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February 24, 2011

帝王之學 - 岑逸飛

2011年2月24日

生命通識

岑逸飛
帝王之學

電視劇集,甚至電影,不管是內地還是港產,都喜播帝王戲。帝王戲的核心主題是宮廷鬥爭,宮廷裏風雲詭秘,具有中國特色的權術智慧,把權術這個主題推向極端,玩弄權術成為每一個所謂「盛世明君」必備本領,也是每一位大臣的必修課。

宮廷的權力鬥爭特點,是沒有明規則而只有潛規則,或者明規則名存實亡,真正發揮作用的是潛規則。明規則寫在紙上、說在口上,但常是擺設,潛規則看不見摸不着,但實質上制約人的行為和決定人的命運。

這一套教帝王「潛御群臣」的帝王之學,來自韓非子,令人心成為「陰森的秘窟」(牟宗三語)。韓非子是先秦法家,講法、術、勢,其中的「術、勢」之說,源自道家。古代稱「帝王之學」是「君人南面之術」,班固《漢書.藝文志》形容道家「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古人南面稱王,故所謂「南面之術」,即帝王之學,集中中國古代帝王的領導學、謀略學、管理學以及識人術、用人術、縱橫術等為一體的特殊學科。而事實上,老子在《道德經》說話的對象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帝王,提出「聖人之治」的問題,其主要關懷,是帝王應以何種方式統治百姓和管理好國家。至於莊子,其內篇也有《應帝王篇》,講述所謂「明王之治」。

老莊的帝王之學,例如老子,提出「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莊子則認為治國理想應隨順人民的真性,而不是透過帝王個人的臆度或制訂各種政令。可惜這種思想傳到韓非子,便成一種墮落,因為他偷取了道家不拘泥固定形式的無為哲學,落實在帝王統治上,是喜怒不形於色,不讓臣下推測,而統馭群臣的方式,是陰晴不定,難以掌握。如此才不會反被臣下駕馭。

中國政治文化其實是儒法互補,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中國並沒有從此真正成為儒家一統天下,而是明是儒家,暗是法家,儒家學說被公開宣揚,法家策略則是暗地運用,歷代統治者對韓非子的帝王之學只用不說,諱莫如深。

綜觀漢代以來歷史,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晉時宮廷內亂,隋煬帝苛刑酷政,李世民逼宮殺弟,武則天任用酷吏,朱元璋殺戮功臣,雍正、乾隆大搞文字獄等,無不留下韓非子的深刻烙印。

幾千年來的帝王統治,在法家式帝王之學薰陶之下,令權術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甚至深深扎根於中國的政治生活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變成了中國人的生存智慧,長久受到浸染,形成中國人的突出國民性:老謀深算、城府甚深、詭計多端。

「權」字本身就有「權變」之意,也就是「詐」。特別在官場鬥爭上,玩權術玩得精湛的比比皆是。中國古代的政界人物,無不通曉權術,如果權術不到位,就很難善始善終。權術是官場的「遊戲規則」,優勝劣汰。這種權術病魔,官場鬥法,成為中國數千年來官場政治的怪胎。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11

雷曼判決有公義嗎?- 王岸然

2011年2月23日

王岸然
雷曼判決有公義嗎?

中銀前線職員張瑰瑰被商業罪案調查科控以欺詐或魯莽(reckless)的失實陳述,引誘他人投資,違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07條的案件審結,結果是六項指控皆不成立,中銀和被告當然歡迎判決,說是還以清白。筆者不會形容這是中銀的勝利,這是玩弄和出賣香港司法公義、以求登上特首之位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的勝利。

一般市民,包括筆者,基本上還是信任司法制度,還是信任99%的判決是公正的,誰知餘下的1%空間,會給奸詐的人、有權勢的人和不義的政府加以利用。按證監會於2008年12月向財政司就「雷曼事件」提交的報告中的第17.2段所言,證監會接受了近八千宗針對銀行職員的投訴,包括主動游說,職員完全沒有考慮顧客的風險承受能力,指產品與定期存款一樣安全,職員只重點介紹迷你債券掛鈎的知名機構,沒有提及雷曼控股的角色。

