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局長依法問責！- 王岸然

2010年7月28日

王岸然
請局長依法問責！

請邱騰華局長收聲，站回一旁。閣下博出位也博得太過分，不在位而謀其政，不代表閣下盡責，只代表閣下討厭。最近的新聞報道，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回應傳媒所追問有關大浪西灣魯連城違法建樂園事件之時，說「那是私人土地」，「那又牽涉官地」，及「希望擁有土地人士（當然是指魯連城）理解市民期望，不要破壞環境」。

大家拿部《基本法》或是中國憲法看看，就知道筆者為何要惡罵邱騰華，要他Shut-up。全中國的土地都是屬於中國人民，是不容許「私有」的，那已經是解放前的觀念，是封建思想的餘毒。中國的土地法律無私有的觀念，只有「使用權」。香港亦一樣，前朝普通法之下，土地只有九九九年的年期，是有時間限制的租約（Lease），絕無私有土地這一回事（只有一處例外，這裏不述）。按《基本法》的安排，土地使用每五十年續一次，亦只是租約與國內土地觀念一致。堂堂一個與土地使用關係密切的環保局長對土地使用竟然是「法盲」，筆者怎能不喝令他「收聲」？

筆者還有更大的理由，叫邱騰華收聲；閣下心知肚明，「大浪西灣魯連城違法建樂園事件」，根本就不屬環保局的處理範圍，明明白白就是明益地產商強推更低門檻，就可強制拍賣土地的林鄭月娥局長分內的事，為何邱騰華要強出頭？這當然不符官場習慣，這當然是內有文章！

筆者近年自覺寫得最成功的文章，是前年十月一日公開請前金管專員任志剛依法問責，因為那時眼見雷曼苦主被政客亂點，走去消費者委員會求助，而不知問責的對象，是負責監管銀行業務的任志剛。

疑涉官商勾結

今天情況何其相近？不過今天是以邱騰華為爛頭卒的政府誤導港人，而政客議員就算從政二十年，亦只是做戲度日，連政府架構及權責也未弄清楚，就人云亦云。

早幾日竟然有大群市民走到周一嶽所主理的漁農自然護環署抗議大浪西灣事件，何其糊塗？署方當然循例代政府收信，但肯定暗笑市民摸錯衙門！

管理土地的業權，當然是在地政總署？問問任何一個新界鄉民，涉及任何與土地權益有關的事宜，是哪一個部門處理？地政總署也。打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組織圖一看，地政之上的問責局長是誰人？林鄭月娥是也，請問為何不是林鄭月娥出來答問題而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邱騰華出來擋箭？當中的文章大矣。

不但林鄭與邱騰華，林鄭之上是財政司曾俊華，三人數年前高興地當上局長，那並不是終身職位，下任特首要不要你們誰能說得準？在位之時利用職權討好商界的人，對兩年之後就大有可能要退休的三人，不是想求職的正常做法嗎？

一般人見有人大興土木，只會以為是政府已經批准，絕不會想到根本是違法建築。事前未經申請，最少在一年半載之內能神秘地，不知不覺地進行，沒有政府高官的包庇配合，可能嗎？到直升機場起好，泳池做好，魯連城正式申請改變用途，地政總署要考慮批准與否之時，不正是還在林鄭月娥的勢力權力之內嗎？林鄭就算不比梁展文高明，也不要太蠢吧！她的上司財爺默許，她的同僚因同樣面臨兩年後就業困難，因而主動幫忙，協助轉移公眾視線，林鄭月娥當然喜在心裏，一場高官串謀輸送利益的醜行公然上演，就欺大家不知道，就欺政客容易被愚弄。

所有農地，都只是一紙務農的地契。從前土地不值錢，農地就只值數十元一呎。為何農民不懂將農地建豪宅？因為那是違反了地契只能務農的限制；政府有權收回土地（Forfeiture），那為何魯連城可以例外？不要以為魯先生不懂，他第一時間說土地是準備用作有機耕作，證明他完全清楚有關的法律問題。

土地用途不容任意修改

問問任何公屋居民，若將公屋改變用途，做貨倉、寫字樓、種植物、做食品工場，後果會是如何？是被房署收回單位，理由是違反租約。就算是養貓養狗這類小事情，一樣可以因為違反租約而被收回房屋，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因為租約（Lease）亦只是契約，受契諾（Covenant）的條文細則所限，權利不是絕對。

就算是所謂私人樓宇，其使用亦受到公契（Mutual Deed）及發展商與政府在買地時的契諾所限制，這根本只是常識問題，為何魯連城買農地大建泳池、直升機場及砍樹做高爾夫球場，這等嚴重違反農地契約的行為，政府高官反而說是私人土地，法律上沒有辦法？

對小市民講法治，執法嚴明，但對富人就用盡一切理由偏幫，視法律如透明，我們月花數十萬請這類只為富人利益、自己利益打算的局長，不冤枉嗎？大家不憤怒嗎？政客無能不可靠之時，公民社會就要靠大家的直接行動，做到什麼就做什麼，筆者寫完文章之後，今次要有所行動了！

後記：寫完文章，發現邱騰華在星期一曾經表示，環境局與發展局曾召開跨部門會議，討論大浪灣用地，準備透過發展地區批圖的形式，把大浪灣納入發展規劃範圍之內云云。

上面已經分析過，明明是有現成法例不執行，卻轉個彎去用新例規管，林鄭月娥與邱騰華詭辯，實無出其右。更絕的是用新法例，完全可以一人讓一步，讓魯連城可以「合法」地保留他的樂園，只須作些更改滿足環保人士要求便可以。

議員請研究一下，環保局根本無法定權力管規劃。環保局只管究氣污染、廢物處理、水污管制、噪音管制、保護臭氧層、環境評估及產品責任（膠袋）等七條法例。環保與規劃是不同範圍的事情，邱騰華憑意越權與林鄭故意逃避，背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內情！

KJ的「無觀seem/simp(ly) 0」人生 - 鄭天儀

2010年7月26日

焦點人物

鄭天儀
KJ的「無觀seem/simp(ly) 0」人生

天才大都桀驁不馴，但桀驁不馴的，卻不一定是天才。

憑得獎紀錄片《音樂人生》一鳴驚人的主角黃家正（KJ），被外界加添「音樂神童」、「天才」等冠冕，自我的他卻以「擺脫」作為人生大任，擺脫欲望、觀念甚至音樂，才是「無為而為」的「爆呢」人生。

