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皇帝的新衣 - 馬國明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7月20日
城市筆記
中國皇帝的新衣
馬國明

雖然在《皇帝的新衣》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裏的皇帝是歐洲某處的皇帝，而中國的國情總是有別於歐洲國家，但歐洲皇帝的新衣和中國皇帝的新衣絕對不會有分別，有謂「菩提本無樹」，無論是歐洲皇帝或是中國皇帝的新衣都是「本來無一物」，因此單是在邏輯上便不可能會有分別。新疆七五事變已發生一段日子，相關的評論亦不知發表了多少篇，但似乎仍未有評論者留意到新疆的漢維衝突其實是《皇帝的新衣》下篇。
永久執政之夢

話說那位以為自己穿着名貴新衣，在荷槍實彈的軍警前呼後擁下，威風凜凜地出巡的皇帝，在路上竟然連一個小孩也遇不到。皇帝因而沾沾自喜，以為自己的巡遊空前成功。雖然凡是見到皇帝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是怎麼一回事，但既然沒有人指出，便也不想說出口。不過在路上見到皇帝出巡的人當中，有些是受僱當廉價勞工的少數民族，這些人見到皇帝光脫脫，大刺刺地出巡，即時的反應是目定口呆，但很快便猛然想到原來皇帝只不過是沒有穿着衣服的狂徒。

新疆七五事變之後，國內喊出一片民族團結的聲音，但在現時中國的特別國情下，民族團結不過是中國皇帝的新衣。七五事變之後，有多篇評論正確地指出只有實施憲政民主才可望達致真正的民族團結。美國本是一個存在嚴重種族歧視和種族衝突的國家，但美國也是一個實施憲政民主的國家，而且美國的民主體制剛成功選出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雖然美國的種族歧視和種族衝突的問題不會在奧巴馬當選後便立即消失，但他成功當選的事實比起任何民族團結的呼喊來得更有說服力。這樣顯而易見的道理原是毋須累贅，但中國大陸的領導人一向貶低美國，鄧小平便曾嘲笑美國三權分立的憲制安排是將國家一分為三。

中國領導人最不能接受的是，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以至是台灣實行的民主體制必然意味着政黨輪替，不可能有永久執政黨這回事。

但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卻一直以永久執政黨自居，任何被視為威脅中共永久執政的事物都必定遭受無情的打擊和殘酷的鎮壓，零八憲章的發起人之一劉曉波以顛覆國家的罪名被拘押是最新的例子。在這種特別的國情底下，中國大陸實施憲政民主之日固然是遙遙無期，但更大的問題是整個中國因此被重新拖返封建皇朝的格局中。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皇朝，他稱自己為始皇，他的繼任人則是二世，他的如意算盤是子子孫孫，千秋萬代都繼續是統一天下的統治者。永久執政的想像始於秦始皇，而中國歷史上的每個封建皇朝都是以永久執政者自居，要千秋萬代的統治下去。
被忽略的新民族

在缺乏憲政民主的情況下，在中共不惜以血腥鎮壓來維持其執政地位的情況下，民族團結恰好是中國皇帝的新衣。中國大陸現時的疆土大致上繼承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皇朝，滿清皇朝的疆土。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皇朝的版圖不盡相同，漢、唐盛世的版圖和宋朝的版圖便相去甚遠，漢、唐盛世的版圖比起元朝和清朝這兩個非漢人皇朝的版圖又有所不及。封建皇朝的版圖視乎其軍事力量而定，武力所及的便併吞入版圖裏。秦始皇殲滅六國後立即揮軍南下征服在珠江流域生活的越族，歷史上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平百越」。封建皇朝行事唯我獨尊，封建皇朝不會尊重國家領土完整，不容侵犯的原則。唐朝名臣魏徵力諫唐太宗不要攻打朝鮮，理由不是為了要尊重朝鮮的領土完整，而是因為力有不逮，勉強出征只會損兵折將，吃大虧。中國大陸的疆土來自滿清皇朝的南征北討，新疆便是晚至十九世紀將完結時才併入版圖。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皇朝後，中國的歷史原則上進入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階段。孫中山先生亦非常有遠見地提出中華民族的觀念來覆蓋所有在中國大陸國土上生活的人，包括漢、滿、蒙、回、藏五大族和數以百計別的民族。

