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梁振英的「一力承擔」談起 - 練乙錚

2012年6月26日

練乙錚

從梁振英的「一力承擔」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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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準特首的私宅也出現僭建問題，並瞬間發展成為超級政治事件，從中央領導人到香港每一個角落裏的小民，恐怕都感到意外。事件在國際上亦引起注意，上了BBC等重要媒體，維基百科「梁振英」條的中、英文版亦有了最新（六處僭建）資料。區區六百平方呎的僭建面積如此轟動，可謂不同凡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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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筆者認為，疑點利益歸被告，縱有殊多表面證供，還不宜現在就認定梁刻意隱瞞僭建；目前應該做的，首先是理性分析事件，釐清問題所在和所需資訊，然後對梁提出合理的披露要求和解釋。在這事上，不僅評論者有空間，知情者更應提供資料，但最重要是立法會有責任、要出力，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更絕不可以為親者隱而阻撓真相求取。

事件披露以來，梁的一句話最可圈點：「一力承擔」。雄辯學裏有所謂「道義之氣」（ethos），是用來說服受眾的手段之一，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說話人詞窮理屈，試圖以「道義之氣」定調，代替「義理之辨」（logos），那就有問題，受眾便應該留意。

梁高調聲明「一力承擔」，目的可能有兩個。首先，他想在不知不覺中，要受眾拿他跟同樣非法僭建但「死賴老婆」的唐英年比，以此取得道德高地，補若干事實的欠奉與邏輯的不足。其次，梁說曾經找過律師和測量師替他檢查僭建；說此話是下下策，因為等於替傳媒指出線索所在。梁隨即意識到問題將愈滾愈大，於是試圖以「一力承擔」截斷各方追查。當然，還有第三個可能性：梁的確頂天立地，一人做事一人當，沒有其他目的。

對驗僭者四項疑問

不過，港人此時最想知道的，並不是梁先生是否有一個「男人肩」，而是替他檢查僭建的律師和測量師：一、是否真有其人；二、若真有，是什麼字號什麼人；三、他們的意見，是否專業意見，是否驗僭專業意見；四、若是正式驗僭專業意見，結論是什麼，為什麼不能公開。

上述一：如果所謂替他檢查僭建的律師和測量師，查實是子虛烏有、並無其人，則梁是說謊者；就算最後證明僭建不是他的決定，技術上也無法判斷他早已知情，也洗脫不了這個說謊的罪名。

二：如果專家驗僭真有其人，則問題更大。梁說不知僭建為僭建，主要理由乃自己是「物業測量師」，只負責估值，不懂驗僭，而後者是「建築測量師」的工作。這方面的專業道理，立法會調查之時，自有相關的專業人士發表意見，毋容筆者置喙。不過，奇怪了，梁自己不懂驗僭，則受託替他檢驗的專業人士，應該是懂得驗僭的建築測量師，以及在僭建問題上富有經驗的律師，那麼，為何依然未能替他指出問題，最後竟要勞煩不是任何測量專業的政治新聞記者踢爆？這是大疑點，反過來顯示梁說的驗僭律師和驗僭測量師，很可能並無其人。

三：真有其人，但不過是梁的一些地產老細、業界朋友某次拜訪，提起僭建事，梁順口一問，人家隨便看看順口答一句不是，給主家人面子。這種「專業人士說的意見」，當然不等同「專業意見」，梁是否又顯字眼功夫，鑽了空子？或者，真有其人，且是正式專業意見，不過無關驗僭。梁當日強調，聘請檢驗的專業人士，乃能識別僭建者；如果查出只是聘過一般坐寫字樓看文件做契蓋章、不作實地驗僭的專業人士，則梁當日「專家驗僭」的話亦有故意作大、誤導各界之嫌，雖非等同說謊，問題也足夠嚴重。大家不妨留意：梁的競選辦主任張某，週六的放話口徑已朝此方向挪移，目的似乎是想說，梁已做足功課（due diligence），只不過所託非人。

四：若有正式驗僭專業意見，也有兩個可能性，都值得深究。其一，專業意見認為是僭建，梁心存僥倖，不作矯正。如此，事件性質跟「唐宮」事件完全一樣，梁應該謝罪求去，不當特首。其二，專業意見否定僭建。如此，替他驗僭的測量師和律師根本就不及格，應該馬上「釘牌」，梁更應按民事程序以予以起訴，要求賠償名譽損失，絕對不能姑息，以免如此不濟的「專業人士」繼續陷人不義，壞了整個業界名聲。

這時，「嚴重疏忽」的，不是已經做足功課的梁先生，而是該等「專業人士」；梁先生既是清白，在法治社會裏，不容得他去替那幾個人頂包；他那「一力承擔」的「男人肩」，不過是類似黑社會的頂包手段而已，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毫無「道義之氣」可言。梁一向以促進專業界利益為己任，但其頂包言行，適足以損害所有專業界。

「心裏無鬼」論實屬詭辯

但是，梁如此「一力承擔」之餘，卻拿一百幾十個曾經受邀到他家作客的各界人士替他開脫。為了證明自己坦蕩蕩、絲毫不知家中有多處僭建，梁一再辯說：如果知道是僭建而心裏有鬼，絕對不會邀請那麼多人到他家中作客。「一力承擔」論若是轉移視線的雄辯術，則這個「心裏無鬼」論便是邏輯學裏的詭辯。

假設，梁一早就懷疑家裏僭建，請來幾個專業人士替他檢驗，結果卻說「沒有僭建」。又假設，後來他翻查建築圖則（他自己說，最近的確有懷疑，數月前翻查過），結論是「有僭建」；但他想，就算被揭發，也可用先前的專業意見脫罪，但如果不被揭發，則大有着數（按呎價算，多了六百呎的半山住宅地，和「唐宮」差不多着數）。他更會想：我怕什麼邀請客人到我家坐呢？連正式委託的那幾個專業人士翻箱倒籠也驗不出的僭建，那些非測量界的客人客客氣氣坐在那裏吃我的餅喝我的茶，又聽我述說專業驗僭的結果，又怎麼能夠指出是僭建呢？

