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判決有公義嗎？- 王岸然

2011年2月23日

王岸然
雷曼判決有公義嗎？

中銀前線職員張瑰瑰被商業罪案調查科控以欺詐或魯莽（reckless）的失實陳述，引誘他人投資，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7條的案件審結，結果是六項指控皆不成立，中銀和被告當然歡迎判決，說是還以清白。筆者不會形容這是中銀的勝利，這是玩弄和出賣香港司法公義、以求登上特首之位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的勝利。

一般市民，包括筆者，基本上還是信任司法制度，還是信任99％的判決是公正的，誰知餘下的1％空間，會給奸詐的人、有權勢的人和不義的政府加以利用。按證監會於2008年12月向財政司就「雷曼事件」提交的報告中的第17.2段所言，證監會接受了近八千宗針對銀行職員的投訴，包括主動游說，職員完全沒有考慮顧客的風險承受能力，指產品與定期存款一樣安全，職員只重點介紹迷你債券掛鈎的知名機構，沒有提及雷曼控股的角色。

簡單而言，這正是法例所針對的魯莽銷售和失實陳述，「張瑰瑰案」的案情一般而言屬典型情況，但為何本案卻慘敗收場，令公眾這類案件會有「告不入」的錯覺？這是因為黃仁龍的聰明與本案法官鄧立泰的愚蠢，聯手為司法不公義作出惡例。

甲組砌丙組 輸贏早有數

在證監會提交報告整整兩年後，政府才提出第一宗檢控，本身已說明問題所在，就是政府背後受到銀行業、特別是中資中銀的壓力，根本不準備認真追究事件；銀行亦不肯承認錯誤，從而作出合理補償。由於完全不檢控似乎說不過去，想上位的黃仁龍於是利用精準的法律專業知識，弄幾件告不入的案件，蒙騙公眾，為不再作刑事檢控製造輿論聲勢。

公眾也不上當。港大法律教授張達明指證人記憶力不一樣，不可以因為本案而影響其他案件的進行。湯家驊的說法更是精準，一分不差，道出問題中的問題所在，「對警方以證據鬆散的案件進行檢控，感到奇怪」。湯認為本案控方證據不到入罪水平，就根本不應檢控。這間接說出黃仁龍是故意安排了一場必輸的「中銀檢控案」。

筆者兩星期前特意到法庭旁聽本案的結案陳詞，本欲在法理上研究一下，結果嚇了一跳。中銀職員由「的近律師行」一隊精英律師作代表，輔以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而控方呢？是一位英文口音差、說話口窒窒和沒有戴假髮的普通律師，這根本就是一場甲組對丙組的比賽。黃仁龍的安排，過於苦心了，令人一看就明。

這類情況，很依賴法官的明察秋毫，主動研究案情。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官沒有這個責任，法官只依據控辯雙方提供的資料斷案。作為一部審判機器，本案的鄧立泰法官只按預定程式工作，已令人慨嘆；更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裁決免受上訴庭推翻，判詞中竟然照搬辯方的政治性指控，足見其司法裁斷的質素，何等低下。

辯方資深大狀指「雷曼苦主是受政客、特別是民主黨所煽動，所以才會誤會自己被騙，然後報案」，鄧立泰基本上接受了這個論述，在判詞中苛刻批評苦主，認為他們說謊，其中一些說法近乎荒謬。他批評李姓菜販曾經作出衝擊銀行的激烈行為，有以不擇手段取回資產的傾向。衝擊銀行有多激進？最大問題是這與她曾否受騙完全無關，法官明顯具有偏見。

此外，鄧立泰指另一個四十歲的貿易公司東主是年輕的成功生意人，被告根本不可能向他作出失實陳述。然而，史上有無數專業精英或成功人士遭受欺騙的案例；其實用常識想想，就明白精英人物由於自負，更容易受人欺騙。

政府玩手段 抗爭沒了斷

筆者再舉一個簡單不過的理由，大家就明白黃仁龍利用司法程序協助中銀脫罪，是如何用心良苦——為何本案只檢控前線職員，而非銀行身為法人【註】，與職員串謀犯法？更公平的做法是，只檢控銀行犯法，職員只須充當證人。鄧立泰指職員只按一貫銷售手法，沒有特別的獎金，所以沒有犯法的意圖；這就算是事實，也不等同銀行本身沒有「魯莽」誘人投資的犯法意圖。正好相反的是，在商業社會這類意圖十分明顯。

筆者舉一個上訴庭的案例（CACV 329/2008），大家比較一下，便會明白——電訊管理局判罰有線電視（不是僱員），因為有兩名前線職員游說顧客購買合約時作出失實陳述，聲稱有線將肯定提供英超聯的足球節目（游說時有線未有轉播權，最終也沒有）；有線電視以內部指引不准職員作出類似失實陳述作為抗辯理由，但上訴庭不接受，並指職員犯事，是法人的代理人（agent）犯事，即等同法人犯事。

「張瑰瑰案」或是同類案件的檢控目標，首要是法人銀行本身，在這樣的檢控情況之下，中銀就要將所有內部培訓資料、政策指引等呈堂，中層負責設計推銷雷曼產品的主管亦要出庭解釋一切，事件的圖像就會十分清楚，第一責任本來不在前線人員。

現時的審理，是中銀內部所有有關銀行促銷迷債的資料均沒有呈堂，黃仁龍是巧妙地利用了法官對前線職員按指示工作、沒有犯罪理由的同情心，故意提供不足夠的資料，旨為中銀開脫；而公眾就只會簡單地以為中銀沒有犯法，事件只是苦主貪心與胡鬧（連法官也遭誤導，一般人焉會不受騙？）。

利用大多數人的無知，拉一派、打一派，以欺壓少數人，本來是殖民地時代的統治手段，回歸後政府官員與建制勢力反而將這一套製造社會不公義、埋下社會仇恨種子的做法發揚光大。十多年來對付爭居權人士的權益、對付法輪功就是用這種方法。

