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20, 2010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 林行止

2010年7月20日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為何應定較高的最低工資

一、

醞釀經年、辯論多時的《最低工資條例》,去周末終於為立法會通過;至於「最低工資」究竟是多少,有待行政部門敲定。有問何以筆者對此「歷史性經濟立法」不作一文,答案是過去寫之已屢,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所觸及,有關「經濟學文獻」亦幾乎沒有未曾提過,因此提不起勁加入「戰團」。一句話,從實證(Positive)角度看,任何硬性規範市場活動的立法,在香港這個崇尚自由的社會,都是反動不可行;但看香港社會現實,以經濟學的規範(Normative)方法,則可能得出非立法定出最低工資不可的結論,而這種結論,筆者認為是「適時」的。為什麼筆者會作出這種違反經濟學原理的價值判斷?答案是香港社會愈來愈不公平,雖然「不公平」是驅動社會進步、刺激經濟向前的原動力,但在社會貧富兩極化已趨極端而且大企業佔盡優勢的現在,不以立法手段平民憤,恐怕會種下更深的禍根。

大體可以這樣劃分,在《信報》前三十年,筆者義無反顧地維護具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追隨先進文友,不甘後人積極地把西方有關學說引介給本地讀者,在壯大此間資本家演變至後來有點強取豪奪的生意經營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近年香港社會上上下下已為資本家控制,經營環境自由盡失,資本家的醜陋面貌早於無意間流露,他們不為幾乎是世界最少稅項和最低稅率以及不徵收遺產稅而「感恩」(當然不是要他們「還神」而是應多做慈善捐獻;香港公司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世界最低;個人入息最低稅率則為瑞士的百分之十三點二〔香港百分之十五〕;中國企業稅百分之二十五,個人入息稅率累進,由百分之五至四十五),反而憑藉坐大的財勢,不惜出盡合法欺詐手段榨取最大利潤……。潘慧嫻女士剛出版的《地產霸權》(天窗出版社),就物業發展部分,寫得不算深入,意見不見銳利,惟分析「地產商跨行業壟斷」,資料翔實詳盡、評論鞭辟入裏。資本主義制度的一項特色是企業經營有虧有贏、有賺有蝕,便如有天堂必有地獄,可是,香港與民生有關的事業,若非政府由「獨賣」便為財閥壟斷,經營不善面臨虧損便可疏通立法會加費加價甚至破天荒地要政府撥款資助;「功能組別」議員在這類事務上「充分合作」,發揮了保證香港資本家只能賺錢不可蝕本的「功能」。

在幾乎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地區,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企業—如公用公司—都只能賺取和債券孳息不相伯仲的利潤,由於不能經營有困難便加價,更多時候的虧損,則由當局撥款而非藉提高票價彌補,這樣做當然不符合經濟學原理,卻是比較公道且為對低入息階層的體恤,因為當局所撥款項,來自實行累進稅制資本家及高入息階層作較大貢獻的稅入,那等於「劫」富濟貧,保守派經濟學家雖然嘖有煩言,惟此舉足以消減部分社會怨氣、保持「社會和諧」。香港的情況完全相反,別說虧損,盈利率不理想(未達專利法規定的比率),資本家便公然要立法會准其加價加費……,要知道,在保持低直接稅率(企業及個人)的同時,香港有多如牛毛的間接稅—貧富交納統一稅率的稅,窮人同時要繳交和富裕階級相同的電費水費煤氣費。

太多法定的專利和財雄勢大的無形壟斷,令香港的商業競爭只存在很低如街邊小販(如果尚未為超市趕絕的話)的層次,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場競爭的活力(還說什麼實施最低工資令香港自由失色!),這樣的「營商環境」,會使資本主義香港慢慢退化;而與此同時,「社會負擔」則不斷加諸香港低下階層肩上;他們的收入僅堪糊口,可是,所有加價加費以至五花八門的間接稅都衝着他們而來,在這種情形下,你還能不要求把「最低」工資定在勞工團體定下的水平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陳腔濫調是那會製造失業(資方付不起最低工資少請工人甚至結業),然而,美國經濟學家的證實研究已指出不一定會如此,香港會否這樣,筆者不敢斷言,但相信值得一試。因為退一步看,工資支出上升,資本家不得不設法提高效率、促進生產力;另一方面,收取最低工資者亦得不斷改進工作效能、提高服務質素,以免被認為物無所值而被淘汰。作最壞打算,假如因為落實最低工資而引致大規模失業,當局只有收緊外勞政策,商舖相繼結束的結果是物業租值相應下降。這對長遠發展不一定是壞事。

引進一種「歷史性」政策變革,必會導致激烈爭論;由於一地有一地的特殊情況和民情,因此不能援引外國先例,行最低工資後對香港有何影響,大家只能靜觀其變、設法因應。目前的情況是,百物騰貴低下階層民不聊生,定下「較高」的最低工資,應是最具「社會和諧」效應的策略。

去周五《經濟學人》發表論香港經濟前世今生的長文〈實驗的終結〉( 「投資者日記」翌日摘要譯出,工作效率之高,十分難得),歷數殖民者留下的「自由」相繼失去,香港快成為佛利民的「失樂園」……。事實上,「自由放任」的好處已隨英國人歸國而告一段落,那並非英國人深謀遠慮的安排,而是一種政策行之太久必生破壞性副作用,便如貫徹財政政策日久惡性通脹必至,落實自由放任學說日久則財閥坐大且貧富兩極深化。凱恩斯不可捧為偶像,佛利民亦不是神仙;自由放任實驗終結,絕非香港末日。香港有序地走向真正公平的社會,相信更能順利地和中國合軌!

「西哲」說年輕人大多傾向社會主義,成熟後大都成為資本主義信徒。筆者的思想歷程剛相反;這三四十年看到太多不公平現象,思想自然微微向左傾斜!

二、

科大雷鼎鳴教授昨天的大作〈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化〉 ,大快人心,因為任何與國內學界稍有接觸的人,都知道內地象牙塔內黑幕重重。丘成桐大師對內地學術界的造假,早已看不過眼,而造假之風早已吹遍商界,大衞.韋伯的同名網站(Webb-Site.com)最近便詳細地把多名虛報學歷的內地大亨列隊「示眾」。作偽造假已成為內地各行各業的特色。

剛在七月四日《紐約雜誌》上讀了一篇解釋何以多數現代人不生子女的長文(第二名孩子已有「回報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效應,這是大部分都市男女即使同意生育,亦一個已足的原因),因為多項科學驗證均指出子女並不能帶給父母以快樂(讀者提出異議前請考慮這些調查都在雙親必須外出工作及沒有家傭的環境下進行),既然如此,有自私天性的人斷然不會為了挽救「人口下降」而生育這種結論已是西方社會學者的共識。可是,突然之間,《研究快樂學報》(《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發表一名蘇格蘭學者得出結論與上述推論相反的論文,頗有石破天驚令主流學者目瞪口呆效果,大家正在揣測何以這位學者會得出與主流論調相反意見之際,他已宣布因為「誤用數據」(Coding error)令其結論失效,論文作廢;真正情況是「孩子帶給雙親很少的滿足感,通常還有負面影響……」。這名蘇格蘭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足為內地學者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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