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16, 2010

難得糊塗 - 岑逸飛

2010年9月16日

生命通識

岑逸飛
難得糊塗

提起「難得糊塗」,就令人想起「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所題的匾額。這題字有個典故。話說鄭板橋在清乾隆年間奉調在濰縣做官,據民間傳說,有一年他專程往城東南的雲峰山看石刻,因天色漸暗借宿山間一茅屋,茅屋主人自命「糊塗老人」,但言談間出語不俗,其室內陳設有一塊碩大硯台,細膩精美,世間罕見。跟着老人請板橋題字,板橋細思老人必有來歷,便提了「難得糊塗」四字,並蓋上「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的一方新刻印章。

因硯石過大,板橋請老人再作跋語,老人題了「得美石難、得頑石尤難、由美石轉入頑石更難,美於中、頑於外、藏野人之廬,不入富貴之門也」,也用一方印:「院試第一,鄉試第二,殿試第三」。

板橋大驚,心知這老人不是等閒之輩,應是退隱官員,又見硯台尚有空隙,便再補寫一段:「聰明難、糊塗尤難、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放一着、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

對於板橋的「難得糊塗」,有不同解釋,有望文生義的,也有對其內涵探討的,諸說不一。鄭板橋自稱「難得糊塗」,他內心應是清醒的,其「糊塗」是對當時社會的不滿和無奈,有諷刺意味。但什麼是「糊塗」?糊塗就是不精明,可分兩種:一種是真糊塗,懵然處世,與生俱來,裝不來,也求不到;一種是裝糊塗,分明是非黑白了然,偏偏裝作不清楚,那是由「聰明轉入糊塗」了。

世人看聰明人,總是找「着數」,得好處;糊塗人則被人討便宜,常吃虧。但鄭板橋另有一匾額題為「吃虧是福」,下面加注曰:「滿者損之機,虧者盈之漸,損於己則盈於彼,各得心情之半,而得心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因此若以「吃虧是福」詮釋「難得糊塗」,這才是真聰明,大智若愚;而世俗的聰明是假聰明。

「難得糊塗」,難在哪裏?難在腦海清醒,心如明鏡,但面對官場黑暗,卻要充耳不聞,視而不見,假裝糊塗,雖然淡然於外,卻須痛苦於內,因而有「難得糊塗」之嘆。

如今中國文化積澱的「糊塗哲學」,其精髓在於「過程糊塗、結果不糊塗;表面糊塗、心裏不糊塗;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糊塗哲學」不能濫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糊塗,原則問題不能糊塗。它體現的只是從容不迫的氣度,謙虛為人的態度。所以果真要做到「糊塗」也不容易,它需要智慧、修養和勇敢,具有超脫的心態,淡泊一切得失的心境。

在現實生活,人還真的須要裝點糊塗。人生在世,難得糊塗,凡事不要太鑽牛角尖,不要太想不開,不要太計較。退一步,海闊天空,事情會隨着時間慢慢清晰、淡化、消融,最後便免除了煩惱。

Wednesday, September 15, 2010

「次主權」是個好東西 - 練乙錚

2010年9月15日

練乙錚
「次主權」是個好東西

特首曾蔭權在人質事件中給菲國總統打了一通電話,無意中引出一個以前不曾在香港大眾空間出現的概念──「次主權」。 此概念既政治又學術,內涵相當豐富,是以評論不絕,可惜政治權勢不當介入,爭辯遂偏重在使用此概念之應與否,很快成為「立場」攻防戰。

提出此概念的年輕學者遭遇空前壓力,不得不退出辯論,繞道而行,港人思想和認知空間因之未能有效開闊,而內地在中共管治下常見的那種以政治拳頭解決學術問題、嚴防非黨學術思想影響社會的霸道行徑,在「一國兩制」運作十三年之後,亦由一些本地政學界人物牽引。遽然而至,在政治氣氛因政改方案通過而稍有緩和之際,打出震懾第一槍。此事誠屬不幸,勢將強化本地學者對治港圈子的離心傾向,並在大得多的中國統一問題上,產生不良影響,本文先討論此點。

