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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wondering why there is so much traffic to my blog these days. Oh! they are friends from my beloved HKEJ checking out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You have done your job but keep coming for some good things.

志業民主徒勞 從政足以糊口 - 林行止

2009年12月14日
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志業民主徒勞 從政足以糊口

民主黨昨天召開的黨員大會，以大多數票否決了「五區總辭」的提議；雖然「五區總辭」的新聞擾攘多月、民主黨的有關大會為關心香港政事者所關注，然而，不管結果如何，只會影響民主黨與其他政黨的關係而無法左右香港政局。北京只准香港有花瓶式的政黨，其存在因此只有點綴民主而無實質民主的功用。

香港的民主踟躕不前，那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所致；殖民地時代沒有民主，回歸後的宗主國奉行一黨專政，中共除了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口號外，怎會放行讓香港實現民主？幸好香港傳統的自由得以保持且在政治的風風雨雨中未致質變。

《中英聯合聲明》談判直至簽署期間，中國仍在經濟開放的路途上摸索，經濟成就遠不如今，國際地位更無當前的氣勢，加上「創滙靠香港」，令殖民者有為一九九七年後爭取香港「維持原狀」的機會；試想當年中國國力若像今日般——是美國的最大債權人、在世界舞台上擔當重要角色——她會遷就英方保持香港昔日的殖民地價值觀、一反港英傳統及北京原則走上「還政於民」政改之路的要求嗎？答案絕對是否定的，為什麼？其一是國人有財大氣粗（從經濟在某種程度要靠香港到成為香港的救援者，北京對香港的態度不可能不變）的根性，而中共則有權力一定用盡的黨性；其一是英國覬覦中國市場而不會忤逆中國意旨，當然更不會傾力為港人民主而力爭！正因如此，香港是福地這句老話，至今仍算靈驗。換句話說，香港之有今日，不是命也，是時也！

「泛民主派」要在政制改革中加重民主成分、規劃「普選路線圖」以定期普選立法議員進而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原是值得全體港人以至世界民主社會支持的；唯有如此，香港才不會那麼輕易走進三權合作的死胡同（筆者斷言，三權失去獨立性後不出十年，香港便會淪為第三世界國家城市）……。安於現狀及了解北京不會讓香港人在政改上採取主動的港人實在很多，這些人即使大都認同該有「路線圖」的主張，充其量亦只會作言文表態、在不記名投票時也許會投合眼緣的有關政客一票，卻很少會參與實際的爭取行動，使「泛民」堅持普選日期的政治訴求不易營造獲得廣大港人支持的社會效應。港人不是不希望香港能有較為民主的政制以抗衡北京的極權滲透，但在長期殖民教育下，向強權屈服、忍氣茍活已成為港人的基因，他們深切明白北京不會在「政制自由化」上開綠燈後，便不想在這件事上浪費心力！筆者曾有中國應考慮通過在香港實行樹懶式民主的想法，即把香港作為民主試驗場所，從中取長補短、去蕪存菁，假以時日，香港的政制發展應可為內地民主化的借鏡（最近的評論見二〇○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的〈中國應在香港邁出民主第一步〉，收台北遠景社《四出採購》）。可是，經過習近平、曹二寶、程潔、張曉明以至吳邦國（揚澳貶港）的宣示，大部分港人已知香港在保持三權分立上的大勢不妙，而特區管治班子若不做乖乖牌（大家別再迫曾蔭權做非他權力範圍內的事罷），「見習班子」隨時各就各位。這種變化讓筆者知道自己的有關想法過於天真！

和孫中山搞革命的時代不同，如今別說與中共對着幹的事不會獲得海外人士（包括僑胞）的支持，扛着民主旗幟的西方主流社會亦會因為經濟利益而不願為此向中國發惡聲。因此，有違北京意旨的抗爭，不論理由多麼充分，亦只能孤軍作戰。如今的現實是，中國是大財主，人人在打她的主意，又怎會為了數百萬港人的一點點「民主訴求」而自斷財路⁉

有人曾經寄望天主教會會在抗衡暴政、爭取民主上扮演一個角色，這是八十年代天主教在歐洲成功掀起變天政治運動引致的美麗聯想。天主教對政治的立場也許沒有改變，惟歐洲與香港天主教所處的環境大不相同，絕對不能同日而語。歐洲有悠久的基督信仰傳統，教會在政治結構及社會層面上均有廣泛的影響力，潛在力量不可小覷；香港的天主教（及其他宗教）並無一教獨大的優勢，而國內的且在政府嚴控之下，香港教會因此在教堂外成事不易。陳日君樞機主教退休前，香港天主教會一度成為民主派的有力精神支柱，可是，如今的湯漢主教已不得不擠在以百計的人群中默默就道赴北京觀禮。湯主教比陳樞機世故圓融，知道在專制政權勢力範圍下，天主教的影響力極為有限。事實上，中共手上有一張可以令香港天主教會大大混亂甚至分解的王牌，如果香港天主教會介入與北京對抗的政治不知自拔，在香港成立—北京指使的或親中信眾自發北京支持—「愛國天主教會」，便非不可能……。筆者曾在友人間提及這種可能發展，有人說「哪裏有教堂？」「哪裏找神職人員？」這些都是舉足可蹴反掌可成的技術問題，教堂不過是一間建築物、神像聖圖只是匠人的手藝，哪有找不到的道理；何況若鬧分裂，現成的教堂亦可「易主」；至於神職人員，李儲文的例子足以說明一切，「聽黨的話辦事的神職人員要多少有多少」；而一向以虔誠天主教徒面目示人的行政長官曾蔭權，退休後出任「愛國天主教香港教區」領導人不是挺合適嗎？為了避免「愛國天主教」在香港出現，香港天主教在支持泛民的政治活動中淡出，可說是自保的明智辦法。

這麼說來，民主政治標的那麼難達，沒有蠢人的香港，何以又有那麼多人留在政壇尤其是北京不願見的政治圈子中？答案很簡單，在香港從政的機會成本很輕，這即是說，稍存政治浪漫思想且對現狀不滿的人，仍可藉從政作為謀生工具及揚名手段。

非常重要的是，北京雖視「民主搞手」如陌路，但最嚴苛的懲處不過是褫奪其回鄉證不准其回內地，而這點代價是不少人樂於付出的。看透中國為了「國際觀瞻」及避免激起大規模的街頭抗爭搞亂社會秩序令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其中一項好處是可以讓國內企業來港集資）褪色，中國及其在港代理人不會對「和平示威」動武（駐港解放軍的責守應該不包括鎮壓街頭運動）。不必高唱「為有犧牲多壯志」，沒有拋頭顱灑熱血之虞，令激進民主派「狀態大勇」。

在香港從政，以志業論，毫無前景，但就職業而言，則薪津優渥，當上議員，等於成為中產階級；那些八面玲瓏或善奉承或有才幹的，還可兼任私企的受薪職務，華屋名車，儼然躋身在資本主義社會不易攀登的中上階級以至「上流社會」。這種可帶來有形與無形利益的「職業前景」，對一般人確有重大吸引力。

筆者當然了解當前仍有一些人因為從政而犧牲了個人經濟利益，他們選擇這條「利他」之路的理由不必猜度，麥克思．韋伯（Max Weber，1864-1920）在《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說得甚明白：「政治生涯可以讓人產生權力感。知道自己在影響着別人，分享着統治他們的權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裏握着事關重大歷史事件的命脈，會令職業政治家超然於日常的瑣細事務之上，即使正式說來他僅僅是個地位平常的人。」若干法律精英在「二十三條」餘波蕩漾之際組公民黨，肯定不是熱血奔騰之舉，而是有與韋伯相類的想法，可惜事與願違，北京不喜歡不請自來的政客（因為摸不清其底細），對高聲揚言為港人爭取政治權利的舉措更為不滿（北京下放的權力是賜予而不是可以主動爭取的），令他們通住北京之路「路不通行」，不獲北京祝福，搞政治的誘因盡失，等於無法獲得韋伯所說的「虛榮」及滿足。筆者相信公民黨是香港最後一個精英政黨。

怎麼她去告洋狀？- 練乙錚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2月3日
香島論叢
練乙錚
怎麼她去告洋狀？

愛滋病蹂躪中國，九十年代初以來已不是新聞；日前抵達美京並於十二月一日「世界愛滋病日」召開記招的「中國民間防愛滋第一人」、河南八十二歲老醫生高耀潔披露的一些實況，才真正駭人聽聞。高醫生因為十多年來在全國各地做了大量愛滋病發病率和分布工作，喚醒國人對這個疾病的關注，於二○○三年與航天員楊利偉、「非典」專家鍾南山、老作家巴金等，被央視評為該年度感動中國的十大人物之一。但是，榮譽並沒有讓她工作順利。相反，她做愛滋病實地調查和知識普及，近年遭遇更大困難，每到一處尋訪新疫區，都遭公安攔截，然後被當地幹部請走；在一些地方，能事先發現她要進村調查並向當地幹部舉報的人，可得獎金五百元。前副總理吳儀曾經在河南接見她，她向吳副總理提了要整治不法之徒在愛滋病高發地兜售假醫假藥的要求，吳一口答應，但官商勾結，整頓談何容易？「合法」血站轉向地下活動，在貪腐官員幹部包庇之下，更為猖獗，對高醫生及其家屬的打壓，層級卻不斷上升，連她的也是當醫生的女兒亦求聘無門，只能出國。御狀告而無效，老醫生只得告洋狀。

高耀潔本是著名婦產科醫生，九六年開始關注國內愛滋病傳播狀況和病人處境；二千年，在她的努力下，河南和全國各地因血販子非法收購血液、導致愛滋病蔓延的慘劇終被揭發。賣血本身非壞事，全世界所有地方的醫院，血液都供不應求，義務捐血只能滿足小部分需要。中國自四九年以來，血液供應也主要靠有償供應，不足的還要倚賴進口。據《財經》雜誌○五年五月二日的一篇文章說，八十年代，由於外國血液產品受愛滋病毒污染的事例增加，海關嚴格限制或禁止進口；九十年代初，國內大規模引進國外設備，自建血液製品生產企業，河南省一馬當先，大量「血企」一哄而上，但由於體制不善，管理鬆馳加上官商勾結，整個企業受到愛滋病毒污染，「血災」一發不可收拾。九三年時，河南省衞生廳某高幹號召大辦血企，認為該省七千多萬農民當中，只要百分之三的人肯每年賣血一兩次，一年便能收入上億，走上脫貧之路。結果，九三至九四年間，河南「血漿經濟」登峰造極，全國各大生物製品公司都在該省設辦事處，層層收集血液。那種做法，類似去年釀成災難的毒奶收集，只不過後來引致的血災，比去年的奶災嚴重得多。尤其惡劣的，是一種稱作「單採血漿」的生意。單採血漿（plasmapheresis）本是醫學術語，指的是只取血液中的血漿（plasma），不取其他成分，原始辦法是從捐血者體內抽出血液，放在旋轉離心機中利用離心力把血漿和紅血球分離，再把後者歸還捐血者體內。單採血漿的好處是減少身體損耗，讓捐血者較快復元，然後再次捐血。問題是血販違法運作，為降低成本，竟把從多個不同捐血者身體抽出的血液一起放入離心機，然後把混合了的紅血球還原給各捐血者。由於血販不替捐血者作事前嚴格體檢，個別愛滋病患者的血液便可通過這種紅血球交換而廣泛傳播，到九六年政府發現並取締之時，已經太遲。事後，政府立法要求血販採用封閉式紅血球自動還原技術，但單次採血成本比舊法貴二十元，故不法之徒依然使用舊法。高耀潔醫生揭露的材料顯示，各地貪官勾結血販並予包庇，實行地下作業，令愛滋病毒傳染不絕；至○六年，中國大陸的愛滋病患者為數已達八十四萬，最終死亡人數與毒奶事件相比，起碼要高十五萬倍。

中國政治潛規則之一，是「殺死信差」，誰揭發管治黑幕誰遭殃，遠的有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揭露「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弊端的彭德懷，近的有揭「非典」的鍾南山、揭四川豆腐渣學校的黃琦和譚作人，故近年不斷迫害揭出愛滋病蔓延全國的老醫生高耀潔，所用手法實乃六十年如一日，不足為奇。按中宣部慣用的邏輯說：豈能讓區區一個老朽醫生的報道毀了多個省市地方幹部聲譽？就是在這種「捂蓋子」意識之下，愛滋病蔓延全國，非法採血禁而不絕；今年十一月四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湖北省某市設站後，領導還組織山區上萬名婦女前往賣血，官員發了大財。同是昨天的國內新聞報道，還有一條是公安部長孟建柱指互聯網已成為反華勢力滲透中國的重要渠道，必須嚴加控制，辦法是建立「街面、社區、單位內部和虛擬社會的防控網，以及視頻監控網、警務協作網」等「六張網」建設。揭露貪官與血販勾結者，必被貪官歸進「反華勢力」。

今年九月一日，內地《民主與科學》雜誌文章〈高耀潔的足跡和身影：一位步履蹣跚執着前行的老人〉，介紹了高醫生十多年來的努力和遇到的困厄。筆者讀這篇文章，再讀高醫生十二月一日在美京舉行記招時的發言稿，不禁扼腕。對這位因為關懷中國愛滋病人而受政治高壓的老者，大家也應多一點關懷啊。

忙．忘．亡 - 洪思行

2009年11月24日
信報財經新聞
洪思行
忙．忘．亡

忙

中五的時候，我和其他同學一樣，「忙」着應付會考。忙，或者是以為自己很忙：返學面對測驗考試，放學後又有補課，或曰到自修室溫書。我比其他人活躍一點，會加入學會參加什麼校際音樂節等等。我們那麼忙碌，是為了「過關」。老師說，難關過後是美好的happy year。我們都相信這是值得的、應分的，並對此不曾懷疑過。

成功過關後，雖然高考那微弱的號角聲偶然會在我們的心中響起，不過我們的確享受了優游自在的一年，但原來那只是暴風雨的前夕。高考的程度較難，我們要多花心機應付它。於是我們重投忙碌的懷抱，忙着溫書至凌晨三四點，忙着蒐集 marking scheme，忙着做十多年的past papers。我們那麼忙碌，是為了一張大學入場券，以及多姿多采的大學生活。我們都相信這是值得的、應分的，並對此不曾懷疑過。

忘

入了大學後，曾一同忙碌過的戰友各散東西，各奔前程。舊世界崩壞了，不再復返，只好憧憬新的世界。面對新環境、新朋友，唯一不變的，是忙碌的生活。大學的生活實在豐富，大學六件事，除了讀書求知識，上莊學習軟知識、住宿舍變得獨立之餘，又要兼職賺外快，當然少不了求偶的機會。我和很多新相識、舊朋友都全心全意投入生活裏去。

享受精采的生活，腦袋總要付出代價的。生活實在太忙碌，大家都因忙而忘：好朋友的生日，忘記了；許下的諾言，忘記了；聚會，忘記了；伴侶的心情，忘記了；關心朋友的話語，忘記了，甚至連咫尺間的朋友的樣貌，也漸漸變得模糊起來。幸好有facebook，冰冷的熒幕仍儲起點點記憶。我們那麼忙碌，是豐富自己的生命，或是為了實現理想、得到一份優差，什麼也好。總而言之，我們都相信這是值得的、應分的，並對此不曾懷疑過。

亡

精采的生活終歸不像童話故事，能持續下去。隨時間流逝，大家都要面對畢業和找工作等現實的問題。於是，大家只好放棄精采的生活，忙着做final year project或畢業論文、忙着豐富自己的履歷表。我們以為過了這關鍵時刻，一切都安頓後，便能重掌自己的生活。但我觀察到，不論是找到工作還是繼續讀書的，依然逃離不了忙碌的魔爪。我們還是要忙着加班、應付功課、考牌、忙着忙着……

忙碌過後，上班一族已經是身心俱疲，再沒有餘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能早早休息，第二天再上班去。不知不覺間，我們忘記問何時不用再忙碌下去，心靈慢慢地被工作蠶食去，靈魂漸漸枯死。

年輕時以健康換金錢，年老時以金錢換健康。大家因忙而忘，再因忘而亡，我們還相信忙碌是值得的、應分的，並對此不曾懷疑……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文　洪思行

追‧ 趕

都市人天天也在趕，可有時間去想想自己的生活狀態。

每天每刻也不想浪費，連行路都想快一點走在人前。但為什麼？我們真的要完成這麼多的事嗎？

A reflection on the ruling of government and laws

On today newspaper, there is a report on a trans-gender woman apply for judicial review after Marriage Registry rejected her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Marriage Oridance. This is of course an interesting issue that worth our attention as it touched the basic doctrine of Christian religion and will certainly brings a debate in the society.

And other interesting point I noticed from a TV news reports another trans-gender woman-to-be. S/he commented that "the marriage status is not only a status recognise by the society for the succession of Estate....etc. but also recognisation by the Government....etc." What caught my attention is the word "government", I thought to myself why s/he said government instead of under the laws? Are we under the rule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rule of Laws? Remember, the government is merely a member of the society which operates under the Laws too just like everyone of us.

Another side in celebrating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It has been overwhelming report of the 20th celebration of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Leaders from the "Western" world all joined together saying this and that.

However, every celebration assumed something good/wanted has happened or something bad/unwanted has not happened or ended. In the case of the Berlin Wall, what the World sees is how people defeated communism, dictatorship, world with no freedom, and Germans finally united.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is voice saying that celebrating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is a kind of Nationalism. Behind such claim, there is a much deeper value that worth our attention and reflection.

Democracy and Pragmatism

Someone would debt, especially in areas that democracy are not in the roo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like Singapore,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the value and suitability of implementing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Most of the argument is that democracy cannot solve social problems in a timing manner; we see only fight, debate in LegCo, this does nothing good to the society. Our CE of the HKSAR has the same ideology when explaining his Policy Address. This is a typical pragmatism point of view, or he may just use this as an argument to rationalise his(central government) decision of banning the universal suffrage.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democracy is not for the sake of efficiency of system but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ests in the society or group to show justice. If one is seeking efficiency, dictatorship is which one wants.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 justice means in a contemporary sense, please refer to John Rawls's Two Principles of Justice in "A Theory of Justice".

默克爾夫人怎會成女強人？ - 關愚謙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9月2日
愚公專欄
默克爾夫人怎會成女強人？
關愚謙

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德國又將舉行新的全民大選了。德國憲法規定，全民大選每四年一次。記得聯邦德國前兩次大選，幾乎各黨和黨領袖都大打出手，就差點途窮匕首見了。媒體也在不斷煽風點火，加油添醋。

我這個作壁上觀的外來閒客，反正大選沒我的事，坐山觀虎鬥，愈看愈起勁，一位香港粉絲對我說，「關先生，我們香港人對德國總理默克爾夫人的一些印象，好像基本上都是從你那而來的。」慚愧慚愧。其實對默克爾夫這個人我到現在還摸不透她，不像過去的小布殊，霸道和友好都寫在臉上。

早前德國電台抽樣調查，下屆大選，她的國民支持率高達百分之八十，簡直是奇迹。現在愈來愈多的德國人都在談論，這個女人怎麼會有那麼大的本事。德國是目前歐洲最有實力的強國，尤其是遇到如此大的國際經濟危機，幾乎所有國家包括英國和法國的領導人，都受到嚴重打擊，單單德國的默克爾夫人還在扶搖直上，她到底有什麼法術，竟然成為歐盟裏的超重量級人物？諸位讀者，且讓我慢慢道來。
她不是鐵娘子

英國曾經出過一個女首相戴卓爾夫人，人們稱她為鐵娘子，原因是她做事果斷，在經濟的變革上獨樹一幟，礦山工人罷工她毫不妥協，結果英國經濟真的上去了。她的名字在英國歷史上留下了一筆。可是德國默克爾，恰恰不是如此。她—一個由社會主義東德出來的女人、爸爸是個教堂牧師、自己是搞物理的、畢業後在學校當一名普通的物理老師，名不見經傳，只不過關心點政治。前總理高爾，一九九一年再次當選為德國統一後的聯邦總理，為了東西平衡，必須從東德找個人來當內閣部長，條件當然是聰敏、能幹、聽話。默克爾那時才三十出頭，年紀輕輕、五官端正、作風樸素、處事低調，剛剛加入東德新成立的基督教民主黨，又是個女的，立即被高爾選中了。

一九九一年，她由普通國民一躍而被封為聯邦政府青年家庭部部長，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由於工作出色，一九九五年大選後成立的新政府，她更負重任地被委任為環境部部長。由於為人穩重，處事果斷，忠於職守，不幾年又被委任為基督教民主聯盟的秘書長，這可是黨內的重職，沒有黨主席高爾的信任是不可能的。

誰知，不久後，黨內出現政治危機，高爾總理被人揭發以一己之私，操弄黑箱作業，用外國黑錢來作為黨內的競選基金。反對黨和媒體緊追不放，基民盟聲譽一落千丈。身為秘書長的默克爾，首當其衝，保軍還是保帥？她幾乎每日對着電視鏡頭回答尖銳的提問。

她為人正派，不搞小動作，有一說一，有二說二，她主持正義，堅持原則，並不包庇把她提拔上來、委任她做內閣部長的總理高爾，多次公開要求高爾交待黑金來源，被高爾堅決拒絕。因為小道傳出，這錢來自阿拉伯世界。最後，默克爾也認為高爾總理應辭去黨內名譽主席的職位。由於她做得恰到好處，不搞投機，有理有節，連反對黨都不得不擊掌稱讚，威信在國民中猛漲。
獲基層黨員支持

誰將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下屆主席？就在這時，媒體開始猜測，默克爾夫人大有希望，這大大激怒了早就覬覦基民盟主席寶座的前國防部長、基民盟副主席呂爾。他氣急敗壞地跳出來，譴責輿論過早地提出人選。基民黨的姐妹黨──保守的基督教社會聯盟──也出來反對默克爾夫人，說她魄力不夠，難負重任。在在說明，一些人內心裏還是不承認一個東德出身，又離過婚的女人。

一石激起千層浪，基民黨的基層黨員本來就因高爾時代上層領導的獨斷獨行惱火，「黑箱事件」一出來，上面作亂，殃及魚池，引起下面支部被動，黨員紛紛不滿。而呂爾恰恰是高爾欽定的接班人，並沒有徵求基層的意見。基層黨員對此人本來就沒有什麼好感，現在他又自己跳出來，且形象惡劣，更使人們不滿。外加姐妹黨基社聯盟上層公開出來指手劃腳支持呂爾，更刺激了基民黨基層黨員的自尊心，本來無意支持默克爾的，現在也向她靠近。

默克爾雖然年紀輕，卻胸有成竹，對這些反對她的意見，不動聲色。因為她連想都不敢想，基民盟裏老練的人多得是，當大銀行行長和跨國公司總裁的人過的橋比她走的路還多，因而當記者問她的看法時，她說：「我目前做秘書長，事情很多，還沒有往這方面去想。我認為，誰有條件當主席，還是最好多徵求基層盟員的意見。」她這麼一表態，說到基層黨員的心坎裏去了。因而默克爾每到一個地方支部去，就受到下面特別的歡迎和支持，這實際上是一種間接對上層的抗議，做給上面看的。
眾人拾柴火焰高

地方的歡呼回饋到上層，中央委員中支持她的呼聲也愈來愈高，反對她的人反而啞口無言。姐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領導一看形勢不妙，也開始轉變態度。她的競爭對手呂爾見此狀，知道大勢已去，只好宣布無意參加競選。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基民黨中委一致通過，在今年四月九至十一日的黨代表大會上，默克爾將是唯一的黨主席候選人。聰明的默夫人這才公開表態，接受此一事實。

人，就是這麼複雜。當默克爾是一弱者，無緣無故受人指責時，媒體就紛紛起來為她辯護，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可是，等到基民盟黨中央一槌定音支持她時，媒體的懷疑派又開始吹風了：她到底能勝任嗎？一個由東面出來的女人，能掌握這麼複雜的大局嗎？將來這總理重任是否會落在這麼一個女人身上？記者逼着她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她笑着說：「女人也是人啊！我還沒有正式當主席呢，總理選舉還有兩年多，我怎能想得這麼遠。」

