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性譴責暴力 - 馬國明

2010年1月25日

城市筆記

馬國明
選擇性譴責暴力

「人生而自由，但卻總是帶着枷鎖。」雖然二百多年前說的話今日不幸地仍適用，但今日人們都不難明白為什麼人總是帶着枷鎖，要解決的問題反而是怎樣才可以解開枷鎖。向那些親手給他人套上枷鎖的人苦苦哀求固然無濟於事，對方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向更高層的人說明自由的可貴更是徒然，對方根本就是因為害怕人人自由的局面才下令要把枷鎖套在其他人身上。使用暴力打破枷鎖是否是唯一的方法？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有如教科書般將使用暴力打破枷鎖的好處和壞處清楚無誤地展現出來。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國民議會中的資產階級另起爐灶，並隨即發表人權宣言的一刻，巴黎的無產階級奮起攻破性質跟北京秦城監獄相近的巴士底監獄。暴力革命帶來的解放是何等振奮人心，但對既得利益的階層而言卻又是何等震驚、何等震撼。他們立刻像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一樣，感到被圍困，紛紛逃亡國外。但法國王帝路易十六喬裝平民逃亡英國的計劃卻在最後一刻被識破而被押返回巴黎，逃亡的舉動更被巴黎民眾認定是賣國，最後被送上斷頭台。發展下去，被送上斷頭台的不計其數。在整個十九世紀裏，歐洲的思想家不斷爭論法國大革命這種暴力革命的好壞，Thomas Paine 的The Rights of Man 和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這兩部著作可以說是代表着正和反兩派的意見。

十九世紀俄國思潮爭論激烈

不過從思想交鋒的層面而言，在整個十九世紀裏，爭論得最激烈，不同思潮之間互相牽扯產生的思想發酵（intellectual ferment）作用最熾烈的卻是位處歐洲最邊緣的俄羅斯。統治俄羅斯的羅曼諾皇朝是全歐洲最專制獨裁的政權，自從由參加平定法國革命戰爭時感染了自由思想的俄國軍官發動的十二月革命失敗後，俄羅斯的青年人便苦心思索推翻專制獨裁統治的途徑；有人選擇回歸俄國的鄉土，與俄國的農民共患難，期望有朝一日可以與農民一起改變不公義的社會；有人認同無政府主義，以為任何政權都會帶來壓制；有人選擇暗殺，以為把權貴們殺光，社會便不會再有不公義。屠格列夫的《獵人日記》刻劃俄羅斯的鄉土情懷，他的《父與子》則探索與無政府主義一脈相承的虛無主義。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和《惡魔》刻劃當時俄國的思想交鋒和不同思潮之間的拉扯衝撞。《罪與罰》和《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則探討理念思辯可能引發的暴力後果。

1月16日，特區政府不理社會上要求擱置興建高鐵的聲音，數夠票之後便要強行通過撥款的議案。反對撥款的人士發起萬人包圍立法會的行動，當議會通過後，在場示威者試圖圍繞立法會表達不滿。但警方立刻架起鐵馬，示威者當中有人試圖拉開鐵馬，再加上有在場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現場的新聞報道立刻不斷重播示威者拉開鐵馬的片段，但警員使用胡椒噴霧的情景卻好像未能攝入鏡頭。事件發生後，報章的社評大多集中討論示威者拉開鐵馬和包圍立法會大樓，令到鄭汝樺和一眾保皇黨議員不敢離開立法會這兩件事上。對於高鐵是否值得花669億元來興建，對於立法會的畸形組成根本不能有效監察行政機關這兩項示威者提出的問題卻完全不提。至於原本說要問一問自己是否變得保守的曾蔭權高調譴責示威者一事並不意外，令人意想不到是一些令人敬重的學者也加入譴責的行列。當然這些學者的動機和口吻有別於曾蔭權，他們都是善意地勸導示威者，不要超出和平抗爭的界線；他們提醒示威者，香港的主流社會只會接受和平理性的抗爭方式和行為。但這些諄諄告誡的言詞，在社會上產生的效果卻只會變成另一種針對示威者的無理譴責。

