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京官有這個憂患意識嗎？- 練乙錚

2011年6月24日
練乙錚
治港京官有這個憂患意識嗎？

王光亞訪港，表現還可以，那半句善意提點話 ——「香港人要有憂患意識」，也與十多年前董建華在施政報告裏說的「港人要居安思危」不謀而合；所不同者，只是說話的背景：過渡前後的那種安逸，早不復見，市民憂患意識絕對不少。不過，官員這半句話，儘管看似多餘，細嚼卻未必無益，是以有這篇發微。

現時香港多患，已是不爭之實，筆者今天談的憂患意識，是憂政府管治失去堅實認受性這一患的意識。特區有此一患，眾高官或承認或默認，矇矇矓矓的意識大體不缺；缺的是一份緊迫感，以及充分理解及闡明此患產生及惡化原因所需的勇氣。至於欠缺解決此患或任何其他大患的魄力、能力，那是明擺着的，說也無益。

曾蔭權於此有自知之明，2006年那句「做好份工」競選口號，就是他婉委的自白，市民一開始就知七分。此點，黨中央也了解，故雖把曾扶正，卻不委以重任，二十三條立法不用他搞；這是「明知故買」便不能輸打贏要的好例子 。普通法有所謂"coming to the nuisance" 原則，就是這個道理。所以，香港人也不要怨曾政府庸弱，要怨，該怨自己「非老闆、無得揀」。

從來統治者都關心自己的「管治認受性」，即遠古中華政治文化裏說的「祚」；國人有此概念，比Max Weber 早了三千年。三皇五帝時代，祚的支柱就是「天命」；晚一點在西方，這叫「君權神授」，比較具體，拿破崙稱帝，假惺惺讓羅馬教皇替他加冕。說是天命，其實中國人很早就白紙黑字說明祚與民意的關係，比上述西方講法更進步。《尚書．皋陶謨》記大禹的師傅、大法官皋陶（皋音高）這樣教訓禹：「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對皇帝的賞罰），自我民明威（明白權力的運用），達於上下，敬哉有土！」最後八個字就是說，天意和民意是相通的、一致的，擁有土地的人君要謹記。其後儒家論湯武革命的合理性，根據也來自《尚書》。

領導人對「祚」敏感

〈周書．泰誓〉上中下三篇，傳說都是周武王寫的，其上篇說：「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中篇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原則表過之後，下篇便講具體應用：「（商王）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天行罰。」《尚書》這一系列講法，清楚指出帝皇享祚的兩個條件：一是上天給你的，二是你必須有很好的管治表現，而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於是，儒家的天命論巧妙之處在於，天意不可測而民意可知，故歸根究柢，祚繫乎民意，而民意繫乎兩點：你是否合理地上台，你上台之後的表現是否令人民滿意，同意你繼續管治。

在祚的深厚理念傳統面前，連依靠槍桿子起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不小心應付，所以此黨幾十年來不斷強調，1949年是「歷史的選擇」，然後轉一下字眼，再加一句「人民的選擇」。此說之於49年中共開國，容或過得去，但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再來讓今天的中國公民自由地選擇一次，共產黨也自知沒有必贏把握，故當最近地方上最低級的人大代表選舉出現「獨立候選人」的說法之後，黨中央最高層明顯受不了，勞煩人大常委出來高調封殺。

由於1949年中共上台執政沒有正式經人民同意，於是在阿拉伯、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出現之後，大陸官媒上人民「滿意」、「被滿意」之聲便愈唱愈響，剛好與重慶的「唱紅」合流了。現今及往後大陸人民到底滿意不滿意共產黨的管治，非本文要旨，但有一點是清楚的：祚的問題在大陸未真正解決，而且可能變得嚴重，領導人對此十分敏感。

雍正捍衞政權認受性

無論哪個統治者，始終要畏懼民意。這點尤以專制政權的統治者為然，因為壓伏着的民意一旦湧現，便往往是決定他們的政權存亡乃至自身生死攸關的時刻。可以再舉一個更深刻的事例：清雍正帝處理曾靜謀反案以至寫出一萬六千餘字的手諭《大義覺迷錄》刊行天下的那段歷史。曾靜乃區區鄉士，因讀了呂留良的書受其影響，立志反清復明，於是試圖向手握地方兵權、人以為是岳飛後代的山西總督岳鍾琪策反，豈料曾為岳所騙，與同謀數人被一網打盡，押送京師。雍正以其謀反言論直指清皇朝和他自己的管治合法性，所以認真親自處理此事凡四年，終了不惜暴露大量宮廷、家族、滿人之間的醜事為自己辯護，那是史無前例的。

曾靜的攻擊有兩大點，其一是按「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直指滿人入主中國乃是未得天命的竊國行為，以至清朝開國八十餘年來，「地震天怒、鬼號神哭」；其二是攻擊雍正本人人品低劣、手段骯髒，不僅貪財好色，還以四太子身份謀父逼母弒兄以取得皇位，根本就是亂倫。雍正政治手腕卑鄙毒辣，歷史已有公論，故他替自己的私人行為辯護，泰半是片面而不可信，這裏不必多說，大家且多着眼於第一點，即他如何反駁「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