善用社會公義 - 周永新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8月20日
厚生經營
善用社會公義
周永新

還是要談社會公義，應是三篇的最後一篇。上兩篇發表後，有朋友問：社會公義真的這麼重要嗎？說來有點神聖不可侵犯，但香港市民多不把社會公義當作怎麼一回事。

第一篇時說過，社會公義並非什麼真理，不是說事情違反社會公義，道理便站在自己一邊，別人全錯了。認真來說，社會公義只是對事情的一種看法，這種角度未必人人認同。如人人平等，歷史上長時間不認為人有這個權利，就是到了現在，不見得多少人認為人人平等是應該的。
不合心意非違公義

我常說，不要輕易把社會公義搬出來，不是所有事都涉及社會公義的原則，而就是屬於眾人的事，若不是明顯地使部分人得不到應有權利，或一些亟須幫助的人得不到支援，也不要輕易提出社會公義來支撑自己，因一旦得不到公眾認同，社會公義就會成為笑柄。

舉個簡單例子：董建華出任特首時，有意增加綜援長者的金額，政黨和關注團體得知後，紛紛進行調查並提出應增的數目。那時，單身綜援長者每月得到的基本金額約是二千一百元，有團體認為應提高至每月三千元，且說是調查後得到的結果。我細看他們的建議，發覺是醫藥費便佔去三百元，我認為計算脫離現實，因綜援長者多使用公共醫療服務，不會有這麼多醫藥費支出（個別長者或者有）；但團體堅持他們的看法，且認為這樣才符合社會公義。我反對這麼早便把問題提升至社會公義的層面，因當前急務是爭取市民支持，市民認為建議離譜，什麼社會公義大道理都說不過去。

因此，必須善用社會公義，不要看事情不合自己意思，便說別人違反社會公義，這樣會使事情無法討論下去，也會引起無謂的反擊和對抗。剛退休的社會福利署署長余志穩，退休前曾處理多項社會爭議事件，如市區重建賠償、立法禁止種族歧視、如何推行扶貧措施等；他的體驗是：不能閉門造車，總要聽聽受影響人士的意見和感受。

我十分贊同余志穩的做法。多數社會爭議事件並非誰對誰錯、非黑即白，若任何一方一早便認為事情違反社會公義，抨擊政府或有權力的一方不公平，這樣談判難有轉圜餘地，爭議無法平息。
超越個人利益

再舉近日熱門的例子，就是應否把外傭納入最低工資立法之內？剛過去的「七一」遊行中，外傭團體展示的標語最鮮明的一條是：「工資立法、人人平等」。見到這標語，我心裏有點不安，因外傭工資問題一旦變成外傭是否得到平等對待，爭議的重點便變了質—不是外傭的薪金應否改善，而是更高層次的爭議，一旦涉及法律仲裁，再不是坐下來商討便可解決。

無論是政黨或關注團體應明白，社會公義十分嚴肅，涉及人人平等的大原則，所以事非必要，不要輕易拿出來作論據。其實，社會公義的作用並非要政府或爭議對方屈服，而是要說明事情還有超越個人利益的道理；所以問題能否解決外，還要看是否符合社會公義的原則。

這方面，可以用去年增加生果金金額時卻要引入資產和收入審查作為例子。特首宣布後，我說政府這樣做是「偷天換日」，意思是政府利用增加金額的機會來改變七十歲以上香港居民均可領取生果金的權利。當時，有官員對我說：金額增加了，我應感到高興，何必這麼多意見？我的回答是：問題並不在金額多少，而是長者的尊嚴 —這尊嚴不單是貧窮長者的尊嚴，也是腰纏萬貫長者的尊嚴，因只有在生果金下，長者人人平等，貧窮和富有的均應為此感到驕傲！

說到這裏，我還可以拿香港的公共醫療作例子。香港的公共醫療是另一個值得市民驕傲的制度；教育原來也是，但自回歸以後，不知何故，特區政府進行連串改革，結果如何有程介明兄等教育學者評論，但令我痛心的是：教育離開平等的目標愈來愈遠，直資和國際學校的畸形發展不說了，就是各種專上課程，如副學士，入讀機會受制於家庭的經濟能力，窮家子弟無法入讀資助課程，前途就此「行人止步」。
應用於日常生活

回說公共醫療。去年三月政府發表醫療改革諮詢文件，我在《信報》專欄寫了八篇回應文章，細節不重複，但主調是必須保住現有公共醫療制度優勝的地方，絕對不可以如教育改革一樣變得不倫不類。至於公共醫療最使病人感到津津樂道的，是不論富貴貧賤，走進急症室均一視同仁，醫護人員不會因求診者的身份作出不同的處理方法。

到了今天，這樣「機會均等」又直接影響市民福祉的公共服務沒有那幾樣了！公共醫療當然要改革，醫療融資最終也要「醜婦見家翁」，但無論如何轉變，有一樣是不應變的：就是市民病倒了，他們到公共醫療系統求診，醫護人員唯一的考慮是，病人的病情及醫療機構所能提供的治療，絕非他們的身份、背景或他們的經濟能力。我這樣說，憑的並非是自己的理想，而是公共醫療實實在在做到了，我盼望日後不會改變！

社會公義並非高不可攀的理想，是可以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原則—只要善用社會公義，不把爭拗逼向死胡同，怎樣複雜的社會爭議也有解決的曙光。

實踐社會公義 - 周永新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8月13日
厚生經營
實踐社會公義
周永新

上周談到社會公義，只及一些初步的理解，指出社會上眾多衝突和矛盾，不能單從個人角度去解決，必須顧及並平衡各方利益，也必須依循人人平等的準則，尋找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以及給予沒有額外的關懷和協助。

以上對社會公義的解釋，或許太過概念化，為了闡述箇中關係，試以實例說明，並且藉此機會表明分析民生福利議題時，我一般採取的立場和態度。
爭議涉三種關係

社會爭議涉及的不外乎以下三種關係：即個別市民與社會大眾、社會與政府、及政府與個別市民。這三種關係如何調和？其中出現衝突時如何平息？如何應用社會公義去理解問題及尋找解決辦法？以下討論這三種關係及社會公義的應用時，採用的例子主要包括最低工資立法及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首先，是個別市民與社會大眾的關係。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政府不斷研究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性，但經過四十多年的討論，社會仍未有一致的意見：初期的反應是退休保障屬個人問題，是子女對年老父母的責任，如果供養父母的責任交給社會，只會破壞傳統家庭制度。

到了八十年代，家庭制度急劇變化、功能大不如前，要求子女供養年老父母的聲音漸漸消失；不過，另一種聲音出現了，即家庭雖無法照顧老人，但退休保障是個人的事，就業人士為什麼不為自己的退休生活早作打算？因此，政府必須協助經濟有困難的老人，全民退休保障卻不必了，免得削弱個人為退休而準備。

從社會公義的角度又怎樣看？社會公義並不否定個人的責任，就業人士為晚年生活儲蓄是應該的，所以強積金及其他儲蓄保險計劃有推行的必要，但不能漠視的是，社會上仍有百萬市民無法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家庭主婦是其中顯著例子，他們多沒有在職記錄，個人儲蓄也多不足夠。

此外，單單倚賴個人工作時得到的保障和儲蓄，不少退休人士的生活會有困難：部分必須申請綜援方可維持基本生活；部分雖有保障但只能生活在貧困邊緣；部分生活可維持但對未來感到憂慮，恐怕儲蓄終有一天用光了。從社會公義人人平等的角度看，以上情況都不可接受，除製造社會矛盾外，還顯示社會對長者欠缺關愛。
冀長者獲生活支援

社會公義要求的並非全部退休人士過着同一樣的生活，而是他們不需為基本生存條件而煩惱，也不用因儲蓄多寡擔憂自己的未來──這樣貼近平等的要求太過分了嗎？簡單來說，以社會公義衡量全民退休保障，期望的是長者均可得到基本生活的支援。當然，社會要承擔，但只要市民願意善待長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這樣的付出不是沒有可能。

第二，是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社會由群體組成，所以研究不同群體如何互動稱為社會學，社會學一度翻譯為群學。社會運作依循特定規則，而這套規則代表了大眾的共識，或以法律形式定下來，而就是沒有法律，社會也常有共同認可的規範。至於政府的責任，是確保法律認真執行，訂立政策時也必須緊貼大眾的期望。

以立法制定最低工資為例，議題二三十年前提出來了，但當初只是工會和權益組織的要求，極其量加入低薪工人的期望。工會所以有這個要求，除了一些工人的薪金確實太低難以生活外，主要還是社會公義原則的驅使︰也就是說，若以時間和能量計算，工人付出的差別不大，但高薪和低薪得到的卻有天壤之別，收入的距離在香港尤為顯著，離開平等的原則十萬八千里。因此，立法制定最低工資，從社會公義角度出發，要求的是薪酬就算有差別，也不應使低薪工人連餬口的條件也沒有。

當最低工資立法仍未成為社會共識時，政府不採取行動還說得過去，但香港經濟急速發展後，勞動人口卻仍有數以十萬計每月拿不到五千元，市民也覺得不對勁了──在這情況下，立法制定最低工資逐漸得到大眾的認同，政府若仍紋風不動，不但有違市民期望，更是諳於時局轉變，不知社會公義已走在低薪工人那一邊。
個人社會政府互動

最後，是政府與個別市民的關係。政府是個別市民的守護者嗎？政府與市民的關係過去常游走於兩極之間：有說政府與我最好完全沒有接觸，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與權力有任何轇轕，正是這種思想的表表者；只說政府的權力無處不在，市民的需要由搖籃到墳墓皆由政府悉心照顧，所謂「福利國家」就是其中最佳例子。

香港政府奉行「小政府、大市場」，但推行的公共醫療和福利制度，卻把不少福利社會比下去，所以說香港政府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並不適合，但說它類似社會主義又不符合事實。從社會公義角度看，香港政府確實發揮了守護者的作用︰適齡兒童均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病者可得到不分貴賤的公共醫療服務、貧困市民合乎資格即可得到基本生活保障──總之，政府的社會安全網雖有漏洞，但也滿是社會公義的影子。

社會能否暢順運作，在於個人、社會、政府三方的互動關係，而社會公義正是協調這三方關係的重要基礎。

珍惜社會公義 - 周永新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8月6日
厚生經營
珍惜社會公義
周永新

趁着暑假這兩個月立法會休息，社會較少爭議事項，談談一些與民生有關的基本概念；如仍有篇幅，再看香港貧窮的最新情況，也想探討全民退休保障還有什麼可走的路。

首先討論「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一詞的意義。社會公義是近年常用詞語，只要社會有什麼爭拗，總有一方搬出社會公義大道理，有時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雙方都覺得事情有違社會公義。
強佔道德高地沒責任感

社會公義一詞用得太濫了，有時就失去意思，但社會公義還是要講的，因關係社會的運作：利用社會公義來平衡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解決群體之間的衝突及確保社會穩定。

這樣，社會公義是什麼？這詞由兩部分組成，即社會和公義。既說是社會公義，自然就不是個人的事；因此，個人可以做的事，在社會層面就不可以。舉個簡單例子：天氣炎熱，有些人在家裏穿得很隨便，但在公眾場合就不可以；又如獨自一人可以大叫大嚷，但與他人一起就必須收斂。

換言之，社會公義所要考慮的，並非個人的利益，也非單獨一方的喜好，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時更從整體社會的角度出發，尋找的是各方均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因此，社會公義也可是一種妥協。

此外，社會公義常給人的印象是把責任推向社會，好像個人不須負責。而社會是什麼？更難有清晰的定義，結果責任落在政府身上，所謂社會公義，最終變成政府的責任。

因此，高舉社會公義的社會，往往政府要做的事情愈來愈多，體積愈來愈膨脹；而政府因執行社會公義，插手的事務不斷增加，以至社會公義就成為政府責任的代名詞。
人人應有平等機會

說了以上一大堆，並非要否定社會公義的重要性，只想說明，社會公義並非絕對的真理，不是有人說事情違反社會公義，其他人就必須信服；事實上，更多人不把社會公義放在眼內，認為對錯只有自己可判斷，哪有什麼社會公義？甚至認為那些動不動便批評別人違反社會公義的，只是強佔道德高地，把矛頭指向別人，自己一點責任感也沒有。

這樣，社會公義還真有用嗎？首先，我們得承認，社會公義已成為今天大眾認可的道德準則，不是有些人有意見，社會公義就會消失；不過，我們也應知道，不是所有人對社會公義都有共同的看法，提出質疑也十分正常。展望未來，看來社會公義的潮流不會逆轉，所以還得深入討論，而社會公義的意義可從以下角度看。

就是從平等的角度。社會公義看似複雜，但簡單來說，就是人人應有平等的機會。人人平等，法國大革命時便提出來了，過了兩百多年，人人平等仍像遙不可及。以香港政改為例，反對功能組別的認為制度一日不改變，均等投票權就不能實現，因總有些選民擁有多過一票，選舉就沒有平等，違反了社會公義人人平等的原則。

再舉生果金為例。如果生果金開始時便說要審查資產和收入，去年政府提高金額時要限制申請者的資格，相信市民不會有異議；但生果金從來到了某個年齡便可申請，現在要加上資產和入息審查，申請者的機會便非均等。換句話說，政府要改變的是生果金的本質，使申請者不再有同等領取的機會，這樣不符合生果金的原意，有違社會公義人人平等的準則。

不要小覷社會公義這人人平等的意義：如果沒有這個概念，其他重要價值觀念如人權也難實現，因社會不重視平等，人權還有什麼意義？香港現有三條反歧視條例，即性別、殘疾、家庭崗位，很快要加入反種族歧視；這四條反歧視條例若然沒有平等機會為基礎，根本就難說有歧視，所以社會公義還是重要的。
改變角度去看事實

提到社會公義，就不能不提羅爾斯（John Rowls）大師。羅爾斯對社會公義有很多闡述，《信報》專欄作者多有討論，而他言論中使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認為人生來雖不平等，有聰明、有愚笨、有漂亮、有醜陋，這些都不可改變，但可改變的是人怎樣看待這些事實，是錦上添花還是對苦難者伸出援手？最近關於智障人士就學的爭議，正說明單是一視同仁並不足夠，有些人需要額外幫助，改變本來就是不平等的事實。

說到額外幫助，又不能不提天水圍了。二○○四年家庭慘劇發生後，我參與的調查小組提交的報告，主調之一是天水圍需要額外幫助，政府的錯誤是以常規看待當地居民，造成居民必須到區外才可得到服務，結果困難愈積愈深，困擾和無奈最終釀成悲劇。

社會公義並非什麼靈丹妙藥，有相反的意思也是自然不過。但沒有了社會公義，平等難免失去意義，而個人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自己的行為對別人造成的影響，更不願對苦難者加以關顧，這樣的社會還值得我們珍惜嗎？

叛逆者路平 - 林沛理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8月17日
文字力量
叛逆者路平
林沛理

台北縣長周錫瑋帶領「朱宗慶打擊樂團」來港獻藝，在電視上看到路平身穿一條超短的迷你裙，以光華文化中心主任的身份，跟周錫瑋和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等人，一起做當晚音樂會的主禮嘉賓。

在一個大多數時候仍然由男性當家作主的社會，身居要職的女人要得到重視和認同，必須時刻提高警覺，從身體語言到衣着談吐，以至一個坐下來的姿勢、一個拋出去的眼神，都要力求避免發出錯誤信息，給男人有機會以色迷迷的眼光看成是性對象（sex object）。按照這樣的標準，高於膝蓋一吋以上的裙子即屬太短。路平當天可以說是超越了警戒線，令人愴然暗驚。

這一點，一向對穿衣之道甚有研究的路平當然心裏有數。正因為路平知道什麼是「dress for success」，她才可以把這項設計出來給女性遵守的潛規則顛覆得那麼徹底。在這個意義上，那條短短的裙是一篇長長的聲明，慷慨激昂地陳述了路平對父權社會的偽善、雙重標準，以及強加於女性身上的種種限制和定義的憤懣。它令你想到：為何女性會在電影電視節目和選美等場合被鼓勵，甚至被勒令用身體去取悅男性，卻要在另外一些場合把自己像糭子那樣包裹起來？她們的身體究竟是屬於她們自己，還是給男人凝視和享用？

不要讓路平的氣若游絲和弱不禁風誤導，她其實是個義憤填膺、義無反顧，更不會輕易被嚇怕和打倒的越界者（transgressor）。法國哲學家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說過，在一個無時無刻都要我們規行矩步的社會，個人要對抗常規化陷阱和奪回自由和自主（sovereignty），便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之中「違規犯禁」（transgression）。巴塔耶強調，雖說禁忌的存在就是要給人打破 （taboos exist to be broken）─這所以社會禁止殺人卻又縱容戰爭─但犯禁者難免受到社會的懲罰。

對此路平想必知之甚詳。她最新的文集《香港已成往事》收錄了一篇最初發表於《亞洲週刊》、一度令路平成為眾矢之的〈浪漫不浪漫？〉。在這篇堪稱驚世駭俗的文章裏，路平手起刀落，將（當時）八十二歲的楊振寧與二十八歲的翁帆的「幸福婚姻」解剖得血肉橫飛。你未必會同意她的觀點，但無法不承認她有勇氣表達她認為正確的觀點；而這種「courage of one's conviction」正是今日評論人所最缺乏的。

誠然，今日罵曾蔭權的人何其多也，因為罵曾蔭權不僅是政治正確的打落水狗，並且擔保不會遭到還擊甚至報復；但誰會像路平那樣視權威為無物，直呼楊振寧為「得過諾貝爾獎的老科學家」；在討論他與翁帆婚姻的語境裏，用上「那隻無能的老獸」如此亢龍無悔的措詞；最後又作出如此既難堪又動人的想像：「當楊振寧碰到翁帆，老年的孤獨碰到青春的孤獨，加起來，說不定正好是小說家馬奎茲的題目：一百年的孤獨。路平這種寫評論的「無畏無懼」（fearlessness）有時會變成一種「無情無義」（ruthlessness），但與其說這是路平的錯失，倒不如說是評論的原罪（original sin）。

中國皇帝的新衣 - 馬國明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7月20日
城市筆記
中國皇帝的新衣
馬國明

雖然在《皇帝的新衣》這個家喻戶曉的故事裏的皇帝是歐洲某處的皇帝，而中國的國情總是有別於歐洲國家，但歐洲皇帝的新衣和中國皇帝的新衣絕對不會有分別，有謂「菩提本無樹」，無論是歐洲皇帝或是中國皇帝的新衣都是「本來無一物」，因此單是在邏輯上便不可能會有分別。新疆七五事變已發生一段日子，相關的評論亦不知發表了多少篇，但似乎仍未有評論者留意到新疆的漢維衝突其實是《皇帝的新衣》下篇。
永久執政之夢

話說那位以為自己穿着名貴新衣，在荷槍實彈的軍警前呼後擁下，威風凜凜地出巡的皇帝，在路上竟然連一個小孩也遇不到。皇帝因而沾沾自喜，以為自己的巡遊空前成功。雖然凡是見到皇帝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是怎麼一回事，但既然沒有人指出，便也不想說出口。不過在路上見到皇帝出巡的人當中，有些是受僱當廉價勞工的少數民族，這些人見到皇帝光脫脫，大刺刺地出巡，即時的反應是目定口呆，但很快便猛然想到原來皇帝只不過是沒有穿着衣服的狂徒。

新疆七五事變之後，國內喊出一片民族團結的聲音，但在現時中國的特別國情下，民族團結不過是中國皇帝的新衣。七五事變之後，有多篇評論正確地指出只有實施憲政民主才可望達致真正的民族團結。美國本是一個存在嚴重種族歧視和種族衝突的國家，但美國也是一個實施憲政民主的國家，而且美國的民主體制剛成功選出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雖然美國的種族歧視和種族衝突的問題不會在奧巴馬當選後便立即消失，但他成功當選的事實比起任何民族團結的呼喊來得更有說服力。這樣顯而易見的道理原是毋須累贅，但中國大陸的領導人一向貶低美國，鄧小平便曾嘲笑美國三權分立的憲制安排是將國家一分為三。

中國領導人最不能接受的是，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以至是台灣實行的民主體制必然意味着政黨輪替，不可能有永久執政黨這回事。

但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卻一直以永久執政黨自居，任何被視為威脅中共永久執政的事物都必定遭受無情的打擊和殘酷的鎮壓，零八憲章的發起人之一劉曉波以顛覆國家的罪名被拘押是最新的例子。在這種特別的國情底下，中國大陸實施憲政民主之日固然是遙遙無期，但更大的問題是整個中國因此被重新拖返封建皇朝的格局中。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皇朝，他稱自己為始皇，他的繼任人則是二世，他的如意算盤是子子孫孫，千秋萬代都繼續是統一天下的統治者。永久執政的想像始於秦始皇，而中國歷史上的每個封建皇朝都是以永久執政者自居，要千秋萬代的統治下去。
被忽略的新民族

在缺乏憲政民主的情況下，在中共不惜以血腥鎮壓來維持其執政地位的情況下，民族團結恰好是中國皇帝的新衣。中國大陸現時的疆土大致上繼承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皇朝，滿清皇朝的疆土。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皇朝的版圖不盡相同，漢、唐盛世的版圖和宋朝的版圖便相去甚遠，漢、唐盛世的版圖比起元朝和清朝這兩個非漢人皇朝的版圖又有所不及。封建皇朝的版圖視乎其軍事力量而定，武力所及的便併吞入版圖裏。秦始皇殲滅六國後立即揮軍南下征服在珠江流域生活的越族，歷史上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平百越」。封建皇朝行事唯我獨尊，封建皇朝不會尊重國家領土完整，不容侵犯的原則。唐朝名臣魏徵力諫唐太宗不要攻打朝鮮，理由不是為了要尊重朝鮮的領土完整，而是因為力有不逮，勉強出征只會損兵折將，吃大虧。中國大陸的疆土來自滿清皇朝的南征北討，新疆便是晚至十九世紀將完結時才併入版圖。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皇朝後，中國的歷史原則上進入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階段。孫中山先生亦非常有遠見地提出中華民族的觀念來覆蓋所有在中國大陸國土上生活的人，包括漢、滿、蒙、回、藏五大族和數以百計別的民族。

中華民族的觀念是一個嶄新的現代觀念，與這個新觀念互相呼應的中華民國也是嶄新的，因為不再是封建皇朝的財產，而是整體中華民族的國家，這也是現代民族國家原有的觀念。很不幸，軍閥割據、國共內戰和日本入侵的局面根本不能讓人喘息，因而不能深入掌握推翻滿清後的嶄新局面。當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二者的劃時代意義還未有被認識時，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獲勝，中國的歷史進入共產主義統治的年代。現時的中國大陸領導人不斷宣稱「愛國」，但在共產主義的理念裏，國家不過是階級專政的工具而已，當無產階級成功控制局面時，國家根本不用存在，因為無產階級是普世的（universal class），不但不限於個別國家，而且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中國大陸的領導人曾聲稱「只有共產黨才可以救中國」，但中國共產黨在六十年前成功奪取政權一事在現在看來，是打斷了整個中華民族朝着民族國家的現代脈絡發展。共產主義是一種世界大同的理想主義，五、六十年代時國內的宣傳口號之一便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在共產主義的理念下，民族不過是某些過時和落伍的歷史現像而已。至於共產黨的統治基礎則是借無產階級之名而來的，因此國內曾經花了很大的氣力和付出沉重的代價來判別和打擊「走資派」。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下，中華民族這一嶄新理念完全被忽略，很多人錯誤地以為中華民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史記》裏提及的三皇五帝，中華民族者，炎黃子孫也。

