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February 26, 2009
櫻花下思杜普蕾 - 黃震遐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26日
櫻花下思杜普蕾
黃震遐
今年2月，日本天氣異常暖和，不見往年的飄雪。大阪城的梅林卻梅花盛開，使我們喜出望外，大飽眼福。去年新春發現奈良原來是日本的梅花勝地，每年3月，梅林花盛，有不少賞花客遠道而來。奈良地區留着許多和唐朝接觸的痕跡，植養梅花是其一。我們去得太早，沒有緣分欣賞梅林美景。還好臨走前，菅原天滿宮有盆梅展，可以同時看到盆景和花容初綻。從西大宮信步行去，小路旁竟然見到一家精緻的咖啡館，更想不到店內的「維也納咖啡」居然和維也納Demel的不分上下，蛋糕不止美味，而且味道極為複雜，層層帶有新意。狼吞虎嚥就肯定會是糟蹋，唯有細品慢嘗，用慢食的心態才可以充分享受到廚師的心意。
日人崇仰櫻花
奈良雖然有梅，附近的吉野，卻可能是觀賞櫻花的最佳地區。日本人最喜愛的當然是櫻花。梅花的堅韌象徵中國人在惡劣環境下的鬥志，日本人卻着迷於櫻花在最絢爛時驟然飄落。中國人評論日本的櫻花文化時，着眼於櫻花短暫的華麗，令人空留惆悵，甚至聯想到壯烈。可我總覺得日本人崇仰的卻是，櫻花的「生得燦爛，去得瀟灑」，那種既不負今生，又可以無牽無掛揮別紅塵的情懷。從這個角度解讀，便容易明白日本絕命詩的內涵，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日本可以有先進的科技，又有寧靜的禪院，有喧譁的都市，又有淡泊的街道，而不是中國那樣，把發展和傳統當作是零和遊戲。
說起櫻花，使人不期然地想起賈桂林．杜普蕾（Jacqueline Mary du Pré），那位樂壇上早逝的大提琴家。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樂壇的星空上出現了一顆奪目的新星。正如Zubin Mehta所說，這顆彗星劃空而過，以驚人的光度，短暫地照耀了人們的生命。杜普蕾是天才音樂家，十一歲就獲得女子大提琴家先驅蘇姬亞（Guilhermina Suggia）設立的Suggia獎，四年後再贏得皇后獎盃。不少人認為當時的大提琴家中，很少人可以和她相提並論。她演奏的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甚至被稱讚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是天妒英才，就正在她事業高峰的二十六歲那年，她突然失去手的觸覺。休息了一年之後，她重新上台演奏，然而症狀時好時壞，劣評惡譽隨之絡繹而來。到了1973年，奏琴的時候，她竟難以判斷弓的輕重，手也沒有知覺，要靠眼睛看才可以知道究竟是在指板哪裏。最後，她只好終止演出。
脊髓和腦的大部分神經纖維都是由一層外衣包着，這層由脂質構成的髓鞘，使神經纖維傳電時，電流只需要從纖維上每一個缺少髓鞘的地段，跳躍到下一個缺少髓鞘的地段。有了這種跳躍機制，神經纖維便可以有高達每秒一百米的傳電速度，確保遇到外界的刺激時，中樞系統可以迅速知道，快捷回應。
人腦勝於萬獸之腦，關鍵之一就是人類的神經系統配備了許多高速傳遞訊息的神經纖維。鯨魚、海豚和大象雖然也擁有很多腦細胞，卻吃虧在少了這些高速神經網絡路線。但是，如果髓鞘受到破壞，神經的傳電能力便大打折扣，於是無論接收外來的訊息，或者對身處環境的反應或思考，都會減速轉慢。多發性硬化的患者中樞神經纖維受到自身的免疫細胞攻擊，髓鞘受損，輕則手腳知覺麻木遲鈍，反應僵硬，重則會喪失身體的知覺，或者無法支配肢體的動作。病的特性是多次發作，而且每一次都可能損害中樞神經系統的不同位置。
演奏大提琴之類弓弦樂器不只需要雙手的感覺和運力正常，同時也需要兩手之間的配合和協調。左腦控制拉弓的右手，右腦控制左手按弦，因此，左右腦必須保持緊密聯繫，才可以合作無間，不出錯音。不幸得很，多發性硬化患者聯接左右腦之間的交通道路，胼胝體的神經纖維卻常常受損。訊息來往不暢順或停頓，兩手之間異而不同的配合動作便難以達到精細準確程度，連織毛衣都可能難以完成，更遑論演奏樂章。
但是診斷這種病卻談何容易。醫生不是中性的電腦診斷器，可以冷酷無情地分析輸入資料。醫學上的診斷是醫生和患者接觸之後的互動結果，由醫生從病人的訴述中篩選出有診斷價值的細節，藉以偵破案情，但醫生既然有血有肉，判斷往往便會受感情和主觀干擾。如果醫生無意對患者的症狀細心聆聽，三扒兩撥便遽下結論，或者削足適履，把所有不符合有限知識和經驗的症狀、抵觸先入為主想法的證據，都一一排斥於考慮之外，診斷出錯就必然在所難免。即使在擁有各種先進儀器，可以向人體進行精密測試的今天，醫生如果初診錯誤，便會為病人做許多無謂及無關的檢驗及治療，不僅造成醫療費用大幅增升，更會誤時誤事使病人受害。
以色列有研究發現，即使在二十世紀末年期間，患多發性硬化的病人也經常要遲至發病二、三年後才被確診。醫生通常會先給男性患者提供骨科方面的檢查，而對女性患者則先下「精神有問題」的結論。由此可見，醫生面對病人訴述時所採用的診斷框架，會受性別偏見扭曲，導致不同性質的誤診。
患頑疾不能打開琴盒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時，診斷多發性硬化唯有靠臨床判斷，所以醫生最初認為杜普蕾只是疲勞過度。怪不得，1973年2月為布拉姆斯雙重協奏曲（Brahms Double Concerto）演奏會排練時，當杜普蕾告訴指揮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說，她連琴盒都打不開，更遑論拉弓演奏，伯恩斯坦大不為意，輕鬆地安慰她：「別傻了，你只是緊張！」事後醫生也無法對症狀下結論。杜普蕾於是一度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患上了精神病。在她生病後第二年，倫敦的專家才診斷出她是患了多發性硬化。
現在當然可以用核磁共振掃描及早診斷，也有干擾素這類預防藥可以用來防止病情惡化，但是在那年代，羣醫唯有束手無策。當時的一種說法是十年內，三分之一患者會須坐輪椅，三分之一患者會死亡。兩年後，杜普蕾果然已經連穿衣服都困難，無法行走，要坐輪椅。
像許多神童一樣，杜普蕾成年後，在音樂圈外似乎處世待人都仍未成熟。音樂是她的一切。她和鋼琴手兼指揮家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的婚姻曾被人視為金童玉女，舒曼伉儷兩人的現代版。她自述說，首次見面時，他們沒說晚安，只是坐下來一齊彈勃拉姆斯的作品。雖然不能公開表演，她也沒有放棄音樂，只是改行任教。但是病情不斷惡化，杜普蕾終於在四十二歲那年與世長辭。她生前常用三大名琴，其中一支在她死後，借了給馬友友。
杜普蕾病後一直為推動多發性硬化病而努力。國際多發性硬化同盟繼續透過記念她的杜普蕾獎金，支持研究如何克服這種頑疾，而近年來不少研究都發現音樂可以減輕多發性硬化患者的焦慮與憂鬱。
不理恐嚇堅持演奏
樂匠可以詮釋音樂，但只有真正的音樂家才能參透樂符含蘊的崇高精神。杜普蕾演奏的樂曲中最為人讚揚的無疑是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其實她自己最喜歡的音樂家反而是舒曼及作品融合捷克民族主義精神與交響曲傳統的德弗札克（Dvorák）。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杜布切克（Dubcek）提出了要走「帶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政治改革路線，而掀起了布拉格之春民主化運動，蘇聯軍隊便在當年8月入侵進行鎮壓。杜普蕾和丈夫兩人於是宣布要在倫敦演奏德弗札克《b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來協助難民。當然，當時仍信奉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人不少。演奏當天早晨，兩人收到警告，如果一意孤行，便會招來殺身之禍，但他們不為所阻，堅持繼續。演奏了一半，突來嘭一聲，聽眾驚惶四顧。幸好，只是杜普蕾激情之下，拉弓斷弦！
雖然杜普蕾最喜歡的音樂家是舒曼和德弗札克，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和她的名字連繫一起也不是沒有道理。真正傑出的音樂家重視的不只是樂器技術，而是音符背後的靈魂、永恒的人性及超越家國情操的價值。這首Elgar在1919年重病之後所作的曲申述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感到的悲傷和幻滅，以及他對死亡和生之有限的自省。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在戰爭中死亡，像其中一位陣亡詩人Robert Brooke在《死者》所說：
這些心曾由人間的喜悅和關懷織成，
被悲傷奇特地洗浴，旋踵歡笑
歲月給他們恩愛，黎明是他們的，
日落，大地的顏色也是。
他們見過變動，聽過音樂，
知道睡眠和醒覺，愛過，驕傲地結伴
感覺過驚訝的急湧，單獨地坐過
觸摸過花朵、皮革、臉頰。這一切都已了結。
或許，杜普蕾那麼全情投入，不能自已地演奏這首曲，不單單是對這些死者深感悲傷，也可以說是為她自己同樣的早逝，留下最適當的哀思。
同一件事，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演繹。杜普蕾死後，英國選了一種白玫瑰以她命名。在英國的傳統中，白玫瑰意味着純潔和天真無邪。英國人大概希望人們以這種形象回憶杜普蕾。中國人大概會條件反應地想起紅顏薄命，如果是花，也可能只想起曇花一現。然而，以櫻花來代表杜普蕾，全情往前，竭盡全力，然後在最燦爛的剎那，從人間消失，對她也許會更為貼切，更會令人無法釋懷。
2009年2月26日
櫻花下思杜普蕾
黃震遐
今年2月，日本天氣異常暖和，不見往年的飄雪。大阪城的梅林卻梅花盛開，使我們喜出望外，大飽眼福。去年新春發現奈良原來是日本的梅花勝地，每年3月，梅林花盛，有不少賞花客遠道而來。奈良地區留着許多和唐朝接觸的痕跡，植養梅花是其一。我們去得太早，沒有緣分欣賞梅林美景。還好臨走前，菅原天滿宮有盆梅展，可以同時看到盆景和花容初綻。從西大宮信步行去，小路旁竟然見到一家精緻的咖啡館，更想不到店內的「維也納咖啡」居然和維也納Demel的不分上下，蛋糕不止美味，而且味道極為複雜，層層帶有新意。狼吞虎嚥就肯定會是糟蹋，唯有細品慢嘗，用慢食的心態才可以充分享受到廚師的心意。
日人崇仰櫻花
奈良雖然有梅，附近的吉野，卻可能是觀賞櫻花的最佳地區。日本人最喜愛的當然是櫻花。梅花的堅韌象徵中國人在惡劣環境下的鬥志，日本人卻着迷於櫻花在最絢爛時驟然飄落。中國人評論日本的櫻花文化時，着眼於櫻花短暫的華麗，令人空留惆悵，甚至聯想到壯烈。可我總覺得日本人崇仰的卻是，櫻花的「生得燦爛，去得瀟灑」，那種既不負今生，又可以無牽無掛揮別紅塵的情懷。從這個角度解讀，便容易明白日本絕命詩的內涵，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日本可以有先進的科技，又有寧靜的禪院，有喧譁的都市，又有淡泊的街道，而不是中國那樣，把發展和傳統當作是零和遊戲。
說起櫻花，使人不期然地想起賈桂林．杜普蕾（Jacqueline Mary du Pré），那位樂壇上早逝的大提琴家。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樂壇的星空上出現了一顆奪目的新星。正如Zubin Mehta所說，這顆彗星劃空而過，以驚人的光度，短暫地照耀了人們的生命。杜普蕾是天才音樂家，十一歲就獲得女子大提琴家先驅蘇姬亞（Guilhermina Suggia）設立的Suggia獎，四年後再贏得皇后獎盃。不少人認為當時的大提琴家中，很少人可以和她相提並論。她演奏的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甚至被稱讚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是天妒英才，就正在她事業高峰的二十六歲那年，她突然失去手的觸覺。休息了一年之後，她重新上台演奏，然而症狀時好時壞，劣評惡譽隨之絡繹而來。到了1973年，奏琴的時候，她竟難以判斷弓的輕重，手也沒有知覺，要靠眼睛看才可以知道究竟是在指板哪裏。最後，她只好終止演出。
脊髓和腦的大部分神經纖維都是由一層外衣包着，這層由脂質構成的髓鞘，使神經纖維傳電時，電流只需要從纖維上每一個缺少髓鞘的地段，跳躍到下一個缺少髓鞘的地段。有了這種跳躍機制，神經纖維便可以有高達每秒一百米的傳電速度，確保遇到外界的刺激時，中樞系統可以迅速知道，快捷回應。
