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社會公義 - 周永新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8月20日
厚生經營
善用社會公義
周永新

還是要談社會公義，應是三篇的最後一篇。上兩篇發表後，有朋友問：社會公義真的這麼重要嗎？說來有點神聖不可侵犯，但香港市民多不把社會公義當作怎麼一回事。

第一篇時說過，社會公義並非什麼真理，不是說事情違反社會公義，道理便站在自己一邊，別人全錯了。認真來說，社會公義只是對事情的一種看法，這種角度未必人人認同。如人人平等，歷史上長時間不認為人有這個權利，就是到了現在，不見得多少人認為人人平等是應該的。
不合心意非違公義

我常說，不要輕易把社會公義搬出來，不是所有事都涉及社會公義的原則，而就是屬於眾人的事，若不是明顯地使部分人得不到應有權利，或一些亟須幫助的人得不到支援，也不要輕易提出社會公義來支撑自己，因一旦得不到公眾認同，社會公義就會成為笑柄。

舉個簡單例子：董建華出任特首時，有意增加綜援長者的金額，政黨和關注團體得知後，紛紛進行調查並提出應增的數目。那時，單身綜援長者每月得到的基本金額約是二千一百元，有團體認為應提高至每月三千元，且說是調查後得到的結果。我細看他們的建議，發覺是醫藥費便佔去三百元，我認為計算脫離現實，因綜援長者多使用公共醫療服務，不會有這麼多醫藥費支出（個別長者或者有）；但團體堅持他們的看法，且認為這樣才符合社會公義。我反對這麼早便把問題提升至社會公義的層面，因當前急務是爭取市民支持，市民認為建議離譜，什麼社會公義大道理都說不過去。

因此，必須善用社會公義，不要看事情不合自己意思，便說別人違反社會公義，這樣會使事情無法討論下去，也會引起無謂的反擊和對抗。剛退休的社會福利署署長余志穩，退休前曾處理多項社會爭議事件，如市區重建賠償、立法禁止種族歧視、如何推行扶貧措施等；他的體驗是：不能閉門造車，總要聽聽受影響人士的意見和感受。

我十分贊同余志穩的做法。多數社會爭議事件並非誰對誰錯、非黑即白，若任何一方一早便認為事情違反社會公義，抨擊政府或有權力的一方不公平，這樣談判難有轉圜餘地，爭議無法平息。
超越個人利益

再舉近日熱門的例子，就是應否把外傭納入最低工資立法之內？剛過去的「七一」遊行中，外傭團體展示的標語最鮮明的一條是：「工資立法、人人平等」。見到這標語，我心裏有點不安，因外傭工資問題一旦變成外傭是否得到平等對待，爭議的重點便變了質—不是外傭的薪金應否改善，而是更高層次的爭議，一旦涉及法律仲裁，再不是坐下來商討便可解決。

無論是政黨或關注團體應明白，社會公義十分嚴肅，涉及人人平等的大原則，所以事非必要，不要輕易拿出來作論據。其實，社會公義的作用並非要政府或爭議對方屈服，而是要說明事情還有超越個人利益的道理；所以問題能否解決外，還要看是否符合社會公義的原則。

這方面，可以用去年增加生果金金額時卻要引入資產和收入審查作為例子。特首宣布後，我說政府這樣做是「偷天換日」，意思是政府利用增加金額的機會來改變七十歲以上香港居民均可領取生果金的權利。當時，有官員對我說：金額增加了，我應感到高興，何必這麼多意見？我的回答是：問題並不在金額多少，而是長者的尊嚴 —這尊嚴不單是貧窮長者的尊嚴，也是腰纏萬貫長者的尊嚴，因只有在生果金下，長者人人平等，貧窮和富有的均應為此感到驕傲！

說到這裏，我還可以拿香港的公共醫療作例子。香港的公共醫療是另一個值得市民驕傲的制度；教育原來也是，但自回歸以後，不知何故，特區政府進行連串改革，結果如何有程介明兄等教育學者評論，但令我痛心的是：教育離開平等的目標愈來愈遠，直資和國際學校的畸形發展不說了，就是各種專上課程，如副學士，入讀機會受制於家庭的經濟能力，窮家子弟無法入讀資助課程，前途就此「行人止步」。
應用於日常生活