媒體沒理示威者為何拉鐵馬

這裏先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在1月22日《明報》論壇版發表的文章作例子，這篇文章的標題是〈一腔熱誠、萬千珍重〉，文章一開始便讚許反高鐵示威者反抗社會不公義的熱誠和勇氣，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作為五十後的過來人，懷着真誠謙虛的心意，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連水樽也不應擲。如果他們追求的不是革命，和平理性非暴力就必須堅持。」編輯以克體突顯這段文字，這段文字的語氣也是全篇文章的語氣。張文光十分小心謹慎，以孔子那種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語調訓導反高鐵的年輕人。寫他那篇文章時，張文光不自覺地以長者自居，他似乎沒有想過他其實可以跟高鐵的示威者平起平坐，一起探討問題，完全毋須論資排輩。事實上，對高鐵的各種問題，恐怕張文光要向示威者請教。但最要命的是他那句「請他們在暴力邊緣劃線」，無形中把整個反高鐵運動描繪成到達暴力的臨界線。張文光的文章和主流媒體的報道一樣，完全沒有理會示威者為什麼要拉開鐵馬。至於擲水樽一事，現有的證據根本不能指證誰人擲水樽。現場除了有反高鐵的示威者之外，還有不少圍觀的市民，亦必會有一些扮作市民的便衣警察。在疑點歸於辯方的原則下，不應將責任歸於任何人。一句「連水樽也不要擲」卻清楚說明張文光已認定擲水樽的是反高鐵的示威者，人類社會到目前為止，即使科技突飛猛進，依舊極之不公平，強權往往凌駕於公義，因此暴力的形式層出不窮。拉鐵馬、擲水樽是暴力，警察使用胡椒噴霧和他日強行清拆菜園村不也是暴力嗎？大家當然知道有所謂合法和合適的暴力這回事，在一些人眼中監禁劉曉波不也是合法和合適的暴力嗎？

認定網上欺凌是年輕人專利

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裏，暴力無處不在，著名的學者和評論員蔡子強便在〈需要世代對話，而非世代戰爭〉一文中提出要關注網上欺凌這種暴力。蔡子強說得對，不能對這種暴力視若無睹，他提出來討論是必須的。但他的文章卻有意無意間認定網上欺凌這種暴力是年輕人的專利，就如使用胡椒噴霧是警察的專利一樣。文章的題目或許是報章的編輯所加，但卻完全符合文章的內容。世代戰爭幾時開始了？

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不過像陳冠中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樣，將一些香港社會現象概括說明，不同的是說明的年代和範圍更廣泛而已。但不知何故卻演變成一種以偏概全的世代論，呂大樂是社會學家，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相同年齡組群內必定存在各種源於家庭背景、階級、性別等差別。任何關於世代的論述都必定是高度概括，為了探討問題從事研究，這種概括是必須的，但千萬不要當真。像暴力的問題，面對以暴力革命得天下的中共政權，面對劉曉波及其他國內維權人士的監禁，面對基本法二十三條再一次立法的可能，年齡由零至一百的人處境都一樣。中共龐大的國家機器擁有使用各種暴力的專利，雖然香港暫時免於這些暴力，但威脅卻存在。香港當然不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但杜斯妥也夫斯基對十九世紀俄國社會那種不同激進思潮拉扯衝撞的深刻描述正好是深化討論的材料。反高鐵的年輕人其實都是水平甚高的人，與其說什麼世代溝通，不如大家一起平起平坐，不分年齡，不要論資排輩，大家一起探討十九世紀俄國的青年怎樣面對專制獨裁的政權，這樣才不至於犯了選擇性譴責暴力的錯誤。

失公緣何而起？法治誰先罔顧？- 林行止

2010年1月20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失公緣何而起？法治誰先罔顧？

一、

〈曾蔭權忽然變臉　八十後處境堪憂〉 ，這是昨天本報「獨眼新聞」的題目，清楚點出數日之間行政長官對「八十後」態度驟變，顯示特區政府及其主子並不認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是相信「只有犯錯的人民沒有犯錯的政府」（請參考昨天本報「社評」 ）；從去周四「一副慈祥父親的樣子」變至周一的嚴詞申斥，曾氏這種心路歷程變化堪稱戲劇化，也許這是幕後「推手」發功有以致之，紀曉風這樣寫道：「老紀不信不信還須信，不少人說曾蔭權是『行政人員』而非『行政長官』，原來是真的！」在北京看來，香港行政長官不過在履行不必兼管外交及國防的市長職務，稱為「行政人員」，並無貶意。

在周一見報的「專欄」，筆者還寄望透過「糾正」長期被「扭曲」的議事程序，以平息民間怨氣，進而令社會趨於「和諧」；可是在行政長官和保安局局長相繼高調對「一．一六高鐵事件」作出疾言厲色的反應後，這種想法便當加上「一廂情願」四字；「群眾抗命陸續爆發」，看來是無法逆轉的社會大趨勢！

