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September 26, 2011

歐洲正在研究美國的陰謀論 - 關愚謙

2011年9月26日

關愚謙

歐洲正在研究美國的陰謀論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神州大地,今日是何年?

諸位聽眾,人在歐洲,只有通過親友的賀詞才知道中國的中秋節已經過去幾天了。不知你注意到當前北非的形勢沒有?利比亞總統卡達菲下落不明;西方國家慶祝利比亞戰爭勝利,紛紛到訪利比亞爭功,第一位去的是美國國務院代言人,他走在法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前面,引起歐洲媒體議論。美國支持利比亞反卡達菲縮在後頭,分贓的時候你第一個到;現在他們又大作敘利亞文章,支持反對派推翻不太聽話的現國王阿薩德;開羅民眾進行反以色列暴動。每件政治事件都讓你觸目驚心,這些都和美國脫不了關係。

到底誰是罪魁禍首

再加上911事件十周年,西方電視台一播再播飛機撞進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大樓的慘不忍睹畫面。人們愈看愈覺得,躲在山溝裏的拉登,會有如此大的能耐?

出乎意料,這次歐洲媒體已經不像十年前那樣,毫無分析地把矛頭對準阿拉伯人,有些文章在反思911事件的來龍去脈,並且提出,罪魁禍首到底是誰?是拉登和阿爾基達?還是美國?以色列?如果不是美英在二戰後1947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用表決機器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成立以色列國;如果不是以色列把百萬巴勒斯坦人趕出巴勒斯坦;如果不是以色列在美國的保護下,向阿拉伯世界屢次發動戰爭;如果不是阿拉伯大部分國家領導被美英等西方國家所利用;阿拉伯人的反美反以的民族情緒不會如此激烈。

一篇未具名的文章在歐洲德文的網頁上,重複披露「一個自殺者從世貿中心大廈百層樓上跳下自盡」的照片時寫到:

「當你在紐約、華盛頓為這雙子樓的近三千犧牲者靜默哀悼兩分鐘的時候,請你再為那些在布殊總統的命令進軍伊拉克而死的近十三萬伊拉克人而祈禱十三分鐘;請你再為在美國挑唆伊拉克薩達姆向伊朗發動戰爭而死的二十萬伊朗平民再祈禱二十分鐘;別忘了美國中情局曾經支持塔利班和俄羅斯軍隊在阿富汗開戰而死的十五萬阿富汗平民。

「還有別忘了,美國在越南戰爭、在朝鮮戰爭、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百萬人死亡所帶來的災難,你還要哀悼多少分鐘呢?

「還有……,1989年美國士兵在巴拿馬殺死兩萬無辜的無家可居的貧民,在封鎖伊拉克和古巴所造成的孩童與成人餓死,在干涉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玻利維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等等內政、反政府政變所死的貧民。

「那麼你們美國人要默哀多少分鐘呢?」

歐洲一個德國網站發表了美國Adam Haslett的文章《謊言太大,難以自圓其說》,怎麼辦呢?還不如讓他繼續謊下去吧。文章裏從一開始到最後,都在揭露美國政壇自克林頓時代就不正常。共和黨人把一個總統的私人事件,未經正當司法程式就捅到社會上,明明違反了憲法,給國會臉上抹灰。

小布殊在和美國民主黨戈爾競爭總統時,他明明獲得少數票,但美國大法官竟然可以裁決布殊勝利,一半以上的國民都表示懷疑。

到了911事件發生後,有許多難以自圓其說的疑點根本沒有解釋清楚,把陰謀都加在拉登頭上。Haslett寫到,一旦把許多人為的唯心主義的謊言揭穿,那麼美國的「世界形象」將徹底瓦解。

很多真相未公布

2004年小布殊再次當選總統簡直令人可笑。他的「牛仔好戰形象」竟然被拉登的「911事件是我指示的」自我吹噓不謀而合,構成一幅以假亂真的圖像。至今還有很多人、包括大陸中央電視台的主持人認為,「拉登指使的911事件,毋庸置疑」。

2011年9月21日15:55分Lukas Maritin在網站上發表了一遍已經被世人多次討論的統計數字。前言是:你們真的認為,911事件真的是阿拉伯恐怖分子造成,而紐約和華盛頓中央情報局毫不知情?世界上有幾億人士對這結論表示懷疑,認為這是一個大騙局。目前懷疑的人數還在增長中。他們都認為這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陰謀」。那麼為什麼這個「陰謀論」會從巴格達到波士頓到柏林會那麼有市場呢?