這就是說，一個光明正大說真話的梁振英，固然可以邀請客人到他家坐，但一個蓄意隱瞞僭建說謊話的梁振英，一樣可以作出同樣邀請而無所懼。因此，邀人到家中作客，絲毫不能證明自己心中無鬼。梁的「心裏無鬼」論，邏輯內涵乃是詭辯。

梁一面聲言「一力承擔」，一面拿他的百多個客人來說項詭辯、替己開脫，道德上有兩張相反的臉面。然則，「一力承擔」不過是一句空話。

別說什麼道義承擔，就算是在當權者的圈子裏，到現在為止要承擔的，梁也未必承擔得了。讓我們看看事件在那個圈子裏的影響。

首先，看國家領導人。僭建被踢爆，梁有重大嫌疑。外國有人趁機說三道四，影響大陸的國際觀瞻。兒皇帝灰頭土臉，父皇帝即將來港，不見得會很光彩。若是在大陸，家裏僭建無問題，讓國家和領導人丟臉卻是死罪，他如何承擔？

其次，看中聯辦。西環這次抬他上轎，滿以為功德圓滿，正試圖發功，助他在立法會裏通過政府改組方案，不料曾政府懶理，一部分當權反對派「積極不干預」，結果一塌糊塗，訊息卻十分清楚：梁的支持很脆弱，甚至不堪一擊，吹噓多時的當權派「大和解」不見蹤影。

此時卻爆出梁家僭建，民情洶湧，9月要競選的當權派成員，想支持也不敢張揚，當權反對派更是大條道理繼續拒絕與梁合作。整個陣營散了，比3月份之時還甚；西環那個「第二管治中心」不很管用，過幾天還得向胡總、向北京交代，為何支持了一個好崽子。中聯辦不高興，可以想見。兒皇帝以後在西環更加抬不起頭。

卑微期望也落空

第三，看梁的班子和公務員。梁自己灰頭土臉，他的班子也不好過。出來大力替他緩頰的如羅范、張某，表情絕對尷尬；個別核心支持者曾經稱讚梁的品德高潔，現在忽然消音。其他一眾準司局長，本以為上任後可大展拳腳，但面對如此局面，阻力難以想像，如何施政？他們肯定有被出賣的感覺。至於早已傳出不喜歡梁振英的公務員團隊，現在還要服侍一個水洗不清的嫌疑犯，其合作積極性可想而知。梁家僭建對未來幾年當權派管治能力的破壞，難以估計。

梁若真要獨立承擔所有後果，方法似乎只有依泛民要求的：辭職不當特首。這當然不會發生。

那麼，最可悲的還是香港人。經歷過許仕仁貪污、曾蔭權貪便宜、唐英年「深挖洞」，港人希望下一位上台的不要太難看就好，怎料如此卑微的期望，還是落空了。在今年2月的一篇文章裏，筆者嗟嘆當權派小圈子敗壞，引《紅樓夢》第六十六回裏，冷二郎柳湘蓮的那句話：「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現在看來，這句話愈來愈貼切。

《信報》特約評論員

論按「契丹／石敬瑭」模式成立的梁政府 - 練乙錚

練乙錚

論按「契丹／石敬瑭」模式成立的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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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個月沒有給《信報》寫文章。其實，這一段日子裏，筆者寫了很多東西，但主要不是評論，而且還未完成，稍後才能發表；不過，七一臨近，催人思考香港政治現實，故有些話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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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七一是一個香港政治分水嶺，重要性不低於十五年前那個。共產黨當然知道，香港回歸，起碼有三個層次的意義：九七主要是一個主權回歸、一個歷史標記，禮儀一個晚上就完成，但主權回歸中國不等於治權實際回歸中共，而港人的思想改造，即所謂的「人心回歸」，更需要一代人甚或更長時間，不下五十年，方能完成。由於港人多半恐共反共，治權與思想這兩方面的改造和回歸不能操之過急，只能寓變化於無形。

首先，在治權回歸的工作上，「港人治港」口號必須堅持，由什麼港人來治港，則需分階段改變；不變是形式，改變才是實質，即所謂「穩中求變」。治權改造成功了，才能得心應手改造港人思想，特別是以各種方式向下一代注入特殊意義的國民教育。

西環操盤 經驗已掌

進行治權改造，共產黨本來給自己一個十年時間表；成功了，勝券在手，便可放心以某種形式兌現《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後來，因為第一任特首處事不周，北京不得不作戰術退卻、延長時間表，讓一個中間偏白的曾蔭權當第二任特首，補替董建華這位中間偏紅的人物；同時，北京相應延遲普選、強化黨在香港的政治機器。這無疑是中共在江、胡當政，特別是在中共「黃金十年」、「盛世十年」裏，在港事上遇到的最重大挫折和作出的最重要反應。

曾氏任滿退下來之後，截斷了的過程又從新接續。這次，對北京而言，誰當特首，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梁後來得勝，論其人政治膚色，當然更有利特首人選進一步從中間偏紅過渡到根正苗紅，但那已經不是關鍵，其他諸如背景、性格及個人喜好等方面的特點，更無關宏旨。這是因為本地的「第二管治中心」這部機器已經打造完成，幾年來由西環操盤，累積了經驗（在澳門，同名稱的機器已更早建立、運作）。

年初唐梁之爭，不過是當權派內部、北京加本地的金權板塊利益之爭而已，無論黨內哪一條線上的什麼派系得勝，都可通過接管、操控「第二管治中心」，政治上直接駕馭特首、調度當權派所有環節、控制政局。今年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是分水嶺，其要義即在此。

靠誰上台 聽誰指使

我們再仔細分析在這個場景裏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性質。

梁振英是一個未經人民正常認受、在統治階級小圈子內部也得不到大多數支持，要靠外力協助打倒對手方能上台的統治者。以這種方式上台，國史上罕有，筆者能想起的，就是殘唐五代、全靠居於蒙古一帶的契丹族出兵替他消滅後唐勢力而登基當皇帝的晉王石敬瑭。按史料記載，石並非真正漢人，而是晚唐朝廷裏不少來自西域的 「漢化胡人」的後代；他即位後，即按先前密議將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大開中門，中原抵禦北方勢力的屏障由是消失。【註】

