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6日
王岸然
香港法制爆發「核事故」
香港的知識界和政界有着同一種古怪情況，在一些涉及「大香港」或「次主權」的事情上十分敏感和關注，大做文章，不惜冒「港獨」之嫌，也要跟中共對着幹；但有些情況嚴重的事件卻又默不作聲，視而不見。筆者要談的，是一件涉及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主權遭受粗暴恐嚇的事件。
首先，筆者會界定這是主權而不是「次主權」的事件。無論憲法用語或是政治用語，主權代表一地之內最高與絕對權力；「次主權」按筆者的理解，是國際關係用語，不宜引用於中港關係。香港作為中國之內不可分割的一員，按一國兩制的原則與《基本法》，獲分配（或可說成與國家平分）了兩項主權，分別是司法的終審權與獨立的貨幣發行權，這是聯邦制之下國家也沒有的權力，所以只能是主權，不會是「次」級的主權。
評論界沒有反應
就算人大曾經就居港權的問題釋法，也沒有改變終審法院已作的決定，只能影響之後的決定。亦所以，外交部三度發信給香港的法庭，一封比一封態度囂張，一封比一封恐嚇味道濃厚，理論上，香港的終審庭還是可以獨立判案，但常識就告訴大家不是這回事。我們不要忘記，終院首席馬道立曾經多次在上訴中給資深的終院法官評為「未夠班」，今天當然是他應該報答捧他上位的專政政權的時刻。
這是上月26日的新聞，至今天未見有識之士出聲半句。《明報》的標題用上「外交部警告香港勿損國家利益」的字眼，用語不可謂不嚴重，嚴重性猶如為香港提供人權保護的司法制度發生了核事故，竟然還是引不起除筆者以外的評論者注意。
這是一宗剛果民主共和國在港被追債的案件（FACV5-7/10）。這件案件在上訴後，筆者也曾經在別報評論，結語是「本案令人高興之處，是香港的法庭基於一國兩制的原則，總算能依治而治，獨立行使司法權力」。
現時看來，去年的評語不但說得太早，而且可能全錯，終審庭能否還可真正獨立裁決，不是有待驗證，而是已驗明不能。
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粗暴干預香港的司法，用的手段十分技巧，外交部只是發信給憲制及內地事務局，但信件則經律政司的代表律師在終審法院當庭讀出。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指出，香港的法庭無權審理國防與外交事務，事件應交人大釋法（若法官不同意外交部的觀點）；終院與法官若狹義理解《基本法》的釋法要求，對法治及香港的穩定並無好處。後一句明明白白就是一項赤裸裸的恐嚇。
第三封致終院的恐嚇信，外交部所持的理由有五大點：包括若香港採用「有限外交豁免權」，是不符香港特區地位、國家外交立場受質疑、損害受影響國家友好關係、中國海外財產安全受威脅、妨礙發展中窮國減債等等。
筆者請大家想一想，這五點與法庭只應依法斷案的基本原則，根本風馬牛不相及。這五點都是政治考慮、行政考慮，而中國外交部是行政機構，中國政府從來欠缺認真的法治精神，行政干預司法是慣性，外交部拿着國防與外交是中央權力的令箭，自以為有理有權，以釋法為要脅粗暴干預恐嚇香港的終審法院，這還不是香港司法制度的核事故？
官方涉嫌妨礙司法
筆者在本欄談論法律多年，一直堅持重要原則，就是不會直接評論正在審理中案件的案情，一來這是妨礙司法公正，二來也是尊重法官斷案的獨立性；最「盡」的做法，亦只應在法理上討論相關的問題。外交部就算對上訴庭的判決有意見，只應組織學者在法理上討論，而不是經政府給終審庭寫信，以政治理由施壓。
對於本案（剛果案）應採用絕對的、還是限制的外交豁免權，筆者也有興趣分析討論，但前提是政府與法庭要一視同仁。律政司或是起訴一方的代表律師，應先在終審庭讀出這篇文章。筆者在這裏也公開呼籲，各界關心香港法治獨立的有識之士，也應該認真評論事件，並將評論直接寄給終審庭，轉交控辯雙方代表律師，他們亦有責任在法庭之內讀出信件。
這樣一來，似乎是人人都在指點終院五大法官如何斷案，不禮貌，也不適當吧？但為何外交部就有特權這樣做？而且直接經政府律師在三級法庭這樣做？是否只許官方妨礙司法獨立，不准民間發表意見？這又是哪一門子的司法獨立？筆者在這裏呼籲一人一信運動，只是維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神聖原則，不是在開玩笑。
上訴庭判起訴一方勝訴的主要依據，是中國也簽了《聯合國國家司法管轄豁免權及財產國際公約》，承認並追隨國際上行使有限制國家主權豁免的做法，只是公約尚未實施而已（簡而言之，是在商易交往中再沒有外交豁免）。
英國的終審庭曾經讚賞公約是「展示了國際新思維」，可見其重要性。我們中國的外交部官員本來是最現代、最有國際視野的官員，可惜一涉及權力，還是回到小農思維的野蠻與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