結論很簡單,因為目前還沒有具體實例證實,它不是拉登的部下所為。至今據World Public Opinion Org.於2008年在7個國家對16063人做了一個抽樣調查,其結果是,九個國家多數人認為是拉登集團所為。

但是德國有四分之一的人認為是美國自己製造的。三分之一的土耳其人、百分之二十七的墨西哥人、百分之四十三的埃及人則認為是以色列所為。

目前這數字仍在波動中。德國人的懷疑數字也在降低中,但仍有百分之十五,也即一千二百萬人認為這是世界史上最大的陰謀案。超過二次大戰時的「珍珠港」陰謀案。

至於說,那些認為是拉登阿爾基達集團所做的人中,在美國有相當一部分人懷疑,美國中情局應該有所知。到了2010年,有絕大多數德國人認為,美國政府保留了很多真實性,未予公布。有的在改變了立場,認為自己被美國騙了。

德國羅斯托克大學媒體學教授John Seidler表示,目前對「陰謀論」的研究人數比過去的數字多了很多倍,有些人開始對「陰謀論」當做一個學術理論嶄新的話題。

Tuesday, September 6, 2011

是其是須識見 非其非有所本 - 林行止

2011年9月6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是其是須識見 非其非有所本

一、前朝的親中派系在回歸後當權得勢,成為特區政府的砥柱中流,可惜他們的心態,仍停留在「香港左仔」的境界,着着以靠攏北京意旨先行,以低下層社會欲求居次,沒有切實當家作主,當然不會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首務,「兩制」意義因而大失,發揮不出應有的效應。

以爭取本土政治權益發展出來的泛民力量(請勿以造反甚至逢中必反派概括之),《基本法》原是他們賴以融入回歸後新體制的橋樑,亦是讓他們接受現實的支柱,可惜特區政府的權力機制和人事持續傾斜,並沒有隨「港人治港」生效而落實不同政見者有公平公正的參政機會,政府的政策取向更與多數受過西方價值觀感染的香港人大有距離,中產階級及年輕一輩(八十以後)對特區管治的反感日甚一日,昨天港大民意調查顯示港人對政府施政的不滿程度達二十年新高,為曾蔭權政府敲響警鐘。

建制派與泛民派的言文對壘,港英時期已然,只是於今尤烈,所以如此,皆因泛民有理說得清卻無法改動現制現狀分毫,這種情況,令當中的激進和少壯分子以「造反有理」的姿態,在若干公眾場合採取粗暴行動,不惜干擾社會秩序、阻撓議事程序甚至對「當事人」的「人身攻擊」,但如此魯莽,還有不少支持。為了「維穩」、為了「和諧」,警方遂動用更多人手、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以遏制「非法衝撞」的蔓延;警方這種反應,似是責無旁貸的舉措。而面對「刁民」「擾亂公安」,特區政府高官如唐英年和林瑞麟輩,擺出一副義正詞嚴的架勢,斥責「滋事分子」如不「依法行事」,便會「依法治罪」;可惜不僅高位與權威劃不上等號,反而彰顯了打擊力與反擊力成正比的規律,泛民愈「勇」警方愈「狠」的惡性循環由此形成,把香港治安推進了危險邊緣。以近例去周四「替補機制諮詢論壇」建制派及泛民派的「攻防戰」看,說香港已屆雙方若不知收斂便可能發生流血事件的臨界點,似不為過。