靠誰上台，聽誰指使。梁今後聽命西環，九成九跑不了；但是，和他的兩位前任比，梁在關鍵問題上的迴旋空間更小。大家知道，他的兩位前任，都是所謂「欽點」的。「欽點」有明顯好處：人家找你當，最初總有一些對你的尊重，炒你魷魚也要三思，因為那將明顯表示「點錯了」（董不是胡欽點的，胡把他拿掉，沒有這個問題，要炒曾卻有困難）。但如果你不是欽點的，而是你主動要求上面某方把對手打下來讓你上去的，那麼，上面那些人肯幫你，你當然得許諾更多條件，而你上台之後，地位比欽點的更不穩。

特首是地方官員，在某些問題上聽命中央，自是應該，但聽話的程度可以不一樣；欽點的固然要聽話，以「石敬瑭模式」上台的，則更要主動獻身。如果這個「石敬瑭」從幾十年前起，已經是人家的一個精心培養對象，則上台後連獻身也談不上，因為他整個人身上的政治產權，本來就是屬於人家的，恰巧附在他身上而已。因此，新一屆特區政府的自治程度，將比過去的欽點時代更低，與港人的政治期望更脫節，然而卻應驗了梁及其好友譚惠珠等人年前推出的「高度自治非自治」說。

中港民運 互為影響

按其性質，這個第二階段特區政權模式，我們可稱之為「契丹╱石敬瑭模式」。在這個模式之下，民運的性質也將和以前不一樣。

要明白民主運動發展的大方向，看清楚統治階級的性質起了什麼變化，便知八九。因為，從來，群眾政治運動都是回應性的，性質決定於當權一方的本性與行為。帝國主義欺壓弱小國家，群眾運動便是反帝愛國的；資本家欺壓勞動者，便產生工業行動乃至社會主義革命；一旦體制以維穩為名對人民進行侵權掠奪，便產生反體制維權運動。

科學家、興業家可以天馬行空，完全主動地、無中生有地發明一套新理論、創製一件新產品，但群眾運動不是那樣的。若特區政府真是高度自治，政府幹了錯事壞事，民眾便唯這個政府是問。但今後特區要事轉由西環操盤，一出問題，抗議的人龍便自然跑到西環。此所謂冤有頭、債有主。

示威人龍跑西環，特區政府的中介、緩衝作用減弱，共產黨和香港社會上的反對力量之間，出現「短路」，北京需更直接面對香港矛盾。這方面的轉變，筆者估計是北京所不願見到，然而卻是它決定操盤香港社會政治的必然後果。此外，還有一個變化更值得留意：中港民運合流。

本來，九七回歸，中共提出「井水河水論」，成為「沒有共識的共識」。對此，港人完全接受；對國是有意見，就算鬧得沸沸揚揚，頂多也不過像「V煞黨」一樣，止於羅湖橋。首先而徹底違反此論者，是中共自己。誠然，中央政府擁有「剩餘權力」，任何論述的立與廢，完全由中央或主導中央的黨內派別隨心所欲，港人必須接受。在剛完成的是屆小圈子特首選舉裏，西環在香港的商界、傳媒、團體裏，調度人力物力總動員，其深與廣皆前所未見，無疑確立了「犯河水」的範式。

然而，河水被犯，卻出現一個奇特反應：港人更關心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壞事情。神九載着首位中國女宇航員上天，港人本應十分高興，但同時看到陝西省七月孕婦被十數幹部強行抓到醫院蒙頭 「引產」的悲劇，卻因此不寒而慄；一個是萬中無一，應是眾人仰慕的英雄，另一個是萬中之一，只能悲嘆命運，而港人更為關心後者。幾乎同時，大陸發生李旺陽事件，六四又多一冤魂，港人反應更烈，整個社會都掀動了；結果，出現梁振英在公開論壇上不得不與眾人一道俯首默哀的窘鏡頭。

梁此舉目的何在，筆者不想臆測，但那個窘鏡頭卻聚焦了一個趨勢：香港民運與中國大陸民運互相影響，更深關連。而且，通過李旺陽事件，香港民運也建立了一個可行範式：每逢大陸上發生特別惡劣的侵權事件，港人強烈反應，繼而要求特首向北京反映民意（那是他職責所在）。按此範式行事，港民運可對國內的官與民產生一定影響，儘管現階段只是十分輕微的影響。

中式管治 腳步漸近

西環「犯河水」，港人因而意識到，北京管治的腳步近了。港人害怕，怕在大陸發生的壞事情，以後逐步也在香港發生，於是吭聲。一吭聲，卻同時體會到，自己這種維權聲音，與大陸上的民運聲音完全一致，大陸上發生的事，也是香港人的事。

這無疑是一種「人心回歸」，雖然不是中共希望的那種。

共產黨要直接管治香港，年輕人比老年人的反應更大，那是因為年輕人來日方長，生活方式一旦回歸大陸，他們受害最久；為一己及朋輩切身利益計，他們一旦醒覺，回應的主要方式，自然是踴躍參加運動。這是近年民運新血湧現且以青少年為主的一個原因。這個轉變，替民運帶來新氣象。以前民運內容比較單一嚴肅，近年因為多年輕人參與，表現方式大膽多樣化，愈來愈多用上網絡、動畫、視頻、樂隊演唱、行為藝術等手段，吸引力大增，出現擴展循環。

筆者早說過，從北京的利益觀點考慮，這一屆特區政府還不是梁振英上台的適當時機。這是因為，中共的形象，目前還遠未能被香港大多數人接受，此時過急推出一個紅色特首，徒令港人與中共更直接衝突、雙方關係更形惡化。不過，政治理性，從來都是不可一世自以為是的專制政權所欠缺。如此，香港今後幾年裏的局面，縱不一定好看，卻不會出現冷場。

【註】歷史以驚人相似的方式和我們的準特首開玩笑。小圈子選舉前夕，梁聲言若當選，條件成熟即為二十三條立法，正好比石答應給契丹獻上燕雲十六州；梁獲勝後馬上拜訪西環，亦好比石靠契丹出兵擊敗後唐抬他上轎之後，謁見契丹王耶律德光，拜呼「父皇帝」，自稱「兒皇帝」。