回說公共醫療。去年三月政府發表醫療改革諮詢文件，我在《信報》專欄寫了八篇回應文章，細節不重複，但主調是必須保住現有公共醫療制度優勝的地方，絕對不可以如教育改革一樣變得不倫不類。至於公共醫療最使病人感到津津樂道的，是不論富貴貧賤，走進急症室均一視同仁，醫護人員不會因求診者的身份作出不同的處理方法。

到了今天，這樣「機會均等」又直接影響市民福祉的公共服務沒有那幾樣了！公共醫療當然要改革，醫療融資最終也要「醜婦見家翁」，但無論如何轉變，有一樣是不應變的：就是市民病倒了，他們到公共醫療系統求診，醫護人員唯一的考慮是，病人的病情及醫療機構所能提供的治療，絕非他們的身份、背景或他們的經濟能力。我這樣說，憑的並非是自己的理想，而是公共醫療實實在在做到了，我盼望日後不會改變！

社會公義並非高不可攀的理想，是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原則—只要善用社會公義，不把爭拗逼向死胡同，怎樣複雜的社會爭議也有解決的曙光。

實踐社會公義 - 周永新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8月13日
厚生經營
實踐社會公義
周永新

上周談到社會公義，只及一些初步的理解，指出社會上眾多衝突和矛盾，不能單從個人角度去解決，必須顧及並平衡各方利益，也必須依循人人平等的準則，尋找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以及給予沒有額外的關懷和協助。

以上對社會公義的解釋，或許太過概念化，為了闡述箇中關係，試以實例說明，並且藉此機會表明分析民生福利議題時，我一般採取的立場和態度。
爭議涉三種關係

社會爭議涉及的不外乎以下三種關係：即個別市民與社會大眾、社會與政府、及政府與個別市民。這三種關係如何調和？其中出現衝突時如何平息？如何應用社會公義去理解問題及尋找解決辦法？以下討論這三種關係及社會公義的應用時，採用的例子主要包括最低工資立法及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首先，是個別市民與社會大眾的關係。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政府不斷研究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性，但經過四十多年的討論，社會仍未有一致的意見：初期的反應是退休保障屬個人問題，是子女對年老父母的責任，如果供養父母的責任交給社會，只會破壞傳統家庭制度。

到了八十年代，家庭制度急劇變化、功能大不如前，要求子女供養年老父母的聲音漸漸消失；不過，另一種聲音出現了，即家庭雖無法照顧老人，但退休保障是個人的事，就業人士為什麼不為自己的退休生活早作打算？因此，政府必須協助經濟有困難的老人，全民退休保障卻不必了，免得削弱個人為退休而準備。

從社會公義的角度又怎樣看？社會公義並不否定個人的責任，就業人士為晚年生活儲蓄是應該的，所以強積金及其他儲蓄保險計劃有推行的必要，但不能漠視的是，社會上仍有百萬市民無法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家庭主婦是其中顯著例子，他們多沒有在職記錄，個人儲蓄也多不足夠。

此外，單單倚賴個人工作時得到的保障和儲蓄，不少退休人士的生活會有困難：部分必須申請綜援方可維持基本生活；部分雖有保障但只能生活在貧困邊緣；部分生活可維持但對未來感到憂慮，恐怕儲蓄終有一天用光了。從社會公義人人平等的角度看，以上情況都不可接受，除製造社會矛盾外，還顯示社會對長者欠缺關愛。
冀長者獲生活支援

社會公義要求的並非全部退休人士過着同一樣的生活，而是他們不需為基本生存條件而煩惱，也不用因儲蓄多寡擔憂自己的未來──這樣貼近平等的要求太過分了嗎？簡單來說，以社會公義衡量全民退休保障，期望的是長者均可得到基本生活的支援。當然，社會要承擔，但只要市民願意善待長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樣的付出不是沒有可能。

第二，是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社會由群體組成，所以研究不同群體如何互動稱為社會學，社會學一度翻譯為群學。社會運作依循特定規則，而這套規則代表了大眾的共識，或以法律形式定下來，而就是沒有法律，社會也常有共同認可的規範。至於政府的責任，是確保法律認真執行，訂立政策時也必須緊貼大眾的期望。

以立法制定最低工資為例，議題二三十年前提出來了，但當初只是工會和權益組織的要求，極其量加入低薪工人的期望。工會所以有這個要求，除了一些工人的薪金確實太低難以生活外，主要還是社會公義原則的驅使︰也就是說，若以時間和能量計算，工人付出的差別不大，但高薪和低薪得到的卻有天壤之別，收入的距離在香港尤為顯著，離開平等的原則十萬八千里。因此，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從社會公義角度出發，要求的是薪酬就算有差別，也不應使低薪工人連餬口的條件也沒有。