「take 的opposite不是give，give的過程中也是一種take，因為很多人give的時候也為了膨脹自我（enhance ego），所以no give 才是最好的give，它可以是nothing或者anything。」

眼前的KJ便裝加背囊，鄰家少男得很，當同齡的「毒男」終日追星、打機燃燒青春，他早於七歲已在嚴肅地思索人生，想通「自我」是枷鎖、「菩提本無樹」的道理。

二十歲的男孩，擁有八十歲的心境。早慧的路注定並不好走。

我說他是個天生的演說家多於音樂家，他反駁說自己只是「根本家」，捍衞自己認為是對的事。完成中六課程，他為「思考人生」放棄高考，隻身到美國念音樂。去年，他又為「思考人生」停學回港一年，暑假後復課。

比賽是謊話

KJ認為，音樂容不下第三者，獨處才能100%真誠的面對音樂。如是論，音樂等同房事，除非你有癖好，否則不會在光天化日下「真人表演」？

「對。所以音樂會並不真誠，比賽更是謊話！」KJ一矢中的，鏗鏘得沒有餘地。

「有些夢想家說：『音樂無限制』，收皮啦！理想滲透了ego已變得有限，我說的不是對抗desires，而是連觀念都沒有，回歸最基本free from music。」談到擺脫音樂的偉論，KJ滔滔不絕。

為此，KJ將於8月2日至3日，跟音樂戰友加soul mate吳懷創（NG）舉行名為「music is music」音樂會，為的就是探討音樂的本質。

《音樂人生》中經典一幕，當同學都迷醉於集體勝利的氣氛中，抗拒以音樂作為競爭手段的KJ，疏離地冷眼旁觀，向香港教育制度無聲抗議。

「任何制度都是『適者生存』，自然有贏家和輸家。」他並不着眼成和敗，認為心態重於一切，苦練「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改」的能耐。

然後，他向我道出一個「爛面尋樂」的故事。

早前，KJ患上嚴重的皮膚病，整張臉脫皮，令他自信心暴跌，內在卻失而復得。

不快樂中的快樂

「我靚仔、長得高瘦、出生環境好、讀名校、有音樂天分，但上天不會把所有都給你，我皮膚差。這讓我領悟到『得不到的東西才是你真正擁有的東西』。」

看官是否一頭霧水？花點時間想一想：福氣並不是你得到多少，而是坦然面對「得不到」和「已失去」，任何時候處變不驚，就是KJ的大志願。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心態上得到release，叫我坐監都無所謂！」他認為，真自由是超越觀念、角度和價值觀的，一個傷春悲秋、作繭自縛的人，就算給他穿牆過壁的能耐，也無異於籠中鳥甚至植物人。

帶着少年的煩惱，我問KJ人生快不快樂，他想了想，猛地拍枱，說給我一個「無與倫比到屈機」（終於出現屬於二十歲的言語）的答案：「從快樂中找不快樂，不快樂找快樂，最後發現無快樂和不快樂，這才是真正的快樂！」

像佛偈吧？！我反覆推敲、研究，嘗試以有限的語言和文字，堆砌出他腦中的概念，於是得出一個疑似無厘頭的文題：「無觀seem/simp(ly) 0」。無欲無求也是一種求，最高境界是比零更虛無的無觀處世觀。

我為KJ的豁達感到驚訝，問他可曾「得道」？他托一托下巴，帶着青春期的憂鬱神情道：「我明白道理，但未做到。」

「書香」久久不散 書本與教育相長 電子書普及化下為今天開幕的香港書展打氣 - 林行止

2010年7月21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書香」久久不散 書本與教育相長
電子書普及化下為今天開幕的香港書展打氣

一、

退出《信報》經營後，內子開始裝修居所，騰出一點空間存放多年積聚的書籍，是「工程」的重點；可是，室內設計師藍圖尚未送來，iPad和Kindle已先後面世，電腦世代的小輩雖不表示意見，惟存書（不是藏書，這點筆者二○○四年寫過，不贅）萬卷不及一部電腦的事實，確令筆者望書輕歎，意興闌珊，雖說「書多未曾經我讀」，只是和它們日夕相對，天天東翻西看，偶爾撣灰理書，日久生情，下不了「散書」的決心；這些雜亂無章—內容與存放—的書終於未為電子書的普及而被淘汰！

這項有違「經濟原則」（特別是香港寸土丈金）的決定，現在看來，卻不能說是錯誤的，以書架環堵、坐擁書城，確是筆者的最大樂趣；可惜現代印刷技術大量生產的書，不論中書西書，都散發不出「書香」，未免美中不足。「書香」絕非愛書文人的「大話」，以舊式印刷品的油墨味混和樟腦丸「臭味」產生的獨特氣味，在「讀書人」嗅覺裏便是「書香」。去月與近十位友人同訪愛爾蘭都柏林（Dublin，意為黑池）三一書院圖書館開放給公眾參觀的長六十五公尺、樓高約六七層（分二格）、收藏二十多萬冊（圖書館藏書共三百餘萬冊）古書及手抄本的「長廳」（The Long Room），莫不為其藏書之豐及書架高不可攀的氣勢震懾（三一書院創於一五九二年，一六○○年開始藏書〔是年派兩「專家」渡海「遠」赴英倫搜購〕），但令我們印象良深的是「書香」，一種從古籍散發出來的特殊氣味—何以氣味歷數百年仍「芬芳」撲鼻？—令人發思古幽情。