簡單而言,這正是法例所針對的魯莽銷售和失實陳述,「張瑰瑰案」的案情一般而言屬典型情況,但為何本案卻慘敗收場,令公眾這類案件會有「告不入」的錯覺?這是因為黃仁龍的聰明與本案法官鄧立泰的愚蠢,聯手為司法不公義作出惡例。

甲組砌丙組 輸贏早有數

在證監會提交報告整整兩年後,政府才提出第一宗檢控,本身已說明問題所在,就是政府背後受到銀行業、特別是中資中銀的壓力,根本不準備認真追究事件;銀行亦不肯承認錯誤,從而作出合理補償。由於完全不檢控似乎說不過去,想上位的黃仁龍於是利用精準的法律專業知識,弄幾件告不入的案件,蒙騙公眾,為不再作刑事檢控製造輿論聲勢。

公眾也不上當。港大法律教授張達明指證人記憶力不一樣,不可以因為本案而影響其他案件的進行。湯家驊的說法更是精準,一分不差,道出問題中的問題所在,「對警方以證據鬆散的案件進行檢控,感到奇怪」。湯認為本案控方證據不到入罪水平,就根本不應檢控。這間接說出黃仁龍是故意安排了一場必輸的「中銀檢控案」。

筆者兩星期前特意到法庭旁聽本案的結案陳詞,本欲在法理上研究一下,結果嚇了一跳。中銀職員由「的近律師行」一隊精英律師作代表,輔以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而控方呢?是一位英文口音差、說話口窒窒和沒有戴假髮的普通律師,這根本就是一場甲組對丙組的比賽。黃仁龍的安排,過於苦心了,令人一看就明。

這類情況,很依賴法官的明察秋毫,主動研究案情。在普通法的制度下,法官沒有這個責任,法官只依據控辯雙方提供的資料斷案。作為一部審判機器,本案的鄧立泰法官只按預定程式工作,已令人慨嘆;更差的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裁決免受上訴庭推翻,判詞中竟然照搬辯方的政治性指控,足見其司法裁斷的質素,何等低下。

辯方資深大狀指「雷曼苦主是受政客、特別是民主黨所煽動,所以才會誤會自己被騙,然後報案」,鄧立泰基本上接受了這個論述,在判詞中苛刻批評苦主,認為他們說謊,其中一些說法近乎荒謬。他批評李姓菜販曾經作出衝擊銀行的激烈行為,有以不擇手段取回資產的傾向。衝擊銀行有多激進?最大問題是這與她曾否受騙完全無關,法官明顯具有偏見。

此外,鄧立泰指另一個四十歲的貿易公司東主是年輕的成功生意人,被告根本不可能向他作出失實陳述。然而,史上有無數專業精英或成功人士遭受欺騙的案例;其實用常識想想,就明白精英人物由於自負,更容易受人欺騙。

政府玩手段 抗爭沒了斷

筆者再舉一個簡單不過的理由,大家就明白黃仁龍利用司法程序協助中銀脫罪,是如何用心良苦——為何本案只檢控前線職員,而非銀行身為法人【註】,與職員串謀犯法?更公平的做法是,只檢控銀行犯法,職員只須充當證人。鄧立泰指職員只按一貫銷售手法,沒有特別的獎金,所以沒有犯法的意圖;這就算是事實,也不等同銀行本身沒有「魯莽」誘人投資的犯法意圖。正好相反的是,在商業社會這類意圖十分明顯。

筆者舉一個上訴庭的案例(CACV 329/2008),大家比較一下,便會明白——電訊管理局判罰有線電視(不是僱員),因為有兩名前線職員游說顧客購買合約時作出失實陳述,聲稱有線將肯定提供英超聯的足球節目(游說時有線未有轉播權,最終也沒有);有線電視以內部指引不准職員作出類似失實陳述作為抗辯理由,但上訴庭不接受,並指職員犯事,是法人的代理人(agent)犯事,即等同法人犯事。