筆者請大家看看台灣偏藍傳媒《聯合報》上周五發表的一個探究兩岸關係的當地民調結果。先先看正面的。

(一)六成九的民眾認為大陸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機會濃厚,僅二成二不看好;

(二)六成三的人樂見大陸持續發展、不擔心兩岸國力發展懸殊,有此憂慮的僅佔三成;

(三)對兩岸發生戰爭的估計,以可能性最高為十分,最低一分,則民眾的平均估計只有三點二分。對兩岸關係其他方面,包括民間交往、官方互動、經貿狀況,民眾觀感大體不錯,持非敵對看法的人都佔最多數,總的來說持平。唯獨是外交,佔四成的最大多數民眾認為,兩岸在這方面處於高度競爭甚或敵對狀況。對其緊張程度的感覺,最高為十分的話,平均是六點二分。

民調總的來說,顯示台灣人對大陸觀感一般不錯,但一涉及主權(外交最涉主權),態度卻截然不同。如果和十年前的同一民調結果相比,這個反差更加強烈。受此意念支配,島內統獨傾向十年來變化又如何呢?

是次民調顯示,台灣人的統一意識不斷減弱。希望兩岸「永遠維持現狀」者,今年達百分之五十一,首度超越半數,和十年前同一民調相比,激增接近二十個百分點;而主張急獨或緩獨的,現時合共百分之三十一,十年來亦增加超過五個百分點。相反,主張急統或緩統的,合起來今年只佔百分之十四,十年來少了二十個百分點,跌幅幾達七成;「統一」意識在台灣已明顯泡沫化!這個趨勢,並沒有因為民進黨下台、馬政府成功推動兩岸經濟融合、外交休兵而有所改變;大陸十年來經濟發展成績耀目,但台灣人依然不為所動,反向而行。

毫無疑問,在統一問題上,北京對台一向叫價過高,以老大自居,硬銷「一國兩制」,現在已經山窮水盡。除了連戰和李敖等幾個統派大好友,民間大多數人沒興趣,大陸涉台工作黨政官員還以為很有成績。其實,中共多年來在統一問題上,視黨派利益高於國人總體利益,死硬壟斷國家主權,把台灣愈推愈遠,客觀上有損民族利益、違反民族大義,大錯特錯。是時候北京放棄「主權」迷思,認識並接受「次主權」觀念,並以之建構新的兩岸統一框架。

六十年來,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建設、教育、文化、福利、環保等絕大多數方面,台灣取得的成就高於大陸、早於大陸。大陸只有在國防、航天、高速鐵路、考古等少數能享規模經濟的方面領先,故對中華民族來說,台灣的發展具指導意義,比美香港經驗;具體對大陸經濟的貢獻,甚至比香港還大。

台商在大陸生產iPhone、iPad,過程的技術含量高,管理水平先進,提供就業機會多。富士康一個廠就聘幾十萬、過百萬大陸員工。港商的最出名項目,則僅是幾個地產巨賈在北京上海等少數大城市的地皮炒作。因此,無論從哪一角度看,在兩岸統一過程中,台灣與大陸都應該是對等的,平起平坐的。香港的管治圈子裏有人不能接受這個觀點,多半是有奶便是娘之故,並非從民族大義高度看問題。

常言道:退一步,海闊天空。一個新的、且是今後唯一能夠打動台灣人心的兩岸統一框架,便是「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這個說法,李登輝、馬英九等人早就在九十年代初提出;筆者現在加上一筆: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就是兩個「次主權」。一中之下,不僅台灣享有的是「次主權」,大陸該有的,也只能是「次主權」。

在政治科學的名詞當中,「政治實體」一詞很蹩腳,來自英文「political entity」,而「entity」一字本來就十足無厘頭,如同粵語的「嘢」字,只不過聽起來多幾分莊嚴。