據朱家溍在《故宮退食錄》（上下卷，九九年，北京出版社）中〈我家的藏書〉一章所記，「書香」分為兩種。其一是書房中「萬卷琳瑯，致多善本，几案精嚴，庋置清雅」，這種讀書環境散發的氣味，可說是「抽象」的「書香」；具體的「書香」，朱氏認為「應該就是書散發出真的香味。書確實有香味，但並非任何書都能散發香味……線裝木板書或抄本書都有香味，而平裝鉛印書沒有香味。影印的線裝也沒有香味，而有油墨味。木板書的味也並不一致，譬如晚清時代，金陵、崇文等書局所刻印的書，紙墨都平常，所以缺乏香味。宋元刊本、明代精刻名抄古色古香自不待言。且從近代說起，例如民國初年董康所刻書，道咸年間許珊林所刻書，康、雍、乾三朝武英殿修書處的木板書、銅活字和聚珍板，以及蘇州詩局、揚州詩局、棟亭家刻本等，都是刻印精良墨香四溢的書。藏書之所四部分門別類，當然有香味的書和無香味的書在一處排列，於是滙合發出全面的書香」。又說：「個人的書房……絕對不兼作卧室或餐廳使用。這樣的標準，架上群書的紙墨香和楠木書箱、樟木夾板，配合散發出幽香令人神怡。春秋佳日，窗明几淨，從窗紗透進庭前花草的芬芳和室內書香滙合，花間的蜂喧，使人覺得春意盎然。夏日，庭前蟬聲聒耳，濃蔭蔽地，檐前垂着斑竹堂簾，室中則清涼無暑，這個季節，室中楠木樟木和老屋的黃松樑柱都散發濃郁的香味，使書香倍增。冬日陽光滿屋，盆梅、水仙的清香配合書香經久不散。但書房如果安放火爐，則書香和梅花水仙都為之色香驟減。隆冬季節只好在取書時盤桓片刻略享清福，即攜書回到溫室閱讀。具備上述條件，則群書永遠靜靜地發着書香。」環境有異，然條件相近，那也許是「長廳」仍有「書香」的原因。

不過，這種「書香」，今已難見。鉛印書不管平裝精裝或「豪裝」，俱淡然無味，縱有「香味」（如「豪裝」書封面散發不能稱為香味的軟膠味），在空調環境下亦很快消散；用經過「科學處理」以驅蠹魚以杜蟲蛀的雜木實木做成的書架書櫃，當然亦無半點木香而油漆氣味不數月便消失於大氣中！

二、

家中書架或擠塞或疏落的書，不論是不經意的存書或刻意經營的藏書，都有非電子書所能企及的「功能」，我們常見若干中外學者作家以至社會賢達憶兒時受家中滿壁圖書的感染，偷讀「禁書」或一知半解地硬啃經典從此愛上讀書養成終生愛書習慣的往事，可見家中有書確有好處（如果你不以為愛讀書是壞事）。大概是受她媽媽的影響，小孫女早是「書癡」，兩三年前，她在筆者的書架上看見《What is your Poo-Poo Telling you?》，學步時已知PP是什麼的她，既驚且奇，用「你怎能看這樣的書」的懷疑、責備眼光望着筆者，但好奇心令她忍不住取下翻閱，當然半句亦讀不懂（這是本半學術性著作，兩位腸胃科醫生合撰；為數年前筆者寫便便系列時的其中一本參考書；近年多次「再刷」，想為暢銷書），自此她對書架上的書頓生興趣—由於她已七歲多，略識之無，許多書都得拋上高架或藏之於密，以免被問時設詞答非所問。

令筆者為家中沒有白壁只有書架釋懷的是，最近在《社會分層及流動性研究學報》（《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可於Sciencedirect.com下載）上讀到一篇題為〈書香之家與讀書有成—書與教育的二十七國調查〉（〈Family Scholarly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Success — Books and Schooling in 27 Nations〉），按其統計表所列不止二十七國，皆因把中國分為農村及城市「兩國」、德國仍分東西、南非則共有白、黑、有色及亞洲〔屬「榮譽白人」，不歸「有色」〕「四國」，如此分類，顯見調查的精微），網上刊出日期為今年一月十二日，這篇由四名在美國大學任教的社會學家，窮二十年之力，在「二十七國」對七萬多人（家庭）調查後撰成的論文有兩點結論（這是筆者的歸納），其一是家中存書多寡與後代受教育程度高下成正比；應該注意的是，家中的書必須受愛護（esteemed）、被閱讀並從中獲得樂趣。換句話說，家中的書若只被當作「擺設」，應視為傢俬一部分，不屬本文討論的書。其一為出身「文化家庭」（Cultured homes）的兒童，在學校的表現通常比較出色，當然，出色是多方面而不僅僅限於考試成績。

調查顯示雙親教育程度低（或文盲）而家中無書的兒童，平均受教育年期為七點六年（這種情況，在中國及葡萄牙甚普遍；見頁一八○）；有二十五本書家庭的小孩比出身無書家庭的，多讀兩年書，而家有五百本書的，又比「二十五本」的多受兩年教育—這意味高中（High School）畢業甚至升讀大專院校……二十年加二十七國資料，論文分析極為精細，什麼「組合」（雙親教育程度與存書數量）都有，這裏無法一一引述；惟其指出「百分之四十來自雙親未受教育的無書家庭的小孩充其量只讀九年書，而雙親未受教育家中卻有不少書（book-rich）的小孩有百分之八十八讀九年書」，顯示家中有書遠較雙親教育程度重要。另一項值得注意的發現為只有百分之三的無書家庭的後代考進大學，有書家庭的小孩讀大學的百分比則高至百分之十三，如果雙親皆為大學生而家中存書五百冊（或以上），有百分之三十七小孩進入大學……不過，論文似未提及「強迫教育」，如果政府立法規定適齡兒童必須完成若干年免費教育，家中有書無書少書多書便與後代的教育程度無關宏旨。

在受調查二十七國七萬多家庭中，百分之十家庭無書（先進富國家中無書情況亦非罕見，這令筆者想起多年前在美國紅蕃家庭作客，進門前國務院派來的「陪同」半開玩笑地強調其家中唯一「一本書」為茄汁樽上的標貼！）、有十本書的佔百分之十三、二十五本的為百分之十六……有百本書以上的只有百分之十八；這七萬多家庭的平均存書為一百一十二本！

那些據說只讀Kindle不讀印刷磚頭書的電腦世代，本文引述的統計當然不具任何意義，而電子書由於不佔空間且價格遠較低廉，因此電腦世家可以或應該擁有更多的網上書，可惜電子書不易與他人分享—那本PP的書若只存於Kindle，小孫女又如何得見?!

