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聞記者應向娛記學習 - 林天悟

2010年9月13日

林天悟
港聞記者應向娛記學習

傳媒工作者近年行內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傳媒內最有公信力的部門其實是娛樂組。明星名人傳出緋聞事必有因，而且總會走漏風聲，就算當事人誓神劈願否認，甚至聲稱要委託律師興訟，但許多傳言最終卻變成真，命中率肯定高過菲律賓警察的槍法過千倍。近者如過去一周女星林嘉欣的消息，稍遠者如「藝人瞞婚系列」，或者大眾永遠忘不了的藝人淫照事件，誰和誰戀上，誰跟誰交惡，也許表達手法或用詞值得商榷，但娛記的確以「堅料」證明誰才是「偽人」。

不乏藏龍臥虎之輩

也許是知名人士罵得太多太凶，一般市民都是一面追看娛樂新聞，一面鄙視娛記的職業。有些港聞行家亦看不起娛記，更不屑和他們相提並論，一旦在工作上相遇，兩方相處並本融洽。但是，真正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要當出色的娛記可能較港聞記者更難，除了要有驚人記憶力，認出名人相貌和複雜的人物關係背景外，寫稿時更要創意澎湃，這種人才絕對可遇不可求。

據知，娛記是行內薪金跳升得最快的崗位，只要稍有出色表現就經常被挖角，身價可以倍數飆升。當然，娛樂版是殺戮戰場，一旦未能符合市場需要，娛記被解僱的風險亦相對較高，可以說是「搵快錢」的職業。

突然談起娛記情況，是想說當中不乏藏龍臥虎之輩，一些娛記對時事的見解，也許比身處新聞圈中的行家更獨到。話說日前有一位關心政治時事的娛記翻閱民主大報，當天的頭版正是香港首富獨家獲得國家領導人胡錦濤親切會見，大題直斥首富「惡晒」，十分奪目。那位行家看罷報道，竟然開玩笑說：「寫這種稿件可能好容易。」

娛記行家解釋，他的說法並非針對某報或某一兩篇報告，而是留意到近年港聞版有一種趨勢，喜歡用匿名方式去提出「疑似」負面或敏感內容，但說穿了卻是眾所周知的陳腔濫調。他舉例說，該篇報道直指首富「惡晒」，這只能算是市井智慧，屬一般市民大眾的情緒渲泄用語，就算由議員口中說出，都是沒有實質內容。但該報的主稿連同副稿總共約三千字，當中除了一位工會議員及兩位時事評論員之外，其他人士都是隱了姓名，行文間滿是「商界人士」、「政界人士」、「官場中人」等等，連在內地設廠的「本港中小企老闆」都是姓氏都不見，而各位「隱形人」的言論，則是閉上眼都能想到的說話。

找死對頭發言易搵料

港聞行家聽到一定很不高興，這位關心時事的娛記不客氣地把那這類報道列為「隱形人說廢話」，更說早在各份報紙遍地開花，不分左中右，只待老編們各取所需。他直言曾經在另一份報紙中，看過逾千字的大篇報道中，當中除了記者署名，內裏沒有一個人是開名的，「這種稿件在娛樂組一定被老編罵死，沒有人敢交出來」。

娛記說，娛樂版雖設有「收風站」，用「揞名爆」方式去影射某些藝人，但當中亦有事實據根，「連花名都是經過精心設計，讀者可憑蛛絲馬迹猜到當事人身份」。但港聞版中那些「接近政府消息人士」有多接近？「知情者」有多知情，相信只有記者知曉了。

一名娛記朋友說，做娛樂新聞的首要秘訣，是將讀者所思所想設法由名人口中說出來。他舉例說：「若寫『許多市民』覺得模形象不正經，像妓女，那是沒有意義的廢話。但採訪到黃秋生表示『模申訴應該找紫藤』，即是映射人家是妓女，那才算是新聞。」處理報道時，重點往往不在於稿件內容，而是發言者的身份和隱喻，「例如特首曾蔭權經常受批評，但他給街邊阿伯罵跟給溫家寶罵，就算一樣的內容，但重要性完全不同」。

因此，尋求回應時，記者最好是找當事人的「死對頭」或有關連人士發言，對方一旦作出奸笑、驚訝、掩臉，甚至不聲等等，已可以用作報道材料。幸好藝人都是公眾人物，難以求記者匿名報道，「最多說人家誤會了他的意思，但往後仍能合作」。