不滿現狀、反對特區政府的港人所以愈來愈多(所有決策官員的民望近日集體「插水」),揆其根本,在於多數港人的價值觀不受尊重,而不合理的「選舉制度」令權力結構失衡,加上對「外」望風承旨聽命於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對內「親疏有別」的《曾氏綜合政》與時並進,「病情」惡化,當局在施政上執法上明顯地向權力來源一邊倒,民怨民憤難紓且愈積愈深,香港愈來愈不和諧愈難管治,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二、董建華以政壇新丁出掌特區,對政策的制訂與政務的推行,可說一籌莫展,不得不對能幹的港英遺臣陳方安生言聽計從;姑勿論這樣做的利弊,最低限度,當時的特區政府的確發揮了承先啟後的作用,港英管治香港的一套,而且是被京港一致認同與讚賞的一套(不然何來五十年不變)得以持續,是為香港安度政權交接過渡期的張本。港英的施政手段,現在看來,正誤皆有,惟其政策推行,不管內涵如何,莫不經過諸如行政局商議、立法局辯論三讀及作廣泛諮詢的包裝,董建華承其餘緒,在與陳方安生「合作」期內,其施政並未引致太大的社會衝擊,「英式包裝」與有功焉,不在話下。可惜董陳的工作關係迅速變質,這固可能是陳太功高震主,令北京以為她騎劫了其委任的治港領袖的權力,亦可能是北京為彰顯「英國人能中國人亦能」的民族自豪感而根本看不起英國的一套,結果陳太與董生都不能終任便相繼下台。

汲取了董建華突然失歡於北京的教訓,善於觀顏察色的曾蔭權遂反董道而行,上任之初為向北京示忠(實是愚忠),竟宣稱要行「親疏有別」之政,令內部分化加劇,可惜被「親」的建制派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俱不成氣候,而被「疏」的泛民派前無去處後無退路,有如被逼走上絕路,為求生便只有愈「戰」愈「勇」(粗暴),盡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本色,香港政事於是亂成一團,連不能說不慷慨的「每名成年港人派六千元」的「善政」,亦好事變壞事;令人擔憂甚且憂懼的是,在曾氏任內,建制派與泛民派不管在政壇上以至社會論壇上,只見對立而無對話!

靜觀這場「亂政」的發展,真的應了那句俗話俚語:「好佬怕爛佬、爛佬怕潑婦。」在建制權威淪落政府威信蕩然的情形下,群眾活動紊亂失序,長此下去,可能對香港的經濟地位帶來負面影響;警方此時強化控制社會秩序的手段和警力,無可厚非,但如此一來,是否等於香港不再「講理」而欲以「大石壓死蟹」式的「動武」求和諧?筆者沒有答案,僅知迄今為止,警力尚未達令崇尚自由習慣法治的泛民派「不戰而降」的地步,「潑婦怕差佬」仍是遙不可即的目標。

香港警察曾冠上「皇冠」,可知是一支健全的、在必要時有能力「維穩」的精銳「制服部隊」,這意味在有需要時,警力足以令「街頭示威」歸於平寂,問題是不知香港為此要付出多少代價;當局尤其是北京當局最不願見的代價是摧毀投資者對香港是投資(機)樂園的信心。回歸十四年,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窗口的政經作用未變,換句話說,香港在中國現階段的政治發展中仍有利用價值*,這正是何以中國一而再對香港「送大禮」的底因。換句話說,「送大禮」是互惠的,試看內地經濟條件比香港更差更需要「禮物」的地區多的是,何以中央獨鍾情於香港?說穿了真是一文不值。

這裏引出一個大問題,警方若以為絕不手軟地平息「街頭示威」,營造和諧之局,有利經濟發展進而可令中國受惠,那便大錯特錯,因為以高壓手段把抗議之聲以至抗爭行動壓下去,是政權變質的先兆,投資者特別是肩負「普世價值」的西方國家投資者,必會考慮相繼退出而非投入,到頭來香港對中國的作用會消失!「街頭示威」當然不可鼓勵,但如何把之控制在活躍而不影響商業運作及正常生活秩序,即盡可能以圓通懷柔的手法平息民憤而不是以強硬手段把泛民逼入死胡同,是警方的重大課題。

三、「八一八香港大學事件」,警方以罕見的強悍態度和手段,令李克強副總理只看到「美好和諧」亦即「歌功頌德」的一面,卻揭示了警方有為保護政要不惜破壞香港自由傳統的存心與決心,而內地「護駕」的保安人員混迹港警之中或港警全面引進內地的保安手法,從「記者只能遠遠看一堆黑影(黑衣人)簇擁着李克強」(昨天本報林天悟文),上面的推測應屬實。外國政要訪港,保安人員都會隨行,一九九八年七月美國克林頓總統赴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順便」來港,當時便帶來四百多名特工隨員,但香港警方努力周旋、據理力爭,令美方不得不同意以不讓香港市民感到不安的方式保護總統,這四百多名保安人員全部「隱形」,港人親目及電視所見的都是港警。雖然京官不是「外國政要」,惟此次李副總理訪港,陪同的國安特工人員數以百計,這是國家的規定,只有名義上「高度自治」的特區政府當然無力反對亦不敢說不,因此才會形成港警兇神惡煞扼殺打壓示威自由的行動,亦令人覺得港警的任務已從保安(保赤安民)質變成保鑣,也可說是從保人道退化至侵人權,為了保護要人,即使破壞社會安寧甚至滋擾港人自由活動亦在所不惜。保安局變成總鑣局,是自由香港淪落的第一步!