大概是看出端倪，昨天余錦賢的「香港脈搏」以〈當權者勿造「第一滴血」〉為題，語重心長，但「熱血青年」許有以更激烈行動試試當局等同宣示將採納「絕不手軟」的「鎮壓」手段究竟有多「硬」。這種發展，對香港社會特別是「八十後」都很危險—說「危險」不一定恰當，總之香港要為這種互轟的戾氣付上沉重的代價。不過，對力求社會和諧穩定即不願見所謂「劣質民主」在香港出現的當權者來說，如果有人「流第一滴血」便可達此目的，代價哪算沉重！

昨天呂大樂的〈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一文，對反高鐵群眾圍堵立法會的行動提出善意批評，他主張應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原屬正確無誤；問題是挖空心思使「追求民主」永遠（在制度未修正前）成為議會的少數派，這種議會結構便只有北京授意的進度，沒有港人爭取落實本地民意的機會，由於結果已寫在牆上，爭取民主程序是枉費心機、白費心力。北京比樹懶還要慢的循序漸進式民主，令香港未合情理的投票制度裹足不前，使港人沉不住氣，更有甚的是，連「普選」這個人人知道等同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的定義亦有待人大常委界定才能作準，不肯坐待「民主南流」、有民主理想和追求公義的港人—包括「八十後」—起而主動爭取、抗爭，似乎是迫不得已的發展。看到周六晚的混亂激情場面，呂教授擔心長此下去，也許有人要「流第一滴血」，心所謂危，希望透過理性剖析，令有關行動降溫，宅心仁厚；然而，力圖改變不合理議會制度的民意又有什麼渠道可以有合理的紓解?!

二、

回歸十多年後，種種不公現象相繼浮現以至深化，令香港社會愈趨分化。不公之事，舉犖犖大者，經濟上是貧富懸殊愈甚，行政長官日前在立法會被問及此事時，以有社福保護網的「行貨」搪塞過關，其實他對這種現象心知肚明，對「保護網」無法把此鴻溝拉近更瞭然於胸，可惜面對政治經濟糾纏勾結的既得利益集團，他無心無力，只有得過且過以「保住這份工」。特區政府處處維護大企業尤其是物業發展商利益，既不公平又失公義，港人不滿之聲，早已清晰可聞，「有腦」的「八十後」看在眼裏、怒上心頭，成為燎原社會活動的火種。在政治上，北京為香港「度身打造」的「民主政制」，只顧及配合內地的「民主」進程，完全漠視在中、英談判期已被撩撥起來以追求民主為鵠的的本地「從政熱」，在這種情形下，一切唯北京馬首是瞻、不顧本地民情的香港政制改革，經過這麼多年的壓抑，隨着不公現象日多社會發展不進反退，民主訴求的爆發，又豈是偶然。

值得仔細參詳的「不公」現象，還有一改再改的教育制度，令入學門檻、教育機會不均進而阻礙了社會流動性向上運行，是形成社會兩極化的源頭之一；更有甚的是，北上工作才是香港青年的最佳就業出路，在那個一切講求人際、裙帶關係及政治正確的環境下工作，受西方或殖民地教育的青年如何適應？作最樂觀設想，充其量只能做一世難有出頭機會的工……。「八十後」不是徬徨心慌便是怨氣沖天，不抓緊表態機會發洩這股怒氣，還算敢作敢為的青年嗎？「八十後」在英國努力淡出以至退出後成長，本土意識比他們的前輩強烈，眼見令香港成為耀眼東方明珠的優勢如法治如公務員穩定性及行政機構有效率管治等逐一退化、消失，他們自感前途有限，再加上政治上處處受箝制思想缺乏出路，其不滿現實的情緒遇不平事便爆發。

如今的情況是，當局對「八十後」的處境與心境完全不理會，對他們不肯坐以待「宰」起而抗爭的活動要全力撲擊……演變下去，和諧香港必成絕唱！

周而復始 又苦又好 - 練乙錚

2010年1月18日
香島論叢
練乙錚
周而復始 又苦又好

我在本欄以本報主筆名義寫的最後一篇評論，是上周六那篇〈評港澳辦關於五區公投的談話〉 ；今天提筆，是向讀者道別。主筆之稱太沉重，掛此名第一天便覺如此——活了大半輩子，還不能「代表」自己麼？所以，這個專欄創設之初，只有作者姓名，不示「銜頭」。如此，兩個月後，在一個董事會後飯局上，女東主因我還未「進入角色」，向我提抗議，我受人二分四，拗不過，只好照辦，但心有不甘，遂請設計組的同事把「本報主筆」四個字縮小兩號、再加括弧，才放在欄目下面，阿Ｑ地自以為好過點。從今天起，如釋重負。解放了，自由了。但是，憑良心講，《信報》的主筆，敢說是世界上最好當的主筆；由頭到尾，東主和管理層沒半句說話跟我「討論工作」，除了有一次找我吃飯，問我可否每天多寫一兩篇。我喜歡寫作，但沒有「剩餘能力」。