當最低工資立法仍未成為社會共識時，政府不採取行動還說得過去，但香港經濟急速發展後，勞動人口卻仍有數以十萬計每月拿不到五千元，市民也覺得不對勁了──在這情況下，立法制定最低工資逐漸得到大眾的認同，政府若仍紋風不動，不但有違市民期望，更是諳於時局轉變，不知社會公義已走在低薪工人那一邊。
個人社會政府互動

最後，是政府與個別市民的關係。政府是個別市民的守護者嗎？政府與市民的關係過去常游走於兩極之間：有說政府與我最好完全沒有接觸，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與權力有任何轇轕，正是這種思想的表表者；只說政府的權力無處不在，市民的需要由搖籃到墳墓皆由政府悉心照顧，所謂「福利國家」就是其中最佳例子。

香港政府奉行「小政府、大市場」，但推行的公共醫療和福利制度，卻把不少福利社會比下去，所以說香港政府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並不適合，但說它類似社會主義又不符合事實。從社會公義角度看，香港政府確實發揮了守護者的作用︰適齡兒童均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病者可得到不分貴賤的公共醫療服務、貧困市民合乎資格即可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總之，政府的社會安全網雖有漏洞，但也滿是社會公義的影子。

社會能否暢順運作，在於個人、社會、政府三方的互動關係，而社會公義正是協調這三方關係的重要基礎。

珍惜社會公義 - 周永新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8月6日
厚生經營
珍惜社會公義
周永新

趁着暑假這兩個月立法會休息，社會較少爭議事項，談談一些與民生有關的基本概念；如仍有篇幅，再看香港貧窮的最新情況，也想探討全民退休保障還有什麼可走的路。

首先討論「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一詞的意義。社會公義是近年常用詞語，只要社會有什麼爭拗，總有一方搬出社會公義大道理，有時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雙方都覺得事情有違社會公義。
強佔道德高地沒責任感

社會公義一詞用得太濫了，有時就失去意思，但社會公義還是要講的，因關係社會的運作：利用社會公義來平衡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解決群體之間的衝突及確保社會穩定。

這樣，社會公義是什麼？這詞由兩部分組成，即社會和公義。既說是社會公義，自然就不是個人的事；因此，個人可以做的事，在社會層面就不可以。舉個簡單例子：天氣炎熱，有些人在家裏穿得很隨便，但在公眾場合就不可以；又如獨自一人可以大叫大嚷，但與他人一起就必須收斂。

換言之，社會公義所要考慮的，並非個人的利益，也非單獨一方的喜好，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時更從整體社會的角度出發，尋找的是各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因此，社會公義也可是一種妥協。

此外，社會公義常給人的印象是把責任推向社會，好像個人不須負責。而社會是什麼？更難有清晰的定義，結果責任落在政府身上，所謂社會公義，最終變成政府的責任。

因此，高舉社會公義的社會，往往政府要做的事情愈來愈多，體積愈來愈膨脹；而政府因執行社會公義，插手的事務不斷增加，以至社會公義就成為政府責任的代名詞。
人人應有平等機會

說了以上一大堆，並非要否定社會公義的重要性，只想說明，社會公義並非絕對的真理，不是有人說事情違反社會公義，其他人就必須信服；事實上，更多人不把社會公義放在眼內，認為對錯只有自己可判斷，哪有什麼社會公義？甚至認為那些動不動便批評別人違反社會公義的，只是強佔道德高地，把矛頭指向別人，自己一點責任感也沒有。

這樣，社會公義還真有用嗎？首先，我們得承認，社會公義已成為今天大眾認可的道德準則，不是有些人有意見，社會公義就會消失；不過，我們也應知道，不是所有人對社會公義都有共同的看法，提出質疑也十分正常。展望未來，看來社會公義的潮流不會逆轉，所以還得深入討論，而社會公義的意義可從以下角度看。

就是從平等的角度。社會公義看似複雜，但簡單來說，就是人人應有平等的機會。人人平等，法國大革命時便提出來了，過了兩百多年，人人平等仍像遙不可及。以香港政改為例，反對功能組別的認為制度一日不改變，均等投票權就不能實現，因總有些選民擁有多過一票，選舉就沒有平等，違反了社會公義人人平等的原則。