「次主權」一詞,不僅望文生義,而且經過學者嚴格討論之後,還可賦予重要具體內容。在上述新框架之下,對內而言,「主權」應是虛的,由全體民族成員平等而完全擁有。虛不是無,而是指精神上的東西,常常比實物更有價值。(GDP崇拜者難懂這個。)

然而,在框架之外,亦即對國際社會而言,「主權」涵蓋土地和人民,當然是實的,維護「主權」的義務便更是實的,應由兩岸通過訂定「次條約」一起承擔、遵守。兩岸分別擁有的「次主權」也是實的,界定其內涵很重要,這就牽涉香港近日的有關辯論。

香港本是一個理想的思想實驗室、體制試驗場,各種思潮概念都可在此深入討論、試行、實踐,中國其他地方可以借鑑。「次主權」概念夠新鮮、不成熟,卻很有潛力,正是本地知識界討論的好題目。

例如,筆者既把「次主權」用於描述兩岸統一框架之下、大陸和台灣在「一中」之內的授權內涵,則明顯這個概念不能用於香港,但香港特區政府享有的權力,完全可稱為再次一等的「亞主權」。這種把化學分類術語借用到政治領域的做法,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裏談殖民地性質分類時便用過,認為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後來,郭沫若在他的力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裏,更用上「亞殖民地」這個詞。如此,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引用同一方法,替和主權有關的層次概念命名呢?

如此等等,都是可以而且應該繼續深入討論的問題。可是,有些人認為,「次主權」這東西在西方學術界不起眼、不正統,本地學者無謂提。對這些人而言,似乎只有西方公認主流的東西才敢接受,潛意識裏其實是一種思想附庸,哪有半點魯迅說的「拿來主義」氣概?這些人當中有的更認為,「次主權」一詞帶有分離主義毒素,提者不懷好意,必須口誅筆伐而揭露之。

此輩即時下的一些愛國分子,調子很高,口號很響,客觀上卻是中國統一路上的絆腳石。試想:台灣人能保持現狀就覺得好好的,你要他接受「一國兩制」,據說連自己的軍隊也可擁有,卻容不得民間討論「次主權」。一提出就有官學二丑之流者出來打棍子,那你給他的「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個貨色,不是很清楚嗎?

香港是中共最拿得出來的自治樣板,更是「一國兩制示範單位」。不過,十幾年下來,經此單位管治圈子中人高水平明示暗提,台灣人愈發「走夾唔抖」了。《聯合報》上周發表的那份民調結果,就是這些人的對台示範工作成績表。

《信報》特約評論員

Monday, September 13, 2010

港聞記者應向娛記學習 - 林天悟

2010年9月13日

林天悟
港聞記者應向娛記學習

傳媒工作者近年行內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傳媒內最有公信力的部門其實是娛樂組。明星名人傳出緋聞事必有因,而且總會走漏風聲,就算當事人誓神劈願否認,甚至聲稱要委託律師興訟,但許多傳言最終卻變成真,命中率肯定高過菲律賓警察的槍法過千倍。近者如過去一周女星林嘉欣的消息,稍遠者如「藝人瞞婚系列」,或者大眾永遠忘不了的藝人淫照事件,誰和誰戀上,誰跟誰交惡,也許表達手法或用詞值得商榷,但娛記的確以「堅料」證明誰才是「偽人」。

不乏藏龍臥虎之輩

也許是知名人士罵得太多太凶,一般市民都是一面追看娛樂新聞,一面鄙視娛記的職業。有些港聞行家亦看不起娛記,更不屑和他們相提並論,一旦在工作上相遇,兩方相處並本融洽。但是,真正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要當出色的娛記可能較港聞記者更難,除了要有驚人記憶力,認出名人相貌和複雜的人物關係背景外,寫稿時更要創意澎湃,這種人才絕對可遇不可求。

據知,娛記是行內薪金跳升得最快的崗位,只要稍有出色表現就經常被挖角,身價可以倍數飆升。當然,娛樂版是殺戮戰場,一旦未能符合市場需要,娛記被解僱的風險亦相對較高,可以說是「搵快錢」的職業。