人腦勝於萬獸之腦，關鍵之一就是人類的神經系統配備了許多高速傳遞訊息的神經纖維。鯨魚、海豚和大象雖然也擁有很多腦細胞，卻吃虧在少了這些高速神經網絡路線。但是，如果髓鞘受到破壞，神經的傳電能力便大打折扣，於是無論接收外來的訊息，或者對身處環境的反應或思考，都會減速轉慢。多發性硬化的患者中樞神經纖維受到自身的免疫細胞攻擊，髓鞘受損，輕則手腳知覺麻木遲鈍，反應僵硬，重則會喪失身體的知覺，或者無法支配肢體的動作。病的特性是多次發作，而且每一次都可能損害中樞神經系統的不同位置。
演奏大提琴之類弓弦樂器不只需要雙手的感覺和運力正常，同時也需要兩手之間的配合和協調。左腦控制拉弓的右手，右腦控制左手按弦，因此，左右腦必須保持緊密聯繫，才可以合作無間，不出錯音。不幸得很，多發性硬化患者聯接左右腦之間的交通道路，胼胝體的神經纖維卻常常受損。訊息來往不暢順或停頓，兩手之間異而不同的配合動作便難以達到精細準確程度，連織毛衣都可能難以完成，更遑論演奏樂章。
但是診斷這種病卻談何容易。醫生不是中性的電腦診斷器，可以冷酷無情地分析輸入資料。醫學上的診斷是醫生和患者接觸之後的互動結果，由醫生從病人的訴述中篩選出有診斷價值的細節，藉以偵破案情，但醫生既然有血有肉，判斷往往便會受感情和主觀干擾。如果醫生無意對患者的症狀細心聆聽，三扒兩撥便遽下結論，或者削足適履，把所有不符合有限知識和經驗的症狀、抵觸先入為主想法的證據，都一一排斥於考慮之外，診斷出錯就必然在所難免。即使在擁有各種先進儀器，可以向人體進行精密測試的今天，醫生如果初診錯誤，便會為病人做許多無謂及無關的檢驗及治療，不僅造成醫療費用大幅增升，更會誤時誤事使病人受害。
以色列有研究發現，即使在二十世紀末年期間，患多發性硬化的病人也經常要遲至發病二、三年後才被確診。醫生通常會先給男性患者提供骨科方面的檢查，而對女性患者則先下「精神有問題」的結論。由此可見，醫生面對病人訴述時所採用的診斷框架，會受性別偏見扭曲，導致不同性質的誤診。
患頑疾不能打開琴盒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時，診斷多發性硬化唯有靠臨床判斷，所以醫生最初認為杜普蕾只是疲勞過度。怪不得，1973年2月為布拉姆斯雙重協奏曲（Brahms Double Concerto）演奏會排練時，當杜普蕾告訴指揮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說，她連琴盒都打不開，更遑論拉弓演奏，伯恩斯坦大不為意，輕鬆地安慰她：「別傻了，你只是緊張！」事後醫生也無法對症狀下結論。杜普蕾於是一度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患上了精神病。在她生病後第二年，倫敦的專家才診斷出她是患了多發性硬化。
現在當然可以用核磁共振掃描及早診斷，也有干擾素這類預防藥可以用來防止病情惡化，但是在那年代，羣醫唯有束手無策。當時的一種說法是十年內，三分之一患者會須坐輪椅，三分之一患者會死亡。兩年後，杜普蕾果然已經連穿衣服都困難，無法行走，要坐輪椅。
像許多神童一樣，杜普蕾成年後，在音樂圈外似乎處世待人都仍未成熟。音樂是她的一切。她和鋼琴手兼指揮家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的婚姻曾被人視為金童玉女，舒曼伉儷兩人的現代版。她自述說，首次見面時，他們沒說晚安，只是坐下來一齊彈勃拉姆斯的作品。雖然不能公開表演，她也沒有放棄音樂，只是改行任教。但是病情不斷惡化，杜普蕾終於在四十二歲那年與世長辭。她生前常用三大名琴，其中一支在她死後，借了給馬友友。
杜普蕾病後一直為推動多發性硬化病而努力。國際多發性硬化同盟繼續透過記念她的杜普蕾獎金，支持研究如何克服這種頑疾，而近年來不少研究都發現音樂可以減輕多發性硬化患者的焦慮與憂鬱。
不理恐嚇堅持演奏
樂匠可以詮釋音樂，但只有真正的音樂家才能參透樂符含蘊的崇高精神。杜普蕾演奏的樂曲中最為人讚揚的無疑是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其實她自己最喜歡的音樂家反而是舒曼及作品融合捷克民族主義精神與交響曲傳統的德弗札克（Dvorák）。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杜布切克（Dubcek）提出了要走「帶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政治改革路線，而掀起了布拉格之春民主化運動，蘇聯軍隊便在當年8月入侵進行鎮壓。杜普蕾和丈夫兩人於是宣布要在倫敦演奏德弗札克《b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來協助難民。當然，當時仍信奉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人不少。演奏當天早晨，兩人收到警告，如果一意孤行，便會招來殺身之禍，但他們不為所阻，堅持繼續。演奏了一半，突來嘭一聲，聽眾驚惶四顧。幸好，只是杜普蕾激情之下，拉弓斷弦！
雖然杜普蕾最喜歡的音樂家是舒曼和德弗札克，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和她的名字連繫一起也不是沒有道理。真正傑出的音樂家重視的不只是樂器技術，而是音符背後的靈魂、永恒的人性及超越家國情操的價值。這首Elgar在1919年重病之後所作的曲申述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感到的悲傷和幻滅，以及他對死亡和生之有限的自省。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在戰爭中死亡，像其中一位陣亡詩人Robert Brooke在《死者》所說：
這些心曾由人間的喜悅和關懷織成，
被悲傷奇特地洗浴，旋踵歡笑
歲月給他們恩愛，黎明是他們的，
日落，大地的顏色也是。
他們見過變動，聽過音樂，
知道睡眠和醒覺，愛過，驕傲地結伴
感覺過驚訝的急湧，單獨地坐過
觸摸過花朵、皮革、臉頰。這一切都已了結。
或許，杜普蕾那麼全情投入，不能自已地演奏這首曲，不單單是對這些死者深感悲傷，也可以說是為她自己同樣的早逝，留下最適當的哀思。
同一件事，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演繹。杜普蕾死後，英國選了一種白玫瑰以她命名。在英國的傳統中，白玫瑰意味着純潔和天真無邪。英國人大概希望人們以這種形象回憶杜普蕾。中國人大概會條件反應地想起紅顏薄命，如果是花，也可能只想起曇花一現。然而，以櫻花來代表杜普蕾，全情往前，竭盡全力，然後在最燦爛的剎那，從人間消失，對她也許會更為貼切，更會令人無法釋懷。
Thursday, February 19, 2009
什麼令港人忘卻古舊價值？ - 周永新
周教授的觀察和分析更好地道出今日社會現象出現的原因。也請看上篇 - 蚌的啟示。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9日
厚生經營
什麼令港人忘卻古舊價值？
周永新
還是要談港人的核心價值。上周提到要重振港人往日珍惜的核心價值，回頭想想，港人為什麼把這些價值忘卻了？為什麼不再把這些價值作為自己生活和行為的準則？是這些價值真的過時嗎？是這些價值真的無法在競爭激烈的社會裏實踐嗎？盡責、誠信、公道、克己等價值，真的無法與法治、民主、人權、自由等現代觀念並存嗎？
我想了好一會；我並不認為盡責等古舊價值與法治等現代觀念互相排斥。無可否認，現今港人談的核心價值，離不開法治、民主等觀念，但實際影響港人行為、左右他們取捨時的道德標準，相信還是一些古舊的價值，只是沒有如法治等常常掛在港人嘴邊。盡責、誠信等價值觀念，現在港人確實少提了，就是提出來，別人不覺「老土」，自己也覺「老氣橫秋」、「食古不化」。
自我中心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我也想了好一會，發覺現代社會有三種趨勢，在有意無意間使一些古舊核心價值變得不合時宜，雖不至被港人遺棄，卻與現代觀念格格不入。為了寫這幾篇港人核心價值的文章，我請教了幾位任職中學老師的意見，他們給我的答覆是：如果在適當場合，如學生不交功課，勉勵他們盡學生責任還可以，但用來作大道理講，例如做人要有誠信，學生很難受落，只覺老師不諳世道、與時代脫離。
這樣，什麼社會趨勢使港人不再提古舊的核心價值？第一是對個人的重視。現代社會，有什麼可以凌駕在個人之上？今天凡事皆以個人為中心：個人的喜好、個人的抉擇、個人的自我實現─一切以個人為主，更且成為廣告宣傳的常用語，好像沒有了個人，任何事都難有圓滿結果。
我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時，夫婦兩人工作，報稅時必須合在一起，若要分別報稅要事先申請；今天情況倒轉，夫婦分別報稅是正常程序，合在一起則要申請。夫婦應是二人合成一體，今天卻以個人來看待。回歸後，個人私隱專員公署成立，保障個人私隱不受侵犯，意思是好的，但如此一來，個人意識更高漲；今天做父母的，常嘆子女在外活動無法知悉，因稍作查詢，即有侵犯個人私隱之嫌，子女常以此來反駁。
社會重視的是個人，集體意識相對沒落。今天，團體舉辦活動，吸收會員或參加者時，強調的不再是團體要達到什麼目的，而是從群體活動中，參加者作為個人可以有什麼得益；總之，一切以個人為上，集體只是個人實現自我的渠道，集體本身沒有價值。談到這裏，不禁想起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看來也被個人意識侵蝕變得蕩然無存。
追求卓越
第二個社會趨勢是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沒有什麼不好，誰不想出人頭地？誰不想做的事都勝過別人？不過，為了得到卓越成就，為了在排名中佔首位，採用的手法有時不能這樣循規蹈矩了。我在大學工作，近年學術界也吹起了一陣追求卓越之風—大學爭排名、學科互相比較誰在國際認可名單中列前位、教授著作誰在頂級的學報中發表。這一切都無可厚非，但令人氣餒的是，為求得到卓越成就，一些無法預見成果的研究放棄了，一些不受國際注視的寫作計劃無疾而終，一些明明對本土有意義的學術探討，因文章無法在國際刊物發表而得不到資助，實在令人惋惜、氣憤。
追求卓越的另一弊端是，卓越的成就總以個人為單位，如果把榮譽頒給群體，便有一點怪怪的感覺。例如，每年的風雲人物，無國界醫生等無私組織也曾得到這個榮譽，但更多的是個人。所以，要到達顛峰，無論在哪個行業，目光總放在個人；有人為了獲取卓越成就，就是原先屬於群體一員，也要跳出來才可得到賞識。
其實，在現實生活裏，哪有這麼多人有卓越成就—大多數是平庸之輩，能夠做的是誠誠實實地做好本分，是否名列前茅，很多都是因緣際會，多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現在把追求卓越成為每個人的目標，結果只會發生更多古靈精怪弄虛作假的事，什麼誠信等價值觀念也會逐漸被遺忘。
時間觀念
第三是對時間的觀念。時間永恒不變，但時間是短是長，過得快或過得慢，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也隨時代的變遷而有改變。互聯網時代出現之前，為了找尋一些資料，如各國人口老化的情況，我常要花上好幾個鐘頭翻查報告及期刊文章等，今天只要學曉上網，什麼資料都一目瞭然。
今天港人對時間的感覺愈來愈短：買賣股票的，長線是以星期計算，短線是「即日鮮」；談戀愛的年輕人，一段感情可以維持一年半載已太長了；做學問的，今天不再是終身事業，最受歡迎的是兩三年（兼讀）即可拿到專業認可的碩士課程。
總之，一切以快為準，必須在短時間內見到成績，往日「愚公移山」的精神，今天在港人眼裏是一大笑話。
盡責、誠信、公道、克己等價值觀念為港人遺忘，看來不是全無道理—當我們所着重的是保障個人的權利，追求的是個人的卓越成就，看時間又是這麼短暫，這樣，我們哪有心情想到他人，盡一己本分之餘也顧及整體利益，並鍥而不捨地為長遠和宏大的目標努力？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9日
厚生經營
什麼令港人忘卻古舊價值？
周永新
還是要談港人的核心價值。上周提到要重振港人往日珍惜的核心價值，回頭想想，港人為什麼把這些價值忘卻了？為什麼不再把這些價值作為自己生活和行為的準則？是這些價值真的過時嗎？是這些價值真的無法在競爭激烈的社會裏實踐嗎？盡責、誠信、公道、克己等價值，真的無法與法治、民主、人權、自由等現代觀念並存嗎？
我想了好一會；我並不認為盡責等古舊價值與法治等現代觀念互相排斥。無可否認，現今港人談的核心價值，離不開法治、民主等觀念，但實際影響港人行為、左右他們取捨時的道德標準，相信還是一些古舊的價值，只是沒有如法治等常常掛在港人嘴邊。盡責、誠信等價值觀念，現在港人確實少提了，就是提出來，別人不覺「老土」，自己也覺「老氣橫秋」、「食古不化」。