再舉生果金為例。如果生果金開始時便說要審查資產和收入，去年政府提高金額時要限制申請者的資格，相信市民不會有異議；但生果金從來到了某個年齡便可申請，現在要加上資產和入息審查，申請者的機會便非均等。換句話說，政府要改變的是生果金的本質，使申請者不再有同等領取的機會，這樣不符合生果金的原意，有違社會公義人人平等的準則。

不要小覷社會公義這人人平等的意義：如果沒有這個概念，其他重要價值觀念如人權也難實現，因社會不重視平等，人權還有什麼意義？香港現有三條反歧視條例，即性別、殘疾、家庭崗位，很快要加入反種族歧視；這四條反歧視條例若然沒有平等機會為基礎，根本就難說有歧視，所以社會公義還是重要的。
改變角度去看事實

提到社會公義，就不能不提羅爾斯（John Rowls）大師。羅爾斯對社會公義有很多闡述，《信報》專欄作者多有討論，而他言論中使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認為人生來雖不平等，有聰明、有愚笨、有漂亮、有醜陋，這些都不可改變，但可改變的是人怎樣看待這些事實，是錦上添花還是對苦難者伸出援手？最近關於智障人士就學的爭議，正說明單是一視同仁並不足夠，有些人需要額外幫助，改變本來就是不平等的事實。

說到額外幫助，又不能不提天水圍了。二○○四年家庭慘劇發生後，我參與的調查小組提交的報告，主調之一是天水圍需要額外幫助，政府的錯誤是以常規看待當地居民，造成居民必須到區外才可得到服務，結果困難愈積愈深，困擾和無奈最終釀成悲劇。

社會公義並非什麼靈丹妙藥，有相反的意思也是自然不過。但沒有了社會公義，平等難免失去意義，而個人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自己的行為對別人造成的影響，更不願對苦難者加以關顧，這樣的社會還值得我們珍惜嗎？

叛逆者路平 - 林沛理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8月17日
文字力量
叛逆者路平
林沛理

台北縣長周錫瑋帶領「朱宗慶打擊樂團」來港獻藝，在電視上看到路平身穿一條超短的迷你裙，以光華文化中心主任的身份，跟周錫瑋和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等人，一起做當晚音樂會的主禮嘉賓。

在一個大多數時候仍然由男性當家作主的社會，身居要職的女人要得到重視和認同，必須時刻提高警覺，從身體語言到衣着談吐，以至一個坐下來的姿勢、一個拋出去的眼神，都要力求避免發出錯誤信息，給男人有機會以色迷迷的眼光看成是性對象（sex object）。按照這樣的標準，高於膝蓋一吋以上的裙子即屬太短。路平當天可以說是超越了警戒線，令人愴然暗驚。

這一點，一向對穿衣之道甚有研究的路平當然心裏有數。正因為路平知道什麼是「dress for success」，她才可以把這項設計出來給女性遵守的潛規則顛覆得那麼徹底。在這個意義上，那條短短的裙是一篇長長的聲明，慷慨激昂地陳述了路平對父權社會的偽善、雙重標準，以及強加於女性身上的種種限制和定義的憤懣。它令你想到：為何女性會在電影電視節目和選美等場合被鼓勵，甚至被勒令用身體去取悅男性，卻要在另外一些場合把自己像糭子那樣包裹起來？她們的身體究竟是屬於她們自己，還是給男人凝視和享用？

不要讓路平的氣若游絲和弱不禁風誤導，她其實是個義憤填膺、義無反顧，更不會輕易被嚇怕和打倒的越界者（transgressor）。法國哲學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說過，在一個無時無刻都要我們規行矩步的社會，個人要對抗常規化陷阱和奪回自由和自主（sovereignty），便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之中「違規犯禁」（transgression）。巴塔耶強調，雖說禁忌的存在就是要給人打破 （taboos exist to be broken）─這所以社會禁止殺人卻又縱容戰爭─但犯禁者難免受到社會的懲罰。

對此路平想必知之甚詳。她最新的文集《香港已成往事》收錄了一篇最初發表於《亞洲週刊》、一度令路平成為眾矢之的〈浪漫不浪漫？〉。在這篇堪稱驚世駭俗的文章裏，路平手起刀落，將（當時）八十二歲的楊振寧與二十八歲的翁帆的「幸福婚姻」解剖得血肉橫飛。你未必會同意她的觀點，但無法不承認她有勇氣表達她認為正確的觀點；而這種「courage of one's conviction」正是今日評論人所最缺乏的。