突然談起娛記情況,是想說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一些娛記對時事的見解,也許比身處新聞圈中的行家更獨到。話說日前有一位關心政治時事的娛記翻閱民主大報,當天的頭版正是香港首富獨家獲得國家領導人胡錦濤親切會見,大題直斥首富「惡晒」,十分奪目。那位行家看罷報道,竟然開玩笑說:「寫這種稿件可能好容易。」

娛記行家解釋,他的說法並非針對某報或某一兩篇報告,而是留意到近年港聞版有一種趨勢,喜歡用匿名方式去提出「疑似」負面或敏感內容,但說穿了卻是眾所周知的陳腔濫調。他舉例說,該篇報道直指首富「惡晒」,這只能算是市井智慧,屬一般市民大眾的情緒渲泄用語,就算由議員口中說出,都是沒有實質內容。但該報的主稿連同副稿總共約三千字,當中除了一位工會議員及兩位時事評論員之外,其他人士都是隱了姓名,行文間滿是「商界人士」、「政界人士」、「官場中人」等等,連在內地設廠的「本港中小企老闆」都是姓氏都不見,而各位「隱形人」的言論,則是閉上眼都能想到的說話。

找死對頭發言易搵料

港聞行家聽到一定很不高興,這位關心時事的娛記不客氣地把那這類報道列為「隱形人說廢話」,更說早在各份報紙遍地開花,不分左中右,只待老編們各取所需。他直言曾經在另一份報紙中,看過逾千字的大篇報道中,當中除了記者署名,內裏沒有一個人是開名的,「這種稿件在娛樂組一定被老編罵死,沒有人敢交出來」。

娛記說,娛樂版雖設有「收風站」,用「揞名爆」方式去影射某些藝人,但當中亦有事實據根,「連花名都是經過精心設計,讀者可憑蛛絲馬迹猜到當事人身份」。但港聞版中那些「接近政府消息人士」有多接近?「知情者」有多知情,相信只有記者知曉了。

一名娛記朋友說,做娛樂新聞的首要秘訣,是將讀者所思所想設法由名人口中說出來。他舉例說:「若寫『許多市民』覺得模形象不正經,像妓女,那是沒有意義的廢話。但採訪到黃秋生表示『模申訴應該找紫藤』,即是映射人家是妓女,那才算是新聞。」處理報道時,重點往往不在於稿件內容,而是發言者的身份和隱喻,「例如特首曾蔭權經常受批評,但他給街邊阿伯罵跟給溫家寶罵,就算一樣的內容,但重要性完全不同」。

因此,尋求回應時,記者最好是找當事人的「死對頭」或有關連人士發言,對方一旦作出奸笑、驚訝、掩臉,甚至不聲等等,已可以用作報道材料。幸好藝人都是公眾人物,難以求記者匿名報道,「最多說人家誤會了他的意思,但往後仍能合作」。

作為新聞從業員的一分子,雖同意娛記的智慧不能少覷,當中有值得港聞行家學習之處,但卻不認同他說那些報道「很容易寫」,只因記者寫稿時,每一句說話都是盡力求證後才下筆,相信得來不易。但最終報道變得「匿名引述」,非但削弱公信力,亦可能淪為某些別有用心人士的攻擊武器,除了是記者的憾遺,亦損害了新聞從業員的尊嚴,所以行家實在要設法防止「匿名消息泛濫」。

相比起來,西方國家對匿名消息的處理更是嚴謹。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職業倫理規範》列明:「任何可能情況下,都要指明消息來源」。而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更視匿名消息為新聞大忌,如非必要不能引用,以示對讀者和稿件負責。

美國《華盛頓郵報》同樣避免採用匿名消息,在必要使用情況下,亦需向讀者交代為何確信發言者是「知情人士」,或者他有否特定立場等等;除了記者外,最少有一名編輯知悉匿名者的真實身份,再商議是否採納用作報道。這些措施既能防止記者閉門「老作」,亦能增加讀者的信心,但如此一來,許多「接近政府消息人士」就要遠離報紙版面了。