自我中心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我也想了好一會，發覺現代社會有三種趨勢，在有意無意間使一些古舊核心價值變得不合時宜，雖不至被港人遺棄，卻與現代觀念格格不入。為了寫這幾篇港人核心價值的文章，我請教了幾位任職中學老師的意見，他們給我的答覆是：如果在適當場合，如學生不交功課，勉勵他們盡學生責任還可以，但用來作大道理講，例如做人要有誠信，學生很難受落，只覺老師不諳世道、與時代脫離。
這樣，什麼社會趨勢使港人不再提古舊的核心價值？第一是對個人的重視。現代社會，有什麼可以凌駕在個人之上？今天凡事皆以個人為中心：個人的喜好、個人的抉擇、個人的自我實現─一切以個人為主，更且成為廣告宣傳的常用語，好像沒有了個人，任何事都難有圓滿結果。
我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時，夫婦兩人工作，報稅時必須合在一起，若要分別報稅要事先申請；今天情況倒轉，夫婦分別報稅是正常程序，合在一起則要申請。夫婦應是二人合成一體，今天卻以個人來看待。回歸後，個人私隱專員公署成立，保障個人私隱不受侵犯，意思是好的，但如此一來，個人意識更高漲；今天做父母的，常嘆子女在外活動無法知悉，因稍作查詢，即有侵犯個人私隱之嫌，子女常以此來反駁。
社會重視的是個人，集體意識相對沒落。今天，團體舉辦活動，吸收會員或參加者時，強調的不再是團體要達到什麼目的，而是從群體活動中，參加者作為個人可以有什麼得益；總之，一切以個人為上，集體只是個人實現自我的渠道，集體本身沒有價值。談到這裏，不禁想起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看來也被個人意識侵蝕變得蕩然無存。
追求卓越
第二個社會趨勢是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沒有什麼不好，誰不想出人頭地？誰不想做的事都勝過別人？不過，為了得到卓越成就，為了在排名中佔首位，採用的手法有時不能這樣循規蹈矩了。我在大學工作，近年學術界也吹起了一陣追求卓越之風—大學爭排名、學科互相比較誰在國際認可名單中列前位、教授著作誰在頂級的學報中發表。這一切都無可厚非，但令人氣餒的是，為求得到卓越成就，一些無法預見成果的研究放棄了，一些不受國際注視的寫作計劃無疾而終，一些明明對本土有意義的學術探討，因文章無法在國際刊物發表而得不到資助，實在令人惋惜、氣憤。
追求卓越的另一弊端是，卓越的成就總以個人為單位，如果把榮譽頒給群體，便有一點怪怪的感覺。例如，每年的風雲人物，無國界醫生等無私組織也曾得到這個榮譽，但更多的是個人。所以，要到達顛峰，無論在哪個行業，目光總放在個人；有人為了獲取卓越成就，就是原先屬於群體一員，也要跳出來才可得到賞識。
其實，在現實生活裏，哪有這麼多人有卓越成就—大多數是平庸之輩，能夠做的是誠誠實實地做好本分，是否名列前茅，很多都是因緣際會，多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現在把追求卓越成為每個人的目標，結果只會發生更多古靈精怪弄虛作假的事，什麼誠信等價值觀念也會逐漸被遺忘。
時間觀念
第三是對時間的觀念。時間永恒不變，但時間是短是長，過得快或過得慢，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也隨時代的變遷而有改變。互聯網時代出現之前，為了找尋一些資料，如各國人口老化的情況，我常要花上好幾個鐘頭翻查報告及期刊文章等，今天只要學曉上網，什麼資料都一目瞭然。
今天港人對時間的感覺愈來愈短：買賣股票的，長線是以星期計算，短線是「即日鮮」；談戀愛的年輕人，一段感情可以維持一年半載已太長了；做學問的，今天不再是終身事業，最受歡迎的是兩三年（兼讀）即可拿到專業認可的碩士課程。
總之，一切以快為準，必須在短時間內見到成績，往日「愚公移山」的精神，今天在港人眼裏是一大笑話。
盡責、誠信、公道、克己等價值觀念為港人遺忘，看來不是全無道理—當我們所着重的是保障個人的權利，追求的是個人的卓越成就，看時間又是這麼短暫，這樣，我們哪有心情想到他人，盡一己本分之餘也顧及整體利益，並鍥而不捨地為長遠和宏大的目標努力？
蚌的啟示
今天香港社會氣氛不太好，有點像鐵達尼將沉沒之時，各人都不顧一切但求生存。有人自力更生，也有人坐以待斃或待人(政府)救濟。可是，我們是否太悲觀，有沒有人可以站出來說這條船還有希望？今天我們看見多是說權利的人，少見說義務和責任。也許，今天的一切都來得太易了。
蚌的啟示
蚌的啟示
Tuesday, February 17, 2009
難解神意 - 程逸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7日
商思話
難解神意
程逸
世上人類無法確定自己聽到的是否真是來自上帝之聲音，就算知道，亦無法了解神意，為何會命令自己做這樣之事。例如亞伯拉罕聽到上帝命令自己殺死自己長子，目的只是要看看亞伯拉罕會不會拒絕，假如這個故事真的是要試探一個教徒對上帝之信心，信徒仍然無法知道這個命令是否出自上帝真意。信心不但要教徒採取行動，信心同時要求教徒在全無證據之情況下去遵照上帝命令辦事，而且要去做一些完全違反人類道德立場且不會贊成的事，例如信徒可以相信上帝命令他去進行「聖戰」亂殺無辜，信徒可以相信上帝命令自己去殘殺其他少數民族。《舊約．聖經》充滿此類上帝「命令」。以上是著作「測試思考力」書籍該位學者之意見。筆者個人對於上帝命令亞伯拉罕殺兒子之《聖經》故事另有一些個人觀感。
首先，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當然知道亞伯拉罕之信心是否絕對忠貞會遵照上帝命令去辦事。因此，上帝完全不必再別出心裁去構思一個計劃，命令亞伯拉罕去殺自己兒子，看看亞伯拉罕會不會照足上帝命令而辦事。雖然這件事是亞伯拉罕不願意完成之任務，結果，亞伯拉罕果然依照上帝命令殺兒子，直至最後一分鐘當亞伯拉罕舉刀要殺兒子時，上帝才吩咐天使阻止。此事之整個過程反映上帝不是全知全能，不能事先知道亞伯拉罕真會去殺兒子，結果在天使面前出醜，在最後關頭下命亞伯拉罕停手。《聖經》內未有陳述亞伯拉罕聽到上帝命令後之內心反應，只描寫了亞伯拉罕帶兒子到郊外處死。局外人可以想像亞伯拉罕可能曾有兩種反應：一是常人式覺得奇怪，何以上帝會下如此違反人性之命令？一如丹麥哲學家之意見。二是完全未有懷疑，上帝既然能創世，當然一切命令都有其神意層次之理由，只須遵照上帝吩咐辦事，萬無一失，最後果然不必殺子，只是讓亞伯拉罕親眼目睹上帝自己演出一場「無知無能」之鬧劇。
上帝之智慧水平不高，可以從制定「十誡」之內容中體會出，因此演出命令亞伯拉罕殺子去試探其信心之怪劇，不是奇事。
2009年2月17日
商思話
難解神意
程逸
世上人類無法確定自己聽到的是否真是來自上帝之聲音，就算知道，亦無法了解神意，為何會命令自己做這樣之事。例如亞伯拉罕聽到上帝命令自己殺死自己長子，目的只是要看看亞伯拉罕會不會拒絕，假如這個故事真的是要試探一個教徒對上帝之信心，信徒仍然無法知道這個命令是否出自上帝真意。信心不但要教徒採取行動，信心同時要求教徒在全無證據之情況下去遵照上帝命令辦事，而且要去做一些完全違反人類道德立場且不會贊成的事，例如信徒可以相信上帝命令他去進行「聖戰」亂殺無辜，信徒可以相信上帝命令自己去殘殺其他少數民族。《舊約．聖經》充滿此類上帝「命令」。以上是著作「測試思考力」書籍該位學者之意見。筆者個人對於上帝命令亞伯拉罕殺兒子之《聖經》故事另有一些個人觀感。
首先，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當然知道亞伯拉罕之信心是否絕對忠貞會遵照上帝命令去辦事。因此，上帝完全不必再別出心裁去構思一個計劃，命令亞伯拉罕去殺自己兒子，看看亞伯拉罕會不會照足上帝命令而辦事。雖然這件事是亞伯拉罕不願意完成之任務，結果，亞伯拉罕果然依照上帝命令殺兒子，直至最後一分鐘當亞伯拉罕舉刀要殺兒子時，上帝才吩咐天使阻止。此事之整個過程反映上帝不是全知全能，不能事先知道亞伯拉罕真會去殺兒子，結果在天使面前出醜，在最後關頭下命亞伯拉罕停手。《聖經》內未有陳述亞伯拉罕聽到上帝命令後之內心反應，只描寫了亞伯拉罕帶兒子到郊外處死。局外人可以想像亞伯拉罕可能曾有兩種反應：一是常人式覺得奇怪，何以上帝會下如此違反人性之命令？一如丹麥哲學家之意見。二是完全未有懷疑，上帝既然能創世，當然一切命令都有其神意層次之理由，只須遵照上帝吩咐辦事，萬無一失，最後果然不必殺子，只是讓亞伯拉罕親眼目睹上帝自己演出一場「無知無能」之鬧劇。
上帝之智慧水平不高，可以從制定「十誡」之內容中體會出，因此演出命令亞伯拉罕殺子去試探其信心之怪劇，不是奇事。
Monday, February 16, 2009
禪與教學藝術 - 陳載澧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6日
繁星哲語
禪與教學藝術
陳載澧
《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的主角之一費德勒斯，是大學裏的一位教師，在教授寫作時，不斷在教學上創新。他常為不少經常找不到寫作素材的學生煩惱。最初他以為問題源於腦子的懶惰，但漸漸便發現並非如此—他們真的是想不到要說什麼。
其中一個學生，一個戴着厚厚眼鏡的女孩子，說要寫五百字有關美國的文章。費德勒斯已習慣了聽到這種話時那種心中一沉的感覺，便不帶貶意地建議她不如把話題集中到大學所在的波茲曼城。
到了該交卷的日期了，她還未寫得出什麼，沮喪得很。她苦苦推敲，總還是想不到有什麼要說。費德勒斯早已與她以前的老師交流過，他們都同意這女孩子非常認真、有紀律、勤學，但卻相當遲鈍，一點創意火花也沒有，在那厚厚眼鏡後面，是刻板苦工的眼神。此時她也因沒法按指示辦事苦惱不堪。
費德勒斯真給難倒了，現在倒是他想不到有什麼可以說。在一陣靜默之後，出現了一句詭異的答話：「再把它縮窄到波茲曼城的主街吧！」這是頓悟的閃光。
女學生乖乖地點頭離去了，但在下一堂到來上課時，卻帶着深深的愁苦，還淌着眼淚。這愁苦顯然已在那兒很久了。她仍是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寫的，也沒辦法明白，既然自己對整個波茲曼城也想不出什麼，怎有可能對小小一條街想出話題呢？
這次他倒有點怒火了，對她說：「再縮窄到波茲曼主街上一座建築物的前牆上吧，那歌劇院，前牆左上角的那塊磚頭。」……那厚眼鏡後面的眼睛瞪得大大。
她在下一堂現身時一臉疑惑，把五千字寫波茲曼城主街歌劇院前牆的文章交給費德勒斯。「當時我坐到對面街那漢堡包檔裏，開始寫那第一塊磚頭，然後第二塊磚頭，到了第三塊磚頭時便蜂擁而至，我筆不停揮沒法停下來。那些人都以為我瘋了，還一直和我開玩笑。這些就是我當時寫的，不過我還是不明白！」
費德勒斯也不明白。他在城裏的街道上不停地走着，一面在想，終於領悟到她的障礙源於她在寫作時只懂重複以前聽到的內容。對波茲曼城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寫，只因為她記不起自己曾聽到過什麼值得反芻而關於此城的說法。她從未意會到在寫作時自己可重新審視對象，不必太理會前人說過些什麼。對象縮窄到那塊磚時，寫作障礙便一下子掃除，只因這時明確的是，她必須靠自己原創且從頭審視。
於是，他便在課堂裏繼續進行實驗—例如他會讓學生寫自己拇指的背後，或讓他們寫一枚硬幣。學生一旦習慣了自己直接觀察，便發現可寫的題材無限。他們的信心也增加了，因為發現寫的雖似是小事，但卻是自己的原創，再也不是機械的模仿。……而機械的模仿，源頭是體制教育的操作形態。
2009年2月16日
繁星哲語
禪與教學藝術
陳載澧
《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的主角之一費德勒斯，是大學裏的一位教師，在教授寫作時，不斷在教學上創新。他常為不少經常找不到寫作素材的學生煩惱。最初他以為問題源於腦子的懶惰，但漸漸便發現並非如此—他們真的是想不到要說什麼。
其中一個學生，一個戴着厚厚眼鏡的女孩子，說要寫五百字有關美國的文章。費德勒斯已習慣了聽到這種話時那種心中一沉的感覺，便不帶貶意地建議她不如把話題集中到大學所在的波茲曼城。
到了該交卷的日期了，她還未寫得出什麼，沮喪得很。她苦苦推敲，總還是想不到有什麼要說。費德勒斯早已與她以前的老師交流過，他們都同意這女孩子非常認真、有紀律、勤學，但卻相當遲鈍，一點創意火花也沒有，在那厚厚眼鏡後面，是刻板苦工的眼神。此時她也因沒法按指示辦事苦惱不堪。
費德勒斯真給難倒了，現在倒是他想不到有什麼可以說。在一陣靜默之後，出現了一句詭異的答話：「再把它縮窄到波茲曼城的主街吧！」這是頓悟的閃光。
