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1, 2011

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 練乙錚

2011年12月1日

練乙錚

三論本地大陸籍學者和學術自由

昨文談了「三個弱點」論的第一、二論,今天續談第三論,也就是筆者原文提出的比較敏感的「合作論」。此論謂:「文化背景關係,本地大陸籍學者當中有些人也許較易與政權合作,放棄甚或出賣學術自由。」閻教授和顧院長的回應文章對此都有強烈反應,可以理解。如果讀者只看今天筆者這篇文章,甚或只看開頭幾段,正負反應也許都更強烈,可能不利思考,故讀者最好先看昨天那篇,或者從本月4日拙文〈談徐立之下台 論大陸籍學者角色〉看起,就更能了解筆者原意。

與專制政權合作,無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古今中外都有,主要源於專制政黨的一些通性,並不限於中共,上周五的國際新聞披露了一段也是「一國兩制」之下的駭人歷史,能說明問題。不過,我們還是先回味一下國人自己的一些家事。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內戰期間,蔣介石搞白色恐怖,中共知識分子黨員如瞿秋白等,殺的殺、抓的抓;不過,蔣對一些沒有黨籍背景的左翼文人如魯迅及很多後來稱為「民主人士」者,還是網開一面,作品依然可以出版,而且十分流行。不幸,解放後,這一批硬骨頭當中剩下來的,七批八鬥之後,很多捱不過文革;然而,到了今天,令中國知識分子最為傷感的,恐怕已經不是誰給打倒誰被鬥死,而是前不久披露出來的一些檔案,記錄了大陸最高級知識分子層當中發生的兩起臥底告密、出賣摯友的事件,其一是畫家黃苗子出賣聶紺弩,其二是翻譯家馮亦代出賣章伯鈞。

知識分子 飽受控制

患難之交,本應相濡以沫,黃、馮的行為,的確令人難過;不過二人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與政權合作並非賣友求榮而是賣友避災、賣友求活。共產黨歌頌那些與自己的政敵鬥爭的硬骨頭,但當發覺這些硬骨頭不很聽話的時候,卻翻臉無情絕不心慈手軟,或奪其帥,或喪其志,直逼得一些人要出賣朋友。其實,不必說大陸,便是香港的左派圈子裏,也有過很令人痛心的例子。時代也許不同了,中共的政治哲學卻於根本處未變,其控制知識分子的方法更多樣化了。這就是筆者所指的大陸籍學者背負着的文化背景,是高度專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有人會說,現今一國兩制之下,大陸是大陸,香港是香港,這裏是安全的,況且黨說明不在此地活動。也許如此,不過筆者提供一個在「一國兩制」之下,專制政黨在另一制裏大規模主導秘密賣友交易的事例,供大家參考。本月24日,德國的新聞周刊Der Spiegel報道了一批新整理的前東德國安部原始檔案資料,消息令德國人震驚。原來,東德政權崩潰之前,德共在西德發展了數以千計的線人,光是西柏林,便有五百四十二個。這些人分布在西德的大學、政府、軍隊、教會、政黨、工會、社群裏,打很多小報告;其中一個名叫Josef Frindt,竟是西德Muenster市的一位天主教神父,不久前才過身,生前一共打過九十五份小報告,對象都是他的同事、朋友、教會中的信徒,還包括一位名叫拉辛格的年輕教授(Joseph Ratzinger),也就是今天的羅馬教宗。

Muenster當時是人口十萬左右的小城市,線人一共十六個,被監視者卻多達四百名。滲透得最為嚴重的組織,大概是社會民主黨了(此黨乃當今德國第二大黨,亦是該國最老牌政黨,前身於1869年由德國共產主義運動著名領袖Bebel和Liebknecht所創,後來的領導人包括修正主義大師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德國分裂時代,此黨只在西德運作);黨員當中,起碼有七十八個線人,其中十三個專注該黨中央委員會各成員。滲透到最高層的線人,要算此黨西德前總理布蘭特的助手Guenter Guillaume。此前,德國人以為東德國安部只監視東德境內居民,現在才知道德共的線人系統比想像的厲害得多,伸延很遠,深入另外一制。西德境內的那些線人,很多在東德那邊有親屬,後者往往不幸成為活人質;Frindt神父的姐姐便住在東德,他是否因此被迫當上線人,今天已難考證。

關係趨冷 觸發「熱戰」

更深入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也許要明白,共產人做事強調「目的理性」,手段無分好壞,有效便是一切。比如說搞選舉,既可調動大量人力物力合法爭取選民支持,但如果有助致勝,運用一些非法手段如種票等,亦未嘗不可。