中華民族的觀念是一個嶄新的現代觀念，與這個新觀念互相呼應的中華民國也是嶄新的，因為不再是封建皇朝的財產，而是整體中華民族的國家，這也是現代民族國家原有的觀念。很不幸，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和日本入侵的局面根本不能讓人喘息，因而不能深入掌握推翻滿清後的嶄新局面。當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二者的劃時代意義還未有被認識時，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獲勝，中國的歷史進入共產主義統治的年代。現時的中國大陸領導人不斷宣稱「愛國」，但在共產主義的理念裏，國家不過是階級專政的工具而已，當無產階級成功控制局面時，國家根本不用存在，因為無產階級是普世的（universal class），不但不限於個別國家，而且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中國大陸的領導人曾聲稱「只有共產黨才可以救中國」，但中國共產黨在六十年前成功奪取政權一事在現在看來，是打斷了整個中華民族朝着民族國家的現代脈絡發展。共產主義是一種世界大同的理想主義，五、六十年代時國內的宣傳口號之一便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在共產主義的理念下，民族不過是某些過時和落伍的歷史現像而已。至於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則是借無產階級之名而來的，因此國內曾經花了很大的氣力和付出沉重的代價來判別和打擊「走資派」。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下，中華民族這一嶄新理念完全被忽略，很多人錯誤地以為中華民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史記》裏提及的三皇五帝，中華民族者，炎黃子孫也。

根據這種理解，西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不是炎黃子孫的人並不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即使他們在中國大陸生活。這當然十分荒謬，但在中共的統治下，中國的政治格局漸漸走回封建皇朝的舊路。在封建皇朝的格局下，凡事必定以皇朝為先，所有人都是皇朝的臣民，連國家也是屬於皇朝的。中國共產黨以永久執政黨自居，拒絕實施民主改革，連零八憲章這般溫和的改革呼聲也要大力鎮壓，無疑是將整個中國當作是共產黨的黨產。在這種情況下高呼民族團結不過是要所有人都成為中共的臣民，難怪藏人和維吾爾人不願就範。跟漢人不同，他們的民族身份不是來自封建皇朝。漢人的觀念完全是生於封建皇朝，若然中國歷史上不曾出現強盛的漢朝，世界上便沒有漢人了。

七一上街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在今年七一上街，我也有問自己為什麼。自由民主的基本主題固然支持，更重要的是珍惜上街的自由和機會。眼看國內和世界很多地方遊行和發表意見的機會也沒有，甚至陪上生命。所以，請珍惜這不是必然的自由。

我永遠站在雞蛋那一方！ 講者：村上春樹

我永遠站在雞蛋那一方！　講者：村上春樹

整理：張翔一
出處：台灣的天下雜誌 418期 2009/03

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日本知名小說家村上春樹受到國內外壓力，猶疑是否該出席頒獎，結局是，他去了，並掀起了比小說更為震動世人的餘波。

現年六十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被《時代雜誌》喻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三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形容為繼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陸續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萬冊，近年陸續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愛爾蘭「法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際文學獎項肯定。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歷屆得獎者包括西蒙波娃、羅素、米蘭昆德拉等。

諷刺的是，頒發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襲迦薩，備受國際和平團體批評。日本輿論因此要求村上春樹為避免被認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應拒領該獎項，否則將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選擇赴耶路撒冷出席頒獎典禮。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與對體制霸權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國際媒體競相轉載，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廣大迴響。

以下是演講的中譯本：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
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