《大義覺迷錄》為了替清皇朝上台的合理性辯護，首先引經據典，強調管治合理性繫於統治者有德還是無德、幹得好還是幹不好，華夷之辨，並無意義。他的第一個論據，還是來自《尚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這句話出自〈周書．蔡仲之命〉。然後，他舉出兩個重要例子：「舜為東夷之人，文皇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這句話裏的兩個事實，都是孟子最先講的，出自《孟子．婁離》。雍正不諱言女真屬夷，但他認為，華、夷只有地理意義上的分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最後，雍正還借力於儒家道統捍衞者韓愈的一句名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那就是用理性的德與能去徹底否定華夷之辨中的血統涵義了。

雍正的反駁，不能說沒有根據，而且所引經典章句，都是帶有濃厚現代意義的那些。然後，雍正力陳開國八十年來政績，辯說人民是滿意的，起碼是應該滿意的。這部分牽涉歷史分析，有趣而且重要，惟非筆者所諳，於此不表，讀者可翻閱原文（可從中文維基文庫網站下載，不必跑圖書館）。雍正當時有多大說服力，難以確定，但有一點很清楚：捍衞政權的認受性，他非常認真。

港英優良吏治走樣

話說回頭論香港。前港英政府是外來專制政權，從開始管治至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百多年時間裏，由於滿清、民國的管治表現差勁，經濟不濟，港英怎麼壞，比起來也不輸，故基本上不必擔心管治認受問題。中共當政頭三十年，尤其是1957年到77年的二十年裏，中國大陸民不聊生哀鴻遍野，香港經濟卻剛好於此時期起飛，港英管治更是固若金湯，儘管當中一度面臨文革極左威脅。及至大陸改革開放、中英兩國談判香港回歸，港英才有強大壓迫感，認真關注改善管治。但英國人說到做到，解決了貪污之後，一定程度上又紓緩了民生問題，政治民主化開了步，經濟發展狀況和吏治質素在1997年都以史上最高峰亮麗收場，左派說那是神話，但港人滿意。

其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管治表現急轉直下，有目共睹。經濟發展膠着，民主化徘徊不前，社會貧富不均惡化，吏治質素下降，港人不滿意。優良吏治是港英交給特區政府的最重要資產，現在走樣了。回歸前夕，港英處理梁銘彥案，大義滅「親」。回歸之後的梁展文案，特區官員、法官們演出的是官官相衞；最近的僭建事件更牽涉多位高級官員知法犯法。管治失效，頻頻出錯，整個政府高層就好像只剩下一個女流之輩（林鄭）力挽狂瀾。

無他，不是外來政權，也不是民主選舉，官員不必如履薄冰，凡事不痛不癢；社會上出了什麼問題，把責任推到反港亂中的民主派和不負責任的傳媒身上便可；故除非江澤民一派忽然回朝，否則曾政府只會跛腳而不會腳痛下台，因為最高領導人一貫偉大光榮正確（大陸叫「偉光正」），絕不推翻自己所欽點，否則不僅顏面無光，壞了傳統，還示弱於政敵。保險系數如此高，特區政府還憂什麼？患什麼？別說比不上雍正、港英，就是和那大得不能倒的中共比，也比不上。這是政治體制環境問題，不全是曾蔭權個人的問題，換作另外一個特首，分別不會很大。王光亞那半句提點話，說給市民聽是多餘的，說給特區政府聽是無效的。

官員高薪人民空着急

最後，筆者拿香港比較一下勁敵新加坡。新國的吏治世界第一，領導人有魄力有能力，民主體制怎麼說也比香港稍勝，經濟發展速度歷久不衰，GDP增長率去年更是世界第一，達百分之十四點五，遠高於「奇迹中國」的百分之十點三。香港有祖國大靠山，有CEPA、自由行、人民幣境外業務、大陸投資移民和各種顯性隱性的湧港資金，連醫院也賺很多大陸孕婦的錢，但去年全年GDP增長也只有百分之六點八。不過，政治方面，新加坡的光景卻不如香港，起碼從統治者觀點看是如此。上月7日新國大選，管治表現處於歷史高峰的執政黨，得票率卻跌到新低，只拿了百分之六十的選票；數十年處於弱勢的反對黨得票率上了百分之四十的新紀錄（雖然，在新國極不公平的選舉制度下，這百分之四十得票率只替反對黨贏得八十七個開放議會席當中的六個）。

此外，前總理吳作棟的團隊的得票率跌至百分之五十七不到；現任外交部長更在自己的選區敗選了，部長一職因而丟失。吳說新國政治已然出現深刻轉變（sea change）；總理李顯龍更承認，新國人民的政治意識和悟性提高了，大都希望見到更多反對派進入議會，而這會對執政黨造成很大壓力。和香港比，新國人民憂患意識比香港低，該國領導人的憂患意識卻比香港特區政府高，而且今年憂的是祚，即包含了對所有管治問題的憂，那是相對健康的；不然，人民養着一些高薪厚祿優哉游哉的官員，自己卻在那裏空着急，不是很好笑麼？但後者正好是香港的寫照。結論是：選票威力顯而易見！王光亞搞外交出身，這個國際比較，應該不難看出，就看他有沒有勇氣睜開眼睛看。

香港人都明白，在這個城市裏，政治上要做點事很難，但像廖暉那樣坐在那個位子裏當幾年乃至十幾年懶漢懦夫，倒是很舒服很容易的，特別是當今這個「女婿黨」的後台也不弱，憂患意識不易培養。這就算是筆者回贈給王光亞的半句提點話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