中共對待「六四事件」也是同一手段，也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少數人遭受不公平對待，必然堅持抗爭；社會上總有少數不值這類可鄙行為的人協助他們，這就令到事件沒完沒了。

黃仁龍與特區政府再玩弄手段，只會激化矛盾，「雷曼事件」將一如「居港權事件」，不會完結。

軍權在握不會交權 中國穩且有利可圖 - 林行止

2011年2月22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軍權在握不會交權 中國穩且有利可圖

一、

如果北非及中東（ＭＥＮＡ地區）、阿拉伯與非阿拉伯（伊朗）國家風起雲湧要求執政者落台的街頭示威活動，是受突尼斯和埃及獨裁者被「人民革命」逼宮後交出權力「和平演變」的影響，這些民眾也許會因為對當權者的反應作出錯誤估計而吃盡苦頭！史丹福政治科學系教授占士．費西隆去年十一月定稿的〈自我強制的民主〉（J. Fearon:〈Self-Enforcing Democracy〉, Center on Institutions &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14）開宗明義指出，當控制軍隊的當權者在大選中落敗時，他們選擇以武力奪回政權的機會大於一切……何況尚未落台而軍權在握的當權者！

事實上是，突尼斯和埃及的軍方雖與文人政府同鼻子出氣，但當人民的矛頭直指執政者時，早已成為「獨立王國」的軍方為保本身權位和利益，便掉轉槍頭，「站在人民的一邊」；如此這般，國家避免一場血腥浩劫，他們的政經利益亦安然無恙。然而，人民能否分享「革命果實」，塵埃落定後自有分曉。

無論如何，和平轉換政權的表象所起的示範作用，令那些被獨裁者壓榨多年的各國人民拉標語上街，可惜，這些國家都是軍政合體而且獨裁者大都做好把權位傳給後代的部署，他們怎肯一見反政府群眾上街便交出權力；更有甚的是，這些專制獨裁者莫不與美國建立了利害交纏的「友好」關係，有的國家如巴林甚至是美國國務卿口中的「走向民主政治的榜樣」（去年十二月希拉莉．克林頓訪問該國時，公開說她對巴林已走上民主康莊大道留下深刻印象）。巴林位居波斯灣要衝，夾在伊朗與沙地阿拉伯之間，是中東石油出口（約佔世界石油供應百分之四十）必經的港口，巴林政權一旦易手，不僅會使石油供應失序，並可能打亂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布局（美國在中東「維和」的第五艦隊總部及基地均設於該國）；更重要的是，百分之八十二巴林人是回教徒，而其中約七成是什葉派信徒，但皇族及統治層則屬遜尼派，即少數遜尼派統治多數什葉派；由於遜尼派槍桿子在手，因此長期來與什葉派「相安無事」，不過，如果改朝換代，什葉派當權，新政府遂有與同為什葉派當權的伊朗政府結盟的可能，即使在美國虎視眈眈下不能公開示好，亦會暗底下互通款曲，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便潛存危機；在巴林皇室仍緊握軍權及擺出一副與人為善姿態後，美國便不理會遑論支持上街爭取民主打倒封建皇朝的群眾，聲言「不干預他國內政」了。巴林人口不足七十四萬（中情局○九年統計），上街人數在二萬五千至二萬八千之間，比例不可說不大，但美國就是置若罔聞，視「人民力量」如無睹，其雙重政治道德標準，昭然若揭。

二、

利比亞是另一個絕不向「人民革命」低頭的國家，為免步其左鄰突尼斯及右里埃及相繼被推翻的覆轍，利比亞那位被「維基解密」形容為垂垂老去迷戀其烏克蘭金髮性感妖冶（voluptuous blond）護士的強人卡達菲上校＊，以絕不手軟的血腥手段進行鎮壓，據報已死了五六百人；他的一名兒子還上電視宣稱「會戰至最後一枚子彈」（until the last bullet），擺出絕不與反對派妥協的姿態；另一方面，當局除答應倍增公務員薪金，還承諾會進行連串憲政（包括改國旗和國歌）及經濟改革。迄截稿時，利比亞局勢並無緩和之象，美國只是「哀悼傷亡」而非嚴詞譴責！

本與自由世界為敵的利比亞，○三年九月突然「放下屠刀」，放棄「核計劃」，自此與英美等國家恢復邦交，由於油藏甚豐，因此可說很快便「打成一片」；其油產直銷歐洲諸國，英法等則批准對其售武（去周末英國政府宣布與利比亞簽署的八份售武合約失效），而幾乎所有西方油公司都與利比亞有合作開採或提煉石油的計劃，看在能源份上，西方國家在利比亞已下了重注。

以當前的形勢，利比亞局勢可能真的一如卡達菲之子的預言︰「已處於內戰邊緣」；內戰指的是種族為爭奪石油資源之戰。利比亞油藏最富在東部（以最先「出事」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為中心），卡達菲的部族Qatatfa位於南部，他於一九六九年掌權後，政策向南部傾斜，東部雖然賺最多外滙卻只有不成比例的回報（當地的公共建設以至教育醫療等均不及其他地區）。利比亞由於人口不算多（約六百五十萬）而幅員甚廣（一百七十七萬平方公里），向來有引入外勞尤其是僱傭兵的傳統，此次政府與「街頭戰士」槍來炮往，據說便是僱傭兵各為其主大打出手。利比亞政府軍以巴基斯坦、孟加拉及查德（Chad）人為僱傭兵；示威組織者（地下民主派）的僱傭兵則來自埃及、突尼斯、蘇丹、巴勒斯坦、敍利亞及土耳其；據查德電台二十日的消息，僱傭兵的月薪在一萬二千至三萬美元之間……。