契丹，一說是炎帝後裔，惟其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皆大異於當時漢人；今天，核心價值完全顛倒的中共與港人之間的差別也很大，以至需有「一國兩制」的安排及《基本法》的憲法力量來做藩籬。兩個差別，大概是同一數量級。

平情而論，中國封建皇朝的皇帝，除了少數造反上台的，其他絕大多數都是如假包換的「兒皇帝」；漢人寫歷史、讀歷史，習慣把那段石敬瑭靠契丹上台的史實看成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那是過分注重道統、華夷之辨等概念，我們今天大可不必。重要的是研究梁與西環之間的政治倫理。

《信報》特約評論員

榮格與《易經》- 岑逸飛

2012年4月26日

岑逸飛 生命通識

榮格與《易經》

最近播映的影片《危險療情》，講述兩大心理學家，佛洛伊德與榮格的決裂，其中涉及兩師徒在學術上的爭辯，佛洛伊德執着於他以性慾論解釋人類一切行為，而榮格則沒有這麼極端，其思想較為開放，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鍾，因而被佛洛伊德斥為迷上玄學，遠離西方講求實證之路。

佛洛伊德醫治精神病人，是對病人的夢境作解析，從其潛意識尋找病根。榮格則不止於解夢，且還用上《易經》占卜，後來更採用佛學的曼陀羅，作為輔助工具。榮格不懂中文，他與《易經》的淵源，要得力他的一位好友衛禮賢（Richard Wilhelm）。衛禮賢是德國人，是新教牧師，來到中國青島傳教，留居中國二十多年，醉心易學，並將《易經》譯成德文，當時被認為是最好的德文譯本。

榮格在未與衛禮賢相遇之前，對易學已感興趣，認識衛禮賢後，對此道更是如虎添翼。在一篇題為《易與中國精神》的《序言》，榮格說出了他學《易》的經過，並且解釋了幾個卦，如鼎卦、賁卦、晉卦、坎卦、井卦等，足以說明他對《易經》用功之勤、鑽研之深。晚年時他隱居瑞士的波林根（Bollingen），經常坐在塔樓旁的百年老樹下，身邊放着《易經》，用蘆葦代替蓍草來卜卦，覺得《易經》常能提供某些出乎意料的中肯提示。

榮格的學《易》心得，主要是他提出了「共時性」（synchronicity，或譯「同步化」）

原理，指的是自然事物間的關係，特別是在「心」與「物」之間，即內心感知的事件與外界的現實，會相互呼應，內心的預感經常反映真實，也就是說，一個人內在主觀的心靈狀態，會有一種奇妙的一致性。從另一角度來看，榮格的「共時性」原理，是中國傳統的「天人感應」與「天人合一」觀念的另一種表述，也是中華民族的宇宙觀與生命觀的神髓，與西方的實證傳統自是大異其趣。

西方的實證傳統，重視「反覆實驗」，認為占卜的靈驗，僅是巧合。但榮格認為，西方的因果律不過是「統計學上的真理」，他在治療病人過程中採用占卜方法，其療效遠非機率所能解釋。榮格從多年臨床所看到的情況，通過占卜活動可以將人的潛意識以象徵形式展現，從而顯示心理世界與現實世界奇妙的對應性和平行性。

其實榮格所反對的因果律，是西方以線性邏輯來推演講一因一果的自然因果律，有異於佛學以全方位看多因一果的因果律。榮格所說的奇妙對應性，不外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現象，但其中的因果關係，又未必是人類知識所能徹底明白。

唐英年是「意外英雄」？ -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2012年4月25日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唐英年是「意外英雄」？

編按：筆者昨天借小說《命運之人》其中一個命題「國民知情權高於國家機密」，引申分析唐英年在特首選戰期間的「揭密」行為，今天繼續。

山崎豐子決定以新聞媒體的「第四權」為主題，以「外務省洩秘案」為藍本，於八十四歲高齡完成她畢生對新聞工作不離不棄的巨章。

她訪問超過一百五十人，包括沖繩檔案館、美國國家檔案館、外務省、宮內廳、英國駐日大使館，以及其餘相關機構，還包括匿名人士，並閱覽無數相關書籍和檔案。

整個過程歷盡艱辛。幸好最後在政治學者的努力下，西山本人上訴得直。但最核心的關鍵仍未解決。

山崎豐子2010年12月在後記中說：「為了避免不幸事情再發生，我誠摯希望每一位國民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命運之人》改編為十集電視劇，播出時已是日本「三一一」地震和福島核洩事件之後，政府和電力公司資料不足、交代不足，而大受非議。

電視劇最後一集完結時，字幕特別提及此事，問：「政府還有什麼仍在欺瞞國人？」電視製作人的良知、勇氣，是事件主角三十年的磨難，作者五十多年的信念的延續。

「新聞機制是第四權」、「國民知情權高於國家機密」，但是，我們有多少人有機會和願意付出一切，作出影響一生命運的決定？如果不是英美國家有「檔案法」，可以在三十年後開啟，西山的案件也許永遠不能找出真相。

消息來源 堅持保護

《命運之人》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保護消息來源」。

書中主角是叱咤一時的名記者，甚至可以左右政黨高層的角力，但是不願意以妥協交換特權或上位。

整個悲劇的主因，是因為他要保護消息來源，只能間接報道，所以反響不大。苦惱之餘，他把文件交給議員，對方卻違背承諾，在國會公開文件以求打擊首相。

主角要保護的「消息來源」是一位外務省女事務官。她出於仰慕而自動把文件交付主角，叫他「去改變這個世界」，此後的交往中更發生關係。

事發後警方把她隔離，一味挑撥說對方不理她的死活，只顧自己做英雄。她也蒙受失業、失去丈夫和公眾眼光的壓力，要不斷搬遷和轉工。在沒有機會跟男方接觸的情形之下，更受周刊記者慫恿，發表把一切推於受引誘和受脅迫的「內幕」。