作為新聞從業員的一分子，雖同意娛記的智慧不能少覷，當中有值得港聞行家學習之處，但卻不認同他說那些報道「很容易寫」，只因記者寫稿時，每一句說話都是盡力求證後才下筆，相信得來不易。但最終報道變得「匿名引述」，非但削弱公信力，亦可能淪為某些別有用心人士的攻擊武器，除了是記者的憾遺，亦損害了新聞從業員的尊嚴，所以行家實在要設法防止「匿名消息泛濫」。

相比起來，西方國家對匿名消息的處理更是嚴謹。美國職業新聞記者協會（SPJ）《職業倫理規範》列明：「任何可能情況下，都要指明消息來源」。而美國第一大報《紐約時報》更視匿名消息為新聞大忌，如非必要不能引用，以示對讀者和稿件負責。

美國《華盛頓郵報》同樣避免採用匿名消息，在必要使用情況下，亦需向讀者交代為何確信發言者是「知情人士」，或者他有否特定立場等等；除了記者外，最少有一名編輯知悉匿名者的真實身份，再商議是否採納用作報道。這些措施既能防止記者閉門「老作」，亦能增加讀者的信心，但如此一來，許多「接近政府消息人士」就要遠離報紙版面了。

近年香港興起仇富言論或批評地產商潮，罵地產商已是具有人文價值以至市場價值，但商界中人躲在背後說一些妒忌首富的「酸溜溜」話，竟然能被多份報章大篇幅報道，那才是傳媒以至香港人的悲哀。對比起來，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先生撰文表達胡錦濤接見李嘉誠的意見，直指「對香港首富的過度重視，令人感到香港基層、中產與工商富豪的關係，在中央眼中已失去平衡。」這位左派元老清楚地道出「胡李會」在社會中造成的深層次矛盾，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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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報紙變成慈善事業？

《成報》經多番轉手後虧蝕連連，老闆楊家誠日前否認賣盤，更對表示旗下生意眾多，其中一樣虧蝕就當是「做善事」。此言論一出，弄得《成報》行家被取笑「任職慈善機構」，又或是正接受善款的「災民」，但玩笑過後有點悲涼。

報紙在流動媒體大潮下必須變革，未來將是一場淘汰賽，資本較低的報社處於不利環境，估計數年內有報紙會結業，身處黃昏行業，行家只好做一面充實自己，一面做好執包袱準備。 傳媒工作者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 陳雲

2010年8月10日

陳雲
港財閥請「地獄式捐獻」

前幾年，凡是聽見香港地產財閥想在香港做些什麼善事或搞什麼項目回饋社會之類的，都不期然笑起來，太好笑了。肉食商人猛然回頭，鼓吹素食，教市民認識現代農場肉食之毒，苦勸市民盡量減少食肉；妓院老闆心血來潮，發起全城守貞宣誓大行動，都不及地產財閥要在香港行善來得好笑。我就是怕了笑壞自己，這幾年都忍住手，沒評論這些趣事。

上周，美國富豪有捐身家的行動呼籲，沸沸揚揚，香港也好像有些地產財閥要躍躍欲試，提高格調行善，紓解一下社會的仇富心理，為「地產霸權」之論消消氣。念及此文刊登之日，正是陰曆七月初一，中國風俗認為此日鬼門大開，不妨當是白日見鬼，以靈異角度來評論。

菩薩畏因，凡人畏果

肉商勸人食素，妓院老闆勸人守貞，也會是出於真誠和善心的，你我也許都見過這類思想矛盾、但心地善良的好人。矛盾是有的，但不怎麼大。總有人要食肉，也總有人要嫖妓，肉商或妓院收手也沒用，總有人會賣肉和賣淫的。肉商在行善的時候，可以選購合乎規格的安全肉食，屠宰盡量人道，肉檔準備少份量的包裝，歡迎顧客買少份量，鼓勵人家少肉多菜。

妓院在行善時，可以人道對待娼妓和嫖客，光顧過於頻繁的，勸他發展其他嗜好，照顧家庭，有鬱結或沉溺的，便要勸他看心理醫生。

行善首先要止惡和懺悔。在自己職分之內，不做惡業，停止惡因。做了惡業，就要懺悔，正如上述的肉商和妓院的例子。香港的地產財閥惡貫滿盈，惡業正在增加，行什麼善呢？至於懺悔，市民都未曾看見有地產財閥懺悔自己傷天害理的。振振有詞，嫌自己賺得少的，或投訴政府不賣力配合其賺錢大計的，埋怨政府未曾極力鎮壓保育人士的，就聽得多。