三、

北非和中東政局亂成一團，不論當政者落台與否，該區的政治將不可能如過去三四十年般穩定，這即是說，獨裁者投入西方讓西方國家公司獲得源源不絕的石油供應，而統治階層則視國家財富為私產的「美好日子」，將須作出調整；那些仍保住權位的專制者，相信會逐步釋出權力，讓較多人分享財富，藉以平息人民的怨氣。不過，這種發展意味為長期操控該區政局的美國增添困難，以過去擺平獨夫便功德圓滿，今後則要平衡各方利益，困難大增，不難理解。肯薩斯州Washburn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去年底發表的論文〈以外交組合理論看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L. Ali Khan:〈A Portfolio Theory of Foreign Affairs-U.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 ssrn.com），以組合投資理論剖析外交關係，別出心裁；作者指出全球不同國族不同語言以至不同教派的五十七個回教國家，教美國外交人員疲於奔命，而且經常出「狀況」，如今ＭＥＮＡ加進「民主成分」，看來更難纏。這種情勢對看中該區能源業蘊藏的國家如中國較有利，以在局勢混亂中較易找到切入點！

中東北非的亂局特別是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會否傳染給中國？有意把之帶進中國的，肯定大有人在（請閱southasiaanaysis.org二十一日編號四三四二的特稿），而內地亦確有老（踢派出所的門要求釋放被捕青年）中（目睹警察公然捉人指無法治）青（公開對着鏡頭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大膽地做出一些當局不願見的事，可見民怨甚深。不過，以中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制度，在當前的情形下，當局為了「維穩」炒起Ａ股（見昨天本報穆真的〈神州最前線〉 ）的可能性大於出現自發性且有威脅性的「人民革命」！

＊一九六九年卡達菲上尉發動不流血政變奪權後，二十七歲的他把自己升為上校，同時取消國會，讓人民通過層層的議會和委員會，管治國家，實施他發明的「人民直接民主」（其實由卡達菲分而治之）；由於打破舊體制廢除舊建制，利比亞既沒有總統、總理，亦沒有將軍，這即是說，上校是最高的軍階。

號稱「北非狂人」的卡達菲，七十年代政權穩定後，在利比亞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的《綠皮書》（共三章，分別寫成於七四、七八及八○年，然後編成一書，英文版不足九十頁，○五年再刷），此書的內容，筆者認為不過是「食飯前要洗手」的濫觴，並沒有太多「可以一學」的東西；而卡達菲認為傳統教育剝奪人的自由選舉、創造性及優越性，因此必須全面取締，倒與我國文化大革命時的主張同；與老共相同的還有「民族主義是推動歷史的動力」。

特首避傳媒的深層次矛盾 - 林天悟

2011年2月7日

林天悟
特首避傳媒的深層次矛盾

送虎迎兔，香港特首好像換了另一個人，他的名字叫何鴻燊，職業欄填上「澳門賭王」，家庭狀況寫明有四位太太及十七名子女，身家有待準確點算及分配。

不是嗎？賭王拍攝的賀年短片得到各大傳媒大篇幅報道，那句祝願「社會和諧，比『安全兔』更安全」，生動鬼馬又語帶雙關，令人即時牢記並會心微笑。誰說富豪爭產與民無關？近期何家成員一舉一動成為城中熱話，「何家身家何家猜」的順口溜更是熱門賀年短訊，親友拜年少不免對何家家事評頭品足，只恨沒有博彩公司開盤，否則押中了注就可以發新年財。

特首「怕擾民」 低調訪荃灣

相比起來，特首曾蔭權的賀年短片人氣度幾乎等於零，完全無人關注，連惡搞版本都不多見；而他與夫人逛花市竟沒有按照慣例通知傳媒採訪，雖說是不欲打擾商戶做生意，免得因過分擠擁而擾民，但若如此藉口都成立，那麼以後所有高官活動都毋須公開，悄悄做完後由新聞處統一發放相片和短片算了。所有傳媒都知道，這種官樣文章必然是和諧到極致，一切人事都可事先安排和加以剪裁，「主角」既可避免受到記者的質詢，也不會有示威者「恭候」，一旦遇到負面反應更可過濾過濾，免卻一切麻煩風險。

特首今年不去全港最大的維園花市，也不去十分熱鬧的花墟，只選擇到荃灣買花，令人懷疑是因為前者有不少八十後及九十後年輕人擺檔，較易遇到反對意見或出現混亂場面，加上不想記者問及有關拒絕民運人士來港一事，以及發出埃及旅遊警告等棘手問題，故採取如此策略。無論有什麼原因，曾蔭權身為特區首長，繼去年悄悄落區宣傳政改後，如今再次刻意避開傳媒，此等安排是嚴重損害了傳媒監察政府的權利，亦非一個真正聽取民意的官員所為，如此壞的「先例」一開再開，相信食髓知味，陸續有來。

去年6月，特首曾到港島多個區域，包括灣仔太原街街市一帶宣傳政改方案，官方發放的片段顯示市民普遍反應正面。但記者到該區向商販查詢時，卻揭發許多反對聲音均遭刪掉，當時香港記者協會已批評特區政府如此安排不可接受，因高官落區涉及公帑開支，傳媒有權監察，市民亦有權爭取機會表達意見。可惜事隔僅數月，曾蔭權把首長逛年宵這種傳統活動都「特事特辦」，有行家形容是對民意「龜縮」，較首屆特首董建華更沒量度。行家憶述：「當年董特首民望更低，甚至有市民埋怨在年宵見到特首行衰運，又有人高呼：『董建華下台』，但董先生仍從容面對，沒有迴避市民和傳媒，這方面值得現今的特首和高官學習」。