誠然，今日罵曾蔭權的人何其多也，因為罵曾蔭權不僅是政治正確的打落水狗，並且擔保不會遭到還擊甚至報復；但誰會像路平那樣視權威為無物，直呼楊振寧為「得過諾貝爾獎的老科學家」；在討論他與翁帆婚姻的語境裏，用上「那隻無能的老獸」如此亢龍無悔的措詞；最後又作出如此既難堪又動人的想像：「當楊振寧碰到翁帆，老年的孤獨碰到青春的孤獨，加起來，說不定正好是小說家馬奎茲的題目：一百年的孤獨。路平這種寫評論的「無畏無懼」（fearlessness）有時會變成一種「無情無義」（ruthlessness），但與其說這是路平的錯失，倒不如說是評論的原罪（original sin）。

中國皇帝的新衣 - 馬國明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7月20日
城市筆記
中國皇帝的新衣
馬國明

雖然在《皇帝的新衣》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裏的皇帝是歐洲某處的皇帝，而中國的國情總是有別於歐洲國家，但歐洲皇帝的新衣和中國皇帝的新衣絕對不會有分別，有謂「菩提本無樹」，無論是歐洲皇帝或是中國皇帝的新衣都是「本來無一物」，因此單是在邏輯上便不可能會有分別。新疆七五事變已發生一段日子，相關的評論亦不知發表了多少篇，但似乎仍未有評論者留意到新疆的漢維衝突其實是《皇帝的新衣》下篇。
永久執政之夢

話說那位以為自己穿着名貴新衣，在荷槍實彈的軍警前呼後擁下，威風凜凜地出巡的皇帝，在路上竟然連一個小孩也遇不到。皇帝因而沾沾自喜，以為自己的巡遊空前成功。雖然凡是見到皇帝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是怎麼一回事，但既然沒有人指出，便也不想說出口。不過在路上見到皇帝出巡的人當中，有些是受僱當廉價勞工的少數民族，這些人見到皇帝光脫脫，大刺刺地出巡，即時的反應是目定口呆，但很快便猛然想到原來皇帝只不過是沒有穿着衣服的狂徒。

新疆七五事變之後，國內喊出一片民族團結的聲音，但在現時中國的特別國情下，民族團結不過是中國皇帝的新衣。七五事變之後，有多篇評論正確地指出只有實施憲政民主才可望達致真正的民族團結。美國本是一個存在嚴重種族歧視和種族衝突的國家，但美國也是一個實施憲政民主的國家，而且美國的民主體制剛成功選出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雖然美國的種族歧視和種族衝突的問題不會在奧巴馬當選後便立即消失，但他成功當選的事實比起任何民族團結的呼喊來得更有說服力。這樣顯而易見的道理原是毋須累贅，但中國大陸的領導人一向貶低美國，鄧小平便曾嘲笑美國三權分立的憲制安排是將國家一分為三。

中國領導人最不能接受的是，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以至是台灣實行的民主體制必然意味着政黨輪替，不可能有永久執政黨這回事。

但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卻一直以永久執政黨自居，任何被視為威脅中共永久執政的事物都必定遭受無情的打擊和殘酷的鎮壓，零八憲章的發起人之一劉曉波以顛覆國家的罪名被拘押是最新的例子。在這種特別的國情底下，中國大陸實施憲政民主之日固然是遙遙無期，但更大的問題是整個中國因此被重新拖返封建皇朝的格局中。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皇朝，他稱自己為始皇，他的繼任人則是二世，他的如意算盤是子子孫孫，千秋萬代都繼續是統一天下的統治者。永久執政的想像始於秦始皇，而中國歷史上的每個封建皇朝都是以永久執政者自居，要千秋萬代的統治下去。
被忽略的新民族