「張瑰瑰案」或是同類案件的檢控目標,首要是法人銀行本身,在這樣的檢控情況之下,中銀就要將所有內部培訓資料、政策指引等呈堂,中層負責設計推銷雷曼產品的主管亦要出庭解釋一切,事件的圖像就會十分清楚,第一責任本來不在前線人員。

現時的審理,是中銀內部所有有關銀行促銷迷債的資料均沒有呈堂,黃仁龍是巧妙地利用了法官對前線職員按指示工作、沒有犯罪理由的同情心,故意提供不足夠的資料,旨為中銀開脫;而公眾就只會簡單地以為中銀沒有犯法,事件只是苦主貪心與胡鬧(連法官也遭誤導,一般人焉會不受騙?)。

利用大多數人的無知,拉一派、打一派,以欺壓少數人,本來是殖民地時代的統治手段,回歸後政府官員與建制勢力反而將這一套製造社會不公義、埋下社會仇恨種子的做法發揚光大。十多年來對付爭居權人士的權益、對付法輪功就是用這種方法。

中共對待「六四事件」也是同一手段,也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少數人遭受不公平對待,必然堅持抗爭;社會上總有少數不值這類可鄙行為的人協助他們,這就令到事件沒完沒了。

黃仁龍與特區政府再玩弄手段,只會激化矛盾,「雷曼事件」將一如「居港權事件」,不會完結。

Tuesday, February 22, 2011

軍權在握不會交權 中國穩且有利可圖 - 林行止

2011年2月22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軍權在握不會交權 中國穩且有利可圖

一、

如果北非及中東(MENA地區)、阿拉伯與非阿拉伯(伊朗)國家風起雲湧要求執政者落台的街頭示威活動,是受突尼斯和埃及獨裁者被「人民革命」逼宮後交出權力「和平演變」的影響,這些民眾也許會因為對當權者的反應作出錯誤估計而吃盡苦頭!史丹福政治科學系教授占士.費西隆去年十一月定稿的〈自我強制的民主〉(J. Fearon:〈Self-Enforcing Democracy〉, Center on Institutions &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No.14)開宗明義指出,當控制軍隊的當權者在大選中落敗時,他們選擇以武力奪回政權的機會大於一切……何況尚未落台而軍權在握的當權者!

事實上是,突尼斯和埃及的軍方雖與文人政府同鼻子出氣,但當人民的矛頭直指執政者時,早已成為「獨立王國」的軍方為保本身權位和利益,便掉轉槍頭,「站在人民的一邊」;如此這般,國家避免一場血腥浩劫,他們的政經利益亦安然無恙。然而,人民能否分享「革命果實」,塵埃落定後自有分曉。

無論如何,和平轉換政權的表象所起的示範作用,令那些被獨裁者壓榨多年的各國人民拉標語上街,可惜,這些國家都是軍政合體而且獨裁者大都做好把權位傳給後代的部署,他們怎肯一見反政府群眾上街便交出權力;更有甚的是,這些專制獨裁者莫不與美國建立了利害交纏的「友好」關係,有的國家如巴林甚至是美國國務卿口中的「走向民主政治的榜樣」(去年十二月希拉莉.克林頓訪問該國時,公開說她對巴林已走上民主康莊大道留下深刻印象)。巴林位居波斯灣要衝,夾在伊朗與沙地阿拉伯之間,是中東石油出口(約佔世界石油供應百分之四十)必經的港口,巴林政權一旦易手,不僅會使石油供應失序,並可能打亂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布局(美國在中東「維和」的第五艦隊總部及基地均設於該國);更重要的是,百分之八十二巴林人是回教徒,而其中約七成是什葉派信徒,但皇族及統治層則屬遜尼派,即少數遜尼派統治多數什葉派;由於遜尼派槍桿子在手,因此長期來與什葉派「相安無事」,不過,如果改朝換代,什葉派當權,新政府遂有與同為什葉派當權的伊朗政府結盟的可能,即使在美國虎視眈眈下不能公開示好,亦會暗底下互通款曲,美國對中東石油的控制便潛存危機;在巴林皇室仍緊握軍權及擺出一副與人為善姿態後,美國便不理會遑論支持上街爭取民主打倒封建皇朝的群眾,聲言「不干預他國內政」了。巴林人口不足七十四萬(中情局○九年統計),上街人數在二萬五千至二萬八千之間,比例不可說不大,但美國就是置若罔聞,視「人民力量」如無睹,其雙重政治道德標準,昭然若揭。