保護李副總理引起的連串爭論,本是有知無不言傳統的香港社會常見之象,但「正反」雙方似乎都有所偏執,均以為「真理在我」,非要「對方」人頭落地不可。這種發展大可不必,以有關各方都各盡本份而已;雖然警方誠惶誠恐、動作過火,而香港大學「見大人則拜之」,忘卻本份、有失斯文,惟均罪不至「死」。筆者希望各方能擺事實,分析「過在哪裏」而不是「誰要負過」,如此才能從抗爭過程中獲得教訓、總結經驗,為未來更好地在不驚動港人的情形下妥善地安全地保護勢必陸續訪港的各國政要!

*據昨天王友金教授在本報大作的總結,香港對中國有用的優勢,包括「中港窗口平台、國際金融中心、貿易航運中心橋樑、服務業比重大種類全水準高、法律制度完備、資金充裕、資訊發達及人才薈萃等等」。

Friday, September 2, 2011

學術自由幾錢斤? - 練乙錚

2011年9月2日

練乙錚

學術自由幾錢斤?

幾乎整個夏天都在加國省親,享盡勝景與天倫,少有餘暇兼顧社會事物。8月底回到日本,又是新學期的開始,本想安頓一下之後,就一年多以來所見所聞,寫一些關於日本特別是日本大學教育的文章,不意只個多月,香港已經發生幾起大事,而碰巧最新事件便直接和大學有關,於是文章改為借事論理,談論「大學教育所為何事」,以期更有針對性;至於關於日本的東西,包括我是怎麼會到日本大學教書的,雖然有趣,都暫且少提。

大學,尤其頭牌大學,最能集中反映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念,並且包含着、推動着這些價值觀念的昇華。於是,什麽質地的社會便有什麽模樣的大學,一一對應,無一例外。看中國,就看北大清華復旦南開;看美國,就看哈佛芝大麻工威廉斯,觀一葉而知天下。不過,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今天有什麼模樣的大學,這個社會便有什麽質地的未來。道理很簡單,恰如英國大詩人W. Wordsworth說的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故此,革命者取得政權之前一定要滲透大學,之後還一定要顛覆大學,不然不能改造社會,鞏固統治(滲透和顛覆,用在這裏是中性詞)。

九七前後,香港的大學裏,一眾校長副校長陸續當上政協,開始接受黨的領導,就是一個顛覆過程,按理本是必然,無可避免。不過,港大徐立之,當了好幾年校長還不曾進政協,想不是北京知難而願待,便是徐頂住了壓力吸引力。因此,對徐校長最近的道歉和承諾之真切,我們實在沒有什麼深刻的理由去懷疑。李克強訪港到港大,給足面子、好處,往後還會通過各種管道發功;這個多回合統戰博弈,就看徐校長以後怎麼玩。

歸根到底,是要看面子和好處能不能換取核心價值裏頭的自主、自由,一如近年北京和港人之間、乃至北京與台北之間不斷進行的更大更基本的博弈。李克強的大禮送商家,小禮送大學,弈中有弈,性質都一樣。

校長真切 毋須懷疑

北京的的革命唯物論者認為,國家強大就是一切(低一層次,穩定就是一切;大陸還有很多這樣的壓倒性「一切」)。大的看,鄧小平認為,殺人數百幾千,換二十年穩定發展,划算;近點看,曾德成認為,北京的大禮重要,港大學生權利比之微不足道,以大換小,值得,唔換就笨。出發點都是一樣:物質貴於精神,特別是某些源自西方的精神。

