理補償。由於完全不檢控似乎說不過去，想上位的黃仁龍於是利用精準的法律專業知識，弄幾件告不入的案件，蒙騙公眾，為不再作刑事檢控製造輿論聲勢。

公眾也不上當。港大法律教授張達明指證人記憶力不一樣，不可以因為本案而影響其他案件的進行。湯家驊的說法更是精準，一分不差，道出問題中的問題所在，「對警方以證據鬆散的案件進行檢控，感到奇怪」。湯認為本案控方證據不到入罪水平，就根本不應檢控。這間接說出黃仁龍是故意安排了一場必輸的「中銀檢控案」。

筆者兩星期前特意到法庭旁聽本案的結案陳詞，本欲在法理上研究一下，結果嚇了一跳。中銀職員由「的近律師行」一隊精英律師作代表，輔以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而控方呢？是一位英文口音差、說話口窒窒和沒有戴假髮的普通律師，這根本就是一場甲組對丙組的比賽。黃仁龍的安排，過於苦心了，令人一看就明。

這類情況，很依賴法官的明察秋毫，主動研究案情。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官沒有這個責任，法官只依據控辯雙方提供的資料斷案。作為一部審判機器，本案的鄧立泰法官只按預定程式工作，已令人慨嘆；更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裁決免受上訴庭推翻，判詞中竟然照搬辯方的政治性指控，足見其司法裁斷的質素，何等低下。

辯方資深大狀指「雷曼苦主是受政客、特別是民主黨所煽動，所以才會誤會自己被騙，然後報案」，鄧立泰基本上接受了這個論述，在判詞中苛刻批評苦主，認為他們說謊，其中一些說法近乎荒謬。他批評李姓菜販曾經作出衝擊銀行的激烈行為，有以不擇手段取回資產的傾向。衝擊銀行有多激進？最大問題是這與她曾否受騙完全無關，法官明顯具有偏見。

此外，鄧立泰指另一個四十歲的貿易公司東主是年輕的成功生意人，被告根本不可能向他作出失實陳述。然而，史上有無數專業精英或成功人士遭受欺騙的案例；其實用常識想想，就明白精英人物由於自負，更容易受人欺騙。

政府玩手段 抗爭沒了斷

筆者再舉一個簡單不過的理由，大家就明白黃仁龍利用司法程序協助中銀脫罪，是如何用心良苦——為何本案只檢控前線職員，而非銀行身為法人【註】，與職員串謀犯法？更公平的做法是，只檢控銀行犯法，職員只須充當證人。鄧立泰指職員只按一貫銷售手法，沒有特別的獎金，所以沒有犯法的意圖；這就算是事實，也不等同銀行本身沒有「魯莽」誘人投資的犯法意圖。正好相反的是，在商業社會這類意圖十分明顯。

筆者舉一個上訴庭的案例（CACV 329/2008），大家比較一下，便會明白——電訊管理局判罰有線電視（不是僱員），因為有兩名前線職員游說顧客購買合約時作出失實陳述，聲稱有線將肯定提供英超聯的足球節目（游說時有線未有轉播權，最終也沒有）；有線電視以內部指引不准職員作出類似失實陳述作為抗辯理由，但上訴庭不接受，並指職員犯事，是法人的代理人（agent）犯事，即等同法人犯事。

「張瑰瑰案」或是同類案件的檢控目標，首要是法人銀行本身，在這樣的檢控情況之下，中銀就要將所有內部培訓資料、政策指引等呈堂，中層負責設計推銷雷曼產品的主管亦要出庭解釋一切，事件的圖像就會十分清楚，第一責任本來不在前線人員。

現時的審理，是中銀內部所有有關銀行促銷迷債的資料均沒有呈堂，黃仁龍是巧妙地利用了法官對前線職員按指示工作、沒有犯罪理由的同情心，故意提供不足夠的資料，旨為中銀開脫；而公眾就只會簡單地以為中銀沒有犯法，事件只是苦主貪心與胡鬧（連法官也遭誤導，一般人焉會不受騙？）。