女學生乖乖地點頭離去了，但在下一堂到來上課時，卻帶着深深的愁苦，還淌着眼淚。這愁苦顯然已在那兒很久了。她仍是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寫的，也沒辦法明白，既然自己對整個波茲曼城也想不出什麼，怎有可能對小小一條街想出話題呢？
這次他倒有點怒火了，對她說：「再縮窄到波茲曼主街上一座建築物的前牆上吧，那歌劇院，前牆左上角的那塊磚頭。」……那厚眼鏡後面的眼睛瞪得大大。
她在下一堂現身時一臉疑惑，把五千字寫波茲曼城主街歌劇院前牆的文章交給費德勒斯。「當時我坐到對面街那漢堡包檔裏，開始寫那第一塊磚頭，然後第二塊磚頭，到了第三塊磚頭時便蜂擁而至，我筆不停揮沒法停下來。那些人都以為我瘋了，還一直和我開玩笑。這些就是我當時寫的，不過我還是不明白！」
費德勒斯也不明白。他在城裏的街道上不停地走着，一面在想，終於領悟到她的障礙源於她在寫作時只懂重複以前聽到的內容。對波茲曼城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寫，只因為她記不起自己曾聽到過什麼值得反芻而關於此城的說法。她從未意會到在寫作時自己可重新審視對象，不必太理會前人說過些什麼。對象縮窄到那塊磚時，寫作障礙便一下子掃除，只因這時明確的是，她必須靠自己原創且從頭審視。
於是，他便在課堂裏繼續進行實驗—例如他會讓學生寫自己拇指的背後，或讓他們寫一枚硬幣。學生一旦習慣了自己直接觀察，便發現可寫的題材無限。他們的信心也增加了，因為發現寫的雖似是小事，但卻是自己的原創，再也不是機械的模仿。……而機械的模仿，源頭是體制教育的操作形態。
神聖命令 - 程逸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6日
商思話
神聖命令
程逸
以下一則考驗思考力之故事，是選自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之著作：
「上帝對哲學家說：我是上帝，你的主宰，我命令你去犧牲你的長子。」哲學家回答：「情形不大美妙，你的十誡有：汝毋殺人。」上帝回答：「上帝能給予的，上帝亦能收回。」「但是我怎能確知你是上帝」，哲學家堅持要知真相：「或者你是魔鬼，試圖欺騙我？」「你必須有信心（You must have faith.）」，上帝回答。「信心？還是神志失常？或者我的心智在開玩笑？或者你是採取一種奇妙手法去考驗我。你可能想知道我是只有些微德性的人，一聽到天空有把雄厚聲音便去實踐，殺害嬰兒。」「我便是全能的上帝！」上帝大聲強調：「你所講的，從人的立場上聽起來是合理，一個平凡的人，拒絕遵守我，你的上帝的命令。」「你說得對。」哲學家回答：「至少，你未能提供足夠理由可以令我改變立場。」丹麥哲學家的故事到此為止。著作考驗人類思考力之學者發表以下之觀感，這不是唯一之反應，任何讀者都可以有各人不同之意見。
在《舊約．聖經》，上帝有一位恭順的信徒，會照足上帝吩咐去犧牲自己兒子，直到最後一分鐘當亞伯拉罕舉起刀要殺兒子時，上帝的天使才出面阻止。從此亞伯拉罕成為有信心的模範代表。究竟亞伯拉罕當時如何想？我們後代人只能擁護亞伯拉罕是極端相信上帝及上帝之存在，但當亞伯拉罕收到命令去殺兒子，假如亞伯拉罕就如此輕易去犧牲兒子，那不是一個神經失常的人所做的事嗎？所以丹麥哲學家故事中那位哲學家所提出的問題合情合理。首先，那的確可能不是真正上帝而是魔鬼的發言，上述考驗只是要看看亞伯拉罕會不會拒絕，各種可能性都有，只是上帝居然要亞伯拉罕殺兒子，這不是仁慈上帝會做的事。當然，在《舊約．聖經》，人與上帝的關係比現代更密切，因此，上帝與亞伯拉罕似乎可坐在一起彼此交談。在那時的世界，上帝的身份較容易被信徒接受，但在今日世界，並無信徒能肯定可以聽到上帝的發言。明日續談。
2009年2月16日
商思話
神聖命令
程逸
以下一則考驗思考力之故事，是選自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之著作：
「上帝對哲學家說：我是上帝，你的主宰，我命令你去犧牲你的長子。」哲學家回答：「情形不大美妙，你的十誡有：汝毋殺人。」上帝回答：「上帝能給予的，上帝亦能收回。」「但是我怎能確知你是上帝」，哲學家堅持要知真相：「或者你是魔鬼，試圖欺騙我？」「你必須有信心（You must have faith.）」，上帝回答。「信心？還是神志失常？或者我的心智在開玩笑？或者你是採取一種奇妙手法去考驗我。你可能想知道我是只有些微德性的人，一聽到天空有把雄厚聲音便去實踐，殺害嬰兒。」「我便是全能的上帝！」上帝大聲強調：「你所講的，從人的立場上聽起來是合理，一個平凡的人，拒絕遵守我，你的上帝的命令。」「你說得對。」哲學家回答：「至少，你未能提供足夠理由可以令我改變立場。」丹麥哲學家的故事到此為止。著作考驗人類思考力之學者發表以下之觀感，這不是唯一之反應，任何讀者都可以有各人不同之意見。
在《舊約．聖經》，上帝有一位恭順的信徒，會照足上帝吩咐去犧牲自己兒子，直到最後一分鐘當亞伯拉罕舉起刀要殺兒子時，上帝的天使才出面阻止。從此亞伯拉罕成為有信心的模範代表。究竟亞伯拉罕當時如何想？我們後代人只能擁護亞伯拉罕是極端相信上帝及上帝之存在，但當亞伯拉罕收到命令去殺兒子，假如亞伯拉罕就如此輕易去犧牲兒子，那不是一個神經失常的人所做的事嗎？所以丹麥哲學家故事中那位哲學家所提出的問題合情合理。首先，那的確可能不是真正上帝而是魔鬼的發言，上述考驗只是要看看亞伯拉罕會不會拒絕，各種可能性都有，只是上帝居然要亞伯拉罕殺兒子，這不是仁慈上帝會做的事。當然，在《舊約．聖經》，人與上帝的關係比現代更密切，因此，上帝與亞伯拉罕似乎可坐在一起彼此交談。在那時的世界，上帝的身份較容易被信徒接受，但在今日世界，並無信徒能肯定可以聽到上帝的發言。明日續談。
Friday, February 13, 2009
懷念錢瑪莉 尋找鄧小宇——《穿Kenzo的女人》的誕生
同事給我提起一個七十年代的專欄，它的內容跟現時的王迪詩有點相似。但他是出自一位男士的手筆，也許王迪詩也是男扮女妝。
懷念錢瑪莉 尋找鄧小宇——《穿Kenzo的女人》的誕生
(明報) 10月 28日 星期日
【明報專訊】當被定義為貪錢與性格頑劣的「港女」形象，以其尖酸勢利掩蓋拚搏上進的新一代女性特質時，我們懷念起《穿Kenzo的女人》錢瑪莉——那位在七十年代，為了狄波拉會和她的姊妹一樣買Pierre Cardin絲巾而不忿的事業女性錢瑪莉，雖也拜金，倒還會為了同行紐約的同事頓頓中餐館而鬱悶，為午餐只能吃齋粥以儲錢結婚的女下屬而黯然。
「港女」，始終不是Mary Chin的那個class──階級除了社會地位之外，it means something，譬如修養與品味。「我希望，不要把『港女』的壞，都計入錢瑪莉的帳吧。」錢瑪莉的塑造者、《號外》雜誌創始人鄧小宇為他筆下人物而辯護。
「港女」以挑剔男友家世長相而在網上備受攻擊，同樣想釣金龜的錢瑪莉，與「港女」有何不同？
「錢瑪莉有她自己的價值觀，帶有外國的觀點，有些事會看不起而投以白眼，也對香港很多事看不過眼，可她的性格也不是那麼乞人憎的。」全世界都有恨嫁入豪門的女子，然而「過去的女子或會當成心裏的小秘密，如今卻有更多『港女』肆無忌憚宣之於口吧？」
品味之必要
恣意白鴿眼而不顧玉女心經第一條戒律：矜持，港女緣何犯上？鄧小宇估計：「是否社會貧富縣殊太利害，雖未至於笑貧不笑娼，人人都覺得無錢就唔掂？」
他認為過去消費的程度，不如現在深入至社會每個階層，「普通OL看《東Touch》，也有整版的手袋推介」，包裝成了生存的法則，消費已從炫耀漸變成基本，每個OL無論如何都要到米蘭站買個手袋傍身，鄧小宇慨嘆「這樣的社會很可悲！」
他尋問，香港人還有精神生活嗎？「精神生活很重要，讓人不會過於看重某些東西而成為奴隸。」
《號外》曾被認為是鼓吹消費的始作俑者，鄧小宇說這是先後次序的問題：「當時名店Joyce還剛在港開張，只引進少數名牌，得一小撮人認識與購買，未成氣候。《號外》認為香港自稱國際城市，應該知道外國潮流如何。」
他自豪的是《號外》從沒有像八卦雜誌那般將名媛髮型衣飾逐一計算價格「然後指她戴了幾疊樓上身」，「那身行頭不必要擁有，只要懂得欣賞和認識便可，」成了腦海中而非實質的資產，「那麼要是買不起名牌，也可尋相近風格而低二、三線的衣飾；我看Giordano Concept便好得不得了，那麼簡約而平價，多高興！」不必像三太、四太般對名人版趨之若騖，也可低調地與時裝潮流「與時並進」。
不是港女又是誰
《穿Kenzo的女人》是這樣寫成的：有天，《號外》收到一篇關於香港大學民歌音樂會的投稿，作者筆名錢瑪莉，落入鄧小宇法眼，「這名字靚、有霸氣」，於是以之為筆名，開始描寫了七十年代「爆出來的新女性生活」。
這些女子憑一定的學識或家世，成為時裝買手，與外國客戶周旋要懂英語，又要跟廠商交涉，絕不可心慈手軟，逼出一身巴辣進取的性格。她們獨立能幹，鄧小宇以凌厲的筆法，加之以想像，寫出她們對愛情的慾求、人生的迷茫，栩栩如生。「我這兩年重看這些文章，也不曉得自己怎樣寫得出來。」
他正考慮，將九十年代在博益的《穿Kenzo的女人》單行本，重新修訂出版——還將以鄧小宇本人身分，點評一下錢瑪莉來到今天，「是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或是北上大陸遇上精英分子？」
七十年代的錢瑪莉到今天都已行將六十吧，「但如葉潔馨、文麗賢，她們看來還不像咁老，仍滿有精力和活躍，還是很girlish的。」鄧小宇賞識的說。
倒是今天，他問，還有如年輕錢瑪莉的那樣亮麗女子嗎？「徐子淇手上有了一些籌碼，學識與家底，還要看她將來如何發揮了。」
文化界邊緣人
二○○五年，網上有個尋找鄧小宇的小行動，博客們齊來發掘他的背景，也只有簡單訊息如「尤敏電影《小兒女》童星」——原來雖是備受喜愛的千面寫手，鄧小宇卻非文化界常客，即使他○四年四月重新為《號外》執筆，讀者對他也未盡了解：「我一直都站在這裏，還要尋找的話，倒是有點失望呢。」
「我是文化界極邊緣的人，並不與文化圈子相熟，」鄧小宇解釋他身分神秘性：即使曾經為《快報》寫專欄，也一直未跟編輯見面。
他與陳冠中是九龍華仁書院同屆同學，曾赴美國譚普大學念傳理系碩士。「中學時，受《中國學生週報》電影版影評人如羅卡、陸離、石琪、綠騎士影響，愛上看藝術電影，還連帶看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和小說。」
那時他是自卑的瘦弱大近視，「便透過另類音樂和電影鞭撻自己，要人家不要看不起鄧小宇」，去看法國電影時碰上黎海寧，「那時剛經歷六七暴動，左派家庭出身的她也在學校受到壓力，我和她以及另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三個怪怪的搭船過海到大會堂第一影室看放映」。
可是要得十八歲才可成為會員，「爸爸卻很支持我，把他的會員證借我們，我很感謝父母的支持，」還包括讓他放洋選修冷門的傳理系。
《號外》救了我
他念電影，原以為回來自然可以當上導演，卻發覺喜愛個體行動多於控制別人的性情並不適合。剛好隨他啟蒙而看電影的陳冠中找他辦《號外》，寫專欄，「是《號外》救了我，讓我創作有了宣泄的渠道」，他自小作文成績即很高分，明明沒去過旅行也可寫出文情並茂的《秋日郊遊》，「寫作給我滿足感，否則或更痛苦呢。」
由是，他一邊打理家族航運生意，一邊業餘辦《號外》，曾經一度脫稿甚至停筆。二○○二年，生意賣盤後，他仍在任為管理層，如今合約已滿，「已退經休無做了，但如今實在資訊太多，看電影電視時間都不夠用，很多片子都看不完——譬如近期的《交響情人夢》、還有《東京鐵塔》：日劇總有份傷感的情很動人，是香港拍不出來的。」感性的他，還會跟片子玩鬥智遊戲：「看它如何發展下去，猜得到便很沒趣，但若它以一句對白化解所有呢，那多利害，樂趣便這樣來了。」
文／鄭依依
圖／陳淑安
編輯：曾祥泰
懷念錢瑪莉 尋找鄧小宇——《穿Kenzo的女人》的誕生
(明報) 10月 28日 星期日
【明報專訊】當被定義為貪錢與性格頑劣的「港女」形象，以其尖酸勢利掩蓋拚搏上進的新一代女性特質時，我們懷念起《穿Kenzo的女人》錢瑪莉——那位在七十年代，為了狄波拉會和她的姊妹一樣買Pierre Cardin絲巾而不忿的事業女性錢瑪莉，雖也拜金，倒還會為了同行紐約的同事頓頓中餐館而鬱悶，為午餐只能吃齋粥以儲錢結婚的女下屬而黯然。
「港女」，始終不是Mary Chin的那個class──階級除了社會地位之外，it means something，譬如修養與品味。「我希望，不要把『港女』的壞，都計入錢瑪莉的帳吧。」錢瑪莉的塑造者、《號外》雜誌創始人鄧小宇為他筆下人物而辯護。
「港女」以挑剔男友家世長相而在網上備受攻擊，同樣想釣金龜的錢瑪莉，與「港女」有何不同？
「錢瑪莉有她自己的價值觀，帶有外國的觀點，有些事會看不起而投以白眼，也對香港很多事看不過眼，可她的性格也不是那麼乞人憎的。」全世界都有恨嫁入豪門的女子，然而「過去的女子或會當成心裏的小秘密，如今卻有更多『港女』肆無忌憚宣之於口吧？」
品味之必要
