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下思杜普蕾 - 黃震遐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26日
櫻花下思杜普蕾
黃震遐

今年2月，日本天氣異常暖和，不見往年的飄雪。大阪城的梅林卻梅花盛開，使我們喜出望外，大飽眼福。去年新春發現奈良原來是日本的梅花勝地，每年3月，梅林花盛，有不少賞花客遠道而來。奈良地區留着許多和唐朝接觸的痕跡，植養梅花是其一。我們去得太早，沒有緣分欣賞梅林美景。還好臨走前，菅原天滿宮有盆梅展，可以同時看到盆景和花容初綻。從西大宮信步行去，小路旁竟然見到一家精緻的咖啡館，更想不到店內的「維也納咖啡」居然和維也納Demel的不分上下，蛋糕不止美味，而且味道極為複雜，層層帶有新意。狼吞虎嚥就肯定會是糟蹋，唯有細品慢嘗，用慢食的心態才可以充分享受到廚師的心意。
日人崇仰櫻花

奈良雖然有梅，附近的吉野，卻可能是觀賞櫻花的最佳地區。日本人最喜愛的當然是櫻花。梅花的堅韌象徵中國人在惡劣環境下的鬥志，日本人卻着迷於櫻花在最絢爛時驟然飄落。中國人評論日本的櫻花文化時，着眼於櫻花短暫的華麗，令人空留惆悵，甚至聯想到壯烈。可我總覺得日本人崇仰的卻是，櫻花的「生得燦爛，去得瀟灑」，那種既不負今生，又可以無牽無掛揮別紅塵的情懷。從這個角度解讀，便容易明白日本絕命詩的內涵，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日本可以有先進的科技，又有寧靜的禪院，有喧譁的都市，又有淡泊的街道，而不是中國那樣，把發展和傳統當作是零和遊戲。

說起櫻花，使人不期然地想起賈桂林．杜普蕾（Jacqueline Mary du Pré），那位樂壇上早逝的大提琴家。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樂壇的星空上出現了一顆奪目的新星。正如Zubin Mehta所說，這顆彗星劃空而過，以驚人的光度，短暫地照耀了人們的生命。杜普蕾是天才音樂家，十一歲就獲得女子大提琴家先驅蘇姬亞（Guilhermina Suggia）設立的Suggia獎，四年後再贏得皇后獎盃。不少人認為當時的大提琴家中，很少人可以和她相提並論。她演奏的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甚至被稱讚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是天妒英才，就正在她事業高峰的二十六歲那年，她突然失去手的觸覺。休息了一年之後，她重新上台演奏，然而症狀時好時壞，劣評惡譽隨之絡繹而來。到了1973年，奏琴的時候，她竟難以判斷弓的輕重，手也沒有知覺，要靠眼睛看才可以知道究竟是在指板哪裏。最後，她只好終止演出。

脊髓和腦的大部分神經纖維都是由一層外衣包着，這層由脂質構成的髓鞘，使神經纖維傳電時，電流只需要從纖維上每一個缺少髓鞘的地段，跳躍到下一個缺少髓鞘的地段。有了這種跳躍機制，神經纖維便可以有高達每秒一百米的傳電速度，確保遇到外界的刺激時，中樞系統可以迅速知道，快捷回應。

人腦勝於萬獸之腦，關鍵之一就是人類的神經系統配備了許多高速傳遞訊息的神經纖維。鯨魚、海豚和大象雖然也擁有很多腦細胞，卻吃虧在少了這些高速神經網絡路線。但是，如果髓鞘受到破壞，神經的傳電能力便大打折扣，於是無論接收外來的訊息，或者對身處環境的反應或思考，都會減速轉慢。多發性硬化的患者中樞神經纖維受到自身的免疫細胞攻擊，髓鞘受損，輕則手腳知覺麻木遲鈍，反應僵硬，重則會喪失身體的知覺，或者無法支配肢體的動作。病的特性是多次發作，而且每一次都可能損害中樞神經系統的不同位置。

演奏大提琴之類弓弦樂器不只需要雙手的感覺和運力正常，同時也需要兩手之間的配合和協調。左腦控制拉弓的右手，右腦控制左手按弦，因此，左右腦必須保持緊密聯繫，才可以合作無間，不出錯音。不幸得很，多發性硬化患者聯接左右腦之間的交通道路，胼胝體的神經纖維卻常常受損。訊息來往不暢順或停頓，兩手之間異而不同的配合動作便難以達到精細準確程度，連織毛衣都可能難以完成，更遑論演奏樂章。

但是診斷這種病卻談何容易。醫生不是中性的電腦診斷器，可以冷酷無情地分析輸入資料。醫學上的診斷是醫生和患者接觸之後的互動結果，由醫生從病人的訴述中篩選出有診斷價值的細節，藉以偵破案情，但醫生既然有血有肉，判斷往往便會受感情和主觀干擾。如果醫生無意對患者的症狀細心聆聽，三扒兩撥便遽下結論，或者削足適履，把所有不符合有限知識和經驗的症狀、抵觸先入為主想法的證據，都一一排斥於考慮之外，診斷出錯就必然在所難免。即使在擁有各種先進儀器，可以向人體進行精密測試的今天，醫生如果初診錯誤，便會為病人做許多無謂及無關的檢驗及治療，不僅造成醫療費用大幅增升，更會誤時誤事使病人受害。