文思有時而窮，幹了兩年零兩個月（比本來答應公司的多了兩個月），我這個「五十後」退下火線不戀棧，時間選得正好，因為香港年輕人已經起來了，完全有能力逐步上位，在各行各業接好班，包括評論界。明天起，我空出的篇幅不算少，本報老總往後物色作者，一定不會忽略初露頭角的「八十後」。事實上本報前不久開辦的時事寫作訓練班，長遠而言便包含發掘一批年輕人接棒的意思。社會轉型之際，風起雲湧，年輕人身處其中，有所體會，定會多想多寫多表達；此機不可失，筆者對文字工作的興趣，便始自七十年代一系列社會運動。

有些讀者會關心︰離開了《信報》，今後日子平淡怎麼過？答案是，除了親情常事，最在乎的，不外學問與遊歷。填補知識面上缺陷之餘，還想到外國學習語文；這些年來，總希望有一天能用原文通看塞爾班特斯、歌德和芥川龍之介的作品。當然，還有太多的興趣和課題想去鑽，不少是以前嘗試過，卻沒有時間繼續追尋的。我是個容易沉迷的人，喜歡上的東西，一頭鑽進去，不能自拔，箇中樂趣，非外人能道。三十多歲的時候迷古典音樂，還是個馬勒狂，有關他的著作、傳記、手稿，不知看了多少種；他的音樂，我只要聽到其中一個小節（bar），便知出自哪個作品哪個樂章，熟悉如此。我的博士論文沒寫很好，此是原因之一！四十多歲的時候，迷上芭蕾舞，學校圖書館裏那幾十套光碟都給我看「穿」了，並特別喜歡Prokofiev／Nureyev的《灰姑娘》（由Sylvie Guillem和Charles Jude領銜主演的那個版本；大家真的要到網上找這兩人的舞姿看看，擔保上癮；後者是一位法越混血兒）。那時因為做研究壓力大，才打消了老朽學芭蕾的可笑念頭。這幾年又迷Henry David Thoreau的書，那是「舊情復熾」，但沒多少時間看，因為得天天寫文章…。我想，大凡沉迷一件事物，人便像害高燒，就是後來放得下，也像大病一場之後的虛脫；好的東西像燒光碟那樣燒到心靈裏，一生受用不盡。大家看到，我想起這些東西，愈想愈興奮，幾乎忘了自己在讀者面前是個寫作人。以後還寫不寫？寫什麼？

航海世界據說有這麼一個傳統。老水手退下來之後，拿一根船槳往內陸走，走啊走，直至有一天有路人好奇地問他︰你肩上那塊怪模樣的木是啥東西？老水手於是知道離海夠遠了，可安然放下船槳，蓋小屋子過安逸生活。寫作之於我，還未到那個地步，不過，要休息一段時間，做點別的事兒，卻是既定想法，期間如非必要，不會執筆。我仰慕林行止先生寫評論健筆數十年如一日，但自知沒有那種德性和能力。之後會寫些什麼，現在很難說。評論文章也許少寫，因為多年來都希望嘗試別類寫作，但具體寫什麼，到今天還不清楚，像貝羅的雨王韓德森一樣，當初心裏不停燃燒着一個慾念——I want! I want!...，卻完全不知道自己渴求的是什麼。

世事真如易經中的卦。這一回，於我是第六十三卦，「既濟」。濟，是渡過去的意思；既濟，就是說，一個階段完成了。卦辭為︰「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大意是說，既濟了，小的方面亨通，應該從德行事，但前階段完成了，新目標又在眼前，穩定局面又在行進中打亂。「既濟」之後，第六十四卦是「未濟」；還有水未渡過，事情沒有完結。生活便是這樣周而復始，變得豐富，因而又苦又好。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 練乙錚