檢控官把「秘情」擺上枱，令報館同事都憤憤不平，「原來是和女人上床取消息，還算什麼英雄？」公眾輿論一夜反轉，只有父母和妻子堅定支持。

妻子要忍受最大的傷心屈辱，到最後仍守着他放棄的家和兩個子女，自食其力，甚至拒絕真誠的舊友求婚。

桃色事件對政客和傳媒人同樣致命。高舉正義旗幟的人要比白更白，一旦有破綻就被打沉。在案件審判期間，記者的律師叫他拿出證據，反駁對方是出於自願，絕無強迫成分，但是他不願意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對方名聲？是出於自疚？還是身為一個有骨氣的男人最後的補償？

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後，法官提出：「採訪國家機密並不等於違法，但如果採訪手段和方法觸犯法令，或雖未觸犯法令卻嚴重蹂躪受訪者的人格、尊嚴……，即脫離了正當採訪活動的範疇，則具違法性。」因此認定主角利用私情獲取國家機密，判決有罪，不過緩刑。

所以，對政客窮追猛打的傳媒，必須剛正自持，維持普世價值；即使在某時某地的規條下獲罪，也可以希望公道存於後世。

還有，唉唉，什麼是機密？

政府資訊公開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李柏青律師在《命運之人》其中一篇序言說：「但換個角度，我們都知道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說的，或者至少是當下不能說。」

太早公開會造成傷害，這種情況下，資訊的機密就有了正當性，於是「知的權利」也有了界限。具體的事例很多，「避免引起不必要恐慌」是常用語。不同的例子，不同的嚴重性，在不同的國家，爭議永遠存在。

《命運之人》一書中，首相的立場就是如此——達成美日協議，沖繩回歸是日本戰後一等大事，為國家尋回尊嚴。雖然私底下是不平等條約，美軍基地減幅不大，但首相本人及所屬政黨都勝利。

如何應劫 氣數使然

偏有一個不知好多歹的記者，鍥而不捨在一個小節上糾纏，這小節，就是其中四百萬美元的賠款，其實是由日本支付的。在國家元首眼中，這小節夠小了吧？即使後來有文件作證，但各級官員推卸、抵賴、拖延，不了了之，也沒有扳倒首相。

因為首相痛恨該名記者，指令警衞廳長嚴厲處置。於是檢控官便隔離和挑撥女證人，以「私情」蓋過一切的檢控手法，摧毀了一位名記者的聲譽、地位、家庭和一生。

當時整個過程中，某些同業仍對他支持，報館亦在整個審判中負起經費和法律責任，冒着受讀者批評和報紙銷路下跌的危險，在現實中更是難能可貴。

唐英年只是自己指出某人的言談，並無牽涉任何機構，也沒有金錢利益得失，但是，他無意中掀起的「公眾知情權」，在權責之前可以起很大的示範和警惕作用。

與田北俊在2003年毅然辭職，令二十三條停止立法一樣，他們都是accidental hero。

唐先生失意選舉，但肯定上了寶貴一課。他仍然是好命之人，如此翩翩中年，美酒賢妻，又知道誰是真正朋友，其樂何如？

他或許說過要用另一種方式服務社會，未嘗不可，但千萬三思，勿再輕率，多讀書，未為晚也。

至於這個「知情權」、「保護消息來源」、「國家機密」的輪迴，傳媒眾生如何應劫、轉劫、避劫，氣數使然，有幸或不幸做「命運之人」，就看自己了。

二之二．完

命運之人──唐英年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2012年4月24日

張敏儀 (前廣播處長)

命運之人──唐英年

一個月前今天，二十多萬香港人上街投票，除了少數在網上成功登入的，大部分人甘願用幾十分鐘至幾小時排隊，投下明明知道自己沒有決定權的一票選特首。

結果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表示兩個都不選，其餘的仍然是何俊仁得票最少，唐、梁兩人大致相若吧。

之前兩個月內，在其他傳媒民意調查中一直落後的唐英年，在最後關頭迫近對手；仍然支持他的人，有些是為他不值，有些是極度抗拒他的對手。

面容平和接受落選

第二天早上，唐英年站在投票中心門口，彬彬有禮地跟每一個人握手；兩小時後，他站在梁振英身旁接受落選，面容平和，有禮地與眾人一起拍手。

《命運之人》是山崎豐子的小說，她生於1924年。本書2008年出版，2011年改編拍成電視劇。

山崎豐子是日本最有魄力的女作家。她最初在《每日新聞》任記者，工餘寫作。1957年寫《暖簾》，58年以《花暖簾》榮獲第三十九屆直木賞，此後專心寫作。

六零年代，日本女性沒有什麼社會地位。一個孤身作戰的女記者，帶着無比堅毅的探索和批判精神，1963年出版《女系家族》，65年出版激起千重浪的《白色巨塔》。1973年《華麗一族》以日本金融改革和鋼鐵業為背景；其後的戰爭三部曲──《不毛地帶》、《兩個祖國》和《大地之子》震撼文壇。

1999年發表《不沉的太陽》揭露日本航空公司秘辛，並以日本史上最大空難——御鷹巢事件死亡人數五百多人—──前後的處理為題，沉重得很。

日本無論戰前戰後，流行的大多是「私小說」，專注個人感情。山崎豐子的氣魄，絕無僅有。

她每一本書都有清楚的歷史背景，結構緊密，資料搜集之詳盡令人敬佩。引人入勝的是她筆下的人物性格愛恨情仇，但每一本書都是歷史課，讓人對那個時段的日本加添認識。

「命運之人」日文原意是，人由命定還是命運弄人？還是人的命運由自己性格而定？

許多人譏評唐英年含着銀匙出生，不知民間疾苦的時候，他說過：「一個人的出身並不由自己決定，一個人做什麼是自己可以決定的。」

出身不由自己決定

《命運之人》書中主角是哪一種？他為了國民知情權，遭國家機器剝奪名記者的身份，以「洩露國家機密」定罪，失去名譽、工作、自我放逐、離妻棄子，三十年後七十九歲時才沉冤得雪……，那是一段真人真事。

唐英年其他缺失都是他個人問題。只有在第一場候選特首電視辯論時，指出梁振英曾提出以防暴隊鎮壓示威民眾，才涉及公眾「知情權」。

他說：「因為知道他會當選，才要讓公眾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有人說這是同歸於盡的慘烈一擊。