所有傳媒機構都希望派員親身採訪新聞，除了涉及版權問題，記者亦可以有不同角度，若政府經常作出如此「體貼」的安排，即替傳媒老闆省下人手，除了危及記者飯碗，也損害新聞的公信力，此類手法更與內地領導人建構面子工程無異，理應受到社會各界譴責。從宣傳政改到逛年宵，傳媒看到的是特首與民意愈走愈遠，甚至懶得理會批評聲音。特首在賀年短片呼籲市民勿因應節亂買兔仔，養兔前要「停一停，諗一諗」，新一年行家最希望的，是特首和一眾高官再次「鬼祟」落區前，也要「停一停，諗一諗」，勿因一己之便而損害行之有效的傳媒監察體系，不要企圖在香港建構CCTV或新華社。

記者不在場 市民不作聲

曾蔭權曾經說過，他私下落區宣傳時，罵他的人其實很少，反對聲音亦沒有太多，市民普遍支持政府政策。但每當有記者在場，情況便大為不同，言下之意好像在指摘傳媒妨礙他聆聽「真正」市民聲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過年期間跟友人聚會時提及這個問題，大家提出一些很有趣的見解，或許值得高官研究參考。

數名朋友的學歷由中學至大學不等，主要從事文職，平時看重家庭工作玩樂，不大關心政治。假設性的命題是：假如你反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對某官員的言行反感，當你在街上見官員巡視時，有否傳媒機構的記者在場，是否影響你的反應？綜合朋友的意見是，假如現場只有到官方人員，一般會選擇閃躲，若避無可避時，會說一些中性話，或者違心地說一些正面句子。但若有市民熟悉的報章或電視台記者在場，則傾向說一些較激烈的反對話，甚至拒絕與官員握手，勇於表態。

朋友解釋，小市民面對官員時，優勢上已先矮了一截，加上現場的貼身保安及隨從散發唬人氣勢，一般人都會給嚇倒，因預期反對話說了也沒用，所以選擇沉默。但若有其他傳媒在場，市民覺得記者的天職就是監察政府和提出質詢，跟群眾站在同一陣線，而過往例子顯示，反對意見可透過鏡頭放大，威力倍增，市民便較有勇氣說出心底話。這正好說明為何有傳媒跟隨時，官員遇到反對聲較多的深層次原因。

政府獲得市民讚賞是必須的，但很多時候反對聲更值得參考和反思，當主流傳媒出現大量批評政府的聲音時，我們看到的是特首寧願躲在禮賓府老窩中做隻「安全兔」，難怪有行家說，有點懷念前朝的慈祥老人了。

就新聞價值而言，傳媒「捨曾取何」是沒有任何爭議的決定，但不少行家卻心繫埃及亂局，但見一個賭王竟然頂得上地球另一端的百萬人民，港人着緊的只是旅遊計劃給打亂，無視歷史大事正在進行中。有人慨嘆香港傳媒缺乏國際視野，人文關懷的氣節殆盡。

農曆年前後，許多傳媒將重點放於花市、煙花和賭王爭產之上，除了因為香港真的一片歌舞昇平外，亦因為埃及文化與華人社會相異，但最重要的是傳媒高層「輸不起」。都說現今香港傳媒最怕是「人有我冇」，當對手都甘願當賭王棋子，協助把爭產事件「有咁大搞咁大」時，任何一家傳媒想保持「獨立思考」，押注在其他新聞上，都必須承受較大風險。問題是，傳媒高層都忙於爭取個人本錢，平手總算不會輸，哪有膽量冒險呢？

傳媒工作者

天安門廣場上的孔子像 - 陳困困

2011年1月24日

北京觀察

陳困困
天安門廣場上的孔子像

孔子回來了，低調又高調。

1月11日，一個高9.5米的孔子青銅雕像被安置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側，歷史博物館北門口，面對着繁華的東長安街，斜望金水橋後的毛主席畫像。北京的媒體說：「天安門地區又添文化新地標！」

不得不說，孔子是個很厲害的老人家。50多年前，全國人民喊着口號把他驅趕出中國人的文化視野；50多年後他「雙手合十，身佩寶劍」成為在孫中山和毛澤東之後，常駐天安門廣場的「第三人」。

高調釋放出某種信號

該怎麼理解孔子的「回歸」？ 一夜之間他就那樣低調地立在了天安門廣場旁，像其他眾多的決定一樣，沒有任何說明；然而雖然他只是默默地站在那裏，卻明明又高調地釋放出某種信號，某種決策的方向。我認識的一位原美國記者在給我們總結他從七十年代開始報道中國的經驗時說：「中國人所做的每件事情都不能僅僅從表面上理解，你要學會從官方的報道裏看出細微的變化，進行合理的揣測。」

什麼才是「合理揣測」？這是中國在經濟崛起之後，為文化軟實力崛起所釋放的信號嗎？還是政府終於覺察到中國人的思想危機，以及傳統文化的巨大力量，從而開始積極地尋求認同感？或是意識形態與傳統文化終於達成一致的開始？又或者所有的這些解釋都只是過度的闡釋，它只不過是領導們眾多一拍腦門突發奇想的決定之一？這一切可以有很多理解，而且似乎每一種理解都不無道理。

鳳凰網和中國零點調查機構在2010年底共同策劃了一個叫做「中國信仰調查」的調查問卷，在開篇的導語中問道：「今天，中國人該信仰什麼？」袁嶽，零點研究諮詢集團董事長，之後在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中談到調查的結果時說，參與調查的人中，最多人選擇「信命」。命，這個飄忽不定的名詞，在中國經濟真正開始實現「趕美超英」的時候，突然成了最多人信仰。

回望過去的2010年，從富士康的「13跳」到李一鬧劇到「李剛是我爸」，代表着迷失的農二代，信仰缺失的富人階級，以及官員權力的極端外露，每一件事都在衝擊着人們脆弱的神經。這一年中國正處於一個快速轉型期，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快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仍處在討論期。