恣意白鴿眼而不顧玉女心經第一條戒律：矜持，港女緣何犯上？鄧小宇估計：「是否社會貧富縣殊太利害，雖未至於笑貧不笑娼，人人都覺得無錢就唔掂？」
他認為過去消費的程度，不如現在深入至社會每個階層，「普通OL看《東Touch》，也有整版的手袋推介」，包裝成了生存的法則，消費已從炫耀漸變成基本，每個OL無論如何都要到米蘭站買個手袋傍身，鄧小宇慨嘆「這樣的社會很可悲！」
他尋問，香港人還有精神生活嗎？「精神生活很重要，讓人不會過於看重某些東西而成為奴隸。」
《號外》曾被認為是鼓吹消費的始作俑者，鄧小宇說這是先後次序的問題：「當時名店Joyce還剛在港開張，只引進少數名牌，得一小撮人認識與購買，未成氣候。《號外》認為香港自稱國際城市，應該知道外國潮流如何。」
他自豪的是《號外》從沒有像八卦雜誌那般將名媛髮型衣飾逐一計算價格「然後指她戴了幾疊樓上身」，「那身行頭不必要擁有，只要懂得欣賞和認識便可，」成了腦海中而非實質的資產，「那麼要是買不起名牌，也可尋相近風格而低二、三線的衣飾；我看Giordano Concept便好得不得了，那麼簡約而平價，多高興！」不必像三太、四太般對名人版趨之若騖，也可低調地與時裝潮流「與時並進」。
不是港女又是誰
《穿Kenzo的女人》是這樣寫成的：有天，《號外》收到一篇關於香港大學民歌音樂會的投稿，作者筆名錢瑪莉，落入鄧小宇法眼，「這名字靚、有霸氣」，於是以之為筆名，開始描寫了七十年代「爆出來的新女性生活」。
這些女子憑一定的學識或家世，成為時裝買手，與外國客戶周旋要懂英語，又要跟廠商交涉，絕不可心慈手軟，逼出一身巴辣進取的性格。她們獨立能幹，鄧小宇以凌厲的筆法，加之以想像，寫出她們對愛情的慾求、人生的迷茫，栩栩如生。「我這兩年重看這些文章，也不曉得自己怎樣寫得出來。」
他正考慮，將九十年代在博益的《穿Kenzo的女人》單行本，重新修訂出版——還將以鄧小宇本人身分，點評一下錢瑪莉來到今天，「是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或是北上大陸遇上精英分子？」
七十年代的錢瑪莉到今天都已行將六十吧，「但如葉潔馨、文麗賢，她們看來還不像咁老，仍滿有精力和活躍，還是很girlish的。」鄧小宇賞識的說。
倒是今天，他問，還有如年輕錢瑪莉的那樣亮麗女子嗎？「徐子淇手上有了一些籌碼，學識與家底，還要看她將來如何發揮了。」
文化界邊緣人
二○○五年，網上有個尋找鄧小宇的小行動，博客們齊來發掘他的背景，也只有簡單訊息如「尤敏電影《小兒女》童星」——原來雖是備受喜愛的千面寫手，鄧小宇卻非文化界常客，即使他○四年四月重新為《號外》執筆，讀者對他也未盡了解：「我一直都站在這裏，還要尋找的話，倒是有點失望呢。」
「我是文化界極邊緣的人，並不與文化圈子相熟，」鄧小宇解釋他身分神秘性：即使曾經為《快報》寫專欄，也一直未跟編輯見面。
他與陳冠中是九龍華仁書院同屆同學，曾赴美國譚普大學念傳理系碩士。「中學時，受《中國學生週報》電影版影評人如羅卡、陸離、石琪、綠騎士影響，愛上看藝術電影，還連帶看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和小說。」
那時他是自卑的瘦弱大近視，「便透過另類音樂和電影鞭撻自己，要人家不要看不起鄧小宇」，去看法國電影時碰上黎海寧，「那時剛經歷六七暴動，左派家庭出身的她也在學校受到壓力，我和她以及另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三個怪怪的搭船過海到大會堂第一影室看放映」。
可是要得十八歲才可成為會員，「爸爸卻很支持我，把他的會員證借我們，我很感謝父母的支持，」還包括讓他放洋選修冷門的傳理系。
《號外》救了我
他念電影，原以為回來自然可以當上導演，卻發覺喜愛個體行動多於控制別人的性情並不適合。剛好隨他啟蒙而看電影的陳冠中找他辦《號外》，寫專欄，「是《號外》救了我，讓我創作有了宣泄的渠道」，他自小作文成績即很高分，明明沒去過旅行也可寫出文情並茂的《秋日郊遊》，「寫作給我滿足感，否則或更痛苦呢。」
由是，他一邊打理家族航運生意，一邊業餘辦《號外》，曾經一度脫稿甚至停筆。二○○二年，生意賣盤後，他仍在任為管理層，如今合約已滿，「已退經休無做了，但如今實在資訊太多，看電影電視時間都不夠用，很多片子都看不完——譬如近期的《交響情人夢》、還有《東京鐵塔》：日劇總有份傷感的情很動人，是香港拍不出來的。」感性的他，還會跟片子玩鬥智遊戲：「看它如何發展下去，猜得到便很沒趣，但若它以一句對白化解所有呢，那多利害，樂趣便這樣來了。」
文／鄭依依
圖／陳淑安
編輯：曾祥泰
Thursday, February 12, 2009
太 歲 - 陳雲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2日
我私故我在
太 歲
陳雲
元宵歡度，吉星高照。往年新正頭，報章雜誌和電視台都報道「攝太歲」及「觀音借庫」之事，信眾看了，惟恐有失，也到寺廟湊熱鬧，捐些香油錢，託廟祝作法，添福增運，為浮華世界加些喜氣。某些佛寺為爭香火，也仿效道觀，建元辰殿、太歲閣之類，趕上潮流，務求人有我有。今年經濟蕭條在即，入廟祈福消災者多，作法增運者少，雖云神通廣大，佛法無邊，信眾也不離「合理預期」，香港大勢如此，無災無難已是萬幸，非分之想，大可免了。
虛構星辰
年辰遇上自己的生肖，如牛人遇上丑年，俗謂之本命年，術士謂之「犯太歲」，當年運勢跌宕，大起大落，要上廟拜太歲求保佑，消除禍殃云云。拜太歲之風俗退潮，然則太歲信仰仍在，「太歲頭上動土」之類的諺語仍流行，況且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乃共產中國之本命年，巧遇世界金融大劫，必須改換經濟格局，以內需帶動經濟，恐防凶多吉少，新正談一下太歲，也可預期未來，有備則無患也。
古人為方便描述事理，多用虛構與擬人之法，尤其是天文曆法與星相，往往是虛實交纏，由星象觀測變為星占信仰，只是一步之隔。金星神化太百金星，南極星神化為南極仙翁（壽星公），太歲則神化為值年星君。太歲乃虛構之「反木星」；木星是太陽系最大的行星，觀測容易，繞行天球一周為十二年，自西向東而行，十二分之一稱為「一次」，等於一年（四季）。基數十二，容易分割，配合中國的十二地支，方便天文曆算，故此中國古代用木星軌迹紀年，因而稱木星為「歲星」。然則其他行星都是自東向西而行，為了方向一致，便虛構一顆與木星相反運行之星，由東向西而行，是為「太歲」。「太」有極致、高大、執掌、祖輩之意，如太極、太祖、太師、太爺之類。
將周天劃分為十二等分，以子丑寅戊等地支命名之後，太歲經過的年份，可稱為太歲在子、太歲在寅之類，今年歲次己丑，便是太歲在丑了。中國古人以時為尚，講究時運與時宜，於是敬奉太歲為統率當年吉星與煞星之主，尊貴不可犯，其所臨的方位不宜營造整修，犯者必凶，如今年太歲在丑，丑即是羅盤的東北偏北，家中此方位便不可隨便動土了。當然，擇吉日而行也可動土；不信術數者，敬鬼神而遠之，則事事無礙，百無禁忌也。
鎮宅祈福
蕭統《文選》序云：「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西漢時期，太歲混入封神之說，演變成「值年星君」。東漢出現「廿八宿太歲」，金元之際，教門陸續加封有德之士為太歲，合一甲子，達整整六十之數。太歲多是武將出身，領「大將軍」封號。宋神宗時，流行太歲值年之說，記人功過，上報天庭。相傳金朝的章宗皇帝因母病，屢醫無效，祭拜「本命星君」丁卯年耿章大將軍之後，母病速癒，民間演變為拜太歲風俗，儀式繁複之後，變出太歲符咒、牌位與神像。
在新年將太歲迎入家中安奉，有鎮宅之效，是為「安太歲」，如今台灣仍有此風俗，於新年前後，以紅、黃色紙書上「本年太歲星君到此」或「本年太歲星君神位」之類字樣，貼在家中，晨昏焚香禱請。年終將紙撕下焚化，送神回天。香港家居狹窄，容不下滿天神佛，信眾只在新春上廟將紅包利市「攝」於太歲神像腳下拜祭，討回太歲符回家安放，年終回廟酬謝，故稱拜太歲為「攝太歲」。名堂繁衍之下，除了「犯」太歲之外，其餘生肖也有刑、沖、破、害之說，也有主張有事無事都到太歲殿祈福增運者。
凶神惡煞
道教信奉天庭律令，謂之「五雷法」，六十位太歲星君，乃執法之公曹，由北斗星化身之斗姆元君統轄。然則道教信仰不脫蠻野之巫教，太歲雖然執法，但所謂「太歲未動、白虎先行」，太歲身邊的凶神惡煞，如白虎星之類的爪牙，則會四出作祟，加害沖犯太歲之人。拜太歲就是孝敬軍爺，祈求和解，要凶神在太歲監視之下，答允放過前來拜祭之人。太歲管不到手下，卻要人來賄賂，如此荒唐之事，恰好也是世情。首長之下的次官、董事長之下行政總裁與財務總監，皇親國戚，平日道貌岸然，出事之後才知是吃裏扒外，狐假虎威。也如去年之金融海嘯，暴露出市民心中奉為財神爺的某些銀行，不務正業，推銷不良證券，劫掠存戶財產也。
香港拜太歲風俗一般是先買太歲香燭及衣紙，在奏章上寫生辰住址，準備攝太歲之利市及拜祭果品，跪拜斗姆元君、廟中大神（如觀音、玄壇財神之類）、當年太歲及本命太歲，在神像之下攝入利市，然後自己或由廟祝宣讀奏章，發願再燒百解，消災解難，然後擲筊杯（聖杯）詢問神靈是否領情，最後取一道當年太歲符回家安奉。也有太歲廟發出年年合用的太歲符，永久通用，遠方之善信不能年年來廟也。此符乃一金色鐵片，上有紅漆字：「三百六十位凶神前後一切無忌速解」。當今社會，妖邪眾多，亟須常年合用之太歲符：憲政民主、輿論監督與公民參與是也。
各師各法
道門廣大，良莠不齊，善者可以封神，惡者也可以封神，一來是善者惡者同須修煉，二來是方便接引不同根器之凡人。有人近惡，有人近善，於是各師各法，然而萬法歸一，不外乎自誠而明，提升靈性，有如將米糧做成飯、粥、粉、糕之類，都是食米而已。所謂拜太歲者，都是趁一年之始，思量當年時運，真誠面對自己，及早準備，盡人事以聽天命，即使不能趨吉避凶，也是心安理得了。
2009年2月12日
我私故我在
太 歲
陳雲
元宵歡度，吉星高照。往年新正頭，報章雜誌和電視台都報道「攝太歲」及「觀音借庫」之事，信眾看了，惟恐有失，也到寺廟湊熱鬧，捐些香油錢，託廟祝作法，添福增運，為浮華世界加些喜氣。某些佛寺為爭香火，也仿效道觀，建元辰殿、太歲閣之類，趕上潮流，務求人有我有。今年經濟蕭條在即，入廟祈福消災者多，作法增運者少，雖云神通廣大，佛法無邊，信眾也不離「合理預期」，香港大勢如此，無災無難已是萬幸，非分之想，大可免了。
虛構星辰
年辰遇上自己的生肖，如牛人遇上丑年，俗謂之本命年，術士謂之「犯太歲」，當年運勢跌宕，大起大落，要上廟拜太歲求保佑，消除禍殃云云。拜太歲之風俗退潮，然則太歲信仰仍在，「太歲頭上動土」之類的諺語仍流行，況且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乃共產中國之本命年，巧遇世界金融大劫，必須改換經濟格局，以內需帶動經濟，恐防凶多吉少，新正談一下太歲，也可預期未來，有備則無患也。
古人為方便描述事理，多用虛構與擬人之法，尤其是天文曆法與星相，往往是虛實交纏，由星象觀測變為星占信仰，只是一步之隔。金星神化太百金星，南極星神化為南極仙翁（壽星公），太歲則神化為值年星君。太歲乃虛構之「反木星」；木星是太陽系最大的行星，觀測容易，繞行天球一周為十二年，自西向東而行，十二分之一稱為「一次」，等於一年（四季）。基數十二，容易分割，配合中國的十二地支，方便天文曆算，故此中國古代用木星軌迹紀年，因而稱木星為「歲星」。然則其他行星都是自東向西而行，為了方向一致，便虛構一顆與木星相反運行之星，由東向西而行，是為「太歲」。「太」有極致、高大、執掌、祖輩之意，如太極、太祖、太師、太爺之類。
將周天劃分為十二等分，以子丑寅戊等地支命名之後，太歲經過的年份，可稱為太歲在子、太歲在寅之類，今年歲次己丑，便是太歲在丑了。中國古人以時為尚，講究時運與時宜，於是敬奉太歲為統率當年吉星與煞星之主，尊貴不可犯，其所臨的方位不宜營造整修，犯者必凶，如今年太歲在丑，丑即是羅盤的東北偏北，家中此方位便不可隨便動土了。當然，擇吉日而行也可動土；不信術數者，敬鬼神而遠之，則事事無礙，百無禁忌也。
鎮宅祈福
蕭統《文選》序云：「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西漢時期，太歲混入封神之說，演變成「值年星君」。東漢出現「廿八宿太歲」，金元之際，教門陸續加封有德之士為太歲，合一甲子，達整整六十之數。太歲多是武將出身，領「大將軍」封號。宋神宗時，流行太歲值年之說，記人功過，上報天庭。相傳金朝的章宗皇帝因母病，屢醫無效，祭拜「本命星君」丁卯年耿章大將軍之後，母病速癒，民間演變為拜太歲風俗，儀式繁複之後，變出太歲符咒、牌位與神像。
在新年將太歲迎入家中安奉，有鎮宅之效，是為「安太歲」，如今台灣仍有此風俗，於新年前後，以紅、黃色紙書上「本年太歲星君到此」或「本年太歲星君神位」之類字樣，貼在家中，晨昏焚香禱請。年終將紙撕下焚化，送神回天。香港家居狹窄，容不下滿天神佛，信眾只在新春上廟將紅包利市「攝」於太歲神像腳下拜祭，討回太歲符回家安放，年終回廟酬謝，故稱拜太歲為「攝太歲」。名堂繁衍之下，除了「犯」太歲之外，其餘生肖也有刑、沖、破、害之說，也有主張有事無事都到太歲殿祈福增運者。