以色列有研究發現，即使在二十世紀末年期間，患多發性硬化的病人也經常要遲至發病二、三年後才被確診。醫生通常會先給男性患者提供骨科方面的檢查，而對女性患者則先下「精神有問題」的結論。由此可見，醫生面對病人訴述時所採用的診斷框架，會受性別偏見扭曲，導致不同性質的誤診。
患頑疾不能打開琴盒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時，診斷多發性硬化唯有靠臨床判斷，所以醫生最初認為杜普蕾只是疲勞過度。怪不得，1973年2月為布拉姆斯雙重協奏曲（Brahms Double Concerto）演奏會排練時，當杜普蕾告訴指揮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說，她連琴盒都打不開，更遑論拉弓演奏，伯恩斯坦大不為意，輕鬆地安慰她：「別傻了，你只是緊張！」事後醫生也無法對症狀下結論。杜普蕾於是一度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患上了精神病。在她生病後第二年，倫敦的專家才診斷出她是患了多發性硬化。

現在當然可以用核磁共振掃描及早診斷，也有干擾素這類預防藥可以用來防止病情惡化，但是在那年代，羣醫唯有束手無策。當時的一種說法是十年內，三分之一患者會須坐輪椅，三分之一患者會死亡。兩年後，杜普蕾果然已經連穿衣服都困難，無法行走，要坐輪椅。

像許多神童一樣，杜普蕾成年後，在音樂圈外似乎處世待人都仍未成熟。音樂是她的一切。她和鋼琴手兼指揮家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的婚姻曾被人視為金童玉女，舒曼伉儷兩人的現代版。她自述說，首次見面時，他們沒說晚安，只是坐下來一齊彈勃拉姆斯的作品。雖然不能公開表演，她也沒有放棄音樂，只是改行任教。但是病情不斷惡化，杜普蕾終於在四十二歲那年與世長辭。她生前常用三大名琴，其中一支在她死後，借了給馬友友。

杜普蕾病後一直為推動多發性硬化病而努力。國際多發性硬化同盟繼續透過記念她的杜普蕾獎金，支持研究如何克服這種頑疾，而近年來不少研究都發現音樂可以減輕多發性硬化患者的焦慮與憂鬱。
不理恐嚇堅持演奏

樂匠可以詮釋音樂，但只有真正的音樂家才能參透樂符含蘊的崇高精神。杜普蕾演奏的樂曲中最為人讚揚的無疑是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其實她自己最喜歡的音樂家反而是舒曼及作品融合捷克民族主義精神與交響曲傳統的德弗札克（Dvorák）。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杜布切克（Dubcek）提出了要走「帶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政治改革路線，而掀起了布拉格之春民主化運動，蘇聯軍隊便在當年8月入侵進行鎮壓。杜普蕾和丈夫兩人於是宣布要在倫敦演奏德弗札克《b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來協助難民。當然，當時仍信奉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人不少。演奏當天早晨，兩人收到警告，如果一意孤行，便會招來殺身之禍，但他們不為所阻，堅持繼續。演奏了一半，突來嘭一聲，聽眾驚惶四顧。幸好，只是杜普蕾激情之下，拉弓斷弦！

雖然杜普蕾最喜歡的音樂家是舒曼和德弗札克，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和她的名字連繫一起也不是沒有道理。真正傑出的音樂家重視的不只是樂器技術，而是音符背後的靈魂、永恒的人性及超越家國情操的價值。這首Elgar在1919年重病之後所作的曲申述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感到的悲傷和幻滅，以及他對死亡和生之有限的自省。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在戰爭中死亡，像其中一位陣亡詩人Robert Brooke在《死者》所說：

這些心曾由人間的喜悅和關懷織成，

被悲傷奇特地洗浴，旋踵歡笑

歲月給他們恩愛，黎明是他們的，

日落，大地的顏色也是。

他們見過變動，聽過音樂，

知道睡眠和醒覺，愛過，驕傲地結伴

感覺過驚訝的急湧，單獨地坐過

觸摸過花朵、皮革、臉頰。這一切都已了結。

或許，杜普蕾那麼全情投入，不能自已地演奏這首曲，不單單是對這些死者深感悲傷，也可以說是為她自己同樣的早逝，留下最適當的哀思。

同一件事，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演繹。杜普蕾死後，英國選了一種白玫瑰以她命名。在英國的傳統中，白玫瑰意味着純潔和天真無邪。英國人大概希望人們以這種形象回憶杜普蕾。中國人大概會條件反應地想起紅顏薄命，如果是花，也可能只想起曇花一現。然而，以櫻花來代表杜普蕾，全情往前，竭盡全力，然後在最燦爛的剎那，從人間消失，對她也許會更為貼切，更會令人無法釋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