地產財閥之中，很有一些是信佛信道的，我既是修行人，也趁七月一日之機，向惡道眾生說一下法。昔時梁武帝，一生造寺無數，布施供養僧眾，求教於達摩祖師，祖師說他並無功德，以其心不淨也。

即使是善業之人，修功德，也先要心淨，但求濟人度人，不求福報，不求名號，甚至連濟人度人的色相都要脫去。若是惡業之人，先要止惡，後要懺悔，始可以談布施，談功德。

要在「因」上面用功，不是在「果」上面用功。種善因，才有善果。種的惡因多，即使有些少善業，也是於事無補，來世恐怕也要下地獄。今生結了善緣的，在地獄也可隨地藏菩薩修道。

傷殺性靈，甚於殺生

地產財閥之罪惡，可謂滔天。善業之中，放生最大；惡業之中，殺業最大。殺業之中，以傷殺性靈為最大。將人愚弄驅策，使其過勞工作而不給予合理報酬，又以地產炒賣壓榨其所得，也業務壟斷消滅其謀生門路，使其供少數大僱主集團虐待而不懂得抗爭，再收買高官，杜啞傳媒，蒙蔽學校，摧折正氣，使全城之人如行屍走肉，精神流離失所，比鬼魂中陰身，還要無知無覺，是謂傷殺性靈。殺靈之罪，甚於殺生。

殺業之中，殺未生之罪，為次大。所謂未生，是將來的眾生。將人心敗壞，以樓房為私業之念，破壞鄉郊水土，令這一代人無法接觸自然，令下一代人無法享有水土之利，令諸種生物絕命而無法繁衍，是殺未生之罪。第二個殺未生之罪，是妨礙民主發展。

民主是國家發展與國際和平之基礎，地產財閥盤踞立法會功能組別，不主動撤出，甚至不自制權力而向所有決議投棄權票，就是妨礙香港民主。

香港沒有民主，民意無法伸張，民怨無法宣洩，社會創造力和活力無法提升，遇有動盪，必會暴亂死人。即使局面粗安，社會也暮氣沉沉，猶如地獄之城，也是傷殺性靈。再者，香港不能示範民主，大陸之民主轉型也不會順利，間接也令大陸添了暴亂死人之機會。

古之君子有云：「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雖然功能組別由港英設立，回歸之後由中共保留，但財閥不主動放棄或抵制，也是共謀。日後之動亂災難，死傷無數，這筆賬人民不能算，閻羅王也會算的。以上是悔罪。如果讀者之中有財閥或與彼等相關之人讀到，而絲毫不感到罪疚的，我也無所謂，日後地藏菩薩自會親身說法。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謂止惡，是惡業無法一下終止，但盡力行善，減少惡業。地產財閥富得漏油，大可放權讓利，毋須絲毫盡取。

樓房買賣可以實價實惠，商舖租賃不必苛刻，壓榨租戶，商場更不應與名下生意聯營壟斷，以非業務競爭的方法來趕絕同行。商場不宜過分規管監視，令人失去生趣。凡此惡業，不一一述之，免得諸位生惡心。

財閥如不懺悔，也不止惡，卻要立心要捐獻，也有一項目，適合他們大破慳囊，作其「地獄式捐獻」的，就是在全港十八區興建地藏菩薩寺，或者興建一座宏偉莊嚴的地藏殿也可以。

捐款布施，要對機，既然香港已被地產財閥弄得如人間地獄，捐醫院、辦教育，教創業都不對題，建地藏寺最實際。結下善緣，既是利人，也是利己。

香港人的生活在地產商掌握之內，連鐵路公司都是地產商。地產財閥營生眾多，又愛聯營業務，就剩下棺材店和殯儀館不敢沾手。興建地藏寺，順便經營公益性質的骨灰龕，香港人就由生到死都在地產商手裏，就功德圓滿了。

文化評論人

堅持東方管理理念

2010年9月1日

堅持東方管理理念

稻盛和夫能在短短半年內力挽狂瀾，把瀕臨破產邊緣的日航拯救過來，初步實現扭虧為盈，依據的是他那具有濃厚東方特色、與西方管理截然相反的經營管理理念。

稻盛和夫在二十七歲創辦京都陶瓷株式會社 （京瓷），成立第一年即實現了盈利，其後的五十年更是年年賺錢，從未虧損。他在五十二歲時又創辦現躋身日本第二大通訊公司的KDDI，這兩家公司都曾入選《財富》雜誌全球五百強企業。