2010年1月7日
香島論叢
練乙錚
「八十後」與社會深層矛盾

近日本地有關「八十後」等世代爭議很熱烈，一般認為香港社會機會萎縮，階層流動減弱，老一脫戀棧不去，年青一輩上升門路收窄，形成強大代際張力，導致種種社會矛盾。筆者從一些簡單數據出發，對上述看法提出質疑。牽涉年輕一代的社會矛盾確實存在，不少還正在深化，但代際張力不是好解釋。

大家可先看一些人口數字。相對西方國家，國共內戰引致的社會動盪，把香港戰後生育高峰期推遲五至十年，而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湧港難民潮，則大大增加此戰後世代的比重。政府統計處去年中發放的人口年齡組別數字，清楚顯示這點，但政府用的年齡組別是以兩個相繼年代的中點為始末，和現時討論中常用的「八十後」、「九十後」有出入，不好比較，故筆者把分組方法和各組數字大略調整，得出附表。

西方戰後嬰兒潮輩出生年期一般定為1945-1964，但從附表可知，香港的戰後人口高峰期在國共內戰完結之後的一九五○年才開始，比西方遲了五年，但一直維持至七十年代末，合共約三十年，比西方長五年。而香港的「八十後」（不連「九十後」），人數比之前三個年代組別都少，比起「六十後」，更少了百分之二十。一般而言，若世代人口趨增，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分薄，彼此競爭較烈，名校難進、大學難入，因為各種設施都跟不上；相反，如果世代人口趨減，則新世代之內的人均資源增加，競爭減弱，名校易進，大學易入（除非政府「過橋抽板」，即時縮班、殺校）。據此，我們可作若干初步推論：（一）「八十後」的成長過程最幸福，佔用人均資源比其他幾個戰後人口組別都高；這還未把經濟增長因素考慮在內；（二）內戰一代（銀髮族）擔子最重，因為之後的人口急增，撫養比例急升；（三）「六十後」組別之中的資源競爭最烈；（四）「八十後」之前的世代人數多，已「把餅做大」，陸續退出來之後，「八十後」上位機會最豐。此外，認為「銀髮族」戀棧、阻礙「八十後」上位之說，亦似乎比較牽強，一來因為彼此之間還有幾個「後」相隔，並無直接衝突，況且八、九十年代有移民潮，不少內戰一代和「五十後」移民海外騰出空位，「塞車」之說，理據薄弱。惟一不利「八十後」上位因素，是港人壽命增長，受的教育亦增加，退休年齡可能延後，但此說亦有爭議，因為不少「五十後」幹得太辛苦，流行提早退休；筆者同輩（五十後）友儕當中，約五分一已提前進入「黃金歲月」，享受人生或追尋理想第二春，而並未受去年金融風暴影響。研究指出，「八十後」有強烈焦慮，但上述分析顯示，「代際張力」不是主要原因，論者或應多研究其他因素；筆者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

「八十後」是移民的第二、三代，成長條件好，但無法與新近出現的一些拼博意識極強的第一代移民作橫向競爭。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之後，出現大量「海歸派」，回流目的地首選是香港。這個情況在本地商界、財經界和學術界已十分明顯。在西方國家，大城市吸納地方乃至世界精英，是一個自然的連續過程，本地人較易適應、接受，但在香港卻是一個突變，再加上一些政府政策為之帶頭，如大專吸納內地尖子，移民首選內地精英，雖然都有正面作用，但對本來以為可享更多「人口紅利」的「八十後」而言，這種忽然出現的橫向競爭無異「飛來橫禍」，絕對難以「理性看待」；一般「八十後」，任憑怎樣自強增值，哪裏敵得過十三億人口精英中的精英？大環境之下的政府政策，未照顧這方面的問題；特區政府給「八十後」的最深印象之一，是「唔錫」本地人。

另外，「八十後」是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長大的。八九六四、中英爭拗、九七回歸、二十三條立法、五十萬人倒董、爭取普選，等等，在在與「八十後」一同成長；回歸之後，「港人治港」只是選擇性實現，既得利益只換膚色旗號而性質不變，民主改革卻一拖再拖，更令「八十後」之中比較政治敏感的一部分人走上激進之路。對此，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毫不理會，一些當權人物的言行更是火上加油。

此外，貧富懸殊自「八十後」懂事以來一直上升，政府卻忙着縮班、殺校、減少特殊教育資源、花六七百億建高鐵、強制驗毒…；這些社會政策交織成的圖像，又怎教富理想、易衝動的年輕人不生氣？