在這個社會的轉型期，人們承受着種種不適應甚至痛苦，它瓦解了人們原有各種價值觀、倫理觀與社會觀的同時，並沒有及時整合出新的價值觀與道德底線。於是一種新的生存法則生成了—它看起來自由放縱雜亂無序，其實卻控制嚴格等級明確，人們在其中已經分不清楚自己是受益者、參與者還是受害者，或者三者都是。於是人們選擇「信命」是不是等於「認命」？

迫切需要新體系教化國人

這也許也是國家選擇讓孔子思想復興的原因：當今中國社會有愈來愈多的問題需要得到解答，人們呼喚社會責任感的同時，也日益感覺到某種道德的空白。中國也許也已經意識到某種社會價值體系的缺失，因此迫切需要一種新的體系，能夠將迅速致富的中國人教化得更為馴順得體，而不是個個性格暴戾心理失衡。

孔子在中國的復興，除歷史因素，也有其現實脈絡。戰國時期，法家獨大，儒家思想並沒有得到特別的重視。直到漢武帝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才蓬勃發展。只因為儒家思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的思想，實在很合適教化天下。這一次外媒更分析官方願意重拾孔子思想的主因在於，孔子強調「和諧」。

一個國家應該有得到大家認可的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但卻絕對不能要求國人都要有共同的「信仰」。有些信仰固然更接近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但為了政治目的而去號召大家擁有某種信仰，拿來要求國人與國家，當作政治宣傳，那就很可怕了。

孔子回歸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為焦躁的北京城帶來精神上的清涼。但對於當下而言，也許正如盲人歌手周雲蓬所說，我們缺少的不是信仰，而是底線，底線比信仰更重要。

大家力竭聲嘶的時候，當權派做過些什麼？- 練乙錚

2010年11月19日

練乙錚
大家力竭聲嘶的時候，當權派做過些什麼？

筆者昨文分析北京法院給趙連海案的判決書，指中共法院並非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偏偏是「患無詞」。年來大陸發生悲劇無數，舉其大者，一為三聚氰胺毒奶延禍，超過五萬名娃娃結了腎石、至少六名死亡，一為上訪女被北京截訪頭頭禁閉後拿槍當眾強姦；趙氏為此二事受害者奔走，卻遭北京當局視為有損政權穩定，非法禁閉七個月之後判以重刑。法院閉門審訊，判趙有罪，罪證竟是如用A4紙寫標語、喊口號等三十九條雞毛蒜皮般的「犯罪行為」，此乃一種「無詞」；判決書控趙「利用社會熱點問題……起哄鬧事，嚴重擾亂地區社會秩序」，卻隻字不提上述悲劇兇案背景，以免民情強烈反彈，此是另一種「無詞」。

不敢議論顛覆罪

不過，北京如此患無詞，似乎正好給香港的一些打算玩真假選舉遊戲的當權派一個機會，向港人顯示他們並非事事聽命中央，特別在大陸法治問題上有獨立看法。因此，一些當權派，包括葉國謙、田北辰、梁振英等，都曾以不同程度在公開場合言及北京的不是，有的還說要上書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減刑。筆者多年來對當權派人士哪怕是一丁點的開明進步，都充分贊許，這次按理不例外，但有幾個問題，提出來讓大家想想，特別讓上述三位當權派人物反省。

一、趙連海因維權投獄，但他不是第一個；十年來，便是廣為人知的，也起碼十個八個，事實上遠不止此數。民主派千方百計希望北京對維權人士手下留情，當權派不是在立法會封殺，便是明裏暗裏攻擊民主派反華反共，一面不停對國內法治唱讚歌，詞窮理屈了，便罵西方不過如是；民主派批評習近平要香港搞三權合作，當權派為他打圓場，有的更墮落到為他的言論找理論根據，曲說成直。近年，北京經濟上強大了，政治打壓變本加厲（這是中共本性，師承蘇共斯大林）；國際上打高行健、打劉曉波、打諾貝爾文學獎、和平獎，乃至打任何敢支持他們的外國政府，而本地當權派愛國派一字不易，照搬北京說法。今天輪到趙連海，北京關門打狗，更加肆無忌憚，做法簡直失了人性；港人對毒奶事件記憶猶新，對中共如此殘酷對待趙，無不反感，上述三人於此時變調。試問，這麼多年來，當大家力竭聲嘶支援維權人士的時候，這三人做過些什麼？

二、維權人士一般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97年前叫反革命，是大陸上最重的罪，03年的楊子立、06年的高智晟、08年的胡佳、去年的劉曉波、今年的譚作人，都是以此罪繫獄（中文維基網列出99年中至今共三十六人，並不完全，起碼漏了楊子立；楊01年被捕，03年審，判八年，去年刑滿）。趙連海的罪名不同，是「尋釁滋事」，表面上輕得多。與黨國議論顛覆罪，當權派不敢，但與北京一個區的法院爭一下「流氓案子」是否判重了，政治風險顯然不高。是否因為這點分別，三位當權派便夠膽向北京當局發發聲，以便在港人面前表表態？興許有的還事先跟西環打了招呼？

三、為什麼這次發聲的當權派，主要都是一些行將選舉，或是要洗底，或是要避免因政治面貌與北京太相似、利益太相近而有失票甚或落選之虞的那些人，而不是無選舉之憂的高官巨賈？

不敢向黨說句不

這三個問題都源於客觀事實，答案卻只能主觀；筆者不善臆測，疑問到此為止，讀者自己尋解可也，繼續想指出的，是上述三位當權派發聲的不同處。

先談葉國謙和田北辰。據上周六新聞報道，葉國謙日前去信內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表示關注趙連海案，「希望上訴能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對待」。就一個香港左派而言，面對北京法院一宗政治性案件，膽敢含蓄指出一審結果不盡公平公正，已屬難得，筆者讚許之餘，只想指出一點：王勝俊就是去年提出「築牢抵禦西方三權分立思想的防線」的那幾個大陸高官之一，筆者介紹過他；此人黨工出身，完全不是法律人，他的立場，一句話，就是法律必須時時處處服務政治和輿論導向（見王於去年1月14日在全國法院思想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與這樣的一個人談趙案司法公正，無異癡人說夢。再就是，共產黨素來認為黨大於法，面對政治案件，最高法院院長最終無權，葉國謙不是避重就輕，便是國情教育大處不足，「吠錯了樹」。