在今年初當他應政府邀請，以零薪酬執掌日航董事長職務時，他繼續採用過去的經營之道以拯救該公司，並且實現扭虧為盈。他表示，其成功之道在於作出任何經營決策時，都依據「作為人，何為正確」的判斷原則。他認為，要用「利他之心」去經營企業，而利他之心就是一顆正確的心。

在這個思想下，稻盛和夫的管理方式與西方企業可謂截然相反。例如與制度相比，他更重視人心，認為若不改變人的道德觀念，不法事件肯定會不斷發生。為此，他重視人的品行，多於人的才能。他認為優秀的人才若錯誤地使用才智，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問題，假如沒有才能，反而想不到壞點子。此外，才智高的人容易陷入利己主義，因此在選拔人才時，他認為觀察其品格重於其能力。

此外，與物質獎勵相比，他更重視精神獎勵。他認為日本民族是一個同質的民族，擁有強烈的「隨大流」中庸意識，因此人們對於差距很大的報酬和待遇，有時會產生很大的抵觸情緒。如果日本企業也採用歐美的實用主義，始終強調「只要努力就能拿到更多獎金」，企業初期可能生機勃勃，但數年之後就會因為怨恨和嫉妒而人心渙散，業務也得不到良好發展。

最後，與股東利益相比，稻盛和夫更重視員工利益。在他看來，企業經營的目的既不是「圓技術者之夢」，更不是「肥經營者一己之私欲」，而是對員工及其家屬現在和將來的生活負責。正是為了這個原因，他在京瓷中儲備了大量現金來應付一旦出現的蕭條，而不是一味聽從歐美投資者的要求去提高股東權益報酬率（ROE）水平。

分析表示，與日航在經營層面大刀闊斧的改革相比，稻盛和夫改造員工的精神思想可能對該公司影響更為深遠。他在日航上任後，經常召開中層管理人員會議，灌輸他要在企業中培養「傳教士」的哲學思想，意即培養能夠對自己的思想理念產生共鳴和認同，並能夠讓這些思想理念在員工中進行傳播的中層管理人員。

請局長依法問責！- 王岸然

2010年7月28日

王岸然
請局長依法問責！

請邱騰華局長收聲，站回一旁。閣下博出位也博得太過分，不在位而謀其政，不代表閣下盡責，只代表閣下討厭。最近的新聞報道，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回應傳媒所追問有關大浪西灣魯連城違法建樂園事件之時，說「那是私人土地」，「那又牽涉官地」，及「希望擁有土地人士（當然是指魯連城）理解市民期望，不要破壞環境」。

大家拿部《基本法》或是中國憲法看看，就知道筆者為何要惡罵邱騰華，要他Shut-up。全中國的土地都是屬於中國人民，是不容許「私有」的，那已經是解放前的觀念，是封建思想的餘毒。中國的土地法律無私有的觀念，只有「使用權」。香港亦一樣，前朝普通法之下，土地只有九九九年的年期，是有時間限制的租約（Lease），絕無私有土地這一回事（只有一處例外，這裏不述）。按《基本法》的安排，土地使用每五十年續一次，亦只是租約與國內土地觀念一致。堂堂一個與土地使用關係密切的環保局長對土地使用竟然是「法盲」，筆者怎能不喝令他「收聲」？

筆者還有更大的理由，叫邱騰華收聲；閣下心知肚明，「大浪西灣魯連城違法建樂園事件」，根本就不屬環保局的處理範圍，明明白白就是明益地產商強推更低門檻，就可強制拍賣土地的林鄭月娥局長分內的事，為何邱騰華要強出頭？這當然不符官場習慣，這當然是內有文章！

筆者近年自覺寫得最成功的文章，是前年十月一日公開請前金管專員任志剛依法問責，因為那時眼見雷曼苦主被政客亂點，走去消費者委員會求助，而不知問責的對象，是負責監管銀行業務的任志剛。

疑涉官商勾結

今天情況何其相近？不過今天是以邱騰華為爛頭卒的政府誤導港人，而政客議員就算從政二十年，亦只是做戲度日，連政府架構及權責也未弄清楚，就人云亦云。

早幾日竟然有大群市民走到周一嶽所主理的漁農自然護環署抗議大浪西灣事件，何其糊塗？署方當然循例代政府收信，但肯定暗笑市民摸錯衙門！

管理土地的業權，當然是在地政總署？問問任何一個新界鄉民，涉及任何與土地權益有關的事宜，是哪一個部門處理？地政總署也。打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組織圖一看，地政之上的問責局長是誰人？林鄭月娥是也，請問為何不是林鄭月娥出來答問題而是一個完全不相干的邱騰華出來擋箭？當中的文章大矣。