這些，才是產生「八十後」現象的真正原因，卻非這個政府在現存體制和意識形態之下可圓滿解決。

My friends from HK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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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業民主徒勞 從政足以糊口 - 林行止

2009年12月14日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志業民主徒勞 從政足以糊口

民主黨昨天召開的黨員大會，以大多數票否決了「五區總辭」的提議；雖然「五區總辭」的新聞擾攘多月、民主黨的有關大會為關心香港政事者所關注，然而，不管結果如何，只會影響民主黨與其他政黨的關係而無法左右香港政局。北京只准香港有花瓶式的政黨，其存在因此只有點綴民主而無實質民主的功用。

香港的民主踟躕不前，那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所致；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回歸後的宗主國奉行一黨專政，中共除了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口號外，怎會放行讓香港實現民主？幸好香港傳統的自由得以保持且在政治的風風雨雨中未致質變。

《中英聯合聲明》談判直至簽署期間，中國仍在經濟開放的路途上摸索，經濟成就遠不如今，國際地位更無當前的氣勢，加上「創滙靠香港」，令殖民者有為一九九七年後爭取香港「維持原狀」的機會；試想當年中國國力若像今日般——是美國的最大債權人、在世界舞台上擔當重要角色——她會遷就英方保持香港昔日的殖民地價值觀、一反港英傳統及北京原則走上「還政於民」政改之路的要求嗎？答案絕對是否定的，為什麼？其一是國人有財大氣粗（從經濟在某種程度要靠香港到成為香港的救援者，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不可能不變）的根性，而中共則有權力一定用盡的黨性；其一是英國覬覦中國市場而不會忤逆中國意旨，當然更不會傾力為港人民主而力爭！正因如此，香港是福地這句老話，至今仍算靈驗。換句話說，香港之有今日，不是命也，是時也！

「泛民主派」要在政制改革中加重民主成分、規劃「普選路線圖」以定期普選立法議員進而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原是值得全體港人以至世界民主社會支持的；唯有如此，香港才不會那麼輕易走進三權合作的死胡同（筆者斷言，三權失去獨立性後不出十年，香港便會淪為第三世界國家城市）……。安於現狀及了解北京不會讓香港人在政改上採取主動的港人實在很多，這些人即使大都認同該有「路線圖」的主張，充其量亦只會作言文表態、在不記名投票時也許會投合眼緣的有關政客一票，卻很少會參與實際的爭取行動，使「泛民」堅持普選日期的政治訴求不易營造獲得廣大港人支持的社會效應。港人不是不希望香港能有較為民主的政制以抗衡北京的極權滲透，但在長期殖民教育下，向強權屈服、忍氣茍活已成為港人的基因，他們深切明白北京不會在「政制自由化」上開綠燈後，便不想在這件事上浪費心力！筆者曾有中國應考慮通過在香港實行樹懶式民主的想法，即把香港作為民主試驗場所，從中取長補短、去蕪存菁，假以時日，香港的政制發展應可為內地民主化的借鏡（最近的評論見二〇○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中國應在香港邁出民主第一步〉，收台北遠景社《四出採購》）。可是，經過習近平、曹二寶、程潔、張曉明以至吳邦國（揚澳貶港）的宣示，大部分港人已知香港在保持三權分立上的大勢不妙，而特區管治班子若不做乖乖牌（大家別再迫曾蔭權做非他權力範圍內的事罷），「見習班子」隨時各就各位。這種變化讓筆者知道自己的有關想法過於天真！

和孫中山搞革命的時代不同，如今別說與中共對着幹的事不會獲得海外人士（包括僑胞）的支持，扛着民主旗幟的西方主流社會亦會因為經濟利益而不願為此向中國發惡聲。因此，有違北京意旨的抗爭，不論理由多麼充分，亦只能孤軍作戰。如今的現實是，中國是大財主，人人在打她的主意，又怎會為了數百萬港人的一點點「民主訴求」而自斷財路⁉