二、

利比亞是另一個絕不向「人民革命」低頭的國家,為免步其左鄰突尼斯及右里埃及相繼被推翻的覆轍,利比亞那位被「維基解密」形容為垂垂老去迷戀其烏克蘭金髮性感妖冶(voluptuous blond)護士的強人卡達菲上校*,以絕不手軟的血腥手段進行鎮壓,據報已死了五六百人;他的一名兒子還上電視宣稱「會戰至最後一枚子彈」(until the last bullet),擺出絕不與反對派妥協的姿態;另一方面,當局除答應倍增公務員薪金,還承諾會進行連串憲政(包括改國旗和國歌)及經濟改革。迄截稿時,利比亞局勢並無緩和之象,美國只是「哀悼傷亡」而非嚴詞譴責!

本與自由世界為敵的利比亞,○三年九月突然「放下屠刀」,放棄「核計劃」,自此與英美等國家恢復邦交,由於油藏甚豐,因此可說很快便「打成一片」;其油產直銷歐洲諸國,英法等則批准對其售武(去周末英國政府宣布與利比亞簽署的八份售武合約失效),而幾乎所有西方油公司都與利比亞有合作開採或提煉石油的計劃,看在能源份上,西方國家在利比亞已下了重注。

以當前的形勢,利比亞局勢可能真的一如卡達菲之子的預言︰「已處於內戰邊緣」;內戰指的是種族為爭奪石油資源之戰。利比亞油藏最富在東部(以最先「出事」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為中心),卡達菲的部族Qatatfa位於南部,他於一九六九年掌權後,政策向南部傾斜,東部雖然賺最多外滙卻只有不成比例的回報(當地的公共建設以至教育醫療等均不及其他地區)。利比亞由於人口不算多(約六百五十萬)而幅員甚廣(一百七十七萬平方公里),向來有引入外勞尤其是僱傭兵的傳統,此次政府與「街頭戰士」槍來炮往,據說便是僱傭兵各為其主大打出手。利比亞政府軍以巴基斯坦、孟加拉及查德(Chad)人為僱傭兵;示威組織者(地下民主派)的僱傭兵則來自埃及、突尼斯、蘇丹、巴勒斯坦、敍利亞及土耳其;據查德電台二十日的消息,僱傭兵的月薪在一萬二千至三萬美元之間……。

三、

北非和中東政局亂成一團,不論當政者落台與否,該區的政治將不可能如過去三四十年般穩定,這即是說,獨裁者投入西方讓西方國家公司獲得源源不絕的石油供應,而統治階層則視國家財富為私產的「美好日子」,將須作出調整;那些仍保住權位的專制者,相信會逐步釋出權力,讓較多人分享財富,藉以平息人民的怨氣。不過,這種發展意味為長期操控該區政局的美國增添困難,以過去擺平獨夫便功德圓滿,今後則要平衡各方利益,困難大增,不難理解。肯薩斯州Washburn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去年底發表的論文〈以外交組合理論看美國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L. Ali Khan:〈A Portfolio Theory of Foreign Affairs-U.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 World〉; ssrn.com),以組合投資理論剖析外交關係,別出心裁;作者指出全球不同國族不同語言以至不同教派的五十七個回教國家,教美國外交人員疲於奔命,而且經常出「狀況」,如今MENA加進「民主成分」,看來更難纏。這種情勢對看中該區能源業蘊藏的國家如中國較有利,以在局勢混亂中較易找到切入點!