不但林鄭與邱騰華，林鄭之上是財政司曾俊華，三人數年前高興地當上局長，那並不是終身職位，下任特首要不要你們誰能說得準？在位之時利用職權討好商界的人，對兩年之後就大有可能要退休的三人，不是想求職的正常做法嗎？

一般人見有人大興土木，只會以為是政府已經批准，絕不會想到根本是違法建築。事前未經申請，最少在一年半載之內能神秘地，不知不覺地進行，沒有政府高官的包庇配合，可能嗎？到直升機場起好，泳池做好，魯連城正式申請改變用途，地政總署要考慮批准與否之時，不正是還在林鄭月娥的勢力權力之內嗎？林鄭就算不比梁展文高明，也不要太蠢吧！她的上司財爺默許，她的同僚因同樣面臨兩年後就業困難，因而主動幫忙，協助轉移公眾視線，林鄭月娥當然喜在心裏，一場高官串謀輸送利益的醜行公然上演，就欺大家不知道，就欺政客容易被愚弄。

所有農地，都只是一紙務農的地契。從前土地不值錢，農地就只值數十元一呎。為何農民不懂將農地建豪宅？因為那是違反了地契只能務農的限制；政府有權收回土地（Forfeiture），那為何魯連城可以例外？不要以為魯先生不懂，他第一時間說土地是準備用作有機耕作，證明他完全清楚有關的法律問題。

土地用途不容任意修改

問問任何公屋居民，若將公屋改變用途，做貨倉、寫字樓、種植物、做食品工場，後果會是如何？是被房署收回單位，理由是違反租約。就算是養貓養狗這類小事情，一樣可以因為違反租約而被收回房屋，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因為租約（Lease）亦只是契約，受契諾（Covenant）的條文細則所限，權利不是絕對。

就算是所謂私人樓宇，其使用亦受到公契（Mutual Deed）及發展商與政府在買地時的契諾所限制，這根本只是常識問題，為何魯連城買農地大建泳池、直升機場及砍樹做高爾夫球場，這等嚴重違反農地契約的行為，政府高官反而說是私人土地，法律上沒有辦法？

對小市民講法治，執法嚴明，但對富人就用盡一切理由偏幫，視法律如透明，我們月花數十萬請這類只為富人利益、自己利益打算的局長，不冤枉嗎？大家不憤怒嗎？政客無能不可靠之時，公民社會就要靠大家的直接行動，做到什麼就做什麼，筆者寫完文章之後，今次要有所行動了！

後記：寫完文章，發現邱騰華在星期一曾經表示，環境局與發展局曾召開跨部門會議，討論大浪灣用地，準備透過發展地區批圖的形式，把大浪灣納入發展規劃範圍之內云云。

上面已經分析過，明明是有現成法例不執行，卻轉個彎去用新例規管，林鄭月娥與邱騰華詭辯，實無出其右。更絕的是用新法例，完全可以一人讓一步，讓魯連城可以「合法」地保留他的樂園，只須作些更改滿足環保人士要求便可以。

議員請研究一下，環保局根本無法定權力管規劃。環保局只管究氣污染、廢物處理、水污管制、噪音管制、保護臭氧層、環境評估及產品責任（膠袋）等七條法例。環保與規劃是不同範圍的事情，邱騰華憑意越權與林鄭故意逃避，背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內情！

KJ的「無觀seem/simp(ly) 0」人生 - 鄭天儀

2010年7月26日

焦點人物

鄭天儀
KJ的「無觀seem/simp(ly) 0」人生

天才大都桀驁不馴，但桀驁不馴的，卻不一定是天才。

憑得獎紀錄片《音樂人生》一鳴驚人的主角黃家正（KJ），被外界加添「音樂神童」、「天才」等冠冕，自我的他卻以「擺脫」作為人生大任，擺脫欲望、觀念甚至音樂，才是「無為而為」的「爆呢」人生。

「take 的opposite不是give，give的過程中也是一種take，因為很多人give的時候也為了膨脹自我（enhance ego），所以no give 才是最好的give，它可以是nothing或者anything。」