田北辰則謂於本周一去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對趙從輕發落。田的態度，比葉還要弱，他避開法院判決失當不談，只冀求皇恩浩蕩，讓趙連海減刑；不過，肯寫信比起不寫信，還是有差別；當今之世，有投資大陸或想投資大陸者，有哪個敢向北京說半個不？當權派商人當中，田在此事上算是還可以（但比起人大劉夢熊登報要求駁回原判、無罪釋放趙連海，便差太遠）。

不敢利用趙冤案

最後談梁振英。讀者也許記得，年前他為爭辯自己是否地下黨員一事，挾強大班底之助，向筆者發動筆戰，最後知難而退，自動休兵，筆者於是向他進了一言：要想洗脫自己身上的紅顏色，不妨試試在北京認為重大的一兩件事上按自己的信念與北京劃清局部界線。

筆者的意思是說：若連那麼一兩件事也找不到，你就可說和董建華一樣，死心塌地是中共的人了，香港人不會喜歡你，你辦事，大家不放心；你若找得到那麼一兩件事，卻不敢明說，那你就是一個出賣自己靈魂的小人，不配談領導。趙連海事件其實是梁振英政治大洗底的一個好機會，可惜，他縱想，也無法利用，因為「跟黨走」的基本立場太堅定，在此事上轉不了彎，不僅完全沒有像葉與田那樣主動向北京表態言不是，對趙案的講法也差勁得多，甚或可理解為與前兩者背馳。

大家仔細看看他講了什麼。當中大學生問及此事時，他首先說：「中國人常說，情、理、法，無論這把尺怎樣放，也不應該忽視法律外的天理、道理、人情」。最善意解讀，此話隱晦表示北京法院判決合法，只欠一點情理；其實，面對尖銳問題，此話更可能是一句用作遁詞、不着邊際的恒真話（如阿媽係女人）。跟着，他又說：「如子女的健康、權益、福利受侵犯的時候，任何父母都可能反對；在某些情況下，家長更可能作出一些過激的行為。」這句則顯然不是遁詞了，而是暗指趙連海犯法，明為北京法院的裁決辯護。為虎作倀是謂「忠」，公開不好說，到底流露了。如斯人，或者反而當得上特首。那真是太有中國特色。 二之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從趙案判決書談到梁振英 - 練乙錚

2010年11月18日

練乙錚
從趙案判決書談到梁振英

大陸專制派得勢，溫和派孤掌難鳴，京奧閉幕以來，言論空間收窄，社會上更出現一系列政治冤案，儼然一場小文革，最新受害人是北京三聚氰胺毒奶受害兒的父親、代表萬千家庭討公道的趙連海。趙的罪名是「尋釁滋事罪」，也就是說，在黨的眼中，在大陸的法律底下，在處於中國五千年文明前沿的首善之都，趙被定性為流氓。

本地左派「頂唔順」

此事在香港引起強烈反響，民心對北京的做法背向，突顯兩制核心價值分歧，以致多位本地當權派也有些「頂唔順」，如葉國謙、田北辰、梁振英等都先後開腔，有些表示未能理解當局的判決，有些更不同程度反對北京法院如此打壓趙連海，港人因此上了一堂生動的國情教育課。然而，要深化對中共法治的認識、瞭解本地當權派的中國心，最好對事件看透一些；為此，筆者從北京市大興區人民法院給趙連海的刑事判決書中的獨特處談起。

大家先勿以為法官寫的東西乾巴巴，可觀之處其實多着。在普通法國家，尤其是最高法院判決重大案件之後，法官寫出的司法意見書（judicial opinion）都是力作，寫得好，意見成為法律，判決成為先例，留名後世，法學院用作教材，文筆也好的，文學院教授更給學生當範文。以美國常見的司法意見書為例，其中的「相關事實」（The Facts of the Case）和「相關法律」（The Law of the Case）這兩部分怎麼寫，前者考驗法官對案件的理解，後者讓他表演進行法律思維的能力和藝術；寫出判決（Disposition）之後，還得詳列反對意見（Dissenting Opinions），以示公允。這些司法意見書由一人全權負責撰寫，而且是署名的，有哪個法官敢怠慢？故讀者讀後，就算不再旁徵博引，對整個案件包括重要明細，庶幾可了然於胸。

筆者喜歡讀司法意見書，源於當年博士論文寫反壟斷法的經濟分析，這種閱讀已形成習慣，凡有大案判決要深入關注，首看法官寫了什麼，再看其他。至於大陸法國家，法官寫出的司法意見一般比較簡短，德國是例外，其他如法國的，便無甚精彩，多是依書（法典）直說；這個分別，與兩套法律傳統精神不同有關，這裏不詳說。

精心編撰判決書

中國大陸行使大陸法，除了法院判詞短，還高度規範化，現時讀到的刑事判決書，全部嚴格按照99年頒發的《法制刑事訴訟文書樣式》寫成，而且是審判長、審判員集體寫作，寫好後還要遞上級批准、修改，才可公報；重要或敏感的材料及意見，只可寫在「評議筆錄」裏，是為「內卷」，公眾看不到。（深圳Liu & Wang 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劉南平着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見——司法解釋在中國》一書，對此有詳細論述。劉是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其書由Sweet & Maxwell Asia 於1997年出版，筆者看的是網上英文本，書名略有不同。）大陸法院的判決書，可觀之處往往在於其政治性，重點有時不在於說了什麼，而在於不說什麼。