利用大多數人的無知，拉一派、打一派，以欺壓少數人，本來是殖民地時代的統治手段，回歸後政府官員與建制勢力反而將這一套製造社會不公義、埋下社會仇恨種子的做法發揚光大。十多年來對付爭居權人士的權益、對付法輪功就是用這種方法。

中共對待「六四事件」也是同一手段，也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少數人遭受不公平對待，必然堅持抗爭；社會上總有少數不值這類可鄙行為的人協助他們，這就令到事件沒完沒了。

黃仁龍與特區政府再玩弄手段，只會激化矛盾，「雷曼事件」將一如「居港權事件」，不會完結。

軍權在握不會交權 中國穩且有利可圖 - 林行止

2011年2月22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軍權在握不會交權 中國穩且有利可圖

一、

如果北非及中東（ＭＥＮＡ地區）、阿拉伯與非阿拉伯（伊朗）國家風起雲湧要求執政者落台的街頭示威活動，是受突尼斯和埃及獨裁者被「人民革命」逼宮後交出權力「和平演變」的影響，這些民眾也許會因為對當權者的反應作出錯誤估計而吃盡苦頭！史丹福政治科學系教授占士．費西隆去年十一月定稿的〈自我強制的民主〉（J. Fearon:〈Self-Enforcing Democracy〉, Center on Institutions &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14）開宗明義指出，當控制軍隊的當權者在大選中落敗時，他們選擇以武力奪回政權的機會大於一切……何況尚未落台而軍權在握的當權者！

事實上是，突尼斯和埃及的軍方雖與文人政府同鼻子出氣，但當人民的矛頭直指執政者時，早已成為「獨立王國」的軍方為保本身權位和利益，便掉轉槍頭，「站在人民的一邊」；如此這般，國家避免一場血腥浩劫，他們的政經利益亦安然無恙。然而，人民能否分享「革命果實」，塵埃落定後自有分曉。

無論如何，和平轉換政權的表象所起的示範作用，令那些被獨裁者壓榨多年的各國人民拉標語上街，可惜，這些國家都是軍政合體而且獨裁者大都做好把權位傳給後代的部署，他們怎肯一見反政府群眾上街便交出權力；更有甚的是，這些專制獨裁者莫不與美國建立了利害交纏的「友好」關係，有的國家如巴林甚至是美國國務卿口中的「走向民主政治的榜樣」（去年十二月希拉莉．克林頓訪問該國時，公開說她對巴林已走上民主康莊大道留下深刻印象）。巴林位居波斯灣要衝，夾在伊朗與沙地阿拉伯之間，是中東石油出口（約佔世界石油供應百分之四十）必經的港口，巴林政權一旦易手，不僅會使石油供應失序，並可能打亂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布局（美國在中東「維和」的第五艦隊總部及基地均設於該國）；更重要的是，百分之八十二巴林人是回教徒，而其中約七成是什葉派信徒，但皇族及統治層則屬遜尼派，即少數遜尼派統治多數什葉派；由於遜尼派槍桿子在手，因此長期來與什葉派「相安無事」，不過，如果改朝換代，什葉派當權，新政府遂有與同為什葉派當權的伊朗政府結盟的可能，即使在美國虎視眈眈下不能公開示好，亦會暗底下互通款曲，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便潛存危機；在巴林皇室仍緊握軍權及擺出一副與人為善姿態後，美國便不理會遑論支持上街爭取民主打倒封建皇朝的群眾，聲言「不干預他國內政」了。巴林人口不足七十四萬（中情局○九年統計），上街人數在二萬五千至二萬八千之間，比例不可說不大，但美國就是置若罔聞，視「人民力量」如無睹，其雙重政治道德標準，昭然若揭。