根據這種理解，西藏人、維吾爾人和其他不是炎黃子孫的人並不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即使他們在中國大陸生活。這當然十分荒謬，但在中共的統治下，中國的政治格局漸漸走回封建皇朝的舊路。在封建皇朝的格局下，凡事必定以皇朝為先，所有人都是皇朝的臣民，連國家也是屬於皇朝的。中國共產黨以永久執政黨自居，拒絕實施民主改革，連零八憲章這般溫和的改革呼聲也要大力鎮壓，無疑是將整個中國當作是共產黨的黨產。在這種情況下高呼民族團結不過是要所有人都成為中共的臣民，難怪藏人和維吾爾人不願就範。跟漢人不同，他們的民族身份不是來自封建皇朝。漢人的觀念完全是生於封建皇朝，若然中國歷史上不曾出現強盛的漢朝，世界上便沒有漢人了。

七一上街

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在今年七一上街，我也有問自己為什麼。自由民主的基本主題固然支持，更重要的是珍惜上街的自由和機會。眼看國內和世界很多地方遊行和發表意見的機會也沒有，甚至陪上生命。所以，請珍惜這不是必然的自由。

我永遠站在雞蛋那一方！ 講者：村上春樹

我永遠站在雞蛋那一方！　講者：村上春樹

整理：張翔一
出處：台灣的天下雜誌 418期 2009/03

以色列政府空襲迦薩，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日本知名小說家村上春樹受到國內外壓力，猶疑是否該出席頒獎，結局是，他去了，並掀起了比小說更為震動世人的餘波。

現年六十歲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被《時代雜誌》喻為當代最具國際影響力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三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被媒體形容為繼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後，「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內的多部長篇小說作品，陸續被翻譯成四十多國語言，全球銷售超過兩千萬冊，近年陸續獲得捷克「卡夫卡文學獎」、愛爾蘭「法蘭克．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等多項國際文學獎項肯定。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樹獲頒耶路撒冷文學獎。該獎項每兩年頒發一次，表彰對人類自由、社會公平、政治民主具貢獻的作家。歷屆得獎者包括西蒙波娃、羅素、米蘭昆德拉等。

諷刺的是，頒發獎項的以色列政府，近來空襲迦薩，備受國際和平團體批評。日本輿論因此要求村上春樹為避免被認為支持以色列近來的軍事行動，應拒領該獎項，否則將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樹在國內外壓力下，仍選擇赴耶路撒冷出席頒獎典禮。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面前，公開批判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同時一吐作為文學創作者，希望透過描寫微不足道的個人，對抗既有權力和體制的深層意義。

村上春樹於耶路撒冷的英語演講辭「永遠站在雞蛋的那方」，道出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與對體制霸權的深刻反省，隨即被國際媒體競相轉載，更超越文壇，在國際政治、人權組織間引起廣大迴響。

以下是演講的中譯本：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今天我以一名小說家的身分來到耶路撒冷。而小說家，正是所謂的職業謊言製造者。當然，不只小說家會說謊。眾所周知，政治人物也會說謊。外交官、將軍、二手車業務員、屠夫和建築師亦不例外。但是小說家的謊言和其他人不同。沒有人會責怪小說家說謊不道德。相反地，小說家愈努力說謊，把謊言說得愈大愈好，大眾和評論家反而愈讚賞他。為什麼？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謊言，也就是創作出幾可亂真的小說情節，小說家才能將真相帶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賦予它新的光輝。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我們幾乎無法掌握真相，也無法精準的描繪真相。因此，必須把真相從藏匿處挖掘出來，轉化到另一個虛構的時空，用虛構的形式來表達。但是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們心中的某處。這是小說家編造好謊言的必要條件。

今天，我不打算說謊。我會盡可能地誠實。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幾天不會說謊，今天剛好就是其中之一。
請容我告訴你們真相。在日本，許多人建議我不要來這裡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堅持前來，他們會聯合抵制我的小說。主要的原因，當然是迦薩正在發生的激烈戰鬥。根據聯合國調查，在被封鎖的迦薩城內，已經有超過千人喪生，許多人是手無寸鐵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獲獎通知後，不斷問自己：此時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學獎，是否正確？這會不會讓人認為我支持衝突中的某一方，或認為我支持一個發動壓倒性武力攻擊的國家政策？老實說，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書被抵制。經過反覆思考，我還是決定來到這裡。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對我來。我和許多小說家一樣，總是要做人們反對的事情。如果有人對我說，尤其是警告我說，「不要去」、「不要這麼做」，我通常反而會特別想去、特別想做。這就是小說家的天性。小說家是特別的族群，除非親眼所見，親手觸摸，否則他們不會相信任何事情。

我來到這裡，我選擇親身面對而非置身事外；我選擇親眼目睹而非矇蔽雙眼；我選擇開口說話，而非沉默不語。但是這不代表我要發表任何政治訊息。判斷對錯，當然是小說家的重要責任，但如何傳遞判斷，每個作家有不同的選擇。我個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現實的故事來表達。因此，我今天不會在你們面前發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訊息。

不過，請容我在這裡向你們傳達一個非常私人的訊息。這是我創作時永遠牢記在心的話語。我從未將這句話真正行諸文字或貼在牆壁，而是刻劃在我心靈深處的牆上。這句話是這樣的：「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
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誰是誰非，自有他人、時間、歷史來定論。但若小說家無論何種原因，寫出站在高牆這方的作品，這作品豈有任何價值可言？這代表什麼意思呢？轟炸機、戰車、火箭和白磷彈就是那堵高牆；而被它們壓碎、燒焦和射殺的平民則是雞蛋。這是這個比喻的其中一層涵義。更深一層的看，我們每個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雞蛋。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
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須面對一堵名為「體制」的高牆。體制照理應該保護我們，但有時它卻殘殺我們，或迫使我們冷酷、有效率、系統化地殘殺別人，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原因，就是給予每個靈魂尊嚴，讓它們得以沐浴在陽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檢視體制，避免它馴化我們的靈魂、剝奪靈魂的意義。

我深信小說家的職責就是透過創作故事，關於生死、愛情、讓人感動落淚、恐懼顫抖或開懷大笑的故事，讓人們意識到每個靈魂的獨一無二和不可取代。這就是我們為何日復一日，如此嚴肅編織小說的原因。

我九十歲的父親去年過世。他是位退休老師和兼職的和尚。當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書時，被強制徵召到中國打仗。身為戰後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壇非常虔誠地祈禱。
有一次我問他原因，他說他是在為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祈禱，無論是戰友或敵人。看著他跪在佛壇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環繞著死亡的陰影。
我父親過世了，帶走那些我永遠無法盡知的記憶。但環繞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陰影卻留在我的記憶中。這是我從他身上繼承的少數東西之一，卻也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們傳達一個訊息。我們都是人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
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請花些時間思考這點：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 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道。
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這就是我想對你們說的。

我很感謝能夠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我很感謝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讀者。我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發表演說。

六四屠城與經濟發展的謬誤 - 馬國明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5月25日
城市筆記
六四屠城與經濟發展的謬誤
馬國明

「六四」又將到，在中國大陸「六四」一直是禁忌，不能公開談論。香港的情形截然不同，回歸以來「六四」遊行和「六四」燭光晚會每年都如期舉行，「六四」論壇和「六四」祈禱會亦舉行多次。連立法會每年都會動議辯論，最初的兩、三年，建制派的議員也在會上發言反駁提出動議辯論的泛民議員。但後來改變策略，全體建制派議員在辯論中一言不發，力圖淡化事件。在中共的禁制和打壓下，「六四」的死亡數字一直無法確定，但出動坦克和荷槍實彈的士兵鎮壓和平集會示威的青年學生卻是鐵一般的事實，連中共自己也不能亦不曾否認。軍隊鎮壓當然有死傷，所謂人命關天，更何況是一場自中共奪取政權以來最大規模的青年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被一支號稱是人民解放軍的軍隊血腥鎮壓，這樣一件大是大非的事怎可能淡化？
鸚鵡學舌的特首

當然不能淡化，遇到「六四」動議辯論一言不發的建制派議員不過是告訴市民他們有口難言，又或者是他們實在無話可說而已。對特首曾蔭權來說卻不可能一言不發，他到立法會是為了出席答問大會，議員有問，他必須要答。時近「六四」的答問大會，曾蔭權的班子早已料到會有議員問「六四」的問題，曾蔭權上任以來分別聘請了若干全職的軍師，又巧立名目，增設薪高糧準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位，他的班子自然不乏高人。這批高人知道不可能淡化「六四」，便變招轉移視線。議員問曾蔭權「六四」應否平反，他卻說偉大祖國經濟發展如何驕人，說得興奮，一時忘形才說了代表市民這句被詬病的說話。正如資深評論員吳志森先生指出，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曾蔭權又再失言，而是他有備而來的話。曾蔭權不是第一個企圖以中國的經濟發展來掩蓋「六四」暴行的人，國內的不同官員早已採用了這一論調。他們甚至會強調若果當年沒有採取果斷的行動便不會有後來的發展，將血腥鎮壓和經濟發展直接掛鈎。曾蔭權不過是鸚鵡學舌，自以為政治正確地重申國內官員的說話。今年正值「六四」二十周年，是時候指出「六四」屠城和經濟發展的謬誤。

一九八九年的時候，國內剛過了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改革開放僅限於經濟層面，卻不可避免地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社會的衝擊。在領導層中，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壁壘早已出現。恰好由於改革不涉及政治，高高在上和不受制約的官員們明目張膽地以權謀私，運用特權囤積大批由政府補貼生產的物資，然後以市場的價格倒賣，非法賺取暴利。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不滿的情緒日漸增加。早在一九八九年之前，北京的學生已先後兩次上街示威抗議，形象開明、為人正直的總書記胡耀邦卻因此被黨內的政敵猛烈攻擊，連由胡耀邦一手策劃才可以再度復出的鄧小平亦落井下石，帶頭把他拉下馬。換言之，早在「六四」之前，被尊稱為改革開放總工程師的鄧小平所提出的那套「摸着石頭過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只搞經濟、不涉政治的政策早已造成政治和社會上的重重矛盾，但共產黨內卻沒有任何解決矛盾的共識，連要達到共識的努力也沒有。
貪腐成風 民怨沸騰

「六四」血腥鎮壓之後，有一種言論竟然把矛頭指向學生，批評學生有如文革時的紅衞兵，激進有餘，卻不懂折中妥協。這是一種把罪責推到受害者身上的言論，完全忽略「六四」發生之前，官員貪腐成風，民眾的不滿日益加深，但共產黨不但無力深化改革，連擔當改革大旗手的總書記胡耀邦也被強行拉下馬。這些年來，國內的官員不斷誇耀中共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推行的改革開放如何改造原是「一窮二白」的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三的經濟大國，但在「六四」之前，共產黨領導層裏主張和致力推行改革開放的不是失勢便是被孤立和被惡意中傷。從趙紫陽生前錄音整理成書的《改革歷程》一書可以得知，在「六四」前夕，鄧小平這位號稱改革總工程師的強人，其實亦同樣受到陳雲、李先念等對改革毫不熱中的政壇元老們的猛烈批評，最後更為了自保而捨棄趙紫陽，下令軍隊入城鎮壓。一句話，「六四」前夕的共產黨早被自己推行的片面改革開放弄至危機四伏。「六四」屠城後，改革亦告中斷，接替趙紫陽擔任總書記的江澤民深知要取信於陳雲等一班政壇元老，才不致重蹈之前兩位總書記的覆轍。當時的總理是李鵬，政治局常委中還有姚依林這位陳雲的親信，「六四」屠城的結果是幾乎斷送了一九七八年開始推行的改革開放。

鄧小平當然明白這種結果，因此才會有一九九二的南巡。九二年的南巡已有大量的報道和描述，但仍須指出，南巡一方面是重新啟動幾乎停頓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鄧小平繼罷免胡耀邦、趙紫陽和下令軍隊屠城之後再一次繞過黨內的正常和合法的決策途徑。根據共產黨的黨章，政治局常委會是最高的決策組織，但無論是罷免胡耀邦、趙紫陽或是下令軍隊屠城的決定都不是出自政治局常委會。換言之，是典型的宮廷政變。九二年的南巡是另一次宮廷政變，鄧小平繞過黨內的決策組織，直接向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發出呼籲。在有備而來的情況下，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當然是冠冕堂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之類的說話絕不會缺少，但南巡講話的即時效果是地方官員紛紛離職轉而營商，即所謂「下海」。鄧小平九二年南巡講話和日後經濟發展的關係已有數之不盡的文章詳加分析，可以說若非九二年的南巡講話，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已由於「六四」屠城而胎死腹中了。但九二年南巡講話和經濟發展的密切關係這點恰好說明中國今日的「經濟奇迹」並不是出自共產黨內理性和公開的政策辯論，也不是出自高瞻遠矚的領袖的過人識見，而是出自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在官場浸淫多年後練成了正確解讀領導層說話時字裏行間的意義。
權力商品化

一本早於一九九九年出版但至今仍未能在華人文化圈裏受到應有的重視的著作最能說明地方官員和基層幹部們的為官之道對「經濟奇迹」的巨大貢獻。這書的書名是 Commodifying Communism，作者David L. Wank花了年半的時間研究廈門的私人企業，他發覺廈門的私人企業全都跟當地的地方政府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雖然名義上是私人企業，但企業的一舉一動地方政府都要過問；但地方政府事事過問卻不是不必要的干預，地方政府事事過問是因為地方官員認為他們有責任幫助管轄範圍內的企業發展，地方政府事事過問往往是有好處的。作者還發現這些私人企業往往是昔日的地方官員一手創辦的。作者的研究不能算是什麼新發現，但作者卻能將他眼見的現象概念化，今日中國的「經濟奇迹」在於連共產主義也成功地商品化了（Commodifying Communism），今日中國的「奇迹」在於中國不但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時亦實行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中國引入市場制度，逼國營企業的工人「下崗」之餘仍是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為各種權力仍是牢牢地控制在共產黨手裏，絲毫沒有放鬆。不過，這些權力已經商品化，與官方關係良好又懂得鑽營的商人借助共產黨手裏的權力正在大展拳腳，這才是經濟發展的真諦，而這一切又源於九二年的南巡講話。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5月18日
社評
另起爐灶建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

一場金融海嘯，令中國決定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擺脫受美元牽制的困局，與此同時，上海受「欽點」要成為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內地資本市場正準備全方位開放，上周召開的陸家嘴金融論壇中國的金融官員空群而出，紛紛表態力挺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香港來說，這是一個涉及本地定位、具深遠影響的課題，因為按照中央政府的規劃，日後只有上海才是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那麼香港又會是什麼？沒有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經濟的支柱還剩下什麼？

不少論者—包括本報在內，向來認為金融中心不像世界工廠，靠的不是地大物博、人多勢眾，香港在法治環境、金融人才、市場的國際化以至管理風險的經驗等各方面，都有上海不可取代的優勢，香港人不應懼怕競爭，也不要以為中國政府欽點就可以令上海必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但事態的發展，令我們覺得國際金融中心之爭涉及一些非香港可以控制的因素，令香港在這場競爭中處於極之不利的地位。

首先，這場競爭並不公平；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要冒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處理人民幣業務是首要條件，當人民幣成為國際流通及儲備貨幣之後，任何城市擔當處理人民幣的結算、風險管理等的樞紐，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才能得以確立；中央政府既已公開指定上海擔當這個角色，意味着政策傾斜將會由上海處理大部分人民幣業務，香港在這方面既無權參與決策，也沒有辦法扭轉事實，試問在這種情況下，金融中心誰勝誰負不是早已可料嗎？上海要建成中國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決策，到底會對香港造成什麼影響？

其次，從政治風險及金融安全考量，中央政府都有自行建立國際金融中心、減低對香港依賴的「誘因」，因為自九七回歸以來，北京雖然用盡各種方法解決香港的政改問題，務求令特區政府逐步邁向北京心目中「以愛國愛港者為治港主體」的理想狀況，可惜事與願違，香港政改不但沒有朝着北京願見的方向走，反而先後因董建華提早下台，曾蔭權從強勢走向弱勢的影響，特區內部無法凝聚出未來政制的共識，而二○一七全面普選的承諾已公諸於世，縱使不願，北京也不可能收回。現在看來，二○一七年如何普選仍沒有半點眉目，二○一二也極可能原地踏步，屆時香港人不滿，全面普選對北京來說風險也就更大；面對無法克服的困難，北京必會盤算在最壞情況下如何可以在香港開放普選而大陸的「損失」又可減至最低？過去香港是內地唯一窗口，對外貿易、引入國外資金和技術、航運物流等等，幾乎全部經香港包辦，但經過三十年發展，大陸在對外經濟方面已跟國外完全接通，而且在基建上更超過香港的規模，唯一仍然要「靠」香港的，就只剩金融業。試想，如果上海在二○二○年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絕大部分人民幣業務、融資以及資本市場交易都可以在上海進行，香港局勢即使失控，北京也毋須擔心金融市場會受到衝擊。

香港九七回歸前夕中英兩國因政改相持不下，中方最後決定「另起爐灶」，自行籌組臨時立法會和特區政府，對共產黨人來說，只要有意志有決心，什麼事不能成功？現在正是領導人顯示決心打造「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時候。上海位處長江下游，航運受泥沙淤積而水淺，不能行走大型貨船，中國政府於是在老遠的洋山港另建深水港連接上海，令上海能夠躋身成為國際航運中心。既有前科，縱使條件不足，但只要全面動員，上海又怎會有做不成國際金融中心之理？

香港是時候要想想二○二○年的光景了!

人情世故

常說年輕人不懂人情世故，但什麼是人情世故呢﹖ 說穿了，也只不過是也人性的美化詞罷了。借用佛家的用語，人間之苦是無明而起。無明是指對真如的無知，煩惱跟隨無明而起，顛倒因果。 不要說真如這麼深奧，就算是人世的知識都未有確切的把握便說是說非，這不是比不懂人情世故更可怕﹖

這幾行文字也只是無明而起罷了。

想 ‧ 逃避

經常自覺不是現時工作的材料，能想到不同的理由來解釋。但是事實是我真的如是，或是根本還未夠努力，自我保護機制太強而給自己的藉口而已。看不通，參不透。

人物‧概念﹕葉國華 書贏人生

明報
2009年4月20日
港聞 > 教育
人物‧概念﹕葉國華 書贏人生

透過廣泛的閱讀，葉國華發現過去不少歷史家評李鴻章的時候，都採用民族主義的觀點，但不符合現實，「中國人包括漢人、滿人、蒙人、回人、藏人，難道滿清政府不算中國人嗎？」（朱永倫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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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華錄音時七情上面，雖然只是對覑空氣說話，還是會手舞足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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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華於1992年首讀《德川家康》，17年後的今天再讀，有另一番得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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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華拿覑寫滿密麻麻資料的筆記本，向大氣電波的聽眾道出他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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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不少人讀書為求高薪厚職，多少人還會感受到吸收知識的樂趣？葉國華在香港電台主持節目《五十年後》近兩年，經常旁徵博引，帶領聽眾穿梭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歷史河流，借古而鑑今日香江山色。他家有逾3萬本藏書，原來博學的秘密，正是對閱讀和知識的熱愛。

葉國華踏進錄音室，拿覑一本筆記本，桌上放覑一杯熱茶，洋洋灑灑就由風雨飄搖的清末說到21世紀今天的中國，從容不迫得一口螺絲都沒有食過，不禁令人驚訝他順手拈來的知識到底從何而來。葉國華一詞寄之曰「閱讀」，他一臉悠然說﹕「閱讀，已變成我生活的情趣了。為了爭取學習和看書的時間，我不會浪費生命的每一秒鐘。」

不說不知，葉國華與教育淵源甚深，太太是教育機構的校監，他本身也曾執教鞭，1962至1976年在中學教書，現時偶爾到大學講課。他認為教師可以擧動學生內在的驅動力，讓學生自學，「有時教師會在不知不覺間影響學生的生命，我覺得教師更是沒有『放工』的概念，身教很重要，所以教師秒秒鐘都要做一個好教師」。

恩師感染 關心國家好閱讀

影響葉國華並擧發他閱讀興趣的，就是他於香島中學讀中一時的中文教師李寶幹。李寶幹在中山大學畢業，當時懷覑在香港這殖民地播下中國文化精神種子的抱負，而且很關心學生。葉國華感受到他的關愛，學習態度亦受感染，並得到一個「大方向」﹕「我從恩師身上得到擧示，開始關心國家，思考人與世界的關係。恩師為我調校方向，之後的路就由我自己走下去。」

葉國華更形容，自己的一生被這名他很信任的恩師改變了，「他給我一個好意見，就是多讀書」。自此，他就和閱讀結下不解緣。現時他家中藏書超過3萬本，歷史和社會政治類書籍最多，科技哲理、照片集也不少，幾乎每個角落都放了書，連浴缸也不例外。自言讀了50多年書的他，至今對閱讀仍然興趣不減，認為書是一門藝術﹕ 「看書不單是吸收知識，我認為書的排版、印刷、圖片等等均有深意，同一本書的平裝本、精裝本都各有不同，欣賞不同的版本也是我的生活情趣之一。」

浴缸旁桌子寫筆記

葉國華從不喜歡借書，只會買書，每月最少光顧書店一次，以下是他的閱讀四部曲﹕

1. 每個月都會到書局，通常選購權威學者的著作或備受推介的專論。

2. 一天內把所有新書快速瀏覽一遍，把書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速讀，他看完知道大意便會把它擱在一旁；第二類是值得精讀的書籍，這些書往往能反映作者的價值和人生體驗，或是學術巨著。

3. 細讀精讀類的書，並且在空白地方「眉批」；對於精奧的理論他甚至會讀3至4遍，例如霍金的《時間簡史》，無論如何困難也會「啃」下去。

4. 思考某些問題時，他會把相關的書搬出來，再讀一次。

葉國華的不少藏書都夾覑一支筆，用作記下閱讀時間、地點和當下的思緒和感受，捕捉剎那思緒，「屋裏所有書，都有我閱讀的痕舻」。憑覑這些痕舻，葉國華每次思考問題便會從書架上抽出相關的書，從頭細看。

坐擁3萬藏書的他會根據內容擺放書籍，也有專人替他「執書」。他每日約花兩小時看書，從不間斷，「我會在飛機上、等人的時候看書，但最多看書的時間是在浴缸」，他的浴缸還架了一個小桌子，供他即時寫筆記呢。「朝聞道，夕死可矣。」葉國華用孔子這句話形容自己渴求知識的心情。

從問題出發 閱讀找答案

葉國華雖然是個忙碌的生意人，但「忙碌」從來不是他疏於閱讀的藉口，即使百務纏身，他仍然爭分奪秒吸收知識。每次外遊，他都會隨身帶一箱同一主題的書，並限定自己在這段時間裏把書看完，例如最近3月的英國14天之旅，他閱讀的主題是李鴻章。「我經常都很感恩，因為我有時間、有能力，可以偶然有10來天的時間到外國，公幹之餘可全神貫注看書。」他認為轉換一下閱讀的環境，可令他更集中思考。

閱讀固然可以增廣見聞，然而閱讀太多，往往會覺得被各種資訊充塞頭腦，各種相異的理論在腦裏碰撞，總是理不出頭緒。葉國華如何從千頭萬緒理出精闢見解？

「我常常從問題出發，希望透過閱讀找到答案。」例如他最近在思考「香港怎麼辦」這個問題，思緒就回到10年前已開始看的晚清史。「我希望拉闊時空，把中國近代的變化及鬥爭，看為200年的歷史過程，從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預視香港的前景和角色，這樣的視野比較開闊。」同時，他也重讀日本江戶時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康的事蹟，了解他對日本戰後精神文化的影響，又嘗試比較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找出香港和中國發展的出路。

從不同角度了解歷史

言談間，他拿出《德川家康》一書，表示重看的過程中有新的得覑﹕「我92年首讀此書，2009年再讀。上次我主要由經濟的角度去看，今次嘗試由文化的角度再讀，自有不同的體會。」他視閱讀為與作者的交流﹕「即使是同一段，3日前和3日後看的感覺都會不同。」