眼前的KJ便裝加背囊，鄰家少男得很，當同齡的「毒男」終日追星、打機燃燒青春，他早於七歲已在嚴肅地思索人生，想通「自我」是枷鎖、「菩提本無樹」的道理。

二十歲的男孩，擁有八十歲的心境。早慧的路注定並不好走。

我說他是個天生的演說家多於音樂家，他反駁說自己只是「根本家」，捍衞自己認為是對的事。完成中六課程，他為「思考人生」放棄高考，隻身到美國念音樂。去年，他又為「思考人生」停學回港一年，暑假後復課。

比賽是謊話

KJ認為，音樂容不下第三者，獨處才能100%真誠的面對音樂。如是論，音樂等同房事，除非你有癖好，否則不會在光天化日下「真人表演」？

「對。所以音樂會並不真誠，比賽更是謊話！」KJ一矢中的，鏗鏘得沒有餘地。

「有些夢想家說：『音樂無限制』，收皮啦！理想滲透了ego已變得有限，我說的不是對抗desires，而是連觀念都沒有，回歸最基本free from music。」談到擺脫音樂的偉論，KJ滔滔不絕。

為此，KJ將於8月2日至3日，跟音樂戰友加soul mate吳懷創（NG）舉行名為「music is music」音樂會，為的就是探討音樂的本質。

《音樂人生》中經典一幕，當同學都迷醉於集體勝利的氣氛中，抗拒以音樂作為競爭手段的KJ，疏離地冷眼旁觀，向香港教育制度無聲抗議。

「任何制度都是『適者生存』，自然有贏家和輸家。」他並不着眼成和敗，認為心態重於一切，苦練「泰山崩於前而面色不改」的能耐。

然後，他向我道出一個「爛面尋樂」的故事。

早前，KJ患上嚴重的皮膚病，整張臉脫皮，令他自信心暴跌，內在卻失而復得。

不快樂中的快樂

「我靚仔、長得高瘦、出生環境好、讀名校、有音樂天分，但上天不會把所有都給你，我皮膚差。這讓我領悟到『得不到的東西才是你真正擁有的東西』。」

看官是否一頭霧水？花點時間想一想：福氣並不是你得到多少，而是坦然面對「得不到」和「已失去」，任何時候處變不驚，就是KJ的大志願。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如果心態上得到release，叫我坐監都無所謂！」他認為，真自由是超越觀念、角度和價值觀的，一個傷春悲秋、作繭自縛的人，就算給他穿牆過壁的能耐，也無異於籠中鳥甚至植物人。

帶着少年的煩惱，我問KJ人生快不快樂，他想了想，猛地拍枱，說給我一個「無與倫比到屈機」（終於出現屬於二十歲的言語）的答案：「從快樂中找不快樂，不快樂找快樂，最後發現無快樂和不快樂，這才是真正的快樂！」

像佛偈吧？！我反覆推敲、研究，嘗試以有限的語言和文字，堆砌出他腦中的概念，於是得出一個疑似無厘頭的文題：「無觀seem/simp(ly) 0」。無欲無求也是一種求，最高境界是比零更虛無的無觀處世觀。

我為KJ的豁達感到驚訝，問他可曾「得道」？他托一托下巴，帶着青春期的憂鬱神情道：「我明白道理，但未做到。」

「書香」久久不散 書本與教育相長 電子書普及化下為今天開幕的香港書展打氣 - 林行止

2010年7月21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書香」久久不散 書本與教育相長
電子書普及化下為今天開幕的香港書展打氣

一、

退出《信報》經營後，內子開始裝修居所，騰出一點空間存放多年積聚的書籍，是「工程」的重點；可是，室內設計師藍圖尚未送來，iPad和Kindle已先後面世，電腦世代的小輩雖不表示意見，惟存書（不是藏書，這點筆者二○○四年寫過，不贅）萬卷不及一部電腦的事實，確令筆者望書輕歎，意興闌珊，雖說「書多未曾經我讀」，只是和它們日夕相對，天天東翻西看，偶爾撣灰理書，日久生情，下不了「散書」的決心；這些雜亂無章—內容與存放—的書終於未為電子書的普及而被淘汰！