有人說這是沉淪後的醒覺，無欲則剛。

有人說只是小人所為，為什麼不早說？

不過，正如「一群高級公務員」的公開信中說，以前聽過最少兩名局長轉述此事，不過當時梁不是選特首，所以他們的反應只是「使唔使咁重手？」

如果是私人意見，無權無勢的人喜歡說開機關槍大炮都可以，到正式登上權位就關乎公眾生死了。

當時唐英年的指控的確震動港京。有人提出政府要嚴肅處理違背行政會議保密原則的人，甚至口誅筆伐，認為是違背「政治倫理」云云。

哈，事過景遷，只一個月，在「大和解」大合唱之下，沒有人追究了！

希望唐英年被正式控罪，讓市民好好討論一下，認識一下「知情權凌駕於國家機密」這個大原則，好好地準備迎接懸在頭上的一把刀──二十三條立法。

傳媒中人，在「豬狼對決」之後，在這場撕裂傳媒立場、原則的鬧劇、悲劇之後，看看這面鏡子照出自己是什麼？

沖繩是日本最大隱痛

中外文壇都有由記者轉為作者的名人。但五十多年來作品如此之多，本本鉅獻，而且並非基於個人經驗，而是千辛萬苦搜集資料，加上對書中人物的第一手認識，寫成如此深刻的作品，大概只有山崎豐子一個，她每一本書都令人流淚、反省、自慚。

《命運之人》的起源是1972年，被美軍佔領的沖繩回歸日本時，牽涉到國家、社會和新聞媒體的重大事件。一名報社記者揭發日美密約內容，遭到逮捕判罪，最後自我流徙沖繩三十年。

記者名西山太吉，日本傳媒稱之為「西山事件」，其後由於一位政治學者盡力搜尋三十年，在華盛頓國家檔案中找出密約，而曾經堅決否認密約存在的前美國局長也終於承認確有此事。

結果，西山在2005年向法院起訴要求國家賠償他的名譽損失。到2010年4月，東京地方法院終於判決，日本政府必須公開當時的美國合約，以及賠償西山等原告，每人十萬日圓！

山崎豐子在戰爭期間曾在兵工廠擦子彈，對沖繩姬百合學生軍有特殊感情。多年後在沖繩首府那霸拜祭姬百合塔，聽曾經是學生軍的解說員回首往事。隨後參觀美軍基地和通訊設施，大受衝擊，難以相信那片土地是日本領土。

1995年，三名美國士兵強暴一名日本女童，雖然美國大使痛心疾首地道歉，之後日美雙方對重整沖繩美軍基地進行磋商，包括遷移普天間機場等等。至今十五年，懸而未決。

沖繩居民自視為日本棄兒，是二戰中日本唯一發生地面戰爭的地方，其後等同被佔領，一直只有犧牲。

沖繩是日本最大的隱痛。我認識的日本知識分子，都說他們私下最常聽沖繩音樂。當時我不明所以。

二之一．明天續

編按：筆者從記者西山太吉一生遭遇引申，唐英年於特首辯論時只是指出某人的言談，並無牽涉任何機構。那麼他算不算是accidental hero？明天再作分析。

《命運之人》內容簡介

書中講述一名滿懷理想和使命感的記者弓成，在1971年美國歸還日本沖繩的「沖繩回歸協議」中，發現應由美國支付沖繩地主的四百萬美元補償金，原來是由日本政府墊付。

眾議院審議落幕在即，弓成惟恐日本政府永遠欺瞞百姓，遂把手上影印的機密文件交予在野黨議員揭發，沒料到議員出示影印本，引發軒然大波。消息來源的女事務官三木辭職，與弓成友好的長官亦被降職。

首相以教唆和公務人員洩漏國家機密罪起訴弓成等人，而弓成與三木曾有短暫不倫戀情，檢察官遂把洩密焦點轉移成不倫男女私情……

財閥要有人性 北京要更寬容 - 林行止

2012年3月2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財閥要有人性 北京要更寬容

一、剛成過去的行政長官選舉，帶給港人多重啟示，舉其犖犖大者有二。第一是和大多數論者一樣，筆者認為選舉結果充分反映出當權京意與香港民意背馳，這其實是司空見慣的平常事，以大權在握者的想法，若事事俯順民情，豈不等同被民意牽着鼻子走，那還要領導幹什麼？第二則是北京再次以實際行動宣示財閥只能成為統治者的附庸（做乖乖牌便有財源廣進的機會），絕不能支配遑論主宰政治。這正是社會主義（加上有中國特色亦然）和資本主義相異之處；所以有此不同，皆因前者有一支絕對聽話的軍隊而後者的軍隊屬於人民。

眾所周知，在江澤民時代，北京對財閥尤其是香港富翁，優禮有嘉；胡錦濤主政後，對財閥雖仍敞開歡迎之門，但禮遇程度驟降，在旁觀者看來，北京只尊重敬重雄才大略有國際視野的財閥，對那些只會把公共空間、後樓梯甚至水箱面積亦計入建築面積取巧牟利的巨賈，已愛理不理（他們有什麼本領？不過在當局縱容包庇下巧取豪奪而已）。這種轉變，固然是中國貯存的外滙多得不得了即不必再吸引港資流入有以致之；然而，更重要的，筆者相信中共縱有千般不是，其決策者為廣大百姓謀福祉的理想未泯，對僅懂得欺騙消費者的商人，便不會「千依百順」，在此關鍵性時刻，更示以顏色。