趙連海案判決書中，列出檢控當局提出趙的具體罪狀有二，其一是「利用社會熱點問題，煽動糾集多人在……等地公共場所，採用呼喊口號、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鬧事，嚴重擾亂上述地區的社會秩序」。其二是「利用社會熱點問題，以報案為名，煽動糾集多人在……聚集起哄鬧事，嚴重擾亂該地區的社會秩序」。不過，檢控當局和法院的判詞沒有說是什麼社會熱點問題給趙連海利用了。

關於第一罪狀，判決書由頭到尾根本不提「三聚氰胺」或「毒奶事件」；一個「毒」字，不僅檢控當局完全不用，連法院也只在羅列「經審理查明」的趙的罪證時用了一次：「證人李祿全證實3月4日中午，三鹿集團門口來了一戴眼鏡的男子說：『三元投毒』、『三鹿也投毒』。一女子說：『還我孩子』。這幾個人始終舉着標語（A4紙）。」多年之後，學者翻查這份法律檔，只能零碎猜測趙的「犯罪背景」。法院為奶品公司諱，竟無異中宣部於年前替黨的喉舌制訂有毒食物事件曝光之後的新聞定調大原則：不能讓一篇報道毀了一個行業一個品牌。中國大陸出現了「黨、法、金」鐵三角。

至於第二罪狀，判決書更由頭到尾不提趙連海替之打抱不平的被姦女子的名字以及那駭人聽聞事件的政治背景。為免受害女子再受傷害，名字不提，只說「李某某」，無可厚非；但那是一宗大案，是上訪女到了北京，在中南海官老爺們眼皮底下，被截訪公司截獲禁閉、失去人身自由，再被截訪頭頭用手槍指着、在大廳裏眾目睽睽之下強姦。案發後，全國震驚（筆者當時在香港，也為此案寫了文章，後來更因此與一位愛國老朋友鬧僵了）。判決書起碼應該一提是哪一宗強姦案、說半句案情梗概罷？但一個字沒有。原因很明顯：提了，國人會更加同情趙連海。

欲加之罪患無詞

當然，大陸法院不是不懂得如何抹黑的。判決書對上述要害避重就輕，卻不斷提另外毫無關聯的一點，明顯有所指：「外國記者」、「外國媒體」 、「台灣記者」、「香港傳媒」、「BBC」、「外國人圍觀」等這幾個詞，筆者作了小統計，在趙的三十九大罪證裏，反復出現二十六次。趙的行為正義，抵不上黨在外人面前丟的臉。

那麼，所謂的「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指什麼？判決書提到最嚴重的兩點：「證人楊建民聽門衞說，那些人把門推變了形，門口的兩塊塑膠條也給弄壞了」；「證人李鳳閣證實，情況僵持了2個多小時，伸縮自動門被推脫軌，關不嚴了，不能正常出入」。那麼，「起哄鬧事」，又是什麼回事呢？判決書提到多起例子，人數最多的是第二罪狀第四點罪證說的「約有20多人」，以及第十點的「圍觀群眾有十四五個」。

這和剛剛發生在大陸最先進城市的一宗「亂事」比，很有意思。上周三，土地被強徵、因而上訪的六十六歲老人張妹花，遭截訪員在上海活活打死，上海員警視而不見，引發一萬多人抗議。算一下，上訪申冤搞出萬人抗議，死有餘辜，員警不理；引二十人圍觀，判兩年半，便算公允。這便是大陸的法治邏輯罷？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偏偏，中共這一回的確是「患無詞」。

二之一．明天待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香港應繼續成為新意念的傳播者 - 雷鼎鳴

2010年11月1日

雷鼎鳴
香港應繼續成為新意念的傳播者

我曾在本報介紹過有望得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羅馬（Paul Romer）所倡議的「特設城市」（Charter City）及他與香港的因緣（見2010年7月12日拙作〈特設城市、羅馬與香港〉）。羅馬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是梳理出「意念」（ideas）可以怎樣推動經濟增長。

什麼是羅馬所指的「意念」？用香港人常用的說法，謂之「橋」是也。「橋王」、「絕世好橋」等詞語，香港人耳熟能詳。用羅馬自己所用的例子，近年連鎖店的一次用的咖啡杯，無論大小，所用的杯蓋大小都是劃一的，節省了不少麻煩，這正是一簡單的有價值的「意念」。當然「意念」有重要與不重要，簡單與複雜，但卻不脫離港人所稱之「橋」的範圍。

「意念」最重要的特性，便是它可被不同的人多次的抄襲重複使用而不必然損害其可用性，正是「橋不怕舊，最緊要受」（當然我們更樂意見到原創性的新「意念」）。這種可複製的特性，與一般資源不同，例如海洋中的魚類便沒此特性，太多的漁民互相仿效，加倍捕魚，很快便會使漁獲大幅減少，難以為繼。

在中國留學史上的足迹

要使有用的「意念」不斷出現，需要好幾個條件。第一是資訊自由流通，人民可隨便掌握到別人的「意念」；第二是教育普及，吸收別人「意念」或自創「意念」的能力較強；第三是社會規模較大，人口眾多，積累起來可供眾人靈活使用的「意念」的總量亦較大；第四是思想要開放，肯吸納新的「意念」。

香港本是彈丸之地，既無天然資源供其揮霍，其成就與扮演的角色往往都是靠傳播新的「意念」支撐着。而所謂新「意念」，簡單化地說，便是有意或無意地向中國傳播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與經濟、政治與科學有關「意念」，亦即「西化」思想。這些例子數不勝數，孫中山在港讀書與搞革命，八十年代開始港商把現代管理方法帶到內地等等，都為人所熟知。但歷史往往有其幽微之處，香港對中國現代化的重要貢獻，尚有一條少為人知的線索，便是港人在中國留學及教育史上所扮演過的角色。