葉國華指學習不能墨守成規，因為知識隨覑社會的變化而更新，所以要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角度。他以不能死守「李鴻章是漢奸」這個觀點為例子解釋﹕「李鴻章一直以來被稱為漢奸，指他簽訂很多喪權辱國的條約，事實上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於20世紀初早已指出李鴻章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是『無人能望其項背』的。」

葉國華能夠不斷更新觀點，找到自己的立場，都因為他不會只讀「一家之言」，「讀歷史總是在讀當權者的歷史，他們總有利益的考慮，因此要看和他們對立的觀點，要從不同角度了解同一段歷史，而且選讀較客觀的立場，例如黃仁宇多從經濟角度講，許倬雲則從文化角度看，各有各的敘述。要從不同的角度看，知識才會有增長」。葉國華認為凡事都不可盡信，要仔細考慮最大得益者是何方，經分析後再奠定立場。

葉國華在電台節目中透露，自己的知識多由捧覑書本閱讀而來，很少靠網上資料。他觀察到不少青少年有網上學習行為，認為這已成為趨勢﹕「其實網絡是一個工具而已，最重要是學習內容。不過我始終認為應該要培養閱讀的興趣，讀漫畫也好，讀文字也好，最重要的是讀的東西有內容、有獨到見解。」

文﹕羅樂敏、黃郁文
圖﹕朱永倫

——金融海嘯深入反思三之二 - 劉廼強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4月14日
大陸與港
狗怎麼不吠了？
——金融海嘯深入反思三之二
劉廼強

再下來的是評級系統。按道理，它們專業、獨立、權威；評級能為社會大眾作參考，清楚風險大小，從而追求與之相稱的回報。但它們只是靠企業提供的資料，作橫向比較，再加上一些主觀的判斷，來釐定其評級。這樣做勝在簡單易明；說得不好聽，則是一知半解，人云亦云，賊過興兵。

如今遺害全球的有毒資產，因為投資銀行都針對評級機構的準則來設計，所以在出事之前，全部都被評為ＡＡＡ產品，因而全面誤導投資者。把評級系統視為權威守門員，純粹是一場並不美麗的誤會。
不可倚賴評級系統

評級系統縱有種種缺點，但其簡單易明的橫向比較本身也是它的優勢。在日常決策時，毋須每宗都做一次獨立的調查和評估風險，評與被評者都省事省錢。但其缺點和行業為美國壟斷的問題，已經眾所周知，因此世界其他國家都嘗試成立本土的評級系統和公司，免為美國公司所左右，但都沒有成功。

我國最近也有人提出同樣建議，而以我國的經濟體積和發展潛力，這也無疑值得一試。而以我國慣於不怕獨行，不怕排擠杯葛，加上西方系統處於七零八落之際，容易替代，成功的機率大大提升。但是前車已覆，後車一定要引以為鑑。而在用家方面，在作巨大投資決策時，更不能太依賴簡單的評級系統，和太迷信評級機構。

香港市場太小，不可能有自己的評級系統，但在整個中國，以至整個東亞地區，香港無論在人才的質與量，以及信譽道德方面，都是最適宜建立一個國家性、以至區域性系統的地方。面對剛宣布的上海挑戰，香港需要鞏固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這是合符國家發展需要的兵家必爭之地，不容放過。

再下來是幾家大審計公司。目前規定，所有有限公司，其賬目報表在報稅之前，一定要通過獨立的會計師行作審計，上市公司的審計工作往往更非跨國經營的四大莫屬。表面看來，經過這些獨立的專業人士審核過賬目，應該能客觀和正確地反映有關公司的財務狀況。問題是付錢的是被審計的企業，而尤其是上了市的較大型企業，日常除了審計業務之外，還有許多方面的服務，會光顧同一會計師行。很明顯，會計師行陷於一個身份和利益衝突的處境，誰付錢為誰消災解難，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

如上周分析，近年來企業內外都普遍受到很大的壓力，要不斷創造良好業績，你追我趕，愈比愈高，慢慢已經脫離了現實，真的業績達不到，便來假的。會計師行除了對這情況習慣地默許外，往往還給企業行政人員獻策，甚至協助與教唆他們如何造假和逃稅。看門狗同流合污，成為造假的一部分。
隨機委派會計行審計

這一結構性的缺陷，已經多次出事，有些會計師行被迫要收縮，甚至結束。今天的四大會計師行，無一不是因出事而被迫要合併的結果。而隨着企業利潤壓力的不斷加大，從二○○一年著名的 Enron 事件開始，出事的規模和頻率在不斷上升，但是直到今天，大家都不從根本上反省，讓賊養的狗去守門，令明顯極度缺憾的制度繼續不變。

我國因為經驗不足，過分迷信西方的審計制度，特別是四大國際會計師行的專業能力和操守，到了在法例上偏袒它們的嚴重地步，壓抑本土會計師行，對於「賊養狗守門」這制度上的死穴更從未覺察。

我國應該帶頭改用類似香港法律援助的做法，由政府隨機委派與企業全無利益關係的會計師作獨立審計，費用附在稅單上，一併繳交，從根本上杜絕企業造假賬和與會計師行串通作弊。這一重大改革，將領導世界潮流。

最後一關，是企業的內部管理。表面看來，西方大企業，尤其是銀行，都有一套內部風險管理的制度。但是在金融海嘯爆發之前，已經有多次事件曝露出這些所謂風險管理制度，虛有其表，其實千瘡百孔，等閒企業內一個年輕小伙子就有權使它損失以億計。加上制度說到底是由人來執行，在上周所描述的貪婪被歌頌的環境下，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尤其難以想像的是，這些美國金融機構的行政人員多年作孽自肥，賺到盤滿缽滿，弄到全球資產蒸發了數十萬億美元，和進入一場特大經濟衰退之中，今天需要動用巨大的公帑來挽救，他們竟然還有面皮去繼續要求大筆花紅的。即使是股市大跌、巨型金融機構接二連三倒塌、政府資金到處緊急補漏洞救亡的二○○八年，華爾街發放的獎金高達一百八十四億美元，幾乎跟二○○四年大牛市時期差不多。

如捉襟見肘的底特律三大汽車公司總裁，在前往華盛頓尋求政府救助時，各自搭乘每小時上萬美元運營費用的公司專機，而兩地之間的頭等艙機票，則全程不到一千美元而已。再如價值三萬五千美元的美林總裁辦公室衣櫃，以及富國銀行在金融海嘯席捲之後，還準備在拉斯維加斯舉行假日豪華聚會等窮奢極侈的揮霍，都極度不合理和難以想像，令人髮指。
國企內部須重整道德

奧巴馬上台後，公布凡接受政府「特殊救助」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年薪不得超過五十萬美元，額外薪酬需以限制性股票形式發放，且要等公司還清了政府的救助後才可兌現；規定受助企業在公司專機的使用、假日聚會、辦公室裝修等方面不得奢侈；高級管理人員離開公司時，不得享有被稱為「金色降落傘」的豐厚離職補償等。

但是幾個月之後的今天，違規例子依然陸續有來。由此可見，靠大學教授企業社會責任，和依靠管理人員自律等最後防線措施，在人欲橫流、做賊有理的氣氛底下，簡直是緣木求魚。

事後冷靜的觀察，美國整個經濟系統，從內到外都已經爛透，只是被同樣可用錢買來的各種專業人士掩飾包裝得好，到最後一分鐘還金玉其外而已。一個本來已設計好重重保障的系統，竟然會腐敗如斯，每一重都徹底失效。不單一家如此，是家家如此，成了行規中的潛規則。行文至此，真有不寒而慄之感。多恐怖啊！

企業良好管治是一個問題，其背後的企業文化和社會文化，更加重要。在這方面，我們一百步，沒資格笑人家五十步。

我國的企業的內部管理，與美英相比，只有更加腐敗，高級管理人員公私不分，甚至化公為私而自肥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往往更官商勾結，朋比為奸，無從查究。但是從美國例子看，腐敗不光是獨立的個人問題，它是一種傳染性極高的社會病，更絕對致命。

剛說美英情況恐怖，行文至此，一想起我們的國家，即時汗流浹背，不能自已。重整道德，大力肅貪倡廉，此其時矣！

狗怎麼不吠了？ ——金融海嘯深入反思三（上） - 劉廼強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4月7日
大陸與港
狗怎麼不吠了？
——金融海嘯深入反思三（上）
劉廼強

這次金融海嘯，對絕大部分人來說，都來得非常突然；之前好像什麼先兆都沒有，一下子就是彌天大禍。我就早在二○○五年十月初，公開地預告這次危機【註一】，把時間、成因、嚴重性等，都說得十分具體和準確。之後，也曾在此再三發出警號【註二】。問題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這使我思考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多年來構建的一大堆監管制衡的機制，為什麼全都失效？狗怎麼都不吠了？
監督制衡自願放棄

正如世界各國一樣，最高層與最外層的守護是道德、知識和法制。西方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因凱恩斯的法寶逐漸失靈，以芝加哥大學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大盛。一九七九年英國的戴卓爾夫人當首相，和一九八一年美國的列根總統執政開始，新自由主義經濟成了英語國家的主流經濟理論，一股徹底迷信市場的浪潮逐漸向全球蔓延。

人性貪婪何止理所當然，更不斷被美化；貧富不均被視為優勝劣敗的必然結果，企業只向股東負責，唯一目標是追求最大利潤。為此，行政人員除了高薪之外，還有更加豐厚的花紅和認股權等獎勵。在這氣氛之下，新設立和修訂的法例，一律向企業傾斜，政府逐步放棄對企業監督，轉採企業自己披露為主。上市公司每三個月公布一次業績，你追我趕，互相攀比，行政人員為了獲取個人更多利益，為求短期業績，無所不用其極。第一層的監督制衡，是自願放棄了。但是大眾一向相信這方面的權威，結果是所托非人，釀成大錯。

我們不難發現美國財政部的歷任部長，多是華爾街特別是高盛出來的人，而做財長做得好的如魯賓，會得到他們的豐厚封賞，在卸任之後許以花旗集團董事長的高位。另一方面，美聯儲的主席卻向來都是從沒有業界經驗的經濟學家中挑選，這樣的直接好處就是監管根本跟不上業界的步伐。連聯儲局這個美國政府裏最懂金融市場的部門，都無法徹底搞清楚業界在玩什麽。被中國銀行業視為風險控制圭臬的巴塞爾 Ⅱ協議，是一份自發布那天起就陳舊落伍的垃圾標準。

「政治路線決定一切」，指導思想錯了，早晚會滿盤落索。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興盛時開始的，到今天還有不少人迷信市場，歌頌利己。香港更差不多全是這一派學說的天下，金融市場赤裸裸的、只是國際炒家的提款機，由一群餓貓盯着一淺缸金魚！。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始終未能系統闡述，而監管制衡的機制不但不完備，更形同虛設，「上下交征利」，我國的風險其實比人家高，只是未爆發而已。

社會第二層的守護，是冷靜客觀的知識分子。但是在這浪潮底下，大學首當其衝，很早就被腐敗了。以前大學校長要求德高望重的學術權威，今天的校長，第一考慮是籌款能力。歪風所及，英國最早和最有學術地位之一的牛津大學，竟然委任保守黨過氣政客、前香港總督彭定康為校長，於此可見一斑。再下來，大學進行「量化管理」，冷門的學科，不開；冷門學系，索性關門。教授規定每年要發表多少篇論文，以量取勝。
港學者不理本地事務

學生被視為顧客、消費者、上帝；教授每年都要被學生評核，不受學生歡迎者遭殃。為了提高科研的積極性，大學和公眾投資的研究成果可通過專利註冊而私有化，教授成立公司賺錢。西方已經再無象牙塔，大學與市場之間已經再沒有任何區隔，並且以為服務企業為榮，基本上已經再無獨立反思的功能。只有少數尚有社會良心的公共知識分子，在其博客中高談闊論，但對社會的影響，微乎其微。

我國高等教育在近年急速膨脹之後，水份甚多，藏污納垢，唯錢是尚，學術與市場扭在一起，密不可分。而一些有地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竟然自甘淪落為某些企業的代言人。象牙塔和市集間如再無適當分隔，學者再無利益超然的位置和立場，終成一患！

香港這方面情況只是稍好，但學者根本不關心本地事務，更少獨立反思。

再下來，是輿論監督。今天的西方社會，尤其是英語國家，已經再沒有文人辦報、獨立媒體這回事，全都是集團化經營。而且經過多年的合併收購，市場上基本只剩下幾個大媒體集團，它們與政府和大跨國企業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事實上已經是建制的一部分。那裏既有自我政治審查，更多的是商業考慮的自我審查。

新聞及評論不單偏頗，而且更娛樂化。經年累月的接收「娛民政策」垃圾資訊，人民已經不辨是非，無知的人民自以為有知，為政府和利益集團所隨意擺布。以美國為例，二○○五年連官方也默認伊拉克從來沒有擁有大型殺傷力武器，但是因為媒體不斷提供錯誤的資訊，到二○○六年，相信伊拉克擁有大型殺傷性武器才引致美國出兵入侵的美國人民，數量竟然還有所增加，當中尤以平時收看霍士新聞台的人為甚。

又以西方媒體一向津津樂道的「水門事件」為例，這事件被渲染為《華盛頓郵報》敢於報道事實，連總統都能拉下馬，證明美國媒體如何獨立敢言。最近當事人臨終透露真相，卻原來是美國政府內部鬥爭，聯邦調查局副局長因不滿不被提升，竟然暗中非法監視總統，並借媒體作報復。《華盛頓郵報》內部明知這背景，卻甘心被利用。這裏且不論尼克遜是否該罷免，只是西方媒體的神聖光環，絕對過份。
西方媒體腐敗如斯

西方媒體腐敗如斯，我們日常引用的幾份大報，還能保持一定的水平，但其評論充其量也只可能修修補補，小罵大幫忙。連新聞報道也為求表面的平衡，正反意見都要報道，模稜兩可，有態度也只能含沙射影，指桑罵槐。

以今次金融海嘯為例，在二○○八年九月十五日大爆發之前，事實已經擺在面前，幾乎所有嚴肅的經濟學者都認為事態嚴重，但與金融有關的論者，還堅持美國經濟基調良好，金融經濟的問題不大，難以影響實體經濟。西方如此的媒體生態，已再難擔當關鍵時刻把關的嚴肅角色。

我國的媒體被黨嚴密監管，經常報喜不報憂，但起碼態度嚴肅，加上從業員仍有堅持良心和專業精神，對於社會不平之事，仍敢於揭露；雖然個人和單位付出一定的代價，但卻受圈內一致的敬重。

而互聯網無遠弗屆，難以抑止，已經成了有群眾廣泛參與的中國特色輿論監督工具，中央領導也不能不加以重視。但依靠真實性和準確性都難有保障的網上媒體，非長遠之計。我國仍需要培育一個讓專業媒體負責任地監督制衡政府和利益集團的環境。

至於香港，媒體一方面充分娛樂化，嘩眾取寵之極，同時也是各方勢力的博弈工具。表面上它對政府監督無微不至，事實上它是拾了芝麻，丟了西瓜。當守門狗它不合格，只是一頭公器私用，唯利是圖的癲狗。

註一：Lau Nai-keung: It's time to take seriously a US-led global recession, China Daily, 2005-10-06 。這比 Nouriel Roubini 二○○六年九月七日著名的預測，足足早了近一年。

註二：二○○六年十月十日「警號：全球經濟衰退」、二○○六年十月十七日「警號：國際金融風暴」、二○○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金融危機逼中國思考」、二○○七年三月二十日「今天成立危機處理小組」。

螞蟻與草蜢 ——金融海嘯深入反思之二 - 劉廼強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3月31日
大陸與港
螞蟻與草蜢 ——金融海嘯深入反思之二
劉廼強

一說到可持續發展，大家馬上會聯繫到生態環保，或者更嚴格的說，是人口、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但是我們如果深入的思考一下：要是大家都接受了人口、資源、環境的制約，並且在其規範之內進行經濟發展，經濟便會自動地向前發展了嗎？

可持續發展也者，顧名思義，需要有一種可持續的動力，這是可持續發展的足夠條件。或曰，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是生產力。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技，是人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但他這概念的時間觀念，起碼以百年十年為單位。
人類社會忘卻儲蓄

生物的本能，是生存和延續。相信大家都聽過螞蟻與草蜢這個寓言：草蜢在夏天只懂得享樂，沒有餘糧，過不了寒冬；螞蟻既勤且儉，靠夏天儲好的糧食，安然度過。其他生物，大不了是像螞蟻般儲糧過冬，只有人類不但能抗拒生物性傾向於即時滿足的引誘，懂得儲蓄，還進一步懂得把儲蓄轉化為投資，有投資才能有工具、有科技，生產力才能不斷發展，才有未來更高水平的消費，並把其他生物遠遠拋離，成為萬物之靈。

但是人類社會，許多時卻忘記了這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點。像美國，它的個人消費竟然佔了ＧＤＰ的四分三，個人儲蓄率是負值，私人負債卻高達ＧＤＰ的百分之九十，而整個社會還在不斷鼓勵市民消費，先使未來錢。這樣的社會，甚至連草蜢都不如，因為草蜢是不會夏吃冬糧的。

跟其他國家相比較，我國的儲蓄率無疑是過分偏高，但是國人注重儲蓄這一文化特點，是數千年經歷過多少天災人禍所養成的良好習慣，幫助我們安然度過無數個嚴冬，以及當前的全球特大經濟危機。

西方經濟發展到了今天，大規模生產，要求人民大量消費，才能支撑，因此不免要在廣告促銷上大力挑起生物性最基本的食色之欲，和即時滿足的傾向。尤其是在兩性關係不穩定的後現代社會中，於大吃大喝，滿足口腹之欲之後，又要通過各種手段去減肥，去保持美麗青春，以維持對異性的吸引力和性能力。

此外，一年還要買幾雙鞋、每季要添幾套衣服，沒穿幾次就要拋棄。房子要大，縱使不搞幾套或者經常搬家，傢具看膩了，又要換。車子要經常換，那更不在話下了。經年累月的不斷洗腦，大家理所當然的認為這就是理想生活。全球資源枯竭、生態環境破壞，發展之不可持續，就從這種消費文化開始。

我國在污染嚴重，資源需要大量進口的困境中，上下終於下定決心，要走「節約型社會，循環型經濟」的道路。但是一旦成功，整體消費難免會下降，ＧＤＰ的增長便會停滯不前。增長與節約循環，豈不自相矛盾？
健康無憂快樂泉源

人類不斷努力改良生活質量，問題出在什麼才是良好生活質量？當今我們工作的效率不斷提高，但全球的人均工作時間、勞動的強度和壓力卻有增無減，人民普遍處於亞健康狀態，長期靠補品和藥物來支撑，疲勞之極，連性需要和性能力都在下降軌迹上，這叫良好生活質量？

快樂其實很簡單：身心健康，生活無憂，有時間和精力去維持穩固融洽家庭和親友關係，以及實踐個人的興趣和理想；門外無債主，家中無病人，那就很快樂、滿足。但在時下的價值取向、消費習慣和發展模式，這最起碼和不難滿足的良好生活質量要求，卻成了難得的奢侈。

為了滿足上面列出的基本要求，這用不了很多錢，所以毋須過分操勞、寅吃戊糧，大量借貸，還可以有足夠的積蓄，作消閒娛樂和自我發展，和備不時之需。這才是「以人為本」，使人民真正快樂滿足的經濟發展和消費模式。這一生活模式也消耗不了多少資源、對生態環境起不了太大的破壞。

「螞蟻」消費模式，着重點是個人知、情、意的維護和發展，通過消費，個人不單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身心健康，得以進一步自我完成之外，還能顧及千秋萬代的發展；同時，這也是高儲蓄率的消費模式。

在宏觀經濟學中，儲蓄和投資是一個錢幣的兩面；高儲蓄就能支撑高投資，而只要投資得當，愈多的投資，就有愈大的回報。改革開放三十年持續高增長的動力之一，是我國人民的高儲蓄率。我國如要長期保持較高的增長率，就要長期保持同樣高的儲蓄率。我們不要聽那些食洋不化的人的話，高儲蓄本身是沒有錯的，世上只有過量的消費和錯誤的投資。

領導們再不能見物不見人，花錢在人身上：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這四大社會安定和發展的支柱，首先不是普通的消費，更不應簡單地視為福利。投資在人，無論在短期的就業和長期的回報，都遠比硬件投資大，應該是我們未來發展的國策。
改革失敗太市場化

這裏也不能依靠市場經濟，我國教育、醫療、住房的改革失敗，就是過分市場化。美國雖然奉行自由經濟，政府卻基本上扛起教育和社保，所以這兩方面問題不大。而美國從基礎教育到大學本科，雖然都不很突出，卻靠研究的雄厚資源，以極低成本吸引世界各地精英歸美國所用。但是在醫療和住房則全面私營化，其醫療支出佔ＧＤＰ的百分之十五，但效益卻遠不如支出只佔ＧＤＰ的百分之七，但基本上醫療是公營的英國。

結果不少人因醫病傾家蕩產，更多人失醫無援而受苦和死亡，只益了保險公司，可謂全球最差的制度。至於住房，一方面是依靠市場，卻立法要求人人都有權買房子，這才出現美國才有的「次貸」問題。

「螞蟻」與「草蜢」發展模式的不同，首先是消費與儲蓄並重，並非單突出消費；而「螞蟻」式的消費，是輕產品而重服務、輕物質而重精神。消費除了滿足和享受之外，更帶有維護和增益的元素。消費轉化為以人為本的投資，着重於不懈地發展人力資本，大量轉化為科技，使生產力能不斷提升，少耗資源，低排放，經濟得以維持高速發展，卻始終不脫離人的福祉和自我完成。

「螞蟻」發展模式，與我國現在發展模式相比較，我們當前的消費是輕服務而重產品、輕精神而重物質。個人被迫時間長、壓力大工作，身心長期處於亞健康狀態。消費主要是為了即時滿足和享受，許多時更對身心有害無益。投資過分注重基建和生產設施，而輕於發展人力資本。結果造成產能過剩，需要靠大量出口吸收；弄到資源枯竭，大量依靠進口、高排放，污染嚴重；辛苦賺來的外滙累積自己卻無所用，只能用來買美國的債券，支持人家進行「草蜢」式消費。

另一方面，人民的教育、醫療、社保、住房問題難以解決，人力資源低水平，科技和生產力提升緩慢，經濟難以可持續發展。

「草蜢」發展模式和我國目前發展的模式，都已證實走到了盡頭，是進一步解放思想的時候了！

中國封鎖YouTube加深官民矛盾 - 黃世澤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3月31日
中國封鎖YouTube加深官民矛盾
黃世澤

中國當局最近突然對YouTube網站作出域名屏蔽級別的封鎖，亦即不再以個別關鍵字來封鎖少數YouTube內容，而是以DNS劫持（DNS Hijacking），或其他可行手段，令中國網民除非透過Tor或其他破網軟件，否則就無法進入YouTube網站。

儘管不少人指YouTube上有關西藏騷亂的片段，是觸發中國當局封網行動的導火線，但筆者並不同意有關的看法。事實上，過去兩個中國網民與當局之間的「草泥馬大戰」，才是中國當局決定全面封鎖YouTube的主因。
網上充斥「粗口」內容

「草泥馬」、「法克魷」這些惡搞「神獸」，查實都是粗口諧音，不少網上討論區都會禁止粗口存在，而網民一般都會用諧音或粗口代用字來應付，這也是很多潮語的起源。後來中國當局的網絡查禁愈來愈嚴厲，有時在網上口痕批評一下政府，文章也會被刪，亦即被「和諧」（官方刪掉網上內容的意思）掉，才令網民將「草泥馬」與和諧的諧音潮語「河蟹」二合一，演變成批評政府的塗鴉攻勢，情況與2007年，林忌將政府慶祝回歸十週年主題曲改成《福佳始終有你》，邏輯是完全一樣的。

不同版本，如兒歌版、民歌版還是動物紀錄片版的草泥馬片段，均表示要保護草泥馬的生存環境，就要趕走「河蟹」，反映大部分網民反對中國當局對網絡進行審查和封鎖，這正正是中國當局最害怕的想法。「草泥馬」本身就是潮語，而潮語的變種和衍生詞語相當多，用關鍵字過濾根本是防不勝防，連淘寶網都出現草泥馬實物公仔，試問中國當局如何防止這一輪潮語攻勢？但在不希望反對審查成為主流網民意見下，中國當局就決定全面封鎖YouTube。而西藏騷亂的片段，中國民眾根本就不感興趣，而且西藏騷亂的片段長期以來都存在於YouTube，為何不在3月14日前封掉YouTube，現在才去封？這理由真的是太牽強。

但中國當局在進行這次全面封鎖YouTube時，有否想過有多少YouTube用戶只為看一些他們認為敏感的新聞片段？有多少觀眾只是純粹為搞笑而看那些「草泥馬」相關片段？有多少對政治不感興趣，純粹只是為了娛樂而看YouTube的中國網民？由於這次打擊面太多，惹起有很多原本對中國言論自由問題不關注的網民不滿，原本並非捍衛言論者，感到「草泥馬」被刪，連累自己在YouTube看搞笑片段都受到干預，那就令大批網民站到捍衛言論自由這一邊來。

大眾感到自身權益受損，但無法尋求法律援助，最後可能加入成為維權人士，甚至變成反政府人士。中國政府也許不知道，此次事件製造反對者之多、戰線之長，已經快到了一個他們不能應付的地步。
網民潛在勢力驚人

這次封鎖YouTube事件，不單成為世界新聞，也是中國政治其中一個轉捩點，共產黨一向的戰略原則，就是打擊一小撮，團結大多數，避免就是在政治上製造太多敵人，無法應付多面作戰而不支倒地，但這次在YouTube上打擊「草泥馬」，偏偏不是打擊一小撮，而是大多數人都被得罪，以及令中國網民真的確立推倒中國防火長城這個封鎖機制的決心。

在上世紀80年代，一群西柏林塗鴉人士進入東德管轄的東柏林境內，塗鴉柏林圍牆，令東西柏林民眾以突破柏林圍牆封鎖為己任，在1989年，西柏林人不再塗鴉，而是拿起工具推倒柏林圍牆，最終達成德國統一。筆者相信，當時機成熟的時候，「草泥馬」在推倒互聯網的「圍牆」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中國封鎖YouTube，確實愚不可及。

Choose

Choose life.
Choose a job.
Choose a career.
Choose a family.
Choose a fucking big television.
Choose washing machines, cars...
compact disc players
and electrical tin openers.
Choose good health...
Low cholesterol
and dental insurance.
Choose fixed-interest
mortgage payments.
Choose a starter home.
Choose your friends.
Choose leisure wear
and matching luggage.
Choose a three-piece suite on hire
purchase in a range of fucking fabrics.
Chose D.I.Y. and wondering who the fuck
you are on a Sunday morning.
Choose sitting on that couch
watching mind-numbing,
spirit-crushing game shows...
stuffing fucking junk food
into your mouth.
Choose rotting away at the end of it all.
Pissing your last in a miserable home;
nothing more than an embarrassment...
to the selfish, fucked-up brats
that you've spawned to replace yourself.
Choose your future.
Choose life.
But why would I want to do a thing like that?
I chose not to choose life.
I chose something else.