這項有違「經濟原則」（特別是香港寸土丈金）的決定，現在看來，卻不能說是錯誤的，以書架環堵、坐擁書城，確是筆者的最大樂趣；可惜現代印刷技術大量生產的書，不論中書西書，都散發不出「書香」，未免美中不足。「書香」絕非愛書文人的「大話」，以舊式印刷品的油墨味混和樟腦丸「臭味」產生的獨特氣味，在「讀書人」嗅覺裏便是「書香」。去月與近十位友人同訪愛爾蘭都柏林（Dublin，意為黑池）三一書院圖書館開放給公眾參觀的長六十五公尺、樓高約六七層（分二格）、收藏二十多萬冊（圖書館藏書共三百餘萬冊）古書及手抄本的「長廳」（The Long Room），莫不為其藏書之豐及書架高不可攀的氣勢震懾（三一書院創於一五九二年，一六○○年開始藏書〔是年派兩「專家」渡海「遠」赴英倫搜購〕），但令我們印象良深的是「書香」，一種從古籍散發出來的特殊氣味—何以氣味歷數百年仍「芬芳」撲鼻？—令人發思古幽情。

據朱家溍在《故宮退食錄》（上下卷，九九年，北京出版社）中〈我家的藏書〉一章所記，「書香」分為兩種。其一是書房中「萬卷琳瑯，致多善本，几案精嚴，庋置清雅」，這種讀書環境散發的氣味，可說是「抽象」的「書香」；具體的「書香」，朱氏認為「應該就是書散發出真的香味。書確實有香味，但並非任何書都能散發香味……線裝木板書或抄本書都有香味，而平裝鉛印書沒有香味。影印的線裝也沒有香味，而有油墨味。木板書的味也並不一致，譬如晚清時代，金陵、崇文等書局所刻印的書，紙墨都平常，所以缺乏香味。宋元刊本、明代精刻名抄古色古香自不待言。且從近代說起，例如民國初年董康所刻書，道咸年間許珊林所刻書，康、雍、乾三朝武英殿修書處的木板書、銅活字和聚珍板，以及蘇州詩局、揚州詩局、棟亭家刻本等，都是刻印精良墨香四溢的書。藏書之所四部分門別類，當然有香味的書和無香味的書在一處排列，於是滙合發出全面的書香」。又說：「個人的書房……絕對不兼作卧室或餐廳使用。這樣的標準，架上群書的紙墨香和楠木書箱、樟木夾板，配合散發出幽香令人神怡。春秋佳日，窗明几淨，從窗紗透進庭前花草的芬芳和室內書香滙合，花間的蜂喧，使人覺得春意盎然。夏日，庭前蟬聲聒耳，濃蔭蔽地，檐前垂着斑竹堂簾，室中則清涼無暑，這個季節，室中楠木樟木和老屋的黃松樑柱都散發濃郁的香味，使書香倍增。冬日陽光滿屋，盆梅、水仙的清香配合書香經久不散。但書房如果安放火爐，則書香和梅花水仙都為之色香驟減。隆冬季節只好在取書時盤桓片刻略享清福，即攜書回到溫室閱讀。具備上述條件，則群書永遠靜靜地發着書香。」環境有異，然條件相近，那也許是「長廳」仍有「書香」的原因。

不過，這種「書香」，今已難見。鉛印書不管平裝精裝或「豪裝」，俱淡然無味，縱有「香味」（如「豪裝」書封面散發不能稱為香味的軟膠味），在空調環境下亦很快消散；用經過「科學處理」以驅蠹魚以杜蟲蛀的雜木實木做成的書架書櫃，當然亦無半點木香而油漆氣味不數月便消失於大氣中！

二、

家中書架或擠塞或疏落的書，不論是不經意的存書或刻意經營的藏書，都有非電子書所能企及的「功能」，我們常見若干中外學者作家以至社會賢達憶兒時受家中滿壁圖書的感染，偷讀「禁書」或一知半解地硬啃經典從此愛上讀書養成終生愛書習慣的往事，可見家中有書確有好處（如果你不以為愛讀書是壞事）。大概是受她媽媽的影響，小孫女早是「書癡」，兩三年前，她在筆者的書架上看見《What is your Poo-Poo Telling you?》，學步時已知PP是什麼的她，既驚且奇，用「你怎能看這樣的書」的懷疑、責備眼光望着筆者，但好奇心令她忍不住取下翻閱，當然半句亦讀不懂（這是本半學術性著作，兩位腸胃科醫生合撰；為數年前筆者寫便便系列時的其中一本參考書；近年多次「再刷」，想為暢銷書），自此她對書架上的書頓生興趣—由於她已七歲多，略識之無，許多書都得拋上高架或藏之於密，以免被問時設詞答非所問。