循着這種思路，筆者認為因為有決心有信心扭轉這種不合理環境，讓香港不會成為令北京尷尬的弱肉強食醜惡之城，梁振英因此能突圍打敗有全城絕大部分財團為後盾的唐英年！

梁振英政府的「內閣」尚未組成，此時談其施政綱領，為時太早。不過，筆者揣測新政府會循此路向進行—

①「說服」中央政府發還回鄉證給政治異見分子，同時聲明這些人若回內地「搞事」，「家法」（國內法）伺候。

②有專利權的公用事業加價不能加得太盡，應讓苦哈哈的老百姓有喘息及改善生活的機會。

③政府會以合理價把那幾條曾引起民憤的隧道收歸公營。

④最低工資物價指數（通貨膨脹）順應化。

一步一步貫徹這類施政，民間怨氣可望稍紓、「大和解」有了基礎，支持民主特別是二○一七年普選的街頭活動便不會那麼熾熱。至於會否如當年特赦貪官般特赦物業僭建，一了百了解決此一老大難尤其是與新界鄉紳的矛盾，同時令「唐宮」的問題消於無形，只能靜待事態的發展！

二、與專橫專權的中共相處，絕非易事，這是自「古」已然的事，如今中國日益強盛，難免財大氣粗、趾高氣揚，「外國人能中國人亦能」的民族自豪感高漲，折射到香港事務上，中聯辦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自有一套不管大多數港人是否認同的闡析；在這種情形下，部分港人與中聯辦和北京的磨擦，必然經常發生。由於形勢比人強，吃虧的肯定是赤手空拳只靠言文及「上街」挑戰有財有勢有武力強權的港人。

看透這種「世情」，同時又深明大多數港人的機會成本太高，筆者向來主張港人不應與當權者硬碰，設法妥協才是至理。在激進派眼裏，筆者這種想法十分窩囊，只因偶然會寫點在某些人看來還算「可以一讀」的文字，窩囊之後尚未至於要加個「廢」字而已。

二、三十年前筆者便說過，在中共介入的選舉或插手的人事部署上，香港人的處境正正是「何伯遜的選擇」（Hobson's Choice）的寫照，即無可選擇的選擇，「煮到來便食」，別無其他選擇。以此次行政長官選舉為例，「兩隻入閘的馬」（何伯遜是出租馬匹的主人，以馬和候選人相比，真是巧合），俱為北京指派，港人固然沒有選舉權，經其設定程序「選出」的選委，一票在手，沾沾自得，卻是廢紙一張，以他們亦沒有選擇的自由，只能二擇其一且不能投白票以免流選令選舉操盤者臉上無光。這種宿命，只要中共當權，無法改變。以中共有權不會不用盡的特性，和何伯遜一樣，北京亦會「替你選擇」而不許所謂「選委」自由選擇；到了二○一七年，如果香港會貫徹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的普選，候選人亦必然由北京篩選後再交由合資格的港人「投票」選出。任何「自由選舉」的希望，注定會幻滅。

「溫水煮蛙」是筆者過去常提及的「寓言」，形容捉蛙入鍋，然後文火燒水，蛙雖善跳，卻因水溫適中舒服、慢慢暢泳、十分「烚皮」，結果不問可知！回歸十五年來，中共並未在爐底加火，有時且注入冰水，令鍋中之蛙通體舒泰、樂不思跳……。如今西環間接統治中環，頗如水溫上升，但仍未至於「不可游」，只是游蛙距離變成熟蛙之期更進一步。現在唯有希望梁振英政府感到特區愈來愈不易管理進而請求中聯辦調降溫度且向鍋中加冰，令「港蛙」有好日子過。

筆者經常提及的「寓言」，還有「豬欄效應」及「烏龜背蠍子過河」。前者近來有不少引述，周前本報「獨眼新聞」說之甚詳；而「蠍子過河」筆者近日再援引，不贅；現在港人只能希望「蠍子」既不會「死性不改」更不會以為已會游泳而把好心地背牠過河的烏龜螫死……。

多年前筆者指港人與中共「鬥」，有如Catch 22，注定失敗；後查字典，竟收此字，譯為「第二十二條軍規」，為赫拉（J. Heller, 1923-1999）一九六一年小說名的直譯，意為不能改變的主客觀條件極端惡劣，在這種情況下「出擊」，肯定有輸無贏。要從缺乏民主意識的中共手中爭取民主，注定失敗，有如Catch 22；不過，如香港有個容許屢敗屢試的環境，已足顯梁政府的寬容，亦可反證唐英年對梁氏武力鎮壓示威者的「指控」實屬子虛烏有；當然，同時可展示已壯大的北京政府具無比信心的雍雍大度！

不過，有「志意」的港人不該因此成為「宅男」及緘默。筆者嘗舉周亮工（1612-1672）在《因樹屋書影》卷二引其友人口述佛經故事：「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曰：『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熱愛香港的人應在不同崗位為維護「五十年不變」及「核心價值」而盡力，要學救火的鸚鵡，「勿以善小而不為」；昨天本報總編輯陳景祥在網站的〈從今天起，人人都成了民主派〉一文，指出：「向來被視為『無着數』的事不會做的二十多萬港人，做了一個明知沒有結果的動作—民間投票。」這二十多萬港人和不怕「打壓」不斷以言文及行動伸張正義的傳媒工作者，便如陀山鸚鵡，為自由香港竭盡綿薄。

但願有一天，北京有如「天神」，會力保香港不變！

大和解含大騙局 東方紅鬥女兒紅 - 練乙錚

2012年3月23日

練乙錚

大和解含大騙局 東方紅鬥女兒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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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上月底到了台灣，旋即開始夢寐已久的自行車環台之旅。3月1、2日在台北選購、裝備「鐵馬」，3日即從台北出發，19日返抵原點，行程一千多公里，一共用了十六天，當中包括四天非騎乘觀光，因為台南、墾丁、綠島、花蓮四地，對筆者別具吸引，不看不行。

此前筆者最後一篇文章末段提到「春學期完結，臨行匆匆」，便是為了趕赴台灣。至於本文，亦是匆匆之作，因為騎乘一圈回到台北之後，等齊一批朋友，筆者便將以「帶路黨」身份，和他們一道，再騎乘幾天，而之間只有兩天，休息也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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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到了台灣自由自在，早把一切玩樂之外的煩事拋諸腦後，遑論香港小圈子政治雞巴裏的污物（仿李敖語）；不過，回到台北上網一看，《信報》要稿，卻不是談騎自行車那種，於是便有此簡單幾筆。