誠然,這些都只能算是重要旁徵,雖可歸納成為直觀結論(上述第三論),但如何進一步嚴格地用社會科學方法實證,則是難題。筆者當然希望,我們香港這一制,這方面有別於大陸那一制,也和德國人的經歷截然不同。不過,大家也應看到,相反的結論,不僅求證更難,而且擺在如此可鑒的歷史資料面前,更是反直觀的。

話說回頭。閻教授和顧院長的文章,還就本月4日拙文提出另外一個批評。若筆者沒理解錯,兩位的意思是,對一個社群的部分不指定成員作負面批評,無論正確與否,都同時會對社群的所有成員造成傷害,因而是不公平的。這個說法很有道理,但另一方面,若所有這類批評因而都不容許的話,對實際整體均衡卻有不良影響。美國的種族關係中,最先出現 「政治正確」一詞,指的就是評論者不得對特別是弱勢族群作負面批評、論述或作出後者認為不當的稱呼。社會按此規矩運作,確能減少族群之間的語言摩擦,好像和諧了;但事實上,「不對罵」往往演變成「不對話」,族群之間愈來愈疏遠,對他方的言論愈來愈敏感,關係趨冷,偶然碰撞,便可能觸發「熱戰」,結果令弱勢族群更難融入主流社會,靜態和諧的代價是動態不和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若只有對罵沒有對話,則最終大家都損失。

事實上,習慣在重要、敏感問題上作精誠而公開的觀點交鋒,是一個自由社會的重要財富;回歸之後香港政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始終值得慶幸。面對兩難,怎麼辦呢?筆者提供一個意見:分清對社群的批評是善意還是惡意,若是善意,則就算包含一些負面的,亦應視為可。當然,善惡意有時難分,而且就算善意,亦難免除上述提到的不公;不過,這個規矩的總體社會效益比較大,長遠對少數社群也是好的。

「弓」若收斂 「鳥」或好過

「三個弱點論」是善意之論。筆者認為弱點不源於大陸籍學者本身,而是這個社群的周遭環境及六十年文化背景造成,問題在「弓」不在「鳥」。而且,論點提出之後,經社會討論,多人關心了,「弓」也許要收斂一些,知所檢點,「鳥」就可能會好過一些。

此外,閻教授和顧院長提出的另一觀點無疑也是對的,即實踐或強化學術自由,不一定要公開針砭時政、大聲疾呼;筆者也許對此點強調不足。顧院長提到,老師在論文中、課堂裏、下課後,與學生無拘無束討論問題,也是重要而有效的實踐,此點筆者完全贊同。事實上,4日的拙文沒有要求大陸籍學者一定要這樣或那樣做,反而是說,不同背景的學者,在各自的處境裏,力所能及地發揮不同作用,便是最好,有聲輕聲無聲都可以(見該文末尾二段)。美國有喬姆斯基、克魯明那樣公然挑戰政經主流的學者,也有在校園裏默默耕耘的無數勇士,二者相生,她的學術自由才有以為繼。

最後,筆者想作一點申辯。顧院長認為,筆者提出「三個弱點論」,必是覺得大陸籍學者不能擔負起捍衞香港學術自由的中堅角色。事實上,筆者4日的文章裏沒有這個意思,反而是認為,從趨勢看,這個中堅角色,遲早得由大陸籍學者負起,而且因為他們是過來人,最清楚失去學術自由的可怕——不僅僅學者運交華蓋,整個民族也掉進災難深淵;因此,這個學術群體最具捍衞學術自由的潛力。這個「過來人論」是首要的,然後才是「三個弱點論」。

熬過悲劇 還需要鶚

寫這一組文章,筆者多次提到「鳥」,這裏再用另一個「鳥論」作結。

希臘文化以鶚(貓頭鷹)象徵智慧,因為牠能在黑暗中視物;智慧之神雅典娜之伴,便是一隻鶚。雅典娜在羅馬神話中的名字是Minerva,因此,西方學術傳統裏有所謂Minerva's Owl這個意象。此意象有兩個不同涵義。尼采以鶚只在黑夜來臨之後才展翅,遂以之表達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歷史是發生之後才可解的,思想家解釋歷史,悟性往往來得太遲。這是悲劇涵義,另一涵義卻可振奮人心:鶚在黑夜裏,目光如炬洞悉一切破曉方休,因此可看作是文明的終極守護者(defender of the last resort),人類一旦失落在黑暗的長夜裏,只有靠鶚的眼,才能生存到天亮。筆者認為,特別是在中國,兩個涵義並不矛盾。知識分子熬過那段悲劇歷史之後,明悟了,也就是所謂的「過來人」;但長夜還未破曉,還需要鶚。

僅以此雙重涵義的鶚的意象與閻教授、顧院長以及所有本地大陸籍學者共勉。

二之二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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