- Trainspotting

男女能否平起平臥？- 黑楊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3月2日
男女能否平起平臥？
黑楊

在報攤看到各大報章以張柏芝講照片事件為頭條新聞時，第一個感觸是在香港很多自以為是現代女性的人，還是不自覺地背着傳統包袱，這些包袱在非常時間像鬼般上身，支配現代女性，使她身不由己，甚至自己制裁自己。

由照片在網上流傳到其中一個女的照中人肯站出來面對事件，前後一年。這段時間內，世界有了很大的轉變。不少國際金融機構的華麗外衣不翼而飛，要赤裸裸地站在公眾之前，法國第一夫人的裸照公開拍賣，繼而又傳有製造商欲把第一夫人裸照印在商品上，公諸同好，對「裸」似乎已經自有一套看法的Paris Hilton的另類肖像被高價賣出：有藝術家以不雅刊物中的照片砌成Paris Hilton的臉。也就是說，她的臉可能蘊藏某無數的級數不明意象。同一藝術家曾以同一手法為前美國總統布殊做像，直接質疑到底什麼是不雅和淫褻。

現在才出來？照片中人是不是自己，不是一開始就一目了然嗎？張柏芝表示照片出街前一日，她已經接到風聲。但當時她的反應不是出來面對，而是「好驚」，繼而是自己做法官，判自己坐監。只是這位法官沒有解釋犯人究竟犯了什麼罪，審判時是根據哪個時代哪個地方的法律去判決。不明不白地坐了約一年監後，站出來負責，不過沒有說明是對拍照這行為負責，還是對其他事負責。

一個已成年未婚女性跟一個已成年未婚的男人談情做愛，與現在香港的香港法律有沒有牴觸，替自己和身邊的朋友拍照，又有照中人同意，有沒有犯法？

在現代香港女性的潛意識裏，女方在房間裏是不是與男方平起平臥？她會不會認為作為女性有權爭取快樂，至情也好至性也好，只要不觸犯當地法律。

在尋找適當配偶的過程裏，不免會有挫折，情到濃時，神魂顛倒，很多人都覺得可以理解。昔日英國皇妃戴安娜在接受訪問時坦承婚外情，一句：我當時in love，就令很多人啞口無言。法國第一夫人被問及情史時說：不是我有很多情人，只是我不隱瞞他們的存在吧了。

女性的情慾，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喜歡以情的姿態出現，慾不大想曝光，甚至躺在情背後，閃閃爍爍，儼如罪犯。

事件初曝光時，我在一間學習中心教英文寫作，題目經常是時事。有學生建議把這件日日頭條的新聞拿來討論，我當時認為這是照片中人的私事，但也不得不同意這是通識的好課題，因為它涉法律、科技、道德。印象最深刻的言論有三個，發言的都是女性。第一是因為照片中的男主角有錢，所以有女朋友。第二是其中一位照中人即將出嫁，婚事可能會因此觸礁，而另一照中人已婚，婚姻也會因此受到壓力。第三是為什麼涉及的女性不走出來說：對，照片中人是我，怎麼樣？發言者說這話時，語帶自信，一副我行我素的態度，與張柏芝接受訪問時的形象顯然不同。

訪問時的形象是否經過刻意細心包裝，是另一個問題。關鍵是身為當事人，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瀟灑起來？有些女性會說自己不會走第一步，也就是拍照，所以也不會有機會做當事人，也就是甘於接受傳統。好了，敢漠視傳統後，為什麼不敢面對後果？張柏芝說出了其中一原因：自己審判自己，而且是用傳統思想去審判敢於漠視傳統的自己。傳統思想何來？可能是小時候聽師長看書潛移默化的，也可能已經藏在遺傳基因裏，像藏在體內的炸彈般隨時發威。這些未來隱了形的傳統包袱，其實也戲劇性地在事件中形象化具體化。先是父親出來替兒子說話，繼而母親陪上庭。張柏芝引她母親的話，尤其值得反思：大意是如果可以替你頂，願意替你頂，已身為人母的張柏芝說，點解生個女要阿媽說這樣的話。要一個二十世紀結婚帶大子女的華裔女人去面對照片中人的處境，其心路歷程，可以寫成精彩的女性文學，只是對白有點像粵語長片中的片段。若是sex and the city的對白，可能會是這樣：「女人也是一個有情慾的人，你母親那代女人不能做的事，不等於你不能做。」

上述第一及第二個言論也值得細味，看七十一的雜誌封面經常是某女藝人嫁入豪門的消息，錢被塑造成女人的真對象。至於照片事件女主角的婚姻問題，實在要看女主角的擇偶取向，畢竟很多現代男人也不自覺地背着傳統的包袱。

藝術與聰明人

本人觀察到一個現象，聰明的人欣賞藝術的能力一般是較高的，無論是對音樂，電影，畫，文學等。 可惜，本人天資有限，有興趣但未能跨越門檻。

櫻花下思杜普蕾 - 黃震遐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26日
櫻花下思杜普蕾
黃震遐

今年2月，日本天氣異常暖和，不見往年的飄雪。大阪城的梅林卻梅花盛開，使我們喜出望外，大飽眼福。去年新春發現奈良原來是日本的梅花勝地，每年3月，梅林花盛，有不少賞花客遠道而來。奈良地區留着許多和唐朝接觸的痕跡，植養梅花是其一。我們去得太早，沒有緣分欣賞梅林美景。還好臨走前，菅原天滿宮有盆梅展，可以同時看到盆景和花容初綻。從西大宮信步行去，小路旁竟然見到一家精緻的咖啡館，更想不到店內的「維也納咖啡」居然和維也納Demel的不分上下，蛋糕不止美味，而且味道極為複雜，層層帶有新意。狼吞虎嚥就肯定會是糟蹋，唯有細品慢嘗，用慢食的心態才可以充分享受到廚師的心意。
日人崇仰櫻花

奈良雖然有梅，附近的吉野，卻可能是觀賞櫻花的最佳地區。日本人最喜愛的當然是櫻花。梅花的堅韌象徵中國人在惡劣環境下的鬥志，日本人卻着迷於櫻花在最絢爛時驟然飄落。中國人評論日本的櫻花文化時，着眼於櫻花短暫的華麗，令人空留惆悵，甚至聯想到壯烈。可我總覺得日本人崇仰的卻是，櫻花的「生得燦爛，去得瀟灑」，那種既不負今生，又可以無牽無掛揮別紅塵的情懷。從這個角度解讀，便容易明白日本絕命詩的內涵，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日本可以有先進的科技，又有寧靜的禪院，有喧譁的都市，又有淡泊的街道，而不是中國那樣，把發展和傳統當作是零和遊戲。

說起櫻花，使人不期然地想起賈桂林．杜普蕾（Jacqueline Mary du Pré），那位樂壇上早逝的大提琴家。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樂壇的星空上出現了一顆奪目的新星。正如Zubin Mehta所說，這顆彗星劃空而過，以驚人的光度，短暫地照耀了人們的生命。杜普蕾是天才音樂家，十一歲就獲得女子大提琴家先驅蘇姬亞（Guilhermina Suggia）設立的Suggia獎，四年後再贏得皇后獎盃。不少人認為當時的大提琴家中，很少人可以和她相提並論。她演奏的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甚至被稱讚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是天妒英才，就正在她事業高峰的二十六歲那年，她突然失去手的觸覺。休息了一年之後，她重新上台演奏，然而症狀時好時壞，劣評惡譽隨之絡繹而來。到了1973年，奏琴的時候，她竟難以判斷弓的輕重，手也沒有知覺，要靠眼睛看才可以知道究竟是在指板哪裏。最後，她只好終止演出。

脊髓和腦的大部分神經纖維都是由一層外衣包着，這層由脂質構成的髓鞘，使神經纖維傳電時，電流只需要從纖維上每一個缺少髓鞘的地段，跳躍到下一個缺少髓鞘的地段。有了這種跳躍機制，神經纖維便可以有高達每秒一百米的傳電速度，確保遇到外界的刺激時，中樞系統可以迅速知道，快捷回應。

人腦勝於萬獸之腦，關鍵之一就是人類的神經系統配備了許多高速傳遞訊息的神經纖維。鯨魚、海豚和大象雖然也擁有很多腦細胞，卻吃虧在少了這些高速神經網絡路線。但是，如果髓鞘受到破壞，神經的傳電能力便大打折扣，於是無論接收外來的訊息，或者對身處環境的反應或思考，都會減速轉慢。多發性硬化的患者中樞神經纖維受到自身的免疫細胞攻擊，髓鞘受損，輕則手腳知覺麻木遲鈍，反應僵硬，重則會喪失身體的知覺，或者無法支配肢體的動作。病的特性是多次發作，而且每一次都可能損害中樞神經系統的不同位置。

演奏大提琴之類弓弦樂器不只需要雙手的感覺和運力正常，同時也需要兩手之間的配合和協調。左腦控制拉弓的右手，右腦控制左手按弦，因此，左右腦必須保持緊密聯繫，才可以合作無間，不出錯音。不幸得很，多發性硬化患者聯接左右腦之間的交通道路，胼胝體的神經纖維卻常常受損。訊息來往不暢順或停頓，兩手之間異而不同的配合動作便難以達到精細準確程度，連織毛衣都可能難以完成，更遑論演奏樂章。

但是診斷這種病卻談何容易。醫生不是中性的電腦診斷器，可以冷酷無情地分析輸入資料。醫學上的診斷是醫生和患者接觸之後的互動結果，由醫生從病人的訴述中篩選出有診斷價值的細節，藉以偵破案情，但醫生既然有血有肉，判斷往往便會受感情和主觀干擾。如果醫生無意對患者的症狀細心聆聽，三扒兩撥便遽下結論，或者削足適履，把所有不符合有限知識和經驗的症狀、抵觸先入為主想法的證據，都一一排斥於考慮之外，診斷出錯就必然在所難免。即使在擁有各種先進儀器，可以向人體進行精密測試的今天，醫生如果初診錯誤，便會為病人做許多無謂及無關的檢驗及治療，不僅造成醫療費用大幅增升，更會誤時誤事使病人受害。

以色列有研究發現，即使在二十世紀末年期間，患多發性硬化的病人也經常要遲至發病二、三年後才被確診。醫生通常會先給男性患者提供骨科方面的檢查，而對女性患者則先下「精神有問題」的結論。由此可見，醫生面對病人訴述時所採用的診斷框架，會受性別偏見扭曲，導致不同性質的誤診。
患頑疾不能打開琴盒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時，診斷多發性硬化唯有靠臨床判斷，所以醫生最初認為杜普蕾只是疲勞過度。怪不得，1973年2月為布拉姆斯雙重協奏曲（Brahms Double Concerto）演奏會排練時，當杜普蕾告訴指揮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說，她連琴盒都打不開，更遑論拉弓演奏，伯恩斯坦大不為意，輕鬆地安慰她：「別傻了，你只是緊張！」事後醫生也無法對症狀下結論。杜普蕾於是一度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患上了精神病。在她生病後第二年，倫敦的專家才診斷出她是患了多發性硬化。

現在當然可以用核磁共振掃描及早診斷，也有干擾素這類預防藥可以用來防止病情惡化，但是在那年代，羣醫唯有束手無策。當時的一種說法是十年內，三分之一患者會須坐輪椅，三分之一患者會死亡。兩年後，杜普蕾果然已經連穿衣服都困難，無法行走，要坐輪椅。

像許多神童一樣，杜普蕾成年後，在音樂圈外似乎處世待人都仍未成熟。音樂是她的一切。她和鋼琴手兼指揮家巴倫波因（Daniel Barenboim）的婚姻曾被人視為金童玉女，舒曼伉儷兩人的現代版。她自述說，首次見面時，他們沒說晚安，只是坐下來一齊彈勃拉姆斯的作品。雖然不能公開表演，她也沒有放棄音樂，只是改行任教。但是病情不斷惡化，杜普蕾終於在四十二歲那年與世長辭。她生前常用三大名琴，其中一支在她死後，借了給馬友友。

杜普蕾病後一直為推動多發性硬化病而努力。國際多發性硬化同盟繼續透過記念她的杜普蕾獎金，支持研究如何克服這種頑疾，而近年來不少研究都發現音樂可以減輕多發性硬化患者的焦慮與憂鬱。
不理恐嚇堅持演奏

樂匠可以詮釋音樂，但只有真正的音樂家才能參透樂符含蘊的崇高精神。杜普蕾演奏的樂曲中最為人讚揚的無疑是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其實她自己最喜歡的音樂家反而是舒曼及作品融合捷克民族主義精神與交響曲傳統的德弗札克（Dvorák）。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導人杜布切克（Dubcek）提出了要走「帶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政治改革路線，而掀起了布拉格之春民主化運動，蘇聯軍隊便在當年8月入侵進行鎮壓。杜普蕾和丈夫兩人於是宣布要在倫敦演奏德弗札克《b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來協助難民。當然，當時仍信奉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人不少。演奏當天早晨，兩人收到警告，如果一意孤行，便會招來殺身之禍，但他們不為所阻，堅持繼續。演奏了一半，突來嘭一聲，聽眾驚惶四顧。幸好，只是杜普蕾激情之下，拉弓斷弦！

雖然杜普蕾最喜歡的音樂家是舒曼和德弗札克，Elgar 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和她的名字連繫一起也不是沒有道理。真正傑出的音樂家重視的不只是樂器技術，而是音符背後的靈魂、永恒的人性及超越家國情操的價值。這首Elgar在1919年重病之後所作的曲申述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感到的悲傷和幻滅，以及他對死亡和生之有限的自省。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在戰爭中死亡，像其中一位陣亡詩人Robert Brooke在《死者》所說：

這些心曾由人間的喜悅和關懷織成，

被悲傷奇特地洗浴，旋踵歡笑

歲月給他們恩愛，黎明是他們的，

日落，大地的顏色也是。

他們見過變動，聽過音樂，

知道睡眠和醒覺，愛過，驕傲地結伴

感覺過驚訝的急湧，單獨地坐過

觸摸過花朵、皮革、臉頰。這一切都已了結。

或許，杜普蕾那麼全情投入，不能自已地演奏這首曲，不單單是對這些死者深感悲傷，也可以說是為她自己同樣的早逝，留下最適當的哀思。

同一件事，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演繹。杜普蕾死後，英國選了一種白玫瑰以她命名。在英國的傳統中，白玫瑰意味着純潔和天真無邪。英國人大概希望人們以這種形象回憶杜普蕾。中國人大概會條件反應地想起紅顏薄命，如果是花，也可能只想起曇花一現。然而，以櫻花來代表杜普蕾，全情往前，竭盡全力，然後在最燦爛的剎那，從人間消失，對她也許會更為貼切，更會令人無法釋懷。

什麼令港人忘卻古舊價值？ - 周永新

周教授的觀察和分析更好地道出今日社會現象出現的原因。也請看上篇 - 蚌的啟示。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9日
厚生經營
什麼令港人忘卻古舊價值？
周永新

還是要談港人的核心價值。上周提到要重振港人往日珍惜的核心價值，回頭想想，港人為什麼把這些價值忘卻了？為什麼不再把這些價值作為自己生活和行為的準則？是這些價值真的過時嗎？是這些價值真的無法在競爭激烈的社會裏實踐嗎？盡責、誠信、公道、克己等價值，真的無法與法治、民主、人權、自由等現代觀念並存嗎？

我想了好一會；我並不認為盡責等古舊價值與法治等現代觀念互相排斥。無可否認，現今港人談的核心價值，離不開法治、民主等觀念，但實際影響港人行為、左右他們取捨時的道德標準，相信還是一些古舊的價值，只是沒有如法治等常常掛在港人嘴邊。盡責、誠信等價值觀念，現在港人確實少提了，就是提出來，別人不覺「老土」，自己也覺「老氣橫秋」、「食古不化」。
自我中心

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我也想了好一會，發覺現代社會有三種趨勢，在有意無意間使一些古舊核心價值變得不合時宜，雖不至被港人遺棄，卻與現代觀念格格不入。為了寫這幾篇港人核心價值的文章，我請教了幾位任職中學老師的意見，他們給我的答覆是：如果在適當場合，如學生不交功課，勉勵他們盡學生責任還可以，但用來作大道理講，例如做人要有誠信，學生很難受落，只覺老師不諳世道、與時代脫離。

這樣，什麼社會趨勢使港人不再提古舊的核心價值？第一是對個人的重視。現代社會，有什麼可以凌駕在個人之上？今天凡事皆以個人為中心：個人的喜好、個人的抉擇、個人的自我實現─一切以個人為主，更且成為廣告宣傳的常用語，好像沒有了個人，任何事都難有圓滿結果。

我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時，夫婦兩人工作，報稅時必須合在一起，若要分別報稅要事先申請；今天情況倒轉，夫婦分別報稅是正常程序，合在一起則要申請。夫婦應是二人合成一體，今天卻以個人來看待。回歸後，個人私隱專員公署成立，保障個人私隱不受侵犯，意思是好的，但如此一來，個人意識更高漲；今天做父母的，常嘆子女在外活動無法知悉，因稍作查詢，即有侵犯個人私隱之嫌，子女常以此來反駁。

社會重視的是個人，集體意識相對沒落。今天，團體舉辦活動，吸收會員或參加者時，強調的不再是團體要達到什麼目的，而是從群體活動中，參加者作為個人可以有什麼得益；總之，一切以個人為上，集體只是個人實現自我的渠道，集體本身沒有價值。談到這裏，不禁想起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看來也被個人意識侵蝕變得蕩然無存。
追求卓越

第二個社會趨勢是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沒有什麼不好，誰不想出人頭地？誰不想做的事都勝過別人？不過，為了得到卓越成就，為了在排名中佔首位，採用的手法有時不能這樣循規蹈矩了。我在大學工作，近年學術界也吹起了一陣追求卓越之風—大學爭排名、學科互相比較誰在國際認可名單中列前位、教授著作誰在頂級的學報中發表。這一切都無可厚非，但令人氣餒的是，為求得到卓越成就，一些無法預見成果的研究放棄了，一些不受國際注視的寫作計劃無疾而終，一些明明對本土有意義的學術探討，因文章無法在國際刊物發表而得不到資助，實在令人惋惜、氣憤。

追求卓越的另一弊端是，卓越的成就總以個人為單位，如果把榮譽頒給群體，便有一點怪怪的感覺。例如，每年的風雲人物，無國界醫生等無私組織也曾得到這個榮譽，但更多的是個人。所以，要到達顛峰，無論在哪個行業，目光總放在個人；有人為了獲取卓越成就，就是原先屬於群體一員，也要跳出來才可得到賞識。

其實，在現實生活裏，哪有這麼多人有卓越成就—大多數是平庸之輩，能夠做的是誠誠實實地做好本分，是否名列前茅，很多都是因緣際會，多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現在把追求卓越成為每個人的目標，結果只會發生更多古靈精怪弄虛作假的事，什麼誠信等價值觀念也會逐漸被遺忘。
時間觀念

第三是對時間的觀念。時間永恒不變，但時間是短是長，過得快或過得慢，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也隨時代的變遷而有改變。互聯網時代出現之前，為了找尋一些資料，如各國人口老化的情況，我常要花上好幾個鐘頭翻查報告及期刊文章等，今天只要學曉上網，什麼資料都一目瞭然。

今天港人對時間的感覺愈來愈短：買賣股票的，長線是以星期計算，短線是「即日鮮」；談戀愛的年輕人，一段感情可以維持一年半載已太長了；做學問的，今天不再是終身事業，最受歡迎的是兩三年（兼讀）即可拿到專業認可的碩士課程。

總之，一切以快為準，必須在短時間內見到成績，往日「愚公移山」的精神，今天在港人眼裏是一大笑話。

盡責、誠信、公道、克己等價值觀念為港人遺忘，看來不是全無道理—當我們所着重的是保障個人的權利，追求的是個人的卓越成就，看時間又是這麼短暫，這樣，我們哪有心情想到他人，盡一己本分之餘也顧及整體利益，並鍥而不捨地為長遠和宏大的目標努力？

蚌的啟示

今天香港社會氣氛不太好，有點像鐵達尼將沉沒之時，各人都不顧一切但求生存。有人自力更生，也有人坐以待斃或待人(政府)救濟。可是，我們是否太悲觀，有沒有人可以站出來說這條船還有希望？今天我們看見多是說權利的人，少見說義務和責任。也許，今天的一切都來得太易了。