據昨天（七月二十日）《華爾街日報》消息，亞馬遜指其Kindle在「逆境」中銷量大增—其售價從二百五十九美元降至一百八十九美元後，銷量便增三倍；西雅圖一書店每賣百本精裝書便賣一百八十「本」電子書，電子書真是來勢洶洶。可是，電子書亦有缺點，而且是足以改變人性的大缺點；七月十七日英國《衞報》有〈慢讀的藝術〉（〈The Art of Slow Reading〉）一文，痛陳電子書（及網絡資訊）令人「蠢化」（stupider）之害，因為上網的目的在求多求快，上網者無法元神歸一、深入鑽研，讀起來更是囫圇吞棗，結果縱有得益亦流於膚淺表面化，於其智性的提升並無受惠。一如如今主張「慢食」（slow food，有益健康）及「慢遊」（slow travel，五天七國遊可以休矣）漸成主流，「慢讀運動」（slow reading movement；原來莎士比亞和尼采都曾作此主張）正在醞釀中。「慢讀」意味全神貫注，這樣的閱讀才能帶來樂趣和進益（讀到不合理或文理不通處亦知棄之；時間最寶貴，經濟學家因此主張「讀不下去的書，應馬上放棄」）。Kindle只是「中途宿舍」，而且會令人思想跳躍，不能集中精神（如此什麼事都做得不好）……從讀好書到讀書好，最好是捧書慢讀，如此才能把書中的養分吸收！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 林行止

2010年7月20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 ，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

和同事提起部門工作氣氛的問題，他有同意之餘沒有多大的意見。過了一日，他告訴我︰你很幸運能想這些問題。起初，我不大明白，及後他續說：不是很多人如你這般幸運。啊﹗明白了。真的，我可是幸運的一群，沒有太多生活生存上的憂慮。最煩惱的可能是每晚的晚餐吃些什麼，但這是否我們人生所追求的？人，生而自由。有的每天追求過時尚的生活；有的追求每天安穩的過已是最大的幸福。可是，我們在社會中生活，是否真有選擇？是否真的自由？

我以為，生活方式是如何也可能，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意識的。是否意識到誰在生活？當知道誰在生活時，那為何而活？有信仰的人可以追尋信仰真理為生存價值，沒有的那可以如何？現代生活上、社會上有太多消磨意志的人和事，有很多根本的問題，人們都未能看清、了解而活在渾沌之中。我們可以沒有信仰，但卻不能忘記追求生命價值和真理。

青年須培養多維內心世界 - 陳樂宗

2010年7月14日

陳樂宗
青年須培養多維內心世界

回首過去一年，我想起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本書，作者為Herbert Marcuse，書名為One-dimensional Man。此書雖寫於半世紀前，卻準確預言到今天社會的光景；Marcuse所講述的單維人（one-dimensional man），指先進的工業社會，通過科技、媒體與行政，及強勢的價值觀將人征服、同化，叫人失去自主批判的能力，失去對自己存在更高境界的想像與渴求。

中環價值

用今天香港的語言，就是將人變得「現實了」，坊間常言，香港是一個非常現實的社會。 所謂現實，其實就是你生存的空間收窄了，屈服於強勢的價值觀。今天的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現實社會，而這強勢的價值觀就是今天所謂的「中環價值」。

極權主義的社會，以高壓、暴力為手段將人性消磨；同樣，資本主義的社會也能將人性消磨，其手段就是將人單維化。 強權之運作容易引起受害人群之反彈，而單維化之運作，卻是令人沉迷，不知不覺地被去人性化（dehumanized）。

我雖然從商多年，但從沒有放棄我的理想；我的內心世界經常與「中環價值」相矛盾、鬥爭和抗衡。我可以說，我的內心世界是一個多維的空間，這個空間，讓我享受多元和平衡的人生。

那麼也許你們會問，如何才能培養出多維的內心世界？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認識，人是如何多維的。這還是要回到《聖經》的話，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第二十三節告訴我們，人是有三部分的—靈、魂、體。

人的內心世界有靈與魂兩部分，人的魂就是人的自我，其構成是人的知性（intellect)，亦即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

愛讀評論

要培養知性是要讀書的。你們今天從大學畢業，並不表示你們已讀完書，反而我期望大學啟發了你們對讀書的愛好。我今天仍然愛讀書，我讀科學文獻仍是津津有味，也愛讀文學、歷史、社會科學的書。

除此，我每天也讀報，近年我在英國時間較多，在倫敦時最享受的，就是讀報。每天我會讀幾份報紙，這不是看它們怎樣報道同樣的新聞，而是讀它們的評論。

英國每份報紙都有很清晰的意識形態立場：Guardian 是左翼的自由派；Telegraph 是右翼的保守派；Times 是溫和的右派；不只是政經大事，就是連名人的訃聞和生平，不同的報紙也有不同的觀點，蓋棺定論，各自表述。

無論你們主修的是哪個專業，我鼓勵你們多讀科外書。我雖然在大學主修工程和生命科學，但今天我還是不斷為自己在文史哲方面補課。我認為讀人文學科（humanities）尤其重要，它雖不是講授專業的知識，卻能把人照亮，讓人明白人的價值。

除讀書之外，人亦需要時常反思，這樣知性才會活躍豐富。學而不思則罔，東方的教育過分着重應試，缺乏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包括推理、分析、綜合、比較、判斷等能力。為此，多與別人討論問題是有益的，我亦因此鼓勵你們結識一些較喜愛思考（intellectual）的朋友。當然，我們偶然也會與朋友吃喝玩樂，但與朋友談論有知性內涵的話題，是豐富人生的不二法門。

我還鼓勵你們多參加文化活動。香港各所大專院校所舉辦的公開文化活動是不少的，譬如港大人文講座，是一個很好的資源。今年十月時，著名導演李安就在陸佑堂作了一次講座，坐無虛席。

人的情感也是需要培養的。現實會令人冷酷，理性會令人冷漠。人是感情的動物，人需要愛：需要被愛，也需要付出愛，從愛你身邊的親人，擴大到對社會上弱勢群體的關愛。還有，人需要培養與別人通情共感的能力（empathy)，這與今天管理學裏所指的情商（ＥＱ）有點類似，亦即能換位思考。

就如《聖經》所言，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哀哭。我閱世多年，發現智商絕不是人成功的唯一因素，反而情商的高或低，至為關鍵。

再回到我剛才說的話，讀人文學科的另一好處，尤其是讀文學，是培養人感性的發育。

至於人的意志，是需要磨練的。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與尼采對人的意志都曾有相當多的論說。他們的觀點雖不一致，但這兩位哲人都以為人的行為是受意志所主宰的。今日成長於溫室的年輕人意志大都薄弱，負不起重擔，經不起挫折。

前天報章報道了兩名獲獎學金到澳洲進修的港大校外課程學生，其中一位因母親不在，每天放學後便去做兼職，下午二時工作至晚上十一時，返家後才溫習功課，在這樣的環境下完成中學和大學的學業。 這就是意志，這就是毅力。