然而,就算是從國家利益出發,這種觀點也是短視的,長遠不利發展。今天就和大家討論學術自由對社會國家的重要性,從簡單歷史事例談起,以說明如下要旨:對港大的一點微弱香火,當權者無論是學術領導人、中央和特區政府高官,都應該無限珍惜。

嚴格的學術自由觀念源於西歐,雖然古代中國和印度曾有類似的觀點提出過、實踐過,並有人為之抗爭、犧牲。神權時代和專制帝制一樣,無學術自由可言,異端分子可被追殺、燒死;故歐洲要晚至十六世紀基督新教出現之後,有了多元思想信仰的可能性,對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追求才日漸浮現。這種追求,很自然比較集中出現在啟蒙時代的荷蘭、日爾曼等地,造就了在萊登(Leiden)、歌丁根(Goettingen)、柏林(Berlin)等地的幾所大學的學術重鎮地位,其中尤以歌丁根大學的正反經驗值得細看。

歌丁根大學全名是喬治.奧古斯丁.歌丁根大學,是英皇喬治二世(名為喬治.奧古斯丁)特別為彰顯學術自由原則於1734年設立的;歌丁根是他的祖父在日爾曼的領地。德國的大學,為什麼是英皇設立的呢?原來當時的歐洲,泰半還是神聖羅馬帝國天下,不過帝國幾乎已經到了末期,喬治二世屬於日爾曼漢諾伐家族血統,此家族通過神聖羅馬帝國的落日餘暉統治英國凡六代二百年(1701-1901),喬治二世是其中第三代,也是最後一位非英國土地出生的英皇;他還是神聖羅馬帝國推委會成員(prince-elector),有權推舉帝國首領,地位非常顯赫。

學者雲集 人才輩出

按學術自由大原則成立的歌丁根大學,馬上吸引了大批歐洲一流學者前來教研,人才濟濟光華奪目,所以從一開始,它在日爾曼的大學當中,便名列前茅,而幾十年之後、十九世紀初,已上升為歐洲頂級大學,慕名而來學習的年輕人,後來成就大事業的,不計其數,大家耳熟能詳的,僅政治家便包括法國的拿破崙、德國的俾斯麥、奧國的密特涅、中國的朱德(後者曾在民國時期以勤工儉學身份在歌丁根就讀,此事筆者於十多年前的一篇《信報》文章介紹過)。

其他學科的學生還包括哲學家叔本華、哈貝馬斯、詩人海涅、社會學家韋伯、銀行家J.P.摩根、原子彈之父歐平海默、上一任德國總理施羅德 (G. Schroeder)、生化學家克里布斯(Hans A. Krebs,1953年醫學諾獎得主,細胞學中的Krebs cycle 發現者,上過大學基礎生化課的,都知道他的貢獻)、語言學家兼教育家洪堡特(W. von Humboldt,1810年創辦柏林大學;柏大於1949年改名為柏林洪堡特大學,未幾分裂出柏林自由大學,分屬當年的東、西德,其與學術自由的瓜葛,更是一部血淚史,不過那該是另一篇文章的內容)。歌大成就非凡的學生,簡直不可勝數。

歌大地位 無可比擬

今天的歌丁根大學以文史哲出名,延續了它設立初年在法律學領域建立起的無可比擬的領導地位;但是,不可不知,它在數學和物理學方面的總體成就,在近世科學史中,沒有別的大學比它更出色、更浪漫!號稱史上最偉大數學家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也是物理學、天文學史上巨星),長期在歌丁根任教,光是簡介他在不同領域作出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便可寫一本書;他教出的學生包括Riemann、Cantor、Dirichlet、Moebius、Kirchkoff……,這些名字,本科唸數理的人無一不知。

十九世紀末,數學大師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坐鎮歌丁根,歌大續執世界數學界牛耳;希氏於1900年提出的二十三道難題,百多年來世界上無數一流數學家甘願為之奮鬥終身,包括國人熟知的丘成桐、項武義、陳景潤。

物理學方面,十九世紀末的歌丁根,開始滙集原子核子物理人才,不到二十年,便成為此當年顯學的世界中心(那時美國在物理學界還未入流),泰斗雲集包括費米(李政道、楊振寧的老師)、海森堡(發現「測不準原理」)、泰勒(氫彈之父)、保利(提出保利排他律,現代化學奠基者)、狄拉克(提出「反物質」存在說,1932年實驗證明正確)、普朗克(量子論開山祖、定義普朗克常數,宇宙五大基本常數之一)……。歌大在科學方面的成就非凡,其教研人員和學生合共獲得四十五個諾貝爾獎,最大部分是於二十世紀前半期在物理學方面取得的。