二、

利比亞是另一個絕不向「人民革命」低頭的國家，為免步其左鄰突尼斯及右里埃及相繼被推翻的覆轍，利比亞那位被「維基解密」形容為垂垂老去迷戀其烏克蘭金髮性感妖冶（voluptuous blond）護士的強人卡達菲上校＊，以絕不手軟的血腥手段進行鎮壓，據報已死了五六百人；他的一名兒子還上電視宣稱「會戰至最後一枚子彈」（until the last bullet），擺出絕不與反對派妥協的姿態；另一方面，當局除答應倍增公務員薪金，還承諾會進行連串憲政（包括改國旗和國歌）及經濟改革。迄截稿時，利比亞局勢並無緩和之象，美國只是「哀悼傷亡」而非嚴詞譴責！

本與自由世界為敵的利比亞，○三年九月突然「放下屠刀」，放棄「核計劃」，自此與英美等國家恢復邦交，由於油藏甚豐，因此可說很快便「打成一片」；其油產直銷歐洲諸國，英法等則批准對其售武（去周末英國政府宣布與利比亞簽署的八份售武合約失效），而幾乎所有西方油公司都與利比亞有合作開採或提煉石油的計劃，看在能源份上，西方國家在利比亞已下了重注。

以當前的形勢，利比亞局勢可能真的一如卡達菲之子的預言︰「已處於內戰邊緣」；內戰指的是種族為爭奪石油資源之戰。利比亞油藏最富在東部（以最先「出事」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為中心），卡達菲的部族Qatatfa位於南部，他於一九六九年掌權後，政策向南部傾斜，東部雖然賺最多外滙卻只有不成比例的回報（當地的公共建設以至教育醫療等均不及其他地區）。利比亞由於人口不算多（約六百五十萬）而幅員甚廣（一百七十七萬平方公里），向來有引入外勞尤其是僱傭兵的傳統，此次政府與「街頭戰士」槍來炮往，據說便是僱傭兵各為其主大打出手。利比亞政府軍以巴基斯坦、孟加拉及查德（Chad）人為僱傭兵；示威組織者（地下民主派）的僱傭兵則來自埃及、突尼斯、蘇丹、巴勒斯坦、敍利亞及土耳其；據查德電台二十日的消息，僱傭兵的月薪在一萬二千至三萬美元之間……。

三、

北非和中東政局亂成一團，不論當政者落台與否，該區的政治將不可能如過去三四十年般穩定，這即是說，獨裁者投入西方讓西方國家公司獲得源源不絕的石油供應，而統治階層則視國家財富為私產的「美好日子」，將須作出調整；那些仍保住權位的專制者，相信會逐步釋出權力，讓較多人分享財富，藉以平息人民的怨氣。不過，這種發展意味為長期操控該區政局的美國增添困難，以過去擺平獨夫便功德圓滿，今後則要平衡各方利益，困難大增，不難理解。肯薩斯州Washburn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去年底發表的論文〈以外交組合理論看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L. Ali Khan:〈A Portfolio Theory of Foreign Affairs-U.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 ssrn.com），以組合投資理論剖析外交關係，別出心裁；作者指出全球不同國族不同語言以至不同教派的五十七個回教國家，教美國外交人員疲於奔命，而且經常出「狀況」，如今ＭＥＮＡ加進「民主成分」，看來更難纏。這種情勢對看中該區能源業蘊藏的國家如中國較有利，以在局勢混亂中較易找到切入點！

中東北非的亂局特別是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會否傳染給中國？有意把之帶進中國的，肯定大有人在（請閱southasiaanaysis.org二十一日編號四三四二的特稿），而內地亦確有老（踢派出所的門要求釋放被捕青年）中（目睹警察公然捉人指無法治）青（公開對着鏡頭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大膽地做出一些當局不願見的事，可見民怨甚深。不過，以中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制度，在當前的情形下，當局為了「維穩」炒起Ａ股（見昨天本報穆真的〈神州最前線〉 ）的可能性大於出現自發性且有威脅性的「人民革命」！