有人曾經寄望天主教會會在抗衡暴政、爭取民主上扮演一個角色，這是八十年代天主教在歐洲成功掀起變天政治運動引致的美麗聯想。天主教對政治的立場也許沒有改變，惟歐洲與香港天主教所處的環境大不相同，絕對不能同日而語。歐洲有悠久的基督信仰傳統，教會在政治結構及社會層面上均有廣泛的影響力，潛在力量不可小覷；香港的天主教（及其他宗教）並無一教獨大的優勢，而國內的且在政府嚴控之下，香港教會因此在教堂外成事不易。陳日君樞機主教退休前，香港天主教會一度成為民主派的有力精神支柱，可是，如今的湯漢主教已不得不擠在以百計的人群中默默就道赴北京觀禮。湯主教比陳樞機世故圓融，知道在專制政權勢力範圍下，天主教的影響力極為有限。事實上，中共手上有一張可以令香港天主教會大大混亂甚至分解的王牌，如果香港天主教會介入與北京對抗的政治不知自拔，在香港成立—北京指使的或親中信眾自發北京支持—「愛國天主教會」，便非不可能……。筆者曾在友人間提及這種可能發展，有人說「哪裏有教堂？」「哪裏找神職人員？」這些都是舉足可蹴反掌可成的技術問題，教堂不過是一間建築物、神像聖圖只是匠人的手藝，哪有找不到的道理；何況若鬧分裂，現成的教堂亦可「易主」；至於神職人員，李儲文的例子足以說明一切，「聽黨的話辦事的神職人員要多少有多少」；而一向以虔誠天主教徒面目示人的行政長官曾蔭權，退休後出任「愛國天主教香港教區」領導人不是挺合適嗎？為了避免「愛國天主教」在香港出現，香港天主教在支持泛民的政治活動中淡出，可說是自保的明智辦法。

這麼說來，民主政治標的那麼難達，沒有蠢人的香港，何以又有那麼多人留在政壇尤其是北京不願見的政治圈子中？答案很簡單，在香港從政的機會成本很輕，這即是說，稍存政治浪漫思想且對現狀不滿的人，仍可藉從政作為謀生工具及揚名手段。

非常重要的是，北京雖視「民主搞手」如陌路，但最嚴苛的懲處不過是褫奪其回鄉證不准其回內地，而這點代價是不少人樂於付出的。看透中國為了「國際觀瞻」及避免激起大規模的街頭抗爭搞亂社會秩序令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其中一項好處是可以讓國內企業來港集資）褪色，中國及其在港代理人不會對「和平示威」動武（駐港解放軍的責守應該不包括鎮壓街頭運動）。不必高唱「為有犧牲多壯志」，沒有拋頭顱灑熱血之虞，令激進民主派「狀態大勇」。

在香港從政，以志業論，毫無前景，但就職業而言，則薪津優渥，當上議員，等於成為中產階級；那些八面玲瓏或善奉承或有才幹的，還可兼任私企的受薪職務，華屋名車，儼然躋身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易攀登的中上階級以至「上流社會」。這種可帶來有形與無形利益的「職業前景」，對一般人確有重大吸引力。

筆者當然了解當前仍有一些人因為從政而犧牲了個人經濟利益，他們選擇這條「利他」之路的理由不必猜度，麥克思．韋伯（Max Weber，1864-1920）在《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說得甚明白：「政治生涯可以讓人產生權力感。知道自己在影響着別人，分享着統治他們的權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裏握着事關重大歷史事件的命脈，會令職業政治家超然於日常的瑣細事務之上，即使正式說來他僅僅是個地位平常的人。」若干法律精英在「二十三條」餘波蕩漾之際組公民黨，肯定不是熱血奔騰之舉，而是有與韋伯相類的想法，可惜事與願違，北京不喜歡不請自來的政客（因為摸不清其底細），對高聲揚言為港人爭取政治權利的舉措更為不滿（北京下放的權力是賜予而不是可以主動爭取的），令他們通住北京之路「路不通行」，不獲北京祝福，搞政治的誘因盡失，等於無法獲得韋伯所說的「虛榮」及滿足。筆者相信公民黨是香港最後一個精英政黨。

怎麼她去告洋狀？- 練乙錚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2月3日
香島論叢
練乙錚
怎麼她去告洋狀？

愛滋病蹂躪中國，九十年代初以來已不是新聞；日前抵達美京並於十二月一日「世界愛滋病日」召開記招的「中國民間防愛滋第一人」、河南八十二歲老醫生高耀潔披露的一些實況，才真正駭人聽聞。高醫生因為十多年來在全國各地做了大量愛滋病發病率和分布工作，喚醒國人對這個疾病的關注，於二○○三年與航天員楊利偉、「非典」專家鍾南山、老作家巴金等，被央視評為該年度感動中國的十大人物之一。但是，榮譽並沒有讓她工作順利。相反，她做愛滋病實地調查和知識普及，近年遭遇更大困難，每到一處尋訪新疫區，都遭公安攔截，然後被當地幹部請走；在一些地方，能事先發現她要進村調查並向當地幹部舉報的人，可得獎金五百元。前副總理吳儀曾經在河南接見她，她向吳副總理提了要整治不法之徒在愛滋病高發地兜售假醫假藥的要求，吳一口答應，但官商勾結，整頓談何容易？「合法」血站轉向地下活動，在貪腐官員幹部包庇之下，更為猖獗，對高醫生及其家屬的打壓，層級卻不斷上升，連她的也是當醫生的女兒亦求聘無門，只能出國。御狀告而無效，老醫生只得告洋狀。