凶神惡煞
道教信奉天庭律令，謂之「五雷法」，六十位太歲星君，乃執法之公曹，由北斗星化身之斗姆元君統轄。然則道教信仰不脫蠻野之巫教，太歲雖然執法，但所謂「太歲未動、白虎先行」，太歲身邊的凶神惡煞，如白虎星之類的爪牙，則會四出作祟，加害沖犯太歲之人。拜太歲就是孝敬軍爺，祈求和解，要凶神在太歲監視之下，答允放過前來拜祭之人。太歲管不到手下，卻要人來賄賂，如此荒唐之事，恰好也是世情。首長之下的次官、董事長之下行政總裁與財務總監，皇親國戚，平日道貌岸然，出事之後才知是吃裏扒外，狐假虎威。也如去年之金融海嘯，暴露出市民心中奉為財神爺的某些銀行，不務正業，推銷不良證券，劫掠存戶財產也。
香港拜太歲風俗一般是先買太歲香燭及衣紙，在奏章上寫生辰住址，準備攝太歲之利市及拜祭果品，跪拜斗姆元君、廟中大神（如觀音、玄壇財神之類）、當年太歲及本命太歲，在神像之下攝入利市，然後自己或由廟祝宣讀奏章，發願再燒百解，消災解難，然後擲筊杯（聖杯）詢問神靈是否領情，最後取一道當年太歲符回家安奉。也有太歲廟發出年年合用的太歲符，永久通用，遠方之善信不能年年來廟也。此符乃一金色鐵片，上有紅漆字：「三百六十位凶神前後一切無忌速解」。當今社會，妖邪眾多，亟須常年合用之太歲符：憲政民主、輿論監督與公民參與是也。
各師各法
道門廣大，良莠不齊，善者可以封神，惡者也可以封神，一來是善者惡者同須修煉，二來是方便接引不同根器之凡人。有人近惡，有人近善，於是各師各法，然而萬法歸一，不外乎自誠而明，提升靈性，有如將米糧做成飯、粥、粉、糕之類，都是食米而已。所謂拜太歲者，都是趁一年之始，思量當年時運，真誠面對自己，及早準備，盡人事以聽天命，即使不能趨吉避凶，也是心安理得了。
Tuesday, February 10, 2009
道「姓」說「名」 - 梁巨鴻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0日
繁星哲語
道「姓」說「名」
梁巨鴻
先民本是母系社會，所以所謂「姓」，乃從母系那裏得來—那是很原始的。據說我們古代有五十二姓，如炎帝姜姓，黃帝姬姓……。所有的「姓」，都從「女」字旁，可見是母系的遺留。據說近人從金文研究中，尋出許多前此未見過的「姓」，如、、、媛……等共十二個。那麼古代就應有六十四姓了。
然而「姓」之外又有「氏」。「氏」是從「姓」那裏派生的。先民部落群居，於是又各有「氏號」。有的把他們生活上的本領用作氏號，如會用火的稱「燧人氏」，會築樹屋的稱「有巢氏」；有的把崇拜的圖騰用作氏號，如「有熊氏」、「女媧氏」。到了封建世代，把封土所在地作為氏號的，就十分普遍了。
隨着父權地位的確立，「姓」退縮了。我們今天的「姓」，實際上卻是往日的「氏」。這種轉變，歷史上喚作「以氏為姓」。我們今天的「姓」，最富封建歷史色彩。我相信能夠對自己姓氏的源流追索一下，是極有意義的事。
至於「名」，以字形分析，從「夕」從「口」，是會意字。人在月下相遇，開口喚出了對方的「大號」，那就是「名」。「姓名」今天也有人十分重視的。許多人，孩子未出世，就忙着為他起名字。大抵別人以為如我輩的國文教師，於這方面很有些學問吧，所以常有人來要我給孩子起名字。不過，現在青年都樂於用洋名，給他們起什麼名字似乎關係不大了，反正日後他們還是用洋名的時候多。
舊日中國農村裏的人，替孩子起名字，倒是十分隨便的，大抵因為文化水平低，而最易記易認的是數字的緣故，所以常見而有趣的是把父母年齡相加，它的和，就是孩子的名字。如當時父年四十，母年三十五，就給孩子起名叫七五。又如孩子出世時剛七斤重，就給他起名七斤；如孩子剛在初九那天出世，就給他起名初九。我幾十年前在長洲教書，班中就有個學生叫黃初九，是水上人家，讀書很用功，成績不錯，今天恐怕已再起別的名字了吧。還有好笑的是，他父親名叫狗仔，姓名合起來稱呼，就叫黃狗仔了。
匱乏的農村，人們連生活基本也難於解決，遑論人生價值呢？所以農村裏，有全家節衣縮食供養一個能讀書出頭的子弟的事實。這個能出頭的子弟，就得起一個「學名」，以別於阿豬、阿狗。如此看來，魯迅寫《阿Ｑ正傳》時，故意取阿Ｑ這名字也有深意。因為「名字」對愚昧的農民來說，是沒有作用的。阿Ｑ只是被遺忘，被賤視的一群裏的一個，因此取名叫什麼也不相干，就隨便用一個字母，取其發音好了。阿Ｑ一生，對自己，對別人都沒做過稱心的事，即使最後被誣為大盜的招供畫押，自己想盡力畫得好，也沒法辦到。魯迅寫出了農民可悲之處。
2009年2月10日
繁星哲語
道「姓」說「名」
梁巨鴻
先民本是母系社會，所以所謂「姓」，乃從母系那裏得來—那是很原始的。據說我們古代有五十二姓，如炎帝姜姓，黃帝姬姓……。所有的「姓」，都從「女」字旁，可見是母系的遺留。據說近人從金文研究中，尋出許多前此未見過的「姓」，如、、、媛……等共十二個。那麼古代就應有六十四姓了。
然而「姓」之外又有「氏」。「氏」是從「姓」那裏派生的。先民部落群居，於是又各有「氏號」。有的把他們生活上的本領用作氏號，如會用火的稱「燧人氏」，會築樹屋的稱「有巢氏」；有的把崇拜的圖騰用作氏號，如「有熊氏」、「女媧氏」。到了封建世代，把封土所在地作為氏號的，就十分普遍了。
隨着父權地位的確立，「姓」退縮了。我們今天的「姓」，實際上卻是往日的「氏」。這種轉變，歷史上喚作「以氏為姓」。我們今天的「姓」，最富封建歷史色彩。我相信能夠對自己姓氏的源流追索一下，是極有意義的事。
至於「名」，以字形分析，從「夕」從「口」，是會意字。人在月下相遇，開口喚出了對方的「大號」，那就是「名」。「姓名」今天也有人十分重視的。許多人，孩子未出世，就忙着為他起名字。大抵別人以為如我輩的國文教師，於這方面很有些學問吧，所以常有人來要我給孩子起名字。不過，現在青年都樂於用洋名，給他們起什麼名字似乎關係不大了，反正日後他們還是用洋名的時候多。
舊日中國農村裏的人，替孩子起名字，倒是十分隨便的，大抵因為文化水平低，而最易記易認的是數字的緣故，所以常見而有趣的是把父母年齡相加，它的和，就是孩子的名字。如當時父年四十，母年三十五，就給孩子起名叫七五。又如孩子出世時剛七斤重，就給他起名七斤；如孩子剛在初九那天出世，就給他起名初九。我幾十年前在長洲教書，班中就有個學生叫黃初九，是水上人家，讀書很用功，成績不錯，今天恐怕已再起別的名字了吧。還有好笑的是，他父親名叫狗仔，姓名合起來稱呼，就叫黃狗仔了。
匱乏的農村，人們連生活基本也難於解決，遑論人生價值呢？所以農村裏，有全家節衣縮食供養一個能讀書出頭的子弟的事實。這個能出頭的子弟，就得起一個「學名」，以別於阿豬、阿狗。如此看來，魯迅寫《阿Ｑ正傳》時，故意取阿Ｑ這名字也有深意。因為「名字」對愚昧的農民來說，是沒有作用的。阿Ｑ只是被遺忘，被賤視的一群裏的一個，因此取名叫什麼也不相干，就隨便用一個字母，取其發音好了。阿Ｑ一生，對自己，對別人都沒做過稱心的事，即使最後被誣為大盜的招供畫押，自己想盡力畫得好，也沒法辦到。魯迅寫出了農民可悲之處。
Friday, February 6, 2009
崖上波兒復返本初 - 麥稻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6日
崖上波兒復返本初
麥稻
《崖上的波兒》在日本大收旺場，香港的反應亦不俗，不少朋友已第一時間看過。單從票房數字看，《崖上的波兒》不是本港同期最高，但論觀眾投入程度，應屬第一。
有雜誌報道提及，本片靈感部分來自John Everett Millais所繪的Ophelia畫作。為此細看此畫多遍，相信影響大概只限畫作而非內容，令其拋開電腦特技，重新投入最原始拿起鉛筆逐幅畫，畫下十七萬多幅之外。坦白說，表面上實在看不出畫作跟故事內容有何關係，尤其是Ophelia這個莎劇人物，其角色起源是一個自殺女子。但反覆凝視之下，竟又有所悟。死在河塘的Ophelia，與身邊河水落葉盡為一體，未可二分，生命過去，回歸自然。
是的，不論故事或動畫，回歸自然才是本片成功之處。荷里活夢工場以特技把水畫得出神入化，如《海底奇兵》般固然好，但本片重現簡單之美，以原始方式說純真故事，未嘗沒有東方智慧。
可愛又可怕的自然
片首點題講人與自然。波兒幾乎死於捕魚打撈船下，僥幸藏身於玻璃瓶內，被宗介發現，才有之後的故事。一如他的其他作品，環保訊息重要，但不刻意。根據《出發點1979～1996》一書，宮崎駿對於人與自然的相處，想法跟一般環保人士不同。他認為，大自然有可愛也有可怕一面，要真切體會這點，才懂得如何與之共處，而非單純從人的角度談保護自然。從這一點看，實有別於西方人講環保的傲慢。他所做的其實是透過動畫，表達小孩子內心既想刺激，又怕冒險的微妙心理，顯出一體兩面。
戲中小孩宗介和波兒許諾的一幕是高潮所在。人魚之戀，人與自然之爭，故事開始一路潛在的種種衝突，這一刻必須有所解決，給予觀眾解脫。表面看來，這裏談的愛老生常談，不外乎要宗介接受真正的波兒，明知她本是金魚，並承諾以後愛護她。但如果細心一點看，波兒母親海洋之母說實在曉有深意。她說過，波兒找到真心愛她的人之後，只有當她放棄原有的法力，才會變成人，重點是，假如他日宗介不再愛她，波兒便得化為一個氣泡。
換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理性一點看，從父母角度，兩個只有五歲的小孩，竟在說情定終生，似乎略為遙遠；從男孩角度，不錯，今天波兒如嬰孩般可愛，但將來則難預料；從女孩角度，若因男孩變心而自己被迫化氣泡，不要說正宗女性主義者難以接受，多數今天的女性相信亦不同意居多。
對於這個全劇最關鍵的一幕，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憑宮崎駿一直以來的作品看，他少有政治不正確，除了環保、反戰、飛行等主題經常出現外，更喜以少女角色來表現勇敢果斷，並認為由女性的行動去呈現這一種精神較有力。看着波兒為自己爭取幸福的努力，不論是在避開拖網時的靈巧，或決心擺脫父親的控制，堅持追尋自己所愛的宗介，明顯與其他作品女主角的獨立精神一脈相承。
波兒是獨立個體，有為自己決定命運的權利和責任。權利易明，責任則是選擇後的代價，決定既有得失取捨，即是有意識地選擇是人是魚。有權利界定自己，也有責任為後果作出承擔。
赤子之心 打破人我
話說回來，上述的權利責任論只是中間過程，未到精髓，未擺脫成年人思維局限。要看得懂宮崎駿作品，赤子之心是關鍵。小孩子既然同樣有權利和責任意識，一樣可作決定，即使可能錯，但不輸成年人太多，因為成年人同樣可錯。相反，只有小孩子才可專注當下，過去轉眼忘，將來很遙遠，現在才真實。時間如線，現在即線上無限的點，不佔空間但同樣真實，加起來就是生命。小孩子注意力僅及一點，沒過去或未來，卻弔詭地把握到現在。
相反，成年人心思永遠投向將來，所作一切只為準備將來，恍似沒法確定將來即什麼都沒意義。偏偏這心態注定永不快樂，因將來實永不可知。自以為現實理性，卻其實自我推翻，忘了生命真意。生命是什麼？披頭四成員約翰連儂說得好，生命就是當你正忙於制訂其他計劃時所發生的事。
慢慢地，隨年紀漸長，小孩子長大成人，失掉天真無邪坦誠直率的心靈，人與自然的距離愈來愈遠。用宮崎駿的說法，小孩子本是上天的禮物，但慢慢長大後，卻變成人為的產物。
從這個意義看，宗介和波兒一起，正是人與自然的一種融合的象徵，宗介是人，波兒是自然。小孩子不認為有何不妥，成年人卻期期以為不可。由人變成水中生物的波兒父親的態度，正好反映人與自然的割裂。只有小孩子不受世俗的眼光，把握當下，才能融入自然，打破人我、物我之隔。
宮崎駿把我們帶回海洋去，是人回歸到其生物根源的極致，因為，眼光若夠遠，人類來自草原，眼光放得更遠，生物皆來自海洋。
2009年2月6日
崖上波兒復返本初
麥稻
《崖上的波兒》在日本大收旺場，香港的反應亦不俗，不少朋友已第一時間看過。單從票房數字看，《崖上的波兒》不是本港同期最高，但論觀眾投入程度，應屬第一。
有雜誌報道提及，本片靈感部分來自John Everett Millais所繪的Ophelia畫作。為此細看此畫多遍，相信影響大概只限畫作而非內容，令其拋開電腦特技，重新投入最原始拿起鉛筆逐幅畫，畫下十七萬多幅之外。坦白說，表面上實在看不出畫作跟故事內容有何關係，尤其是Ophelia這個莎劇人物，其角色起源是一個自殺女子。但反覆凝視之下，竟又有所悟。死在河塘的Ophelia，與身邊河水落葉盡為一體，未可二分，生命過去，回歸自然。
是的，不論故事或動畫，回歸自然才是本片成功之處。荷里活夢工場以特技把水畫得出神入化，如《海底奇兵》般固然好，但本片重現簡單之美，以原始方式說純真故事，未嘗沒有東方智慧。
可愛又可怕的自然
片首點題講人與自然。波兒幾乎死於捕魚打撈船下，僥幸藏身於玻璃瓶內，被宗介發現，才有之後的故事。一如他的其他作品，環保訊息重要，但不刻意。根據《出發點1979～1996》一書，宮崎駿對於人與自然的相處，想法跟一般環保人士不同。他認為，大自然有可愛也有可怕一面，要真切體會這點，才懂得如何與之共處，而非單純從人的角度談保護自然。從這一點看，實有別於西方人講環保的傲慢。他所做的其實是透過動畫，表達小孩子內心既想刺激，又怕冒險的微妙心理，顯出一體兩面。