今天大陸有一流行語，稱辦公室裏有些人為「草莓族」，即指那些外表光鮮亮麗，質地卻軟綿無力，遇壓就抵不住變成一團稀泥的人。用廣東方言說，就是人必須要「捱得」，才可培養出堅強的意志。

「治己嚴」

人生境遇順逆交錯，在所難免，能在逆境中不被環境所折服，要靠人的意志來堅持；在強猛的威逼下而不出賣自己的良知，或在強烈的誘惑下而不摒棄自己的道德，也是在乎人的意志；人若要承擔重大的使命，必需要能承擔沉重的壓力，這也在乎人的意志。

古人之所謂「治己嚴」，其實就是勉勵人操練自己的意志，就連日常生活中對體能的鍛煉或對飲食的制約，都是操練意志的機會。一個人意志的剛強或薄弱，是他人生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的內心世界，除了人的魂，還有人的靈。靈是令人能與神相交的工具。人需要與神有交通，如藉祈禱、靈修、崇拜。在這交通中，神就把衪那聖潔、公義與慈愛的屬性傳輸到人裏，成為人的美德；所以人與神的溝通是高尚道德的泉源，是抵抗誘惑力量的供應站。

理性與靈性，屬兩個不同的境界，在一個多維的內心世界裏，二者不但可以相容並包，並且可以相輔相成。二○○六年哈佛大學課程改革委員會提出建議，在哈佛大學本科生課程裏，加入一門「理性與信仰」的必修課。不論人在這問題上最終的結論如何，我認為，信仰是每個青年人成長過程中應該思考的問題。

同學們，我希望你們在人生的路程上，時刻關注你們的內心世界，保護你們的心，不要隨波逐流，不被時下強勢的價值觀所征服。我盼望你們的內心世界不僅多維，而且活潑並多姿多彩，這些才是燦爛人生的基礎。

最後，我祝願你們人生美滿，前程錦繡。

二之二

文章為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第五十五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說

作者為晨興集團創辦人兼董事、恒隆集團非執行董事

青年人該如何裝備自己 - 陳樂宗

2010年7月13日

陳樂宗
青年人該如何裝備自己

我雖然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長期旅居海外或在內地工作，故一直以來都是以英文或普通話演講。今天要用廣東話發言，確是有一點難度。我相信如果我向梁院長請求，他一定會應允我今天以英文演講，但當我得悉廣東話是崇基畢業典禮的傳統語言，我就覺得必須以廣東話演說。這裏有一個深層的意義，也是我要向同學們傳達的第一個訊息，就是人必須尊重傳統。無論是十八世紀西方的啟蒙運動，或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五四運動，歷史都證明全盤否定自己的傳統，是行不通的。

這是因為傳統是文化內涵的容器，也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尊重傳統並不等於守舊、反動，也不等於攔阻創新；根植於傳統，反而令人更能把握其人生的何去何從，也能讓人更有信心面對不確定的未來。

內心世界

過去一年是全球相當動盪的一年，馬兆良校董建議我講一些這一年來我對世界時局的觀感。 我不是時事評論員，能夠全面而有條理地發表對世界的看法。 我能做的是與同學們分享我的觀感，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一點啟發、一點勉勵。

我與同學們素未謀面，卻蒙邀參加這畢業典禮，我既感光榮亦樂於參與，這是我作為香港人應盡的義務。如果說我們這代人代表香港的過去，那麼你們就是香港的未來。我們素有薪火相傳的傳統，所以我對你們更表示支持與關懷。每一代人都有他們面對的挑戰，也有他們歷史性的機遇。

我代表的這一代，生於二戰之後，亦即戰後嬰兒潮。我們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亦經歷了韓戰、冷戰、越戰和文革，那真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但那個年代也是個充滿機遇的年代。我們目睹了赤手空拳的難民潮，憑他們的血與汗，把香港由匱乏帶進小康，進而創造出經濟的奇迹、驕人的財富，建造了香港這樣超高效率的社會。

你們這一代出生的時候，中國已進行了改革開放，你們經歷了香港回歸祖國、平穩過渡，你們所成長的香港已經是個相當穩定的社會，這裏市場經濟高度發達，但也十分成熟和擁擠，與我們那一代遍地機會的情況大相徑庭。當然你們可以去大陸發展，我也鼓勵你們多與大陸交往，但那畢竟不是你們土生土長的地方，社會資源總不及當地人。

你們能考進中文大學，又在此接受良好的教育，是香港的精英。香港的未來將取決於在座諸位、取決於你們的所作所為，更進一步取決於你們的內心世界。崇基是一所基督教學院，故我今天的演說會多引用聖經的話語。舊約《聖經》〈箴言〉四章二十三節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所以今天我關心的，不只是你們短期就業等問題，而是你們的內心，是怎樣的一個世界。

在香港這樣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要保持自己心靈的純潔和正直，恰如逆水行舟。商業的確會污染人心、侵佔人心、腐蝕人心，所以《聖經》〈啟示錄〉十八章十三節說，地上商人所販賣的不只是金銀珠寶，最後還有人的靈魂（經文的中譯本為「人口」，其希臘原文意思為the souls of men）。從二○○八年次按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到上星期倫敦銀行從業者堅持要瓜分五十億英鎊花紅；而為了挽救這些銀行，英國每個家庭都已背上五千五百英鎊的債務，這些正表明商業對人類心靈的腐蝕。

商業掛帥

然而，我們卻又逃脫不了活在這種商業掛帥的社會。今天全球價值趨於一體化，「經濟發展」、「物質繁榮」、「生財創富」、「盡情消費」都已成為全球主流的、具壟斷性的價值觀，成為衡量個人或社會一切事物或行為的準則。我們也都在這種價值觀下被定性為「經濟人」。市場的力量把「經濟人」的邏輯滲透人的思想，塑造人的行為取向，在這「經濟人」的合理化之下，人不斷擴張個人的經濟利益，漠視道德，漠視社會正義，道德的界限日趨模糊，導致最後道德底線失守。這樣的社會或許能夠產生許多經濟巨人，然而他們卻很可能是道德的侏儒。

當今社會各行各業，最吸引年輕人的莫過於金融業，多少年輕人都想去 iBank（投資銀行）工作。金融業的獨大，令已無道德約制的金融業過度發展，其存在已不是為整體經濟服務，而只是為增加其本身的經濟利益；這種狀況真可謂喧賓奪主，令整體經濟為金融業服務。單是華爾街，就能給全球帶來巨大的災難。