2003年底，《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錢鋼與胡勁草出版了一本優秀的著作《大清留美幼童記》。同期，香港歷史博物館搞了個名曰「學海無涯」的「近代中國留學生展」，並把展品結集成同名的書出版。內地中央電視台也派員到美國追尋歷史，把十九世紀中國留美學生的故事重現於眼前。

我對他們所描繪的歷史感到震撼，對港人所起過的作用尤感好奇，所以也用過一些時間把線索追蹤下去。

容閎鼓吹清廷遣童留美

首先是容閎。這位1854年在耶魯大學畢業、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完成美國高等教育的留學生，其實也曾與港結緣。容閎廣東香山人，1828年生，1842年隨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從澳門搬至香港摩利臣山的馬禮信紀念學校就讀。1846年布朗身體不適決定回美，容閎被選拔隨同赴美，1847年進麻省的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其後入耶魯。我小學在東華三院第三小學、中學在華仁書院，校園都在摩利臣山腳下，知道容閎是隔代近鄰，倒也十分高興。

容閎回國後，深知西學對中國發展的重要，大力鼓吹清廷派遣學生到美國留學，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說服李鴻章玉成其事，從1872至1875年分四批共派出一百二十名十至十五歲的幼童到美國學習。這批幼童個個相貌堂堂，聰明溫雅，其中七成人都來自香港或附近使用粵語的珠三角，這與負責挑選的容閎本人的背景或許有關。據錢鋼、胡勁草一書所言，當年願意派子弟出國的家庭極少。香港附近地區受港影響，較為開放，容閎才在此較為成功說服幼童的家人。

幼童抵美後事宜由位處康湼廸格州首府哈德福（Hartford）的中國幼童「出洋肄業局」副總監容閎策劃。他們大多住入美國家庭，而當年哈德福市有兩位著名作家對幼童關懷無微不至，他們是大文豪馬克吐溫（Mark Twain）與著有《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斯陀去世後葬於位處麻省安多福（Andover）的菲利蒲斯高中（Phillips Academy）校園內，我多次到她墓前憑弔，以感她無私栽培中國人才之恩。

據安多福的校史記載，從1878至1879年，這批幼童中便有十一人進入此校就讀，其中便包含了後來香港的名人周壽臣（出生地為香港仔，香港第一位華人行政局議員，香港大學創辦人之一，壽臣山道以他為名）及梁誠（曾任中國駐美大使，其子梁世華是金文泰中學1946-57年的校長，而金文泰又出過曾蔭培及李明逵兩位警務處處長，以及議員梁國雄等多位知名人士）。

現代信念影響中國近代史

1881 年，清政府聽信讒言，要把所有幼童召回中國。除了「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等少數人不肯從命之外，未有完成學業的學生都要回國。雖則如此，他們都成為替中國帶入現代意念的信差，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深遠。他們當中有民國的第一個總理唐紹儀（曾就讀皇仁書院），天津大學、山東大學、清華大學前身的校長，中國電報業由這批幼童建立起來，甲午戰爭中的將領中也有他們的身影。

幼童中與香港關係密切而其巨大影響少為人知的是外交家梁誠。我初見他大名而不知其何許人也，是在閱讀安多福校內資料時，當時他用梁丕旭（Pi Yuk Liang）的原名，後來則用梁誠爵士（Sir Chen Tung Liang Cheng）。1903年他被清政府派到華盛頓當駐美公使，主要任務是討回義和團後中國多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

朱祖凱2002年在《美國研究》發表的「中國學生留美一百五十年」所載，《紐約時報》在1907年6月23日訪問過梁誠，在梁初上任後，他千方百計向美國爭取收回多付出的款項，但並不成功。有一次機會，他見到羅斯福總統，談話中說及在1881年一場安多福與其姊妹學校埃克塞特學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的世紀棒球大賽，當時決定勝局的是校內棒球明星梁誠（他也是把棒球帶進中國之人）的一次三壘打，羅斯福剛好是這場賽事的座上客，對此印象深刻。經此一談，二人關係「增強和接近了十倍」，以後的談判便一帆風順，美國退回了1078萬5286元1角2分。

這筆「庚子還款」一分為二，一半用作創立清華大學，一半用作支持中國學生留學美國。前者對中國的重要性不用多說，後者培育出的人才不勝計算，胡適、趙元任、竺可禎、梅貽琦、楊振寧及我的老師之一何炳棣等等名重學林的人物都是靠「庚子還款」留學的，他們對中國近代吸收西方思想的貢獻也是毋庸爭議的。若果沒有梁誠年幼時即能融入美國社會學懂棒球，並深知可以此打動愛好運動的美國人羅斯福總統，今天大概不會有清華大學及一大批近代知識界名人。安多福近年對發展內地的關係頗有興趣，年前其校方到訪清華前便問過我這段歷史。其實梁誠本人後來曾安排過四十人到安多福就讀，其校史早有記載，不用問我。

以上這段歷史，只是顯示出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曾不自覺地做過新意念與「西學」的直接間接傳播者，這種角色香港今天仍然應該扮演。香港仍是中國最開放、資訊最流通的地區，能夠幫助吸納新意念的國際網絡及學術界。香港仍較發達，若做得好的話，對中國的貢獻不可限量，香港自身的地位也可得保障。

年輕人缺乏國際視野

不過，並非每一個港人對此有清楚的認識。部分年輕人不明白香港無天然資源不可能獨立生存，對在全球化下香港必須扮演充當中國與世界橋樑的外向型角色，反而變得十分內向，把注意力都放在本地的小事中，缺乏國際視野，或對其不感興趣，這應被視為一種思想及能力上的倒退。什麼時候香港能再利用自己的開放性，在面對全球的競爭中不斷吸納到更多的新意念，再把它們轉化為有用的實踐，香港的經濟便能繼續發展下去，否則香港前途大有值得擔憂之處。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