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
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
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 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
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

六四屠城與經濟發展的謬誤 - 馬國明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5月25日
城市筆記
六四屠城與經濟發展的謬誤
馬國明

「六四」又將到，在中國大陸「六四」一直是禁忌，不能公開談論。香港的情形截然不同，回歸以來「六四」遊行和「六四」燭光晚會每年都如期舉行，「六四」論壇和「六四」祈禱會亦舉行多次。連立法會每年都會動議辯論，最初的兩、三年，建制派的議員也在會上發言反駁提出動議辯論的泛民議員。但後來改變策略，全體建制派議員在辯論中一言不發，力圖淡化事件。在中共的禁制和打壓下，「六四」的死亡數字一直無法確定，但出動坦克和荷槍實彈的士兵鎮壓和平集會示威的青年學生卻是鐵一般的事實，連中共自己也不能亦不曾否認。軍隊鎮壓當然有死傷，所謂人命關天，更何況是一場自中共奪取政權以來最大規模的青年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被一支號稱是人民解放軍的軍隊血腥鎮壓，這樣一件大是大非的事怎可能淡化？
鸚鵡學舌的特首

當然不能淡化，遇到「六四」動議辯論一言不發的建制派議員不過是告訴市民他們有口難言，又或者是他們實在無話可說而已。對特首曾蔭權來說卻不可能一言不發，他到立法會是為了出席答問大會，議員有問，他必須要答。時近「六四」的答問大會，曾蔭權的班子早已料到會有議員問「六四」的問題，曾蔭權上任以來分別聘請了若干全職的軍師，又巧立名目，增設薪高糧準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位，他的班子自然不乏高人。這批高人知道不可能淡化「六四」，便變招轉移視線。議員問曾蔭權「六四」應否平反，他卻說偉大祖國經濟發展如何驕人，說得興奮，一時忘形才說了代表市民這句被詬病的說話。正如資深評論員吳志森先生指出，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曾蔭權又再失言，而是他有備而來的話。曾蔭權不是第一個企圖以中國的經濟發展來掩蓋「六四」暴行的人，國內的不同官員早已採用了這一論調。他們甚至會強調若果當年沒有採取果斷的行動便不會有後來的發展，將血腥鎮壓和經濟發展直接掛鈎。曾蔭權不過是鸚鵡學舌，自以為政治正確地重申國內官員的說話。今年正值「六四」二十周年，是時候指出「六四」屠城和經濟發展的謬誤。

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國內剛過了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改革開放僅限於經濟層面，卻不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社會的衝擊。在領導層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壁壘早已出現。恰好由於改革不涉及政治，高高在上和不受制約的官員們明目張膽地以權謀私，運用特權囤積大批由政府補貼生產的物資，然後以市場的價格倒賣，非法賺取暴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不滿的情緒日漸增加。早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北京的學生已先後兩次上街示威抗議，形象開明、為人正直的總書記胡耀邦卻因此被黨內的政敵猛烈攻擊，連由胡耀邦一手策劃才可以再度復出的鄧小平亦落井下石，帶頭把他拉下馬。換言之，早在「六四」之前，被尊稱為改革開放總工程師的鄧小平所提出的那套「摸着石頭過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只搞經濟、不涉政治的政策早已造成政治和社會上的重重矛盾，但共產黨內卻沒有任何解決矛盾的共識，連要達到共識的努力也沒有。
貪腐成風 民怨沸騰