兩年前哈佛大學統計表明，應屆畢業生首份工作在金融業的，男生佔百分之五十八，女生佔百分之四十二。他們當中應有不少可能成為優秀科學家或文學家，但他們都到華爾街拜金去了，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二之一．明天待續

文章為作者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第五十五屆畢業典禮上的演說

作者為晨興集團創辦人兼董事、恒隆集團非執行董事

遊戲時遊戲 - 黃明樂

2010年7月13日

生命通識

黃明樂
遊戲時遊戲

6月30日，在日內瓦舊城區內，一隊人浩浩蕩蕩衝入來，擋住了我的去路。

領頭的，是一身深紫色制服的銀樂隊。身型魁梧的隊長挺着大肚子吹着喇叭，隊友起勁地打節奏。緊隨在後的，竟全是豆丁般的小孩！有的畫了大花臉，甩手甩腳跟着節拍走；有的戴上紅鼻子，昂首闊步；有一些舞着水袖前行；也有一些，穿着天使翅膀，隊形散了，格格笑作一團，直像天使般可愛。

三十度高溫下，旁觀的我衣衫盡濕，孩子們卻享受着汗水相擊，眼中閃着異彩，足足巡遊了半小時。

今天，是什麼日子了？我在腦內快速搜畫，瑞士國慶？不，那該是8月。而昨晚，瑞士明明沒有贏世界盃。人群裏有位拿着長鏡頭的中年漢，看來像個記者。我問他，什麼回事了？

「慶祝最後一天上學。」吓？！？！？！

「對呀，明天起放暑假，所以小孩都跑到街上慶祝。」「年年如是？」「嗯。」

「那……銀樂隊呢？」「是政府免費提供的。」

「後面把關的救護車、消防車、警車呢？」「都是政府安排的。」我吐吐舌頭，在香港，示威遊行才有這種招呼吧。「今天後整個暑假，孩子們都不回校了，這是正式道別。」「你是來採訪的嗎？」我看着他專業的攝影技術，忍不住問。「不，兒子在巡遊，我拿了假期來支持他。」

回到香港，收到舅舅電話。小表妹快升中一，獲派的中學吩咐，整個7月回校補課。「不去不行嗎？」我問。「不，補課後還有分班試，考的都是新教的內容。分班分不好，從此變成籮底橙。人人都讀，我女兒怎能不讀？」

於是，我想起了日內瓦的孩子們，更想起了電影《少女失樂園》（An Education）裏的故事。

高才生Jenny活潑、熱情、愛文學、愛音樂。她希望見識世界一流的演出，父母提醒她謹記在校內樂隊練習中點名。她想走訪名作家故居，父母只關心她能否把其作品評賞功課做好。她愛閱讀，父母着她先讀好入大學必備的拉丁文。

然後，某下雨的下午，一個善感、成熟的男人闖進了Jenny的生命，帶她遊牛津、聽歌劇、訪尋世界名畫。少女一心憧憬跟他經歷未知的世界，父母出奇地沒有反對，因為深信攀附上流社會是成功的開始。豈料到了談婚論嫁的邊緣，一場夢醒，原來男人不過是個偷呃拐騙的江湖混混、早有妻兒仍然到處留情的騙子。

故事之所以震撼，在於少女並非無心向學的「死妹」；反之，正正因為那極強的求知欲，與功利社會對學習的狹隘理解，產生了極大矛盾，一點外力，便足以讓天真的心走上歧路。如果學習不光是窮追一個升班時間表或考試機制，可以不設限地探索、發現、吸收，少女的命運，會否不一樣？

我們總以為，盡快念完所有書，考完所有試，就叫有效學習。這種信念推至極端，連小學生都不放過，而早就忘了，考試不過是個制度。制度，要有，但只應是條底線，而非矯枉過正的求學原則。真正的學習在生活中。　　

放假就是放假的瑞士孩子，說不準會否飛黃騰達，但看起來至少開心一點、有反應一點、凡事主動一點。好奇心透過遊玩得到滿足，對壞引誘的免疫力，也自然提高。升中學子們，正值最反叛的年紀，算得很盡的求學模式，有沒有把這些界外效益也一併算進去？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續）- 練乙錚

2010年7月8日

練乙錚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續）

總的來說，「激進」除了是政治光譜上的一個位置標記之外，還是政治組織生長演化過程中的一個動的階段；自由競爭之下的激進組織壯大了，必然增加包容性。這裏要注意「自由競爭」這個條件；阿當斯密很強調這個條件。舉中國共產黨為例，它累積一定力量之後，在四十年代增加包容性，提出走民主道路、組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力量大增，很快席捲全國；但之後因為黨天下，沒有了政治上的自由競爭能提供的天然約束，它於是愈大便愈偏激，最後簡直違反人性，走火入魔。

優質民主競爭

在香港，所有民主派政黨要成長，都無可避免要漸漸「去激進化」，或多或少不斷從政治光譜的右端向中間轉移，空出的最激進環節，只能由新進場的微型激進民主組織佔據。這個由激進到溫和、由右而中的演化，對民主派非常有利，因為整個過程將不斷對當權派造成壓力，不斷入侵其地盤、搶奪其票源，原來的「六四分割」將變成「七三分割」。本來，當權派中各政黨，也是可以在增長的同時，逐步調整其政綱，慢慢變得更包容，能向中間伸展其勢力、甚或搶奪一部分泛民選票的；如是者，則偏激政黨最後都從政治光譜兩端向中間移動，告別偏激，變得溫和，社會政治便變成以中間黨派為主導，出現前不久雷鼎鳴教授指出的優質民主競爭。但是，本地當權派和傳統左派政黨的政綱，都不是由本地政治上的自由競爭決定，而是由北京按其他因素制定的，那種自然的「去偏激化」動力，便完全不能在民建聯一類政黨身上體現，本地民主政治優質化，由是少了一半動力。

談到當權派，筆者想提一點看法或忠告。此派裏面不乏有心人，但這些人對黨對國家對上級忠心有餘，獨立思考不足，處境因此有時相當困難。黨和上級立場每有重大變化，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最後知後覺，那是黨的性質決定的。知覺之後，這些人還必須完全變調，以今時之「我」，打倒二十四小時之前的「我」，而其實這兩個「我」，都不是真我，而是黨和上級在不同時段替我設定（set）、可以隨時重設（reset）的「我」。這從一品的梁愛詩、范徐麗泰，二品的葉劉淑儀，三品的梁美芬，到最末品而倒往往是十分可敬的「維園阿伯」，都不免如此。在這次政改事件上，上述那種「我」的重設，表現得十分清楚，不同品之間，只能爭相分辨誰被重設得最早，然而這早已不是新鮮事。