中東北非的亂局特別是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會否傳染給中國?有意把之帶進中國的,肯定大有人在(請閱southasiaanaysis.org二十一日編號四三四二的特稿),而內地亦確有老(踢派出所的門要求釋放被捕青年)中(目睹警察公然捉人指無法治)青(公開對着鏡頭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大膽地做出一些當局不願見的事,可見民怨甚深。不過,以中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制度,在當前的情形下,當局為了「維穩」炒起A股(見昨天本報穆真的〈神州最前線〉 )的可能性大於出現自發性且有威脅性的「人民革命」!

*一九六九年卡達菲上尉發動不流血政變奪權後,二十七歲的他把自己升為上校,同時取消國會,讓人民通過層層的議會和委員會,管治國家,實施他發明的「人民直接民主」(其實由卡達菲分而治之);由於打破舊體制廢除舊建制,利比亞既沒有總統、總理,亦沒有將軍,這即是說,上校是最高的軍階。

號稱「北非狂人」的卡達菲,七十年代政權穩定後,在利比亞進行「文化大革命」,他的《綠皮書》(共三章,分別寫成於七四、七八及八○年,然後編成一書,英文版不足九十頁,○五年再刷),此書的內容,筆者認為不過是「食飯前要洗手」的濫觴,並沒有太多「可以一學」的東西;而卡達菲認為傳統教育剝奪人的自由選舉、創造性及優越性,因此必須全面取締,倒與我國文化大革命時的主張同;與老共相同的還有「民族主義是推動歷史的動力」。

Monday, February 7, 2011

特首避傳媒的深層次矛盾 - 林天悟

2011年2月7日

林天悟
特首避傳媒的深層次矛盾

送虎迎兔,香港特首好像換了另一個人,他的名字叫何鴻燊,職業欄填上「澳門賭王」,家庭狀況寫明有四位太太及十七名子女,身家有待準確點算及分配。

不是嗎?賭王拍攝的賀年短片得到各大傳媒大篇幅報道,那句祝願「社會和諧,比『安全兔』更安全」,生動鬼馬又語帶雙關,令人即時牢記並會心微笑。誰說富豪爭產與民無關?近期何家成員一舉一動成為城中熱話,「何家身家何家猜」的順口溜更是熱門賀年短訊,親友拜年少不免對何家家事評頭品足,只恨沒有博彩公司開盤,否則押中了注就可以發新年財。

特首「怕擾民」 低調訪荃灣

相比起來,特首曾蔭權的賀年短片人氣度幾乎等於零,完全無人關注,連惡搞版本都不多見;而他與夫人逛花市竟沒有按照慣例通知傳媒採訪,雖說是不欲打擾商戶做生意,免得因過分擠擁而擾民,但若如此藉口都成立,那麼以後所有高官活動都毋須公開,悄悄做完後由新聞處統一發放相片和短片算了。所有傳媒都知道,這種官樣文章必然是和諧到極致,一切人事都可事先安排和加以剪裁,「主角」既可避免受到記者的質詢,也不會有示威者「恭候」,一旦遇到負面反應更可過濾過濾,免卻一切麻煩風險。

特首今年不去全港最大的維園花市,也不去十分熱鬧的花墟,只選擇到荃灣買花,令人懷疑是因為前者有不少八十後及九十後年輕人擺檔,較易遇到反對意見或出現混亂場面,加上不想記者問及有關拒絕民運人士來港一事,以及發出埃及旅遊警告等棘手問題,故採取如此策略。無論有什麼原因,曾蔭權身為特區首長,繼去年悄悄落區宣傳政改後,如今再次刻意避開傳媒,此等安排是嚴重損害了傳媒監察政府的權利,亦非一個真正聽取民意的官員所為,如此壞的「先例」一開再開,相信食髓知味,陸續有來。