令筆者為家中沒有白壁只有書架釋懷的是，最近在《社會分層及流動性研究學報》（《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可於Sciencedirect.com下載）上讀到一篇題為〈書香之家與讀書有成—書與教育的二十七國調查〉（〈Family Scholarly Culture and Educational Success — Books and Schooling in 27 Nations〉），按其統計表所列不止二十七國，皆因把中國分為農村及城市「兩國」、德國仍分東西、南非則共有白、黑、有色及亞洲〔屬「榮譽白人」，不歸「有色」〕「四國」，如此分類，顯見調查的精微），網上刊出日期為今年一月十二日，這篇由四名在美國大學任教的社會學家，窮二十年之力，在「二十七國」對七萬多人（家庭）調查後撰成的論文有兩點結論（這是筆者的歸納），其一是家中存書多寡與後代受教育程度高下成正比；應該注意的是，家中的書必須受愛護（esteemed）、被閱讀並從中獲得樂趣。換句話說，家中的書若只被當作「擺設」，應視為傢俬一部分，不屬本文討論的書。其一為出身「文化家庭」（Cultured homes）的兒童，在學校的表現通常比較出色，當然，出色是多方面而不僅僅限於考試成績。

調查顯示雙親教育程度低（或文盲）而家中無書的兒童，平均受教育年期為七點六年（這種情況，在中國及葡萄牙甚普遍；見頁一八○）；有二十五本書家庭的小孩比出身無書家庭的，多讀兩年書，而家有五百本書的，又比「二十五本」的多受兩年教育—這意味高中（High School）畢業甚至升讀大專院校……二十年加二十七國資料，論文分析極為精細，什麼「組合」（雙親教育程度與存書數量）都有，這裏無法一一引述；惟其指出「百分之四十來自雙親未受教育的無書家庭的小孩充其量只讀九年書，而雙親未受教育家中卻有不少書（book-rich）的小孩有百分之八十八讀九年書」，顯示家中有書遠較雙親教育程度重要。另一項值得注意的發現為只有百分之三的無書家庭的後代考進大學，有書家庭的小孩讀大學的百分比則高至百分之十三，如果雙親皆為大學生而家中存書五百冊（或以上），有百分之三十七小孩進入大學……不過，論文似未提及「強迫教育」，如果政府立法規定適齡兒童必須完成若干年免費教育，家中有書無書少書多書便與後代的教育程度無關宏旨。

在受調查二十七國七萬多家庭中，百分之十家庭無書（先進富國家中無書情況亦非罕見，這令筆者想起多年前在美國紅蕃家庭作客，進門前國務院派來的「陪同」半開玩笑地強調其家中唯一「一本書」為茄汁樽上的標貼！）、有十本書的佔百分之十三、二十五本的為百分之十六……有百本書以上的只有百分之十八；這七萬多家庭的平均存書為一百一十二本！

那些據說只讀Kindle不讀印刷磚頭書的電腦世代，本文引述的統計當然不具任何意義，而電子書由於不佔空間且價格遠較低廉，因此電腦世家可以或應該擁有更多的網上書，可惜電子書不易與他人分享—那本PP的書若只存於Kindle，小孫女又如何得見?!

據昨天（七月二十日）《華爾街日報》消息，亞馬遜指其Kindle在「逆境」中銷量大增—其售價從二百五十九美元降至一百八十九美元後，銷量便增三倍；西雅圖一書店每賣百本精裝書便賣一百八十「本」電子書，電子書真是來勢洶洶。可是，電子書亦有缺點，而且是足以改變人性的大缺點；七月十七日英國《衞報》有〈慢讀的藝術〉（〈The Art of Slow Reading〉）一文，痛陳電子書（及網絡資訊）令人「蠢化」（stupider）之害，因為上網的目的在求多求快，上網者無法元神歸一、深入鑽研，讀起來更是囫圇吞棗，結果縱有得益亦流於膚淺表面化，於其智性的提升並無受惠。一如如今主張「慢食」（slow food，有益健康）及「慢遊」（slow travel，五天七國遊可以休矣）漸成主流，「慢讀運動」（slow reading movement；原來莎士比亞和尼采都曾作此主張）正在醞釀中。「慢讀」意味全神貫注，這樣的閱讀才能帶來樂趣和進益（讀到不合理或文理不通處亦知棄之；時間最寶貴，經濟學家因此主張「讀不下去的書，應馬上放棄」）。Kindle只是「中途宿舍」，而且會令人思想跳躍，不能集中精神（如此什麼事都做得不好）……從讀好書到讀書好，最好是捧書慢讀，如此才能把書中的養分吸收！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 林行止

2010年7月20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 ，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