蚌的啟示

難解神意 - 程逸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7日
商思話
難解神意
程逸

世上人類無法確定自己聽到的是否真是來自上帝之聲音，就算知道，亦無法了解神意，為何會命令自己做這樣之事。例如亞伯拉罕聽到上帝命令自己殺死自己長子，目的只是要看看亞伯拉罕會不會拒絕，假如這個故事真的是要試探一個教徒對上帝之信心，信徒仍然無法知道這個命令是否出自上帝真意。信心不但要教徒採取行動，信心同時要求教徒在全無證據之情況下去遵照上帝命令辦事，而且要去做一些完全違反人類道德立場且不會贊成的事，例如信徒可以相信上帝命令他去進行「聖戰」亂殺無辜，信徒可以相信上帝命令自己去殘殺其他少數民族。《舊約．聖經》充滿此類上帝「命令」。以上是著作「測試思考力」書籍該位學者之意見。筆者個人對於上帝命令亞伯拉罕殺兒子之《聖經》故事另有一些個人觀感。

首先，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當然知道亞伯拉罕之信心是否絕對忠貞會遵照上帝命令去辦事。因此，上帝完全不必再別出心裁去構思一個計劃，命令亞伯拉罕去殺自己兒子，看看亞伯拉罕會不會照足上帝命令而辦事。雖然這件事是亞伯拉罕不願意完成之任務，結果，亞伯拉罕果然依照上帝命令殺兒子，直至最後一分鐘當亞伯拉罕舉刀要殺兒子時，上帝才吩咐天使阻止。此事之整個過程反映上帝不是全知全能，不能事先知道亞伯拉罕真會去殺兒子，結果在天使面前出醜，在最後關頭下命亞伯拉罕停手。《聖經》內未有陳述亞伯拉罕聽到上帝命令後之內心反應，只描寫了亞伯拉罕帶兒子到郊外處死。局外人可以想像亞伯拉罕可能曾有兩種反應：一是常人式覺得奇怪，何以上帝會下如此違反人性之命令？一如丹麥哲學家之意見。二是完全未有懷疑，上帝既然能創世，當然一切命令都有其神意層次之理由，只須遵照上帝吩咐辦事，萬無一失，最後果然不必殺子，只是讓亞伯拉罕親眼目睹上帝自己演出一場「無知無能」之鬧劇。

上帝之智慧水平不高，可以從制定「十誡」之內容中體會出，因此演出命令亞伯拉罕殺子去試探其信心之怪劇，不是奇事。

禪與教學藝術 - 陳載澧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6日
繁星哲語
禪與教學藝術
陳載澧

《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的主角之一費德勒斯，是大學裏的一位教師，在教授寫作時，不斷在教學上創新。他常為不少經常找不到寫作素材的學生煩惱。最初他以為問題源於腦子的懶惰，但漸漸便發現並非如此—他們真的是想不到要說什麼。

其中一個學生，一個戴着厚厚眼鏡的女孩子，說要寫五百字有關美國的文章。費德勒斯已習慣了聽到這種話時那種心中一沉的感覺，便不帶貶意地建議她不如把話題集中到大學所在的波茲曼城。

到了該交卷的日期了，她還未寫得出什麼，沮喪得很。她苦苦推敲，總還是想不到有什麼要說。費德勒斯早已與她以前的老師交流過，他們都同意這女孩子非常認真、有紀律、勤學，但卻相當遲鈍，一點創意火花也沒有，在那厚厚眼鏡後面，是刻板苦工的眼神。此時她也因沒法按指示辦事苦惱不堪。

費德勒斯真給難倒了，現在倒是他想不到有什麼可以說。在一陣靜默之後，出現了一句詭異的答話：「再把它縮窄到波茲曼城的主街吧！」這是頓悟的閃光。

女學生乖乖地點頭離去了，但在下一堂到來上課時，卻帶着深深的愁苦，還淌着眼淚。這愁苦顯然已在那兒很久了。她仍是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寫的，也沒辦法明白，既然自己對整個波茲曼城也想不出什麼，怎有可能對小小一條街想出話題呢？

這次他倒有點怒火了，對她說：「再縮窄到波茲曼主街上一座建築物的前牆上吧，那歌劇院，前牆左上角的那塊磚頭。」……那厚眼鏡後面的眼睛瞪得大大。

她在下一堂現身時一臉疑惑，把五千字寫波茲曼城主街歌劇院前牆的文章交給費德勒斯。「當時我坐到對面街那漢堡包檔裏，開始寫那第一塊磚頭，然後第二塊磚頭，到了第三塊磚頭時便蜂擁而至，我筆不停揮沒法停下來。那些人都以為我瘋了，還一直和我開玩笑。這些就是我當時寫的，不過我還是不明白！」

費德勒斯也不明白。他在城裏的街道上不停地走着，一面在想，終於領悟到她的障礙源於她在寫作時只懂重複以前聽到的內容。對波茲曼城想不到有什麼可以寫，只因為她記不起自己曾聽到過什麼值得反芻而關於此城的說法。她從未意會到在寫作時自己可重新審視對象，不必太理會前人說過些什麼。對象縮窄到那塊磚時，寫作障礙便一下子掃除，只因這時明確的是，她必須靠自己原創且從頭審視。

於是，他便在課堂裏繼續進行實驗—例如他會讓學生寫自己拇指的背後，或讓他們寫一枚硬幣。學生一旦習慣了自己直接觀察，便發現可寫的題材無限。他們的信心也增加了，因為發現寫的雖似是小事，但卻是自己的原創，再也不是機械的模仿。……而機械的模仿，源頭是體制教育的操作形態。

神聖命令 - 程逸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6日
商思話
神聖命令
程逸

以下一則考驗思考力之故事，是選自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1855）之著作：

「上帝對哲學家說：我是上帝，你的主宰，我命令你去犧牲你的長子。」哲學家回答：「情形不大美妙，你的十誡有：汝毋殺人。」上帝回答：「上帝能給予的，上帝亦能收回。」「但是我怎能確知你是上帝」，哲學家堅持要知真相：「或者你是魔鬼，試圖欺騙我？」「你必須有信心（You must have faith.）」，上帝回答。「信心？還是神志失常？或者我的心智在開玩笑？或者你是採取一種奇妙手法去考驗我。你可能想知道我是只有些微德性的人，一聽到天空有把雄厚聲音便去實踐，殺害嬰兒。」「我便是全能的上帝！」上帝大聲強調：「你所講的，從人的立場上聽起來是合理，一個平凡的人，拒絕遵守我，你的上帝的命令。」「你說得對。」哲學家回答：「至少，你未能提供足夠理由可以令我改變立場。」丹麥哲學家的故事到此為止。著作考驗人類思考力之學者發表以下之觀感，這不是唯一之反應，任何讀者都可以有各人不同之意見。

在《舊約．聖經》，上帝有一位恭順的信徒，會照足上帝吩咐去犧牲自己兒子，直到最後一分鐘當亞伯拉罕舉起刀要殺兒子時，上帝的天使才出面阻止。從此亞伯拉罕成為有信心的模範代表。究竟亞伯拉罕當時如何想？我們後代人只能擁護亞伯拉罕是極端相信上帝及上帝之存在，但當亞伯拉罕收到命令去殺兒子，假如亞伯拉罕就如此輕易去犧牲兒子，那不是一個神經失常的人所做的事嗎？所以丹麥哲學家故事中那位哲學家所提出的問題合情合理。首先，那的確可能不是真正上帝而是魔鬼的發言，上述考驗只是要看看亞伯拉罕會不會拒絕，各種可能性都有，只是上帝居然要亞伯拉罕殺兒子，這不是仁慈上帝會做的事。當然，在《舊約．聖經》，人與上帝的關係比現代更密切，因此，上帝與亞伯拉罕似乎可坐在一起彼此交談。在那時的世界，上帝的身份較容易被信徒接受，但在今日世界，並無信徒能肯定可以聽到上帝的發言。明日續談。

懷念錢瑪莉 尋找鄧小宇——《穿Kenzo的女人》的誕生

同事給我提起一個七十年代的專欄，它的內容跟現時的王迪詩有點相似。但他是出自一位男士的手筆，也許王迪詩也是男扮女妝。

懷念錢瑪莉 尋找鄧小宇——《穿Kenzo的女人》的誕生
(明報) 10月 28日 星期日
　　
　　【明報專訊】當被定義為貪錢與性格頑劣的「港女」形象，以其尖酸勢利掩蓋拚搏上進的新一代女性特質時，我們懷念起《穿Kenzo的女人》錢瑪莉——那位在七十年代，為了狄波拉會和她的姊妹一樣買Pierre Cardin絲巾而不忿的事業女性錢瑪莉，雖也拜金，倒還會為了同行紐約的同事頓頓中餐館而鬱悶，為午餐只能吃齋粥以儲錢結婚的女下屬而黯然。
　　
　　「港女」，始終不是Mary Chin的那個class──階級除了社會地位之外，it means something，譬如修養與品味。「我希望，不要把『港女』的壞，都計入錢瑪莉的帳吧。」錢瑪莉的塑造者、《號外》雜誌創始人鄧小宇為他筆下人物而辯護。
　　
　　「港女」以挑剔男友家世長相而在網上備受攻擊，同樣想釣金龜的錢瑪莉，與「港女」有何不同？
　　
　　「錢瑪莉有她自己的價值觀，帶有外國的觀點，有些事會看不起而投以白眼，也對香港很多事看不過眼，可她的性格也不是那麼乞人憎的。」全世界都有恨嫁入豪門的女子，然而「過去的女子或會當成心裏的小秘密，如今卻有更多『港女』肆無忌憚宣之於口吧？」
　　
　　品味之必要
　　
　　恣意白鴿眼而不顧玉女心經第一條戒律：矜持，港女緣何犯上？鄧小宇估計：「是否社會貧富縣殊太利害，雖未至於笑貧不笑娼，人人都覺得無錢就唔掂？」
　　
　　他認為過去消費的程度，不如現在深入至社會每個階層，「普通OL看《東Touch》，也有整版的手袋推介」，包裝成了生存的法則，消費已從炫耀漸變成基本，每個OL無論如何都要到米蘭站買個手袋傍身，鄧小宇慨嘆「這樣的社會很可悲！」
　　
　　他尋問，香港人還有精神生活嗎？「精神生活很重要，讓人不會過於看重某些東西而成為奴隸。」
　　
　　《號外》曾被認為是鼓吹消費的始作俑者，鄧小宇說這是先後次序的問題：「當時名店Joyce還剛在港開張，只引進少數名牌，得一小撮人認識與購買，未成氣候。《號外》認為香港自稱國際城市，應該知道外國潮流如何。」
　　
　　他自豪的是《號外》從沒有像八卦雜誌那般將名媛髮型衣飾逐一計算價格「然後指她戴了幾疊樓上身」，「那身行頭不必要擁有，只要懂得欣賞和認識便可，」成了腦海中而非實質的資產，「那麼要是買不起名牌，也可尋相近風格而低二、三線的衣飾；我看Giordano Concept便好得不得了，那麼簡約而平價，多高興！」不必像三太、四太般對名人版趨之若騖，也可低調地與時裝潮流「與時並進」。
　　
　　不是港女又是誰
　　
　　《穿Kenzo的女人》是這樣寫成的：有天，《號外》收到一篇關於香港大學民歌音樂會的投稿，作者筆名錢瑪莉，落入鄧小宇法眼，「這名字靚、有霸氣」，於是以之為筆名，開始描寫了七十年代「爆出來的新女性生活」。
　　
　　這些女子憑一定的學識或家世，成為時裝買手，與外國客戶周旋要懂英語，又要跟廠商交涉，絕不可心慈手軟，逼出一身巴辣進取的性格。她們獨立能幹，鄧小宇以凌厲的筆法，加之以想像，寫出她們對愛情的慾求、人生的迷茫，栩栩如生。「我這兩年重看這些文章，也不曉得自己怎樣寫得出來。」
　　
　　他正考慮，將九十年代在博益的《穿Kenzo的女人》單行本，重新修訂出版——還將以鄧小宇本人身分，點評一下錢瑪莉來到今天，「是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或是北上大陸遇上精英分子？」
　　
　　七十年代的錢瑪莉到今天都已行將六十吧，「但如葉潔馨、文麗賢，她們看來還不像咁老，仍滿有精力和活躍，還是很girlish的。」鄧小宇賞識的說。
　　
　　倒是今天，他問，還有如年輕錢瑪莉的那樣亮麗女子嗎？「徐子淇手上有了一些籌碼，學識與家底，還要看她將來如何發揮了。」
　　
　　文化界邊緣人
　　
　　二○○五年，網上有個尋找鄧小宇的小行動，博客們齊來發掘他的背景，也只有簡單訊息如「尤敏電影《小兒女》童星」——原來雖是備受喜愛的千面寫手，鄧小宇卻非文化界常客，即使他○四年四月重新為《號外》執筆，讀者對他也未盡了解：「我一直都站在這裏，還要尋找的話，倒是有點失望呢。」
　　
　　「我是文化界極邊緣的人，並不與文化圈子相熟，」鄧小宇解釋他身分神秘性：即使曾經為《快報》寫專欄，也一直未跟編輯見面。
　　
　　他與陳冠中是九龍華仁書院同屆同學，曾赴美國譚普大學念傳理系碩士。「中學時，受《中國學生週報》電影版影評人如羅卡、陸離、石琪、綠騎士影響，愛上看藝術電影，還連帶看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和小說。」
　　
　　那時他是自卑的瘦弱大近視，「便透過另類音樂和電影鞭撻自己，要人家不要看不起鄧小宇」，去看法國電影時碰上黎海寧，「那時剛經歷六七暴動，左派家庭出身的她也在學校受到壓力，我和她以及另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三個怪怪的搭船過海到大會堂第一影室看放映」。
　　
　　可是要得十八歲才可成為會員，「爸爸卻很支持我，把他的會員證借我們，我很感謝父母的支持，」還包括讓他放洋選修冷門的傳理系。
　　
　　《號外》救了我
　　
　　他念電影，原以為回來自然可以當上導演，卻發覺喜愛個體行動多於控制別人的性情並不適合。剛好隨他啟蒙而看電影的陳冠中找他辦《號外》，寫專欄，「是《號外》救了我，讓我創作有了宣泄的渠道」，他自小作文成績即很高分，明明沒去過旅行也可寫出文情並茂的《秋日郊遊》，「寫作給我滿足感，否則或更痛苦呢。」
　　
　　由是，他一邊打理家族航運生意，一邊業餘辦《號外》，曾經一度脫稿甚至停筆。二○○二年，生意賣盤後，他仍在任為管理層，如今合約已滿，「已退經休無做了，但如今實在資訊太多，看電影電視時間都不夠用，很多片子都看不完——譬如近期的《交響情人夢》、還有《東京鐵塔》：日劇總有份傷感的情很動人，是香港拍不出來的。」感性的他，還會跟片子玩鬥智遊戲：「看它如何發展下去，猜得到便很沒趣，但若它以一句對白化解所有呢，那多利害，樂趣便這樣來了。」
　　
　　文／鄭依依
　　
　　圖／陳淑安
　　
　　編輯：曾祥泰

太 歲 - 陳雲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2日
我私故我在
太 歲
陳雲

元宵歡度，吉星高照。往年新正頭，報章雜誌和電視台都報道「攝太歲」及「觀音借庫」之事，信眾看了，惟恐有失，也到寺廟湊熱鬧，捐些香油錢，託廟祝作法，添福增運，為浮華世界加些喜氣。某些佛寺為爭香火，也仿效道觀，建元辰殿、太歲閣之類，趕上潮流，務求人有我有。今年經濟蕭條在即，入廟祈福消災者多，作法增運者少，雖云神通廣大，佛法無邊，信眾也不離「合理預期」，香港大勢如此，無災無難已是萬幸，非分之想，大可免了。
虛構星辰

年辰遇上自己的生肖，如牛人遇上丑年，俗謂之本命年，術士謂之「犯太歲」，當年運勢跌宕，大起大落，要上廟拜太歲求保佑，消除禍殃云云。拜太歲之風俗退潮，然則太歲信仰仍在，「太歲頭上動土」之類的諺語仍流行，況且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乃共產中國之本命年，巧遇世界金融大劫，必須改換經濟格局，以內需帶動經濟，恐防凶多吉少，新正談一下太歲，也可預期未來，有備則無患也。

古人為方便描述事理，多用虛構與擬人之法，尤其是天文曆法與星相，往往是虛實交纏，由星象觀測變為星占信仰，只是一步之隔。金星神化太百金星，南極星神化為南極仙翁（壽星公），太歲則神化為值年星君。太歲乃虛構之「反木星」；木星是太陽系最大的行星，觀測容易，繞行天球一周為十二年，自西向東而行，十二分之一稱為「一次」，等於一年（四季）。基數十二，容易分割，配合中國的十二地支，方便天文曆算，故此中國古代用木星軌迹紀年，因而稱木星為「歲星」。然則其他行星都是自東向西而行，為了方向一致，便虛構一顆與木星相反運行之星，由東向西而行，是為「太歲」。「太」有極致、高大、執掌、祖輩之意，如太極、太祖、太師、太爺之類。

將周天劃分為十二等分，以子丑寅戊等地支命名之後，太歲經過的年份，可稱為太歲在子、太歲在寅之類，今年歲次己丑，便是太歲在丑了。中國古人以時為尚，講究時運與時宜，於是敬奉太歲為統率當年吉星與煞星之主，尊貴不可犯，其所臨的方位不宜營造整修，犯者必凶，如今年太歲在丑，丑即是羅盤的東北偏北，家中此方位便不可隨便動土了。當然，擇吉日而行也可動土；不信術數者，敬鬼神而遠之，則事事無礙，百無禁忌也。
鎮宅祈福

蕭統《文選》序云：「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西漢時期，太歲混入封神之說，演變成「值年星君」。東漢出現「廿八宿太歲」，金元之際，教門陸續加封有德之士為太歲，合一甲子，達整整六十之數。太歲多是武將出身，領「大將軍」封號。宋神宗時，流行太歲值年之說，記人功過，上報天庭。相傳金朝的章宗皇帝因母病，屢醫無效，祭拜「本命星君」丁卯年耿章大將軍之後，母病速癒，民間演變為拜太歲風俗，儀式繁複之後，變出太歲符咒、牌位與神像。

在新年將太歲迎入家中安奉，有鎮宅之效，是為「安太歲」，如今台灣仍有此風俗，於新年前後，以紅、黃色紙書上「本年太歲星君到此」或「本年太歲星君神位」之類字樣，貼在家中，晨昏焚香禱請。年終將紙撕下焚化，送神回天。香港家居狹窄，容不下滿天神佛，信眾只在新春上廟將紅包利市「攝」於太歲神像腳下拜祭，討回太歲符回家安放，年終回廟酬謝，故稱拜太歲為「攝太歲」。名堂繁衍之下，除了「犯」太歲之外，其餘生肖也有刑、沖、破、害之說，也有主張有事無事都到太歲殿祈福增運者。
凶神惡煞

道教信奉天庭律令，謂之「五雷法」，六十位太歲星君，乃執法之公曹，由北斗星化身之斗姆元君統轄。然則道教信仰不脫蠻野之巫教，太歲雖然執法，但所謂「太歲未動、白虎先行」，太歲身邊的凶神惡煞，如白虎星之類的爪牙，則會四出作祟，加害沖犯太歲之人。拜太歲就是孝敬軍爺，祈求和解，要凶神在太歲監視之下，答允放過前來拜祭之人。太歲管不到手下，卻要人來賄賂，如此荒唐之事，恰好也是世情。首長之下的次官、董事長之下行政總裁與財務總監，皇親國戚，平日道貌岸然，出事之後才知是吃裏扒外，狐假虎威。也如去年之金融海嘯，暴露出市民心中奉為財神爺的某些銀行，不務正業，推銷不良證券，劫掠存戶財產也。

香港拜太歲風俗一般是先買太歲香燭及衣紙，在奏章上寫生辰住址，準備攝太歲之利市及拜祭果品，跪拜斗姆元君、廟中大神（如觀音、玄壇財神之類）、當年太歲及本命太歲，在神像之下攝入利市，然後自己或由廟祝宣讀奏章，發願再燒百解，消災解難，然後擲筊杯（聖杯）詢問神靈是否領情，最後取一道當年太歲符回家安奉。也有太歲廟發出年年合用的太歲符，永久通用，遠方之善信不能年年來廟也。此符乃一金色鐵片，上有紅漆字：「三百六十位凶神前後一切無忌速解」。當今社會，妖邪眾多，亟須常年合用之太歲符：憲政民主、輿論監督與公民參與是也。
各師各法

道門廣大，良莠不齊，善者可以封神，惡者也可以封神，一來是善者惡者同須修煉，二來是方便接引不同根器之凡人。有人近惡，有人近善，於是各師各法，然而萬法歸一，不外乎自誠而明，提升靈性，有如將米糧做成飯、粥、粉、糕之類，都是食米而已。所謂拜太歲者，都是趁一年之始，思量當年時運，真誠面對自己，及早準備，盡人事以聽天命，即使不能趨吉避凶，也是心安理得了。

道「姓」說「名」 - 梁巨鴻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10日
繁星哲語
道「姓」說「名」
梁巨鴻

先民本是母系社會，所以所謂「姓」，乃從母系那裏得來—那是很原始的。據說我們古代有五十二姓，如炎帝姜姓，黃帝姬姓……。所有的「姓」，都從「女」字旁，可見是母系的遺留。據說近人從金文研究中，尋出許多前此未見過的「姓」，如、、、媛……等共十二個。那麼古代就應有六十四姓了。

然而「姓」之外又有「氏」。「氏」是從「姓」那裏派生的。先民部落群居，於是又各有「氏號」。有的把他們生活上的本領用作氏號，如會用火的稱「燧人氏」，會築樹屋的稱「有巢氏」；有的把崇拜的圖騰用作氏號，如「有熊氏」、「女媧氏」。到了封建世代，把封土所在地作為氏號的，就十分普遍了。

隨着父權地位的確立，「姓」退縮了。我們今天的「姓」，實際上卻是往日的「氏」。這種轉變，歷史上喚作「以氏為姓」。我們今天的「姓」，最富封建歷史色彩。我相信能夠對自己姓氏的源流追索一下，是極有意義的事。

至於「名」，以字形分析，從「夕」從「口」，是會意字。人在月下相遇，開口喚出了對方的「大號」，那就是「名」。「姓名」今天也有人十分重視的。許多人，孩子未出世，就忙着為他起名字。大抵別人以為如我輩的國文教師，於這方面很有些學問吧，所以常有人來要我給孩子起名字。不過，現在青年都樂於用洋名，給他們起什麼名字似乎關係不大了，反正日後他們還是用洋名的時候多。

舊日中國農村裏的人，替孩子起名字，倒是十分隨便的，大抵因為文化水平低，而最易記易認的是數字的緣故，所以常見而有趣的是把父母年齡相加，它的和，就是孩子的名字。如當時父年四十，母年三十五，就給孩子起名叫七五。又如孩子出世時剛七斤重，就給他起名七斤；如孩子剛在初九那天出世，就給他起名初九。我幾十年前在長洲教書，班中就有個學生叫黃初九，是水上人家，讀書很用功，成績不錯，今天恐怕已再起別的名字了吧。還有好笑的是，他父親名叫狗仔，姓名合起來稱呼，就叫黃狗仔了。

匱乏的農村，人們連生活基本也難於解決，遑論人生價值呢？所以農村裏，有全家節衣縮食供養一個能讀書出頭的子弟的事實。這個能出頭的子弟，就得起一個「學名」，以別於阿豬、阿狗。如此看來，魯迅寫《阿Ｑ正傳》時，故意取阿Ｑ這名字也有深意。因為「名字」對愚昧的農民來說，是沒有作用的。阿Ｑ只是被遺忘，被賤視的一群裏的一個，因此取名叫什麼也不相干，就隨便用一個字母，取其發音好了。阿Ｑ一生，對自己，對別人都沒做過稱心的事，即使最後被誣為大盜的招供畫押，自己想盡力畫得好，也沒法辦到。魯迅寫出了農民可悲之處。