「六四」血腥鎮壓之後，有一種言論竟然把矛頭指向學生，批評學生有如文革時的紅衞兵，激進有餘，卻不懂折中妥協。這是一種把罪責推到受害者身上的言論，完全忽略「六四」發生之前，官員貪腐成風，民眾的不滿日益加深，但共產黨不但無力深化改革，連擔當改革大旗手的總書記胡耀邦也被強行拉下馬。這些年來，國內的官員不斷誇耀中共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推行的改革開放如何改造原是「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三的經濟大國，但在「六四」之前，共產黨領導層裏主張和致力推行改革開放的不是失勢便是被孤立和被惡意中傷。從趙紫陽生前錄音整理成書的《改革歷程》一書可以得知，在「六四」前夕，鄧小平這位號稱改革總工程師的強人，其實亦同樣受到陳雲、李先念等對改革毫不熱中的政壇元老們的猛烈批評，最後更為了自保而捨棄趙紫陽，下令軍隊入城鎮壓。一句話，「六四」前夕的共產黨早被自己推行的片面改革開放弄至危機四伏。「六四」屠城後，改革亦告中斷，接替趙紫陽擔任總書記的江澤民深知要取信於陳雲等一班政壇元老，才不致重蹈之前兩位總書記的覆轍。當時的總理是李鵬，政治局常委中還有姚依林這位陳雲的親信，「六四」屠城的結果是幾乎斷送了一九七八年開始推行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當然明白這種結果，因此才會有一九九二的南巡。九二年的南巡已有大量的報道和描述，但仍須指出，南巡一方面是重新啟動幾乎停頓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鄧小平繼罷免胡耀邦、趙紫陽和下令軍隊屠城之後再一次繞過黨內的正常和合法的決策途徑。根據共產黨的黨章，政治局常委會是最高的決策組織，但無論是罷免胡耀邦、趙紫陽或是下令軍隊屠城的決定都不是出自政治局常委會。換言之，是典型的宮廷政變。九二年的南巡是另一次宮廷政變，鄧小平繞過黨內的決策組織，直接向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發出呼籲。在有備而來的情況下，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當然是冠冕堂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之類的說話絕不會缺少，但南巡講話的即時效果是地方官員紛紛離職轉而營商，即所謂「下海」。鄧小平九二年南巡講話和日後經濟發展的關係已有數之不盡的文章詳加分析，可以說若非九二年的南巡講話，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已由於「六四」屠城而胎死腹中了。但九二年南巡講話和經濟發展的密切關係這點恰好說明中國今日的「經濟奇迹」並不是出自共產黨內理性和公開的政策辯論，也不是出自高瞻遠矚的領袖的過人識見，而是出自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在官場浸淫多年後練成了正確解讀領導層說話時字裏行間的意義。
權力商品化

一本早於一九九九年出版但至今仍未能在華人文化圈裏受到應有的重視的著作最能說明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們的為官之道對「經濟奇迹」的巨大貢獻。這書的書名是 Commodifying Communism，作者David L. Wank花了年半的時間研究廈門的私人企業，他發覺廈門的私人企業全都跟當地的地方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雖然名義上是私人企業，但企業的一舉一動地方政府都要過問；但地方政府事事過問卻不是不必要的干預，地方政府事事過問是因為地方官員認為他們有責任幫助管轄範圍內的企業發展，地方政府事事過問往往是有好處的。作者還發現這些私人企業往往是昔日的地方官員一手創辦的。作者的研究不能算是什麼新發現，但作者卻能將他眼見的現象概念化，今日中國的「經濟奇迹」在於連共產主義也成功地商品化了（Commodifying Communism），今日中國的「奇迹」在於中國不但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時亦實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中國引入市場制度，逼國營企業的工人「下崗」之餘仍是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為各種權力仍是牢牢地控制在共產黨手裏，絲毫沒有放鬆。不過，這些權力已經商品化，與官方關係良好又懂得鑽營的商人借助共產黨手裏的權力正在大展拳腳，這才是經濟發展的真諦，而這一切又源於九二年的南巡講話。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5月18日
社評
另起爐灶建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

一場金融海嘯，令中國決定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擺脫受美元牽制的困局，與此同時，上海受「欽點」要成為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內地資本市場正準備全方位開放，上周召開的陸家嘴金融論壇中國的金融官員空群而出，紛紛表態力挺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香港來說，這是一個涉及本地定位、具深遠影響的課題，因為按照中央政府的規劃，日後只有上海才是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那麼香港又會是什麼？沒有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經濟的支柱還剩下什麼？