遠的不說，就從建國之後親蘇、反蘇、立林彪、批林彪、批孔、尊孔、批鄧、倒鄧、擁鄧、打倒四人幫、鬥國民黨、捧國民黨等轉向大事上看，當權派愛國人如此反覆被重設者，不知幾許。不少這些人各方面基本素質本來很高，絕不似那批只懂擇木而棲的良禽輩；本是國家民族的大腦細胞，卻不幸成為線扯木偶。當中更有一些人，以甘心不斷被重設作為對黨國忠誠的最堅實證據。但可惜，歷史上這類人中的極品—上世紀三十年代蘇聯大清黨和六十年代中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老幹部—不僅無悔於被重設，之後還甘願賠上自身性命，作為對領袖的終極服從和奉獻，卻依然無助於阻擋黨國變質或覆滅而甚或不自覺地有以致之。極品如此，況乎其他？

一國兩制真諦

故筆者認為，本地左派人士及政黨，若要真正對香港作貢獻，必須告別「聽話」思維，用自己的大腦去建立自身對香港問題的看法和行動策略，而不是每遇重大事情，例必先按扭從西環或北京下載指示才敢行動。想當年中國革命成功，靠的也是對共產國際的指令陽奉陰違才達致的啊！北京若是明智，也應看到這點。這其實也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句話後面的真諦。

二之二．下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 - 練乙錚

2010年7月7日

練乙錚
談激進理論．向左派進言

筆者昨天提出一個觀點：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就現階段而言，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着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個別回合的點數勝負，既不重要，也難算得清，怎能和民主派在政治光譜上布局合理化的好處相比？

故此，今後民主派的工作要點，便是把形勢中潛存的大好，盡量轉化為實利。在民主黨而言，那便是要演化為一個更溫和的政黨，吸納中間精英，一方面有一定原則地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能夠發揮的力量（不能只有一個張炳良，要有多個張炳良），另一方面須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這都不是容易的工作，更不是浪漫的事業，有些人自然而然地適合做，目前各民主黨派定位拉開，正好讓更多人那樣做；不是或不願當中間民主派的人，應該樂觀其成，給予祝福。

競爭令激進派溫和

今天筆者續談其他民主派人士面對的問題。首先談激進組織的演化規律。阿當斯密在《原富論》提出一個見解，認為宗教領域由一兩個大教會倚仗政治力量行使壟斷權是不好的；更好的局面是由大大小小的教派互相競逐產生。他說：「一些活躍而受某種利益驅使的傳道士，只是在一教獨大或兩三個大教寡頭壟斷朋比為奸的情況下以勢壓人才可怕。若有兩三百個以至兩三千個小教派，任何一個都不足以危害社會安寧。……那些激進小教派，四方八面都是競爭對手，要生存、發展，必須學會真誠、回歸中道，而藉政治權力壯大起來的大教，卻往往離此甚遠。」

接着，阿當斯密舉以溫和見稱的公誼會為例；此會亦稱教友派、貴格派、費城朋友會等，前身是從英國國教分離出來的十分激進的異見派，受英國國教迫害，與英國清教徒一起移居美國，到了美國之後，卻又受清教徒迫害；然而此教不斷發展，終於成為美國東部最有影響力的溫和教派。

阿當斯密明顯認為，宗教的自由競爭，會令激進的小教派通過成長而變得溫和。（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此「部分」長數十頁，昨文曾引其中一小段。）不過，阿當斯密沒有在書中嚴格證明此論點。一九八八年，美國社會學家 Lawrence R. Iannaconne 寫出一篇經典論文，用大量實證資料和嚴格理論分析，論證了上述阿當斯密的理論【註】。道理其實很簡單，圈子大了，成員之間的意見無可避免變得參差，這個圈子的主導思想便必須寬容一些。

最激位置留給八十後

據此，筆者昨文提出：「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着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社民連壯大了，支持者人數有一定了，也要更加顧存大局，把最激進的位置，留給衝中聯辦、衝羅湖橋的小伙子、八十後的少數最激者去佔，給予支持、樂觀其成，自身不去佔據、不去領導。按理論推導，那才是最高效的做法，否則必定拖慢自身成長，對泛民整體不利。事實上，社民連推五區公投，與其現階段最佳定位很合拍，完全合憲合法，只是不按當權派隱邏輯操作（民主黨不同意該做法，是對勝負概率估算不同，不是理論上反對）；在香港現實政治中，五區公投振聾發聵，富開創性，故不少並非激進人士也認同，包括筆者在內。今後，在適當時機、適當議題上，社民連應沿着五區公投的軌跡，再接再厲，推陳出新。

分析政治，論者常常提及「政治光譜」，但這當然不是思考社會政治的唯一維度；另外兩個重要維度，分別是以經濟地位和知識水平劃分的社會各階層。如果社會上要求民主的人，泰半屬於經濟地位或知識水平低下的階層，其餘階層的人反對的多，則不僅民主難以達致，就算達致了，也是不穩定的，甚或不可能是優質的。故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得到知識階層、專業人士的普遍支持，以及大量上流社會人士起碼不積極反對，十分重要。

做這方面的工作，公民黨最有條件。這些階層人士受教育比較多，大部分都懂理性思維，能夠不同程度接受講道理的民主，但行為上一般不能接受激進。因此，筆者昨天說：「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取得成績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註："A Formal Model of Church and Sect", by L.R. Iannacc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Supplement, 1988. 此文理論部分用的完全是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

二之二．上．明天續

笑林良禽．論民主黨 - 練乙錚

2010年7月6日

練乙錚
笑林良禽．論民主黨

特區政府通過了一個西環本以為「完全沒必要修改」而萬萬沒想到最後中央修改了的政改方案；主理憲制事務的局長因此有點得志忘形，左右開弓不論友敵都恥罵一番，更狠批公民黨人蠢得不懂得「擇木而棲」的大道理。但這位局長缺了點文化修養：這話哪有拿來攻擊別人用的？罵人家不懂，當然就是自己懂了。不過，那也是挺對的；便是在官場裏，從ｄ九到良禽，有些人半輩子沒走通，有些人則一步到位，分別很大，就不僅僅是文化修養問題了。