＊一九六九年卡達菲上尉發動不流血政變奪權後，二十七歲的他把自己升為上校，同時取消國會，讓人民通過層層的議會和委員會，管治國家，實施他發明的「人民直接民主」（其實由卡達菲分而治之）；由於打破舊體制廢除舊建制，利比亞既沒有總統、總理，亦沒有將軍，這即是說，上校是最高的軍階。

號稱「北非狂人」的卡達菲，七十年代政權穩定後，在利比亞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的《綠皮書》（共三章，分別寫成於七四、七八及八○年，然後編成一書，英文版不足九十頁，○五年再刷），此書的內容，筆者認為不過是「食飯前要洗手」的濫觴，並沒有太多「可以一學」的東西；而卡達菲認為傳統教育剝奪人的自由選舉、創造性及優越性，因此必須全面取締，倒與我國文化大革命時的主張同；與老共相同的還有「民族主義是推動歷史的動力」。

特首避傳媒的深層次矛盾 - 林天悟

2011年2月7日

林天悟
特首避傳媒的深層次矛盾

送虎迎兔，香港特首好像換了另一個人，他的名字叫何鴻燊，職業欄填上「澳門賭王」，家庭狀況寫明有四位太太及十七名子女，身家有待準確點算及分配。

不是嗎？賭王拍攝的賀年短片得到各大傳媒大篇幅報道，那句祝願「社會和諧，比『安全兔』更安全」，生動鬼馬又語帶雙關，令人即時牢記並會心微笑。誰說富豪爭產與民無關？近期何家成員一舉一動成為城中熱話，「何家身家何家猜」的順口溜更是熱門賀年短訊，親友拜年少不免對何家家事評頭品足，只恨沒有博彩公司開盤，否則押中了注就可以發新年財。

特首「怕擾民」 低調訪荃灣

相比起來，特首曾蔭權的賀年短片人氣度幾乎等於零，完全無人關注，連惡搞版本都不多見；而他與夫人逛花市竟沒有按照慣例通知傳媒採訪，雖說是不欲打擾商戶做生意，免得因過分擠擁而擾民，但若如此藉口都成立，那麼以後所有高官活動都毋須公開，悄悄做完後由新聞處統一發放相片和短片算了。所有傳媒都知道，這種官樣文章必然是和諧到極致，一切人事都可事先安排和加以剪裁，「主角」既可避免受到記者的質詢，也不會有示威者「恭候」，一旦遇到負面反應更可過濾過濾，免卻一切麻煩風險。

特首今年不去全港最大的維園花市，也不去十分熱鬧的花墟，只選擇到荃灣買花，令人懷疑是因為前者有不少八十後及九十後年輕人擺檔，較易遇到反對意見或出現混亂場面，加上不想記者問及有關拒絕民運人士來港一事，以及發出埃及旅遊警告等棘手問題，故採取如此策略。無論有什麼原因，曾蔭權身為特區首長，繼去年悄悄落區宣傳政改後，如今再次刻意避開傳媒，此等安排是嚴重損害了傳媒監察政府的權利，亦非一個真正聽取民意的官員所為，如此壞的「先例」一開再開，相信食髓知味，陸續有來。

去年6月，特首曾到港島多個區域，包括灣仔太原街街市一帶宣傳政改方案，官方發放的片段顯示市民普遍反應正面。但記者到該區向商販查詢時，卻揭發許多反對聲音均遭刪掉，當時香港記者協會已批評特區政府如此安排不可接受，因高官落區涉及公帑開支，傳媒有權監察，市民亦有權爭取機會表達意見。可惜事隔僅數月，曾蔭權把首長逛年宵這種傳統活動都「特事特辦」，有行家形容是對民意「龜縮」，較首屆特首董建華更沒量度。行家憶述：「當年董特首民望更低，甚至有市民埋怨在年宵見到特首行衰運，又有人高呼：『董建華下台』，但董先生仍從容面對，沒有迴避市民和傳媒，這方面值得現今的特首和高官學習」。