不少論者—包括本報在內，向來認為金融中心不像世界工廠，靠的不是地大物博、人多勢眾，香港在法治環境、金融人才、市場的國際化以至管理風險的經驗等各方面，都有上海不可取代的優勢，香港人不應懼怕競爭，也不要以為中國政府欽點就可以令上海必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但事態的發展，令我們覺得國際金融中心之爭涉及一些非香港可以控制的因素，令香港在這場競爭中處於極之不利的地位。

首先，這場競爭並不公平；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要冒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處理人民幣業務是首要條件，當人民幣成為國際流通及儲備貨幣之後，任何城市擔當處理人民幣的結算、風險管理等的樞紐，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才能得以確立；中央政府既已公開指定上海擔當這個角色，意味着政策傾斜將會由上海處理大部分人民幣業務，香港在這方面既無權參與決策，也沒有辦法扭轉事實，試問在這種情況下，金融中心誰勝誰負不是早已可料嗎？上海要建成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決策，到底會對香港造成什麼影響？

其次，從政治風險及金融安全考量，中央政府都有自行建立國際金融中心、減低對香港依賴的「誘因」，因為自九七回歸以來，北京雖然用盡各種方法解決香港的政改問題，務求令特區政府逐步邁向北京心目中「以愛國愛港者為治港主體」的理想狀況，可惜事與願違，香港政改不但沒有朝着北京願見的方向走，反而先後因董建華提早下台，曾蔭權從強勢走向弱勢的影響，特區內部無法凝聚出未來政制的共識，而二○一七全面普選的承諾已公諸於世，縱使不願，北京也不可能收回。現在看來，二○一七年如何普選仍沒有半點眉目，二○一二也極可能原地踏步，屆時香港人不滿，全面普選對北京來說風險也就更大；面對無法克服的困難，北京必會盤算在最壞情況下如何可以在香港開放普選而大陸的「損失」又可減至最低？過去香港是內地唯一窗口，對外貿易、引入國外資金和技術、航運物流等等，幾乎全部經香港包辦，但經過三十年發展，大陸在對外經濟方面已跟國外完全接通，而且在基建上更超過香港的規模，唯一仍然要「靠」香港的，就只剩金融業。試想，如果上海在二○二○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絕大部分人民幣業務、融資以及資本市場交易都可以在上海進行，香港局勢即使失控，北京也毋須擔心金融市場會受到衝擊。

香港九七回歸前夕中英兩國因政改相持不下，中方最後決定「另起爐灶」，自行籌組臨時立法會和特區政府，對共產黨人來說，只要有意志有決心，什麼事不能成功？現在正是領導人顯示決心打造「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時候。上海位處長江下游，航運受泥沙淤積而水淺，不能行走大型貨船，中國政府於是在老遠的洋山港另建深水港連接上海，令上海能夠躋身成為國際航運中心。既有前科，縱使條件不足，但只要全面動員，上海又怎會有做不成國際金融中心之理？

香港是時候要想想二○二○年的光景了!

人情世故

常說年輕人不懂人情世故，但什麼是人情世故呢﹖ 說穿了，也只不過是也人性的美化詞罷了。借用佛家的用語，人間之苦是無明而起。無明是指對真如的無知，煩惱跟隨無明而起，顛倒因果。 不要說真如這麼深奧，就算是人世的知識都未有確切的把握便說是說非，這不是比不懂人情世故更可怕﹖

這幾行文字也只是無明而起罷了。

想 ‧ 逃避

經常自覺不是現時工作的材料，能想到不同的理由來解釋。但是事實是我真的如是，或是根本還未夠努力，自我保護機制太強而給自己的藉口而已。看不通，參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