崖上波兒復返本初 - 麥稻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6日
崖上波兒復返本初
麥稻

《崖上的波兒》在日本大收旺場，香港的反應亦不俗，不少朋友已第一時間看過。單從票房數字看，《崖上的波兒》不是本港同期最高，但論觀眾投入程度，應屬第一。

有雜誌報道提及，本片靈感部分來自John Everett Millais所繪的Ophelia畫作。為此細看此畫多遍，相信影響大概只限畫作而非內容，令其拋開電腦特技，重新投入最原始拿起鉛筆逐幅畫，畫下十七萬多幅之外。坦白說，表面上實在看不出畫作跟故事內容有何關係，尤其是Ophelia這個莎劇人物，其角色起源是一個自殺女子。但反覆凝視之下，竟又有所悟。死在河塘的Ophelia，與身邊河水落葉盡為一體，未可二分，生命過去，回歸自然。

是的，不論故事或動畫，回歸自然才是本片成功之處。荷里活夢工場以特技把水畫得出神入化，如《海底奇兵》般固然好，但本片重現簡單之美，以原始方式說純真故事，未嘗沒有東方智慧。
可愛又可怕的自然

片首點題講人與自然。波兒幾乎死於捕魚打撈船下，僥幸藏身於玻璃瓶內，被宗介發現，才有之後的故事。一如他的其他作品，環保訊息重要，但不刻意。根據《出發點1979～1996》一書，宮崎駿對於人與自然的相處，想法跟一般環保人士不同。他認為，大自然有可愛也有可怕一面，要真切體會這點，才懂得如何與之共處，而非單純從人的角度談保護自然。從這一點看，實有別於西方人講環保的傲慢。他所做的其實是透過動畫，表達小孩子內心既想刺激，又怕冒險的微妙心理，顯出一體兩面。

戲中小孩宗介和波兒許諾的一幕是高潮所在。人魚之戀，人與自然之爭，故事開始一路潛在的種種衝突，這一刻必須有所解決，給予觀眾解脫。表面看來，這裏談的愛老生常談，不外乎要宗介接受真正的波兒，明知她本是金魚，並承諾以後愛護她。但如果細心一點看，波兒母親海洋之母說實在曉有深意。她說過，波兒找到真心愛她的人之後，只有當她放棄原有的法力，才會變成人，重點是，假如他日宗介不再愛她，波兒便得化為一個氣泡。

換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理性一點看，從父母角度，兩個只有五歲的小孩，竟在說情定終生，似乎略為遙遠；從男孩角度，不錯，今天波兒如嬰孩般可愛，但將來則難預料；從女孩角度，若因男孩變心而自己被迫化氣泡，不要說正宗女性主義者難以接受，多數今天的女性相信亦不同意居多。

對於這個全劇最關鍵的一幕，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憑宮崎駿一直以來的作品看，他少有政治不正確，除了環保、反戰、飛行等主題經常出現外，更喜以少女角色來表現勇敢果斷，並認為由女性的行動去呈現這一種精神較有力。看着波兒為自己爭取幸福的努力，不論是在避開拖網時的靈巧，或決心擺脫父親的控制，堅持追尋自己所愛的宗介，明顯與其他作品女主角的獨立精神一脈相承。

波兒是獨立個體，有為自己決定命運的權利和責任。權利易明，責任則是選擇後的代價，決定既有得失取捨，即是有意識地選擇是人是魚。有權利界定自己，也有責任為後果作出承擔。
赤子之心 打破人我

話說回來，上述的權利責任論只是中間過程，未到精髓，未擺脫成年人思維局限。要看得懂宮崎駿作品，赤子之心是關鍵。小孩子既然同樣有權利和責任意識，一樣可作決定，即使可能錯，但不輸成年人太多，因為成年人同樣可錯。相反，只有小孩子才可專注當下，過去轉眼忘，將來很遙遠，現在才真實。時間如線，現在即線上無限的點，不佔空間但同樣真實，加起來就是生命。小孩子注意力僅及一點，沒過去或未來，卻弔詭地把握到現在。

相反，成年人心思永遠投向將來，所作一切只為準備將來，恍似沒法確定將來即什麼都沒意義。偏偏這心態注定永不快樂，因將來實永不可知。自以為現實理性，卻其實自我推翻，忘了生命真意。生命是什麼？披頭四成員約翰連儂說得好，生命就是當你正忙於制訂其他計劃時所發生的事。

慢慢地，隨年紀漸長，小孩子長大成人，失掉天真無邪坦誠直率的心靈，人與自然的距離愈來愈遠。用宮崎駿的說法，小孩子本是上天的禮物，但慢慢長大後，卻變成人為的產物。

從這個意義看，宗介和波兒一起，正是人與自然的一種融合的象徵，宗介是人，波兒是自然。小孩子不認為有何不妥，成年人卻期期以為不可。由人變成水中生物的波兒父親的態度，正好反映人與自然的割裂。只有小孩子不受世俗的眼光，把握當下，才能融入自然，打破人我、物我之隔。

宮崎駿把我們帶回海洋去，是人回歸到其生物根源的極致，因為，眼光若夠遠，人類來自草原，眼光放得更遠，生物皆來自海洋。

人存在的意義

"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 and more is in vain when less will serve" Isaac Newton
"God does no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 Albert Einstein

人類知慧出現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也不能完全解釋，但如果你相信以上的說話，我們的存在和知慧的存在是有其理由。但我們能可否得知其理由﹖

Blind in Gaza and Jerusalem by Chris Patten

Blind in Gaza and Jerusalem
by Chris Patten

LONDON – I spent the New Year in Sydney, watching the fireworks above the iconic bridge welcome in 2009. The explosions over Gaza that night were not intended to entertain, but rather to break Hamas and discredit it in the eyes of Palestinians.

It was the latest resort to terrible violence in order to resolve how to share in peace what Christians still like to call the Holy Land. Mahatma Gandhi criticized the biblical justification of retribution,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Followed through to its end, he argued, it would mean that all were blind. And so it has proved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Blind in Gaza, blind in Jerusalem.

Much of what has happened was predictable, as well over 1,400 men, women, and children have died and more than 4,000 have been injured.

First, the United States justified the Israeli assault and blamed everything on Hamas, just as it used to pin all responsibility for whatever went wrong on Yasir Arafat and Fatah.

Second, despite French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s welcome high-profile diplomacy, Europe has been irrelevant, if not quite invisible. As Israeli officials point out, Europeans are always there for the photo opportunity. The Quartet’s peacemaker, Tony Blair, is as unctuously nugatory as ever. He appears on CNN , but has he actually visited Gaza since his appointment in the summer of 2007? No.

Third, as usual, Israel has accused of anti-Semitism those who have dared to criticize its disproportionate response to Hamas’s indefensible rocket attacks and its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Palestinians. An Italian cardinal, who admittedly spoke intemperately, was accused of using the language of Holocaust denial. By that standard, does my unqualified criticism of Hamas’s rocket attacks make me an Islamophobe?

Coincidentally, the deadly attack on Gaza came at the same time that a clutch of America’s most distinguished would-be Middle East peacemakers published books about how the task should properly be tackled. It all sounded a bit like a series of job applications – the war for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ear.

One thing all these experts could agree on is that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as a disaster. American policy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made in Likud’s headquarters. Even at the end, when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voted on Gaza, Bush was happy to humiliate Condoleezza Rice at Israeli Prime Minister Ehud Olmert’s bidding.

These “wise men,” advisers one and all to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nd other presidents, all seem to concede that the failure of the proposed Camp David accord in 2000 could not, after all, be laid solely at Arafat’s door. Former Israeli premier Ehud Barak should carry his share of the blame. Moreover, they all criticize the Clinton-era practice of routinely clearing America’s policy positions first with Israel, which is hardly likely to win Arab confidence or support.

The American diplomats’ arguments about process did not on the whole carry over into disagreement about the content of a peace deal. All more or less agree on this. Two states.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Israel. A Palestinian state within the 1967 borders, adjusted by agreement through mutual land swaps. An end to most West Bank settlements. No “right of return” for Palestinian refugees, but financial compensation for them. Some system of joint or international sovereignty over Jerusalem’s holy places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city so that it can become the capital of two states.

Of course, this is what should happen. And I suppose that it is conceivable that it could still happen with the help of welcome new mediators like Qatar and Turkey, whose prime minister called Israel’s attack “a serious crime against humanity.”

But I have begun to wonder whether it will really be possible to achieve peace on this basis. Fatah, and Palestinian moderates like President Mahmoud Abbas, have been totally discredited. Palestinians on the whole have been further radicalized.

Hamas, whose engagement and support is essential for any settlement, has sworn revenge. Every day, new Palestinian sorrows strike heaven in the face. The widows and the mothers of the dead weep and cry out for bloody justice. Should we be surprised? Ha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pursued peac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RA in Northern Ireland by bombing Catholic Derry, would that have alienated or won over Catholic opinion?

On the Israeli side, which political leaders really want a Palestinian state and are prepared to take the politic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trying to establish one? Which of them are strong enough to deal with the West Bank settlers? There will be no peace settlement otherwise. Which leaders will teach the facts of life to the more extreme members of the Jewish diaspora in America? Who among Israel’s leaders understands that reconcili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t retribution and revenge?

However tough things looked in the past, I have never felt such a sense of despair about Palestine and Israel. Reason has been drowned in bloo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politics of hope have given way to the politics of the cemetery. Poor Palestine. Poor Israel. Who is there now who can still light a candle in the dark?

Chris Patten is a former EU Commissioner for External Relations, Chairman of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Party, and was the last British Governor of Hong Kong. He is currently Chancellor of Oxford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the British House of Lords.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09.
www.project-syndicate.org

話說綿裏針 - 健吾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2月2日
文字力量
話說綿裏針
健吾

廣東話，本來就是暴力的語言。言者也許無心，但聽者有意起來，自然會滿身傷痕。

在外讀書，不少亞洲人都對香港文化有着我們對日本文化或英語文化的奇怪憧憬。他們會問很多有趣的問題，例如為什麼香港那麼多古惑仔。為了了解香港文化，好些在溫哥華的長居的國內、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以至泰國的青少年，都花上七、八塊加幣購買香港的流行雜誌，隔着幾個大海洋去吸收香港的新鮮資訊。

我在香港出生，在香港接受中文教育，但最近幾年，才真正感受到廣東話那種殺人不見血的無形暴力。有一次，一位新加坡朋友拿着八卦雜誌，雜誌的標題〈MSCL ball 場大晒陳皮奶〉，這是什麼意思。MSCL 是名媛的名字。之後，就要拆解名詞、動詞、隱喻的意思。多想一層，你不覺得把女性的身體比作既乾且硬，沾水後軟下來卻有點霉軟的陳皮，是多麼殘忍刁鑽的事嗎？

還有還有，描述兩人戀愛關係的動詞，其實愈趨暴力，講求的是成本效益、兩者關係中的權力分布。既不浪漫也不動人。一個從國內到香港讀書七年以上的北京女孩，說有一次她坐公車，聽到一個十多歲的中學女孩，拿着手機高聲地說：「條臭X翻啅我之前過條仔。」她摸不着頭腦，說：「我明白『條』呀！形容一個人的量詞。」

我們急忙解說，說人的量詞，應是一個、一位、一名，一『條』除了配上小百合是一個完整的名詞以外，我們都不應該用一『條』來形容任何人。

女生說：「哦？是嗎？我想知什麼叫臭X，翻啅、是什麼意思？」

這句出現了很複雜的三角關係。假設女生是A，一個男生是B，臭X是C，那麼，那段關係應該是C之前是跟B在一起，但是B又和A曾經在一起，而A跟B分手後，C又再和B在一起，於是，就配上了「翻」這個「重新、再一次」的意思的形容詞。

溝（媾）、啅、，三者間有什麼分別？讀語言學的友人嘗試分析：「溝呢，有點像要時間、像博弈的遊戲，如以前的青樓名妓，要那些大少爺用銀票煮紅豆湯一樣。是需要有一點心機的。啅，就有點像野獸把小動物吞噬的感覺，像是一個人很主動的把第二個人弄到手中，又或是有一方的權力比第二個強得多。而嘛……就像 刀一樣，只是輕輕的，不見血不罷休，但施刀者，就不用太大的力量。這些多用於不認真的戀愛，只是輕輕的，就可以在那個人的手中留下一條長長的血痕……」

以上推論，當然不是學術論文，也只是聖誕節過後，香檳喝到第三支之時，娛樂大家的戲言。酒醉三分醒，由喪到翻啅至姣媾，當然不是很文質彬彬。無賴、廢柴、食蕉，說出口的人也不過是為了發泄心頭之忿。幾年前，臭罌出臭草這種客觀描述也得被趕出場。暴力語文，看得出的就是低手，高手是看不出來的。如最近常常聽到的一條宣傳聲帶，有一個中年男人說：「希望市民可以提出一些更可行的建議。」綿裏針，聲帶中的那位「普羅大眾」林海峰先生說「司長我哋可唔可以唔交稅呀！」，是廢柴才說的建議。創作中，只有意念。是否可行，是司長的工作。司長的官威告訴了我們，他的底牌是，你們說什麼，他也可能因為覺得不可行，而認為「沒有建設性」。你說吧，他聽不聽，自有自己想法。也許，這也算一種高手的語言暴力。

波兒的愛情觀 - 榮士心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月30日
背對背
波兒的愛情觀
榮士心

「波兒波兒波兒波兒，魚兒小寶貝……」看過《崖上的波兒》後，友人感受最深刻的不是宮崎駿的畫功，亦不是愛護海洋的環保訊息，反而她感慨地抱怨了一句：「連四歲的波兒也找到她的終身所愛，我們還在尋尋覓覓。」

農曆新年過後，又是情人節的來臨。有伴侶者為討好異性忙於張羅厚禮預備大餐，形單隻影者只好繼續為自己未來的幸福憂心惆悵。

聽一個電台節目，作為家長的主持人不斷慨嘆現在新一代太早熟，過早拍拖。以前是要探討「高中學生應否拍拖」，現在是「初中學生不應有性行為」。
「進化」需時

可是，在光譜的另一面，情況仍然黯然。內地人民稱每年11月11日為「光棍節」，一個名為「中國光棍協會」的民間團體「公布」，中大在全國大學的女光棍人數，排名第七；筆者有數名友人是其中一分子。目前有很多二十來歲的女生一次拍拖經驗也沒有。當我們擔心時下青年過早拍拖，其實有更多人為尋得一段愛情而憂心忡忡。

友人分享，當年就讀中學時在父母反對下以至與戀愛絕緣，及後到大學畢業時父母旋即詢問何時有人提親，此等落差，實不為每個人都可接受。由學習拍拖到找到對象到談婚論嫁，只有大專三年的時間，難怪現在青年的愛情觀那樣「奇離」。

上月青協發表了一個名為「聖誕鐘」的青少年愛情觀調查，全香港的的傳媒均集中報道其中一小段「一成青年願以性行為歡度節日」，但忽略了其中的主題：「14％的受訪青少年表示，在拍拖時，不能一天不見對方；11.2％會以戀愛來逃避孤寂；10％的人則表示，當分手時，他們會感到生無可戀。」研究顯示，當下仍有不少青年擁有錯誤的愛情觀，不懂得信任伴侶，或是太投入於感情生活當中。

筆者很喜歡劉若英主唱的一首歌《後來》，裏面的歌詞說道：「後來，我總算學會了，如何去愛；可惜你，早已遠去，消失在人海。」這是很多現代人的哀歌。我們一直以為戀愛是一個天賦的技能，我當然不同意，反而我更認同填詞人小寒以進化論來比喻戀愛的一段詞：「有過競爭，有過犧牲，被愛篩選過程；學會認真，學會忠誠，適者才能生存。」（摘自歌曲《達爾文》），尤其是現今這個缺乏信任的世代裏，這個「進化」所需要的時間需要更長。

早在8月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香港女性的結婚年齡中位數為二十八點三歲，為歷史新高。在2007年香港更有十八萬七千名未婚的適齡女性，比四年前激增四萬。有人歸咎是女性學歷提升，港男缺乏質素云云，其實部分父母把拍拖戀愛妖魔化，讓子女過遲接觸愛情，這一個原因應包含在內。
父母的祝福

三藩市州立大學月前發表了一項研究指出，在青少年同性戀者中，受到家庭負面評價的會有多出七倍機會走上不歸路，另外有超過五倍的機會患有精神問題。研究員指出，那些給予負面評價的家長，通常提起同性戀，就會想起性行為，但忽略了情感的交往和心理上的反應。這個研究亦支持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家庭環境有莫大的關係。

這個研究對我們以上討論的問題也有一個啟示，家長不容許子女談戀愛，或許是害怕在戀愛期間搞出一個婚前懷孕，或是因為拍拖而令其無心向學，或精神上無法承受因失戀而得來的痛苦等等。可是，這其實是一個雞與雞蛋的問題，家長施加的壓力往往是這些問題的始作俑者。

就如波兒和宗介的「戀情」，也得先由雙方的母親同意，才能開花結果。戀愛需要及早實習，並需要得到父母支持，父母為子女妥善安排他們的未來，為何不包括愛情生活呢？

閱讀日本﹕天真的波兒 獻給低能的你 - 張彧暋

閱讀日本﹕天真的波兒 獻給低能的你
(明報)1月18日 星期日 05:05

【明報專訊】誰說宮崎駿動畫反戰、提倡環保、鼓勵親子關係、勉勵人生？《崖上的波兒》最近上映，我覺得相當適合下面兩類觀衆去看﹕

i)天真的小朋友；

ii)平常想得太多，但依然有童心的大人；可是，我覺得不適合以下人士收看：

iii)扮天真而其實低能的大人

香港社會的大人，毫不天真、普遍低能，卻誤以為低能是天真。因此，應該把本片列為倒轉的三級，18嵗或以上人士不得入場收看。

宮崎駿的動畫，理應是畫給小朋友看。第二類適合看他的動畫，是平常左思右想的大人。因為看動畫，能擺脫日常生活的真實感，稍微放鬆一下，回到童真的幻想世界。

宮崎駿明言，動畫與看似很真實的電影不一樣。跟照片不同，動畫不是「寫真」的藝術。日文的攝影就是「寫真」，但看似客觀的真實影像，其實經過刪剪、編輯，暗藏了導演與拍攝者的主觀意願。

宮崎駿的這套動畫哲學其實頗有洞見，認為高度勞動密集的動畫行業，之所以不是搞馬克思所講的異化資本主義，是因為動畫真的有解放人心的力量。動畫是人手畫的藝術作品，明顯是假的，因此，動畫很難騙你，也沒有攝影與電影的暗藏的政治意識形態。看完動畫，只是一場夢幻一場空，不會因此而相信。

動畫魔魅的解放與危險

問題是，動畫的虛幻，可能比現實更具真實感。一方面，宮崎駿認為，畫家透過自己的眼睛，畫出自己腦海的世界，其實比拍照更加接近人對這個世界的認識（見宮崎駿《出發點》；譯本﹕台灣 東販2006）。另一方面，他去年在記者會批評那位快將垮台酷愛漫畫的總理麻生太郎的時候，提到動畫既能把人從現實生活解放出來，也同樣能把人拉進虛幻。正因為如此，畫動畫漫畫，自己一班人躲起來搞，又或者跟同好分享一下就足夠了，沒有必然讓政府拿來到處宣揚。換句話說，動畫是魔法，既能解魅，也能令人再入魅。

宮崎駿相當明白其中的危險，而進入21世紀，世界似乎真的重入虛幻。日本 的文化評論人佐藤健志，在新近出版的《夢見られた近代》（近代迷夢）（NTT出版2008）中，就以「宮崎駿的論理之死」為題，指出他最近10年的幾套動畫，說得好聽，是愈來愈童真，說得不好聽，是愈來愈白癡。他指出，《幽靈公主》、《千與千尋》、《哈爾移動城堡》，故事一套比一套爛，受歡迎的程度卻一套比一套熱烈。所謂的「論理」，就是邏輯。論理之死，就是說，宮崎駿的動畫，不再講什麽故事了。

宮崎駿論理與倫理之死

你記得《哈爾移動城堡》說什麽嗎？一個阿婆跟一個美少年，不知道為什麽經歷過很多毫無理由的事情之後，最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完。恭喜恭喜。佐藤健志指出，整個故事就是一大堆飛機大炮炸來炸去，而竟然有人說這是反戰意識。美少年什麽理由都不用說就被逼走去打仗，他師傅原來是戰爭元兇，少女變了阿婆，要為此負責的敵人「荒地之魔女」卻變了同伴。總之要是比較一下原著就知道，宮崎駿根本打從開始就放棄說什麽有道理的故事脈絡，而且從無追究任何道德責任。這除了是論理之死，更是倫理之死了。

更可怕的是，佐藤健志認為，沒有比用世代論來分析這三部作品的終究保守性更好了。這三個故事的共同主題，都是上一代做了一些毫無道理的事情，搞了一個爛攤子出來，要後人來承受。《幽靈公主》中因為煉火槍的大嬸跟大自然搏鬥，少年人竟然無辜受到詛咒。而那麽可怕的人與自然大搏鬥，竟然被說成環保思想。《千與千尋》就更加離譜，父母吃了人家的東西，要女孩來承受責任。筆者聽過某些評論，說這是千尋的成長故事。佐藤指出，這根本就是上一代令下一代承受詛咒。如果這是成長故事，故事中千尋的父母最後該被拿來當作點心吃掉才說得過去。

三十年來不斷說宮崎駿的動畫反戰、提倡環保、鼓勵小朋友美好成長的成年人，看來是像被宮崎駿罵的大人一樣，一年看一百次龍貓，看得腦子都成腐海了。宮崎駿動畫不但不是什麽親子動畫，其實是宮崎駿老伯自己拍給自己看的成年人童話。

從家長大迷惑到日本主體論

佐藤健志指出，《千與千尋》中的油屋，根本是日本的自畫像，亂七八糟的東西文化交雜，無臉人面目模糊，小女孩千尋被逼成長而又對父母癡心一片，坐上在海面行走的電車，一輛名副其實駛往「海外」的單向通行電車，前往西方！其實，這幾套動畫，就是既崇洋、又覺得自己傳統只是僵化象徵的日本現代史組曲而已。

佐藤健志大概打中了問題核心。而必須注意的是，佐藤健志的批判對象，與其說是宮崎駿本人，不如說是一班永遠不想長大的日本小農觀衆而已。而這班成人觀衆，以為低能就是天真，還希望他們的下一代繼續低能下去。本書後話中，提到竟然真的有議員，拿這評論去質問文部科學大臣﹕「這幾套動畫中，上一代人的無知行動，令下一代人受到重大迷惑與被害，年輕人竟既不反抗亦不怨恨，而帶有這些強烈信息的動畫竟然受到歡迎。日本上下受到成年人毫無道理的行動與邏輯混亂的言論左右，故事完全說不通，這些動畫就是當今日本社會本身了。」

「而動畫與遊戲，本身就是一種現實逃避的fiction，而連fiction本身的論理邏輯也完全亂來，真可謂二重現實逃避。我認為當今日本真是一個高度現實逃避的社會…毫無現實感可言的小泉內閣，卻得到國民的高度支持，這可謂是一場噩夢。」而大臣卻答「我三套動畫都看過，但不知道你想問什麽…。」

我們面對的，是更可怕的一層政治意識形態﹕我們害怕政治，不說帶有意識形態的政治故事了，但連拍動畫都不說故事，這還可行嗎？當一切故事化成虛無，逃避思考，返回童真，我們就真的能避開政治思考嗎？

文 張彧暋

編輯 蔡曉彤

日記一則 - 劉健威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月16日
此時此刻
日記一則
劉健威

早上醒來，在床上假寐「聽」電視新聞。記者問布殊，卸任後幹什麼，他答道：「給勞拉弄咖啡，那會是不一樣的感覺。」這蠢蛋任內八年，這是最像人說的話。

我是個壞丈夫，有一點倒不壞—幾乎天天給妻子弄咖啡。要是這蠢蛋像我那樣，只懂給老婆弄咖啡，換了別人當總統，也許便沒有伊拉克戰爭、沒有金融海嘯、甚至以巴也不用打餐死……。