閒話休說。政改方案通過之後，民主派內訌加劇，人人鬱鬱不樂，無論哪一方都不大好過；看來，要適應客觀新形勢，彼此心理上還得多捱一陣子。筆者說過，五區公投之後，政治板塊大挪移，民主派各政黨在光譜上的定位拉開，合理化了。短期而言，兄弟鬩墻令親痛仇快，民主運動的質和量都因此有失，但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在中、長期能轉化為取得新支持者的動力，卻更值得重視。其實，政治板塊挪移，目前還有空間，過程完成之後，泛民整體將有更優陣勢，儘管在過程中，三黨支持者數目將重新分配。對此，筆者有下列愚見：

（一）民主黨還應繼續向中間移動、變身，成為一個除了在六四事件和二十三條立法二問題上堅定不搖、其他一切議題立場覆蓋自由黨和民建聯右翼的溫和政黨，有一定原則地和政府在更多方面合作，爭取部分成員進入建制，各自從體制較深層發揮力量；

（二）社民連應留在激進位置，但隨著支持者數量增長，不應佔據最激點，要留出空間讓其他更激進人士特別是年輕人進場創造性地參政；

（三）公民黨在參與比較激進的五區公投之後，應作逆向微調，定位在未來的民、社兩黨之間，成為意念上激進地捍衛普世價值（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溫和行動派，能夠和其他兩黨在不同的議題上靈活合作；

（四）因政治板塊挪移、從各政黨游離出來的個別人士如鄭家富，以及近年不斷出現年輕政治活動家，又分散又結合，插隊三大民主黨派之間，以各自政見和獨特風格和經驗號召支持者。

分裂衍生合作

有此組合，泛民精英才可一字排開，在政治光譜上擺出最廣陣勢，發揮最大力量。換句話說，民主派要作最大限度分裂，才可在最大範圍合作。分裂不是分工，泛民應佔的光譜部分，其跨度之大，不可能存在高度統一的思想，只能倚靠客觀契合和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作密室交鋒、利益交換，然後同台演出，如出席飯盒會、大遊行等。泛民中人若能從這角度思考本身前途並作出合理反應，遠優於鑽牛角尖並作無止境的道德指責和反駁。

上述四點須深入分析，篇幅關係，今天只講第一點，餘的明天待續。各黨的前路，以民主黨最為難走，原因主要不是得面對不少泛民群眾的質疑甚或責難，而是當一部分原來支持者投向較激進政黨之後，民主黨在人和財方面都不免有失（上周七一遊行中的表現或已說明此點），故須開動機器，從中間乃至有建制傾向的群眾當中開闢票源。中間群眾數量大，但或因性格取向平穩，或因從社會現狀中獲得較多利益，政治上比較難以鼓動，而民主黨當了泛民第一大黨多年，努力守成多於創業開拓，今後若沒有一點「重上井岡山」的精神，斷不能成事。就此點而言，激進派的確提供了必要的衝擊。正正是因為民主黨要面對此衝擊，得抖擻精神開墾中間地帶，筆者所言的「定位合理化所蘊含的效率提高」方可有望實現。開闢中間群眾比較困難，需要不少資源，民主黨在這方面比公社兩黨優勝，任務落在該黨身上，亦可謂合適。

民主派現在的境況，令筆者想起阿當斯密在《原富論》中的一段有關十八世紀宗教教派競爭的論述。當時歐洲大陸第一大教是羅馬公教；在英倫三島，第一大教則是英國國教。阿當斯密指出，此二大教會因長期處於「一哥」地位，其教士的播道熱枕漸漸退化，能量已明顯不如其他新興教派。他說：「這樣的教會，一旦受到其他新興教派的一些時髦、勇猛、那怕也是愚昧無知的熱血分子攻擊，便馬上變得毫無還手之力，就像富裕的南亞諸國遇到來自北方那些強悍而腸飢轆轆的韃子兵進襲一樣。……儘管最大教會依然網羅大批學識淵博之士，但若論爭取信眾入教的能力和魅力，無論是好是壞，都完全掌握在其他競爭者手裏；在英倫，資源豐富的聖公會早已荒廢了傳教本事，相反，異見派和循道會則精益求精。……而循道會的教士，學問沒有異見派的一半，叫座力卻比誰都高。…… 在更早的十三、四世紀歐洲大陸，是兩個不蓄資產的神貧修會——方濟各和多明我修會，復興了整個羅馬公教的奉獻精神，擋住了教會內部那種因循心態。」（《原富論》卷五首章三節第三部分）阿當斯密談的是當年的宗教組織，但意義完全可以引伸到今天的政治組織、政黨。

運動就是一切

的確，大有大的難處。在前一段日子的政治悶局裏，泛民「一哥」民主黨未能帶頭打破當權派鋪天蓋地的封殺；長此以往，難保黨內不出現因循心態，忘記進攻是最好的防衛，把守成看得重於開拓。五區公投一聲炮響，打破上述悶局，也給民主黨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為回應壓力，民主黨提出改良區議會方案並大膽採取與中央談判的策略，筆者認為做得很對，政治悶局打破了，民主派便「有得玩」。改良區議會方案有利有不利，最終是好是歹還未可知，但爭取社會改良的道理在民主派這邊，大多數群眾也在民主派這邊，只要民主派能主動把悶局打破，推出新議題，群眾的能量有著力處，形勢便對民主派有利！但是，民主黨只是走了半步對的。立場向中間移動了，還得花力氣去找那中間群眾；群眾找著了，大好的形勢才能化為實利。至於現階段關於方案輸贏幾子幾目的精算，並無很大意義，亦不能真正準確，卻十分浪費心力，因為當中沒有可以轉化為動力的那種壓力，故三黨實不應再在此問題上糾纏。

慎思之後，筆者不認為民主黨這次是無原則的「扭軚」；相反，這個軚扭得有看頭。政黨如長期無法扭轉形勢，必須思變，變而後通，這在歷史上有很好先例。晚年恩格斯觀察了歐洲工人運動大形勢之後，認為單靠暴力革命奪取政權行不通，於是轉而積極支持歐洲的進步政黨進入議會，通過選票發揮力量爭取執政；這與先前他和馬克思極力鼓吹的暴力革命相比，不啻為近世社會運動中的最大轉向。在有利條件下，爭取民主的政黨應積極以各種方式發揮力量，包括進入建制，這種行動不應一概視之為背叛。

因為民主派整體方向是清楚的，故把託派的一句名言改兩個字，對現階段而言，便相當貼切：輸贏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

二之一．明天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