所有傳媒機構都希望派員親身採訪新聞，除了涉及版權問題，記者亦可以有不同角度，若政府經常作出如此「體貼」的安排，即替傳媒老闆省下人手，除了危及記者飯碗，也損害新聞的公信力，此類手法更與內地領導人建構面子工程無異，理應受到社會各界譴責。從宣傳政改到逛年宵，傳媒看到的是特首與民意愈走愈遠，甚至懶得理會批評聲音。特首在賀年短片呼籲市民勿因應節亂買兔仔，養兔前要「停一停，諗一諗」，新一年行家最希望的，是特首和一眾高官再次「鬼祟」落區前，也要「停一停，諗一諗」，勿因一己之便而損害行之有效的傳媒監察體系，不要企圖在香港建構CCTV或新華社。

記者不在場 市民不作聲

曾蔭權曾經說過，他私下落區宣傳時，罵他的人其實很少，反對聲音亦沒有太多，市民普遍支持政府政策。但每當有記者在場，情況便大為不同，言下之意好像在指摘傳媒妨礙他聆聽「真正」市民聲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過年期間跟友人聚會時提及這個問題，大家提出一些很有趣的見解，或許值得高官研究參考。

數名朋友的學歷由中學至大學不等，主要從事文職，平時看重家庭工作玩樂，不大關心政治。假設性的命題是：假如你反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對某官員的言行反感，當你在街上見官員巡視時，有否傳媒機構的記者在場，是否影響你的反應？綜合朋友的意見是，假如現場只有到官方人員，一般會選擇閃躲，若避無可避時，會說一些中性話，或者違心地說一些正面句子。但若有市民熟悉的報章或電視台記者在場，則傾向說一些較激烈的反對話，甚至拒絕與官員握手，勇於表態。

朋友解釋，小市民面對官員時，優勢上已先矮了一截，加上現場的貼身保安及隨從散發唬人氣勢，一般人都會給嚇倒，因預期反對話說了也沒用，所以選擇沉默。但若有其他傳媒在場，市民覺得記者的天職就是監察政府和提出質詢，跟群眾站在同一陣線，而過往例子顯示，反對意見可透過鏡頭放大，威力倍增，市民便較有勇氣說出心底話。這正好說明為何有傳媒跟隨時，官員遇到反對聲較多的深層次原因。

政府獲得市民讚賞是必須的，但很多時候反對聲更值得參考和反思，當主流傳媒出現大量批評政府的聲音時，我們看到的是特首寧願躲在禮賓府老窩中做隻「安全兔」，難怪有行家說，有點懷念前朝的慈祥老人了。

就新聞價值而言，傳媒「捨曾取何」是沒有任何爭議的決定，但不少行家卻心繫埃及亂局，但見一個賭王竟然頂得上地球另一端的百萬人民，港人着緊的只是旅遊計劃給打亂，無視歷史大事正在進行中。有人慨嘆香港傳媒缺乏國際視野，人文關懷的氣節殆盡。

農曆年前後，許多傳媒將重點放於花市、煙花和賭王爭產之上，除了因為香港真的一片歌舞昇平外，亦因為埃及文化與華人社會相異，但最重要的是傳媒高層「輸不起」。都說現今香港傳媒最怕是「人有我冇」，當對手都甘願當賭王棋子，協助把爭產事件「有咁大搞咁大」時，任何一家傳媒想保持「獨立思考」，押注在其他新聞上，都必須承受較大風險。問題是，傳媒高層都忙於爭取個人本錢，平手總算不會輸，哪有膽量冒險呢？