戲中小孩宗介和波兒許諾的一幕是高潮所在。人魚之戀，人與自然之爭，故事開始一路潛在的種種衝突，這一刻必須有所解決，給予觀眾解脫。表面看來，這裏談的愛老生常談，不外乎要宗介接受真正的波兒，明知她本是金魚，並承諾以後愛護她。但如果細心一點看，波兒母親海洋之母說實在曉有深意。她說過，波兒找到真心愛她的人之後，只有當她放棄原有的法力，才會變成人，重點是，假如他日宗介不再愛她，波兒便得化為一個氣泡。
換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理性一點看，從父母角度，兩個只有五歲的小孩，竟在說情定終生，似乎略為遙遠；從男孩角度，不錯，今天波兒如嬰孩般可愛，但將來則難預料；從女孩角度，若因男孩變心而自己被迫化氣泡，不要說正宗女性主義者難以接受，多數今天的女性相信亦不同意居多。
對於這個全劇最關鍵的一幕，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憑宮崎駿一直以來的作品看，他少有政治不正確，除了環保、反戰、飛行等主題經常出現外，更喜以少女角色來表現勇敢果斷，並認為由女性的行動去呈現這一種精神較有力。看着波兒為自己爭取幸福的努力，不論是在避開拖網時的靈巧，或決心擺脫父親的控制，堅持追尋自己所愛的宗介，明顯與其他作品女主角的獨立精神一脈相承。
波兒是獨立個體，有為自己決定命運的權利和責任。權利易明，責任則是選擇後的代價，決定既有得失取捨，即是有意識地選擇是人是魚。有權利界定自己，也有責任為後果作出承擔。
赤子之心 打破人我
話說回來，上述的權利責任論只是中間過程，未到精髓，未擺脫成年人思維局限。要看得懂宮崎駿作品，赤子之心是關鍵。小孩子既然同樣有權利和責任意識，一樣可作決定，即使可能錯，但不輸成年人太多，因為成年人同樣可錯。相反，只有小孩子才可專注當下，過去轉眼忘，將來很遙遠，現在才真實。時間如線，現在即線上無限的點，不佔空間但同樣真實，加起來就是生命。小孩子注意力僅及一點，沒過去或未來，卻弔詭地把握到現在。
相反，成年人心思永遠投向將來，所作一切只為準備將來，恍似沒法確定將來即什麼都沒意義。偏偏這心態注定永不快樂，因將來實永不可知。自以為現實理性，卻其實自我推翻，忘了生命真意。生命是什麼？披頭四成員約翰連儂說得好，生命就是當你正忙於制訂其他計劃時所發生的事。
慢慢地，隨年紀漸長，小孩子長大成人，失掉天真無邪坦誠直率的心靈，人與自然的距離愈來愈遠。用宮崎駿的說法，小孩子本是上天的禮物，但慢慢長大後，卻變成人為的產物。
從這個意義看，宗介和波兒一起，正是人與自然的一種融合的象徵，宗介是人，波兒是自然。小孩子不認為有何不妥，成年人卻期期以為不可。由人變成水中生物的波兒父親的態度，正好反映人與自然的割裂。只有小孩子不受世俗的眼光，把握當下，才能融入自然，打破人我、物我之隔。
宮崎駿把我們帶回海洋去，是人回歸到其生物根源的極致，因為，眼光若夠遠，人類來自草原，眼光放得更遠，生物皆來自海洋。
Tuesday, February 3, 2009
人存在的意義
"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 and more is in vain when less will serve" Isaac Newton
"God does no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 Albert Einstein
人類知慧出現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也不能完全解釋，但如果你相信以上的說話，我們的存在和知慧的存在是有其理由。但我們能可否得知其理由﹖
"God does no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 Albert Einstein
人類知慧出現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也不能完全解釋，但如果你相信以上的說話，我們的存在和知慧的存在是有其理由。但我們能可否得知其理由﹖
Blind in Gaza and Jerusalem by Chris Patten
Blind in Gaza and Jerusalem
by Chris Patten
LONDON – I spent the New Year in Sydney, watching the fireworks above the iconic bridge welcome in 2009. The explosions over Gaza that night were not intended to entertain, but rather to break Hamas and discredit it in the eyes of Palestinians.
It was the latest resort to terrible violence in order to resolve how to share in peace what Christians still like to call the Holy Land. Mahatma Gandhi criticized the biblical justification of retribution,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Followed through to its end, he argued, it would mean that all were blind. And so it has proved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Blind in Gaza, blind in Jerusalem.
Much of what has happened was predictable, as well over 1,400 men, women, and children have died and more than 4,000 have been injured.
First, the United States justified the Israeli assault and blamed everything on Hamas, just as it used to pin all responsibility for whatever went wrong on Yasir Arafat and Fatah.
Second, despite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s welcome high-profile diplomacy, Europe has been irrelevant, if not quite invisible. As Israeli officials point out, Europeans are always there for the photo opportunity. The Quartet’s peacemaker, Tony Blair, is as unctuously nugatory as ever. He appears on CNN , but has he actually visited Gaza since his appointment in the summer of 2007? No.
Third, as usual, Israel has accused of anti-Semitism those who have dared to criticize its disproportionate response to Hamas’s indefensible rocket attacks and its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Palestinians. An Italian cardinal, who admittedly spoke intemperately, was accused of using the language of Holocaust denial. By that standard, does my unqualified criticism of Hamas’s rocket attacks make me an Islamophobe?
Coincidentally, the deadly attack on Gaza came at the same time that a clutch of America’s most distinguished would-be Middle East peacemakers published books about how the task should properly be tackled. It all sounded a bit like a series of job applications – the war for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ear.
One thing all these experts could agree on is that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as a disaster. American policy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made in Likud’s headquarters. Even at the end,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voted on Gaza, Bush was happy to humiliate Condoleezza Rice at Israeli Prime Minister Ehud Olmert’s bidding.
These “wise men,” advisers one and all to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nd other presidents, all seem to concede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proposed Camp David accord in 2000 could not, after all, be laid solely at Arafat’s door. Former Israeli premier Ehud Barak should carry his share of the blame. Moreover, they all criticize the Clinton-era practice of routinely clearing America’s policy positions first with Israel, which is hardly likely to win Arab confidence or support.
The American diplomats’ arguments about process did not on the whole carry over into disagreement about the content of a peace deal. All more or less agree on this. Two states.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Israel. A Palestinian state within the 1967 borders, adjusted by agreement through mutual land swaps. An end to most West Bank settlements. No “right of return” for Palestinian refugees, but financial compensation for them. Some system of joint or international sovereignty over Jerusalem’s holy places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city so that it can become the capital of two states.