起床到家居附近的酒家嘆早茶看報紙。回家寫《信報》稿。到附近的健身中心做運動。

午餐到街市買了一尾幼鱗撻沙，着廚師加肥豬肉絲、葱菜絲蒸之，風味殊不俗。

倫敦大學亞非人類學系一博士生來做訪問，談飲食問題。說罷已將近三時半，回家趕「死線」。

泡一盅老火鐵觀音，寫某雜誌稿—從哥哥電郵得悉：「於昨日從×口中得知，可作題材。他有友人年逾七十三，其妻則少他三十載。苦於不能性滿足其妻，求助於×。要求他每周與其妻相好一次。由於早前某友人已讓其妻見到×，故其妻也已告其夫可接受×。惟因是其友，×說他不好意思去做。故事說來似真，他有否去做，則只有天知。」寫成短篇小說一則，當中頗多性心理描寫。

某雜誌銷路甚廣，且入家庭，我不刻意情色，但偶然挾帶走私一點情色，也甚過癮。

黃昏到藝穗會天台喝酒抽大煙，碰見Ｖ，稍語西九事，他尊重文化，曾參與西九，可惜調任，不與其事了。到樓下聽了一會鋼琴演奏。

到某老牌港式西餐廳晚膳，環境甚佳，東西他媽的難吃。

很平凡的一天，也很充實的一天，心理生理精神都覺舒暢，因為有享受有生產，有得着有付出。做人如此，夫復何求？

莊曉陽﹕以巴衝突 不是正義和邪惡之爭

明報
2009年1月15日 (四)
論壇
莊曉陽﹕以巴衝突 不是正義和邪惡之爭

【明報專訊】以巴衝突，是新聞的「票房毒藥」。傳媒的論述，永遠跟隨這公式：先是巴勒斯坦人、哈馬斯之流發動襲擊、發射火箭，以色列然後還擊，其間有多少平民傷亡，最後就由國際聲音，要求雙方停火。

為何哈馬斯要射火箭？巴勒斯坦組織為何要攻擊以色列？傳媒從來沒有提及。看新聞後，一般人也不明白雙方有何恩怨，為何打了數十年？

沒有一方完全正確或錯誤

以巴衝突，不是正義和邪惡之爭，而是兩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不幸地成為敵人，沒有一方完全正確或錯誤。要簡單解釋以巴衝突是不可能，只有追溯歷史才會理解，雙方仇恨為何這麼深，巴勒斯坦人為何要發動恐怖襲擊。

猶太人居於巴勒斯坦地(即以色列的國土)，始於舊約聖經年代，公元1世紀左右，猶太人起義對抗羅馬帝國失敗，猶太人被驅逐出巴勒斯坦地。直至19世紀末期，猶太復國主義興起，才有聲音呼籲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重新建國。

猶太復國主義者揚言，在巴勒斯坦建國最好，因為我們沒有國家(A people without land)，巴勒斯坦地則沒有人民(A land without people)。但實情是，巴勒斯坦地根本不是荒地，而是住滿了巴勒斯坦人。

由於雄厚的財力，猶太人逐漸把巴勒斯坦地上可買的土地都買下來，大多數的新地主都把土地上的巴勒斯坦農民趕走，只聘請猶太籍勞工。巴勒斯坦人才明白猶太人的企圖。

第一次世界大戰，經猶太人團體游說拉攏，英國政府1917年宣布聞名的《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公開承諾將協助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建立一個家園。巴勒斯坦的悲劇，由這刻正式開始。

一戰後，巴勒斯坦歸英國託管，英國滿以為巴勒斯坦地有戰略價值，既是埃及的緩衝地，甚至可能有石油。結果，巴勒斯坦什麼石油也沒有，只有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不斷的衝突，英國政府才醒覺，要巴勒斯坦政府正常運作又要幫猶太人在未來建國，是互相矛盾，根本不可能。

由於巴勒斯坦地實在太貧瘠，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也不多，直至納粹德國的抬頭冒起，猶太移民才顯著增加，但仍然遠不及巴勒斯坦人多。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也愈來愈嚴重。1936年，巴勒斯坦人終於爆發大規模起義反英，英殖民政府花了3年，二戰前夕才把起義鎮壓。

希特勒屠殺猶太人，讓猶太人復國的願望成真。劫後餘生的歐洲猶太人，有很多選擇要去巴勒斯坦(更多去了美國)，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人口，激增至接近三分一。戰後已近破產的英國，也不願意再無止境負擔管治巴勒斯坦的開支，巴勒斯坦的前途，就交由新成立的聯合國決定。

在美蘇兩國的支持下，聯合國決定將巴勒斯坦切開兩份，一個以色列國、一個是巴勒斯坦國，雙方的國土有如扭麻花形狀。巴勒斯坦人強烈反對，明明是他們佔大多數、也是世世代代居於此，為何要把一半土地，讓給新來的猶太人？但猶太人就支持方案，因為方案對他們有利，以小於一半人口比例，但就可以分到一半土地。

以色列立國後阿拉伯世界即宣戰

以色列在1948年宣布立國後，阿拉伯世界隨即向以色列宣戰，意圖消滅以色列國於萌芽時。但戰術失當及不團結，阿拉伯聯軍被以色列軍打敗，以色列甚至有能力攻佔額外的領土，及用恐嚇等手段，把領土內的巴勒斯坦人盡可能驅逐出境，又不讓躲避戰火的巴勒斯坦人於戰爭後重返家園。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就是在這天起產生。

剩下未被以色列攻佔的領土，就是約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帶。加沙給埃及吞併，西岸就被約旦吞併。

1967年，以色列在6日戰爭中再一次擊敗阿拉伯聯軍。這次，以色列吞併了加沙、聖城耶路撒冷、西岸、磘利亞的戈蘭高地及埃及的西奈半島。聯合國雖然通過決議，要求以色列由佔領的土地上撤軍，但以色列只是於1979年起由西奈撤軍。同時間，以色列又在佔領區內，建立眾多猶太人殖民區。

同時，巴勒斯坦人終於明白，建國只能靠自己，阿拉伯國家是靠不住的，阿拉法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法塔等武裝組織才相繼成立，並開始用恐怖襲擊等手段威脅以色列，以及讓國際社會明白，巴勒斯坦人要求建國的呼聲。

1980年代後期，巴解願意放棄消滅以色列，以色列也願意與巴解談判後，和平進程曾有一線曙光。在美國推動下，雙方終於在1993年簽訂奧斯陸協議，簽和約的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解主席阿拉法取得翌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冤冤相報 陷入新惡性循環

但雙方在和談後，分別在國內遇極大阻力，武裝組織哈馬斯堅決反對與以色列和談，但阿拉法無能力控制哈馬斯，拉賓更遭國內右翼分子刺殺。同時，有以色列殖民在西岸希伯崙的清真寺亂槍掃射，巴勒斯坦人又發動襲擊報復。奧斯陸和平進程終於胎死腹中。

公元2000年，以色列總理沙龍硬闖東耶路撒冷的阿克薩(Al Aqsa)清真寺後，終於爆發巴人大規模起義。以軍鎮壓毫不手軟，巴勒斯坦死傷數以千計，沙龍更以反恐為名，在西岸築起大量圍牆及檢查站，限制巴人的出入自由。

衝突的根源，在於以色列侵佔人家土地，這次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只是這段歷史的延續，冤冤相報，陷入新的惡性循環。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東研究碩士

書香 - 柳葉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月15日
上海通信
書香
柳葉

八十年代末，我上班的地方對面有一個修自行車的攤位，攤主四十多歲，為人挺和善的，每次看見他總是一身髒衣服，兩手油污。有一次，我的自行車壞了，請他修理，那天下班晚了，他已經收攤了，在我自行車上夾着一張紙條，讓我去某某路某某號他家裏取鑰匙。

待我找到他家，來開門的攤主已換了一身乾淨衣服（記得是穿一件睡袍），手裏拿着點燃的煙斗，與白天的攤主判若兩人，我差點認不出來了。房裏在播放交響樂，好像是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他請我進屋坐坐，喝杯咖啡。我因為急着回家，拿了鑰匙就走了。

當時我就想起剛讀過的汪曾祺的一篇小說《七里茶坊》，說是作者在農科院下放勞動（自然是文革中的事情），被派往張家口去掏公共廁所。「打好行李，挎包是除了洗漱用具，帶了一支大號的３Ｂ煙斗，一袋摻了一半榆樹葉的煙草，兩本四部叢刊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白天掏糞，晚上燈下抽煙斗，讀杜甫，那是特殊年代的一個場景，想不到我幾乎看到了同樣的場景。

去年七月創刊的《上海書評》周刊，每期最後一版叫「海上書房」，介紹上海各類職業的愛書人家裏的書房，有照片有文字。介紹過著名的學者、作家、畫家、編輯、銀行家、主持人，也有普普通通的市民，而我尤其感興趣的正是這些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有個二十九歲的公司職員，住在窄小的老房子裏，藏有一萬多冊書，把原本不大的房間放得滿滿的；還有一位退休工人，曾是八級鉗工，業餘時間幾乎都花在買書、讀書上，家裏已經有上萬冊書，仍在不斷買進，老伴和女兒因為家裏沒地方放，嚴格控制他買書，不給他零用錢，但他還是省下一點零花錢用來買書。從照片看，這些普通市民的所謂書房，都很簡樸，他們的愛書，是真正發自內心、毫無功利的愛。看了很讓人感動。

書香，本不應該僅僅飄蕩在教授學者的書齋裏，而也在公司小職員家，在退休的八級鉗工家，在千千萬萬的普通市民家。

李楚成﹕課堂上的中英混用應否被禁止

明報
2009年1月12日 (一)
論壇
李楚成﹕課堂上的中英混用應否被禁止

【明報專訊】香港是雙語社會，中英混用(俗稱中英夾雜)是正常的雙語現象。無論課堂內外，都有很多誘因，說明為何具一定水平的雙語人在說中文的時候，很難避免用上英語的片言隻語，這便形成中英混用。例子可謂隨手可拾。如某財務廣告中的口號「卡數Easy Go」，又或是某炉液的電視廣告用語「讓肌膚每天做spa」，均說明中英並用乃本地廣告語言之一大特色，廣為普羅大眾所接受。

社會上中英混用的例子固然屢見不鮮，課堂上的中英混用，亦相當普遍，常見的誘因如英語教師用學生較為熟悉的母語解釋課文，強化他們的雙語詞彙(financial tsunami, 金融海嘯；melamine, 三聚氰胺)，維持課堂秩序，以至表達對學生的關愛等。然而自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課堂上中英混用漸漸被簡單地定性為構成學生語言能力下降的重要因素，必須盡量避免使用。

根據教育局的指引，教師用英語教學的同時，若被發現中英混用，輕則受到口頭警告，重則影響其教學表現的評估。同樣地，指引規定母語教學的教師應該採用純正的中文(廣東話或普通話)，不應夾雜英文。

指引歸指引，無論教學語言是英文或中文，如上所述課堂上用上其他語言的教學誘因極多，這就產生一大矛盾：教師出於教學上的需要，不得不轉換語碼，但教學語言的指引往往令他們不能暢所欲言，擔心隔牆有耳，給巡校的校長留下不良印象，對他們教學能力的評估帶來負面的影響。更甚者，指引的存在令轉換語碼的教師感到不安，不知中英混用會否影響學生的語言能力發展。試問這些跟教學語言有關的憂慮當前，教師又如何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教學所長呢？

普羅大眾對中英混用的成因欠缺了解，但社會上對中英混用這現象一般持否定態度，認為是未能掌握中英文標準用語的表現。這一點從大眾及媒體如何看待中英混用的報道可見一斑。如去年的立法會補選期間，陳太和葉太的支持度呈拉鋸之勢。根據香港《經濟日報》2007年11月6日(頁A27)的一篇報道，標題為「陳太民望反彈領先葉太6%」，文中引述湯家驊表示，「陳太正積極準備周四的辯論會，為針對陳太英文較中文熟練問題，訓練以議題對答為主。他笑言，助選團為陳太準備時，曾考慮若陳太說話時中英夾雜便要罰錢」。這就說明政治人物在公開活動期間中英混用的話，會影響公眾形象，被視為不當的語言習慣，應盡量避免。

禁中英混用對資訊流通有否幫助？

類似的例子很多。這些例子說明，中英混用一般被視為不健康、病態的語言行為，應當禁止或盡量避免。問題是，香港的教育以英文為主導，絕大部分外來的信息及新鮮事物都通過英文傳播、吸收，以至在不同的社群中直接廣泛採用，尤以資訊科技領域為甚。如YouTube, Facebook, iPhone, iPod等，仍未有可用的中文翻譯。可以想像，禁止中英混用的話，這些用英語直接表達的新事物便不能宣之於口，試問對資訊的流通及思想的交流是否有幫助呢？

筆者相信，中英混用的社會成因頗為複雜，不能杜絕。同樣地，在很多情下，課堂上教師及學生均有需要通過語碼轉換來達至教與學的最佳效果。語碼轉換在課堂上遭到禁止，這政策未能讓具雙語能力的教師在上課時充分發揮他們的雙語優勢，這不是幫倒忙嗎？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英文系教授

趙耀華﹕獨家專訪亞當斯密

明報
2009年1月9日 (五)
論壇
趙耀華﹕獨家專訪亞當斯密

【明報專訊】去世200多年的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最近復活了，《自由市場雜誌》第一時間獨家專訪。記者在一番寒暄之後問到：「斯密先生，我們香港讀者對你在《國富論》一書中『看不見的手』的比喻十分拜服，您能介紹一下這個觀點的來龍去脈嗎？」

「看不見的手」出處

「看不見的手？什麼看不見的手？」斯密有點狐疑道。

記者同樣感到狐疑，忙覑解釋道：「 那是您在《國富論》中用到的一個比喻，自由市場在沒有政府干預之下就能達到效率最大化，就好像有一無形之手在背後操縱一樣奇妙，這是您書中的中心思想啊！」

「記者先生，我實在記不起用過這個比喻，你能再告訴我這個比喻出現在什麼章節嗎？」斯密一邊翻書一邊問。

記者深感不妙，他雖然是自由市場的信徒，卻從沒有認真讀過斯密的著作，心裏想那應該是在書的開頭或者是結尾的章節吧，卻又不敢肯定。

斯密突然跳起來：「啊，我終於記起了！我的確用過那個比喻，《國富論》共由5冊組成，它在第四冊中談到貿易保護主義那一部分出現過一次，你們香港的讀者真是滿腹經綸、學貫中西，竟然對在這麼隱秘地方出現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比喻都注意到……既然你們對我的自由市場思想那麼感興趣，那我便談談它的來源吧。你知道在我4歲即1727那年世界發生了什麼重大事件嗎？那年偉大的物理學家牛頓去世。簡簡單單的牛頓力學，卻把天體的運動、地球上的潮汐現象都解釋得一清二楚。我們時代的人都深受牛頓力學的影響，認為人類社會也受覑幾條簡單規律支配，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去發現那幾條規律……你們有所不知，我年輕時研究過天文學，在一篇有關天文學歷史的手稿中，還第一次用上看不見的手的比喻，以代表天體運行的規律呢！」

何時應提自由貿易

記者見斯密終於記得，還具體指出了和自由貿易的關係，便忙不迭問到：「現在不少國家的大小NGO 都在反對自由貿易呢，這實在使我們自由市場的信徒深感不安。斯密先生，您能不能講解一下自由貿易與國家富強的關係呢？英國是怎樣通過自由貿易令國家富強起來呢？」

斯密回答道：「這個問題你們的教科書沒有教嗎？我的觀點叫絕對優勢理論，如果一個國家的生產力超過貿易對手的時候，即具有絕對優勢的時候，對外實行自由貿易就對它有好處。我所處的時代，英國的製造業已經或者正在取得世界領先地位，這正是鼓吹對外實行自由貿易的時候！」

「英國是先取得經濟強國地位之後才鼓吹自由貿易的，而不是通過自由貿易令國家從貧窮變成富強的。英國原本是稍稍落後於歐洲大陸的國家，但至晚從15世紀末的都鐸王朝開始(特別是亨利七世和伊利沙伯一世)，便有系統地通過保護主義、補貼、專營權、政府派出工業間諜，以及各種政府干預來發展英國的羊毛織造業。那時候英國靠出口羊毛換取進口貨，而羊毛織造業——那時候的High Tech——的中心則位於低地國家(現在的比利時和荷蘭)。」

「亨利七世派員到各地物色適合發展羊毛織造業的地方，他又以高薪挖角，把低地國家的技術工人請到英國，同時又提高羊毛原料的出口稅，甚至有段時間完全禁止衣服半製成品出口，目的是鼓勵本地羊毛加工業的進一步發展。英王並沒有期望短時間趕上對手，因此只有在自己有能力處理更多羊毛原料的時候才提高其出口關稅，當發覺能力高估了的時候，則不得不降低。如此這般，直到1578年的時候(伊利沙伯一世統治的中期)終於具備了足夠的處理羊毛的能力，英國才對其出口採取全面禁運，在缺乏原材料供應下，低地國家的競爭者迅速走向敗亡。但此時距離亨利七世最初實行積極干預政策時差不多有100年了……」

資本主義的前途

記者愈聽愈驚訝，向助手打了個無奈的眼色之後道：「斯密先生，你的思想實在令我大開眼界，我想接覑問個讀者最為關心的問題，在眼下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香港的小市民正惶惶不可終日。資本主義還有沒有前途？不知您能不能指點一下迷津？」

斯密面色大變，站立不安，過了整整一刻鐘，才緩緩說道：「我還以為資本主義這個歷史時期已經結束了，你們的訪問不過是想研究經濟思想史而已。現在才知道，你們是想借我名聲來振奮一下你們信徒的信心。你以為我會這樣做？那你們實在太不了解我了。」

「真奇怪，你們對一個比喻津津樂道，對更明顯的東西卻熟視無睹。我在出版《國富論》之前就出版了《道德情操論》。前者從利己的本性出發，論述了利己主義的利益觀；後者從人具有的同情心出發，論述了利他主義的倫理觀。利己與利人是一體兩面，缺一不可。令人遺憾的是，你們把《國富論》奉為聖經，卻把我更推崇的《道德情操論》完全忘記了。同情心是道德行為的基礎，如果社會缺少了這一基礎，這個社會就會迷失方向。」

「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是由無數小生產者和地主紳士階級所構成的資本主義，那裏沒有大公司，沒有大財團，資本家更非當權者。在這個國度，市場只佔社會關係的一小部分，此時讓人們自己照顧好自己，那就是最合適不過的安排；我在《國富論》中用了self love 這個詞，而不是self interest 或者 selfishness就是這個意思。這種基於自利的市場與利他主義的倫理觀並無衝突。但是，一間銀行倒閉可以動搖整個國家經濟，一個CEO可以拿幾百萬美元的分手費，這樣的市場既非我所鼓吹的自由市場，事實上也不配稱為自由市場……」

「快把這個騙子拘捕！他冒認是亞當．斯密，又危言聳聽，意圖製造動亂！」 記者的昘喝聲把斯密煞住了。此時「假斯密」才注意到幾個破門而入的警察！

「救命呀！救命呀！我不是騙子呀！我真的是亞當．斯密呀！」

作者按：為免讀者誤會，亞當．斯密其實沒有復活，亦沒有《自由市場雜誌》此書。這個訪問只是杜撰的故事。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村上春樹說跑步的事 - 博念

信報財經新聞
2009年1月7日
書評
村上春樹說跑步的事
博念

創作來自紀律，尤其是當你自知不是那些天才級的創作者。可村上春樹認為，要寫得好的文章、好的小說，你仍必須有一定的才華。沒有才華，再給你多少時間也沒有意思。那些還未至是天才型的創作者，仍得要付出相當的努力，才能保住穩定的創作產量。但穩定的創作產量又從何而來？

當一個如村上春樹般的作者，有不少著作都屬於長篇創作，同時卻發現自己隨年歲增長，創作力明顯下降時，可以做的是什麼？打從三十多歲開始，村上春樹選擇了長跑。若自認不是天才的村上，真的是從長跑這種律己式的訓練，而令已年近六十的他，寫作生命得以歷久不衰，我們便更應認清村上春樹的這段road less travel是怎樣走出來。

十多年前，友人極力推薦《挪威的森林》，自己卻因為故事過於王家衛式的虛無而被迫中途離場，之後再沒有拈上他的任何作品。直到在美國波士頓的哈佛書店看到這本村上的翻譯新著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台灣中譯本名為《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才有機會認真的看看他的寫作。這一回，與十多年前的感受完全不一樣。
跑步人生 非關意志

這書是由十多篇有關村上練習長跑的個人感受集結而成的札記。對於此，我驚訝萬分，村上春樹不單是一個長跑者，而且是一名非常律己的長跑家。他基本上每天都跑，跑了二十五年，據他所說，他每天平均會跑六哩（即大約二十四個四百米足球場跑道那麼長），扣除下雨天或特別事故，一個月累積下來會跑一百五十哩，某些月份，更可跑到一百八十哩！過去二十年，村上跑遍世界各地，日本、波士頓、夏威夷、紐約、希臘等等，還參加過二十三年的馬拉松比賽。作為能夠在三小時三十分鐘之內跑畢二十六哩的日本人氣作家，村上春樹實在不是過着某種放浪形骸的生活。

若然這只是一本單純有關長跑的著作，縱使是來自明星級作者手筆，也不會有太大的回響。能讓我這樣的一個非長跑者，同時又是一個非村上迷拿起此書，是因為村上體會到，寫作與跑步有着頗多哲學層次般的類同，而不是在推崇一種「跑步對我們好，所以我們齊來跑吧」的信仰。因此，當很多人認為要自己每天都能踏步慢跑六哩，必定要有很強的意志，村上卻指出意志不意志並非能夠持續之關鍵，只是，他覺得，跑步適合他而已，所以他繼續跑。

若我們每天都在做一些不喜歡做的事，無論你有多強的意志，終歸會放棄。同樣，村上能夠寫作二十多年，是因為他喜歡寫，寫他喜歡寫的東西。這個觀點，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其有說服力的因果。一直以來，一般人可能會認為一個作家的生活是沒有規律的，是我行我素的，是不受束縛的，是一種不折不扣的自由創作。自由自在到根本不會與紀律打交道，更何況村上春樹是位喜歡描述虛無主義，以「浪人」為主角的小說家。很難想像到他的長跑，是他作為一個當紅二十年的長春小說家背後的殺手級武器。
我是機器 只管向前

全書的章節是由2006-07年期間斷續撰成的，村上在每章都用上很細緻的筆鋒，描述他的長跑經歷。例如其中一章憶述他花了十一小時四十多分鐘完成在北海道一場路程長達六十二哩的「超級馬拉松」，村上形容這比賽是瘋狂的，而且一生人只能承受一次這樣的長跑。

村上娓娓道來的不是箇中的趣事，而是他如何在三十四哩後，身心疲累，雙腳不住地痛。村上在極度痛苦下，形容自己猶如行屍走肉，但仍不願以步行代跑，雖然沿途有不少參賽者已轉為步行。但村上堅持要跑下去，縱使他感到雙腳已經不屬於他。過程中，村上不停重複「此刻的我不是我，我是一台機器，我不需要有感覺，只管向前吧」，這樣的洗腦式口令。不知管不管用，但最後他仍能捱過終點。

一方面，村上描述事件，同時他也為整件事填上他的感受，有時候是一些幽默的體會，有時候是極富哲學性的反思，有更多時候是連結到他的寫作過程。總之，村上令其筆下所描述的長跑活動，變成了一件很不平凡的事。雖說村上表明他並非在推廣一種政治正確的體育觀（他的確不是），他只是說明長跑如何佔有他生命中一個重要的部分，而若然沒有這個部分，他可能沒有如此精采的人生。

從探索人生意義的角度討論長跑，我相信有更多人會因此而穿上跑鞋，體驗一下這種人生。就誠如蘇格拉底所說：不被驗證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多謝村上，他啟動了我的跑步人生了。