傳媒工作者

天安門廣場上的孔子像 - 陳困困

2011年1月24日

北京觀察

陳困困
天安門廣場上的孔子像

孔子回來了，低調又高調。

1月11日，一個高9.5米的孔子青銅雕像被安置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側，歷史博物館北門口，面對着繁華的東長安街，斜望金水橋後的毛主席畫像。北京的媒體說：「天安門地區又添文化新地標！」

不得不說，孔子是個很厲害的老人家。50多年前，全國人民喊着口號把他驅趕出中國人的文化視野；50多年後他「雙手合十，身佩寶劍」成為在孫中山和毛澤東之後，常駐天安門廣場的「第三人」。

高調釋放出某種信號

該怎麼理解孔子的「回歸」？ 一夜之間他就那樣低調地立在了天安門廣場旁，像其他眾多的決定一樣，沒有任何說明；然而雖然他只是默默地站在那裏，卻明明又高調地釋放出某種信號，某種決策的方向。我認識的一位原美國記者在給我們總結他從七十年代開始報道中國的經驗時說：「中國人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能僅僅從表面上理解，你要學會從官方的報道裏看出細微的變化，進行合理的揣測。」

什麼才是「合理揣測」？這是中國在經濟崛起之後，為文化軟實力崛起所釋放的信號嗎？還是政府終於覺察到中國人的思想危機，以及傳統文化的巨大力量，從而開始積極地尋求認同感？或是意識形態與傳統文化終於達成一致的開始？又或者所有的這些解釋都只是過度的闡釋，它只不過是領導們眾多一拍腦門突發奇想的決定之一？這一切可以有很多理解，而且似乎每一種理解都不無道理。

鳳凰網和中國零點調查機構在2010年底共同策劃了一個叫做「中國信仰調查」的調查問卷，在開篇的導語中問道：「今天，中國人該信仰什麼？」袁嶽，零點研究諮詢集團董事長，之後在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中談到調查的結果時說，參與調查的人中，最多人選擇「信命」。命，這個飄忽不定的名詞，在中國經濟真正開始實現「趕美超英」的時候，突然成了最多人信仰。

回望過去的2010年，從富士康的「13跳」到李一鬧劇到「李剛是我爸」，代表着迷失的農二代，信仰缺失的富人階級，以及官員權力的極端外露，每一件事都在衝擊着人們脆弱的神經。這一年中國正處於一個快速轉型期，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快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仍處在討論期。

在這個社會的轉型期，人們承受着種種不適應甚至痛苦，它瓦解了人們原有各種價值觀、倫理觀與社會觀的同時，並沒有及時整合出新的價值觀與道德底線。於是一種新的生存法則生成了—它看起來自由放縱雜亂無序，其實卻控制嚴格等級明確，人們在其中已經分不清楚自己是受益者、參與者還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於是人們選擇「信命」是不是等於「認命」？

迫切需要新體系教化國人

這也許也是國家選擇讓孔子思想復興的原因：當今中國社會有愈來愈多的問題需要得到解答，人們呼喚社會責任感的同時，也日益感覺到某種道德的空白。中國也許也已經意識到某種社會價值體系的缺失，因此迫切需要一種新的體系，能夠將迅速致富的中國人教化得更為馴順得體，而不是個個性格暴戾心理失衡。

孔子在中國的復興，除歷史因素，也有其現實脈絡。戰國時期，法家獨大，儒家思想並沒有得到特別的重視。直到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才蓬勃發展。只因為儒家思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的思想，實在很合適教化天下。這一次外媒更分析官方願意重拾孔子思想的主因在於，孔子強調「和諧」。

一個國家應該有得到大家認可的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但卻絕對不能要求國人都要有共同的「信仰」。有些信仰固然更接近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但為了政治目的而去號召大家擁有某種信仰，拿來要求國人與國家，當作政治宣傳，那就很可怕了。

孔子回歸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為焦躁的北京城帶來精神上的清涼。但對於當下而言，也許正如盲人歌手周雲蓬所說，我們缺少的不是信仰，而是底線，底線比信仰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