Of course, this is what should happen. And I suppose that it is conceivable that it could still happen with the help of welcome new mediators like Qatar and Turkey, whose prime minister called Israel’s attack “a seriou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But I have begun to wonder whether it will really be possible to achieve peace on this basis. Fatah, and Palestinian moderates like President Mahmoud Abbas, have been totally discredited. Palestinians on the whole have been further radicalized.
Hamas, whose engagement and support is essential for any settlement, has sworn revenge. Every day, new Palestinian sorrows strike heaven in the face. The widows and the mothers of the dead weep and cry out for bloody justice. Should we be surprised? Ha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ursued peac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RA in Northern Ireland by bombing Catholic Derry, would that have alienated or won over Catholic opinion?
On the Israeli side, which political leaders really want a Palestinian state and are prepared to take the politic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trying to establish one? Which of them are strong enough to deal with the West Bank settlers? There will be no peace settlement otherwise. Which leaders will teach the facts of life to the more extreme members of the Jewish diaspora in America? Who among Israel’s leaders understands that reconcili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t retribution and revenge?
However tough things looked in the past, I have never felt such a sense of despair about Palestine and Israel. Reason has been drowned in bloo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politics of hope have given way to the politics of the cemetery. Poor Palestine. Poor Israel. Who is there now who can still light a candle in the dark?
Chris Patten is a former EU Commissioner for External Relations, Chairman of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 and was the last British Governor of Hong Kong. He is currently Chancellor of Oxford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House of Lords.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www.project-syndicate.org
by Chris Patten
LONDON – I spent the New Year in Sydney, watching the fireworks above the iconic bridge welcome in 2009. The explosions over Gaza that night were not intended to entertain, but rather to break Hamas and discredit it in the eyes of Palestinians.
It was the latest resort to terrible violence in order to resolve how to share in peace what Christians still like to call the Holy Land. Mahatma Gandhi criticized the biblical justification of retribution,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Followed through to its end, he argued, it would mean that all were blind. And so it has proved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Blind in Gaza, blind in Jerusalem.
Much of what has happened was predictable, as well over 1,400 men, women, and children have died and more than 4,000 have been injured.
First, the United States justified the Israeli assault and blamed everything on Hamas, just as it used to pin all responsibility for whatever went wrong on Yasir Arafat and Fatah.
Second, despite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s welcome high-profile diplomacy, Europe has been irrelevant, if not quite invisible. As Israeli officials point out, Europeans are always there for the photo opportunity. The Quartet’s peacemaker, Tony Blair, is as unctuously nugatory as ever. He appears on CNN , but has he actually visited Gaza since his appointment in the summer of 2007? No.
Third, as usual, Israel has accused of anti-Semitism those who have dared to criticize its disproportionate response to Hamas’s indefensible rocket attacks and its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Palestinians. An Italian cardinal, who admittedly spoke intemperately, was accused of using the language of Holocaust denial. By that standard, does my unqualified criticism of Hamas’s rocket attacks make me an Islamophobe?
Coincidentally, the deadly attack on Gaza came at the same time that a clutch of America’s most distinguished would-be Middle East peacemakers published books about how the task should properly be tackled. It all sounded a bit like a series of job applications – the war for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ear.
One thing all these experts could agree on is that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as a disaster. American policy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made in Likud’s headquarters. Even at the end,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voted on Gaza, Bush was happy to humiliate Condoleezza Rice at Israeli Prime Minister Ehud Olmert’s bidding.
These “wise men,” advisers one and all to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nd other presidents, all seem to concede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proposed Camp David accord in 2000 could not, after all, be laid solely at Arafat’s door. Former Israeli premier Ehud Barak should carry his share of the blame. Moreover, they all criticize the Clinton-era practice of routinely clearing America’s policy positions first with Israel, which is hardly likely to win Arab confidence or support.
The American diplomats’ arguments about process did not on the whole carry over into disagreement about the content of a peace deal. All more or less agree on this. Two states.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Israel. A Palestinian state within the 1967 borders, adjusted by agreement through mutual land swaps. An end to most West Bank settlements. No “right of return” for Palestinian refugees, but financial compensation for them. Some system of joint or international sovereignty over Jerusalem’s holy places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city so that it can become the capital of two states.
Of course, this is what should happen. And I suppose that it is conceivable that it could still happen with the help of welcome new mediators like Qatar and Turkey, whose prime minister called Israel’s attack “a seriou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But I have begun to wonder whether it will really be possible to achieve peace on this basis. Fatah, and Palestinian moderates like President Mahmoud Abbas, have been totally discredited. Palestinians on the whole have been further radicalized.
Hamas, whose engagement and support is essential for any settlement, has sworn revenge. Every day, new Palestinian sorrows strike heaven in the face. The widows and the mothers of the dead weep and cry out for bloody justice. Should we be surprised? Ha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ursued peac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RA in Northern Ireland by bombing Catholic Derry, would that have alienated or won over Catholic opinion?
On the Israeli side, which political leaders really want a Palestinian state and are prepared to take the politic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trying to establish one? Which of them are strong enough to deal with the West Bank settlers? There will be no peace settlement otherwise. Which leaders will teach the facts of life to the more extreme members of the Jewish diaspora in America? Who among Israel’s leaders understands that reconcili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t retribution and revenge?
However tough things looked in the past, I have never felt such a sense of despair about Palestine and Israel. Reason has been drowned in bloo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politics of hope have given way to the politics of the cemetery. Poor Palestine. Poor Israel. Who is there now who can still light a candle in the dark?
Chris Patten is a former EU Commissioner for External Relations, Chairman of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 and was the last British Governor of Hong Kong. He is currently Chancellor of Oxford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House of Lords.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www.project-syndicate.org
Monday, February 2, 2009
話說綿裏針 - 健吾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2日
文字力量
話說綿裏針
健吾
廣東話，本來就是暴力的語言。言者也許無心，但聽者有意起來，自然會滿身傷痕。
在外讀書，不少亞洲人都對香港文化有着我們對日本文化或英語文化的奇怪憧憬。他們會問很多有趣的問題，例如為什麼香港那麼多古惑仔。為了了解香港文化，好些在溫哥華的長居的國內、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以至泰國的青少年，都花上七、八塊加幣購買香港的流行雜誌，隔着幾個大海洋去吸收香港的新鮮資訊。
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接受中文教育，但最近幾年，才真正感受到廣東話那種殺人不見血的無形暴力。有一次，一位新加坡朋友拿着八卦雜誌，雜誌的標題〈MSCL ball 場大晒陳皮奶〉，這是什麼意思。MSCL 是名媛的名字。之後，就要拆解名詞、動詞、隱喻的意思。多想一層，你不覺得把女性的身體比作既乾且硬，沾水後軟下來卻有點霉軟的陳皮，是多麼殘忍刁鑽的事嗎？
還有還有，描述兩人戀愛關係的動詞，其實愈趨暴力，講求的是成本效益、兩者關係中的權力分布。既不浪漫也不動人。一個從國內到香港讀書七年以上的北京女孩，說有一次她坐公車，聽到一個十多歲的中學女孩，拿着手機高聲地說：「條臭X翻啅我之前過條仔。」她摸不着頭腦，說：「我明白『條』呀！形容一個人的量詞。」
我們急忙解說，說人的量詞，應是一個、一位、一名，一『條』除了配上小百合是一個完整的名詞以外，我們都不應該用一『條』來形容任何人。
女生說：「哦？是嗎？我想知什麼叫臭X，翻啅、是什麼意思？」
這句出現了很複雜的三角關係。假設女生是A，一個男生是B，臭X是C，那麼，那段關係應該是C之前是跟B在一起，但是B又和A曾經在一起，而A跟B分手後，C又再和B在一起，於是，就配上了「翻」這個「重新、再一次」的意思的形容詞。
溝（媾）、啅、，三者間有什麼分別？讀語言學的友人嘗試分析：「溝呢，有點像要時間、像博弈的遊戲，如以前的青樓名妓，要那些大少爺用銀票煮紅豆湯一樣。是需要有一點心機的。啅，就有點像野獸把小動物吞噬的感覺，像是一個人很主動的把第二個人弄到手中，又或是有一方的權力比第二個強得多。而嘛……就像 刀一樣，只是輕輕的，不見血不罷休，但施刀者，就不用太大的力量。這些多用於不認真的戀愛，只是輕輕的，就可以在那個人的手中留下一條長長的血痕……」
以上推論，當然不是學術論文，也只是聖誕節過後，香檳喝到第三支之時，娛樂大家的戲言。酒醉三分醒，由喪到翻啅至姣媾，當然不是很文質彬彬。無賴、廢柴、食蕉，說出口的人也不過是為了發泄心頭之忿。幾年前，臭罌出臭草這種客觀描述也得被趕出場。暴力語文，看得出的就是低手，高手是看不出來的。如最近常常聽到的一條宣傳聲帶，有一個中年男人說：「希望市民可以提出一些更可行的建議。」綿裏針，聲帶中的那位「普羅大眾」林海峰先生說「司長我哋可唔可以唔交稅呀！」，是廢柴才說的建議。創作中，只有意念。是否可行，是司長的工作。司長的官威告訴了我們，他的底牌是，你們說什麼，他也可能因為覺得不可行，而認為「沒有建設性」。你說吧，他聽不聽，自有自己想法。也許，這也算一種高手的語言暴力。
2009年2月2日
文字力量
話說綿裏針
健吾
廣東話，本來就是暴力的語言。言者也許無心，但聽者有意起來，自然會滿身傷痕。
在外讀書，不少亞洲人都對香港文化有着我們對日本文化或英語文化的奇怪憧憬。他們會問很多有趣的問題，例如為什麼香港那麼多古惑仔。為了了解香港文化，好些在溫哥華的長居的國內、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以至泰國的青少年，都花上七、八塊加幣購買香港的流行雜誌，隔着幾個大海洋去吸收香港的新鮮資訊。
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接受中文教育，但最近幾年，才真正感受到廣東話那種殺人不見血的無形暴力。有一次，一位新加坡朋友拿着八卦雜誌，雜誌的標題〈MSCL ball 場大晒陳皮奶〉，這是什麼意思。MSCL 是名媛的名字。之後，就要拆解名詞、動詞、隱喻的意思。多想一層，你不覺得把女性的身體比作既乾且硬，沾水後軟下來卻有點霉軟的陳皮，是多麼殘忍刁鑽的事嗎？
還有還有，描述兩人戀愛關係的動詞，其實愈趨暴力，講求的是成本效益、兩者關係中的權力分布。既不浪漫也不動人。一個從國內到香港讀書七年以上的北京女孩，說有一次她坐公車，聽到一個十多歲的中學女孩，拿着手機高聲地說：「條臭X翻啅我之前過條仔。」她摸不着頭腦，說：「我明白『條』呀！形容一個人的量詞。」
我們急忙解說，說人的量詞，應是一個、一位、一名，一『條』除了配上小百合是一個完整的名詞以外，我們都不應該用一『條』來形容任何人。
女生說：「哦？是嗎？我想知什麼叫臭X，翻啅、是什麼意思？」
這句出現了很複雜的三角關係。假設女生是A，一個男生是B，臭X是C，那麼，那段關係應該是C之前是跟B在一起，但是B又和A曾經在一起，而A跟B分手後，C又再和B在一起，於是，就配上了「翻」這個「重新、再一次」的意思的形容詞。
溝（媾）、啅、，三者間有什麼分別？讀語言學的友人嘗試分析：「溝呢，有點像要時間、像博弈的遊戲，如以前的青樓名妓，要那些大少爺用銀票煮紅豆湯一樣。是需要有一點心機的。啅，就有點像野獸把小動物吞噬的感覺，像是一個人很主動的把第二個人弄到手中，又或是有一方的權力比第二個強得多。而嘛……就像 刀一樣，只是輕輕的，不見血不罷休，但施刀者，就不用太大的力量。這些多用於不認真的戀愛，只是輕輕的，就可以在那個人的手中留下一條長長的血痕……」
以上推論，當然不是學術論文，也只是聖誕節過後，香檳喝到第三支之時，娛樂大家的戲言。酒醉三分醒，由喪到翻啅至姣媾，當然不是很文質彬彬。無賴、廢柴、食蕉，說出口的人也不過是為了發泄心頭之忿。幾年前，臭罌出臭草這種客觀描述也得被趕出場。暴力語文，看得出的就是低手，高手是看不出來的。如最近常常聽到的一條宣傳聲帶，有一個中年男人說：「希望市民可以提出一些更可行的建議。」綿裏針，聲帶中的那位「普羅大眾」林海峰先生說「司長我哋可唔可以唔交稅呀！」，是廢柴才說的建議。創作中，只有意念。是否可行，是司長的工作。司長的官威告訴了我們，他的底牌是，你們說什麼，他也可能因為覺得不可行，而認為「沒有建設性」。你說吧，他聽不聽，自有自己想法。也許，這也算一種高手的語言暴力。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