高耀潔本是著名婦產科醫生，九六年開始關注國內愛滋病傳播狀況和病人處境；二千年，在她的努力下，河南和全國各地因血販子非法收購血液、導致愛滋病蔓延的慘劇終被揭發。賣血本身非壞事，全世界所有地方的醫院，血液都供不應求，義務捐血只能滿足小部分需要。中國自四九年以來，血液供應也主要靠有償供應，不足的還要倚賴進口。據《財經》雜誌○五年五月二日的一篇文章說，八十年代，由於外國血液產品受愛滋病毒污染的事例增加，海關嚴格限制或禁止進口；九十年代初，國內大規模引進國外設備，自建血液製品生產企業，河南省一馬當先，大量「血企」一哄而上，但由於體制不善，管理鬆馳加上官商勾結，整個企業受到愛滋病毒污染，「血災」一發不可收拾。九三年時，河南省衞生廳某高幹號召大辦血企，認為該省七千多萬農民當中，只要百分之三的人肯每年賣血一兩次，一年便能收入上億，走上脫貧之路。結果，九三至九四年間，河南「血漿經濟」登峰造極，全國各大生物製品公司都在該省設辦事處，層層收集血液。那種做法，類似去年釀成災難的毒奶收集，只不過後來引致的血災，比去年的奶災嚴重得多。尤其惡劣的，是一種稱作「單採血漿」的生意。單採血漿（plasmapheresis）本是醫學術語，指的是只取血液中的血漿（plasma），不取其他成分，原始辦法是從捐血者體內抽出血液，放在旋轉離心機中利用離心力把血漿和紅血球分離，再把後者歸還捐血者體內。單採血漿的好處是減少身體損耗，讓捐血者較快復元，然後再次捐血。問題是血販違法運作，為降低成本，竟把從多個不同捐血者身體抽出的血液一起放入離心機，然後把混合了的紅血球還原給各捐血者。由於血販不替捐血者作事前嚴格體檢，個別愛滋病患者的血液便可通過這種紅血球交換而廣泛傳播，到九六年政府發現並取締之時，已經太遲。事後，政府立法要求血販採用封閉式紅血球自動還原技術，但單次採血成本比舊法貴二十元，故不法之徒依然使用舊法。高耀潔醫生揭露的材料顯示，各地貪官勾結血販並予包庇，實行地下作業，令愛滋病毒傳染不絕；至○六年，中國大陸的愛滋病患者為數已達八十四萬，最終死亡人數與毒奶事件相比，起碼要高十五萬倍。

中國政治潛規則之一，是「殺死信差」，誰揭發管治黑幕誰遭殃，遠的有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揭露「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弊端的彭德懷，近的有揭「非典」的鍾南山、揭四川豆腐渣學校的黃琦和譚作人，故近年不斷迫害揭出愛滋病蔓延全國的老醫生高耀潔，所用手法實乃六十年如一日，不足為奇。按中宣部慣用的邏輯說：豈能讓區區一個老朽醫生的報道毀了多個省市地方幹部聲譽？就是在這種「捂蓋子」意識之下，愛滋病蔓延全國，非法採血禁而不絕；今年十一月四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湖北省某市設站後，領導還組織山區上萬名婦女前往賣血，官員發了大財。同是昨天的國內新聞報道，還有一條是公安部長孟建柱指互聯網已成為反華勢力滲透中國的重要渠道，必須嚴加控制，辦法是建立「街面、社區、單位內部和虛擬社會的防控網，以及視頻監控網、警務協作網」等「六張網」建設。揭露貪官與血販勾結者，必被貪官歸進「反華勢力」。

今年九月一日，內地《民主與科學》雜誌文章〈高耀潔的足跡和身影：一位步履蹣跚執着前行的老人〉，介紹了高醫生十多年來的努力和遇到的困厄。筆者讀這篇文章，再讀高醫生十二月一日在美京舉行記招時的發言稿，不禁扼腕。對這位因為關懷中國愛滋病人而受政治高壓的老者，大家也應多一點關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