歌丁根學術氣氛濃厚,科學史家 Robert Jungk 寫的Heller Als Tausend Sonnen(1956,英譯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台灣中譯《光芒萬丈》)記述歌丁根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光景,有一段寫該鎮大學旁邊的酒吧,多是歌大學生光顧,一到晚上,學生到那兒一面喝酒一面論學,粉筆在餐桌面上記心得、做推導,寫上密密麻麻的字句、方程式,最後喝個酩酊大醉;打烊之後,店小二都不敢抹桌子,因為第二天晚上學生來了,要看前一晚寫過的,然後寫上新的;不知多少重大學術發現、創新,便是在酒吧桌上寫下、產生。酒吧如此,校園不必說。

學術自由 豈能受制

學術氣氛靠學術自由支撐。歌丁根好景不常,曾經兩度遭劫,頭一次發生在1837年。當時的漢諾伐王Ernest Augustus一世,也就是大學創辦人的孫子,竟試圖把爺爺當年開創的事業砸個稀巴爛,撕毀大學憲章,解僱公開反對他的七位教授,當中還包括威廉.格林和雅各.格林,就是寫格林童話的那兩位。事件嚴重打擊校譽,歐洲各地來的學生大量因此流失。

然而,第二次的打擊更要命,那就是1933年希特拉搞的「反猶太物理學」大清洗,主要對象是愛恩斯坦等猶太裔物理數學權威。大師掃地出門,性命不保,只得離開德國遠走高飛,大部分去了美國,後者馬上成為物理數學第一強國,直至今天。當時從歌丁根出走的,包括氫彈之父泰勒;三位元物理學諾獎得主Max Born、James Franck和Eugene Wigner;數學家Emmy Noether及Richard Courant。

Noether研究抽象代數,愛恩斯坦說她是史上最優秀女數學家,有重要定理傳世。她在歌丁根指導的博士生包括中國數學家曾炯之;曾氏在抽象代數領域有重要成果,是為曾定理(Tsen's Theorem,1933),可惜他回國後英年早逝,1940年四十三歲時去世。Courant到美國後,任教紐約大學,學校以他的名義設立應用數學研究所,是為大名鼎鼎的Courant Institute,枝葉遠播,前香港浸大數學系教授吳士駒便是此所出身。

經此一劫,歌丁根大學風流雲散,雖然今天多方面回復一流水準,但黃金時代已過,難與昔日匹比,近年在某份排名榜上,只排到四十多。無他,希特拉打壓學術自由之過也。(大學排名榜很多不同。維琪資料:若按師生取得諾獎的次數,現時哥倫比亞大學以96次排第一,跟着是劍橋(88)、芝大(85)…、歌丁根(45),排十二;不少數字還有爭議。今年剛發表的《時代》世界大學排名榜,依次是哈佛、加州理工(Caltech)、麻省理工(MIT)…;哥倫比亞排十八,香港大學二十一,歌丁根(四十三)。

對國人來說,歌丁根大學值得一提的,還有它的威廉皇流體力學研究所(後改稱普朗克動力學及自控研究所)。此所1925年成立,首任所長是Ludwig Prandtl,他在歌丁根的最得意門生便是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即錢學森在美國求學時的恩師。馮氏乃猶太裔匈牙利人,也是三十年代受希特拉迫害、避走美國的科學家之一。大家記得,2009年錢學森臨終之際,特意向探望他的溫總說:遺憾中國還未能有一所一流大學。筆者推想,錢老當時心中嚮往的一流大學,除了他早年在美國唸書、教研的麻省理工、加州理工之外,一定還想起恩師馮卡門背後那生於自由的歌丁根。

國家強大靠學術,學術發展賴自由。上月發生在香港大學的極壞事,令人不寒而慄。今天,整個中國大陸上的學術自由香火,就只剩下香港特區裏的一丁半點。一國兩制之下,善莫大焉。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的人,能不齊心保護它?

徐立之校長,你得義無反顧。李克強先生,你要好自為之。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