近年香港興起仇富言論或批評地產商潮,罵地產商已是具有人文價值以至市場價值,但商界中人躲在背後說一些妒忌首富的「酸溜溜」話,竟然能被多份報章大篇幅報道,那才是傳媒以至香港人的悲哀。對比起來,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先生撰文表達胡錦濤接見李嘉誠的意見,直指「對香港首富的過度重視,令人感到香港基層、中產與工商富豪的關係,在中央眼中已失去平衡。」這位左派元老清楚地道出「胡李會」在社會中造成的深層次矛盾,值得尊敬。

*   *   *   *

辦報紙變成慈善事業?

《成報》經多番轉手後虧蝕連連,老闆楊家誠日前否認賣盤,更對表示旗下生意眾多,其中一樣虧蝕就當是「做善事」。此言論一出,弄得《成報》行家被取笑「任職慈善機構」,又或是正接受善款的「災民」,但玩笑過後有點悲涼。

報紙在流動媒體大潮下必須變革,未來將是一場淘汰賽,資本較低的報社處於不利環境,估計數年內有報紙會結業,身處黃昏行業,行家只好做一面充實自己,一面做好執包袱準備。 傳媒工作者

Tuesday, September 7, 2010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 陳雲

2010年8月10日

陳雲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

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文化評論人

Wednesday, September 1, 2010

堅持東方管理理念

2010年9月1日

堅持東方管理理念

稻盛和夫能在短短半年內力挽狂瀾,把瀕臨破產邊緣的日航拯救過來,初步實現扭虧為盈,依據的是他那具有濃厚東方特色、與西方管理截然相反的經營管理理念。

稻盛和夫在二十七歲創辦京都陶瓷株式會社 (京瓷),成立第一年即實現了盈利,其後的五十年更是年年賺錢,從未虧損。他在五十二歲時又創辦現躋身日本第二大通訊公司的KDDI,這兩家公司都曾入選《財富》雜誌全球五百強企業。

在今年初當他應政府邀請,以零薪酬執掌日航董事長職務時,他繼續採用過去的經營之道以拯救該公司,並且實現扭虧為盈。他表示,其成功之道在於作出任何經營決策時,都依據「作為人,何為正確」的判斷原則。他認為,要用「利他之心」去經營企業,而利他之心就是一顆正確的心。

在這個思想下,稻盛和夫的管理方式與西方企業可謂截然相反。例如與制度相比,他更重視人心,認為若不改變人的道德觀念,不法事件肯定會不斷發生。為此,他重視人的品行,多於人的才能。他認為優秀的人才若錯誤地使用才智,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假如沒有才能,反而想不到壞點子。此外,才智高的人容易陷入利己主義,因此在選拔人才時,他認為觀察其品格重於其能力。

此外,與物質獎勵相比,他更重視精神獎勵。他認為日本民族是一個同質的民族,擁有強烈的「隨大流」中庸意識,因此人們對於差距很大的報酬和待遇,有時會產生很大的抵觸情緒。如果日本企業也採用歐美的實用主義,始終強調「只要努力就能拿到更多獎金」,企業初期可能生機勃勃,但數年之後就會因為怨恨和嫉妒而人心渙散,業務也得不到良好發展。

最後,與股東利益相比,稻盛和夫更重視員工利益。在他看來,企業經營的目的既不是「圓技術者之夢」,更不是「肥經營者一己之私欲」,而是對員工及其家屬現在和將來的生活負責。正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在京瓷中儲備了大量現金來應付一旦出現的蕭條,而不是一味聽從歐美投資者的要求去提高股東權益報酬率(ROE)水平。

分析表示,與日航在經營層面大刀闊斧的改革相比,稻盛和夫改造員工的精神思想可能對該公司影響更為深遠。他在日航上任後,經常召開中層管理人員會議,灌輸他要在企業中培養「傳教士」的哲學思想,意即培養能夠對自己的思想理念產生共鳴和認同,並能夠讓這些思想理念在員工中進行傳播的中層管理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