在缺乏憲政民主的情況下，在中共不惜以血腥鎮壓來維持其執政地位的情況下，民族團結恰好是中國皇帝的新衣。中國大陸現時的疆土大致上繼承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皇朝，滿清皇朝的疆土。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皇朝的版圖不盡相同，漢、唐盛世的版圖和宋朝的版圖便相去甚遠，漢、唐盛世的版圖比起元朝和清朝這兩個非漢人皇朝的版圖又有所不及。封建皇朝的版圖視乎其軍事力量而定，武力所及的便併吞入版圖裏。秦始皇殲滅六國後立即揮軍南下征服在珠江流域生活的越族，歷史上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平百越」。封建皇朝行事唯我獨尊，封建皇朝不會尊重國家領土完整，不容侵犯的原則。唐朝名臣魏徵力諫唐太宗不要攻打朝鮮，理由不是為了要尊重朝鮮的領土完整，而是因為力有不逮，勉強出征只會損兵折將，吃大虧。中國大陸的疆土來自滿清皇朝的南征北討，新疆便是晚至十九世紀將完結時才併入版圖。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皇朝後，中國的歷史原則上進入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階段。孫中山先生亦非常有遠見地提出中華民族的觀念來覆蓋所有在中國大陸國土上生活的人，包括漢、滿、蒙、回、藏五大族和數以百計別的民族。

中華民族的觀念是一個嶄新的現代觀念，與這個新觀念互相呼應的中華民國也是嶄新的，因為不再是封建皇朝的財產，而是整體中華民族的國家，這也是現代民族國家原有的觀念。很不幸，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和日本入侵的局面根本不能讓人喘息，因而不能深入掌握推翻滿清後的嶄新局面。當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二者的劃時代意義還未有被認識時，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獲勝，中國的歷史進入共產主義統治的年代。現時的中國大陸領導人不斷宣稱「愛國」，但在共產主義的理念裏，國家不過是階級專政的工具而已，當無產階級成功控制局面時，國家根本不用存在，因為無產階級是普世的（universal class），不但不限於個別國家，而且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中國大陸的領導人曾聲稱「只有共產黨才可以救中國」，但中國共產黨在六十年前成功奪取政權一事在現在看來，是打斷了整個中華民族朝着民族國家的現代脈絡發展。共產主義是一種世界大同的理想主義，五、六十年代時國內的宣傳口號之一便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在共產主義的理念下，民族不過是某些過時和落伍的歷史現像而已。至於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則是借無產階級之名而來的，因此國內曾經花了很大的氣力和付出沉重的代價來判別和打擊「走資派」。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下，中華民族這一嶄新理念完全被忽略，很多人錯誤地以為中華民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史記》裏提及的三皇五帝，中華民族者，炎黃子孫也。

根據這種理解，西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不是炎黃子孫的人並不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即使他們在中國大陸生活。這當然十分荒謬，但在中共的統治下，中國的政治格局漸漸走回封建皇朝的舊路。在封建皇朝的格局下，凡事必定以皇朝為先，所有人都是皇朝的臣民，連國家也是屬於皇朝的。中國共產黨以永久執政黨自居，拒絕實施民主改革，連零八憲章這般溫和的改革呼聲也要大力鎮壓，無疑是將整個中國當作是共產黨的黨產。在這種情況下高呼民族團結不過是要所有人都成為中共的臣民，難怪藏人和維吾爾人不願就範。跟漢人不同，他們的民族身份不是來自封建皇朝。漢人的觀念完全是生於封建皇朝，若然中國歷史上不曾出現強盛的漢朝，世界上便沒有漢人了。

七一上街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在今年七一上街，我也有問自己為什麼。自由民主的基本主題固然支持，更重要的是珍惜上街的自由和機會。眼看國內和世界很多地方遊行和發表意見的機會也沒有，甚至陪上生命。所以，請珍惜這不是必然的自由。

我永遠站在雞蛋那一方！ 講者：村上春樹

我永遠站在雞蛋那一方！　講者：村上春樹

整理：張翔一
出處：台灣的天下雜誌 418期 2009/03

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日本知名小說家村上春樹受到國內外壓力，猶疑是否該出席頒獎，結局是，他去了，並掀起了比小說更為震動世人的餘波。

現年六十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被《時代雜誌》喻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三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形容為繼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陸續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萬冊，近年陸續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愛爾蘭「法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際文學獎項肯定。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歷屆得獎者包括西蒙波娃、羅素、米蘭昆德拉等。

諷刺的是，頒發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襲迦薩，備受國際和平團體批評。日本輿論因此要求村上春樹為避免被認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應拒領該獎項，否則將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選擇赴耶路撒冷出席頒獎典禮。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與對體制霸權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國際媒體競相轉載，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廣大迴響。

以下是演講的中譯本：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
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

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
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
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 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
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