誰勝誰負 還看中央權鬥

一、先談唐候選指梁候選於2003年在特區政府高層會議提出商台續約三年、二十三條立法最終要出動防暴隊之二說。筆者當時任職中央政策組，清楚與聞此事，故唐並非如梁所說的憑空捏造，只不過當時聽到的，沒有指名道姓說是梁振英，而是泛指行會裏的左派包括極左派。

當時行會裏的左派愛國者有三個，包括老的和新的，梁屬於後者。左派老愛國有1967年的暴力和被暴力經驗，總的來說知道用暴力要吃大虧，幾十年得不到市民原諒，因此一般不敢胡來；新愛國則不然。大凡認識一些此類人物者都知道，他們的思想言論一般比老左派更左，因為沒有歷史經驗，而且好像還要證明什麼。故唐指控梁，還是比較可信。

問題是為何唐有此「絕地一擊」。一般情況底下，唐的兩個指控，只能由在野泛民向當權派作出，故有不少論者認為唐乃仕急馬行田，客觀而言無異政治自殺。殊不知，如果明白共產黨人鬥爭手法的話，當可理解唐做法背後的純粹理性。

筆者先強調，如果唐是當權派中的一位「獨立候選人」，則他絕不會以該兩事攻擊對手，因為那的確等於政治自殺。不過，筆者早說過，無論唐梁，都是利益板塊的代表，彼此背後還各有互不隸屬的黨線提供政治能量，形成兩個互鬥的金權複合體。和1997年不同，這次特首「選舉」只有惡鬥，沒有所謂「中央」欽點，因為「中央」在此事上完全分裂，又或者可以說有兩個「中央」（大家如果覺得此點難以置信，可想想近日重慶事件背後的權鬥；下詳）。

其次要注意，共產黨搞鬥爭有幾個特點，一是內鬥往往比鬥外敵更殘酷；二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三是團結大多數以打擊被孤立的一小撮；四是不同階段的敵人可以是現階段的朋友。唐背後黨線上的政治指導如果認為梁營是現階段主要敵人，則提出前述兩個指控，既可拉攏泛民群眾，又可殺梁一個措手不及，故從陣營觀點看，可說是一記好招。

關鍵是，此派要在北京的高層權鬥之中，起碼能立於不敗之地；如此，「好招」的「理論根據」才能成立，否則便是裏通外敵（泛民），罪大惡極。筆者此前說過，唐梁惡鬥，敗的一方結局會很悲慘，此說因結局前的鬥爭不斷升溫激化而愈來愈清楚。所謂會有「大和解」，筆者不相信。

再者，北京最高層的鬥爭對香港局勢有直接啟示，重要看點之一是，替代薄熙來的張德江，是江澤民的馬而不是胡溫的人。這顯示在重慶事件上有三派，那就是薄的文革派、江派、胡溫的團派。薄對中共現領導的威脅比對江派大，後兩者既聯手鬥倒文革派，江自然要得到回報，於是張德江上台取代薄。這表示，薄倒台，江的勢力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如一般假定江支持唐，則唐並非身處絕地；這也是前幾天李先生依然大大方方代表各大地產商出來高調挺唐的一個原因；如果唐及其北京靠山大勢已去，李先生的對策斷不如此。

目前形勢，筆者認為，中聯辦佔地利，在港直接操盤，對梁有利；北京港澳辦接近權力中心，較易影響大局，唐可得益，故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北京高層分派，以至小圈子港事失控，現在連要不要投白票也管不了，唐梁惡鬥焉能不持續到最後一刻、靠千多名選委平日以及日後想吃哪門的齋修哪門的行去決定投票結果？

「親疏有別」 變成經濟武器

二、跟着要談的，是「撤資論」。此論筆者於2月底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乃是客觀分析，或對或錯並不按唐梁兩集團的口頭反駁而定。經濟理論認為，企業投資多寡，由邊際收益率決定。以前有資本家認為香港投資環境惡化，會減少在港投資，有人不相信，但科技大學的一些經濟學者卻證明了，近年香港經濟增長率大不如前，主因就是投資減少了。

投資環境惡化的原因很多，對個別企業或集團而言，喪失政治特權或進一步遭政治打壓，都是重要因素。觀選前利益板塊惡鬥，很難相信勝者選後不會作出經濟報復。「親疏有別」，過去只是當權派對付泛民的政治手段，今後將發展為當權派之中不同利益陣營上台後予對手打擊報復的經濟武器。

當然，落水狗不一定無反咬之力，例如遇到經濟衰退，被打壓一方可視時機，拖延投資，深化或延長衰退，增加台上一派的管治危機，迫使下台。用這種手法，短期而言有代價，長遠卻不見得一定無利。現時唐梁兩派皆異口同聲否定「撤資論」，各有其策略考量，不在話下，但大家不要只聽其言而忘了續觀其行；無論哪派上台，對香港的營商生態一定有影響；是什麼影響，大家以後不妨留意唐籌股和梁籌股的上落，便知梗概。小圈子內的利益集團博弈，花樣多着；香港今後的股市及經濟趨向政治化，則無可避免。

紅黑本質 唐梁互有缺失

先前說過，唐梁之間，筆者不會偏幫，亦無能力預估勝負，但若要更多有趣政治評論題材，則當然希望梁勝；若要更多的八卦新聞，則唐是首選。

紅與黑之間，論黑，唐梁皆黑而性質不同，唐乃黑豬而梁近黑道；論紅亦是一樣，唐近紅酒緋聞的女兒紅，而梁則是根正苗紅的東方紅。唐上台的話，某些周刊銷路肯定倍增，讀者愈罵愈開心。梁上台，則港人和特區政府之間的矛盾，將更直接變成港人和共產黨之間的矛盾。這將令筆者這種被指為「靠罵共產黨吃飯」（即一天不罵共產黨便一天吃不下飯）的評論員常可開懷大吃也。然而，這些好處都是拜小圈子選舉之賜。

若真要預估，筆者倒可作一個肯定的：今後五年的特區政府管治，將比董、曾的時代更差。不是差一點點，而是差一大截。利益集團主導的政府，只會更為封閉、下作。「門長開」，是反話。

「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沉」。寫照特區政府十餘年，筆者借庾信的兩句詩為之作結。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