去年6月,特首曾到港島多個區域,包括灣仔太原街街市一帶宣傳政改方案,官方發放的片段顯示市民普遍反應正面。但記者到該區向商販查詢時,卻揭發許多反對聲音均遭刪掉,當時香港記者協會已批評特區政府如此安排不可接受,因高官落區涉及公帑開支,傳媒有權監察,市民亦有權爭取機會表達意見。可惜事隔僅數月,曾蔭權把首長逛年宵這種傳統活動都「特事特辦」,有行家形容是對民意「龜縮」,較首屆特首董建華更沒量度。行家憶述:「當年董特首民望更低,甚至有市民埋怨在年宵見到特首行衰運,又有人高呼:『董建華下台』,但董先生仍從容面對,沒有迴避市民和傳媒,這方面值得現今的特首和高官學習」。

所有傳媒機構都希望派員親身採訪新聞,除了涉及版權問題,記者亦可以有不同角度,若政府經常作出如此「體貼」的安排,即替傳媒老闆省下人手,除了危及記者飯碗,也損害新聞的公信力,此類手法更與內地領導人建構面子工程無異,理應受到社會各界譴責。從宣傳政改到逛年宵,傳媒看到的是特首與民意愈走愈遠,甚至懶得理會批評聲音。特首在賀年短片呼籲市民勿因應節亂買兔仔,養兔前要「停一停,諗一諗」,新一年行家最希望的,是特首和一眾高官再次「鬼祟」落區前,也要「停一停,諗一諗」,勿因一己之便而損害行之有效的傳媒監察體系,不要企圖在香港建構CCTV或新華社。

記者不在場 市民不作聲

曾蔭權曾經說過,他私下落區宣傳時,罵他的人其實很少,反對聲音亦沒有太多,市民普遍支持政府政策。但每當有記者在場,情況便大為不同,言下之意好像在指摘傳媒妨礙他聆聽「真正」市民聲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過年期間跟友人聚會時提及這個問題,大家提出一些很有趣的見解,或許值得高官研究參考。

數名朋友的學歷由中學至大學不等,主要從事文職,平時看重家庭工作玩樂,不大關心政治。假設性的命題是:假如你反對政府的一些政策,或者對某官員的言行反感,當你在街上見官員巡視時,有否傳媒機構的記者在場,是否影響你的反應?綜合朋友的意見是,假如現場只有到官方人員,一般會選擇閃躲,若避無可避時,會說一些中性話,或者違心地說一些正面句子。但若有市民熟悉的報章或電視台記者在場,則傾向說一些較激烈的反對話,甚至拒絕與官員握手,勇於表態。

朋友解釋,小市民面對官員時,優勢上已先矮了一截,加上現場的貼身保安及隨從散發唬人氣勢,一般人都會給嚇倒,因預期反對話說了也沒用,所以選擇沉默。但若有其他傳媒在場,市民覺得記者的天職就是監察政府和提出質詢,跟群眾站在同一陣線,而過往例子顯示,反對意見可透過鏡頭放大,威力倍增,市民便較有勇氣說出心底話。這正好說明為何有傳媒跟隨時,官員遇到反對聲較多的深層次原因。

政府獲得市民讚賞是必須的,但很多時候反對聲更值得參考和反思,當主流傳媒出現大量批評政府的聲音時,我們看到的是特首寧願躲在禮賓府老窩中做隻「安全兔」,難怪有行家說,有點懷念前朝的慈祥老人了。

就新聞價值而言,傳媒「捨曾取何」是沒有任何爭議的決定,但不少行家卻心繫埃及亂局,但見一個賭王竟然頂得上地球另一端的百萬人民,港人着緊的只是旅遊計劃給打亂,無視歷史大事正在進行中。有人慨嘆香港傳媒缺乏國際視野,人文關懷的氣節殆盡。

農曆年前後,許多傳媒將重點放於花市、煙花和賭王爭產之上,除了因為香港真的一片歌舞昇平外,亦因為埃及文化與華人社會相異,但最重要的是傳媒高層「輸不起」。都說現今香港傳媒最怕是「人有我冇」,當對手都甘願當賭王棋子,協助把爭產事件「有咁大搞咁大」時,任何一家傳媒想保持「獨立思考」,押注在其他新聞上,都必須承受較大風險。問題是,傳媒高層都忙於爭取個人本錢,平手總算不會輸,哪有膽量冒險呢?

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